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的孤独感，如果要大体按照时代顺序来考量的话，第一个浮现在脑海中的，是所谓“隐者”的心绪。
《孟子·尽心篇上》有言：“古之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所谓“达”，指的是机缘顺遂，获得了能实现自己理想的地位；所谓“穷”，指的是虽然心持理想，但是并未能获得能实现这一理想的地位。这种“穷则独善其身”的态度，与“隐者”的态度是有密切联系的。孟子是公元前4世纪左右的人。孟子尚且称其为“古人”，那么可以想见，持有这种态度的人，大概在相当久远之前就已经有了。
此外，这也并不是第一次将“是否获得地位”视作一个问题，“穷则独善其身”的人在此之前一定还有。尧说要以天下相让，许由仅仅是听了这话，都觉得污秽不堪，要在颍川清洗自己的耳朵。周人行事无道，伯夷叔齐兄弟不受其俸禄，酣畅淋漓痛骂一顿之后，隐居于首阳山，采薇而食，终至于饿死。无论许由，还是伯夷叔齐兄弟，都是“穷则独善其身”之人吧。
想要将天下让与许由的尧，历来被视为公元前两千多年的天子。然而，不仅仅这个时代尚属于半传说的时代，许由这个人本身也难出传说的范畴。伯夷叔齐所在的殷末周初固然是历史上真实的时代，但是关于伯夷叔齐的记录，在何种程度上有可靠性，也是很可疑的。然而，这些故事会从古代传下来，也可以理解为，持有这种态度的人是存在的，因为根基极深的事情会自然而然地以故事的形式存在。
此外，说到“隐者”，一般都会认为是逃避世事，不求仕进之人，也就单单是所谓“弃世之人”罢了。然而，如果严密地考量一下，还有一种隐者。那就是怀抱着理想，同时又隐没不彰之人。这样的人也当被视为隐者。
《庄子·缮性》有言：“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换言之，对于那些因为时命不合，从而就这样寄身于世间，虽有言行，却不为世人所认，从而埋没下去的人，庄子也将其称为“隐士”。
此外，对于那些身处一个大道不行的时世中的圣人，庄子说：“虽圣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隐矣。隐，故不自隐。”如斯的圣人，庄子也将其称为“隐士”。
这样，庄子认为也有隐士是自任其隐没的。因此，如果要将隐者视为一个问题，这方面也是不能遗忘的。换言之，隐者中，亦分为避世而隐、不避世而隐这两种。
然而这两种隐者中，无论属于哪一种，支撑着隐者生活的，都是其所持有的坚定信念。这样的人将这样的生活视为高尚，他人也会在不知不觉中对这样的人产生敬意。这种氛围随着时间渐渐凝聚起来，“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周易·蛊卦·爻辞》）这样的话语也就出来了。用这句话来表达隐者的态度，全无不可。所谓“其事”，便是隐者的职分，便是所谓“道”，所谓“高尚”，是要以崇高的态度去恪守。
如果这种隐者之道渐渐被人以高尚视之，亦能够获得他人的崇敬，那么，那些并不是出于本心，只是徒有其形的隐者，以及只是在时运不济时借以避世的心怀鬼胎之人也会粉墨登场。因为，渴望获得他人的尊崇，大概是人类的本能吧。
不过，这种事情到后世一直都有。南朝宋时期的何尚之，从官位退下后，隐居于方山，写下《退居赋》以明己志。然而不久他就再度出仕，受到袁淑的极度嘲笑。（《南史·何尚之传》）南齐的周颙，隐居于钟山，然而之后应诏出仕，担任海盐县令。孔稚珪写下了《北山移文》，对此加以责难（详参《文选卷四三·北山移文》之吕向注）。
及至宋齐时代，隐者生活已经成了一种时尚。对那些还没怎么想清楚就盲从着去隐居的人，从操守上加以责难稍稍显得严重了。然而，难以否认的是，这些人当中，以隐者生活为手段，从而提高自己声价的不纯动机一定是有的。
时代稍稍延展一点，晋人翟汤，其子翟庄，翟庄之子翟矫，翟矫之子法赐，一家四代均过着隐者生活。像这样的例子也是有的（《晋书·隐逸传》）。这样的隐士可以视为一种世袭的职业。
到了唐代，将隐遁视为出身之方便的人亦不在少数。从《新唐书·卢藏用传》中记载的一段话里，可进行大致的推测。“司马承祯尝召至阙下，将还山。藏用指终南曰：‘此中大有嘉处。’承祯徐曰：‘以仆视之，仕宦之捷径耳。’”
这种混杂了不纯动机的隐者且放在一边，向着久远的时代追溯，那些怀抱着“道”，却与时世不合的真正的隐者，究竟是怀着怎样的心绪度过每一天的呢？这样的人怀着一种与周围隔绝的感觉，会多多少少感到自己的孤独吗？当然，这不过是我毫无根据、“想来当是如此”的推论罢了，不过这种情况难道就不会有吗？
如果姑且认为这种隐者的孤独感是存在的，那么，在此之后所要谈到的、在文学中表现出来的孤独感，有很大一部分都可以视为以此为源头，生发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