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主要是为我的同行经济学者而撰写的。我希望其他人也能看懂它。但是，它的主要目的在于论述有关理论的困难问题，而这一理论的应用在本书中则仅处于次要地位。因为，如果正统经济学说有错误之处，那么，错误不在于它的被精心树立起来的在逻辑上前后一致的上层建筑，而在于它的假设前提缺乏明确性和一般性。这样，除非使用高度抽象的辩解和相当多的争论，我就不能达到我的目的，来说服经济学者，使他们能以鉴别真伪的态度重新考察他们的某些假设前提。我的意图是想使辩解和争论尽量少一些。但是，我认为，重要之点是：不仅要对我的观点加以解释，而且还要说明在哪些方面我的观点不同于现在流行的理论。我预计，那些根深蒂固地置身于被我称之为“古典学派理论”的人会徘徊于两种意见之间：一种意见认为我完全错了，另一种则相信，我没有任何新东西。或者还会有第三种意见。谁是谁非，让其他人加以判断。我在本书中进行争论的段落旨在于提供一些素材，以便使别人能作出判断的答案。如果为了使分歧明确化，我在争论中的文字过于尖锐，那么，我必须请求谅解。我自己在许多年中坚持并且确信我现在所抨击的理论，从而，我认为，我不会不知道该理论的优点。
争论中的问题的重要性是无以复加的。如果我的意见正确，那么，我首先要说服我的同行经济学者们，而不是一般的群众。在争论的目前阶段，虽然欢迎一般群众参加，但他们只能是旁听者，旁听作为争论一方的一位经济学者把他与同行们之间的深刻的意见分歧明确地提出来。这些分歧在目前几乎使经济理论失掉其现实作用，并还会继续如此，一直到分歧得以解决时为止。
关于本书和我在五年前出版的《货币论》之间的关系，对我而言很可能要比对其他人更加清楚一些。被我认为是经过数年思索的思想的自然演变，有时却可以被读者当做为使人感到混淆的观点的更改。这一使人感到混淆之处并不由于我迫于需要而改变使用的名词而得以减轻。这种名词的改变将在本书的行进过程中加以指出。然而，二书之间的大致关系可以概述如下。当我开始撰写我的《货币论》时，我仍然沿袭着传统的思路，把货币的影响看成好像与供给和需求的一般理论无关的东西。当我完成该书以后，我取得了一些进展，倾向于把货币理论变成一个总产量的理论。现在看来，我之未能从传统的先入之见解脱出来表现为该书理论部分的显著错误(即第3、4编)，因为，我没有对产量水平的改变的作用加以彻底的论述。我的所谓“基本公式”不过代表在既定产量的假设条件下的瞬息间的图像。它们试图说明：在产量为既定的假设条件下，为什么会有各种力量造成利润失衡，从而使产量必须加以改变。但是，对不同于瞬息间的图像的动态发展却未能给予全面的论述并且还是非常含糊不清的。与此相反，本书已经演化成为一本主要研究什么力量或因素决定整个社会产量和就业量的改变的著作；而且，在本书中，虽然货币被认为是在经济制度中占有重要和特殊的位置，但是，货币在技术方面的细节则略去不论。我们会看到，使用货币的经济制度基本上是这样一个制度；在其中，对将来的看法的改变不仅可以影响就业的方向，而且还可以影响就业的数量。然而，在分析这样一个制度的经济行为时，我们所使用的方法仍然是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相互作用；从而，通过这种方法，我们的方法和基本的价值论就能结合在一起。这样，我们就得到一个更加具有一般性的通论，而我们所熟悉的古典学派的理论则成为通论中的一个特殊事例。
像这样一本自辟蹊径的书籍的作者，如果他想避免过多的错误之处，那么，必须在很大的程度上，依靠批评和交流。如果一个人单独进行思考的时间太长，那么，他会暂时相信愚蠢的东西，甚至达到令人惊奇的程度。特别在经济学(以及其他的伦理道德科学)中，由于经常不可能对人们的构思进行有决定性的检验或试验，情况更是如此。本书的写作，甚至比我在写作《货币论》时，更加经常地得力于R.F.卡恩先生的建设性的意见和批评。如果没有他的建议，那么，本书的很多部分不会达到现在这样的水平。我还从琼·罗宾逊夫人、R.G.霍特里先生和R.F.哈罗德先生那里得到许多帮助。哈罗德先生校阅了清样。剑桥皇家学院的本苏珊巴特先生编纂了索引。
对于作者而言，写作本书是一个长期的挣扎过程，以求规避传统的思想和说法。如果作者对这些思想和说法的攻击是成功的话，那么，大多数读者在阅读本书时，也会持有同感。本书以如此复杂的方式所表达的思想却是很简单的。困难之处并不在于新思想，而在于旧学说。这些旧学说，对于我们这些大多数受其哺育而成长起来的人而论，已经深入到我们头脑中的每一个角落。
J.M.凯恩斯
1935年12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