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下来，等会儿打个电话给政治部，可能对他们有用。要不然，就把有用的东西给糟踏了！”谢尔皮林说。他又向公路那边瞥了一眼：德国人在一辆卡车上装着粮食，现在米粒撒得满地，好象尚未消融的冰雹。
穿过十字路口，在一个小高地上，有一个摧毁了的高炮连阵地。德国人在这里对我军的坦克进行了直接瞄准射击。在机动部队的行军路线上原先就有我们的几辆被击毁的坦克。不过，被击毁的坦克数量不多，这是由于我们突然进行袭击的缘故。而在这里，我军坦克的突然袭击大概并没有使德军高射炮兵惊慌失措，以致他们在短时间内处于优势地位。这场战斗的结果俱在：有四辆坦克一下子被击毁，一辆接着一辆，紧挨着倒在阵地面前。
根据加尔乔诺克的报告，从登陆场到博勃鲁伊斯克公路的这段路上，机动部队一共损失了十一辆坦克。与它的战果相比是不算多的。不过，其中的四辆，却是在这高炮阵地面前一下子被击中的。
加尔乔诺克只报告了被击毁的坦克数字，击坏的数字还没有上报。在这种场合，一个有自信力的指挥员是不会急于上报的。如果自己能够修复，就用自己的力量修复；如果不能修复，再上报也不晚。
相反，也有一些人喜欢尽早把自已的损失报得多一些，以便后来一旦打了败仗，可以有借口为自己开脱——一我受了损失，写了报告请求援助，可是上级不来援助，所以遭到失败！加尔乔诺克可不是这样的人。
很快就要到达莫吉廖夫——明斯克公路了。谢尔皮林通过无线电台同——一师师长进行了联系，命令他在十字路口等候自己，准备当面听取他的报告。师长通过电台向他报告说：他们已到达指定地区，但还没有同德军接触。
谢尔皮林乘车前往莫吉廖夫——明斯克公路，——一师第二梯队的各个部门走的也是这条路线。他刚刚赶上了它的卫生营，现在又赶上装着一箱箱炮弹的卡车队。既然在运送炮弹，那就是说，大炮已经拉上阵地啦。
车子绕过打坏了的公路桥，穿过一道小河的河床，爬上被履带压得凹凸不平的斜坡，大约又走了一百公尺，谢尔皮林命令古特科夫停车。
自动枪手乘坐的装甲运输车没有跟上。
“你去看看，他们又在哪里卡住了，”谢尔皮林不满地说。
辛佐夫跳下吉普车去了解情况，谢尔皮林也走下车来活动活动坐得麻木了的两腿。他不喜欢带着装甲运输车行动，但在出了塔雷津事件后，又不得不这样做。
就在那天晚上，鲍依科和扎哈罗夫同他就这个问题，先后进行了两次不愉快的谈话。
鲍依科向他开了第一炮。就形式说，这场谈话是在他们工作关系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的——一般说来，鲍依科从不越出这种范围——但就实质说，却是下级对上级的一种责备。
“司令同志，我认为有责任提请您注意这件事。我认为，您有时候在没有充分必要的情况下亲自去冒险是不对的。你从这个师到那个师，常常乘车通过情况不明的危险地段。实际上并没有很大的效果。您在军部听取汇报，同样可以了解到您在师里所了解的全部情况，而这样做就可以避免冒生命的危险……”
他说了长长一大篇，甚至不象他平时讲话的样子。看来，他十分激动——跟上级提意见是不那么简单嘛！
听了这番话以后，谢尔皮林虽然生鲍依科的气，但对他能够直言不讳这一点是尊重的——鲍依科为了尽到自己的责任，甚至不怕搞坏关系。
“一天之内有两次同您失去联系，”鲍依科补充说。
“关于联系的事，是我不对，可以改正。”
“请允许我再重复一遍，您没有权利冒不必要的危险……”
“我的权利我自己清楚，”起初，谢尔皮林对鲍依科的话感到非常不满，就声色俱厉地说，但接着他又考虑到，鲍依科处在这样的地位，对这个可能产生不利后果的话题竟能如此直言不讳，确实是不容易的，所以在结束时，他的语气要比开始时缓和多了。“权利我是清楚的，但是我想按照我一贯的认识，更好地尽到自己的责任。”
然后，他握了握鲍依科的手，补充说：“感谢你直言相告，我们的谈话就到此为止吧。”
他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知道，问题不仅在于出了塔雷津的不幸事件，而且还在于他们两人之间存在着意见分歧。鲍依科认为，集团军司令本来就应该少外出，多待在指挥所里，这样，司令部的工作也会方便些。
谢尔皮林知道，在这种分歧中，鲍依科也有对的一面。鲍依科不愿意别人撇开集团军司令部直接指挥部队，这是可以理解的，而谢尔皮林在这方面也比较注意，特别是他自己过去也担任过集团军参谋长的职务，体会到集团军司令过于频繁地外出所带来的不便。加上集团军司令部现在工作很协调，它所起的作用要比战争初期大得多。这一切都说明，我们作战的本领是越来越高强了。
不过，他尽管考虑到这些问题，却仍然不能够，而且在内心深处也不愿意改变自己的做法。他感觉到，他到部队去这件事，会给司令部的工作带来某种不便，他也确实想尽量减少这种不便，所以每次外出，总是随时同鲍依科保持联系。但同时，他到军区全，到师里去，有时甚至到团里去，在这样的战斗气氛中，在他从沿途、从前沿指挥所和前沿观察所亲身了解到的全部情况中，却可以汲取到一种力量。没有这种力量，他个人就不能指挥好集团军，就不能作出有充分把握的决定。也许别人能够，而他则不能！虽然可以在某些方面使自己有所改变，事实上他也作了一些改变，但要彻底改变却已经不可能了。在一个人的性格中有某种东西，如果加以改变的话，就会使自己丧失信心，结果只会带来坏处，而不会带来好处。
对他来说，这一切是十分清楚的，也是早就决定了的，所以他不准备对鲍依科多作解释。何况他自己认为，他每次外出，虽然大胆，但并不莽撞，所以迄今为止，一直安然无恙。
扎哈罗夫同他的谈话是在夜里进行的。吃过晚饭后，扎哈罗夫建议到指挥所所在的小树林子里去走走。
扎哈罗夫拉着他的手说：“费多尔·费多罗维奇，出了今天这样的事，我想到了你的问题，你在外面跑来跑去，太冒险了。”
谢尔皮林笑了笑，心里想：对集团军司令来说，主要的和经常的危险还是在于他要作出关系到整个战事胜负的决定来，而不在于他间或亲自冒着枪林弹雨出去走一转。
“我没有冒过险，也不打算冒险，”他大声说。“一般地说，在战争中要完全排除危险是不可能的，在追击敌人的情况下尤其是这样。”
“要完全排除是不可能的，”扎哈罗夫说。“但我希望，你能把危险减少到最低限度。我这样说，是因为我要为你负责。”
“为我负责，这是什么意思？”谢尔皮林冷冷地问道。
“就是这个意思。这是我的职责所在！难道说，要你为我负责吗？你自己也不会这样说吧。而我呢，却有权利这样说。就是这么回事！看在你我兄弟般的情分上，我向你提个忠告：要么我们的友谊就此完蛋，要么从明天起，在进攻和追击敌人的时候，不带上装甲运输车就不要外出。”
“它走得慢，带上它，一天里跑的地方就少了。”
“就是少跑一点地方，也不要紧。”
“你自己出去也没有带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