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德洛太太是三姐妹中最大的一个，也是通常公认为最明白事理的一个。三姐妹的区别，一般说是莉莲最实际，伊迪丝最美丽，伊莎贝尔则是“最有学问”。二姐凯斯太太是美国工兵部队一位军官的妻子，由于我们的故事今后跟她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对她只简单提一下就够了。她确实很美，成了各个军事基地的一朵鲜花，这些基地主要是在不太时髦的西部地区，她的丈夫的工作调动也一直没有超出那个范围，这成了她最懊恼的一件事。莉莲嫁给了纽约的一位律师，这个年轻人有一副大嗓门，讲起话来慷慨激昂，跟他的职务很相称。这件婚事不算光彩，并不比伊迪丝的好，但莉莲是这么一个年轻女子，有时人家谈到她就说，她能够嫁出去已经不错了，因为她的相貌比她的两个妹妹差多了。不过她很愉快，现在已是两个无法无天的小男孩的母亲，一幢褐色沙石房子中的主妇，这幢房子小得像楔子一样，挤在五十三号街的夹缝里，但她仿佛已经找到了安乐窝，对自己的境况十分满意。她生得矮小结实，身材上很难说有什么优点，但是，尽管缺乏高贵的仪表，她的风度还是可以的，而且正如人们所说，她在婚后变得好看起来了。生活中有两件事是她深信不疑的，这就是她丈夫的雄辩才能和她妹妹伊莎贝尔的与众不同。“我从来不能理解伊莎贝尔——除非我把全部时间都化在这上面，”她常常这么说。虽然这样，她还是密切关心着她，像母狗一般注视着那只灵活的小猎犬。“我得把她照顾到平平安安地出嫁为止，这样，我的责任就完了。”她经常对她的丈夫说。
“好吧，我得说，我对她的婚姻不太感兴趣。”埃德蒙·勒德洛照例这么回答，嗓音显得特别洪亮。
“我知道，你这么说是为了引起辩论，你总是采取对立态度。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反对她，她无非有些与众不同罢了。”
“对啦，我不喜欢与众不同，我喜欢与众相同，”勒德洛先生不止一次这么回答，“伊莎贝尔是用外国字写出来的。我不了解她。她应该嫁一个亚美尼亚人，或者葡萄牙人。”
“那正是我担心她会干的事！”莉莲喊道，她认为伊莎贝尔什么都做得出来。
她怀着极大的兴趣听那位姑娘向她报告杜歇夫人来访的经过，预备遵照姨母的吩咐晚上前去赴约。至于伊莎贝尔向她说了些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在夫妇俩去旅馆以前，她向丈夫讲的那点意见，应该是她妹妹的话引起的。“我多么希望她为伊莎贝尔做一点有益的事，她显然非常喜欢她。”
“你希望她做什么呢？”埃德蒙·勒德洛问，“送她一件贵重的礼物？”
“当然不是，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我只是希望她对她发生兴趣——发生好感。她正是那种能够赏识她的人。她在外国社会中生活了那么多年，这方面的事她都跟伊莎贝尔讲了。你知道，你总认为伊莎贝尔像外国人呢。”
“你要她给她一点外国人的好感，是吗？你是认为她在国内得到的还太少？”
“我认为她应该到国外去，”勒德洛太太说，“她正是那种应该出国的人。”
“因此你要求那位老太太带她出去，是不是？”
“这是她自己提出的——她非常希望伊莎贝尔跟她去呢！我只是要她把她带到那里以后，给她提供一切有利的条件。我相信，我们大家应该做的就是给她一个机会！”勒德洛太太说。
“什么机会？”
“发展的机会。”
“哟，我的天哪！”埃德蒙·勒德洛喊了起来，“我希望她再也别发展啦！”
“要不是我相信你说这话只是为了引起辩论，我一定会很不高兴，”他的妻子回答，“你自己知道你很喜欢她。”
过了一会儿，这个年轻人在刷帽子的时候，跟伊莎贝尔打趣道：“你知道我很喜欢你吗？”
“你喜欢不喜欢我，我才不在乎呢！”女孩子大声说，不过话虽这样，她的口气和笑容并不那么狂妄自大。
“吓，自从杜歇夫人来过以后，她显得神气起来了。”她的姐姐说。
可是伊莎贝尔对这话很不服气，她的态度非常认真，“你不应该说这样的话，莉莲。我根本不觉得有什么好神气的。”
“我认为这没什么不好。”莉莲让步道。
“不过杜歇夫人的来访不能成为一个人骄傲的理由。”
“瞧，”勒德洛嚷了起来，“她比以前更骄傲啦！”
“除非我有更充足的理由，我不会感到骄傲的。”姑娘说。
不论她是不是感到骄傲，至少她觉得自己不同了，觉得有什么事临到了她的头上。那天晚上只剩下她一个人，她坐在灯下，手中空空的，已顾不到平时的爱好。后来她站起来，在屋里来回打转，又从一间屋子走到另一间屋子，待在暗淡的灯光照不到的地方。她坐立不安，甚至心乱如麻，有时身子有些哆嗦。她觉得，她所面临的事，它的重要性比表面看来大得多；她的生活确实到了转折关头。它带来的是什么，还很不清楚，但是从伊莎贝尔的处境看，任何变化都比没有变化强。她愿意把过去的一切丢在后面，像她对自己说的，一切从头开始。这个心愿确实不是今天这件事引起的，它像雨打窗户的声音一样熟悉，已经许多次勾起她从头开始的思想。她坐在静悄悄的客厅里一个昏暗的犄角上，闭上眼睛，可是她并不指望靠瞌睡来忘记一切。相反，她倒是觉得非常清醒，只是想限制自己的意识，不让纷至沓来的事物一下子涌进眼帘。她的想象力一向不受约束，如果不把门打开，它会从窗口跳出去。真的，她不习惯把它锁在屋里；在一些重要的时刻，她满心希望单独运用自己的判断力，可是往往适得其反，偏偏不适当地助长了想象的、而不是判断的能力。现在，当她意识到改变的信号已经出现的时候，她要丢在后面的事物却一个个地跳了出来，逐渐汇集成一堆幻象。她一生的岁月一幕幕回到了自己眼前，她久久地凝视着它们，只有青铜大钟的滴答声冲破这一片沉寂。那是非常愉快的一生，她是非常幸福的女孩子——这就是她从这一切中看到的最鲜明的事实。她得到了最好的一切，在一个那么多人的命运都是不值得羡慕的世界上，她可从没碰到过特别不愉快的事，这是多大的幸运。在伊莎贝尔看来，那种不愉快的经历她甚至知道得太少了，因为从她跟文学的接触中，她体会到，它们往往也是一种乐趣的源泉，甚至还可从中汲取教益。但她的父亲把它们从她的生活中排除了出去——她那最好、最可爱的父亲对它们怀有始终不渝的厌恶。做他的女儿，这是极大的幸福，伊莎贝尔甚至为有这样一位父亲而感到自豪。从他死后，她似乎看到他只让自己的孩子们见到他欢乐的一面，其实他并没有像他盼望的那样避免许多不快的遭遇。但这只是更增加了她对他的怀念，甚至对他的过于慷慨，过于善良，过于不关心世俗事务，她也变得能够谅解了。许多人认为，他这种不关心已经超过了限度，尤其是那一大批他欠了钱还没有归还的人。关于他们的意见，伊莎贝尔一向不太清楚，不过可以让读者知道，一方面他们承认，已故的阿切尔先生具有极其灵敏的头脑和非常动人的风度（确实，正如其中一人所说，他总是有一股吸引人的力量），另一方面他们又宣称，他糟蹋了自己的一生。他把一份殷实的家私挥霍光了，过着令人惋惜的吃喝玩乐的生活，据说还大手大脚地赌博。有的人甚至毫不客气地指责他，说他不关心自己的几个女儿。她们没有受到正规的教育，也没有一个固定的家；他对她们既溺爱又关心不够；她们只是跟保姆和家庭女教师（这往往是一些伤风败俗的女人）一起过活，或者给送进法国人办的一些肤浅的学校去，过了一个月，又噙着眼泪离开了那里。这种看法势必激起伊莎贝尔的愤怒，因为根据她切身的感受，她的机会是相当多的。甚至在讷沙泰尔[1]，那时她的父亲离开了三个月，把她们交给一个法国保姆，后来这保姆又跟一个俄国贵族跑掉了，但是即使在这种不正常的情况下（这是女孩子十一岁那年的事），她也从没感到惊慌或害臊，倒认为这是她心灵成长中一个丰富多彩的时期。她的父亲对生活抱有广阔的胸怀，他那种好动不好静的性格，甚至那种有时前后不一致的行动，都只是证明了这点。他希望他的女儿们，即使在做孩子的时候，也尽量多看看世界。正是出于这个目的，在伊莎贝尔十四岁以前，他已经带着她们三次横渡大西洋，虽然每次只能给她们几个月在国外观光的时间；这些活动促进了我们的女主人公的好奇心，但是没有使她得到满足。她可以说是她父亲的掌上明珠，因为在三个女儿中，他感到她是他忍受的不幸的最大“补偿”。在他的晚年，由于逐渐衰老，对自己要做的事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他对世界已无所留恋，唯一使他痛苦的，只是跟这个聪明伶俐、优异出众的女儿的诀别。后来，当他已经取消欧洲之行的时候，他还是让孩子们尽量获得一切享受，尽管他在经济上已捉襟见肘，她们要什么有什么的单纯意识，从没有受到丝毫影响。伊莎贝尔虽然擅长跳舞，却没有获得纽约的舞蹈艺术界的赏识；正如大家所说，她的姐姐伊迪丝比她受欢迎得多。伊迪丝的成功是惊人的，在这方面，伊莎贝尔真是望尘莫及，她也知道自己不会跳跳蹦蹦，尖声喊叫，尤其不会做得恰到好处。二十个人中总有十九个（包括这位妹妹本人在内）会说，伊迪丝在两个人中美得多，但第二十个不仅推翻这一判断，而且会把这些人统统看作不懂得美为何物的庸人。在伊莎贝尔的内心深处，出人头地的愿望甚至比伊迪丝更为强烈，但这位少女的性格深处是一个非常隐蔽的所在，从那里通向表面的路上，横亘着许多变幻莫测的阻力。她见到了那些大量涌向她的姐姐的年轻人；可是一般说来，他们是不敢跟她打交道，他们相信，必须作好特殊的准备，才能跟她谈话。她博览群书的名声，像云雾一样包围着她，使她变成了史诗中的女神，仿佛她会提出各种深奥的问题，使谈话始终保持在低温状态。可怜的姑娘喜欢人家说她聪明，可是反对把她当作书呆子。她的读书常常是偷偷进行的，虽然她的记忆力很好，但总是避免引章摘句。她对学问有强烈的欲望，但实际上，几乎任何一种知识来源，在她眼里都比书本的地位高。她对生活怀有巨大的好奇心，经常在观察和思索。她身上蕴藏着无限的生命力，她最深邃的欢乐，便是感到自己的内心活动和世界的风云变幻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出于这个原因，她喜欢看到众多的人群和广阔的河山，喜欢阅读描写革命和战争的书，喜欢欣赏历史的巨幅画卷——这些作品往往使她为了内容而原谅它们的拙劣技巧并作出不恰当的评价。南北战争进行期间，她还是一个小女孩，但是在这漫长的时期中，她也度过了万分激动的几个月。有时使她大惑不解的是，任何一方军队的勇敢，几乎同样叫她感到兴奋。自然，当地那些少年情郎的鼠目寸光，还没有发展到把她从社会生活中排除出去的地步，因为有些人一走近她，心就禁不住怦怦跳动，感到自己也应该独立思考，正是这部分人使她没有遭到少女时代的最高惩罚。凡是一个女孩子可能有的一切，她统统都有：友谊，赞美，糖果，鲜花，她享有着她所生活的世界中的一切权利，经常参加舞会，拥有大量时装，阅读伦敦的《旁观者》[2]，阅读最新的出版物，欣赏古诺[3]的音乐，诵读勃朗宁[4]的诗歌和乔治·爱略特[5]的小说。
现在，这一切在回忆的魔术中幻化成了无数的场景和形象。遗忘的事回来了，而许多她近来还认为关系重大的事物，却从她眼前消失了。结果是万花筒式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终于给一个声音打断了：仆人前来通报，一位先生驾到。这位先生的名字是卡斯帕·戈德伍德，他从波士顿来，是一个正直的年轻人，认识阿切尔小姐已有十二个月，相信她是这个时代中最美丽的少女，因此，按照我刚才提到的那条规则，他声称这个时代是历史上一个愚蠢的时期。他不时给伊莎贝尔写信，最近一两个星期的信是从纽约寄出的。她想过，他可能会来——事实上，在这个下雨的日子里，她恍惚觉得他随时可能出现。然而现在她得知他到达这儿的时候，却并不急于接见他。他是她见到过的最优秀的年轻人，确实也是十分高尚的年轻人。他引起了她相当大的敬意，她对任何人从没有过同样的感觉。人们普遍认为，他想娶她，这当然只有他们两人知道。但至少可以肯定，他是特地从纽约到奥尔巴尼来看她的，他本以为可以在纽约找到她，在那儿耽搁了几天，后来发现她仍在本州的首府。伊莎贝尔没有立刻去见他，她在屋里走来走去，心头充满了一种新的复杂的感觉。但是最后她去了，发现他站在灯旁。他身材魁梧，强壮，稍微有些呆板，也比较瘦，皮肤黑黝黝的，长得不太漂亮，毫无浪漫气息，简直一点也不引人注目，但他的相貌却带有一种要求别人尊重的神态，至于这种尊重能否得到相应的报答，那得看那对凝神逼视着你的蓝眼睛，那种包含着丰富内容的眼睛，以及那个棱角分明、显示出决心的颚部，有没有流露出对你的好感。伊莎贝尔对自己说，今天晚上这颚部显示着决心。然而，半小时以后，这位满怀希望和决心来到这儿的卡斯帕·戈德伍德，终于带着失望回转自己的住处去了。不过不妨补充一句，他不是遇到一次挫折就会灰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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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瑞士西部的一个地方。
[2] 1828年起在伦敦出版的一份周刊，当时以激进主义观点闻名。
[3] 古诺（1818—1893），法国作曲家。
[4] 伊丽莎白·勃朗宁（1806—1861），英国女诗人。
[5] 乔治·爱略特（1819—1880），英国女小说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