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单位的选择
Ⅰ
在本章和其后的三章中，我们的任务是试图弄清某些疑难之处，而这些疑难之处与我们所要考察的特殊问题并没有特别密切的关系。因此，这几章具有脱离正题的性质，从而暂时会打断我们的主要思路。 [1] 这些疑难问题之所以在这里加以讨论，仅仅是由于它们还没有以符合本书特殊目的的方式在其他的著作中加以处理。
在撰写本书时，三个最大的疑难之处阻碍了工作的进展；直到问题得以解决以前，我无法恰当地表达自己的想法。这三个疑难之处是：第一，选择一个衡量单位；而该单位适合于牵涉到经济制度整体问题的数量研究；第二，预期在经济分析中的作用；第三，收入的定义。
Ⅱ
经济学者通常使用的单位的不能令人满意之处可以用国民所得、实际资本的存量以及一般价格水平的概念加以说明： [2]
(1)马歇尔和庇古教授所定义的国民所得 [3] 只衡量现期的产量或实际收入，而并不衡量产量的价值或货币收入。 [4] 此外，它在一定意义上取决于净产量；——即取决于产品的净增加量；也就是一社会由于在现期中的经济活动而得到的能用之于消费或保留为资本的产品减去本期开始前已有的资本设备在本期中被消耗掉的部分便是净增加量。在这个基础上，人们企图建立一门能衡量的科学。关于为此目的而形成的上述定义，一个严重的不妥之处为：社会所生产的物品与劳务是一个不同质的复合体，而严格说来，除了某些例外情况，例如，所有产品都以同一比例增加时，这个复合体是不能加以衡量的。
(2)为了计算产品的净增量，当我们试图衡量资本设备的净增量时，困难甚至还会更大。其原因在于：我们必须找出一个共同的基础，以便对现期所生产的新设备同已经被消耗掉的老设备加以比较。为了计算净国民所得，庇古教授 [5] 减去了由于老化而造成的折旧等等；只要老化的折旧“可以被看做是‘正常的’，而实际检验正常与否的办法是：要看老化折旧是否足够经常地发生，以致能大致——虽然未必很详细地——被预料到”。但是，由于庇古教授并未使用货币单位，所以被减去的不是一笔货币额。在这里，他是在作出假设：虽然没有实物在外表形式上的变化，却可以存在着实物的具体数量的变化，即：他暗中把价值引了进来。此外，在技术改变的条件下，新设备和旧设备二者并不是等同的。庇古教授并没有创造出任何令人满意的公式 [6] 来衡量二者。我相信，庇古教授所追求的概念在经济分析上是正确而恰当的。但是，在能采用令人满意的单位制度以前，要想对它们作出精确的定义是不可能的事情。把一组实际产量和另一组进行比较以及在计算净产量时通过新设备的减少来补偿老设备的耗损都构成难以解决的问题，而我们肯定，它们是解决不了的。
(3)一般价格水平这一概念所固有的含混不清的性质是众所周知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含混不清的性质使得这一概念非常不适合于应该精确无误的因果分析。
虽然如此，这些困难可以正确地被看做是“无关宏旨的困难”。它们是“纯理论性的”，其原因在于：它们从来不使经济决策复杂化，甚至完全不进入于决策之中；它们对经济事物的因果次序也不发生任何影响，而尽管上述概念在数量上并不精确，经济事物本身却是界限分明和客观存在。因此，得到的结论自然应该是：这些概念不但不精确，而且还不必要。显然，我们的定量分析必须以不用上述含混不清的概念的方式来加以表达。事实上，正如我希望能加以论证的那样，一旦我们开始这样做时，显然可以看到，如果没有这些意义含糊的概念，我们的工作会做得远为更好。
两组不能加以比较的各种事物本身不能被当做为定量分析的对象这一事实当然并不使我们不能抛开严格的计算而根据判断力来进行统计数字的概略比较；这种比较在一定的限度内可以具有重要性和正确性。但是，类似实际净产量和一般物价水平那样的事物应该属于历史和统计方面的描述领域，其目的应该是满足对历史的或社会的好奇心。为了这种目的，完全的精确性——像我们的因果分析所要求的那样，尽管我们对有关数量的实际数值的知识并不完全或准确——既不普遍存在，也无必要。当我们说：今天的产量比十年前或一年前高一些，但价格水平却低一些时，这一命题在性质上类似于说：维多利亚女王比起伊丽莎白女王来是较好的女王，但并不较为快乐——一个并不是没有意义和兴趣的命题，但却不适合于微积分的数学分析。如果我们试图把这种在部分上含混不清和非定量的概念用作定量分析的基础，那么，我们的精确性便是虚有其表的。
Ⅲ
应该记住，在任何场合，企业家都在作出决策以便决定以何种规模来使用既定数量的资本设备。当我们说，对需求增加的预期，即总需求函数的上升，会导致总产量的增加时，我们实际的意思是：拥有该资本设备的厂商会因之而雇用较大数量的劳动者。在生产完全相同的产品的单一厂商或单一行业的情况下，我们所指的产量的增减具有确切的意义。然而，当我们把所有厂商的产量加在一起时，除了使用在既定资本设备下的就业量以外，我们无法准确地表示总产量。在使用就业量时，总产量及其价格水平都成为不必要的概念，因为，我们并不需要现行的总产量的绝对数值，例如，那种能使我们对在不同的资本设备与就业量下所制造的总产量加以比较的绝对数值。在这里，为了描述和粗略比较的目的，当我们论及总产量的增加时，我们所必须依赖的假设条件是：在一既定量的资本设备下的就业量是一个合适的指标来表示由此而造成的总产量——就业量和总产量被假设为共同增加或减少，虽然二者的增加或减少并不是同比例的。
因此，在论述就业理论时，我所使用的基本数量单位仅有两个，即货币价值的量和就业量。二者之中的前者的单位是完全相同的；后者的单位可以人为地使之完全相同。其原因在于：由于不同级别和种类的劳动者以及领薪金的办事人员在报酬上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如果我们把一小时普通劳动者的工资作为我们的单位，而根据特殊劳动者的报酬来换算它的劳动时间，例如，两倍于普通劳动者的报酬的劳动时间被计算为普通劳动时间的两倍，那么，就我们的目的而言，就业量就会有足够确切的含义。我们把衡量就业量的单位称之为劳动单位，而每一劳动单位所得到的工资为工资单位。 [7] 这样，如果E代表工资(和薪金)总额，W代表工资单位，而N代表就业量，那么，E=N·W。
这种劳动单位完全相同的假设条件并不与不同劳动者的专业技能的巨大差异以及其对不同职业的适用性的巨大差异那些明显的事实相抵触。其原因在于：如果劳动者的报酬与其效率之间保持固定的比例，那么，效率之间的差异已经为上述个人所提供的劳动量与其报酬成比例这一事实所补偿；同时，如果当产量增加时，厂商所增雇的按照工资单位计算的劳动对该厂商的特殊生产目的而言具有越来越小的效率，那么，这不过是在既定资本设备条件下，增雇劳动者所带来的收益递减的因素之一。在这里，我们可以把报酬相等的劳动单位的差异之处归因于资本设备，归因于在产量增加时的资本设备越来越不适用于增雇劳动者的情况，而不把同一事实当做为劳动者在完全相同的定量资本设备下的增加越来越不能与既定的资本设备相适应。这样，如果不存在多余的专业化或有经验的劳动者，而使用比较不合用的劳动者又引起每一单位产品的劳动成本的上升，那么，这一事实可以被解释为：当就业量增加时，来自资本设备的收益递减，其递减的速度快于存在着多余的专业化劳动者时的情况。 [8] 即使处于极端的场合，在其中，不同劳动者的专业化高到如此的程度，以致他们在相互之间完全不能代替，那也不会造成难于解释的问题，因为，这不过表明：使用一种特殊类型的设备所制造的产品的供给弹性在适合于它生产的全部专业化劳动者都已被雇用时，会突然下降为零。 [9] 由此可见，除非在不同劳动单位的相对报酬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不稳定性，我们所假设的完全相同的劳动单位不会引起困难。如果不稳定性确实出现，那么，我们可以假设劳动的供给和总供给函数的形状都会迅速改变；通过这一假设，甚至不稳定性的困难也会得以解决。
当我们论述整个经济制度的运行时，我相信：只要把我们自己严格地限制于货币和劳动这两个单位，很大部分的繁难之处便会得以避免。与此同时，把产量和设备的具体单位保留到我们单独地分析单个厂商或单个行业时再加以使用；而把类似总产量、资本设备总量和一般价格水平那样的界限不明确的概念使用于我们进行在历史上加以比较的场合，因为，在某种(也许是相当宽广的)限度内，历史上的比较本来就是不精确的和粗略的。
根据以上论述，我们将使用在现有资本设备的条件下的就业人数(不论是被用来生产消费品，还是被用来生产新的资本设备)来衡量现行产量的变化，而就业人数中的熟练劳动者则按照他们的报酬加以折合。我们并不需要把一个产量与在劳动和资本设备的不同结构下的另一个产量加以比较。要想预测拥有既定资本设备的企业家们会如何对总需求函数的移动作出反应，我们没有必要来把作出反应后的产量、生活水平以及一般价格水平与另一不同历史时期的相同事物加以比较，也没有必要来同另一个国家的相同事物加以比较。
Ⅳ
不论我们研究的对象是一个具体的厂商、行业或是整个经济的活动水平，可以相当容易地说明：类似通常以供给曲线所表示的供给方面的情况以及表明产量和价格之间的关系的供给弹性都可以在使用我们所选择的两个单位的条件下通过总供给函数来加以处理，而不需要使用产量数值。因为，一个既定的厂商(或者一个既定的行业或者全部行业)的总供给函数可以如下式所示：
Zr =Φr (Nr )
在这里，Zr 是能导致就业量水平为Nr 的预期的卖价或收益。因此，如果就业量与产量之间的关系是：Nr 的就业量可以导致Or 的产量(在这里，Or =φr (Nr ))，那么，可以看到：
p = Z r O r = Φ ( N r ) φ r ( N r )
即为普通的供给曲线。 [10]
这样，对每一种完全相同的商品而言，Or =φr (Nr )具有数量上的意义，同时，我们可以用通常的办法来找出Zr =Φr (Nr )；然而，在这里，我们可以把各个Nr 相加在一起，而对各个Or 则不能这样做，因为，ΣOr 并不是一个用数值可以表示的量。此外，如果我们能作出假设：在既定的情况下，一个既定的总就业量在不同行业中的分配比例是固定不变的，从而Nr 是N的函数，那么，进一步的简化是可能的。
* * *
[1] 主要的思路应该是从第1编直接到第3编。读者如跳过本篇不会对以后的阅读造成很大影响。——译者
[2] 在经济学中，为了表示由不同单位组成的总量(如一匹马加两只鸡蛋)，学者们往往用表示它们的价值的货币总量加以表示。然而，由于价格的波动，必须对货币总量进行调整。调整的办法有二，即：用价格指数和用(货币)工资单位。经过调整后，原有的货币总量成为以不变的价格表示的货币量或以不变的货币工资单位表示的劳动(或工作)量。在本章中，凯恩斯说明为什么就本书而言，用工资单位是较合适的办法。事实上，本章的内容仅具有形式上的意义，与本书的内容和结论没有很大关系。——译者
[3] 见庇古的《福利经济学》，特别是第1编第3章。
[4] 国民所得虽应包括一切实际收入，但实际上，为方便起见，只包括可用货币来购买的物品和劳务。
[5] 见《福利经济学》第1编第4章“什么是维持资本完整”；以及他在《经济学杂志》 1935年10月号第225页所加的修正。
[6] 参见哈耶克教授的批评，文章载《经济》杂志，1935年8月号，第247页。
[7] 如果X代表任何以货币表示的数量，那么，用XＷ 来代表用工资单位所衡量的同一数量是一个比较方便的办法。
[8] 这是主要的原因，用以说明为什么甚至当与现行使用的完全相同的设备仍然存在时，产品的供给价格会随着需求的增加而上升。如果我们假设多余的劳动供给形成一个向所有的企业家都开放的劳动供应点，而被雇用来从事一种具体工作的劳动者至少是部分地按照努力程度的大小，而不严格地按照他所从事的工作的效率来领取报酬(这在大多数场合是一个合乎现实的假设条件)，那么，该劳动者所面临的递减的功效是一个突出的例证来说明：供给价格之所以随着产量的增加而上升，其原因并不在于内部的经济负效果。
[9] 关于通常所使用的供给曲线应该如何处理上述问题，我说不出来；因为，使用这一曲线的人并没有明确指出他们的假设条件。他们可能假设：为了某一具体工作而雇用的劳动者总是全然按照他在该具体工作上的功效而领取报酬。但是，这不符合事实。把劳动者的功效的变动归于资本设备的主要原因也许在于：当产量增加时，由此而导致的增加的剩余产品在现实中主要由设备的所有者获得，而并不给予功效较大的劳动者(虽然劳动者可以从更经常的雇用中和从较快的提升中得到好处)。就是说，从事同一工作的功效不同的人们很少严格地按照他们各自的功效得到报酬。然而，即使按照劳动者的功效来支付工资，我的方法也可把这一事实考虑在内，因为，在计算受雇用的劳动单位时，单位是通过劳动者报酬的折合而决定的。在我的假设条件下，当我们论述某一个具体的供给曲线时，显然会出现有兴趣的繁难之处，因为，某一个具体的供给曲线的形状取决于其他方面对适用于该曲线的劳动的需求。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忽略这些繁难之处是不符合现实的。但是，当我们论述整个就业量时，如果我们假设：某一既定量的有效需求系由各种不同产品的特殊比例所构成，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去考虑这些繁难之处。然而，需求改变的原因的不同却可能使我们的说法难以成立。例如，等量的有效需求的增加可以来自消费倾向的提高，也可以来自投资诱导的增长，二者所面临的总供给函数应该有所不同。然而，所有这一切应该属于对这里所提出的一般思想的详细分析，而这种分析不是我在目前所要研究的内容。
[10] 本书在这里的意思似可大致表述如下：Zr 、Or 和Nr 顺次为r厂商或行业的产值、产量和就业量，它们均用工资单位加以表示。因此，
p （ 价 格 ） = 产 值 产 量 = Z r O r = Φ ( N r ) φ r ( N r )
通过上式，可以建立p与Nr 之间的关系，即： p （ 价 格 ） = Φ ( N r ) φ r ( N r ) = f ( N r )
由于 Or =φ(Nr )，所以可以用Or 来表示Nr 。将此关系代入上式中的f(Nr ),可以得到，p=F(Or ),即普通的供给曲线。——译者
第五章 预期决定产量与就业的作用 [11]
Ⅰ
一切生产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满足消费者。然而，在生产者(把消费者考虑在内)支付产品的成本和消费者最终购买其产品之间，通常存在着时间的间隔——而有的时候，时间间隔还很大。与此同时，企业家(包括生产者和投资者这两类人物)必须形成最好的预期 [12] 来推测：在经历一段可能为相当长的时期以后，当他能向消费者供应(直接或间接地)物品时，消费者愿意为此而支付多少钱。如果他果真从事这种消耗时间的生产，他就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根据这种预期行事。
这种企业赖以决策的预期可以被分为两类。某些个人和厂商专业化于形成第一类预期的业务；另一些人则专业化于形成第二类预期的业务。第一类的预期所关心的是价格，即：当一个制造商决定开始生产一种物品时，他所预期的他的“制成的”产品的卖价为多少。这里的“制成的”产品系指(从制造商看来)能被使用的或能被卖给另一方的产品。第二类所关心的是将来的收益，即：如果一个企业家决定购买(或制造)“制成的”产品来增加自己的资本设备时，他希望增加的资本设备能在将来给他带来的收益。我们可以把第一类称为短期预期，第二类称为长期预期。
这样，每一家厂商决定其每天 [13] 产量的行为取决于其短期预期——对在各种可能的经营规模下的生产成本的预期、对一定产量的销售卖价的预期；当然，在增加资本设备的情况下，甚至在销售给中间商的情况下，这些短期预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交易的其他方面的长期(或中长期)的预期。正是这些预期决定了厂商所提供的就业量。产品生产和销售的实际实现的结果只有在它们能改变以后的预期的范围内才能对就业量 [14] 发生影响，而上一次的预期虽然能使厂商形成现有的资本设备、中间产品的存货和半制成品的存货，但它对下一次的产量决策却不发生影响。因此，在每一次决策时，虽然企业家考虑现行的设备和存货，但决策所依据的仍然是对将来的成本和销售的卖价在目前所作出的预期。
一般说来，预期的改变(不论是短期还是长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发生它的全部影响。由于预期的改变而造成的就业量 [15] 的改变在预期改变后的第一天和改变后的第二天不同，第三天和第二天又不相同，如此等等；即使预期仅仅改变一次，后果也是如此。其原因在于：以短期预期而论，如果预期的前景看坏，那么，这种情况下的预期的改变一般不会猛烈或迅速到如此的程度，以致放弃全部的生产过程，而根据改变后的预期，这些生产过程本来就不应该开始的。如果预期前景看好，那么，需要经历一段准备时间以后，就业量才能达到在看好的预期所应该有的水平。以长期预期而论，如果长期预期前景看坏，那么，资本设备虽不再更新，然而在被磨损掉以前仍需继续维持一定的就业量。如果长期预期的前景看好，那么，就业量最初会偏高，高于在经历一段适应新预期的调整时期后的资本设备所应有的就业量。 [16]
如果我们假设：某种预期的状态维持不变的时期很长，长到足以使预期对就业量的作用完全得以实现，以致全部就业量都是根据维持不变的预期而产生的，那么，此时的稳定的就业水平可以被称为相当于该预期状态的长期就业量。 [17] 由此可见，虽然预期可以经常改变，以致就业的实际水平永远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达到相应于现行的预期状态的水平，然而，每一种预期状态却可以具有相应于该状态的长期就业水平。
首先，我们考虑一下由于预期的一次性和没有受到干扰的改变而导致的过渡到长期水平的过程。我们首先假设，改变的特点是：新的长期就业量会比原有的要高。一般说来，在开始时，只有投入品的进货速度会受到较大的影响。换句话说，受到影响的只是新的生产过程的早期的工作，而消费品的产量和在预期改变前的原有生产过程后期的就业量大致相同。如果存在着半制成品存货的话，那么，上述结论应加以修改，然而，在开始时就业量增加有限这一事实很可能仍然是正确的。随着时间的进展，就业量会逐渐增加。此外，不难设想出一种情况，而这种情况可以在某些阶段使就业量高于新的长期就业量。其原因在于：建造能满足新预期要求的资本设备可以导致比长期水平到达以后的情况还要多的就业量和现行的消费量。这样，预期的改变可以导致逐渐形成的就业量的高潮，上升到高峰以后再下降到新的长期水平。如果预期的改变代表消费方向的改变，而这种改变可以使某些现行的生产过程和资本设备过时，那么，即使新的长期就业水平和原有的一样，与上述相同的结果可以出现。如果长期就业量小于原有的水平，那么，就业量的水平在过渡时期可以暂时处于新的应有的长期水平之下。因此，仅仅是预期的改变就可以在预期的改变发生作用的过程中，造成像经济周期那样的波动形式。在我的《货币论》中，在论述情况的改变对流动资本的添增和消耗的影响时，我所讨论的就是这种类型的运动。
像上面那样的不间断地过渡到长期稳定状态的过程在细节上可以是很复杂的。然而，现实的过渡过程更加复杂。因为，预期总是在变动之中。当过去的预期还远远没有发挥出它的影响以前，新的预期又会加在过去的之上；从而，在任何特定时间，经济机器都处于一连串的相互重叠的过程之中，其根源来自过去的各种对前景的预期。
Ⅱ
现在，我们来探索上面的讨论对我们目前的主题所具有的现实意义。根据上面的论述，任何时间的就业量在一定意义上显然不仅取决于现行的预期，而且也取决于过去一段时期内存在的预期。虽然如此，还没有充分发挥出其作用的过去的预期却体现在今天的资本设备之中，而根据今天的资本设备，企业家又作出今天的决策。在这里，过去的预期仅仅在它体现在今天的资本设备的限度内影响企业家的决策。由此可见，不论上述的影响为何，今天的就业量可以被正确地认为是取决于根据今天的资本设备而作出的今天的预期。
明确指出现行的长期预期的重要性往往是有必要的。然而，对短期预期不这样做却往往不会造成问题；其原因在于：在现实中，修改短期预期的过程是逐渐的和继续进行的，而修改主要取决于已经实现的结果；因此，预期的和实现的结果交织和重叠在一起来施加影响。它们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虽然产量和就业量取决于生产者的短期预期，而不是过去的结果，然而，最近的结果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来决定这些短期预期是什么。每当一次生产过程开始时，重新形成一个预期会过于麻烦；此外，这也会徒然浪费时间，因为，从一天到下一天之间，情况通常不会有很大变化。根据上述事实，除非有肯定的理由认为变化会出现，企业家会按照最近实现的结果能继续下去这一假设条件来形成预期是合乎情理的。这样，在现实生活中，以对就业量的决策的影响而言，最近的产量所实现的销售的卖价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人们期望从现行的投入品所能得到的销售的卖价；从而，企业家对前景的预测会更经常地根据实现的结果而逐渐加以修改，而不是根据由于预期到前景的变化而加以修改。 [18]
虽然如此，我们不要忘记：在生产耐用品的情况下，企业家的短期预期系以投资者的现行的长期预期为根据；而长期预期的特点是不能在短暂的间隔中用实现的结果加以检验的。此外，正如我们将在对长期预期作较详尽的考察的第12章中所看到的那样，长期预期会受到突然的修改。因此，现行的长期预期这一因素甚至在粗略的意义上也不能被实现的结果所排除或代替。
* * *
[1] 本书的特点之一是强调预期对经济变量的影响。这种对预期的强调对其后的西方经济理论的发展起着相当大的作用。关于这一点，本书“译者导读”已经加以说明。在这里，读者似乎应该注意两点。第一，凯恩斯对预期的论述相当散漫和凌乱，并未得出系统性的结论；第二，虽然凯恩斯使用的方法仍然是西方经济学的“静态”和“比较静态”分析，但是，预期的引入仅使本书的分析具有一定的“动态”因素。——译者
[2] 关于如何把这些预期值转化成相应的销售卖价，见第3章第30页的脚注①。
[3] 这里的每天系指最短的时期，在该时期结束后，厂商就可以自由地修改它对雇用人数的决策。它可以说是经济学时间的最小的有效单位。
[4] 在本书中，就业量和产量这两个名词往往被混同使用。在一般情况下，由于二者变动的比例大致相同，所以混同使用不致造成很大误解。——译者
[5] “预期的改变造成的就业量的改变”是指：当企业家的预期改变时，他会改变他所雇用的职工人数，从而最终会影响整个社会的就业量。在以下的行文中，类似的意思经常出现。——译者
[6] 如果预期看好，企业家暂时只能增雇职工以便提高产量，然而，经过一段时期后当他新增添的设备已经到来时，他便可以用较少的职工来保持已被提高的产量。——译者
[7] 长期就业量水平并不必须是一个常数，即长期的各种条件并不必须是静态的。例如，财富或人口的稳定增长可以构成不变的预期的一个组成部分。预期不变的唯一条件是：现行的预期应该在足够长的时间以前就被预料到。
[8] 我认为，这里所强调的在对生产作出决策时的预期符合霍特里先生的论点。该论点指出：在价格下降以前，或在售卖产品的损失显示出预期的落空以前，投入品和就业量受到存货的积压的影响。其原因在于：存货的积压(或定货单的减少)恰恰是那种最可能使投入品数量发生变化的事件；投入品数量的变化是相对于全然根据过去产品销售收益的统计数字而决定的下期的投入品数量而言。
第六章 收入、储蓄和投资的定义
Ⅰ 收入 [19]
在任何一个时期中，企业家都要把他的制成品售卖给消费者或其他企业家；由此而得到的一笔款项可以用A来代表。他也要向其他的企业家购买制成品，由此而支付的款项可以用A1 来代表。他最终会拥有一些包括半制成品存货或流通资本以及制成品存货在内的资本设备。他的资本设备具有G的价值。
然而，A+G-A1 中的一个部分并不来自他在本期的经济活动，而是来自本期开始时他已拥有的资本设备。因此，为了得到我们所谓本期或现行时期的收入，我们必须从A+G-A1 中减去一笔款项，这笔款项代表从上期继承下来的设备在价值上所作出的(在一定意义上的)贡献。只要我们能找到一个合适的方法来计算这笔应被减去的款项，收入的定义问题便会得以解决。
有两种可能的计算这笔款项的方法；而每一种都具有重要性——一种与生产有关，另一种与消费有关。我们顺次对二者加以考察。
(1)资本设备在本期终了时的实际价值G是一个正负抵消后的净数值；该净数值系由于以下两个方面所造成：一方面由于企业家在本期中对资本设备加以维修和改善；他不但向其他企业家购买资本设备而且还在自己的企业中对它进行维修和添增的工作；另一方面，企业家也通过把这些设备用于生产而使它们受到磨损和折旧。如果他不用它们来生产物品，那么，他仍然值得花费一笔最适度数值的款项来对它进行维修和改善。我们假设：他值得花费B′来进行维修和改善，并假设：由于花费了B′的数量，资本设备在本期末的价值为G′。这就是说：G′-B′是可以从上期那里继承下来的最大的净价值，如果他不把它们用之于生产A的话。 [20]
这一笔资本设备的价值超过G-A1 的部分便是由于生产A而消耗掉的数量，如下式所示：
(G′-B′)-(G-A1 )
这一数值衡量由于生产A而消耗掉的数量，即A的使用者成本， [21] 其符号为U。 [22] 企业家为了取得劳务而向其他生产要素所支付的款项被称为A的要素成本F，而从生产要素的观点来看，要素成本是它们的收入。要素成本F和使用者成本U之和被称为产品A的直接成本。
这样，我们就能给企业家的收入 [23] 下一定义：企业家收入是他的在本期中被卖掉的制成品的卖价超过他的直接成本的部分。就是说：企业家的收入被认为等于普通所说的企业家的毛利润，而毛利润取决于他的生产规模，也是他想使之最大化的一个数值。上述定义符合常识。由于社会上其他人的收入等于要素成本， [24] 所以总收入等于A-U。
以如此方式加以定义的收入是一个完全明确的数量。此外，由于企业家在决定向生产要素提供何种就业量时，他企图使之最大化的正是收入超过他向生产要素的支付额的部分，所以收入对就业量具有因果关系的重要性。
当然，不难设想G-A1 可以大于G′-B′，从而使用者成本具有负数值。例如，我们能以某种方式选择我们的时期，以致在该时期中，投入品的数量增加而应该增加的产品数量却还来不及加以完成和被销售出去。 [25] 另一种使用者成本为负的事例是：投资的数值为正数，而整个社会的企业又被设想为合并到如此的程度，以致各个企业可以被认为是制造出自己的机器设备时的情况。 [26] 既然在这种情况下，使用者成本为负的原因是企业制造自己的机器设备，所以在一个企业主要由其他企业制造自己的机器设备的现实经济中，使用者成本为正应该是正常状态。此外，很难设想出一个场合，在其中，由于A的增加而导致的边际使用者成本，即dＵd A竟然会不是正数。
这里是一个适当的场合来对本章后一部分的内容稍为提及一下。对整个社会而言，一个时期的总消费(C)等于Σ(A-A1 )，而总投资(I)则为Σ(A1 -U)。 [27] 此外，除了企业家向别的企业家购买的以外，以一个企业家自己的设备而论，U是单个企业家的负投资(而-U则为他的正投资)。因此，在一个完全一体化的经济制度(在这里A1 =0)中，消费等于A，而投资则为-U，即等于G-(G′-B′)。由于引入A1 而导致的比上述较为复杂的情况不过是为了对非一体化的经济制度提供一个一般性的方法。
除了上述以外，有效需求不过是企业家从他决定提供的就业量那里所期望得到的包括他将支付给其他生产要素的投入在内的收入。总需求函数把各种设想的就业量和各种就业量下的产量所能期望得到的卖价联系在一起，而有效需求则为总需求函数上的一点；在该点，需求是有效的，因为，把总供给的情况考虑在内，该点相当于能使企业家的预期利润最大的就业量。 [28]
这一系列的定义还具有一个优点，即：我们可以和某些经济学者一样，把现在所定义的边际收益(或收入)和边际要素成本等同起来，从而得到一些相同的命题；不过，这些经济学者由于忽视了使用者成本或把它假设为零，却把供给价格 [29] 和边际要素成本等同起来。 [30]
(2)我们现在转入上述第二种方法。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论述的资本设备的价值改变是其改变的一个部分，即：把一个时期结束时的资本设备和开始时的加以比较所得到的价值改变，而这种改变是由于企业家企图使利润最大化而自愿作出的决策的后果。除此以外，还存在着资本设备价值的非自愿的损失(或增益)。由于(例如)市场价值的改变、老化或仅由时间的消逝所造成的消耗，或战争和地震灾害所导致的破坏，资本设备价值的损失或增益来自超过企业家本人所能控制的原因，并且与他的现行的决策无关。当然，这些非自愿的损失的某些部分虽然是不可避免的，但却不是——一般说来——不能被预料到的，如不论使用与否，由于时间的消逝而带来的损失以及所谓“正常的”老化。正如庇古教授所说的那样，这种老化“具有足够的规律性来被人们预见到，即使不能详细地被预见到，也在大体上能够如此”。此外，老化的损失还包括对整个社会的具有足够的规律性的损失，一般被称为“可以被保险的风险”。这些预期的损失的大小取决于进行预期的时期。现在，我们暂时忽视这一事实并且把非自愿的、然而却不是意料之外的设备的折旧，即：预期的折旧超过使用者成本的部分，称为补充成本，其符号为V。在这里，也许并不需要指出：我们的补充成本的定义与马歇尔的不同，虽然二者的基本想法，即表示那种不进入直接成本的那部分的预期折旧，却是类似的。
因此，在计算企业家的净收入或净利润时，通常把补充成本的估计值从他的已经在上面加以定义的收入和毛利润中减去。其理由为：当企业家在考虑他能任意花费或储蓄的数量时，补充成本对他的影响和把补充成本从他的毛利中减去的影响几乎是一样的。在企业家以生产者的身份出现来决定他是否使用他的设备时，直接成本和毛利润是重要的概念。 [31] 但当他以消费者的身份出现时，补充成本对他的头脑的作用正同补充成本是他的直接成本的一个部分的作用一样。如果在给总净收入下定义时，我们减去补充成本和使用者成本，从而，总净收入等于 A-U-V时，那么，我们得到一个与消费的数量有关的概念。
仍然未加以处理的是非自愿的和——在很一般意义上——预料不到的资本设备的价格改变；这些改变来源于预料不到的市场价值的变动、特殊情况下的老化以及灾难的破坏那些非自愿的和预料不到的原因。被我们在计算净收入和资本账目时所忽略的上述项目中的实际损失可以被称为意外损失。
净收入在因果关系上的重要性在于它牵涉到的V在心理上对现行的消费量的影响，因为净收入被我们认为是普通人在决定消费量时所必须考虑的他现行能自由支配的收入数量。当然，在他决定花费多少时，净收入并不是他所考虑的唯一因素。例如，他在资本账目上所得到的意外增益和意外损失也会施加相当的影响。但是，在补充成本和意外损失之间却存在着一个差别之处，即：前者的改变对他的影响方式同他的毛利润的改变对他的影响方式趋于相同。与企业家的消费量有关的是他的现行产量的卖价超过直接成本与补充成本之和的部分，而意外损失(或增益)虽然也进入他的考虑之中，但其程度并不相同——一定量的意外损失与同量的补充成本并不具有相同的影响。
现在，我们必须再度思索一下，补充成本和意外损失——即那些不可避免的、被我们认为应该记入收入账目的借方的损失和那些被认为是能够合理地进入资本账目的意外损失(或增益)——之间的区别之处是部分地来源于成规和心理上的原因，取决于被一般人所接受的估计补充成本的方式。因为，不可能为补充成本的估计建立一个唯一的原则，从而，补充成本的数值将取决于会计方法的选择。当设备最初被制造出来时，补充成本的预期值是一个具体的数量。但如果在以后对它再行估计的话，在设备寿命剩下期间内的补充成本的数值可能会由于我们预期的改变而有所不同； [32] 而资本设备的意外损失则为原来预期的U+V和预期改变后的U+V之间的差额折算成为现价的数值。 [33] 英国国内税务署援用得到广泛赞同的一个商业会计的原则：当设备被购置后，即为它的补充成本和使用者成本之和估算出具体数值，并且在设备的全部生命期间，继续维持这一数值，不论在此期间预期的改变为何。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时期的补充成本必然被认为是事先规定的数值超过实际的使用者成本的部分。这种办法的有利之处是能保证在整个设备的生命期间的意外的增益和损失均为零。但在某些情况下，在每一会计期间(如一年)中，根据现行的预期而重新估算补充成本也是另一个合理的办法。究竟采用哪一种办法，工商业人员并不一致。我们可以把根据设备购置后刚开始时的预期而计算出的补充成本称为基本补充成本 ，而把根据现行的预期而重新计算出的同一数量称为现行补充成本。
由此可见，我们已经不能对补充成本下一个更加精确的定义。我们只能说，这种成本是一个典型的企业家在计算他的净收入时，必须从收入中减去的各种项目，以便能根据净收入而宣布股息的大小(如果是一家公司的话)或者决定他现行的消费多寡(如果是单个的个人的话)。由于资本账目的意外损失或增益不能被排除在考虑的范围以外，所以对不确切知道是否应被包括在补充成本之内的项目，最好把它放之于资本账目，而使补充成本只包括那些显然属于它的项目。因为，不论放入资本账目的项目有多少，其后果都可以通过改变该账目对消费量的影响的大小而得以矫正。
可以看到，我们对净收入所下的定义非常接近于马歇尔的收入的定义。在决定收入的定义时，马歇尔援用所得税司的实际事例，并且——大致说来——把所得税司根据经验而核定的收入当做自己所认可的收入。其理由在于：该司在这方面所作核定可以被认为是最详尽和广泛的考察所可能得到的结果，以便解释什么是通常所说的收入。我们的定义也相当于庇古教授最近所定义的国民所得的货币价值。 [34]
然而，由于净收入奠基于各家均能以不同方式加以解释的含糊不清的标准之上，所以净收入仍然是一个不完全明确的概念。例如，哈耶克教授曾经提出过：资本品的个人所有者可以意图使他所拥有资本品所得到的收入保持不变，因此，直到他能节约足够的数量来补偿任何原因所造成的他投资收入的下降趋势以前，他不会自发地把其收入用之于消费。 [35] 我怀疑这种个人是否存在于现实之中；然而，在理论上，显然提不出任何理由来反对把上述的节约当做净收入的一个可能的心理标准。但是，当哈耶克据此推断，认为储蓄和投资也具有相应的含糊不清时，如果他指的是净储蓄和净投资，那么，他仅在这一点上才是正确的。与我们的就业理论有关的储蓄和投资并没有这种缺陷，并且能以客观的方式对它们加以定义，正如我们在上面已经说明的那样。
由此可见，全力以赴地强调净收入而忽视(像过去通常所做的那样)收入本身这一概念是错误的。净收入只对消费决策有关，而且它与影响消费的其他各种因素也不易划分。收入却与现行的生产有关，也是一个相当不含糊的概念。
对收入和净收入所下的上述定义企图尽可能地接近日常用语。因此，有必要立即提醒读者：在《货币论》中，我在特殊的意义上给收入下了定义。定义的特殊之处在于总收入中属于企业家的那一部分。我在为这一部分下定义时，既没有采取企业家在现行的经营中实际上取得的利润(不论是毛利润还是净利润)，也没有采取他在决定从事现行的经营时所预期的利润，而采取某种意义上的正常或均衡利润。现在想来，如果我们考虑到生产规模改变的可能性，那么，这种正常或均衡的意义也未得到充分的规定。根据这一定义而导致的后果为：储蓄超过投资的部分即为正常利润超过实际利润的部分。我相信，这一名词的使用已经造成相当程度的混乱，特别在与储蓄相关的使用上更是如此。使用这种定义的结论(牵涉到储蓄大于投资的情况)只有在按照我的特殊意义来解释这些名词时才是正确的。然而，这些结论往往在一般的讨论中加以采用，好像这些被使用的名词具有较多的众所周知的意义。由于这一原因，由于我不再需要用我的过去的名词来准确地表达我的思想，所以我已决定放弃这些名词——并为它们所造成的混乱而感到非常抱歉。
Ⅱ 储蓄和投资 [36]
在分歧很大的名词使用中，有一点却是大家同意的。据我所知，每人都同意，储蓄的意思是收入超过用于消费支出的部分。因此，对储蓄的意义的任何怀疑必须来自对收入或对消费的意义的怀疑。我们已经在上面给收入下了定义。任何时期的消费开支必须是在该时期中卖给消费者的物品的价值，而这又把我们推回到什么是购买消费品的消费者这一问题。任何一个合理的划分消费品的购买者和投资品的购买者的规定都同样地合乎我们的要求，如果规定是先后一致地加以遵守的话。现有的那种问题，如是否应把汽车的购买当做消费品购买，是否应把房屋的购买当做投资品购买，在过去曾经常常加以讨论，而对这种讨论，我无法添增任何实质性的内容。区别的标准显然必须相应于我们划分消费者和企业家的界限。这样，当我们把A1 定义为一个企业家向另一个企业家购买的产品价值时，我们已经暗中解决了这一问题。据此，消费开支可以明确地被定义为Σ(A-A1 )；在这里，ΣA是一个时期的总销售量，而ΣA1 则为企业家之间的购买量。在以后的论述中，我们一律省略掉Σ，并且用A来代表该时期的全部销售量，用A1 代表企业家之间的相互购买量，而U则为全部企业家的使用者成本的总和。
在给收入和消费下了定义以后，自然也会得到表示收入超过消费部分的储蓄的定义。既然收入等于A-U，而消费又等于A-A1 ，那么，储蓄必然等于A1 -U。同样，我们用净储蓄代表净收入超过消费的部分，它等于A1 -U-V。
我们的收入的定义也使我们立即得到现行投资的定义。现行投资的意义必然是由于本期的生产活动而对资本设备造成的添增的价值。这显然等于我们刚才加以定义的储蓄。其原因在于：储蓄是收入中的没有被用于消费的部分。我们已经在上面看到，作为任一时期的生产活动的结果，企业家已经销售掉A数量的制成品，而在考虑到企业家之间的相互购买A1 的情况下，为了生产和销售A而造成的资本设备的耗损则由U所代表(如果是改善，则用-U来代表)。在同一时期中，制成品的价值为A-A1 的部分被用于消费。A-U超过A-A1 的部分，即A1 -U，是由于该时期的生产活动而造成的资本设备的增加，从而也是该时期的投资。同样，在考虑到资本设备即使在不使用时也要蒙受的正常消耗的情况下，以及在不计入意外损失或增益的情况下，A1 -U-V是资本设备的净增加额，也是该时期的净投资。
因此，虽然储蓄数量是单个消费者集体行为的后果，而投资数量是单个企业家集体行为的后果，但二者的数量必然相等。因为，二者的任何一个都等于收入超过消费的部分。此外，这一结论完全不取决于上述收入定义的任何奥妙和特殊之处。只要我们同意：收入等于现期产量的价值，现期投资等于没有被用之于消费的现期产量，而储蓄又等于收入超过消费的部分——所有这一切都符合于常识，也符合大多数经济学者的传统用法——储蓄和投资的相等是必然的结果。简言之：
收入=产量的价值=消费+投资
储蓄=收入-消费
因此，储蓄=投资
这样，任何系列的定义只要能满足上述条件，便能得出相同的结论。只有否定一个或另一个条件的正确性，才能否定这一结论。
储蓄数量和投资数量的相等来源于交易双方的性质：一方面是生产者，而另一方面则为消费者或资本设备的购买者。被创造出来的收入等于生产者所出售的产量的卖价超过使用者成本的部分；然而，这一产量必然会不是卖给消费者，便是卖给另一些企业家，而每一企业家现期的投资等于他向其他企业家购买的设备超过他自己的使用者成本的部分。因此，从总量上看，被我们称之为储蓄的收入超过消费的部分不可能不等于被我们称之为投资的对资本设备的添增部分。关于净储蓄和净投资，情况是类似的。事实上，储蓄不过是一个余留额。消费的决策和投资的决策在一起决定收入。假设投资决策变为现实，那么，投资必然会减少消费或增加收入。因此，投资行为本身不可能不使被我们称之为储蓄的剩余额或多余额以相同的数量增加。
当然，人们在进行自己要储蓄多少和投资多少的决策时，可能极不正常，以致交易能够赖之以进行的价格均衡点不复存在。在这种场合，我们的名词不再适用，因为，产量不再有一个一定的市场价值，而价格则在零与无穷大之间找不到一个静止之点。然而，经验表明，事实并不如此。在现实中存在着的心理反应习惯可以使购买的愿望与出卖的愿望相等的均衡状态得以实现。在现实中应该存在的产量的市场价值是货币收入具有一定价值的必要条件，也是使储蓄者所决定的储蓄总量等于投资者所决定的投资总量的一个充分条件。
要想对上述种种理解清楚，最好的办法也许是用消费的决策(或者抑制消费的决策)来进行思索，而不是用储蓄的决策来进行思索。是否进行消费的决策确实属于个人的力量所能控制的范围之内，是否进行投资的决策也是如此。总收入与总储蓄的数量是社会上的个人对是否进行消费和是否进行投资自由选择的结果。二者都不能脱离上述有关消费和投资的决策，而根据另一系列决策来得到独立上述决策之外的数值。根据这一理由，在以后的论述中，消费倾向的概念将被用来代替储蓄的意向或倾向。
关于使用者成本的附录
Ⅰ
我认为，使用者成本对古典价值理论具有重要性，而这种重要性却一向受到忽视。关于这一点，可以说的话比与这里的主题有关的或在这里应说的话要多。但作为一个脱离正题的论述，我们将在本附录中，对使用者成本作一些进一步的考察。
根据定义，企业家的使用者成本等于：
A1 +(G′-B′)-G
在这里，A1 是一企业家向其他企业家那里购买的制成品的数量，G为在一个时期终了时的资本设备的实际价值，而G′则为：如果该企业家不使用该设备而又花费一笔最合算的钱(B′)来保养该设备的话，该设备在时期终了时所可能有的价值。由此可见，G-(G′-B′)，即企业家从上期所继承的设备价值的增值，代表该企业家在本期中对他的设备的投资，从而可以被写成I。这样，由于他在本期中得到的出售产品的卖价A而蒙受的使用者成本U就等于A1 -I；在这里，A1 是他向其他企业家所购买的制成品的数量，而I则为他在本期中对自己的设备所进行的投资。稍加思索便可以看到，所有这一切不过是一般性的常识。他向其他企业家所购买的制成品的数量超过他对自己的设备所投资的部分必然代表他由于出售产品而付出的除了购买生产要素以外的代价。如果读者试行以其他方法来表示这一内容，那么，他会发现：我们方法的优点在于能避免无法解决的(和不必要的)会计问题。我认为，没有任何其他方法能毫不含糊地对一个时期的生产品的卖价 [37] 加以分析。如果整个社会的各个行业都合并在一起，或者，如果企业家不向外界购买物品，从而，A1 =0，那么，使用者成本不过相当于由于使用设备而造成的本期的负投资； [38] 但是，这样做的好处是：在分析的任何阶段，我们并不要求把要素成本分配到被出售掉的物品和被保留的设备上。因之，我们可以把不论是合并在一起的、还是单独存在的厂商所提供的就业量当做取决于一个一次性的综合决策——这个办法符合现实，因为，现实中的整个生产与为了当前的销售量而生产之间存在着关联的性质。
此外，使用者成本概念可以使我们对厂商出售的产品的短期供给价格提供一个较明确的定义，因为，短期供给价格是边际要素成本和边际使用者成本之和。
在现代的价值论中，通常使用的办法是把短期供给价格单独地和边际要素成本等同起来，然而，显然可以看到：只有在边际使用者成本为零的情况下，或者，只有在像我所做的那样(上面第29页脚注②)把“产品卖价”和“总供给价格”定义为减去使用者总成本以后的数量，那么，短期供给价格和边际要素成本的等同才是正确的。但是，虽然为了方便起见，在处理整个社会的总产量时，可以把使用者成本减去；然而，如果把这种做法习惯性地(或暗中地)应用于单个的行业或厂商，那么，它就使我们的分析脱离现实。因为，它使一件物品的“供给价格”不符合“价格”的通常的含义，从而，这种做法可以造成某些使人困惑之处。人们似乎往往都已经作出假设，认为对一家单个的厂商所出售的产量的单位而言，“供给价格”具有明显的意义，从而，并不需要加以讨论。然而，对从其他厂商那里购买物品的处理以及对厂商由于生产边际产品而造成的自己设备的费用的处理，牵涉到与收入的定义有关的一系列困难。其原因在于：即使我们假设由于销售一个增加的单位产品而引起的向其他厂商进行购买的边际成本已经从单位产品的卖价中减去以便得到我们的所谓该厂商的供给价格，我们仍然必须计入由于生产边际产品而引起的该厂商自己的设备的边际负投资。即使所有的生产都由一个合并在一起的厂商来进行，把边际使用者成本假设为零仍然是错误的。就是说，在一般情况下，不能忽视由于生产边际产品而造成的在设备上的边际负投资。
使用者成本和补充成本的概念还能使我们较明确地建立长期供给价格和短期供给价格之间的关系。长期成本显然必须包括一笔款项用以补偿基本补充成本和预期直接成本，而二者又应以适当方式被分摊于设备的寿命年份。就是说，产品的长期成本等于直接成本和补充成本的预期值，而且，除此之外，为了获得正常利润，长期供给价格还要超过上面计算的成本一个数额，其大小等于与设备投资的年限和风险相同的现行利息率和设备成本之乘积。如果我们使用的利息率是“纯”利息率， [39] 那么，我们还必须在长期成本中加进一个可被称为风险成本的项目，以便补偿实际收益和预期收益之间存在差异的未知的可能性。因此，长期供给价格等于直接成本、补充成本、风险成本和利息成本之和，即长期供给价格可以被分解为几个组成部分。另一方面，短期供给价格则等于边际直接成本。因此，当企业家购买或建造自己的设备时，他必然会期望直接成本的边际值超过其平均值的部分能够补偿自己的补充成本、风险成本和利息成本；从而，在长期均衡状态中，边际直接成本超过平均直接成本的部分会等于补充、风险和利息成本之和。 [40]
处于边际直接成本正好等于平均直接成本与补充成本之和时的产量水平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因为，在该产量水平上，企业家的交易账目正好收支相抵。就是说，它相当于利润为零之点，而如果产量低于这一水平，他的交易会蒙受亏损。
除了直接成本以外，核算补充成本的必要性由于设备类型不同而有很大差异。下面是两种极端的情况：
(i)维修设备的某些方面是必须与设备的使用同时进行的(例如，给机器加油)。这种费用(除了向外界购买的以外)应被包括在要素成本之内。如果为了物理上的原因，现期折旧的全部数量都由这种费用所构成，那么，使用者成本(除了向外界购买的以外)会等于补充成本并且和补充成本具有相反的正负号；从而，在长期均衡状态，边际要素成本会超过平均要素成本，其差额等于风险和利息成本。
(ii)设备价值的某些部分只能在该设备被使用时才会因之而降低。这一费用应被纳入使用者成本，假设它并没有随着使用的过程而随时加以弥补的话。如果只存在着这种价值耗损的情况，那么，补充成本为零。
也许值得指出的是：企业家并不仅仅因为设备的使用者成本低廉而首先选用他的最破旧的设备；因为，低廉的使用者成本并不足以补偿它的相对低微的效率，即它的高额要素成本。这样，企业家会使用在每单位产品中使用者成本和要素成本为最低的设备。 [41] 由此可见，对有关产品的任何生产量，都存在着一个相应的使用者成本， [42] 但这个总使用者成本并不与边际使用者成本，即由于增产一单位产品而增加的使用者成本，保持相同的关系。
Ⅱ
使用者成本构成现在与将来之间的环节之一；其原因在于：企业家在对其生产规模作出决策时，必须在目前就消耗掉他的设备还是把它留待将来使用之间进行选择。决定使用者成本的是：设备现在的使用预计会牺牲掉多少将来的利益；而决定他的生产规模的是：这一牺牲的边际数量、边际要素成本以对边际卖价的预期。不过，企业家如何计算某一生产过程的使用者成本呢?
我们已经把使用者成本定义为：在考虑到维修和改善设备的费用和向其他企业家购买物的费用的情况下，和不使用设备相比，使用设备所造成的设备价值的耗损。 [43] 因此，要想得到使用者成本，必须计算现在不使用设备情况下，该设备在将来所能带来的收益的现在值。 [44] 这一数值应该至少等于在不使用设备条件下，推迟设备更换的利益的现在值，也可能大于此现在值。 [45]
如果不存在多余的设备，从而每年应该生产出更多的类似设备，以便增加设备总量或更换原有的设备，那么，显然可以看到：边际使用者成本能够根据由于使用设备而造成的设备效率或寿命的减少以及根据现行的重置成本而被计算出来。然而，如果存在多余的设备，那么，使用者成本也会取决于多余设备将由于折旧、损失等原因而被消耗净尽的时间中的利息率和现行的(即重新估计的)补充成本。利息成本和现行的补充成本以这种方式间接地进入使用者成本的计算。
当要素成本为零时， [46] 使用者成本的计算最为简单易懂。现以拙著《货币论》第2卷第29章中的像铜原料那样的多余存货的事例为例。我们首先列出一吨铜在将来的各个时间的预期价值。这一系列不同时间的价值取决于多余铜被消耗掉的速度，并随着多余铜的减少而逐渐接近于铜的正常生产成本。从铜价值系列的每一个时间的数值中减去现行的补充成本以及该数值的时间和目前之间的利息成本，所得到的最大的数值即为每一吨多余铜的现在值或使用者成本。
以同样的方式，具有多余数量的船舶、工厂或机器的使用者成本等于多余数量被消耗净尽的日期的重置成本减去现行的补充成本以及该日期到现在之间的利息成本。
在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假设：设备系被完全相同的物品所更换。当所涉及的设备被磨损净尽时，如果不用完全相同的物品加以更换，那么，在计算原有设备的使用者成本时，应该计入新设备的使用者成本的一个部分，其大小取决于两种设备的相对效率。
Ⅲ
读者应该觉察到：在设备并没有老化，却仅仅具有多余的数量的情况下，实际使用者成本和它的正常值(即在没有多余设备时的数值)的差别会由于多余设备被消耗完毕的预期时间的不同而发生变化。这样，如果有关设备的年龄分布比较均匀，从而每年均有一定量的报废设备，那么，除非多余的设备数量过大，边际使用者成本不会有很大的下降。在普遍性的经济萧条存在的场合，边际使用者成本取决于企业家所预期的萧条存在的时间长短。因此，当萧条事态开始好转时，供给价格上升的部分原因可能是由于企业家对预期的修改而造成的边际使用者成本的急剧增加。
有的时候，人们曾提出过与企业家的意见相反的论点，认为：如果企业家们有组织地报废多余的设备，那么，除非这种行动涉及全部多余的设备，价格不会上升。然而，使用者成本的概念却可以说明，为什么报废(譬如说)多余设备的一半也会立即造成提高价格的影响。其原因在于：通过缩短多余设备被消耗完毕的时间，上述政策会提高使用者成本，从而会增加现行的供给价格。这样，企业家似乎能下意识地想到使用者成本，虽然他们并没有把它明确地提出来。
如果补充成本数额庞大，那么，当多余设备存在时，边际使用者成本数额必然低微。此外，当多余的设备存在时，边际要素成本和使用者成本不大可能比它们的平均值超出很多。如果上述两个条件均能具备，多余设备的存在很可能要使企业家的经营蒙受损失，也许会是重大的损失。当多余设备被消耗完毕时，这种蒙受损失的状态不会立即转变为正常利润。随着多余设备的减少，使用者成本会逐渐增加；而边际要素成本超过平均要素成本和平均使用者成本的部分也会逐渐增加。
Ⅳ
在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中(第6版第360页)，使用者成本的一部分在“额外设备的耗损”的标题下被包括在直接成本之中。但是，关于如何计算该项目以及它的重要性则没有提供线索。庇古教授在他的《失业论》中(第42页)明白地作出假设，认为由于边际产量而导致的设备的边际负投资一般可以忽视不计：“与产品数量变动相联系的设备的耗损数量以及所使用的非体力劳动的成本数量都被忽视不计，因为，它们的重要性一般说来是次要的。” [47] 确实，处于生产的边际状态，设备的负投资为零的说法存在于大量的现代经济理论之中。但是，一旦想到有必要来解释单个厂商的供给价格究竟是什么时，问题便随之而发生。
由于上述原因，维修闲置不用的设备的成本往往会减少边际使用者成本，特别在被预期为持续很久的萧条状态中，更是如此。这一说法是对的。虽然如此，很低的使用者成本并不是短期本身的特点，而是那些维修闲置不用的机器设备代价昂贵的特殊情况和设备种类的特点；也是那些具有老化快速和多余设备众多的非均衡状态的特点，特别是在新机器设备占有较大比重的情况下，特点更为突出。
在涉及原料的事例中，考虑使用者成本的必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一吨铜在今天被使用掉，那么，它就不能在明天被使用，从而，铜在明天被使用的价值显然必须被计算为边际成本的一个部分。但是，铜不过是一个资本设备被使用于生产的一个极端的事例，然而，这一事实却被忽视。把原料和固定资本严格区别开来，认为对于前者，我们必须考虑由于使用它而造成的负投资，对于后者，我们可以毫无顾虑地对同一种负投资加以忽视。这种做法是不合乎现实的——特别在正常的情况下，每年都需更换一定量的设备，而使用设备会缩短更换的期限，这种做法尤其不合乎现实。
使用者成本和补充成本的优点之一在于：它们适用于经营资本、流动资本，也适用于固定资本。原料与固定资本的主要差别并不在于计算使用者和补充成本的不同之处，而在于这一事实，即：流动资本的收益只有一次，而在固定资本的情况下，由于它有耐久性，从而会逐渐被消耗净尽，所以它的收益包括一系列时期的使用者成本和赚得的利润。
* * *
[1] 当本书在1936年出版时，由英国财政部、美国商业部和全国经济研究所进行的有关西方现代国民收入统计的研究成果尚未出现，也就是说，现有的西方国民收入核算体系及其统计数字均不存在，所以凯恩斯在这里对国民收入的概念作了考察。按照汉森的意见(汉森，《〈通论〉导读》，1953年，第54～55页)，现在的读者如果略去有关国民收入的这一节，不会影响以后的阅读。——译者
[2] 这里的(G′-B′)便是凯恩斯在上一段中所提到的要从A+G-A1中减去的部分。然而，凯恩斯对此却不但没有加以明确指出，反而突然提出了使用者成本的概念，接着又对要素成本F和产品A的直接成本进行解释。在此之后，他在下一段中说明：国民收入=要素成本+企业家收入=A-U。
事实上，在这里，凯恩斯提出了三种等价的国民收入的定义，即：(1)国民收入=消费+投资；(2)国民收入=A-U(使用者成本)；(3)国民收入=工资+利息+地租+企业家收入(利润)。对此，译者在下面加以说明：
(1)国民收入=消费+投资。根据凯恩斯的行文，国民收入=A+G-A1-(G′-B′)=(A-A1)+G-(G′-B′)。
其中A为社会在一段时期(如一年中)的产品的全部卖价，其中的A1为被企业家卖掉给其他企业家的部分，因此，A-A1=消费。G是年终时的机器设备(包括成品和半成品)的价值，(G′-B′)大致代表年初时的机器设备价值。如果G-(G′-B′)为正号，那表明企业家在一年中进行了投资，因此，
A+G-A1-(G′-B′)=(A-A1)+G-(G′-B′)=消费+投资
(2)国民收入=A-U。根据凯恩斯的行文，产品A的直接成本=F(要素收 入 = 工 资+利息+地租)+使用者成本；同时，利润(企业家收入)=A-直接成本=A-F-U，因此，
国民收入=全部居民的收入=F+利润=F+A-F-U=A-U。
(3)国民收入=工资+利息+地租+利润。根据凯恩斯的行文，国民收入=F+利润=工资+利息+地租+利润。
上述三种国民收入的定义是等价的，因为， 消费+投资=A-A1＋Ｇ－(Ｇ′-B′)=A-［(G′-B′)-(G-A1)］=A-U=A-使用者成本=A-U+F-F=F+利润=工资+利息+地租+利润。——译者
[3] 〔1〕大致说来，凯恩斯的使用者成本=为了生产A而消耗掉的原料(A1)加上折旧(G′-B′-G)，因为，根据上面的公式，U=(G′-B′)-(G-A1）=A1+(G′-B′-G)。——译者
[4] 在本章的附录中，将对使用者成本作进一步的论述。
[5] 这里的“收入”与下面要加以定义的净收入是有区别的。
[6] 即除了利润以外的收入，也就是：工资+利息+地租。——译者
[7] 即G的数值很大。——译者
[8] 即G＞(G′-B′)，而A1 接近于零的情况。——译者
[9] A1 -U=A1 -［(G′-B′)-(G-A1 )］=A1 -(G′-B′)+G-A1 =G-(G′-B′)=投资。——译者
[10] 这段话的大意是：当总供给等于总需求时，企业产品的所期望的卖价就能实现，成为企业的收入，从而也决定了企业所愿意提供的就业量。——译者
[11] 我认为，如果忽视给使用者成本下定义的问题，那么，供给价格便是定义不完整的名词。这一事项将在本章附录中加以进一步讨论。在附录中，我将进行争辩，认为在供给价格中不考虑使用者成本，虽然有时在总供给价格的事例中是合适的，然而，对单个厂商的单位产品的供给价格的问题，却是不合适的。
[12] 例如，我们把Zw =Φ(N)，或把其另一种形式Z=W·Φ(N)当做为总供给价格(在这里，W是工资单位，从而，W·Zw =Z)。于是，由于在总供给曲线上的每一点，边际产品的卖价都等于边际要素成本，我们得到：
ΔN=ΔAw -ΔUw =ΔZw =ΔΦ(N)
就是说：如果要素成本和工资成本之间具有不变的比例，如果每一厂商(厂商的数目假设为不变)的总供给函数和其他行业所雇用的人数无关，从而，适用于每一单个企业家情况的上述方程的各项都可以加在一起来表示全体企业家的情况，那么，Φ′(N)=1。其意义为：如果工资不变，而其他要素成本与工资总额保持固定的比例，那么，总供给函数是线性的，其斜率等于货币工资率的倒数。
[13] 这就是在上面的(1)中提到的与生产有关的计算方法。——译者
[14] 如对设备还能使用多久的预期的改变。——译者
[15] 例如，原来预期设备还能使用5年，而原来没有预期到新发明使设备的使用寿命变为2年，因此，在新的预期下，折旧的数值必须增加。新旧折旧量之间的差额被折算成现值后即为意外损失。——译者
[16] 《经济学杂志》，1935年6月号，第235页。
[17] 参见《对资本的维持》，载《经济》杂志，1935年8月号，第241页以下。
[18] 在本章正文的以下部分，凯恩斯想要说明的是：根据定义，投资总是和储蓄相等，然而，他却未能明确指出，这种统计数字的相等，或事后的相等，并不意味着意愿的(或事前的)投资和意愿的(或事前的)储蓄相等。事实上，按照凯恩斯的理论，正是由于意愿的投资和储蓄不相等，所以才导致了国民收入和就业量的波动。本书出版后，投资和储蓄的相等和不相等在西方经济学界造成了混乱，经过一段时间的讨论后才得以澄清。汉森认为，凯恩斯之所以未能在本书中澄清这一点，其原因在于：在撰写本书时，凯恩斯自己还未能把这一点彻底弄清楚(见汉森，《凯恩斯导读》，第59页)。——译者
[19] 这里的卖价也就是由于出售掉产品而得到的收入。——译者
[20] 这里的负投资大致可以被理解为一般所说的折旧，但按照凯恩斯的意思并不完全等于折旧。——译者
[21] “纯”利息率即完全没有风险的贷款利息率。——译者
[22] 这种论述的方式依赖于一个方便的假设条件，即：在产量变化的范围内，边际直接成本曲线都具有连续性。［1］ 事实上，这一假设条件往往是不现实的，从而，可以存在着一个或数个非连续性的点，特别当我们到达相当于设备的技术上的全部生产能力时，更是如此。在这种场合，边际分析法部分地不再适用；而价格可以超过边际直接成本；在这里，边际直接成本系以产量减少一个小单位所导致的成本减少来加以计算(同样，往往还会有下降方向的、即产量少于某一点的非连续性)。当我们考虑长期均衡中的短期供给价格时，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在这一场合，相当于技术上的全部生产能力之点必须被认为是在运行之中的。这样，长期均衡中的短期供给价格可能要超过边际直接成本(以产量减少一个小单位的情况来加以计算)。
［1］ 如果没有连续性，即不能进行数学上的“求导数”，也就谈不上“边际”。
[23] 由于使用者成本部分地取决于对将来工资水平的预期，所以被认为是短期存在的工资单位的降低会使要素成本和使用者成本以不同比例发生变化，从而对使用何种设备会产生影响。可以设想，对有效需求也会产生影响；因为，要素成本决定有效需求的方式可以与使用者成本不同。
[24] 最先使用的设备的使用者成本并不必然同总产量的水平无关(见下面的论述)；就是说，当总产量水平改变时，使用者成本可以随时受到影响。
[25] 即本章正文中的使用者成本定义的公式(G′-B′)-(G-A1 )。——译者
[26] 设备在生产上消耗掉以后，其产品在那时(将来)能带来一定的利益；把这笔代表利益款项计算出来之后，再打一个折扣(即用计算贴现的方法)来计算出将来的利益在今天值多少。——译者
[27] 如果企业家预期在以后时期可以得到大于正常的收益，而这种收益能延续的时间短暂到不值得为此(或没有足够的时间)来生产新设备，那么，就会大于此现在值。今天的使用者成本是将来使用同一设备所能带来的各种不同收益的最大现在值。
[28] 大致指设备不需要维修时。——译者
[29] 霍特里先生(《经济》杂志，1934年5月号，第145页)曾经注意到庇古教授对供给价格和边际劳动成本的等同，并且进行争辩，认为庇古教授的论点会因之而受到严重损害。
第七章 对储蓄和投资的意义的进一步考察
Ⅰ
在上一章中，储蓄和投资系以如此的方式加以定义，以致它们在数量上必然相等，因为，对整个社会而言，它们不过是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然而，不止一位现代的学者(包括我自己在我的《货币论》中)曾经对这些名词作出特别的定义，使二者并不必然相等。其他学者的著作则依靠二者可以不等的假设条件，但在论述中并未给出任何定义。因此，有必要把现行的对两个名词的一些不同用法加以分类，以便说明我们过去的论述和其他的对这两个名词的论述之间的关系。
据我所知，每个人都同意：储蓄的意义是收入超过其被用之于消费的部分。如果储蓄的意义不是如此的话，那肯定会很不方便并且会引起误解。对于什么是被用之于消费的开支，也不存在重大的意见分歧。由此可见，用法的差异不是来自有关投资的定义，便是来自有关收入的定义。
Ⅱ
我们首先考察投资。在流行的用法中，投资的通俗意义是个人或公司对新的或旧的资产的购买。在偶然的情况下，该名词可以专指在证券交易所购买一张有价证券。但是，我们所说的投资却包括投资于(例如)一座房屋、一台机器、一批制成或半制成品，并且一般把用收入来对任何资本资产的购买称为新投资，以便与再投资加以区别。如果我们把一项投资的出售当做负投资，即投资的反面，那么，我的定义符合通俗的用法；因为，旧投资的买和卖必然相互抵消。当然，我们必须照顾到债务的形成和偿付(包括信用或货币数量的改变)；但由于就整个社会而言，债权数量的增加或减少总是必然等于债务数量的增加或减少，所以当我们涉及的是总投资时，这一信用或货币的复杂之处会相互抵消。因此，假设通俗意义的收入相当于我的净收入，那么，通俗意义的总投资与我的净投资的定义完全一致，即：一切种类的资本设备的净增加额；为得到净增加额而被减去的原有资本设备的价值改变已经在计算净收入中加以扣除。
以如此方式加以定义的投资包括资本设备的增加额，不论是指固定资本、经营资本或是流动资本而言；因此，如果投资的定义有重大的差异之处(除了投资与净投资的差别以外)，那么，差别必然系由于把上述三种资本中的一种或一种以上的增加额排除在投资的定义之外。
例如，霍特里先生认为，流动资本的改变，即意外的存货数量的增加(或减少)，具有很大的重要性，从而提出把这种改变排除在外的一个投资的可能的定义。在这种场合，储蓄超过投资的数量就会等同于意外的存货量的增加，即流动资本的增加。霍特里先生并没有说服我，为什么这便是应该强调的因素；因为，他把全部重点都放在对未预料到的改变的矫正之上，而不放在对预料到的(不论预料是否正确)改变的矫正之上。霍特里先生认为：企业家会由于他的存货量的改变而变动一天和前一天之间的对生产规模的决策。可以肯定，对消费品而言，存货的改变对他的决策起着重大的作用。但是，我找不出任何理由来把其他影响决策的因素排除在外。因此，我倾向于强调有效需求的全部改变，而不仅仅是有效需求所反映的两个期间的存货量增加或减少那一部分的改变。此外，对固定资本而言，闲置设备的生产能力对生产决策的影响相当于存货的增加或减少；而我看不出霍特里先生的办法如何能对这一至少同等重要的因素加以处理。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者所使用的资本形成和资本消费似乎很可能既不等同于上面加以定义的投资和负投资，也不等同于净投资和净负投资。具体说来，资本消费被认为是可以出现于上面加以定义的资本设备没有净减少的情况之中。然而，我还未能找到任何能把这些名词清楚地加以解释的著作。例如，有的著作说，当生产过程延长时，资本形成便会出现。那样的或类似的文句并不能解决问题。
Ⅲ
我们再来论述储蓄与投资的不等。由于收入的定义的不同，所以收入超过消费的部分不同，从而储蓄与投资不等。我自己在《货币论》中所使用的名词可以作为这方面的例子。正如我在上面第67页所解释的那样，我在该书所使用的收入与我现在的定义不同。该书的定义把企业家的(在一定的意义上)“正常利润”，而不是在现实中实现的利润当做他的收入。这样，关于储蓄大于投资，我的意思是：产量的规模处于如此的状态，以致企业家从他所拥有的资本设备那里得到少于正常利润的收益；而关于储蓄大于投资的数量增长，我的意思是：在现实中的利润已经下降，从而企业家会具有减少产量的动机。
我现在认为：就业量(从而产量和实际收入)是由企业家所决定的，他作出决定的动机是企图使他的现在的和将来的利润最大化(需要扣除的使用者成本的大小取决于他如何通过设备的使用在设备的寿命期间得到最大的收益)；与此同时，能使他的利润最大化的就业量则取决于总需求函数，而总需求函数代表在各种不同设想条件下他所预期的来自消费和投资的产品卖价。在我的《货币论》中，投资超过储蓄的数量的改变这一概念是一种处理利润改变的方法，虽然我在该书中并没有对预期的和已经实现的结果加以明确的区分。 [48] 在该书中，我进行争辩，认为投资超过储蓄的数量是决定就业量改变的动力。由此可见，我的新论点(我在本书中所持有的)虽然远为更加精确和易于理解，但基本上是我旧论点的发展。如果用我在《货币论》中的用语加以表达，那么，我的新论点可以被述之如下：在过去的就业量和产量为既定时，对投资超过储蓄数量的预期的增加会导致企业家来增加就业量和产量。我现在和过去的论点的重要性在于企图说明：就业量取决于企业家对有效需求的预期，而我在《货币论》中所定义的对投资相对于储蓄的增加的预期是有效需求增加的一个准绳。然而，有鉴于我在这里所提出的进一步的发展，我在《货币论》中的表述当然是非常含混不清和不完整的。
D．H．罗伯森先生曾经作出定义，使今天的收入等于昨天的消费加投资，从而，按照他的定义，今天的储蓄等于昨天的投资加上昨天的消费超过今天的消费的数量。在这样的定义之下，储蓄可以超过投资，即昨天的收入(我的意义上)超过今天的收入。由此可见，当罗伯森先生说，储蓄超过了投资，他的意思在实际上就等于我所说的收入在下降，而他所说的储蓄超过投资的部分正好等于我所说的收入的下降部分。如果今天的预期果真总是由昨天实现的结果所决定，那么，今天的有效需求会等于昨天的收入。这样，罗伯森先生的方法可以被当做有别于我的方法的另一种具有相同目标的企图(也许大致近似于我的方法)来对有效需求和收入作出区别，而这种区别对因果分析是至关重要的。 [49]
Ⅳ
我们在下面将论述“强迫储蓄”以及与此相联系的许多远为更加含混的观点。在这些观点中，是否能发现任何明显的重要之处?在我的《货币论》中(第1卷第171页脚注)，我提供了以前使用“强迫储蓄”的参考文献并且认为，这些文献的用法在某种程度上相近于投资与“储蓄”的差额，而“储蓄”具有我在该书中使用的意义。我现在不再肯定：现实中会存在着我那时所宣称的那样多的相近的程度。无论如何，我敢于肯定：“强迫储蓄”以及最近使用的类似名词(例如哈耶克和罗宾斯教授所使用的)与我在《货币论》中所指的投资和“储蓄”的差额的意义没有任何具体关系。虽然这些学者并没有对他们所使用的这一名词加以明确的解释，然而，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的意义上的“强迫储蓄”是一种经济现象，该现象直接来自货币数量或银行信用的改变并且可以用这种改变加以衡量。
众所周知，产量和就业量的改变会造成以工资单位来衡量的收入的改变，而工资单位的改变又会造成借款者和放款者之间的收入再分配以及以货币来衡量的总收入的改变。 [50] 不论就上述产量和就业量的改变所造成的后果而言，还是就工资的改变所造成的后果而言，都会(或可以)存在着储蓄数量的改变。由于货币数量的改变，通过它对利息率的影响，可以造成收入的数量和分配的改变(正如我们在以后要说明的那样)，所以这种改变可以间接地引起储蓄数量的改变。但是，这种储蓄数量的改变并不比任何客观条件的改变所造成的储蓄数量的改变更具有“强迫储蓄”的性质；从而，除非我们为不同条件下的储蓄量规定正常值或标准值，我们没有办法来区别各种储蓄数量改变的情况。此外，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同一个既定货币数量的变动所造成的总储蓄的数量改变是很不相同的；它取决于许多其他因素。
由此可见，除非我们规定一定的储蓄量的标准，“强迫储蓄”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我们选定(也许是一个合理的选择)相当于充分就业的储蓄量为标准，“强迫储蓄”的定义会成为：“强迫储蓄是实际储蓄超过充分就业在长期均衡条件下应有的储蓄的部分。”这个定义是有意义的，但根据这个定义，强迫储蓄会是很罕见的和非常不稳定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强迫储蓄的不足倒是通常存在的事实。
哈耶克教授的饶有兴趣的文章《强迫储蓄学说的发展》 [51] 表明：这正是该名词的原意。“强迫储蓄”或“强迫节俭”本来就是边沁的概念，而边沁明确说过，他所指的是：在“全部人手都已被雇用并且以最有利的方式被雇用” [52] 的情况下，货币数量的增加(相对于货币可以购买的东西而言)所造成的后果。边沁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实际收入不会增加，从而，过渡时期中的追加的投资会引起强迫节俭，“以国民的生活水平的牺牲和对社会正义的背离作为代价”。所有的19世纪的涉及这一概念的学者都具有同样的想法。但是，要想把这一完全清楚的想法扩大到小于充分就业的条件却会引起困难。当然(把增加的就业量应用于既定数量的资本设备的条件下，由于收益递减规律)，任何就业量的增加会使已经就业的人牺牲一些实际收入，但是，把这种收入的损失和可能伴随着就业量的增加而增加的投资联系在一起不大可能得到多少研究的成果。无论如何，我还不知道有任何对“强迫储蓄”发生兴趣的现代学者把该概念扩展到就业量正在增加的情况。他们似乎普遍地忽视了这一事实，即：把边沁的强迫节俭的概念扩展到小于充分就业的状态需要某些说明或限制条件。
Ⅴ
认为在一般意义上的储蓄与投资可以不相等的想法之所以能够流行，其原因在我看来是由于一种视觉上的错误；这种视觉上的错误把单个存款者与他存款银行之间的关系看成单方面的交易，而不是实际存在的双方面的交易。具有这种错觉的人们认为，存款者和他存款的银行可以通过某种手段来实现某种行动，使得储蓄在银行制度中消失掉，从而储蓄不能被用作为投资；或者，反过来说，银行制度可以使投资出现，而又不存在与之相应的储蓄。但不论资产是现金、债权或资本品，除非通过取得一件资产，没有人能够进行储蓄；而没有人能取得一件他以前没有的资产，除非通过两种途径：或者，一件价值相同的新资产被创造出来；或者，另一人把他以前有的一件价值相同的资产脱手。在第一种途径中，存在着相应的新投资；在第二种途径中，另一人必须进行相同数量的负投资。其原因在于：另一人所失掉的财富必然系由于他的消费超过了收入，而不是由于来自资本品资产的价值变动所带来的在资本品账面上的损失，因为，我们在这里所涉及的事例与此人以前特有的资产在价值上遭受损失无关。此人取得了他现有资产的价值，但却未能以任何形式把该价值保持在自己手里；就是说，他必然把它用之于他的消费超过收入的部分。此外，如果银行制度脱手一件资产，那么，某一个人必然脱手现金。根据这些理由，社会上所有的人的总储蓄必然要等于社会上现行的新投资。
一种观点认为，银行制度所创造的信用可以在没有相应的“真正的储蓄”的条件下使投资成为可能。这种观点只看到银行信用增加的一个后果，而没有看到其他的后果。如果银行对企业家的新放款使企业家能进行没有这笔放款就不能进行的新投资，那么，收入在正常的情况下必然会以快于投资的速度增加。此外，除了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以外，实际收入和货币收入都要增加。公众将进行“自由选择”来决定如何把他们增加的收入分配于储蓄和消费之间；而那些向银行借款来增加投资的企业家不可能实现使投资增加的速度大于公众增加其储蓄的意图(除非这些企业家的投资系被用来代替其他企业家本来就会进行的投资)。此外，公众所增加的和他们以任何其他方式所进行的储蓄都是一样的十足的储蓄。除非人们乐于持有额外的货币，而不是其他形式的财富，没有人能强迫他们持有相当于新的银行放款的额外货币量。然而，就业量、收入和价格势必以如此方式发生变化，以致在变化后的新情况下，某些人确实乐于持有额外的货币量。不能否认，在一个特殊方面的预料不到的投资的增加可以造成总储蓄和投资量的不规则变化，而这种变化在投资的增加能被充分预料到的条件下是不会发生的。也不能否认，银行提供放款会引起三种倾向——(1)产量增加，(2)以工资单位来衡量的边际产品的价值上升(在收益递减的条件下，随着产量增加而必然有的现象)，以及(3)以货币来衡量的工资单位增加(因为，这经常随着就业量的增加而发生)；这三种倾向可以影响不同人群之间的实际收入的分配。但是，这些倾向是产量增加本身所具有的特点。如果产量的增加来自银行放款(或信用)增加以外的原因，那么，三种倾向也会以相同的程度发生。要想避免它们的发生，只有避免任何能改善就业量的行动。虽然上面的论述是对的，然而，它的很大部分都是现在还没有得出的以后将加以讨论的结果。
由此可见，储蓄总是会引起投资这一老式的说法虽然是不完整的，而且会引起误解，然而，它在形式上却比有储蓄而没有投资或者有投资而没有“真正的”储蓄这种新型的说法要为健全一些。老式说法的错误在于根据个人的储蓄行为便作出似是而非的推断，认为他也会使总投资增加相同的数量。不能否认，当个人进行储蓄时，他增加他自己的财富。但是，他也会增加总财富的结论却没有考虑到一种可能性，即：个人进行储蓄的行为可以影响到另一人的储蓄，从而会影响另一人的财富。
一方面，储蓄恒等于投资，而另一方面，又显然存在着个人储蓄的“自由”，即：不论他自己或其他人的投资为多少，个人可以自由决定他的储蓄数量。二者之所以能调和一致，原因主要在于储蓄和消费一样，也具有两个方面。虽然一个人的储蓄不大可能对他自己的收入具有很大的影响，然而，他的消费数量对其他人收入的影响使所有的人不可能在一起同时储蓄掉一个事先规定的既定数量。每一个通过减少消费来增加储蓄的企图会影响收入到如此的程度，以致这种企图给自己招致失败的后果。 [53] 当然，整个社会想要储蓄掉少于现行的投资的数量也是同样不可能的，因为，这样做的企图必然会把收入提高到某一个水平，而处于这一水平，个人想要储蓄的数量的总和正好等于投资的数量。
上面的论述非常相似于另一个命题，即如何使下列两个方面协调一致：一方面，每个人都有自由来改变他所想要持有的货币量，而另一方面，各个人所持有的货币量的总和又必须等于银行制度所提供的现金数量。在这个命题中，两个方面的货币量之所以能够相等，原因在于：人们所想要持有的货币量取决于他们的收入或各种物品的价格(主要是有价证券的价格)；而人们对这些物品的购买自然又成为在持有货币以外的另一种持有财富的方式。这样，收入和各种物品的价格必然会发生变化，一直到新的收入和价格水平能使人们所想要持有的货币量的总和等于银行制度所提供的货币量时为止。当然，这是货币理论的基本命题。
两个命题都不过是根据同一件事实而推导出来的结果。这件事实是：没有卖者就没有买者，或没有买者就没有卖者。虽然对考察个人而言，其交易量与市场交易量相比显得甚为微小，从而可以忽视需求所具有的双重交易的性质而不至造成重大的谬误，然而，当我们涉及总需求时，却不能这样做。这就是总体的经济行为理论和个体的行为理论之间的至关重要的差别，因为，在个体的行为理论中，我们可以假设：个人需求的大小并不会影响他自己的收入的高低。
* * *
[1] 在该书中，我的方法是把现行的已实现的利润当做决定现行的对利润的预期因素。
[2] 参阅罗伯森的文章《储蓄与贮钱》(载《经济学杂志》，1933年9月号，第399页)以及罗伯森先生、霍特里先生和我自己的讨论(载《经济学杂志》，1933年12月号，第658页)。
[3] 因为，工资单位的改变被认为是可以和物价的涨落伴随在一起。——译者
[4] 载《经济学季刊》，1932年11月号，第123页。
[5] 同上，第125页。
[6] 意思是说，如果大家都想增加储蓄，从而减少消费量，那么，这会引起商品滞销，使整个社会的收入下降，而随着整个社会收入下降，每个人的收入也会下降。当个人的收入下降以后，他就没有能力进行他原先想要进行的储蓄量。——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