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邀请谢尔皮林去喝茶的那个女人，独自一人坐在房间里等他。茶壶就放在她身旁，上面遮着一块餐巾，再用护耳帽盖着。桌子上除了这把茶壶、一个糖罐子和一盘饼干以外，没有其他东西。她把茶预先煮好了，因为她不喜欢临时张罗。
她住的这个房间是公房，但她喜欢这个房间窗明几净，里面没有多余的东西。在目前战争的年代里，亲人都不在一起，房间里放许多东西是没有意思的。她坐着，把一双手指纤细、指甲修短的漂亮的手搁在桌子上。谢尔皮林很欣赏这双手。她在想，今天是她四十岁生日，在这一天，她所渴慕的那个人将到她这里来作客，这是多么好啊！
她井不打算告诉谢尔皮林今天是她的四十岁生日，因为这样一来，可能会使他们的谈话按照另一种不是她所希望的方式进行。说不定他会回到自己房间里去取一瓶白兰地——他桌上放着一瓶白兰地和一包纸烟，他经党风趣地说：这是为了与诱惑作斗争。而她却希望今天能够继续昨天的谈话。经过昨天的一席谈话，她似乎已经开始明白，这个既不漂亮又不年轻、比她大十岁的人为什么对她有这样大的吸引力。
她认识谢尔皮林已经很久了，是在八年以前，她的已故的丈夫在火车站介绍他们相识的。那时她丈夫和谢尔皮林一起从军事学院到白俄罗斯去参加一次大规模演习。后来她又匆匆地见过他两次。那时候，在战争以前，她对谢尔皮林既感兴趣，又有芥蒂，因为他自已对她的丈夫也心存芥蒂。这是丈夫对她说的，她对此深信不疑。
但那几次见面的情况她几乎全部忘记了。只记得最后一次，那是在战争爆发以后，在四一年十二月，她的丈夫已在突围时死去，她去见刚从医院出来即将重返前线的谢尔皮林，了解她丈夫去世的情况。
这次会面，使她当时就对谢尔皮林产生了好感，而一年以后，这种好感更增强了。
她去见谢尔皮林的时候，谢尔皮林对她扯了个谎，说她的丈夫是英勇牺牲的，可是事实上却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后来另外一个人向她说明，她的丈夫并不是英勇牺牲的。他销毁了证件，乔装改扮，在森林中被他们碰上了；之后，他们一起突围，她的丈夫由于经不住肉体和精神上的重负，在路上开枪自杀了。
要不是她向这个人苦苦哀求，说谢尔皮林在战前和她丈夫关系不好，因此她对谢尔皮林所说的一切是否真实感到怀疑，这个想法使她非常苦恼，希望他一定把真相告诉她——要不是这样，也许她至今还会蒙在鼓里。
她所以会产生这种想法，是由于她和谢尔皮林谈话的时候，她似乎感觉到他还有什么话没有说出来，在他说她的丈夫英勇牺牲这句话以前，有点儿吞吞吐吐，似乎对怎样回答她的问题感到犹豫不决。
这个人显然是敬爱谢尔皮林的，当时听了这话，为谢尔皮林大抱不平。他回答说，恰恰相反，谢尔皮林那时对她的丈夫太好了，因为按他的看法，她丈夫的儒怯行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是该枪毙的，这件事要不是谢尔皮林插手，而由他一个人决定，他早就这样办了。
听了他的冷酷无情的话，她并不哭泣，也不喊叫，只是请求他说，既然他敢于对她说这些话，就请他把全部经过情况详细地告诉她。他把详细情况说了，她明白这全是实情，她默默地听完了实情，只问了一句：“再没有别的了吗？”听到回答说：“是的，再没有别的了。”她没有向他告别就走了。
从那时候起，她对谢尔皮林开始怀着负疚的心情a
有一次她甚至想给他写一封信。那是在斯大林格勒会战以后，她在荣获勋章的将军名单中看到了他的姓名。但后来一想，这样做是很愚蠢的。三星期以前，在这里阿尔汉格尔斯科耶疗养院，她在前一天晚上送来的伤员名单中看到了谢尔皮林的姓名，于是就在早晨医务人员开碰头会的时候提出，由她亲自来给他治疗，虽然别的外科医生也一样能够治他的病。她这样做，为的是想进一步了解这个使她念念不忘的人。她已经不再想写信给他了，然而她看报的时候经常留意他的姓名，知道他还活着，在当集团军司令，她感到很高兴。她高兴，是有她个人的原因的。
最主要的原因是跟她对自己丈夫的回忆联系在一起的。战争前几年，她经常要丈夫向她讲述自己的工作情况，而且讲得很多，超过军队中一般许可的范围。他曾经向她讲述过自己和谢尔皮林的冲突：谢尔皮林不应该用强调德国总参谋部活动的优点作为军事实例来教育军事学院的学员，可是他却顽固地不认识自己的错误，这对谢尔皮林这样一个聪明人来说是奇怪的。“他们是我们未来的敌人，完全没有必要夸大他们的力量，使军事学院的学员丧失自信力。”
丈夫对谢尔皮林很生气，也许是妒忌后者在学员中的威信。当时他还告诉她许多其他的事情，这些事情现在她都记不起来了。只留下一个总的看法，她那时是同意这种看法的，因为她是用丈夫的眼光去看待未来的战争的。
有一天晚上，丈夫很晚才从军事学院回来（这件事她记得很清楚），心情激动地说，今天谢尔皮林当面拉住他，想在他那儿寻求共同语言，使他接受自己的信念：“清醒地看到假想敌人的力量，是本身力量的保证”，“宁可估计过高，不要估计不足”，“使学员们对敌人的认识不足，那就等于解除他们的武装”，以及其他的信条。她的丈夫说，谢尔皮林的神态仆常高傲，甚至不屑一顾，谈话的对方在讲话的时候，也考虑到怎样对我方军队有利。出此，他不得不顶谢尔皮林几句。结果不欢而散。
她之所以记住这次谈话，不仅是由于丈夫当时很激动，而且还因为这次谈话之后隔了一星期谢尔皮林被捕了。她并不认为她的丈夫巴兰诺夫上校会把自己同谢尔皮林旅长的谈话向上级告发，当时没有这样认为，现在也并不这样认为。她只是感到吃惊：不久前他们谈过话，吵过架，不久前她丈夫还对谢尔皮林生过气，情绪很激动——而现在谢尔皮林已经不在了……
丈夫获悉谢尔皮林被捕的消息以后，两手一摊，说：“他是咎由自取。”——仿佛这是必然的结局。
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回想起“咎由自取”这句话，她确信，丈夫不可能参与这件并；如果他参与其事，他是不敢在她面前说这句话的。
她是这样想的，但谢尔皮林可能有另外的想法。也许他已经有过那样的想法了。
不久，这一切都被抛到九霄云外了，因为他们自己家也遭到了不幸。在这次不幸的事件中，她丈夫的行为，在她看来，不象一个男子汉大丈夫。
她一气之下，带了小儿子到萨拉托夫卡的双亲那儿去了。当巴兰诺夫到她那里去请求她问家的时候，她已经在那里居住和工作了一年，几乎习惯于过单身生活了。
在他到萨拉托夫卡的那一天，她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地感到，他深深地爱着她。如果你本身在这段时间内只剩下强者对
弱者的怜悯，如果你觉得两人的亲近只是习惯的需要，而不再得到原先的幸福，那么，就难以感觉到这一点。
世界上有一种女人，她们迫切需要感到自己比男子强。她知道，这种女人，正是把这一点当作最大的幸福，但她自己并不想做这种女人。这种精神上的不平等是毫无意义的，以强者自居的生活已经使她感到疲惫不堪了。
后来苏芬战争爆发了。巴兰诺夫上校参加了这次战争，他在一个集团军的作战处待了三个月。她和孩子为他的生命担心，等候着他来信。
他终于回来了，并不是普普通通地回来的，而是胸前挂着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