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三〇年以前，大名鼎鼎的戈迪萨尔一直忠心耿耿地为推销巴黎货而奔波。在应付人类绝大部分稀奇古怪的想法过程中，他熟悉了商业上的各路门径，使他有机会观察人们的隐秘，教他练就了一副蛊惑人心的口才，教会了他叫人解开束得紧紧的钱袋的本领，使他有办法唤起妻子、丈夫、孩子、女佣的欲望，并且鼓动他们为满足这些欲望而解囊。先吊批发商的胃口，当对方迫切成交的心情达到顶点时，他却转身离去。他使用这套惯用的手法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简直无人可企及。他对帽子生意充满感激之情，他说，正是通过装饰人类头颅外部的工作，他才懂得了头颅的内部活动。他惯于给人戴高帽子，奉承人。诸如此类有关帽子的笑话，他永远讲不完。但是从一八三〇年八月和十月之后，他不再过问帽子和巴黎货，不再推销看得见摸得着的商品，而投身于巴黎智力开发的最高领域。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放弃了物质而致力于思想，放弃了有形产品而致力于纯智力开发。这需要解释一番。
众所周知，一八三〇年的动荡使许多旧思想死灰复燃，机灵的投机家们企图使这些旧思想返老还童。一八三〇年以后，思想变得尤其值钱了，正如同一位作家所说：如今被剽窃的思想比偷的手帕还多。这位作家相当有才智，但什么作品也发表不了。很可能将来某一天，我们会看到思想交易所的诞生，不过，现在我们已经看到各种思想（不管是精华还是糟粕）可以标出价格，可以采摘，可以引进，可以孕育，可以出售，可以制造，可以赢利。如果没有什么思想可以出售，投机商就想方设法玩弄辞令，将词句粉饰成一种新思想来招揽顾客。鸟以谷粒为生，他们以辞令为业，请不要笑！在注重商标不注重内容的国度里，一个新字眼抵得上一种新思想。我们难道没有看到当文学界把神奇一词判处死刑后，书店的广告便使用起别致这个字眼了吗？坐落在和平大街印花大厦的税务局预料到智力税收可观，准确估计了广告规模，把各种说明书登记注册，为思想开出了价码。智力和智力产品既然变成了企业经营，那么自然要遵守企业生产所特有的方式。某些巴黎人在觥筹交错的宴席上，表面看，优哉游哉，而实际上一面将酒喝干，一面举起野鸡大腿时，正进行着紧张的脑力战斗。酒足饭饱之后，思想也酝酿成熟了。第二天从头脑中产生的这些思想便交给了urbietorbi①巴黎和外省各地的推销员，推销员则用广告和启事的形式将这块烤肉巧妙地送出去。借助于这些东西，企业这个捕鼠夹子便能将外省老鼠逮住。这外省老鼠，通常称作订户、股东或者客户，有的地方又叫认购者成赞助者等等，名目繁多，但说到底都是些傻瓜。
①拉丁文：遍布。
“我真是个傻瓜，”不止一个可怜的小财东这样说过。他们满以为可以成为某一事业的创办人，末了却发现自己的一千或一千二百法郎已化为乌有。
“订户们都是些傻瓜，他们怎么也弄不明白，在智力王国中每前进一步比在欧洲转一圈花的钱还要多。”投机家却这么说。
一方是拒绝向巴黎纳税的愚昧民众，另一方是以税收为生的巴黎征税人员，他们用新思想、企业、广告和奉承当佐料，把民众煨起来，熏烤煸炒之后，再蘸着某种新调味汁将民众吃掉。民众掉进这调味汁里，已经晕晕乎乎，就象苍蝇落进灭蝇药水中一样。于是双方展开持久的争战。自一八三〇年以来，在法国为了激发进步的智慧的民众①的自尊心和热情，什么手段没有使用过呀！头衔、奖章、证书，一个个应运而生，但很快又销声匿迹，这都是为殉道的芸芸众生而发明的荣誉勋位勋章。最后，所有的智力产品制造商都发现了一种辣椒，或叫作一种特殊的生姜，真叫他们喜出望外。这就是奖金，预支股息和征用名人的名字；这些倒霉的艺术家，名字被人盗用，自己还一点不知道，就这样与许多企业积极合作起来，因为法律还没有为盗名定罪。这些企业数量之多，不少于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的数目。这些承包民众思想的人活象亚洲的奴隶贩子，他们把刚刚在头脑中绽开的思想劫掠来，脱光衣服，拖着在他们愚昧的苏丹、他们的沙哈巴汗②面前走过。如果民众不开心，就会砍掉这些承包商的脑袋，同时也就砍了他们的金饭碗。
①这些都是当时非常时髦的词句，巴尔扎克用在这里，有嘲讽之意。
②沙哈巴汗是法国剧作家斯克里布（1791—1861）所着闹剧《熊和巴夏》中的一个人物，此处用来指愚昧的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