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错。”并且习惯地补充了一句：“司令同志。”
“我现在还是你的什么司令，”谢尔皮林说。“你不是已经成了我的亲戚了吗？”他这样说，因为他知道儿媳妇的性格，关于这件事不能有另外的想法。
“她爱上了这个小伙子。如果不是爱上了他，她就不会随便跟他结合，该能自制的吧？”谢尔皮林心里想。
“我们要去办结婚登记手续，”副官急忙说。“我今天就要去，可是她不同意。”
“为什么不同意？她怎么，要取得我的同意吗？”
谢尔皮林站起来，副官也紧接着站了起来，他担心谈话会到此结束。尽管他到这里来的时候对这次谈话感到非常害怕，但如果谈话到此结束，他感到更加害怕。
“你坐着，”谢尔皮林说，同时用下臂仍在隐隐作痛的手把他按在椅子上，自己来回地走着。
谢尔皮林在长椅旁边踱来踱去，副官的目光跟着他左右移动着。副官回想起今天早晨安娜的面容，那时，天还没亮，女孩子还要过很久才醒来，可她已经急匆匆地催他起身，穿好衣服。他还回想起她说的话，她说，她现在很不幸，可是尽管这样说，她的眼睛里却闪烁着幸福的光芒。还回想起她把这张便条塞到他手里，把他推出门外。他之所以迟到，是因为他虽然早已来到这里，却一直在花园里徘徊，不敢拿着这张便条来见谢尔皮林。这是他自从服役以来第一次迟到。
而谢尔皮林来回地走色心里想的不是他，而是儿媳妇。“这么说，她不敢来！所以派这个人……”他朝副官膘了一眼。她这样做，有点不象她的为人。这只有一个解释：大概她写的确实是自己心里的想法——不敢来见他，不愿意硬着头皮来。
“那么以后怎么办呢？难道以后跟她谈话一直要通过这个人转达吗？”他暗自思量，他对“这个人”并没有什么恶感，只是想到这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愚蠢做法。
实际上他一生中总共只看见过儿媳妇五次：两次是在同一天，即去年二月他在自己的寓所等待斯大林召见和召见后回来的时候，三次是现在，在阿尔汉格尔斯科耶疗养院，她带了孙女儿来看他。在这中间，她只写信到前线来。
她甚至从来没有叫过他的名字和父名——费多尔·费多罗维奇。在他们相识的第一天，她对他说“您”，“您坐”，“您吃吧”，“您睡吧”，“您休息吧”。后来在寄到前线的第一封信上写：“您好，爸爸。”大概她受的就是这样的教育。她认为，既然他是她亡夫的父亲，就应该这样称呼他。
（按照俄国人的习惯，媳妇称呼公公一般用名字和父名，人称代词用“你”，这里用“您”，表示安娜对谢尔皮林特别尊敬。——译者。）
她经常来信，但写得很短——小练习本上的一页纸，下面用印刷体代替孙女儿附上几笔，具她的名。
就这样，在儿子牺牲以前和他素昧平生的这个女人和孩子，逐渐在他紧张的战斗生活中占了一席之地。他通常每隔两封信，在收到第三封信的时候回一封信——不会更多，还给她汇军饷，寄包裹。最后一次是在秋天，就是这个因事到莫斯科来的副官顺便捎来的。
他们就是在那时相识的，副官回来后，对他描述过这次访问，管儿媳妇叫安娜·彼德罗夫娜，还讲她怎样请他喝茶。不，那时候他们之间是毫无关系的。否则，他一定会觉察到，因为副官向来是一切都露在表面的。正象有些人所说，他老实得甚至有点儿傻气。首先由于这一点，由于可以绝对地信任他，谢尔皮林才赏识他。
谢尔皮林想到了面临的损失：对一个不象他那样孤单的人说来，这种损失也许算不了什么。而他将受到损失，那是无可讳言的。因此，她在他面前感到不好意思。从她的性格来说是会感到不好意思的。她今天没有来，她感到惭愧，因为他的儿子去世还只一年，而她已经和另外一个人在一起了。她感到惭愧，因为曾经在寄到前线的信中对他说：“您好，爸爸”；她感到惭愧，因为她领了他——亡夫的父亲——的军饷，却跟另外一个人结合了。现在她将不再领取他的军炮，也许她已经考虑到这一点了。
当然，他要让她来和他谈谈，免得事情搞得很僵，但损失反正是不可避免的。
不仅是损失，而且是双重的损失，因为叶弗斯吉格涅耶夫一定会和她去办理结婚登记手续，这样一来，他也好象是谢尔皮林的亲戚了。而亲戚是不能当副官的。只得让他离开，虽然让他离开也是很难受的：对他默默地跟在自己身边已经习惯了，已经一年多啦，在战争中每天在一起。
“她看中了他什么呢？……非常简单，看中他年轻力壮。还有，可能是象小牛犊一样地温顺。怎么能不爱他呢？比他差的人也有人爱。难道他比不上我的儿子吗？”谢尔皮林象往常一样力求公正地想。“她过单身生活已经一年多了。怎么是一年多呢？”他记起在儿子牺牲以前他们夫妇俩已经有一年多不见面了，就纠正自己。“不是一年多，而是两年多。一个女人这样长期孤苦伶仃地生活下去，倒会使人感到奇怪的。”
谢尔皮林朝副官看了看——在他踱来踱去的时候，副官的眼睛还是一直盯着他看，——接着说：“别把脖子扭伤了。靠边一点儿坐！”
他坐下来，把双手搁在长椅背上，又朝副官瞟了一眼。现在副官的眼睛直看着靴尖。他笔直站着的时候，象个大人，而现在不戴制帽坐着的时候，看上去还是个孩子——象小孩子一样皱紧眉头，板起了嘴。
“你把详细情况谈一下。”
副官的抖动的嘴唇极得更高了。他声音很低，但语气十分坚决地说：“详细情况——我不说，司令同志。”
他以为要他说他们俩结合的详清细节。
“怎么‘不说’？你终究要了一个寡妇，还带着一个四岁的孩子，况且她比你大六岁。对这一切你都有了思想准备吗，都考虑过吗？我是问你这个！”
“我什么也不管，甚至不考虑，”他带着幸福的狂热情绪，用相当响亮的声音诉说着。“她自己也没有对我说过将怎么办。她怎么说，就怎么办。”
“‘她说，她说’，”谢尔皮林生气地说。“怎么，现在看来还要等女人来替你拿主意吗？”
他还想说几句难听的话，但突然一转念，就不说了。
“她是你生平第一个所爱的女人，是吗？”
“是第一个，”副官低声说，同时抬起眼睛，盯着谢尔皮林的脸，仿佛这个佩着军官肩章的、长得高高的男孩子将来是否还会象以前一样地爱你和尊敬你，就决定于你接下去再说什么话和说话时的表情。
“她当然不会忘记，自己比你大六岁，还拖着一个别人的孩子，她是绝对不会忘记的。”谢尔皮林感觉到副官看他的这种目光，心里思忖着。“可是不管怎样可怕，还是下了决心。这就是说，她既相信你的爱情，又相信自己的力量。”
他还想到了一点，他想到了战争，想到一个带着孩子的寡妇，不顾一切地扑到一个一星期以后就要远离她重返前线的人的怀抱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