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这件事，她当时骂自己下贱，并且嘲笑自己：在二二得四这样明白的问题上，却还在解精神上的方程式。
于是她象一个失足的少女似的带着傻呼呼的神情，在她真心实意地爱慕的人面前把这一切都吐露出来。其实，他本人是绝对不会向象她这样一个四十岁的妇女问起这一类事情的，而且也未必想听她这些话。
不知什么缘故，她总觉得必须把这件事告诉他。并不是由于傻，而是认为必须这样。并不是由于这件事本身怎样重要，而是由于，如果没有不久以附那种把精神和肉体分割开来的失败的尝试，那么她也就不成其为她了。必须让他知道，她实际上怎样一个人。否则，一切就没有意义了。
在他对她说“我不相信您的自白”这句话以后，有很长一段时间两人默默不语，后来他说：“关于您所说的这件事，曾经发生过，但现在已经过去了……是不是应该这样理解您的意思？”
“您理解得完全正确。”
“那么您为什么还要提起这件事呢？”他严肃地问。
“真的，为什么呢？”她重新考虑一下，感到不知所措，想用一句笑话来搪塞过去：
“大概我是一时冲动，把心里的东西一古脑儿全告诉了您。”
“完全没有必要，”他说。“可别引得我也打开话匣子，我的许多废话会叫您听得腻烦的。”
她想说，她对这一点并不担心，但还没有来得及回答，他已经站起来告辞了。这使她感到困惑不解，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是他害怕讲述自己的事情呢，还是他想起了跟她和她丈夫有关的什么事情，认为还是不说为妙。
现在，当她想到这一点的时候，她重新感到不安，甚至觉得他今天可能不会来赴约。
从半开的窗子外面突然传来了他在小路上行走的脚步声。她探头一看，那里寂无一人。她对自己的激动感到生气，就关上窗子，再也不去倾听了——恰恰在这个当儿，谢尔皮林敲门了。
“请原谅，我迟到了一会儿。我和巴久克上将同桌吃饭，这顿饭老是吃不完。”
“吃得这样津津有味吗？”
“不见得怎样好吃：奶渣。不过在吃奶渣的时候谈到了夏天将怎样作战的事情，还对这样一个问题争论了很久：象我们这种人能不能在三十七岁就被任命为方面军司令？因为不久以前有一个年轻的将军就担任了这个职务。担任这样的职务年纪不是太轻了吗？这样年轻能够掌握战争所必须的全部知识吗？”
“您认为怎样，能够吗？”
“我认为能够的，谢尔皮林说。“可是巴久克将军把我所有的论点驳得体无完肤。我对他说：‘我和你议经是五十上下的人了，可是我们也没有掌握我们这种人所必干的个部知识。’他回答说；‘我们虽然没有全部掌握，但我们有很多经验。’我说：‘让我们回顾一下国内战争，那时不是也有三十上下甚至更年轻的方面军司令吗？’他回答说；‘这是另一回事，那时候我们一般都很年轻。’我对他说，拿破仑三十三岁就当了总司令。他回答说：‘拿破仑对我们不足为法，我们有苏沃洛夫和库图佐夫，他们是在多大年纪取得胜利的？’总之，比我们年轻的人都不应该爬到我们上面去！我甚至试图借助于斯大林同志的威望，但这也帮不了忙。他说：‘当然，斯大林同志高瞻远瞩，但这个人选终究是别人向他推荐的，他不过批准一下罢了。但愿他不要后悔！’就这样，我们俩的意见始终不能取得一致。”
“可没有扯着嗓子大叫大嚷吧？”她学着谢尔皮林的语调问。由于他来的时候情绪很好，她感到很高兴。
“还不算厉害，不致于影响健康……假如象《闵豪生男爵奇游记》中那样，把我们所有这些将军在这里阿尔汉格尔斯科耶疗养院的争论冻结起来，到将来战争结束以后，再把它解冻，那么，一定可以听到许多关于战争和相二谈论的趣事。”
“如果在整个战争期间写日记，不间断地写，那么，甚至象我这样的人写的日记，读起来也是很有趣的，”她说。
“日记我们是明文规定不准写的，而且也没有时间写，”他说。“不过战争中反正会留下许多文件，以后哪怕你读一百年也读不完。战斗报告啊，作战汇报啊，侦察汇报啊，战斗日志啊，除此以外，在每一个团里，如果有人牺牲的话，第四副参谋长每天还要编写阵亡将士名册：姓名、军衔、亲属地址、阵亡经过、埋葬地点。在每一个连里，司务长要统计人数，以便按名额领取全部给养。在一个集团军里，这样的司务长有多少啊！他们每天晚上都坐着写。你们的医疗报告单、化验单、病史记录不也是这样的吗？你们的全部记录，从战场经过急救站、卫生营、后送医院、卫生列车……一直到初愈伤员大队，要是加在一起，那么，战争以后，光是你们的医疗记录大概就能装满一幢四层楼的房子。”
“为什么是四层楼呢？”
“我是按一年一层楼计算的。您想要五层楼吗？”
“还是让它四层楼吧。”
“您将坐在这幢房子里翻阅这些记录，并根据这些记录写学位论文。”
“您今天不知为什么攻击起医学来了？”
“恰恰相反。我想到了你们的事业的重要性，你们做医生的手里有多么巨大的力量啊！你们使每四个伤员中能有三个回到我们部队里来。只要想一想，假定从战争开始起，你们不曾使一个伤员重返部队，那么今天已经没有人打仗了！我自己要不是走上了军人这条路，一定会象您一样，当一个医生。也许仍旧当一个医士。会接到应征通知，戴着有三个菱形标志的领章。在你们的集团军医院里，在您的领导下工作。您过去在哪一个集团军里？”
“四十九集团军。”
“假如是在四十九集团军，方向是：塔鲁萨——康德罗沃——尤赫诺夫……是吗？”
“是的。不过我很难想象您会当一个医士，”他说。
“这是为什么？在上次世界大战时我恰恰是一个医士，直到十月革命后才选拔我当营长。我的父亲也是个医士。至今还是医士，在五十年前的老地方，弗拉基米尔省的土马。”
“他多大年纪了？”
“七十七岁。说不定您还能看到他。我在设法给他弄一张通行证，让他到这边来见一次面。我预备派副官去接他。昨天我问您怎么会当医生的，同时就想到自己——我也曾经想过当医生。我们家也和医学有联系，当然不象你们是教授世家；我们是学识淡薄的村医之家，不过却样样都会。譬如说，您接过生吗？”
“在五年级实习的时候，当过一次助手。”
“您当过助手，可我却接过三次生，都很顺利。因此，假如按照另外一种方式来安排自己的生活，可能我至今还在我们的麦谢拉地区当医土。”
“我原先以为您完全是另一种血统。”
“这是指什么而言？”他一开始没有听懂她的话。
“我以为您出身于军人家庭，象……”她本想说“象我的丈夫一样”，但不知怎的却说不出来，只说了：“象巴兰诺夫一样。”
“我可没有这个缺陷，我不是贵族出身，”谢尔皮林纵声大笑。“没有的事总归是没有的。甚至在那个时候，人家给我加上了各种各样的罪名，也没有想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