由我来写一部社会主义政党的历史是不适合的。不论是铺叙它们兴衰的背景，还是描绘它们解决问题的方式，需要有比我更宽广的视野和更有力的手笔才行。而且，要做这项工作的时机尚未来到：虽然过去20年间已经产生了许多有价值的论文，让我们知道某些特殊形势下和特殊方面需要了解的知识，但还要做大量研究工作，才能写出符合学术条件的现代社会主义活动史。为了补充本书以上诸篇中所说的许多见解，并把它们放置在恰当的位置上，提出某些史实是需要的。我在研究中或亲身观察中发现的另外一些要点， (1) 我希望把它们提出来，因为它们本身看来使人感兴趣。由于以上双重原因，我收集了如下的一些片断，即使一鳞半爪，希望它们能指明整体的轮廓。
不是每一位读者——甚至不是每一位信奉社会主义的读者——赞成我收集的片断给予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地位。我乐于承认在这个问题上我有个人的偏见。在我看来，社会主义政策的魅力所在——使政策特别值得注意，并使它具有自身知识上和道德上的尊严的东西——就是它与学说基础有清楚而密切的关系。至少在原则上，它是由行动或无行动来执行的理论，而有无行动取决于对历史必然性认识的正确与错误（见第1篇）。甚至为了权宜之计和仅从策略上考虑，也带有那种不能消除的特性，并且总是按那个原则进行讨论。但所有这些只有马克思主义那一正统是真实的；在资产阶级众多学说里，当然没有比人们意味深长地称之为“哲学”激进派的边沁激进派更真实的了。所有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团体或多或少和别的团体和政党差不多；只有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者始终服膺那个对他们来说包含所有问题全部答案的学说。读者能够理解，我并不无条件赞美这个态度。很可以称它为狭隘甚至幼稚。但各类教条主义者，尽管他们没有实干能力，他们有某种美的品格，足以使他们超出一般政客，而且他们拥有的力量源泉，是一般政客绝不能懂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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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些要点之一已在本书其他地方加以论述。见第20章。
第二十四章 未成年期
社会主义学说中某些根源大概和最早言之成理的思想一样古老。只要这些学说没有办法使任何人信服社会发展过程必然导致实现社会主义的话，它们是美丽的或可怕的幻梦，是由接触社会现实产生的无力的渴望。只要它与现存的或潜在的社会力量源泉没有确定的接触，社会主义者的努力等于对着荒野说教——柏拉图式的说教，没有一个政治家需要为之操心，没有一个社会过程的观察家需要把它列入能起作用的要素。
这就是马克思批评先于他的或与他同时的提出竞争性教义的社会主义者的要旨，和他为什么称他们为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理由。理由不全在他们的许多计划是显然的怪念头或者都在知识上低于一般水平，而是因为这些计划根本上没有执行过也不能执行。有一些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而不需要翻阅大量文献。这些例子还足以表明，马克思判断的错误达到多大程度。
托马斯·莫尔爵士（1478—1535年）的《乌托邦》直到19世纪上半叶一直被广泛阅读、称赞甚至抄录。它表明卡贝和贝拉米的成功。向人们展示一幅朴素、高尚和平等社会的图画。那个社会恰恰和莫尔时代的英国社会相反。书中的理想只能是一种批判社会的文学形式。也许我们不必把它看做莫尔想望的实际社会计划目标的表现。但是，如果它真的被人们这样理解——过去是这样理解的——困难不在于它的不能实行。在某些方面它并不比现时田园诗式的社会主义更少实际可行性。例如，它正视权威问题，它坦率地接受较低的生活标准的前景，无疑还把低标准称道为美德。真正的困难在于书里不想指出，社会怎样逐渐趋向那个理想境地（除非可能通过信仰上的改变），或者什么是产生理想境地所依靠的真正要素。我们可以喜欢或憎恶这个理想，可是我们对它不可能做出有影响的事情。把实际问题的解决寄托在空洞的理想上，是难以据此建立政党和制订政纲的。
另一种类型可以以罗伯特·欧文（1771—1858年）的社会主义为例。欧文是一位制造商和实际改革家，他不满足于想象——或采取——小型自给自足社会的思想，在那种社会里人们根据共产主义原则（按此词的最大胆意义）生产和消费自己的生活资料。他实际上着手去实现他的想法。首先他希望政府有所行动，然后他试图建立一个典型来实施他的计划。所以看来他的计划比莫尔更能实行；它不仅有理想，它还有通向理想的桥梁。可是实际上，这种桥梁只有助于更明确地说明乌托邦主义的性质。因为不论是政府行动还是个人努力都作为天外飞来的救星引入——这件事之所以必须要做，只是因为某个人认为它值得做。指不出或无法指出有任何社会力量为这个目标努力。没有土壤供给玫瑰花生长。让它们饱餐人们对它们美丽的称赞吧。 (1)
这番话同样适用于蒲鲁东（1809—1865年）的无政府主义，只是他学说中确切的经济学错误要比轻视经济学论证的其他无政府主义的经典著作明显得多，不论是强调自由的和无政府的个人合作，还是强调为个人合作开辟道路就要完成破坏的任务，他之所以能避免推理错误主要在于他避免推理。像“诗人、精神病人和爱好幻想者一伙人”那样，他们在本质上做不了任何事情，除非捣乱社会主义计划和在革命激动形势中增加混乱。马克思对M．巴枯宁的所作所为，感到厌恶，有时还掺杂着绝望，是容易得到同情的。
但无政府主义是带有复仇心理的乌托邦思想。我们提到这种病态的乌托邦思想，只是为了把事情说清楚，即这种14世纪心理状态的复活，不应该与真正乌托邦社会主义相混淆，后者在圣西门（1760—1825年）著作中有最精辟的阐述。在他的著作中，我们发现理智与责任心结合成强大的分析力。设想的目标并不荒唐也不虚幻。欠缺的是方法。他建议的唯一方法又是政府行动——在当时，由政府采取行动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点子。
如果人们同意这样的看法，那么结束社会主义未成年期的巨大转折，事实上必然和卡尔·马克思的名字及著作联在一起。倘若这种转折有可能确定时间的话，我们可以把它定在《共产党宣言》的出版（1848年），或者定在第一国际的成立（1864年）。就是在那个时候，理论上的标准和政治上的标准都可以严肃地说是符合了。可是一方面，这个成就只是总结了几个世纪未成年期的发展，另一方面这个成就以特殊方式使这些发展公式化，那种方式也许在实际上（肯定不是在逻辑上）是唯一可能的方式。因此，正统社会主义对未成年期一些人的判断必须在某种程度上予以修正。
首先，如果说几个世纪里的社会主义计划方案全是梦想，那么方案的大多数是合理化了的梦想。个别思想家在合理化上取得或多或少完美成功的，不单单是他们个人的梦想，而是非统治阶级的梦想。因此，这些思想家不是完全生活在云端上；他们也帮着把在下面打瞌睡但准备苏醒过来的人带到上面来。在这方面甚至无政府主义者——可以追溯到活跃于许多修道院中，更多活跃在方济各会第三级教士团体中的中世纪先辈——也有马克思主义者通常不给予他们的重要性。他们的信仰在正统社会主义者眼中不管如何低贱，但推进社会主义的力量许多来自由他们呼喊出来的那些饥饿——而不贪婪——的灵魂 的非理性渴望，甚至到今日还是如此。 (2)
第二，未成年期的社会主义思想家准备了后来证明有用的许多砖块和工具。社会主义社会这个思想毕竟是他们创造的，由于他们的努力，使马克思和他的同代人能够像讨论每个人都熟悉的东西那样讨论社会主义社会。而且许多空想社会主义者做得更多，他们制订了社会主义计划或某种社会主义计划变种的细节，以此系统地阐述各种问题——不论怎样不恰当——和清理许多场地。甚至他们对纯经济分析所作的贡献也不能轻视。它为没有它便会黏滞得无法下咽的布丁提供十分必需的发酵剂。何况许多分析简直是专门的著作，改进了当时的理论，对马克思大有好处。精心阐述劳动价值说的英国社会主义者和准社会主义者——如威廉·汤普森等人——就是最好的例子。
第三，并不是被马克思指定为空想社会主义者那些人，与群众运动全无接触。某种接触是不可避免地由这样的事实促使的，那就是使知识分子的笔动起来的社会和经济条件也将使某些团体或阶级动起来，包括农民、工匠、农业劳动者或甚至流浪汉和暴徒，许多空想社会主义者与他们建立起十分密切的接触。16世纪革命时，农民的要求是由知识分子系统阐述的，在嗣后几个世纪里，知识分子与农民的协调和合作逐渐变得更加密切。法国大革命时期唯一纯社会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格拉古”巴伯夫（“Gracchus”Babeuf），被认为是对政府十分重要的人物，1797年送他上断头台加以表扬。这种情况在英国也有最好的例证。我们只需要从这个角度来比较17世纪的平均派运动和19世纪的宪章运动就可以理解。在平均派运动中，温斯坦利以个人身份参加和领导这场运动；在宪章运动中，大批的知识分子组成一个团体行动，虽然他们的合作最终集中为基督教社会主义，它不是完全脱离当时群众运动的一批学者的秘密活动。在法国，1848年路易·布朗的行动提供了最好例子。所以在这方面也像在别的方面一样，乌托邦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只是程度上的不同，不是性质上的迥异。未成年期社会主义与阶级运动的关系是偶然性的，一般说来不是根本原则，阶级运动与马克思及马克思以后社会主义的关系，显然是根本原则性的，类似政府与常备军的关系。
还有非常重要一点要提出来，我希望它不会是一个障碍。我曾经说过，断言存在朝向社会主义的趋势 (3) 和它与现存的或潜在的社会力量源泉有永久性的接触——建立社会主义的两个必要的严肃的政治要素——的学说肯定是在19世纪中叶的逻辑上不是唯一可能的方式建立起来的。马克思和大多数同时代人坚持认为，工人阶级是积极与这种趋势有关的唯一阶级，因而它是社会主义者可以开发的唯一力量源泉，正是这种观点使他们的学说带有一种特殊的倾向性。对于他们来说，社会主义主要意味着把工人从剥削中解放出来，而“工人的解放必定是工人阶级自身的任务”。
现在不难理解，为什么工人利益的获得，作为一个实际命题，较之任何其他事业更能吸引马克思，为什么他的学说根据工人利益为中心而形成的原因了。但这个思想甚至在非社会主义者的心中也植根甚深，以致完全抹煞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解释清楚的某些事实，即工人运动虽然经常和社会主义联结在一起，但直到今天仍与社会主义有区别。事实证明，社会主义者要在工人世界建立势力范围，尽管在他们信条中认为是理所当然之事，还是绝不容易的。无论如何我们可以解释这些事实：应该清楚的是，工人运动在本质上不是社会主义的，正如社会主义不一定是工人的或无产阶级的。这并不令人惊异，因为我们在第二篇中业已见到，虽则资本主义过程缓慢地使经济生活以及别的许多事物社会化，但这是整个 社会机构的变化，社会的所有 部分受到同等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工人阶级的实际收入和社会重要性都有提高，而资本主义社会却变得越来越没有能力应付劳工难题。但这个观点是马克思描绘的工人被日益难忍的苦难赶进伟大革命的图画的蹩脚的代替品。如果我们丢弃这幅图画，懂得工人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所占份额的实际增加，我们将不可避免地认为以进化的逻辑向工人阶级作特别的号召没有多大意义。更难相信马克思主义指派给无产阶级在社会戏剧大变动中的任务。如果转变是渐进的，无产阶级要做的事情极少。如果发生伟大革命，无产阶级只能被说服被恐吓表示同意。矛头由知识分子在半犯罪暴民支持下组成。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想法只能是“空想”——正像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任何信仰一般，都是空想。
马克思与他的大多数先辈不同，他意欲使一个现存的运动（不是梦幻）合理化，他和他的继承人确实部分控制了这个运动，这点基本上仍是正确的，但他和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差别比马克思主义者要我们相信的更小。如我们已经知道，空想社会主义者思想中有较多的现实主义，而在马克思思想中有较之他们承认的更多的非现实主义的梦想。
根据这个事实，我们将更加看重未成年期社会主义者的见解，因为 他们并不唯独强调无产阶级的作用。特别是，在我们看来，他们对政府和对无产阶级以外各阶级的期望要比马克思看来较少幻想性、较多现实性。因为国家，它的官僚机构以及管理政治机器的集团，对于寻找社会力量源泉的早期社会主义者看来是有光明前景的。现在应该清楚，他们很可能有和群众相同的“辩证的”必然性走上所想望的方向。而且，我们称为费边社会主义的资产阶层的赘疣也是有启发意义的。 (4) 马克思所选择的社会动力就这样产生了一种特殊情况，这种情况虽然实际上极为重要，但在逻辑上与正统社会主义者眼中属于骗局和异端的其他情况一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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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夏尔·傅立叶（1772—1837年）的同类计划的情况也一样，但不是每个人会称他的计划为社会主义，因为在他的计划中工人只能得到社会产品的5/12，其余都拨作资本和经理费用。虽然计划本身这样划分是考虑到现实情况的值得称赞的意图，但可笑的是工人在那种理想状况下的条件比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实际状况更坏。例如在战前英国（见A．鲍利，《工业产品的分配》，1921年，第37页），制造业和矿业中，160镑以下的工资和薪金占净产值的62％，160镑以上的薪金占净产值的68％。当然傅立叶的理想主要不在经济上，但就经济问题而言，这件事很好地说明，在改良主义者的信条中，对资本主义事实多么无知。
(2) 这就是为什么受过训练的社会主义者想努力舍弃他自己承认是未受教育信仰者信条中毫无意义和全属幻想的思想但从不完全成功的原因。社会主义受欢迎的魅力不是产生 于能合理地证实的东西，而显然产生于资产阶级与社会主义经济学家一致予以谴责的那些神秘的异端邪说。社会主义者试图远离那些邪说时，他不但对推动它的浪潮毫不领情，而且它还招来浪潮力量被其他方面利用的危险。
(3) 要知道这句话的确切意义，读者应再次翻阅第一篇和第二篇中我们的讨论。这里它意指两件事：第一，真正的社会力量独立于人们的愿望，它有助于建立社会主义，所以社会主义将日益获得实际命题的性质；第二，既然如此，采取社会主义路线的政党目前 就有活动的空间。第二点将在第25章里加以讨论。
(4) 见第26章。马克思主义者自然会回答：那些现象仅仅是真实现象的派生物，仅仅是无产阶级大步前进的结果。如果这么说的意思就是指后者是在过去和现在一直产生前者的形势中的要素之一，那是正确的。但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命题并不形成一个反对意见。如果这么说的意思是指无产阶级和国家社会主义之间只有单向的或纯因果的关系，那么这个命题确实形成一个反对意见，但它是错误的。第二篇内描写的社会心理过程，不用任何自下而上的压力，就将产生国家社会主义和费边社会主义，它们反过来甚至会有助于产生那种压力 。正如我们将马上见到，有道理这样发问，没有政治上的同情者，哪里会有社会主义？可以肯定，没有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有别于工会型的劳工运动）是不可能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