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治世界的是很少的一点儿智慧
上节谈了战争对我们时代社会结构和对正统（即非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团体的地位和前途的影响，现在（1946年7月）还能再说上一些。到1942年7月，事情已很清楚，不论各社会主义团体 命运如何，总会出现另一次向社会主义制度 的大踏步迈进，这一次的迈进也出现在美国。同样清楚的是，现存社会主义团体的命运决定于战争的持续时间和结果。最后还提到，如果战争以英美俄联盟彻底胜利告终（意指敌人无条件投降），正统社会主义遭遇的结果将根据斯大林是否以真正胜利者出现还是全部荣誉归英美而有所不同。要是发生后一个情况，德国社会民主党型的正统社会主义或英国型的劳工政党将有极好机会改善它们在欧洲大陆的地位。
斯大林是东欧已经出现的主人。英国和美国争取在中欧和西欧保持其势力。社会主义政党和共产主义政党的命运反映了这些事件。但还有极大地影响全世界社会局势的另一个要素，那就是可以断定有利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美国经济发展。因此，本章首先论述正统社会主义和劳工主义的地位，特别论述英国的形势；其次论述美国引人瞩目的工业成功可能产生的影响；最后论述俄罗斯政治成功的可能影响。所以我们的议论自然地分作三个部分，即
Ⅰ．英国和正统社会主义
Ⅱ．美国的经济可能性
Ⅲ．俄国的帝国主义和共产主义
Ⅰ．英国和正统社会主义
许多事实表明，不计俄国因素，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欧洲社会局势的影响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相似，只是更为强烈。也就是说，我们将看到现有的向社会主义生产组织（本书限定意义上的 ）发展的趋势加快。
这些事实中最重要的事实是英国工党的胜利。如在上一章中业已指出，这个胜利在意料之中，不会使任何人惊讶。这个胜利也不比我们预期的更加完美。由于英国选举制度的性质，实际议席再分配很容易示人以夸张的画面。工党得票约1200万张，保守党为1000万张。自由党的好日子当然已经过去。但仅存的十几个自由党议员所代表的选民超过任意挑出来的72个工党议员所代表的选民。换言之，在比例代表制下，工党并没有占有超过保守党与自由党加在一起的议会多数，而且工党—自由党的联合能得到宽余的多数。英国选举制度的基本原理在于产生强有力的政府，避免出现相持不下的僵局。这个例子里的情况就是这样。但在估计什么在政治上可行，什么在政治上不可行时，与议会形势不同的国内形势依旧是需加考虑的事情。这个明显的推论由于下列事实而加强：即比官方工党更激进的团体在选举中显然未能改善它们在议会中的地位：独立工党刚好保持它的三个议席，共和党（Commonwealth）加上共产党失去它们原有四个席位中的一个。鉴于存在许多期待“激进化”的理由，这一情况确实值得注意，也是英国政治成熟得令人瞩目的证据。
这种形势必定会表现出来。事实上它已经在内阁的面貌和在采取或预示的措施中表现出来。请读者重读一下本书上文《立法前的社会主义政策》中的内容（第19章，第4节）就能看到，首先，工党想做的或提出要做的全部事情全都符合那段文字简略举出的纲领的精神和原则；其次，实际做法没有走得这样远。特别是英格兰银行的国有化是极有意义的象征，因而可以算是令人注目的历史里程碑。可是这件事的实际重要性可以说等于零：这家银行自从1914年以来一直是财政部的一个部门，在现代条件下任何中央银行都和它一个样。其他如煤业法案或充分就业立法，在英国几乎不再争论。工党政府处理这些事情的方式或者可能采取的方式，推测起来会得到几乎普遍的同意。对根本原则问题的辩论无疑会使严肃的工作活跃起来；这不是因为这些问题或对这些问题的分歧十分重要，而是因为没有它们政府和议会将无所事事，名存实亡。这一切均是应有之义。无疑这又是“管理资本主义”的做法，但由于这场战争，还由于时间的推移，这样做的时候目的更加明确，措施更加坚决，并且更清楚地看到最终消灭私有企业的前景。无论如何有三点应予特别注意。
第一，显然，政治行动与社会及经济形势事实这种几乎理想的一致性是非常重要的，从私有财产社会的立场来看是非常危险的。不论知识分子极端主义者可能怎样说——当然工党政府的态度使他们有事可做——向社会主义英国迈进的步伐更加坚实了，因为对此胡说八道是不大听到了。认真负责地采取的步伐，绝不会往回退。除了从外部来的扰乱，有可能避免出现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灾难。如果政府成功地把握住它的路线，它将恰当地完成处在权力不足的工党政府（如麦克唐纳政府，见上文27章第4节）的任务和未来工党政府（它将占有议会多数和选民多数）的任务之间的任务。这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唯一希望，欧洲大陆的这种希望当然会因英国范例而多少得到加强。
第二，在上一章我们曾经提到，早期的社会主义思想家绝不能预计到，也不能期望他们预见到，会出现政治权力硬塞给工人而资产阶级受害者会向工人要求保护的局面。我们还提到一件他们不能预见的另一件事，即证明不需正式 破坏资本主义制度的法律体制，只使用诸如税收和工资政策这种非激烈革命手段就有可能征用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结构。战时税制和战时控制肯定不能完全保留。但从那些措施上后退，可能会在能自动完成某些最受欢迎的社会主义政纲项目的那一条线上停顿下来。纳税后收入的平均化已经实行到损害俄国人说的诸如医师或工程师那样的“专家”的效率的程度。这肯定是由臃肿而浪费的机关做出来的，人们不久就会看到，较好的办法是限制交纳直接税后的收入，而不是支付以后又得收回的收入。但无论如何，要榨汁的橘子连同许多激进的辞令，总是容易变成干巴巴的。
第三，假使在下次大选中，工党改进了它目前的地位，得到大多数选民的支持，政府将做些什么？他们在平均收入方面会走得稍稍再远一点；他们会根据贝弗里奇计划或别的方针比任何政府更多地改进社会福利；他们在企业社会化方面会走得相当远。可是这三项工作并不好做。我们已经懂得，在现代英国的条件下，对大规模社会化不会产生多大纯粹经济上的反对，资产阶级的抗拒也不可能是严重的障碍；英国依靠她的实业家的程度比1917年的俄国大得多，可是，除非不必要地引起他们的对抗，是可以得到他们的合作的。最后我们也不需把对社会化热忱信徒有强大吸引力的论点，即内阁制不适合实行社会化任务，看得十分重要：那些沉湎于专制手段幻觉的知识分子当然会怀疑它的效率；但要民主地实行社会化，它是唯一有用的制度——对社会化企业的实际管理当然需要半自治的机构，内阁必须像与（譬如说）军队总参谋部合作那样与这些机构合作。真正的问题是工人。除非社会化招来经济崩溃，一个社会化的政府不可能忍受目前工会的所作所为。最不负责任的政治家，在可以设想的情况下，必须面对只有俄国业已解决的现代社会的基本问题——工业中的纪律问题。意欲实行大规模社会化的政府将不得不实行工会的社会化。事实表明，在一切事物中工会是最难社会化的。但问题不是无法解决的。在英国，以民主的政治方法成功地解决问题的机会要比其他任何地方为多，但解决的途径可能是曲折而漫长的。
除俄国外，欧洲大陆的政治形势基本相同。在有选择自由的地方，我们看到群众保持或恢复忠于社会民主党或忠于天主教政党的强烈倾向。最明显的例子是斯堪的纳维亚诸国。但同样的倾向甚至在德国也感觉得出来，可以有把握地断言，如果德国有自由和不受外来影响，某种十分类似魏玛共和国的东西将从目前苦难中出现。虽然这方面的证据由于英美当局对社会民主党人表示的喜爱而部分失效，但它又因俄国当局允许在它的地区里恢复社会民主党组织而加强。把办不到的政治和经济条件不合理地强加在德国人民头上当然会使工人政党政府丧失信誉，并消失现尚存在的巩固其地位的机会。但是，如果为了心理实验起见，我们选择不考虑俄国因素，同时如果我们进一步愿意假定，美国和英国会以通常体面和合乎常识的方式对待德国，以上就是可以采取的一般判断和预测。其他国家也可以采取同样的预测，虽则有各种不同的限定条件：工党政权——在天主教国家里多半与天主教政党组成联合政府——在其左面有土生土长的不太重要的共产主义团体，其政策比20年代更为进步，但不论经济上、政治上、还是文化上，它体现的还是同一路线。奥地利这个小小的例子很有启发性。基督教社会主义者（保守分子组成的天主教政党）干得很好，共产主义者干得不好，社会民主党人差不多恢复了原有地位，大多数幸存的原领导人牢牢地占据党的高层领导岗位。就总的原则而言，甚至这个党的纲领与以前相比也没有多大的变化。新近趋向社会化的行动，不是经过选择作出的。其他小国家的情况——只要不受俄国操纵——也属于同一类型，包括意大利在内。法国的情况，由于共产党的力量强大，与这个类型不同（见下文第3节）。只因我们除了自己模式外，没有能力懂得其他任何模式，使我们不能理解西班牙的情况确实是所有各国事例中最不成问题的。 (1)
Ⅱ．美国的经济可能性
（1） 通过税收的收入再分配
（2） 巨大的经济可能性
（3） 实现经济可能性的条件
（4） 过渡问题
（5） 停滞主义者的论点
（6） 结论
（1）在讨论英国事例的时候，我们已注意到，在现代条件下，有可能运用税收和工资政策从资产阶层抽走大部分马克思主义术语称为剩余价值的东西，这在一定程度上是19世纪马克思主义者梦想不到的。 (2) 这种观察结果也适用于美国。在一定程度上（这点不能被普遍意识到）美国的新政甚至在战争之前就在剥夺高收入阶层的收入。指出一组数字就足够了，这组数字表明1936年以前（个人）所得税 和累征所得税 增加的后果：1929年实际付出的总收入 估计为806亿美元，可征税收入超过5万美元的阶层在征收所得税和累征税后保留52亿美元；到1936年，实际付出的收入总数估计为642亿美元，5万美元以上收入阶层所保留的收入只有12亿美元。 (3) 10万美元以上的可征税收入，如果把遗产税计算在内，那时甚至全部都被征收光了。从天真的激进主义观点看来，使用这种手段和嗣后没收手段的唯一不足是它们还不够彻底。但这并不改变我们眼前关心的事实，即与战争无关的庞大数字的财产转移实际上业已实行，其数量可以与列宁实行的转移相比较。目前可处理收入的分配与俄国实际施行的分配完全可以比较。特别是从下边事实来看更加如此，即由于上等阶层支出中个人服务项目和包含相对多劳动量的商品所占比重越来越大，上等阶层美元的购买力在美国要比下等阶层美元的购买力下降得很多。 (4) 此外，我们可以再说一遍上文有关英国的另一种观察结果。上等阶层所受的压力当然不限于“5万美元或以上者”。它扩及下至5千美元的收入，但压力程度递减。这种情况有时形成许多必需效率的损失，尤其是对于中等成功的医师是这样，这是不能有任何怀疑的。
那么，迄今战争及其自然后果——劳工纠纷——对美国社会结构的影响，看来和英国的情形完全一样。美国没有组织良好的全国性工人政党的事实，可能会使我们推测，美国有朝向基尔特社会主义而不是朝向中央集权社会主义发展的可能性。要不然，这个事实只会加强本书详尽论述的预测，由于压力集团和政党一样有强大力量而责任心却少得多，因而是更有效率的攻城槌。
（2）但是美国形势的另一种事实是世界任何其他地方没有的，可以想象这个事实影响我们对至少今后50年左右短期内私营企业制度机会的判断，它就是我们现在目睹的巨大工业成功。某些观察家似乎在想，打赢这场战争加上保护美国工人免受匮乏的工业成功，也将支配战后局势。在一定程度上有可能消灭建立社会主义的全部理由，只要这个理由纯属经济性质。让我们以最乐观的观点谈谈这个论点。
暂时不谈复杂的过渡问题，把1950年定为第一个“正常”年份——预测者十分通用的做法——我们以劳工统计局1928年物价水平指数来计算这一年的国民生产总值——生产的全部商品和劳务未扣除折旧和损耗前的价值——假定为2千亿美元。当然这不是这一年可以期望的生产实际量的预测；也不是高就业水平下（即使不是充分就业）能达到的可能生产量的估计数。这是若能满足某些条件就可以达到这个生产量的估计数（条件将马上提到）。像这样的数字是高的，但它既非不正常——有人提到过更高的数字——也非不合理。它符合过去经历的这个经济制度的长期平均成就：如果我们把“每年3.7％正常增长率”（见上文第5章）应用到1928年大约900亿的国民生产总值数，我们得到1950年的数字稍稍低于2千亿。当然不应该给予这种计算法不应有的重要性。但我仍然要再说一遍，有人反对说，这样的推断没有意义，因为 30年代的产量没有达到这个增长率，可是反对意见没有看到问题的要害，只证明反对者没有能力掌握它。无论如何，就可能的生产量而言，这个制度战时实际表现所提供的标志肯定有更大的说服力：要是战时统计数字可以用作依据的话，1943年国民生产总值按1928年的物价水平调整后，其数量远远不止达到1950年2千亿的目标。
现在假定 这个可能性实际上实现了。 (5) 同时让我们留出充分的400亿用作替代旧投资和增加新投资（包括住房建筑），这个数字是2000亿的20％，百分率相等于库兹涅茨教授所说的1879—1929年50年的平均数。 (6) 其余1600亿的重要意义如何，要根据两个事实而定。第一，只要没有恶劣的管理失当，这个数字代表的庞大有用的商品和劳务（仍不包括新住宅）能允许甚至最贫穷的社会成员（包括老年人、失业者和患疾病者）也达到满足经济需要的水平，能消灭（在每周40小时工作条件下）任何可以称为苦难或匮乏的状况。本书论述中曾经强调，建立社会主义的理由决非完全是经济的，还指出日益增加的实际收入迄今完全不能博得群众或他们知识分子同盟者的好感。但在这个事例中，允许的东西不但惊人的多而且立即兑现：实现这个允许主要是我们具有战争中业已证明的能力与资源，把为战争目的而生产（包括向盟国出口消费品）转变到为国内消费而生产；1950年后这个论点的应用更不容置疑。第二，只要没有恶劣的管理失当，所有这一切能够在不破坏资本主义经济有机条件下完成，有机条件包括对企业成功的高额奖励金，以及为使资本主义机器按照设计运转所需要的一切收入不平等。只有在美国，在现代社会改良计划后面不会潜伏着选择 经济进步与选择立即增加群众实际收入的两难困境，这是任何其他地方都会瘫痪每个负责任者意志的根本性的困境。
此外，有了2000亿的国民生产总值，要在不损害经济机器条件下筹集400亿国家收入就不困难了。按照1928年的物价，有300亿的收入就足以提供资金使联邦、州和地方政府在1939年实际完成其任务，并能提供大大扩展的军事设备的经费和支付1939年后出现的公债和其他长期债务的本息。 (7) 这样支出后1950年大致上还可留下100亿——按1928年物价计算，如出现较高物价水平，这个数字也相应提高 (8) ——在下一个10年里留下的数字还要大得多，可用作创办新社会服务事业，或者改进现有的社会服务事业的资金。
（3）就是在这里，即在政府财政和管理领域里，我们上述但书——“没有恶劣的管理失当”——使我们深切地感到极为生动。因为在这个领域里，我们确实有过真正恶劣的管理失当。按照目前的原则和目前的做法，要从2000亿国民生产总值水平上筹集400亿，又要不伤害经济机器是不实际的。而300亿——或者在1928年物价水平上相当于300亿的任何数字——能满足上面提到的需要也是不实际 的，只有整个国家行政机关实行合理化，消灭了双轨或三轨活动——如我们在所得税事例中必须提到的一个例子——才有实现的可能。所谓双轨和三轨指的是联邦机构与联邦、州和地方机构的重叠，缺乏有效的协调和明确的各自责任。在联邦方面主要由于没有组织严密的“部”，却存在众多的半独立的“部门”或“委员会”，以及许多其他产生浪费和阻碍提高效率的根源，但最重要的是存在花费1亿足够的地方喜欢花10亿的那种浪费风气。目前的事态预示政府管理财政金融和工业凶多吉少，事实上，事态本身就是许多非“经济保皇党人” (9) 反对这个事态的正当而充分的理由。
事情还不限于此。节约 ——这个词现在变得多么不得人心！——在某种意义上说，对一个穷国十分必要，对富国就不很必要，换言之，浪费在穷国而不在富国形成匮乏的威胁。但从另一个意义上说，节约——真正的节约而不是官僚机构和议会那种虚假的节约（它们在十分乐意节省几个便士的同时乱花几十亿）——使富国有效利用其财富和使穷国保证人民温饱上二者一般必要。 (10) 这点不但适用于政府行政机构的费用。也适用于各种不同福利支出的基金的使用。当然最适当的例子是支付给个人的失业救济金，除非就业的和失业的工人的行为像俄国那样在政府的控制之下，为支持失业者基金的节约使用，不可避免地意味着失业者得到的救济金必定大大低于他能希望得到的工资。如美国劳工流动统计数字表明，这个国家里正常有大量支付给半自愿和半非自愿失业的救济，救济金负担由于宽松的失业救济金管理或者由于它相对于工资的高比率，必然不断加重，势必破坏达到2000亿目标的可能性。
为了证明这个可能性是合理的，还有另一个条件必须做到：“政治活动”和官僚机构务必不可阻碍我们达到这个目标。最明显不过的是，当经济有机体最重要的“作用参数”——工资、价格、利息——被转移到政治领域，并在那里根据政治比赛的需要而运作，或者有时更加严重，根据某些计划者的主观意念而运作时，一定不可能按照原来设计那样发挥作用。有三个例子必定足以说明这个道理。第一，当前实际的劳工形势，如果继续下去，其本身足以阻塞向2000亿国民生产总值的目标进展，更不必说超过这个目标。造成这种情况的唯一理由是这种形势形成的工资率；企业家计划的混乱和就业工人的无组织，也同等重要。这些状况不但阻碍产量的可能的扩大，而且使就业低于原来可能达到的水平，因为它们使每个人觉得尽可能少雇工人才对他们有利——导致一种“逃避雇用工人”的倾向。 (11)
第二，不管读者相信价格控制有什么好处，这个办法实施至今证明是妨碍产量扩大的另一个障碍。我听说斯大林主义政权鼓励人们批评它的官僚主义。显然我们并没有这样做。我愿遵从现行的礼节，直率地承认许多有才能的人在价格管理局内作出了极佳的服务；许多才能略逊的人竭尽他们的努力；同时我愿抑制存在于我内心的对它迄今为止取得成就的怀疑，特别是因为它最显著的失败与它未加控制的环境有关。但确实应该承认，至少在当前和以后，除非意图迫使 私营企业屈服，否则鼓励工资率增加政策加上价格控制对于促进产量扩大是不合理和有害的；我们应该承认，由于价格管理机构能够非常有效地“控制”某些没有什么政治力量的生产者的价格，不能同样地管理政治力量较大的生产者的价格，结果打乱了相对价格体制，降低了这个体制的经济效率；我们还应承认，并非固定价格本身造成全部损害，同等重要的是，“津贴”高成本生产者和“榨取”低成本生产者的办法奖励了低效率。 (12)
像现在这样受舆论强烈支持的官僚机构对工业自治——自行组织、自行调节、相互合作——的顽固敌意是走向有序进步的第三个障碍，从而也是向可能解决许多经济周期政策问题最后还有解决社会主义政权过渡问题发展的第三个障碍。官僚机构的发言人莫不否认说，这个看法毫无根据，因为实业家的联合行动只有含有“勾结性抑制”的意思时才成为非法并被起诉。但即使对流行做法的这个解释可以接受——对什么是形成勾结性抑制或是一般性反社会行为的官方理论也可以接受 (13) ——下面三点还是正确的：（a）“抑制”这个概念包括许多在价格与产量政策方面进行工业合作的意图，甚至这种合作确实能发挥极为需要的职能；（b）那种是非比较难分的问题和那些具有抑制成分但不形成协议主要点的问题，不一定为许多人公正地加以考虑，他们中有的不够熟悉商业问题的性质，有的猛烈反对这个制度或者至少反对这个制度中的“大企业”部分；（c）永远存在因违法受检举的威胁，而违法行为与不违法商业行为总是难以区分的，这就可能对商业行为产生谁也不愿施加的影响。
最后一点说明从未得到应有注意的劳工纠纷、价格管理局纠纷和“反托拉斯”纠纷的一个侧面，那就是企业家和管理人员的精力耗尽，实业家不停地被迫离开他的事业正道，不但必须面对天天变样的法制规则，而且必须被“召唤”去这个或那个委员会，再也没有解决技术问题和业务问题的精力。十个经济学家中没有一个认识实业家这个特定的“人的要素”毕竟就是个人的机体——虽然任何明白事理的人不可能不会（例如）把1945年工业生产中的体力量指数的相对可怜的表现与这个人的要素联系起来作为许多原因之一 ，这就充分暴露了经济学家的机械态度和他们远离“实际生活”。事情还不限于此。管理企业的成功在目前条件下绝大部分依靠应付劳工领袖、政治家和国家官员的能力，而不是依靠经营能力——这个词的正确含义。因之，除了有条件雇用各种专家的最大企业外，占有企业的领导位置的往往是“向官方行贿或疏通者”和“处理麻烦事情老手”，而不是“管理生产的里手”。
读者可能觉得，执行这一切现象所表明的路线的政策是不会成功的。它必然会在正义愤怒的风暴中崩溃，在毁灭的岩石上或其他形式的抵拒下失败或垮掉，因此，2000亿的目标本身比白日梦好不了多少。可是，事实并不完全这样。一方面，美国的经济机器强大，足以经得起某些 浪费和不合理现象——如我们知道，包括某种可以避免的失业和为个人自由付出的代价。另一方面，政治家和公众近来表示出某些“苏醒过来”的迹象。我们必不可忘记本书多次强调的人性可锻性（特别见第18章，第2节）。新政的实验和战争时期的实验可能不是结论性的，因为工业资产阶级从不期望这些条件会持续下去。可它们也许起了某种“教育”作用。这样，对现有税制作相对微小的调整也许就是所需要的全部，即使不能达到最高效率，也能达到适当程度的效率。 (14) 另一方面，相对微小地增加法律保护——也许可用恰当制订工业法规做到这点——有可能去掉实业家工作日中遭受专横干预造成烦恼的毒刺或威胁，而管理机构不断增加的经验和工作人员的更好训练可能做好其余的一切。 (15) 此外，不久以前，有一定证据证明美国愿意接受像国家复兴法案那样的立法。至于劳工形势，也许从下面事实可以得到一些慰藉，那就是根据深思熟虑路线所制订的政策，不但不需放弃大多数人认为是新政中社会改革重大成就的任何一个项目，而且为进一步前进提供经济基础。特别应注意的是，年工资制度 只有以做最大坏事的方式来引进、管理和供给资金时，它才威胁我们达到目标的机会。就其本身而言，它是一个完全可能的命题。 (16)
即使如此，要期望这些必要的调整都能实现——或者甚至期望国家的政治条件能够产生承担如此严肃而无私、为口号丑化的、充满细节困难的、显然无人感谢的工作的意志——是要有充分乐观精神的。许许多多人会喜欢从这个任务中浮现而出的美国，但他们憎恨承担这个任务的人。
（4）我们尚未提到过渡的问题 。这些问题事实上只有下述这方面和我们的主题有关：过渡困难所产生的局势和导致采取的手段很可能半永久性地阻止产量的扩大并使我们对“可能性的估计”全部落空。最严重、也是最明显的情况是通货膨胀的危险。1920年批发价格指数大约是1914年的2.3倍。价格上升发生在一场战争努力之后，而那次战争努力不但在商品和劳务消耗上远比最近这次战争努力数量少、时间短，而且每单位商品和劳务支出也比较谨慎负责。现在需求量之大是当时不能比拟的。而税收优惠为投资者永远保持大量战时公债提供充分动机。目前的情况是，调整后的存款总数 （不包括银行相互间存款、美国政府存款和在途未收存款）和银行外通货总数在本年4月份达到1740亿（1929年6月为551.7亿，1939年6月为609亿），还没有说到公众持有的政府债券有多少会变为现金用于还债以外的其他用途 。任何明白事理的人应能对这些在特定环境下意味着什么形成自己的意见，尤其是鉴于政府鼓励或默许任意而普遍地要求较高的货币工资率——因为通货膨胀通过工资清单到来。 (17) 这位明白事理者在宣扬“不存在通货膨胀”的作家 (18) 和看到猖獗通货膨胀迫在眉睫的作家之间会发觉不难作出判断。为了提出与我们的论证有关的一个论点，并在面对不可能在这里令人满意地讨论这个问题的情况下，让我仅仅为了使事情明确起见，提出我的见解：在我看来有可能把1950年的价格水平定为大约高过1928年数字的50％（这段时间中间有几次突破这个水平）；在我看来，在这个范围内使价格水平运动作为调整的工具是合理的 ；在我看来，人们对一般价格的这种程度的增加的恐惧和对以后几年价格从这个水平下降的恐惧是被大大夸张了。但为了使价格不可避免的增加保持在那个限度之内，必须实施几个措施，这些措施全都极不受欢迎，为使它们产生预期效果，需要具有我尚未遇见过的丰富经验和才能，其中有几个措施将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产量扩大的速度；任何人知道如果不干预生产，就不能阻止威胁人的通货膨胀。现在从另一方面说，如果什么都不做，只设立另一个价格管理局，甚至根据激进派所持的理论，向未受通货膨胀威胁的收入课重税，同时不顾后果地提高工资率，那么极可能出现一种局势，此时，华盛顿政府可能不顾一切地依靠笨拙而蛮横的手段，如采取货币贬值、“冻结”存款、实行“直接控制”、惩罚“投机暴利者”和“垄断者”或其他替罪羊，同时小心地不侵犯农民的利益。这一切会破坏原来计划，以至于把我们带到（不是2000亿目标）某种半生不熟社会主义的边缘。有这种可能 。当然还有其他种种可能。
（5）还要注意对许多经济学家说来是战后典型的问题：怎样保证有充分的消费。迄今，我们的确看到许多理由，使我们怀疑规定的目标——1928年美元价格水准的2000亿国民生产总值——到1950年能否实际达到。但所有理由都建立在对经济过程以外 的障碍可能阻塞实现目标途径的可能性上。无论如何，经济过程本身能完成那个目标的力量已经引起许多经济学家的怀疑，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是全部）写过关于政治信念和科学信念的文章。我们想用一个相当流行的名词称呼他们：停滞主义者。 (19)
停滞主义理论适宜的典型是由已故凯恩斯勋爵提出来的。读者只要研究一二项最近几年出现的对战后需求的估计，就能使自己十分熟悉这个理论应用于当前事例的情形。 (20) 作这些估计的作者在估计1950年潜在 生产量的数字上与我们是一致的，也就是与我们同样巨大，以致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可以继续主张2000亿国民生产总值。他们甚至比我们更乐观，因为他们不坚持一定需要一个有利于资本主义成功的环境条件， (21) 理由是他们心照不宣地假定，当前的政治、行政和劳工的实际状况是不会改变的。此外，我不坚持反对他们提出的失业必然减到最小的估计或对他们统计方法有效性表示异议，我还接受他们作出国民净收入 和可支配收入 （个人支付税和强制性非税支出后的收入总数）数字可以达到的种种假设。为了明确起见，让我们假定这笔可支配收入合计大约为1500亿，而公司未分配的利润数约为60亿。 (22)
战后需求指的是预期私人家庭花费在消费品上（不计新住宅）的总数，它当时是这样得到的：根据战前时期（譬如说1923—1940年）的数据，计算每人在这些消费品上的支出和每人的可支配收入（二者均按生活费用指数调整），算出二者之间的平均关系，再把这个关系应用到1500亿的可支配收入上去。 (23) 如果这个计算方法得到的总数为1300亿，那么剩余200亿的数量是储蓄，或者，如果我们在此数上面加上公司未分配利润，储蓄就是260亿。这个论点通常继续去探查这笔储蓄总数可能的出路即投资机会（新住宅建设、存货、工厂和设备的增加、国外投资），并作出结论或者提出意见认为，这些投资机会不可能吸收1950年充分就业水平下国民收入中人们想要储蓄的那么多的数字，至少没有政府帮助不可能完全吸收。因此，政府的国内支出或政府强制“国外投资”的行动是必要的。但后来另一个建议为人们所喜爱。因为在当前条件下，主张政府赤字开支的任何人显然有被人取笑的危险，华盛顿的经济学家已经转变方向推荐平衡预算了，他们要求在极高水平税收上平衡的预算，税收采用高累进率，用以消灭高收入，而这正是威胁储蓄的主要原因。因为高收入获得者才有储蓄。所以这样做符合“在现代社会里，失业的最终原因是收入不平等”的口号。
由此可见，我们期待能解决许多经济和社会问题的高水平的国民收入，其本身反而成为所有问题中最严重的问题。因为高收入意味着高储蓄，又因为这些储蓄不能被投资支出完全抵消，经济就不可能保持在收入和就业的高水平上——除非财政政策硬把水平保持在那里——如果真的能达到这个高水平的话。应该看到，这种理论能得到（至少部分）舆论的支持，特别是实业界舆论的支持。没有比下面这个观点更普通了，那就是只要我们能够引导人们“全部用光他们的收入”，或者只要我们能够“得到足够的消费者需求”，一切问题都能解决，一切都能顺利。为什么与任何政治纲领（包括政府支出或收入平均化）肯定没有利害关系的明智之士对这一点仍感到关心，这是一个有兴趣的问题。这个国家的推销员心理加上战前20年的经验，就是我为这个在讨论的理论没有被一笑置之的惊人事实所能提供的全部解释。
那些反对这个理论的人没有看到这一点，他们争辩说，国民生产总值和由此产生的国民收入要比估计者假定的数字小，而投资机会实际上比估计者设想的数字大，估计者估计前者时是这么的乐观，而在估计后者时却是这么的悲观。这些议论以及类似的议论可能包含不少真理。特别是，可以着重指出，1830年时没有人预见到或者能够预见铁路时代的资本需要或者50年后电气时代的资本需要。但决定性论点比所有这些简单得多。这个理论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上，即按照不变的心理学规律， (24) 个人储蓄与有没有投资机会无关。显然这不是正常的情况。在正常情况下，人们储蓄希望得到金钱的回报或某种“投资利益”的服务。不但是大量的个人储蓄，而且实际上所有的工商业储蓄——形成总储蓄的大部分——都是怀有特定投资目的去储蓄的。投资的决定一般总是先于储蓄决定，投资的行动常常先于储蓄决定。甚至在一个人不怀有特定投资目的而进行储蓄的那种情况下，在他作出投资决定前的时间延误，使他受到延误时间内报酬损失的惩罚。看来可以由此推定，第一，除非人们看到投资机会，他们不会正常地储蓄，在消失投资机会的情况下，很可能也消失储蓄；第二，每当我们看到人们表现“宁愿保存现金和存款”的倾向时，也就是说他们只有储蓄愿望而没有投资愿望——一种窖藏的愿望——必须以特殊理由来解释，不能求助于专门设想出来的心理学规律。
这种特殊理由是存在的。其中有一个理由在周期性经济萧条的最低点——大致上平均10年中的1年——有相当重要性。当周围事物漆黑一团，人们不论干什么，能够预期的只是损失。那时候他们当然拒绝用现有储蓄去投资（甚至拒绝他们先前事业结束时收回的资金作再投资），或者他们将延迟投资，以便在价格进一步下跌中获利。与此同时，由于人们预期他们的经营收入即将受损或者即将失业因而减少收入，储蓄的数额不但不会减少反会增加。这是萧条机制里的一个重要因素，而政府的赤字开支确实是一项最明显的打破此种“恶性循环”的手段。无论如何，不能以此为据，为任何“过度储蓄”理论辩护，因为这个理论的出现只能是经济萧条的后果，因而不能用它来解释其本身。可是它产生了凯恩斯心理学规律的心理学解释。1929—1932年的大萧条和随后的缓慢复苏依旧留在每个人的思想里。心理学规律以及以此为根据的窖藏理论简直就是那个经验的概括。 (25)
因此，萧条引起的窖藏在我们下面的总命题中不是真正的例外：储蓄决定依靠投资决定，并是投资决定的先决条件，虽然反过来说是不正确的，因为很明显，银行贷款可以为投资提供资金，在这种情况下，与个人储蓄就没有关系。 (26) 除表面上的例外外也有真正的例外。但两者都不重要。真正例外的例子是，窖藏的目的在于积聚每个人知道只有在印度、中国和埃及曾经广泛有过的大量财富；以及暂时性的出于习惯的储蓄，这种习惯和其他任何习惯一样，一旦形成可能存在得比理论解释得通的时间还长。 (27) 表面例外的例子（和我们提出的萧条—窖藏的事例相类似）如为准备一项十分巨大投资的资金而积贮，这是一个可能有、但显然不重要的例子；或者为了准备发生意外事件，预备老年使用等目的而进行储蓄，这种储蓄即使除了安全感之外即使没有机会取得“报酬”还是会进行的。 (28)
因此，如果停滞主义者的忧伤是唯一使我们烦恼的事情，我们就不必为达到2000亿国民生产总值担忧了。如果证明200亿这个数字超过了按照使边际储蓄者满意的利润率进行新投资的数额，那么人们只会太高兴他们不会花掉多余部分。我们不必担心如何促使他们“全部用掉他们的收入”，也不必担心公司和个人储蓄的出路。特别是，我们不应认为强制国外投资是必要的，在目前条件下提倡国外投资只不过试图把一笔实际上的战争赔偿硬加在这个国家身上，使它接受时感到惬意罢了。 (29)
另一方面，我们应该在这样的范围内同意政府赤字开支的鼓吹者：每当有“累积的下降过程”的危险时（不论由于经济周期机制所固有的原因或由于任何别的原因），也就是说，每当A对生产的限制导致B对生产的限制如此扩散遍及整个经济的形势威胁着要出现时，此时价格在原来下降基础上进一步下跌，失业在原来基础上进一步扩大，政府赤字开支将停止这种“恶性循环”，因而，如果我们有意忽略其他一切应该考虑的因素，正好称它为有效的补救办法。 (30) 真正要反对的不是紧急情况出现时可以产生收入的政府开支，而是制造紧急危机的政策，在危机中这种开支非付出不可。
（6）但不幸的是，如果它是预测会实际发生什么的问题，我们的结论与停滞主义者的结论无很大出入，这是读者可能预料的。虽然从人们的储蓄嗜好来说，没有什么可怕的，但从别的因素说有大量可怕之处。工人骚动、价格控制、烦人的行政措施和不合理的税收足以使收入和就业产生正像停滞主义理论证实的结果，可能真的产生政府赤字支出非产生不可的形势。我们甚至能够看到很像过度储蓄的现象，就是人们不愿执行他们投资决定的情况。我们一直在讨论一种可能性。我们已经发觉，在经济过程本身中没有固有的原因阻止这种可能性的实现。我们也看到在经济过程之外有种种原因会起阻止作用。此外，我不假装懂得实际结果将是什么。不论它是什么，它将是社会形势中占支配地位的要素，不但美国如此，全世界都是这样，可是只有此后半个世纪左右是这样。本书详细论述的长期预测不受影响。
Ⅲ．俄国帝国主义和共产主义
与我们预测有关的另一个因素是俄国对她的盟国的胜利。这个胜利和美国的经济成功不一样，它不仅是一种可能性，眼下还是既成事实。从并不强大的地位出发——在这个地位上，根据所有通常政治比赛的规律，俄罗斯可能必须接受她的盟国认为适当施加的任何条件，并在新的国际秩序中处于不顶重要的位置——她上升到远远超过沙皇统治下她曾经有过的强大地位，尽管人们可能设想，英国和美国曾经希望或曾经争取过不出现这种情况。．而且——最高成就！——她的政治系统特有的方法使她能够扩展她的实际力量超出她正式征服的地域，同时使她的权力范围看起来比实际小得多——所以那些在危险关头她所作的使逃跑主义者和绥靖主义者满意的虚假的让步，即使没有为她带来实际上的收益（如有时事实表明的），却从不包含真正的牺牲。 (31) 假如读者回忆起1939年以来美国政府制订政策的目标——民主、免于恐惧和匮乏的自由、小国独立自主等等——他必然理解现在发生的事情等于俄国战胜她的两个主要盟国，可以期望得到差不多完全的投降。
首先要解释何以产生这个结果。我担心那些只认识非个人因素——也许还加上机会因素——的历史分析家做不好这个工作。非个人或客观因素都对俄国不利。甚至她庞大的军队也不是众多人口和富裕经济的产物，而是一个人工作的结果，此人强大得足以使人民习于赤贫和顺从，能够把不发达和有缺陷的工业设施的力量集中于军事目的。但这还不够。那些从来不懂运气与天才怎样纠缠在一起的人们，在以伟大胜利告终的一长串事件中，当然只注意幸运的机会。可这一连串事件包含一样多或者更令人绝望的形势，在这些形势中布尔什维克政权有过多次毁灭的机会。政治天才的含意显然在于非常完美地利用有利可能性和消除不利可能性的才能，但在事后，肤浅的观察家只看到前者而看不到后者。察看从第一次惊人杰作——与德国达成“谅解”——引起的一系列事件，我们看到一位大师的手笔。斯大林从未遇到能力可以与他匹敌的人，这是确实的。但只会加强历史哲学的正确性，即历史为领导人的才能——在这个特殊事例中为领导个人的才能——留下充分的发挥余地。现实主义分析能为“非个人理论”所作的唯一让步是，一个独裁者在对外政策问题上不受那些会分散民主政治领导人注意力的需要考虑事情的牵制。 (32)
第二，虽然我们通过对种种细节发展的注意，可以懂得这种难以置信的形势是如何出现的，但这并不帮助我们懂得现在世界打算怎样对付显现在每个人眼前的形势。这个问题最终要看美国的态度。因为欧洲大陆的一些国家正处于衰竭、饥饿，并毫无保护地随时有被俄国报复的可能，当然不能指望它们作有意义的抵抗。真正独立于俄国的唯一欧洲大陆国家是西班牙——俄国对她的政策使我们大多数人深受感触。几乎同等独立的法国其国内的共产党是所有共产党中最强大的俄国卫戍部队。 (33) 至于英国，大量征象表明，要是她有能力作决定，1941年以来事态发展的整个进程早就大不相同了，所有能从政治上看问题的英国人莫不带着厌恶与忧虑的心情注视当前的局势。可是她仍然不采取强硬的路线，这只能是由于这样的事实，即如果她这样做事，她将冒可怕的风险，冒单枪匹马和俄国作战的风险。虽然美国很可能与她站在一起，但这是不确定的 。为什么？
对于一个从另一个星球来的观察家来说，再明显不过的事情是，从荣誉和利益考虑，美国不能容忍这样的一种局势，在这个局势里一大部分人被剥夺我们认为是基本人权的东西，在这个局势里有比战争更残酷和更不法的行为要加以制止，在这个局势里巨大的权力和威望集中在象征否定基本原则的政府的手中，而这些原则在美国大多数人心目中是宝贵的。要美国人民承担牺牲去进行一场使数百万无辜妇孺经受无限恐怖的战争，而主要结果是从两军包围中除掉所有独裁者中最强大的独裁者，那当然是不值得的。但这肯定是一件半途而废比不做更坏的事情。而且未做的另一半不但可能而且相当容易完成，因为日本投降以后，美国的军事力量和技术（不必说她的经济力量）保证她无可匹敌的优势。
但是，如果来自另一个星球的观察家对这些道理进行争论，我们不得不回答他，指出他不懂政治社会学。在斯大林主义俄国，外交政策仍是沙皇统治时的外交政策。在美国，外交政策就是国内政治。的确有一个由华盛顿总统忠告传下来的传统。可是它本质上是孤立主义的。它没有玩任何其他外交政策复杂游戏的传统和机关。在受到宣传的猛烈刺激时，美国会采取或接受干预海外事务的积极活动的路线。可是她会很快对之感到厌倦，而现在她已经厌倦了——厌倦现代战争的恐怖，厌倦牺牲、税收、兵役，厌倦官僚机构的规章，厌倦战争口号，厌倦世界政府的理想——十分渴望回到她习惯的生活方式。在没有立即受攻击危险的时候，任何力图促使她进一步加紧努力的企图，对于任何希望这样做的政党或压力集团是很失策的政治行动，任何政党或集团看来都不怀有这样的希望。那些痛恨德国或国社党政权的人现在满足了。他们使用他们过去常常指责为逃跑主义的同样论点来支持对俄政策，这个政策在希特勒德国时代常常被指责为绥靖政策。如果我们遍查形成美国政治模式的利益集团名单，我们发现它们（虽然由于不同理由）全都赞成绥靖政策。农民对此不大关心。有组织的工人可能受到、也可能没有受到真正亲俄派的重大影响，工会或者某些工会会积极阻止对俄开战，这个看法也许是正确的，也可能不正确。我们不必讨论这个问题——通常讨论时不是毫不在乎地否定就是毫不在乎地肯定——因为目前在政治家看来与形势关系最大的事实是，没有人会怀疑，1940年拥护战争的工人现在明确地反对战争。可是令人最感兴趣的观察结果是，工商阶级也持有相同的观点，虽然它们的态度在感情和意图上当然不是亲俄的，但在后果上实际是亲俄的。激进的知识分子喜欢说资产阶级怀有置苏维埃共和国于死地的意图。他们当然会把对俄战争描绘为大资产阶级向社会主义发动的战争，再没有比这种说法更不现实了。工商阶级同样厌倦战争口号，厌倦税收和控制。对俄作战将堵住眼前对工商业有利的趋势，意味着更重的税收和更严的控制。它将使工人处于更强有力的地位。此外，它不但将打乱国内工商业的生产与贸易，而且将失去十分诱人的工商业发展前景。同时苏俄可能成为非常巨大的顾主。她从不曾延迟付款。许多资产阶级反社会主义信念正在被这个事实破坏。这就是资产阶级的思想方法——即使见到绞刑架上的套索时还一直这么认为。但是要想把这个不愉快的景象文饰过去是不难的。任凭俄国再吞噬一两个国家。那有什么关系呢？让她充分得到她需要供应的任何物品，她就会不再蹙眉不快了。20年后俄国人会和我们一模一样地爱好民主与和平，他们所想所感也和我们一样。此外，到那时斯大林也不在世上了。 (34)
再说一次，本书目的不是引导读者达到明确而实际的结论，而是提出使读者取得自己实际结论有用的一个分析见解。此外，在由机会决定的问题和易受新的意想不到的要素侵入的问题中，预测不可能比先知预言更有意义，因此不可能有科学根据。相信读者能彻底理解这一点，我现在仍然要以总结我们这部分论点的方式，采用一个看来合理的结论，但我的目的只是确定我们的看法。换言之，我们准备要做的恰恰就是本书一般地关于伟大社会主义主题一直在做的事情。我们正在推断一些观察得到的趋势。
我们已经看到的一些事实说明，除非斯大林犯了他一生中的第一次错误，否则在今后若干年内不会有战争，俄国将不受干扰地开发她的资源，重建她的经济，建立起全世界从未见过的不论在绝对上、还是相对上最为强大的战争机器。前面插入的“除非……”，我想它限制而并未消灭这个结论的实际价值，那就是一次赤裸裸的侵略行动 ——它是那样的赤裸裸，甚至同路人也难以把它解释为全属正当的“防御”——无疑会在任何瞬间突然发生战争。但是要防止这个可能性必须具备下列条件：第一，斯大林政权的外交政策必须以谨慎忍耐为最突出的特性；第二，这个政权在忍耐中能得到各种好处；第三，在达到帝国主义成就的顶峰上，这个政权能够在出现真正危险信号时，或面对“更强硬语调”时，做到忍耐并放弃前哨阵地，就像它近来不得不做那样。 (35) 但是在10年重建时期之后，这个看法将大大地改变。战争机器准备完毕可以使用，此时要想不用它越来越困难。而且，除非英国信奉布尔什维克主义，还得舍弃她的全部传统立场，否则仅仅存在的那个独立的岛屿国家可能证明是俄国独裁政权所不能容忍的，正如她为拿破仑独裁政权所不能容忍一样——反过来说也一样。对这个事实的理解当然是丘吉尔警告的实质，也是业已开始的军备竞赛的理论根据。
但为了正确评价所有这一切，另一件事情必须记在心里。在和平时期和在可能即将发生战争的时期，尤其在没有战争但充满战争威胁的中间 形势下，全世界共产主义团体和政党对俄国外交政策自然有最大的重要性。 (36) 结果是，官方的斯大林主义近来恢复宣传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日益接近的斗争——迫在眉睫的世界革命——以及只要资本主义还存在就不可能有持久和平等就不足为奇了。远为重要的是，了解像这样的口号虽然从俄国观点看来是有用或必要的，但它们扭曲了俄国帝国主义 (37) 这个实际问题，除了第五纵队需加考虑外，它们与社会主义毫不相干。俄国的麻烦不在于她是社会主义，而在于她是俄国。事实上，斯大林政权本质上是军国主义专制政权，因为这个政权以单一的严格纪律的政党统治国家，不允许新闻自由，它具有法西斯主义 (38) 的一个明确特征，并剥削（在此词的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群众。我们可以谅解并惋惜美国知识分子，他迫于环境不得不把这个政权称作民主社会主义——至少说它业已在望——虽然我们愤慨在他期待受到信任意图中所暗示的对我们智力的侮辱。但这样一个政权向整个欧亚扩展统治权的可见趋势显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任何社会主义的扩展。甚至不能推论说俄国统治的扩大将有助于（这个词任何较为通用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究竟它会不会扩展要完全依据俄国专制政权的实际利益和想象的利益（见上一章最后一节）。这点可以用斯大林主义宗教政策的相似例子来说明：只要专制政体需要，宗教就是人民的鸦片；一旦他懂得东正教会证明可能在世界某些部分比共产主义或世界工联（1945年）是更为有用工具的时候，就宣布俄国是“爱基督的国家”，于是在沙皇“圣教会议首席大主教”的位置上与新任大主教一起出现了一位“东正教教务会议”的共产党员主席，而那位大主教很快证明是一位东方各国的热忱观光者。在俄国可以自由行动、不必顾虑外交政策上的策略考虑而束手束脚的所有国家里，期望实行工业国有化的确有充分理由，因为国有化工业使征服者更容易管理和剥削，不会成为反对的中心。除此以外别无其他理由。不可能断定这个动机是否压倒其他可能的动机。 (39) 甚至可以想象，俄国力量的进一步扩展可能最终证明是朝大多数人在说社会主义这个词时想到和感到的方向发展的障碍。
把俄国问题和社会主义问题混淆在一起——除非是为了效劳俄国所做的诡计——就是误解了世界的社会形势。俄国问题只在两个方面和社会主义问题有关系。第一，共产主义团体和非共产主义团体中亲俄派的存在，形势的必然结果倾向于使工人政治活动激进化。也不是总是如此，例如法国共产党人曾投票反对两个重要的社会化法案。但总的说来，如果唯一目的在于瓦解资本主义国家，形势的必然结果一定会出现。第二，在战争情况下，我们将得到战争的社会后果和政治后果，这是现代条件下任何战争都有的，即使是一场想象的社会主义国家和想象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也不会有什么两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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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佛朗哥政权只不过根据大家容易理解的必要性复制19世纪西班牙建立得很好的制度模式而已。佛朗哥过去与现在所做之事都是在他之前纳瓦埃斯、奥唐纳、埃斯帕特罗、塞拉诺已经做过的事情。目前不幸的西班牙变成国际大国政治比赛中的足球（在这场比赛中她本身没有利害关系）的事实，成为出现混淆原来十分简单事态的宣传的原因。
(2) 读者当然会看到，上边的论述并不断言，这样的一种政策对国民收入的大小——和长期增长率——有任何影响。特别是，这个论述并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从长期看来，如果收入完全平均化，工人实际收入在总数上有可能要比马克思主义者所说全部剩余价值归于“资本家”阶层时还要少。
(3) 见德弗格富有启发性的文章《储蓄，投资和消费》，载《美国经济评论》（1941年2月，第53届年会的论文和记录汇编）。书中解释说，计算纳税后收入总数所根据的数据包括资本所得，不包括完全免税的政府债券收入。又这些总数与实际付出总收入的数字（商业部估计数）当然不能作严格的比较。后一个数字无论如何可以看做可比数字的指标。我为什么不简单地从《收入统计》那里采用后一个数字的理由很清楚，但选择比较的年份须加解释：1929这一年所得税和累征税后超过5万美元的收入是绝对最高额，选择1936年是因为它，第一，未受1937—1938年经济衰退影响和第二，它是完全未受1939年起出现的严重战争影响的最后一年。
(4) 不同国家间的比较当然困难，也许绝不会有很大说服力，但俄国1940年4月4日关于所得税的法令显露，低到年收入为1812卢布的收入就要征收所得税。这项法令还显露存在每年超过30万卢布的收入，当时征税率为50％。现在，让我们完全不顾最低收入的征税，把收入1812—2400卢布这一组的众数定为2千卢布；再让我们把最高一组众多纳税后收入定为不高于15万卢布（虽然那些纳税前30万卢布收入是较低的限额）。那么我们发现，这些较高众数是较低众数的75倍。即使我们把1940年美国的最低众数（当然不是指购买力，而是指收入等级的相应位置）定为1000美元，我们显然不会找到美国税后 收入的分配（即使不提由于战时财政需要特别提出的折扣）中有很多东西（以俄国范例作标准）足以支持当前流行的说法，如万恶的不平等，以收入集中衡量的“权力集中”等是有根据的。宾斯托克、施瓦茨和尤戈夫合著的关于俄国《工业管理》名著中提出的证据倾向于支持这个观点。许多指向同一方向的其他细节，例如在美国那些过去雇得起而现在雇不起家庭仆人的这类职业，在俄国的确还能享受这个特权，这要值一吨家用电器设备。所有这一切还没有考虑到不通过收入账的优越条件。俄国企业经理的权力和社会地位——这是估价高收入的主要理由之一——尤其是布尔什维克党地方党委的领导人的权力和地位，是美国工业家远远不能比拟的。
有趣的现象——这种观念的落后！美国许多好心的人们，现在 对社会不平等表示害怕或愤怒，这种不平等在50年前确实存在，但现在不再存在。事物变了，口号依旧。
(5) 人们设想，这个可能性的实现必须做到每周工作40小时，加上紧要关头的超时工作。可是人们没有设想充分就业。充分就业的定义和能满足任何给定定义的就业量变化很大，不但牵涉统计问题，而且牵涉到某些相当微妙的理论问题。我必须满足于作这样的说明：在美国劳动市场条件下，并假设1950年的劳动力总数约为6100万（包括军队二、三百万），我看不到统计表上 失业男女的人数在那一年有可能低于五、六百万人。在这个数字中除了真正非自愿失业（即在任何 定义中都是非自愿的失业）外，包含大量属于半非自愿失业和纯属统计上的失业。这个数字不包含“隐蔽的”失业。我相信这个失业数字符合那一年2000万国民生产总值的估计。这与特别属于资本主义制度的邪恶没有什么关系，反而与资本主义社会给予工人的自由有很大关系。甚之在威廉·贝弗里奇爵士论充分就业一书中，也有指导就业和强制就业的隐约暗示。但还应指出，我把1950年设想为周期繁荣的一年。倘若不是这样，那么应该理解，我们讨论所指的是这一年之后的繁荣的一年。把好年份与坏年份平均一下（统计的平均数），失业数应在500万人到600万人以上——也许达700万人到800万人。这毋需害怕，如下文还要解释，因为能给予失业者适当的生活供应。但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是造成过多地超过“正常”失业的主要原因。
(6) 10％到12％的折旧率对于进行高水平生产的经济制度并不是过分的高。8％到10％的“新”投资当然是充裕的，根据大多数预测者的看法是太多了。见下文第5节。
(7) 就眼前目的而言，没有必要区分国家用于商品和劳务的支出和用于“公共事业”的开支。但可以大致上假定，这300亿中以250亿用于前者，50亿用于后者。应该看到，这些支出中未列入1950年老兵的年金和其福利开支，这部分支出是应该分开处理的。
(8) 一般说来，不能认为政府收入能与物价水平成比例变化。但我们的目的只在于得到粗略的概念，我们可以用这个方法来简化假设。
(9) 指新政拥护者。参看第8章的有关注。——译者
(10) 与此针锋相对的理论将在下文第5节讨论。
(11) 可以看到，产量的增加和就业的增加不能看做同义语。事实上在某些限度内，减少雇用而不减少产量或者增加雇用而不增加产量是可能的。为什么在当代文献中，常常把产量和雇用说成按比例变化的理由，可以从凯恩斯理论体系的一个根本特征中找到。这个体系假定工业设备的数量和质量保持不变，各生产要素的结合不能有巨大的变化，因之这个体系被限于论述相当短期的因果关系。要是事情确实如此（在最短期内事情接近如此），那么产量和雇用当然是一起变化的，虽然一般说来，变化并不成比例。
还能够看到，我们的论点表示，货币工资率的变化可以引起就业人数向相反方向变化。我相信，事实上，美国货币工资率的高水平一直——但尤其在30年代——是美国人失业的重要原因，如果高工资政策继续下去，今后还可以期望有相同的后果。这个命题与凯恩斯的正统经济理论以及某些其他经济学家的主张有矛盾，在这里尚不能证实。因此，就我们眼前目的而言，幸运的是，如果只谈到1950年不及以后的发展，一个较弱的命题能解决这个矛盾，它必将博得已故凯恩斯勋爵的同意：在今后4年内，在大概会在美国盛行的条件下，除非物价有额外增加起抵消作用，较高的工资率势必对产量与就业起相反的影响，对就业的影响要大过对产量的影响。
(12) 我并不假装知道，总统否决第一个价格管理法，并在一个月后通过一个法案规定迅速取消管理，由此造成混乱局面最终有什么结果。可是，因为我准备坚持，从价格管理局的实际作用看，它必然堵塞走向有效和平经济的道路，再因为那场混乱局面的可能结果肯定是保持价格管理必要性的正面证据，我必须请读者考虑两件事。第一，主张废除价格管理的论点并不是主张当没有人希望它取消或者看来准备取消它的时候就听任它消失，不准备用过渡办法替代它。第二，如果价格管理局为本身的失败作出反应，它报复地猛打那些因其不受欢迎而并非有任何言之成理的理由挑选出来的靶子，由此产生的后果完全与取消价格管理本身无关。至于通货膨胀问题请看下文第4节。
(13) 可是事实上，这些理论是无法接受的。它们的确有不少做法是每个人都同意必须由法律系统宣布为非法。但在这些做法之外，另外有不少做法，法律精神对之只是采取由社会通行偏见教导它的态度。许多实例的重要根源是歧视。甚至大多数有能力的经济学家在分析某个事例的全部 长期后果时都会碰到相当多的困难。如果正义只受示威“运动”的支配，根据一般法律口号或流行口号去执行，那么反歧视态度含有的健全思想要素可能荡然无存。旨在体谅形式上非法歧视对所有有关各方都有利益那种案件的本意良好的有选择的检举方法——凡学过基本经济学课程的每个人都知道，或者应该知道这种案件——那时可能只会增加最恼人的专横作风。说我们能够指出补救这种事态的方法，只不过随便说说罢了。
(14) 例如——我只不过从一组可能方法中举一个例子——以下措施可能很够了。（a）取消以股息付出的那一部分公司利润的双重征税；鉴于英国的做法，很难证明“正义愤怒风暴”是对的：我们的做法是德国做法，对这种做法的纯属形式的论证出自德国经济学家阿道夫·瓦格纳（1835一1917年）。（b）允许从应征税收入中扣除用以投资的个人收入部分。我个人同意欧文·费雪教授的意见，储蓄那部分应该扣除（特别鉴于通货膨胀的危险）。但为了免得凯恩斯主义者的怀疑，我自己只说投资部分。技术上的困难并不严重，至少不是不可克服的。（c）采取几个办法中合用的一种，以便全部扣除这一时期的各种损失。（d）销售税或营业税的国有化、系统化和扩展。这点应能投俄国崇拜者之所好，不致引起他们的勃然大怒。事实上，像俄国那样的税率〔即质量最好面粉每磅31分（1940年莫斯科），但由于卢布数折合美元数难以确定，故而改用按零售价计算：土豆征税62％，食糖征税73％，食盐征税80％；见P．亨塞尔，《苏联财政》，载于《财政杂志》第1号，1946年〕，在俄国那样极度贫困的人口中，这样的销售税的确是可怕的惩罚；但在像美国那样富裕的国家，采用适度的税率，销售税是极好而完全无害的国家财政工具，特别适合专门有利于低收入群众的财政目的。这种税可以收集50亿美元或60亿美元而不致使任何人感到负担沉重。但由于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因销售税国有化引起的收入损失必须给予补偿——当然，说这种税是“新引进”的税，严格说来是不正确的——加上对现有货物税必须作某些调整，所以联邦国库净收入估计不能超过20亿美元或30亿美元，这样，销售税加上特种货物税总数可能达到90亿美元到100亿美元光景。（e）为了照顾妻子和孩子，把遗产税国有化并大幅度往下调整，这样做的理由是，现行立法以没收超过中等数字的遗产为手段，作为消灭资本主义事物秩序的一个最基本要素。不论是谁以非经济理由赞成这种没收，根据他的立场，倡导这方面的宪法修正是理所当然的；不论是谁以已故凯恩斯勋爵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第373页提出的经济学论点——或者由此引申出来的理由——赞成这种没收是十分错误的。
我们不关心如何满足政治上受到影响的利益集团的问题。但事实上迄今大多数出自实业家团体的关于税收改革的建议显然是温和的，这些建议虽与我们的论述无关，它们看来表明，实业阶级所受的教育多么有效。
(15) 我这里注意到一点，它对许多别的主题比对在讨论的主题更加重要。良好的官僚机构是缓慢成长的，不是随意创造的。美国的官僚机构表现出一定程度快速成长的失调，这种情况使暂时的减速政策不但符合公众利益，也符合其本身的利益。华盛顿官僚机构不谈别的，它至今尚未发现自己的位置。它的个人成员一再希望有自己的纲领，觉得自己是改革家，不与他们的领导人商量就和众议员、参议员及其他机构的成员进行谈判。某种想法会突然获得使人非相信不可的力量，但没有人知道这个想法的来源。这种方式的前途是混乱和失败。
(16) 为了说明这一点，让我们稍稍回忆一下近期的历史。30年代早期的新政人物，采取嘲笑改革对复旧 这个口号的做法。这种嘲笑证明他们完全理解口号中的真理成分。事实上，就政治口号而言，这个口号是相当公正的。但应当懂得，所指的是实行“改革”的粗暴而不负责任的方式，不是指它宣告的目的。现在我们处于相似的地位，不幸的是，对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的伤害，对某些人来说正是他们最喜欢的改革的特色。没有这种伤害的改革对他们几乎没有吸引力。他们限中最糟糕的是改革使用了保证资本主义取得成功的政策。
(17) 读者会愉快地看到，这句话是凯恩斯主义的意见，因而应得到华盛顿经济学家的同意。
(18) 在这些作家中间我们必须把那些战后需求的预言家包括进去，他们预言，紧接着政府大部分战时需要终止，肯定会出现一场经济衰退和广泛失业，同时呼吁政府实行进一步的赤字开支。对于这些（短期）预言，见即将出版的《经济统计评论》上E．希夫的文章。相应的长期预测，将在下文第5节讨论。
(19) 关于停滞主义理论的某些一般方面，见第10章。
(20) 最重要战后需求的估计已由A．G．哈特著文批判地分析，文章标题为“模型制作和财政政策”，载1945年9月《美国经济评论》。所以没有进一步提出参考书目的必要。
(21) 我承认，我有时弄不清楚他们是否知道这种说法所暗示的对私人企业的极大赞赏。
(22) 这些数字接近于一个战后需求估计者提出的数字。这些数字不是我的，它们与我们在第2节中据以推理的实验数字也不相符。把这些数字应用到过去时期的程序——当然此时假设被事实取代——（见《联邦储备委员会公报》，1946年4月，第436页。）但应该看到，第一，这些数字指的是当前美元；第二，数量庞大的“净个人储蓄”不能证明“正常”时期的储蓄百分率，即使1937、1938、1939和1940年的数字也不应无批判地加以接受，尤其不应不参照商业部通过的储蓄定义而加以接受。
(23) 实际上，这个程序比这里所说的稍为复杂。使用的回归方程式包括一种倾向要素，也就是要考虑这段时间关系的可能变化。此外，也要考虑延迟需求和流动收入积累的影响。但为了集中讨论突出的要点，我们对这些情况就略而不谈了。
(24) 这个心理学规律说，一个社会的消费支出C（由此产生的社会愿意储蓄数S）决定于国民收入Y，它们的规律是，当Y增加为△Y时，C增加为△C<△Y或者 。这是被称为消费函数 的真正凯恩斯假设。可凯恩斯本人偶尔使用他的追随者经常使用更强有力的假定，即随着收入的增加，储蓄的百分比 也增加。现在我们只关心那个真正的假设。但应该看到，称它为心理学规律是名词的误用。在经济学中，心理学规律充其量只是令人怀疑的顾客。但正在讨论的命题与另一个命题比较，较少资格被称为心理学规律，另一个命题是，在我们一片接一片吃面包时，我们对面包的需求是递减的。
(25) 人们希望把上面的论点稍加变动，加上某些战时因素，就能不必求助于人性中固有的对窖藏不能满足的渴望这个假设来解释人们战时囤积流动财产的原因。
(26) 无论如何，我们的命题没有像不熟悉1936年凯恩斯勋爵《通论》出版以来所进行的讨论的读者看来那么简单。我们的命题很像是、但不是重复“古典理论”（杜尔哥、A．斯密、J．S．穆勒）的一个古老定理，不能用可以满足古典理论的推理来支持这个命题。为了全面证实它，需要冗长而乏味的论证，作这样的论证十分令人沮丧，因为它产生不了多少有趣的结果，此外只会毁坏30年代艰苦建立起来的共识。但由于篇幅限制，使我们不能进一步对它详细探讨。可是有一点必须提一提，以免产生自然会发生的令人遗憾的误解。虽然我们的命题表明，停滞理论不能以储蓄这个要素为基础，虽然，我们可以说在这个意义上 不存在储蓄问题来表达这个意思，可是这并不等于说在别的意义上 不存在储蓄问题。问题是存在的。大多数问题集中表现为这种情况，即以购买有价证券方式的个人储蓄用于偿付企业在扩充工厂与设备时向银行借的债务。可是这是另一回事了。
(27) 在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中，尤其在清教徒生活方式中植根深厚的持久的储蓄习惯看来不是不重要。但使那些习惯显得不合理的投资机会的消失，在没有外部因素影响下，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时间进行调整与适应。希望断言已经成为不合理的持久的储蓄习惯仍然是经济形势中一个要素的华盛顿经济学家因此面临不值得羡慕的抉择：他们不得不承认30年代是萧条—窖藏时期，这就等于向长期停滞理论投降；或者承认投资的吸引力相当突然地受外部要素的干预而下降，这个要素不是别的，而是他们自己支持的各种政策。如果他们承认后者，当然我不反对。
(28) 这些事例之所以不重要，主要根据两个事实：第一，这些积累目前正消耗殆尽（虽然，由于不断变动的国民收入和人口的年龄分布，增加和减少在一般情况下不是正好平衡的）；第二，只要存在由货币利息吸引的储蓄，在总“供应”中出现不是由利息吸引的储蓄并不证明有趋向过度储蓄的倾向。这个理由不需强调就能自明。但实际上，由于看到现代条件下保险事业的发展大大降低了为不测事件必须进行储蓄的数量，如为老年准备和为妻子儿女需要而存储那种正常意味着积贮“财产”的储蓄（当然这笔数字不是藏着不投资），加强了这个理由的分量；现在这种准备可以用从“消费中撙节”出等于保险费金额来实现。所以，最近25年中保险的增加表明，其趋势刚刚和停滞主义者所写的著作所指出的方向完全背道而驰。
(29) 我从来没有说过或者暗示过，不可能有使美国人民基于道德或政治原因作出巨大牺牲的事实。但这个事实必须坦率地根据道德或政治的理由，而不是根据可疑的经济状况否定这些牺牲的现实意义。建议把过多储蓄可以有用地投向显然没有希望收回（不必说赢利）的渠道是更加阴险的，因为本来其任务是反对这种政策的阶级将欣然接受它：因为在政府作保的体制下，个人企业家所冒的风险微乎其微。他对国家损失关心极小（如果有一点的话）——尤其是有人告诉他这种损失是因为保证就业的缘故，实际上是国家的收益。
(30) 这就是为什么默里法案的原来形式（不仅是它通过时的形式）就纯粹经济上考虑而言 是无可指摘的缘故。在任何情况下全盘谴责产生收入的政府开支都是可以理解的，在许多人看来是理由十足的，他们认为，一旦准许使用这种工具，让各种不负责任的立法与行政手段出笼的大门就洞开了。但从纯经济理由上说，不能赞成这种指责。
(31) 例如，答应处于完全控制下的国家（如波兰）以虚假的独立（我们坚持把她看做独立国家），增加了俄国在国际机构中可以支配的选票，也增加俄国政府可以收到的津贴和贷款；如果俄国率直地并吞波兰，她就不会像现在这么强大。
(32) 有些读者会看到，此刻我们正接触到历史社会学家之间，也是历史学家之间的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声明，我不宣扬“英雄崇拜”或者赞成“（个别）人创造历史”这些口号。本书论点中包含的方法论不外乎这些：在解释各种事件的历史过程时，我们使用大量系统的资料，在这些资料中有各国的气候、土地的丰度、幅员大小等等，还有那里人口短期内不变的品质。由于人口的品质并不单独决定政治人员的品质，而后者也不单独地决定领导人的品质，这两者必须分开排列。换句话说，在特定形势中，掌舵人物的头脑与神经，正像一个国家铁矿中铁的含量和这个国家有没有钼和钒一样，都是客观事实。
(33) 这个事实极端有趣。也许有些美国人相信，法国人会以欢乐和感激的心情欢呼他们的解放，同时他们会立刻专心致志于重建一个民主法兰西的任务。而事实是，我们发觉莱昂·布鲁姆委婉地描写为病后休养期心身疲乏的实情，或者用平易的英语说，普遍不愿运用民主方法。有3个政党，它们大致上有相等的党员，三者都没有力量根据民主原则产生有效的政府：共和人民运动（天主教和戴高乐主义的党）、正规的社会党和共产党。有三点与我们有关：第一，实际上完全不存在“自由主义”团体；第二，不存在美国政治家可以全心全意与之合作的团体；第三点最重要，共产党有强大力量。很明显，共产党的强大不能用有人数众多的法国人改信共产主义原则来解释。其中许多人从理论意义上说根本不是共产主义者。那些理论上不信共产主义的人是特定的共产党员，也就是说，他们是由于对国家局势的看法才成为共产党人的。这意味着他们只是亲俄国。他们把俄国看做“我们时代的伟大事实”，看做与法国真正利害攸关的强国（重建美元是另一回事），是法国必须攀附的强国，为了获得再生，在未来反对英国和美国的斗争中，法国必须依附的强国，因此很清楚，未来斗争将成为世界革命形式的斗争。迷人的许多问题就从这一点上展开！可是我为不可能深入讨论这些问题而感到的遗憾，因深信我的读者不会相信这个论点而稍感安慰。
(34) 最后几句话全是摘引来的。它们是这样的有揭露性和有价值，显然因为它们不是别人提出问题的答复，由被访问者作这般承认的。它们是不自觉的言词，是说话人不知道自己在暴露心理活动时说出的，更确切地说，它们是他试图为自己 找理由的合乎逻辑的半自觉的态度。除了含义天真可以分开来理解的第三句外，整段话（或者说十分相似的话）人们听到过不止一次。几乎每一次都有人指出他态度的不合理（包括这个态度与1939—1941年态度之间的矛盾），但从来没有任何逻辑上像样的回答或反应，有的只是（a）表现出好脾气的烦恼或（2）表现出看来接受批评的绝望的姿态，但又带有这样的但书：“有什么好处呢？”
从本节前面提到的一个观点来看，无论如何我必须加上一句话：事实上在第四次逃避现实中有些重要事情可说，要是真是像我认为的那样，那些俄国领导人的能力在其他民族中极为少见，那么看来大自然的行动在适当时候能解决许多问题。如果承认这个论点有相当道理 ，那么还应该说，从这个论点可以引出太多的东西。在某些方面，一个有至高能力的敌人要比一个能力较差的敌人容易对付——这的确不是谬论。此外，虽然要建立标准石油公司确实需要第一流的天才，但一旦公司建立后并不需要天才去管理它。俄国世纪一旦开始，它可能沿着几乎是它自己的方向走。
(35) 应该看到（为了说明这个论点的有力）这三件事实没有一件在1939年德国的事例中出现。有些读者在有关第三件事实上，至少根据慕尼黑会议以后盛行的形势否定这一点。但这只是因为我们对德国野心的态度与现在对俄国野心的态度大不相同。从政治角度看，决定性的一点是，德国当时没有全部恢复她的国土，而斯大林政权只要在外国领土 的取舍上作出妥协，这件事做起来要容易得多。此外，正文中提到的“更强硬的语调”只是赖以防止更多的侵占罢了。
(36) 就要探究的这个论点的目的而言，很幸运没有必要去解答在美国的共产主义第五纵队实际上有多么强大的问题，无论如何它要比任何统计数字显示的、或任何工人团体发言人正式宣布的强大得多，肯定不可忽视。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和亲俄态度对战争努力效率的可能影响的讨论，我想几乎毫无价值，这不仅因为出现很多有偏见的夸大或缩小的言词，而且因为参加讨论的人未能把问题界线划分清楚。有人的态度在我们看来实际上是亲俄的，但他在感情上和意图上不是亲俄的。有人是共产党人，实际上却不是亲俄的。所有这些变异必须仔细地加以区分，一旦战争实际开始，某些态度和一个人的行为并无关系。
(37) 帝国主义一词是整个通俗政治理论中最被误用的名词之一，有必要确定这里使用这个词的含义。但为了我们有限的目的，没有必要像30年前出版的专题著作里企图做到的那样分析帝国主义现象，也没有必要采用一个适合于细致分析的定义。只要使用下面这个定义就足够了，虽然我认为它极端不充分（但它符合本书第4和第11章该词的用法）：帝国主义是一种政策，它旨在把一个政府的违背非同民族意志的统治扩展到这些民族集团。这就是俄国所做的，在战前如外蒙和芬兰的情况，在战时和战后有其他许多情况。其要点是这个政策没有固有的限度。行动时与所说的动机无关。
(38) 这是因为误用而失去全部明确意义的另一个词语。美国人通常说话中，这个词的用法事实上暗示了这样的定义：法西斯是使用这个词的说话者或写作者所不喜欢的任何政策、集团或国家。但在本书的正文中，根据本书第22章提出的政治理论，它的意思是指相对于竞选领导权的独占的政治方法。看得出来，这句话的意思并不等于说，在任何或每一个其他方面，斯大林主义和希特勒主义或意大利法西斯是“一回事”。
(39) 读者将高兴地注意到，上边论证中所作的或暗示的事实陈述，如有需要可以从俄国官方资料得到证实。事实上，对我们论证，尤其对我们所说俄国政权性质的判断十分重要的一切材料，可以不需求助于任何受怀疑的事实陈述而确立。我有意不提那些——不管它们在进一步说明这个政权的性质上如何有价值——可以引起对事实怀疑的任何事实，诸如在征服或控制国家里的屠杀，格鲁吉亚用铁链锁在一起的囚犯队和集中营。即使能称为暴行的事情是完全不存在的，我们的论证丝毫不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