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五十七师来说，好像诸事不顺。这个师开赴海外后，正好赶上在突出部战役[1]中遭到重创；在太快补充了大量兵员而实力加强后，先是在法国东部，然后在德国浴血奋战——一直表现得不算糟糕，但也不是特别出色——直到战争在五月份结束。
到了那年七月份，在作为占领军那段服役期开始完全有望成为他们这辈子最美好的时光时——当时德国的单身女孩极多——倒霉的第五十七师全体官兵被装上货运列车拉回法国。
他们中间有很多人纳闷是不是因为自己是平庸的士兵，所以受到这样的惩罚。百无聊赖地坐在货车车厢里时，有人甚至讲出了这个疑问，直到有人让他们闭嘴。他们的目的地那边，没多少指望会有人欢迎或者得到什么慰籍：当时的法国人出了名地讨厌美国人。
拉着整支部队的这趟列车终于停在兰斯（根本没人想去学会这个地名应该怎样发音）附近一片阳光照耀的野草地时，那些人下了车，吃力地把他们的装备抬上汽车，然后把车开到他们新的居住地——这个营地，由几天前匆匆支起来的一座座深绿褐色帐篷组成，一座能住一个班。他们得到通知，要往平纹细布的床垫套里塞满专门为此提供的一团团禾秆，把他们未装子弹的步枪枪口朝下架到他们的帆布床的木头床腿交叉处。亨利·R. 威多斯上尉——他态度粗暴、爱酗酒，是C连的连长——第二天早上把什么都解释了，当时他手下的人在本连指定区域的草地上（草长得深，已经变黄）集合，他对他们讲话：
“照我的理解，”他开始了，一边紧张地小步子来回走着，那是他的特点。“这儿就是所谓的重新安置营地。这一整片地区建了很多这样的营地。他们会根据积分方案把人从德国调回来，拉到这些营地，再安排他们回国。我们要做的，我们要做的是那什么，安排。我们在这儿一时半会儿走不了。我不知道我们有什么职责，很有可能是供应和文书工作，我想。我一有更多消息，马上会通知你们。就这样。”
威多斯上尉曾被授予银星勋章，因为去年冬天，他在齐膝深的积雪中，率领士兵发起了一次进攻，为他赢得了绝佳的战略优势，但是让自己一个排的人死伤近半。甚至到现在，连队的人还是怕他。
他们到了这个营地过了几星期后——当时他们塞草的床垫已经睡平，因为露水，他们的步枪上面有点点锈迹——有座营房里出了件好玩的事。一个名叫迈伦·费尔普斯的下士（他三十三岁，但是显得比实际年龄老得多，入伍前是个煤矿工人）仔细弹掉一枝从陆军消费合作社买的粗雪茄的烟灰后说：“哈，我希望你们这些小孩子别谈论德国了。我听够了说德国、德国、德国。”然后他伸了伸腰，让他那张不结实的帆布床在不平的地上晃了两晃。他一只胳膊垫在头下面，以表示那是个平和的世界，另一只胳膊懒洋洋地借助雪茄来比划。“我是说就算你们在德国，又他妈会干吗？呃？你们会去睡女人，睡女人，得上淋病、梅毒、睾丸肿，就这些，你们还会灌很多烈酒、啤酒，变得没力气，身材走形。对吧？对吧？嗯，你要是问我，在这儿要好很多。我们有新鲜空气，有地方住，有食物，有纪律。这才是男人的生活。”
一开始，大家以为他开玩笑。好像至少过了五秒钟——这段时间，他们目瞪口呆地看着费尔普斯，然后面面相觑，之后才爆发出第一波哄堂大笑。
“岂有此理，费尔普斯，‘男人的生活’，”有人叫道，另外有人喊道：“费尔普斯，你是个混球，你一直是个混球。”
这番攻击之下，费尔普斯挣扎着起来；他的眼睛和嘴巴露出了愤怒，让人同情，他的两边脸上，都有一块块尴尬的粉红色。
“……你那操蛋的煤矿呢，费尔普斯？那也是‘男人的生活’吗？”
他显得无助，努力想说什么，却没人听，很快他显得可怜。他的脸上显然说明他知道“男人的生活”这样的话如今会传遍别的帐篷，引发一阵阵哄堂大笑，只要他还在这个连队，这件事就会一直纠缠着他。
一等兵保罗·科尔比跟别人一起大笑，但笑声未歇就离开了帐篷，他要按照那天下午约好的时间去见威多斯上尉。他身后的笑声降低了，停息了，可是他没感到什么可惜。可怜的迈伦·费尔普斯这家伙之所以被提升为下士，是因为他是突出部战役后他们排仅剩的两人之一。如果他再继续闹笑话，几乎可以肯定他很快就会被降职。
还不仅仅是这样。无论保罗·科尔比是否愿意向自己承认，他至少同意费尔普斯那惊人之语中的一方面：在草地帐篷里这种简单、有秩序以及无所事事的生活，他也开始喜欢上了。在这里，完全不用去证明什么。
科尔比是去年一月份在比利时加入这个连的众多补充兵员之一，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他经历了自豪、恐惧、疲劳和气馁几个阶段。他当时十九岁。
科尔比走进作为连部办公室的那座帐篷里，走到威多斯上尉的办公桌前，立正，敬礼，然后说：“长官，我申请休探亲假。”
“休什么？”
“探亲——”
“稍息。”
“谢谢，长官。是这样，在国内，如果你家里有事，有时候就可以休探亲假——如果有人去世，或者有人病得很厉害或者类似的情况。现在在这里，因为战争已经结束，他们允许休探亲假，仅限于去看望住在欧洲的直系亲属——我是说不一定得生病还是怎么样。”
“哦，是吗？”威多斯说，“对，我想我读到过。你在这边有亲戚吗？”
“是的，先生。我妈妈和我妹妹住在英国。”
“你是英国人？”
“不，长官。我是密歇根州人；我爸爸住在那里。”
“嗯，那我就不明白了。你怎么会——”
“他们离婚了，长官。”
“哦。”威多斯皱了一下眉头，显然他还是不太明白，不过他开始在一个拍纸簿上写字。“好吧，呃，科尔比。”他最后说，“现在，你把你的——你知道——在这儿写上你妈妈的名字，还有她的地址，我会让人把其余的破事安排好。办成了就会通知你，可是我最好跟你先讲一声，这里的文书工作乱七八糟，我想你最好别抱太大希望。”
所以科尔比就决定不抱太大希望，那稍微减轻了他的良心压力。十一岁以来，他就没有见过他的妈妈和妹妹，现在对她们几乎一无所知。他申请休假，主要是出于一种责任感，另外因为好像也别无选择。可是现在有了两种可能性，好的是这两方面都非他所能控制：
顺利的话，也许得经历过分讲礼貌和有着假笑及难堪沉默的十天。这段时间，她们都装作他不是个陌生人。也许会慢慢去游览伦敦，打发掉整个下午；她们也许会想让他看看要做的“典型英国事情”，例如吃用报纸拧着裹起来的炸鱼和薯条，要么去做英国人所做的其他典型的英国事情，会一再用表情来说明一切都多么好，大家却都在心里数着日子过，直到结束。
如果请不到假，也许他再也不会见到她们；不过话说回来，很多年前他就让自己无奈地接受了那一点，当时这件事要重要得多得多，事实上，失去她们在当时几乎不可忍受。
“嗯，你妈妈是那种聪明的英国女孩，她们来到美国，以为街道上都铺着黄金。”保罗·科尔比的爸爸跟他解释过，解释过好多次，经常同时手里端着一杯酒在客厅里走来走去。“所以我们就结婚了，你和你妹妹出生了，然后很快，我想她开始琢磨，哎，这个国家的美好承诺呢？幸福快乐在哪里呢？黄金在哪儿呢？你明白我的话吗，保罗？”
“当然。”
“所以她开始变得不安分——妈的，她变得不安分，不过这方面，我就不跟你说了——没过多久，她就想离婚。嗯，好吧，我想，那都是注定的，可是接着她竟然说：‘两个孩子跟我。’我跟她说：‘等一下，’我说，‘稍等片刻，英国女王小姐，咱们得讲公道。’”
“嗯，幸运的是，当时我有个好朋友，厄尔·吉布斯，厄尔是个顶呱呱的律师。他跟我说：‘弗雷德，在争夺监护权上，她根本没什么好理由。’我说：‘厄尔，只管把孩子给我要来。’他就去努力。厄尔尽他所能帮我，可是你要知道，你妈妈搬到了底特律，把你们两个都带到了那儿，所以也不好办。有一次我去那儿领你们俩去看球赛，可是你妹妹说她不喜欢棒球，反正那天也感觉不是很舒服——天哪，那样一件小事能带来多少痛苦！所以那天只有你跟我去了布里格斯体育场看老虎队比赛——你还记得吗？你还记得吗，保罗？”
“当然。”
“然后我带你回到这儿跟我住。哼，你妈妈大发雷霆。只能这么说她。她完全不可理喻。她已经给你们三个人买了去英国的船票，你要知道，她开着那辆普利茅斯牌小破车来到这儿，她甚至还不会开车呢。她一上来就大喊大叫，说我‘绑架’了你。你还记得吗？”
“记得。”
“嗯，那个下午过得很要命。厄尔·吉布斯和他太太当时正好在我这儿，可以说挽救了那一天——要么说挽救了一半，我想。因为我们刚刚一起努力让你妈妈安静下来，厄尔就走到她跟前，跟她聊了很久。最后他说：‘维维安，往好的一面看，适可而止吧。’”
“所以你看，她没办法，就开着那辆破车走了，你妹妹在她旁边，我想几星期后，她们就到了伦敦，就那样了。就那样了。
“嗯，可是我现在说的意思是，保罗，到头来，事情还差不多算是圆满吧。很幸运的是，我遇到了你的继母，我们很般配。谁都能看得出我们很般配，不是吗？至于你的妈妈，我知道她跟我在一起从来不快乐。当一个女的跟他在一起不快乐时，任何一个男的，保罗——任何一个男的——都应该知道的。管他的，人生苦短啊。我早就原谅她是我妻子时带给我的痛苦了。只是有一件事我无法原谅她，永远不能：她带走了我的小女孩。”
保罗·科尔比的妹妹玛西娅几乎正好比他小一岁。五岁时，她教他怎样在洗澡水里吹一连串泡泡；八岁时，她踢翻了他的电动火车，那是想说服他纸娃娃更好玩，也的确是这样；之后一年左右，他们一起吓得发抖地互相挑战，看谁敢从一根高高的枫树枝上跳下去，他们跳了，但是他永远都会记得是她先跳。
那天下午，当他们的父母在客厅歇斯底里吵架和那位律师大声请他们有话好好说时，他从家里看着玛西娅，当时她在那辆普利茅斯牌汽车的副驾驶位上等，车停在行车道上，上面溅了一层泥巴。因为他很有把握没人注意到他不在，他就出去看她。
她看到他过来时，摇下窗户说：“他们究竟在里面干吗？”
“嗯，他们在——我不知道。很厉害——我真的不知道他们在干吗，不过我想会没事的。”
“是啊，嗯，我也是这么想的。只是你最好进去吧，保罗，好吗？我是说我想爸爸不想看到你来这儿。”
“好吧。”他走回屋里时，停了一下扭头看，他们羞怯地很快互相挥了挥手。
刚开始，经常能收到来自伦敦的信——玛西娅匆忙写的快乐的、有时傻傻的信和他妈妈写的认真而越来越不自然的信。
一九四零年“闪电战”期间，当美国的每位电台新闻评论员都暗示伦敦到处一片瓦砾而且还在着火时，玛西娅写了封挺长的信，说明那些报道也许是夸大其辞了。东区那边当然很糟糕，她说，那是“残酷的”，因为穷人多数住在那边，但是市里也有“很大片的地方”丝毫无损。她和他们的妈妈所住的离市内八英里的郊区那边“极其安全”。写那封信时，她十三岁，他一直觉着她小小年龄能写出那样的信来，真是聪明得不一般。
后来几年里，她慢慢没了写信的习惯，除了寄圣诞卡片和生日卡片。可是他妈妈坚持定期写信来，不管他有没有回复上一封信，读那些信也变得需要借用意志的力量——甚至打开薄薄的蓝色信封和展开信纸都不容易。她写信时的紧张感如此明显，让读信也变得紧张；读到她有意写得高兴的最后一段时，总是让他松了口气，他也能感觉到她写完时，自己也松了口气。她回到英国后没过两年又结了婚，她和新丈夫不久又生了个儿子，“你的同母异父弟弟”，她说玛西娅特别喜欢他。一九四三年时，她写信说玛西娅“现在在伦敦，跟美国大使馆做”，那样说一个十六岁的女孩挺奇怪的，但是又没有进一步详情。
他从德国给他妹妹写过一封信，里面巧妙地在几个地方提到他作为步兵参加战斗的情况，但是根本没有收到回信。有可能是因为当时的军邮不可靠，但是也有可能她只是疏忽了回信——那在他的感情中，留下一道小而尚未愈合的伤口。
现在，离开连部办公室后，他很快写了封信给他妈妈，说他在请假方面，一点办法都没有。写完信并寄出后，他觉得可以躺到让人想睡觉的、发霉的、几乎空无一人的帐篷里他的帆布床上，轻松地伸个懒腰。帐篷里有条被踩得露出泥土的过道，隔着过道不远，可怜的迈伦·费尔普斯这家伙躺在那里用睡觉来忘了他的丢脸事——要么更有可能的是，他仍然感到丢脸，所以在装睡。
接下来这个月的大新闻是C连这里，可以签发去巴黎的三天通行证，一时间，各座帐篷里开始响起尖叫和淫荡的聊天声。没错，法国人讨厌美国人——大家都知道——但是大家也都知道“巴黎”意味着什么。据说在巴黎，你只用走到街上的一个女孩（衣着讲究，模样一流，任何一个女孩）面前说：“宝贝，你做生意吗？”她不做的话，会微笑一下说不；如果她做——要么也许就算她不做，却刚好觉得可以客串一下——然后哦，耶稣啊，上帝啊。
保罗·科尔比安排好跟乔治·米勒一起领通行证，米勒是个安静而细心的小伙子，早就成为他在步枪班最好的朋友。他们去巴黎前的几天夜里，在他们低声细语的谈话（那已经成为他们友谊的一个特点）中，他迟迟疑疑地向乔治·米勒透露说他从来没告诉过别人，甚至也不愿意去想的事，即他这辈子还从来没有跟女人睡过觉。
米勒没有哈哈大笑。他以前也是个处男，他说，直到有天在碉堡里跟一个德国女孩在一起，那是战争结束前一个星期的事。他根本拿不准那算不算：那个女孩一直笑了又笑——米勒不知道她他妈的笑什么。他紧张得还没有真正插进去就泄了，那个女孩就把他推开了。
科尔比安慰他说那的确算是了——不用说，和他自己几次愚蠢的摸摸索索中不管哪一次相比，都算数得多得多。他本来可以跟米勒提一下其中几次，但又决定还是不要跟别人说了。
那是他们离开德国前不久，C连被分派负责两百个俄罗斯难民——被俘的平民，德国人让他们作为无偿劳工，在某个小镇上的塑料厂干活。按照威多斯的命令，刚刚被解放的这些俄罗斯人很快被安置在似乎是镇上最好的住宅区里——离工厂很远的一座小山上干净、漂亮的房子——几天或者几星期前住在那里的德国人，至少是那些未能躲开先头部队的德国人，则被安排住在劳工以前住的木板房。
在那个令人愉快的、部分曾遭到轰炸的小镇上，步兵们也没有多少事情可干，除了在舒适的春日里四处闲逛或者偶尔做一下姿态，就像威多斯所说，让一切“不失控”。一天下午日落时分，保罗·科尔比独自在居住区的那座小山顶上负责放哨，这时一个俄罗斯女孩向他走来，对着他微笑，似乎是隔着玻璃看着他。她十七岁左右，苗条而漂亮，穿着那种洗坏了的廉价旧棉布裙，俄罗斯女人都穿那种裙子，她的乳房看着就像带尖的熟桃那样坚挺而细嫩。他只知道绝对要把她弄到手，却不知道怎么做。两边的山下，都一个人也看不到。
他微微鞠了一躬，希望是宫廷式的，然后跟她握了握手——那好像是跟她熟起来的合适做法，必须不依靠语言而做到——她一点都没有表现出她觉得那样做傻或者让人摸不着头脑。接着他弯下腰，把步枪和头盔放到草地上，然后直起身子把她拥到怀里——摸着她感觉真棒——吻她的嘴，她回吻他，舌头伸过来很多，让他激动。很快他就直接摸到她美妙的一侧乳房（他抚弄得不带个人感情，好像那是个带尖的桃子），血液在他体内流动得也不顺畅了，可是接着，以前那种不可避免的腼腆和极为尴尬的感觉再次出现，就像他每次触摸哪个女孩时都会有的感觉一样。
跟以前一样，他很快找到了借口：他没办法把她带回那座房子，因为那里会有很多别的俄罗斯人——要么他是这样想象的——他也没办法在这儿就占有她，因为肯定会有人来：反正卡车快要接他回去了。
那样就好像没什么好做的了，只能紧紧拥抱后松开她，站在她旁边，一只胳膊还搂着她，好和她一起盯着看日落时分连绵的小山。他们以那个姿势待了又待时，他想到他们也许能成为一部名为“战胜纳粹”的苏美合拍大片中最后淡出部分精彩的一幕。接岗哨的那辆卡车真的来了时，他甚至无法骗自己说他感到生气和沮丧：他是松了口气。
二班有个说话不多的文盲士兵，名叫杰西·O. 米克斯——是排里四五个在每个月领饷时打个叉而不是签名的人之一——那部伟大的苏美合拍片淡出后两天，杰西·O. 米克斯就完全占有了那个可爱的女孩。
“今天晚上可甭想找到米克斯这家伙。”有人在排里的住处这样说，“明天也甭想，后天也是。米克斯这家伙，可是让自己爽透了。”
但这是在法国，在一个天气晴朗、充满希望的早晨，科尔比和乔治·米勒来到军士长的办公桌前领他们的三天通行证。办公桌左侧一边，有个滚动式避孕套发放器，避孕套是铝箔包起来的，数量足够，发放器的金属底座固定在木头上。你觉得需要多少，就扯多少个。科尔比让米勒先去，是想看他需要多少个——六个——接着他自己也不自然地扯下六个塞进口袋，他们就一起出去等着凑够坐车的人。
他们穿上了崭新的艾森豪威尔式夹克，上面适度地佩戴着勋带和漂亮的蓝银相间的镶条，那是他们的作战步兵徽章，他们还仔细把他们的作战靴打了鞋油并擦亮。不过他们走得别扭，因为两人都在裤腿里塞了两条从陆军消费合作社偷的香烟，据说在巴黎的黑市上，香烟一条能卖二十美元。
进了市区，他们大开眼界。埃菲尔铁塔、凯旋门——都在那里，跟《生活》杂志上的一样，不管往哪个方向，一去都有好几英里：有太多东西让你忍不住停下来转过身看，如此再三。
卡车把他们拉到美国红十字会俱乐部，那里会成为一个像家一样的行动基地，提供宿舍、淋浴和一日三餐，还有些房间可以打乒乓球，还可以在坐着很软的椅子上打盹。只是当门外有那么多的神秘之事和挑战时，笨蛋才会想在这里待很久，不过科尔比和米勒同意不管怎么样，午饭还是在那里解决，因为到了午饭时候。
他们想好接下来是把香烟处理掉，那倒不难。走了几个街区，他们就碰到一个大约十四岁的板着脸的小个子男孩，他领他们到了楼上一间上了三道锁的房间，里面的美国香烟堆到了天花板。他不说话也咄咄逼人，很不耐烦地想赶快做完生意，从一大卷漂亮的法国钞票中抽出几张付给他们，那种做派，是要说明再过三四年，他也许会成为欧洲地下世界的要人。
乔治·米勒带了照相机，想照几张相寄给父母，所以他们参加了一个有导游的大巴旅游团，去了主要的代表性地方，直到傍晚才结束。
“我们应该弄张地图。”他们终于摆脱那个喋喋不休的导游后，米勒说，“我们去弄张地图吧。”到处都有衣衫褴褛的老头儿向士兵兜售地图，就好像卖给小孩子玩具汽球。科尔比和米勒把他们那张地图的好多折展开，靠在一处办公楼的侧墙上摊开，用食指在地图上各个地方指指点点，两个人同时开口，这是他们这天第一次意见不一致。
自从上中学时读过《太阳照常升起》以来，科尔比就知道左岸那边，最有可能遇到各种各样不错的事情。米勒也读过那本书，但是他在帐篷里听那些人说了几个星期，所以更向往皮嘉尔广场那一带。
“嗯，可那边全是妓女，乔治。”科尔比说。“你不想马上去找个妓女完事，对吧？在我们还根本没有尝试更好的之前？”最后，他们达成了妥协：时间很多，他们会先去左岸看看，然后再去别的地方。
“哇，”米勒在地铁站说；他一直擅长弄明白一些事情。“看出来这是怎么用的吗？你按下你所在地方的按钮，然后按下你想去什么地方，怎么走的就他妈全亮了。在这座城市，你想迷路，得是个傻瓜才有可能。”
“是啊。”
科尔比很快就不得不承认关于左岸，米勒说对了。甚至过了两个钟头，那里无穷无尽的街道和林荫大道都未能说明会遇到什么不错的事情。你可以看到在每一家里面、外面都有很多座位的路边咖啡馆那里，有几百个人谈笑风生，当中有很多漂亮女孩，但是她们很快避开的冷冷眼神，马上说明她们属于占多数的讨厌美国人的那类法国人。如果你真的偶尔看到一个漂亮的女孩独自走路，不管你有多么胆怯不安地想跟她对上眼神，她看上去都像是在被问到是否做生意时，会从手袋里掏出一个警笛使劲吹。
可是耶稣啊，基督啊，皮嘉尔广场一带，暮色初起时，那里跳动的正是性的脉搏；在阴影里和每个人警觉的脸上，都绝对有种邪恶的因素。街上铁制下水道井盖冒出来的蒸汽在鲜艳的煤气灯和电光招牌照耀下，马上变成了红、蓝、绿几色。在几百个游荡着的士兵中间，到处都是女孩、女人，在走动，等待。
科尔比和米勒不赶时间，把什么都看在眼里，他们坐在一家咖啡馆的一张桌前，慢慢品着高杯酒，侍者保证过那是“美国威士忌”。晚饭就不用考虑了——他们去过一下红十字会，在那里洗了洗，吃了饭，米勒把照相机留在那儿（这天晚上他不想显得像是个游客）——所以有一阵子，除了看着，就没有别的事情可做。
“看到街对面跟一个男人出来的那个女孩吗？”米勒眯着眼睛问。“看到他们了吗？那个穿蓝色衣服的女孩？还有那个这会儿正在离开她的那个男的？”
“看到了。”
“我敢向上帝发誓不到五分钟前，我看到他们走进那扇门。狗娘养的。她给了那个男的五分钟，不到五分钟，她很可能会收他二十块钱呢。”
“天哪。”科尔比喝了口酒，来驱除他脑子里马上出现的丑陋画面。五分钟又能办成什么事？单单脱衣服、穿衣服，不就需要那么久吗？早泄早成那样，该有多么可悲？也许她给他口交，可是根据在帐篷里无所不谈的聊天，那应该需要比五分钟久得多。要么也许——这种可能性让他心头凛然一惊——也许那个男的在房间里惊慌失措。也许在看着她准备好时，他突然知道他做不到他按说要做的，知道完全没有希望尝试，或者就连装做尝试的希望也没有，就脱口而出，用中学里学的法语说了些道歉的话，把钱塞到她手里，她紧跟着他下楼，说了一路的话（粗俗的？鄙视的？毫不留情的？），直到他们到街上可以分手了。
至于自己，科尔比想最好不要去找街头妓女——甚至不去找他有可能花了很久时间，根据年轻、健康和表面上性格温柔程度挑选出来的。要做的，是去一间酒吧找个女孩——这一间酒吧或者另外哪一间——不管法语说得有多么支离破碎，然后就是例行公事地请她喝酒。因为即使酒吧里的女孩不过是在休息的街头妓女（要么她们有可能是更高层次的妓女，索价更高？你怎么可能知道区别在哪里？）——即使这样，你也有可能在最终上床前，至少感觉对方不是陌生人。
科尔比用了一两分钟时间，才让侍者注意到他，他要再喝一轮。可是他转过身时，发现乔治·米勒正在跟隔着几英寸，坐在旁边一张桌子上的女人说话，那个女人——你不能称她是个女孩子了——衣着整洁、长相讨人喜欢，从科尔比无意听到的一两个短语来看，她好像主要说的是英语。米勒已经把自己的椅子挪开去聊天，所以只能看到他的半张脸，可是科尔比能看到他脸上一片通红和紧张、腼腆的笑容。后来他看到那个女人的手在米勒的大腿上慢慢来回抚摸。
“保罗？”米勒和那个女人起身要走时，米勒说，“哎，我今天晚上可能见不着你了，可是明天早上，我会跟你在那什么地方见面，好吗？红十字会。要么也许明天早上也不会，可是你知道。我们没事的。”
“当然，没事的。”
在皮嘉尔广场周围整个那片地方的其他酒吧里，都看不到有女孩或女人独自坐着。保罗·科尔比对这点还是有把握的，因为他全去尝试过——有几间还去过两三次——寻觅的过程中，他喝得太多，以至于从最初的地方走开了几英里，到了完全是巴黎的另外一片地方，在那里，欢快的钢琴声让他走下街道，进了一间奇怪的美国风格小酒吧。在里面，他和别的五六个士兵在一起，他们多数人显然素不相识。他们站在那里互相搂着他们的艾森豪威尔式夹克，扯着嗓门唱十声部《滚过我》，钢琴砸出旋律和装饰性颤音。唱到第六或者第七段歌词时，科尔比想到以此来结束在巴黎的第一天，也许挺难忘，但是到了唱完那首歌时，他不再有这种错觉——显然其他唱歌的也都没有。
乔治·米勒说过你得是个傻瓜才会在这座城市迷路，可是保罗·科尔比在某个地铁站站了半个钟头，按按键，弄出越来越复杂的用很多颜色的灯标出来的路线图，直到一个年纪很大的人过来告诉他怎么去红十字会。到了那里——谁都知道只有笨蛋才会想花很多时间在那里——他爬上宿舍的床铺，似乎那是世界上的最后一张床。
第二天情况甚至更糟糕。他宿醉太厉害，直到中午才能穿上衣服；然后他溜到楼下，去每个公共房间找乔治·米勒，明知道不会找到他。他在街上走了几个钟头，两脚酸痛，由着自己享受因为任性而带来的些微的满足感。说起来，巴黎到底有什么很了不起和漂亮的地方？究竟有没有人胆敢说它只是像底特律、芝加哥或者纽约，有太多脸色苍白、表情严肃的人身穿西装脚步匆匆地走在人行道上，有太多噪声、汽车尾气和太多绝对可恶的不讲文明、粗蛮无礼的情况？有没有人承认过操蛋的整个这里让他感到沮丧、困惑、厌烦，而且孤独得要命？
那天晚些时候，他发现了有白葡萄酒这种东西，它缓解并驱除了他的宿醉，把他的愤怒软化成一种几乎是愉快的忧郁感觉。那种酒挺好，糖分少，酒劲不大，他在一间又一间安静而让人感到亲切的咖啡馆里，喝了很多白葡萄酒。他在不同的桌子上找到不同的方式让自己平静下来，他很快开始纳闷在一般的旁观者眼里，他肯定是什么样；就他记忆所及，那一直是他最秘密、让他最烦恼、最不值得赞赏的思维习惯之一。随着白葡萄酒一点点灌下去，他开始想象自己很可能看上去像是个敏感的年轻人，为了青春、爱情和死亡几件事情而纠结——一个“有趣的”年轻人——趁着那种自尊感趋于高涨，他飘然回到住处，又睡觉了。
最后一天，是想法受限、希望凋落、感觉如此消沉的一天，整个巴黎都在这种消沉的感觉中被冲洗、沉没，而他的时间越来越少。
午夜时分回到皮嘉尔广场，再次喝醉，要么更有可能的是自己跟自己装作喝醉了，他发现自己几乎分文皆无。他现在甚至没钱去找嗓音最沙哑的中年妓女，他知道很可能他在自己的心底深处故意弄成这样。接下来除了赶回市里那个阴暗的地方——部队的卡车停在那里——别的就无事可做。
并非真的指望你去坐第一辆卡车，你甚至可以错过最后一辆卡车，谁都不是太在意。可是那些没讲出来的行为规则不再适合保罗·科尔比：全欧洲很可能只有他这一个士兵去巴黎待了三天，却没有跟女人睡觉。现在他毫无疑问了解了他不能再把自己的问题归于腼腆或者笨拙，而是害怕，比害怕还要糟糕，是怯懦。
“你怎么可能没看到我留的话？”乔治·米勒第二天在帐篷里问他。米勒在红十字会的留言板上给科尔比留了三次话，他说一次是在他们第一个夜晚分开后的第二天早上，还有两次是后两天早上留的。
“我想我甚至没有注意有留言板。”
“咳，天哪，就在前厅，办公桌旁边，”米勒说着露出受伤的样子。“我不明白你怎么会没看到。”
科尔比解释说——边说边鄙视自己，说完马上转身走开——他并没有真的那么多时间都待在红十字会俱乐部。
不到一星期后，他给叫到连部，得到通知说他休探亲假的手续已经办妥。后来没过几天，他一下子就到了伦敦的某个地方，他住进一处里面说话声音都低低的、有着回响的红十字会俱乐部，跟巴黎的那家几乎一模一样。
他花了很久时间淋浴，然后仔细换上另外一套完全干净的军装——拖延了又拖延，接着手指颤抖着拨那台用着费事的英国投币电话，给他妈妈打通了电话。
“哦，亲爱的，”那是她的声音，“真的是你吗？哦，真奇怪……”
安排好的，是那天下午他去看她，“用下午茶”，他乘坐一辆咯咯作响的通勤车去了她住的郊区。
“哦，哎呀，真好！”她站在那座整洁的半独立式房子的门口说。“你这身漂亮之极的美国军装真精神。哦，亲爱的，哦，亲爱的。”她把头侧靠在那些纹章和战斗徽章上时，好像在哭，不过他拿不准。他说见到她他当然也挺高兴，他们就一起走进一间小小的客厅。
“嗯，我的天。”她说，显然已经擦干了眼泪。“在这样一座寒碜的小房子里，我怎么能指望招待好一位了不起的美国兵呢？”
可是很快他们就放松了——至少跟后来一样放松——他们面对面坐在软垫椅子上，一座小小的煤气壁炉里的粘土加热丝发出啪啪响的声音，然后变成蓝色、橙色。她告诉他她的丈夫很快就会到家，他们的儿子也会，他现在六岁了，“极想”见到他。
“嗯，好啊，”他说。
“我的确试过想联络上玛西娅，可是我打到大使馆总机时，晚了不到一秒钟；后来我又打电话到她住的地方，可是没人接，我想她们都出去了。她跟另外一个女孩合住，到现在有一年左右了，你要知道”——说到这里，她妈妈响亮地用一只鼻孔吸气，脸也转过去一点，这种习性，让记忆中的她忽然重现了——“她年纪不大，最近忙的事情可是多着呢。不过我们傍晚迟一点可以再试试，也许我们——”
“不，没关系的。”他说，“我明天给她打电话。”
“好吧，那随你了。”
在天很快黑下来的那个下午的剩余时间里，给他妹妹打电话就成了他唯一想去做的事，甚至在他妈妈的丈夫和他们的小男孩回来后也是。他妈妈的丈夫是个看上去筋疲力尽的中年人，他戴的帽子在他平平的、梳得很好的头发顶上，留下一块整齐的隆起部分，他几乎没有试着寒暄两句。而他们的小男孩好像远远不是极想见到他，因为他躲在那里偷看、吐舌头。
保罗喝茶，再来块抹黄油的三明治好吗？好的。他喝杯酒好吗？哦，好的。他真的没法多待一阵子，好跟他们一起吃顿小小的便饭（就是那种吐司片上放烤豆子）吗？晚上也留下来好吗？因为真的，房间足够。他想怎么都好。
他几乎等不及离开那座房子，尽管在回市内的火车上，他一直安慰自己他没有表现得没礼貌。
他醒来后，因为要给美国大使馆打电话，紧张得几乎吃不下早餐。
“谁？”接线员说，“请问是哪个部门？”
“嗯，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她在那里上班。你没办法可以——”
“等一下……对，这儿：我们的确有位科尔比小姐，叫玛西娅，在支付办。我给你把电话转过去。”嗡嗡和咔嗒几声后，又等了很久，电话线上传来一个声音，像笛声那样清澈，而且因为听到是他而高兴——那是个听说话声音就可爱的英国女孩。
“……嗯，太棒了。”她说，“你可以五点钟左右过来吗？是挨着主楼的第一幢楼，就在罗斯福塑像左边，如果你是从伯克利广场过来，你不会错过的；要是你先到，我过半分钟就会下来，要么——你知道——要是你晚了，我会在那儿等你。”
他挂上电话后过了一会儿，才意识到她一次都没叫他的名字，也许她也腼腆。
红十字会俱乐部的地下室里，有个温度过高的铺子，里面有两个穿着汗衫的淌着汗、爱说话的伦敦佬，给他们两个半先令，他们就会给你的全套军装用蒸汽熨一下，有很多士兵排队利用这种服务，科尔比也选择在那儿打发下午的一部分时间。他知道他的衣服并非真的需要熨一下，可是他今天晚上想收拾得漂漂亮亮的。
后来他从伯克利广场走过去，他希望那是种漫不经心的散步，他力争迈出的每一步都完美。那是罗斯福塑像，那是她的办公楼；那里的走廊上，在一群其他妇女和女孩后面一个人游荡的，是一个迟迟疑疑、带着一丝微笑的大眼睛女孩，只可能是玛西娅。
“保罗？”她问道，“是保罗吗？”
他快步上前，把她大力拥在怀里，让她的胳膊动弹不得，自己的鼻子埋在她的头发中，然后把她荡离地面，让她哈哈大笑——他做得挺好，也许是因为他教导自己要漫不经心走路的结果；等到她的鞋子又碰到地面时，她的确在哈哈大笑，各方面都表现出她喜欢那样。
“……哇！”她说，“你可真是不简单。”
“你也是。”他说，然后伸出胳膊让她挽着走路。
在他们走进的第一个地方——她形容那是“附近一个挺好、有点小的地方”——他一直在暗自祝贺自己做得有多么好。他言谈流利——有一两次，甚至又让她哈哈大笑——他听得专心，又心怀同情。只是有一件小事做得不好：他想当然以为英国女孩喜欢喝啤酒，可是她把给她点的改成了“苦味杜松子酒”，那让他觉得自己笨，没有事先询问她；除此之外，他对自己的表现再也没什么挑剔。
如果吧台后面有面镜子，他肯定会在去卫生间时高兴地瞄上一眼；他在旧地板上调整性地跺了两脚，是为了让裤子“垂下来”罩在他的作战靴上，然后重新以漫不经心的方式从她身边走开，穿过烟雾缭绕的人群，他希望她在看着。
“……支付办是什么意思？”他回到他们的桌前后问。
“哦，没什么。在一家商业公司，我想你会称它为工资科，我是个管发工资的职员。哈，我知道了。”她这时说，脸上的笑容变得诡异。“妈妈跟你说过我在‘跟美国大使馆做’。我有几次听到她在电话上跟别人说，当时我还住在那儿；就是差不多在那次，我决定搬出来住。”
他一直很关注自己，以至这时给她吸烟点火时，才意识到她有多么漂亮。还不仅仅是脸长得漂亮，她从上到下都不错。
“……恐怕我们的时间很不凑巧，保罗。”她说，“因为明天是最后一天，然后我就要休假了，我根本不知道你要来，你要知道，所以我已经安排好跟一个朋友去布莱克浦那边待一个星期。不过明天晚上，我们还可以聚一聚，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去我住的地方吃晚饭什么的吗？”
“当然。那样挺好。”
“哦，太好了。一定要来。不会很丰盛，但我们今晚可以吃顿真正的晚餐来犒劳一下我们自己。要命，我饿坏了，你呢？”他猜不少英国女孩都在战争期间学会了说“要命”。
她领他去了她所称的“挺好的一家黑市餐馆”，那是个温暖而关着门的楼上房间，的确显得挺神秘；他们坐在那里，周围都是美国军官和他们的女人，用叉子叉着厚厚的肉排，她跟他说那是马肉。他们在那里奇怪地互相都腼腆，就像两个孩子在一座陌生的房子里，但是后来不久在他们去的第二间小酒馆时，他们谈起了往事。
“挺有意思，”她说，“一开始我特别想念爸爸，就好像是一种病，但是后来变得我对他记得不是很清楚。最近嘛，我说不好。他的信好像很——嗯，有点唱高调，空洞，有点乏味。”
“是啊。嗯，他是个很——是啊。”
“打仗时有一次，他寄给我公共卫生署的一份关于性病的小册子。那样做，实际上不算很委婉，对吧？”
“对，对，不算。”
可是她记得电动火车和纸娃娃的事。她记得从枫树上吓人的那一跳——最糟糕的，她说，是跳下的过程中，得躲开另外一根可怕的粗枝——没错，她记得那天下午她独自在车上等，而他们的父母在屋里大喊大叫。她甚至记得保罗出来到汽车旁边跟她告别。
那天晚上到了最后，他们又在另外一个地方坐着，她在那里开始谈起她的计划。她也许明年会回到美国上大学——他们的爸爸也想让她那样做——不过也有可能她会回去结婚。
“是吗？不开玩笑？跟谁？”
她当时对着他露出一丝微笑，那是他首次看到她脸上露出狡猾的神色。“我还没有决定，”她说，“因为你要知道，有好几个人求过婚——嗯，几乎有很多。”她从手袋里取出一个廉价的美国式大钱包，那种钱包里面有很多一侧固定在一起的塑料框，可以放照片，有一张又一张微笑或者皱着眉头的照片，多数都戴着海外士兵所戴的帽子，是一系列美国士兵。
“……这是切特，”她说，“他挺好的；他现在回到了克利夫兰。这是约翰，他很快就会回到得克萨斯州东部的一个小镇；这是汤姆，他挺好的，他……”
大概有五六张照片，可是好像还有更多。其中一个曾获得授勋，是第八十二空降师的，他看着挺抢眼，可是对另外一个服务及后勤人员——一个“蓝星突击队”的——科尔比学会了对那些人表示出隐隐的不屑。
“哎，那又有什么关系？”她问道，“我不在乎他在战争中做什么或者没做什么；那又有什么关系？”
“好吧；我想你说得对。”她收起钱包时他说，他仔细看着她。“可是呢，你爱这几个人中的谁吗？”
“哦，这个嘛，当然，我想是这样。”她说，“可是话说回来，那样不难，不是吗？”
“什么不难？”
“爱上谁呀，如果他挺好，而且你也喜欢他。”
这句话，让他在第二天一整天里考虑了很多。
第二天夜里，他应邀“去吃晚饭什么的”，他严肃而仔细地看看了她住的那套所配家具不足的白色公寓，认识了她的室友，爱琳。她看样子有三十五六岁，从每次她眼睛一扫和露出微笑看来，显然她喜欢跟一个年龄小她很多的人同住。一开始她让科尔比感觉不自在，是在说他真是个“挺帅的小伙子”时，然后她对玛西娅兑了酒而犹豫、大惊小怪，酒是用便宜的美国混合威士忌加苏打水，没加冰。
后来发现晚餐比他原来想象的还要凑和，是用午餐肉、土豆丁、奶粉做的砂锅菜。他们都坐到餐桌前时，科尔比说了句什么话让爱琳开心大笑，而他根本没想要说得那么滑稽。平静下来后，她眼睛闪着光，转过身子对玛西娅说：“哦，他挺可爱，你哥哥，不是吗——你知道吗？我想你说他说得对。我看他的确是个处男。”
有好多方式来承受极为难堪的情形：科尔比本来可以满脸通红地低下头，要么也许可以往嘴唇间塞一根香烟，点着，眯着眼睛，用眯得更细的眼睛打量那个女的，说：“是什么让你这么想？”但他却是哈哈大笑。在足以显示了她们那样以为有多么荒唐之后，他还是笑了又笑；他坐在椅子上笑得缓不过劲，停不下来。
“……爱琳！”玛西娅说，她也脸红了。“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从来没有那样说过。”
“哦，那，对不起，对不起，怪我。”爱琳说，可是等他终于恢复常态，同时感到有点反胃后，隔着上面放得乱七八糟的桌子，她眼里仍然有一丝亮光。
玛西娅的火车会在九点钟从伦敦北边挺远的某个火车站开，所以她得赶快。“哎，保罗，”她在忙着收拾手提行李箱时说，“你真的没必要一直送我过去；我还是自个儿去好了。”
可是他坚持要去——他想离开爱琳——他们就紧张地一起坐地铁，也没交谈。可是他们下错了站。“天哪，真蠢，”她说，“现在我们得走路了。”他们走路时，又聊了起来。
“我根本不知道爱琳发什么神经，说那么傻的话。”
“没关系。忘了吧。”
“因为我只是说你显得很年轻。那样说很难听吗？”
“我想不是。”
“我是说谁会介意自己年轻呢，真是的——大家不都想那样吗？”
“我想是吧。”
“哦，你想不是，你想是。嗯，是真的——的确谁都想年轻。我现在十八岁吧，有时候我想再回到十六岁。”
“为什么？”
“哦，那我就可以更聪明地处理一些事情了，我想；努力不去那样追逐军装——英国还有美国的；我说不好。”
这么说，她十六岁时就跟男人睡过觉了，要么是跟某个大胆的英国皇家空军的小飞行员，要么是某个嘴上抹蜜的美国人，也许跟两种人都睡过。
他走累了，拎那个手提行李箱也拎累了，需要运用意志力来提醒自己可是个步兵。后来她说：“哦，你看，我们赶到了！”他们跑了最后的五十码进站台，跑过带回音的大理石站台。可是她要坐的火车已经开走，下趟车要再等一个钟头。他们不自在地在一条旧长椅上坐了一会儿，后来他们又走到街上呼吸新鲜空气。
她从他手里拿过手提行李箱，放下来靠着一根电灯柱的基座，然后动作漂亮地坐下来，把她漂亮的两腿叠了起来。她的膝盖也漂亮。她显得很沉着。她今天晚上走的时候，知道他是个处男——她永远都会知道，无论她还会不会再次见到他。
“保罗？”她说。
“什么？”
“哎，那些照片上的男孩只是跟你开玩笑——我不知道我干吗要那么做，除了犯傻。”
“好吧，我就知道你在开玩笑。”即使这样，听到她那样说，还是让他松了口气。
“他们只是我认识的男孩子，当时我经常去彩虹角，红十字会俱乐部在那里开舞会。他们都没有真的向我求过婚，除了切特，那可以说只是开玩笑，因为他说我长得漂亮。要是我跟他较真，他会窘死的。”
“好吧。”
“刚才我跟你说我十六岁时追逐军装也挺蠢的——天哪，我十六岁时很害怕男孩。像我们这样年龄的人言过其实地声称懂得更多——关于性之类，这你知道吗？”
“不，不，我不知道。”他开始越来越喜欢她，然而又担心如果继续让她说下去，她很快就会坚持说自己还是个处女，好让他开心一点；那几乎肯定是照顾他面子而说谎，所以会让他感觉更糟糕。
“因为我是说，我们都还有整个一生。”她说，“不是吗？就拿你来说吧，你很快就会回家，上大学，好多年里都会有女孩子在你生活中来来去去，最后你会爱上某一位，不正是那一点，才推动这个世界转动吗？”
她对他一片好心，而他不知道是该感激她，还是让自己的悲哀再加重一点。
“再说我吧，嗯，我现在就爱着一个人，”她说，这一次，她脸上完全没显得是开玩笑。“自从我们见面后，我就一直想告诉你，只是没机会。我是要跟他一起去布莱克浦那边待一个星期。他叫拉尔夫·科瓦克斯，他二十三岁，是个轰炸机上的腰部机枪手，不过他才执行过十三次飞行任务，因为他的神经出了点毛病，从那以后就进进出出医院。他可以说是个小个子，长相滑稽，他想做的，只是穿着内衣坐着读好书，他会成为哲学家，我可以说开始觉得没有他我活不了。明年我也许根本不会去美国，也许会去海德堡[2]，因为拉尔夫想去那儿，唯一的问题，是他肯不肯让我跟着他。”
“哦，”科尔比说，“我明白了。”
“你什么意思，你‘明白了’？你不是很会聊天啊，你知道吗？你‘明白了’，我跟你说的事情这么少，你又怎么可能‘明白了’？天哪，就凭你那双又大又圆的处男眼睛，又怎么会看明白任何事情？”
他从她身边走开，低着头，因为好像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可是他没走多远，她就追着跑过来，她那双小小的高跟鞋在人行道上声音清脆。“哦，保罗，别走，”她叫道，“回来，请回来。我抱歉极了。”
他们就一起回到行李箱靠着灯柱放的那里，但这次她没有坐下。“我抱歉极了。”她又说，“哎，别送我上火车，我想在这儿告别。只是听着，听着，我知道你会没事的。我们俩都会没事的。特别重要的是要相信这一点。嗯，上帝保佑你。”
“好吧，上帝也保佑你，”他说。“也保佑你，玛西娅。”
接着她胳膊抬起来搂住了他的脖子，有一阵子，她整个苗条的身躯贴着他的贴了一会儿，她泣不成声地说：“哦，我的哥哥。”
之后，他一个人走了很远，走得完全没有漫不经心的样子。他的军靴后跟沉着而节奏均匀地踏着，他的脸上，是个心里在考虑几件事情、讲究实际的年轻人的样子。明天他会给他妈妈打个电话，说他已奉令回到法国，“职责所需”——这个短语，她既不会明白，也不会提出疑问，然后一切就结束了。在这样一个复杂而说英语的大地方，在剩下的七天时间里，绝对有理由期望自己能够拥有一个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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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又称阿登战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1944年在西线最大的阵地反击战，以德国失败而结束。
[2] 德国西南部城市，著名大学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