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场大病后，在卧床疗养的第一个繁花之季，没有人知道，至少病人自己不知道，一个九十岁高龄的人能否撑得过去。我的朋友诺曼和努拉·斯通力劝我先不要考虑我的科学研究工作，纯粹放松一下，玩玩字谜或纸牌。
玩字谜是不可能的事，所谓玩字谜就是从晚报最后一页上一堆纷乱的音节中找出一个亚洲城镇的名字或者一部西班牙小说的书名（这是我最小的曾孙女最拿手的绝活），可对我来说远比摆弄动物组织艰巨得多。不过纸牌倒是可以考虑的，要是玩这种游戏的人看重它的补脑功能，就尤其值得考虑了。人要是回忆昔日往事，过去的事件和感情一一来过，悠闲自在地重现一番，这不也是一种补脑游戏吗？
据报道，亚瑟·弗里曼曾说过，写回忆录的人都是想象力过于贫乏、写不了小说的人；他们的记忆力也差，写的回忆录也不真实。自我表达日渐衰退，我也就随波逐流了。我和之前的老人一样，发现时间上离得越近的事越记不清楚，令人苦恼，而隧道尽头反而有色彩和亮光。我能明确地说出一九四四年或一九四五年每个月都发生了什么事，但我要是选择一九七七年或二○一二年，哪个季节发生了什么事就成了一团浆糊。一位杰出的科学家批评过我最近的一篇论文，我却记不起他的名字。一些同样很杰出的科学家为我辩护，说到了他的别名，我也记不得了。我不能随口说出是哪一年雷克雅未克自然爱好者协会胚胎学分部选我为通信会员，也说不出到底是哪一年美国科学院授予我该院最高奖的荣誉。（不过我记得这两项荣誉给我带来的巨大欢乐。）所以一个通过高倍望远镜观察的人是看不到他迷人果园上方秋高气爽的卷云的，但是一定能看到金星上一个潮湿的山谷里密集的气团，如同我一个不幸的同事——已故的亚历山大·伊万琴科教授两次观察到的那样。
毫无疑问，过去一个世纪那些单调、乏味，还带着奇特忧郁色彩的照相术留给我们“无数如星云般模糊的相片”，那些不记得那个世纪的人一看，就会产生极不真实的感觉。但事实是，我儿时的那辈人在现今一代人看来似乎比十九世纪还遥远。他们仍然固守着十九世纪的拘谨与偏见，固守着传统，如同藤条紧紧缠绕着一棵死树。他们围着大桌子吃饭，坐在硬木椅子上，座位依据个人的地位排列，固定不变。服饰也很繁琐，每一处都留有一些没用的过时点缀（一个城里人穿晨服时得往三十个扣眼里系进去三十颗纽扣，还要打上三个领结，检查十五个衣袋里都有什么东西）。
他们写信时，称呼根本不认识的陌生人也用“敬爱的先生”一类的话——只要用的词语有点意义就行。信的开头用一个理论上什么时候都可以用的套话，对一个人含含糊糊地表达白痴般的忠心，而这个人的存在对写信人来说压根就是无所谓的事情。他们颇为艺术地赋予集体一些他们不愿意赏给个人的品质与权利。他们痴迷于经济学，如同他们的祖先痴迷于宗教一样。他们肤浅，粗心，短视。和其他时代的人相比，他们更容易忽视杰出人才，所以才让我们有了发现大师杰作的荣幸（比如理查德·辛纳屈在世时一直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护林人”，要么在一株特柳赖德松树下做梦，要么对着圣·伊莎贝尔森林里的松鼠吟诵他那惊世骇俗的诗篇。然而那时人人都知道的是另一位也有东方血统的二流作家辛纳屈）。
基本的异常反应现象致使他们所谓的招魂巫师以最愚蠢的形式搞一些超验推测，让所谓的常识耸起宽肩膀，以示同样愚蠢的无知。我们的时间计数对他们来说会是“电话”号码。他们用各种方法玩弄电，却一点不懂电到底是什么东西——难怪有人偶然揭示了电的真实性质便引起一片惊奇（那个时候我已经成年了，现在还清晰记得安德鲁斯老教授在校园里伤心地哭泣，周围一群人惊得目瞪口呆）。
我少年时代经常遇到可笑的习俗和繁文缛节，但那时我的童年世界依然是英勇顽皮的小世界。它用一点点干涩的幽默抵制着当时的逆境，也总是镇静地奔赴遥远的战场，好压下希特勒或墨索里尼的野蛮行径。只要我放开手脚，许多事情就会变得光明，变得仁慈，变得绝妙，变得可爱，让记忆充满激情的美好事情会在昔日岁月中找到。可悲的是，如今已无从知晓一个仍然强健的老人一旦卷起袖子会做出怎样影响时代的事。不过这也就足够了。历史不是我的研究范围，所以我还是说自个的事情为好，别去侵犯别人的合法领地，免得被警告：“每一个哨兵应该守住自己阵脚”——就像萨斯卡切万诺夫先生被当今小说中最迷人的角色所警告的那样（我的曾孙女可以证实这一点，她当今小说读的比我多）。
二
我出生在巴黎。小小年纪时母亲就去世了，所以我现在对她的记忆只能是模糊的碎片，好像总是热泪涟涟，面容上没有多少印象。我父亲教音乐，同时也是一个作曲家（我至今珍藏着一个节目单，那上面他的名字就排在一位伟大的俄国人旁边）。父亲看着我读完了大学，后来在南美战争的时候因患一种无名的血液病去世了。
在我七岁那年，父亲带着我和老祖母——小孩子有幸得到疼爱的至亲之人——离开了欧洲。那时的欧洲正在遭受难以描述的灾难，一个堕落的国家把灾难强加给一族人民，我是其中一员。在葡萄牙，一个女人给了我一个前所未见的大橘子。客轮的尾部有两根粗短管，遮挡着弯弯曲曲的航流。一群海豚在表演精彩的空翻。祖母给我读美人鱼的故事，这鱼儿长出了双脚。好奇的微风有时候也会过来凑凑热闹，将书页乱翻一通，似乎想看看故事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我对这次航行的记忆也就是这些了。
船到达纽约的时候，空间旅行者常常跟时间旅行者一样被古老的“摩天大楼”所吸引。其实所谓“摩天”是用词不当，因为它与天空发生联系，特别是在温室般晴暖的一天隐隐将尽时，远没有摩擦的感觉，而是难以形容的微妙、宁静。我稚气的目光穿过那些曾为城市中心增添光彩的开阔广场，看摩天大楼好像非常遥远，丁香花的颜色，水一般奇怪的质感，华灯初上时，和落霞浑然一色，半透明的建筑中脉动的内容带着梦幻般的坦诚呈现出来。
一些黑人小孩们安静地坐在人造石上。树木都有拉丁文名称，展示在树干上，就像穿着花哨、金龟子般蹲坐着的出租车司机背上贴着自己陈旧的照片画一样（在我脑海里，他们一般是和一些同样花哨的自动音乐播放机连在一起的，那里面的音乐如同便秘一般出不来，插入一枚硬币，这才神奇地一泻千里）。我们那时生活在一个身份证和表格的时代，看人看事都要通过名称和外号，不相信还有任何无名的事物存在。
最近流行一出话剧，写的是四十年代腾飞的新美国。易拉罐大行其道，但络腮胡子和衬衣硬领很可笑，不合时宜。演员们爱坐蘑菇式的旋转高背椅，我小的时候就没有这种没完没了猛转的东西。我们那时喝的是劣质的混合饮料（吸管也比现在舞台上用的吸管短得多），闷头贪婪地吸。我记得海报上浅薄的花样和低级的诗歌：一块冰冻的人造奶油沉了下去，上面冒起大量的泡沫，或者是一滴棕色稀泥一般的软糖汁，正从奶油块光秃秃的顶上往下滴。黄铜与玻璃的表面，电灯呆滞的反光，螺旋桨闪着微光，呼呼响，一张世界大战的海报，画的是山姆大叔和罗斯福那类疲惫的蓝眼睛，或者是一个下嘴唇厚得过分、穿着整齐制服的女孩（噘着嘴，摆个气哼哼要吻的模样，是一九三九年到一九五○年间流行一时的女性魅力）。还有混杂的交通噪音，从街上传来，令人难忘——声音模式和旋律特点，只有刻意分析才能知道是哪个时段的，否则听起来就是药店加金属世界的声音；在那个金属世界里，人在折磨金属，金属在反击人。
我在纽约上的学，后来移居到了波士顿，再后来又搬走了。我们似乎总是在搬家——有些新家反不如旧家。但是不管城镇有多小，我总是能找到一个修自行车轮胎的地方，一个卖冰激凌的地方，和一个放电影的地方。
山谷里似乎遭了洗劫，没有回声。这是因为要对声音进行柔和的特殊处理，使得经过压缩的语音与昏暗大厅里月白色屏幕上的一系列图片动作达到一致。一个男人一拳把他的同伴打进了高高摞起来的板材箱堆里。一个皮肤格外光滑的女孩，挑起一道弯弯的眉毛。从河对岸护林人工作的地方远远传来一记沉重的关门声，声音和画面没有配合好。
三
我已经足够老迈，能记起昔日的铁路客车。我年幼时崇拜火车，长大一点后转而关心提速问题。昔日的火车至今不时隆隆地驶过我的梦境，车窗憔悴，灯光昏暗。它们听任煤灰遮盖了自己的青春年华，色调变得与工厂车间和贫民窟的墙壁相差无几。假如不是这样，它们本身的颜色经过风雨无阻的长途征程，也就完全脱落了。说到贫民窟，那是进入城市前不可避免的景观，犹如要习得平常知识先得有语法规则并出点错一样。车厢一头堆放着低矮的学生罚站帽，用它可以软塌塌地盛一点矿泉水（一阵半透明的清凉感会传到指头上）。出水的是个小喷泉，人一碰，水就乖乖地抬头冒出来。
老人们就像比我那个时代更为古老的童话故事里的白发摆渡人，断断续续地唱着他们的“下一个”，为旅行者检票。如果旅途较长，旅客当中肯定有许多疲惫不堪的士兵，四处乱躺着；也肯定有一个精神饱满的醉醺醺的士兵，来回乱窜，只有苍白的脸色把他与死亡联系在一起。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这样的人总是单独出现：一个怪人，泥塑的年轻造物。一些相当现代的历史教科书将这一时期巧言称为汉密尔顿(1)时期——这个称谓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学者提出的，为的是让没头脑的人受益。
不知怎么的，我那聪明却又不切实际的父亲，不能充分地适应学术环境，所以在一个地方待不了很久就要换一个地方。我现在还能清晰地回想起这一切，不过有一个大学城记得尤为真切：没有必要说出它的名字，只消说，与我们相隔三块草坪，在一条树木茂盛的巷子里，坐落着一幢房子，它现在是一个国家的麦加圣地。我记得在一棵苹果树下，阳光洒满花园的椅子，一条漂亮的古铜色猎犬，一个胖胖的长满雀斑的男孩，膝盖上摊着一本书。在树篱荫凉处，我摘下了一个伸手可及的苹果。
旅游者如今拜访那个一代伟人的出生地，观看具有那个时代特征的家具——家具为了能永远珍藏，用长毛绒绳子围了起来，大家自觉地站在绳子外面——那个时代和我有意外之缘，我怀疑他们能否感受到与之相联系的自豪感。无论发生什么，无论图书管理员在索引卡上填上多少我发表过的论文的标题，我都将作为曾在巴雷特扔过苹果的人流传后世。
七十年代(2)是科学发现多得惊人的时代，那时出生的人除了风筝或玩具气球外再没见过会飞的东西（就我理解，玩具气球有三四个州现在还允许使用，尽管最近德·萨顿博士对此问题发表了几篇文章）。对他们来说，想象飞机已经不是件容易的事了，特别是这些辉煌壮丽的机器展翅飞翔的旧照片缺乏只有艺术才能将其保存下来的生动性。但说来也够奇怪的，从没有哪位大画家将飞机选为专门描绘的对象，将他的天才注入其中，从而使飞机的形象得以保存，不致变质。
我认为自己对待生活的态度在许多方面都是过时的了，而这许多方面也碰巧都在我研究的科学分支以外。很有可能我这么老的人人格是分裂的，就像那些欧洲小镇，一半在法国，另一半却在俄国。我知道这一点，小心前行。我根本没有打算提高自己对飞行器的兴趣，也没有病态地后悔没有研究飞行机器。但与此同时，我又无法抑制把过去当作一首交响乐而向往的浪漫情怀。
在过去遥远的岁月中，从当地机场起飞到地球上的任何一点所用时间不会超过六十小时。那时一个男孩对飞机的了解，可以从螺旋桨毂盖到方向舵平衡调整片，也能根据翼梢的状况或驾驶舱活动突出程度区分飞机的种类，甚至还能根据夜空中排放的火焰模式来判别；于是和那些疯狂的自然探索者——林奈(3)之后的分类学家展开了认识事物特征方面的竞赛。一个机翼和机身构造的截面图会给他强烈的创造快感。他用轻木、松木和回形针制成的模型让他对制作过程激情倍增，欲罢不能。与制作过程相比，结果似乎毫无意义，好像东西一旦成型，灵魂便出窍离去了。
获取与科学，存留与艺术——这两对各有其妙，但它们会合起来时，便是世间最高境界。所以我要踮着脚尖离开，向我的童年告别，在它最典型的时刻，以它最可塑的姿势：沉迷于低沉的嗡嗡声之中，让这声音在头顶上方颤动，聚集音量；它静止不动，忘记了它跨着的温顺自行车——一只脚踩在脚踏板上，另一只脚的脚尖触到了沥青路面，眼睛、下巴、肋骨都抬起来，向着裸露的天空；天上一架军用飞机过来了，速度快得可怕，只在飞机的中部变成了尾部、机翼和轰鸣声远远消失后，那底色才变成不慌不忙的广阔天空。令人羡慕的怪物，了不起的飞行器，它们过去了，它们消失了，就像成群的天鹅在一个春天夜晚振动千万只翅膀，哗啦啦飞过了缅因州的骑士湖，不知来自何处，也不知飞向哪里：是哪个种类的天鹅，科学上没有界定，以前没有见过，今后也不会再见——然后天上空无一物，除了孤星一颗，犹如一个星号，标志着一条无从知晓的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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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lexander Hamilton（1757—1804），美国开国元勋之一，宪法的起草人之一，曾是美国的第一任财政部长。
(2) 这里指的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
(3) Carl Linnaeus（1707—1778），瑞典自然学者，现代生物学分类命名的奠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