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威廉·鲍卓贤
儒勒·凡尔纳（1828-1905），无疑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畅销书作家之一，同时，他也是作品被翻译得最广泛的作家之一。他的大量作品被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发行，其中有一部作品描写过香港，另一部则主要以广东、上海和北京为背景。
虽然凡尔纳一生没到过中国，但他对中国了解甚多。与同时代其他欧洲作家不一样，凡尔纳在《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的遭遇》中积极地塑造了一个中国主人公的中国式生活，他把各种文化、历史、政治、社会、语言信息等和评论都融合在一起，创作了一部集旅游、冒险为一体的幽默小说。很明显，凡尔纳也谈及了中国当代文明。
通过研究我们发现，凡尔纳的整个创作生涯表现出他对中国和中国人的极大兴趣，当然这不仅仅局限于亲身的经历。尽管他走遍了整个欧洲，访问过美洲和非洲，但他从未到过亚洲。当然，作为一个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在南特国际港口的公寓里长大的男孩，他目睹了无数来往于东亚满载外国货物的船只。
凡尔纳提及中国的小说还有好几部。在1892年出版的一部小说《特派记者与克劳迪斯·彭巴纳克》中，主人公是一名新闻记者，小说讲的是该记者乘火车从巴黎到北京的一次虚构的旅行，小说末尾的第三章就是以中国为背景的。凡尔纳另外还有几部小说，如《布朗里肯太太》（1891）中也有两位中国人物，都姓李，一个名叫李盛欧，一个名叫李普奇（一个懒汉）；在《征服者罗伯》（1886）中，一架飞行机器到北京上空盘旋，凡尔纳从空中对这座城市进行了精彩的描述；在作品《著名的旅行及旅行家》（1878）中，凡尔纳用了大约100多页去描写发现中国大陆的早期旅行；《18世纪伟大的航海家们》（1879）也用了30多页描写中国。即使在《海底两万里》（1870）中也有不少描写中国的部分。
发现作品
直到2001年，凡尔纳与他出版商的信第一次公开发表后，人们才发现凡尔纳著有这样一部小说。这些信函为我们了解到有这样一部作品提供了信息。
1878年4月12日，凡尔纳说他想与出版商赫兹尔讨论已打算出版的手稿，将故事情节改为以美国为背景。在5月23日的信中，他将该小说定名为《自愿被暗杀者》。赫兹尔在9月11日的信中告诫凡尔纳说，从天主教当局的角度，这部小说以自杀为主题是非常危险的。凡尔纳10月13日回信说他“已考虑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将背景从美国改换成中国”。这样改是因为中国不是基督教的国度，因此，这样就大大地减轻了反对意见，与此同时也表明了他对中国的广泛了解。他说他阅读过许多有关中国方面的书籍并作了大量读书笔记，他撰写这部作品时，手头就摆着20多部有关中国的书籍。他开玩笑地补充说：“我已经全身心地投入中国王朝的研究了，我差不多已成了中国九品芝麻官。”
1879年1月28日，凡尔纳这样写道：“我已经写完一半了……写起来很有意思。”然后，在3月4日的信中补充说：“大约10天之内我会写完这部中国小说……我觉得很有趣……不知读者是否与我有同样的感觉。”起初，他给小说起了好几个名字，如，《中国人》、《师父》、《一位幸运的中国人的不幸》、《百岁顾客》、《一个真正中国人的故事》、《中国人轶事》、《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两餐之间》以及《金福的计划》等。
按常规，赫兹尔阅完手稿和清样后，提出修改意见，甚至写出重要评语。故事中的作为太平天国运动者的王哲人这个人物就是赫兹尔提出的。赫兹尔对最后一章的每个细节都给予了添加或删节。同年7月2日到8月7日，作品以连载故事的形式与读者见面了，11月才成书。
从1879年到1880年分别有三个英文版的翻译本问世，但有趣的是，自那以后该小说再没有人翻译过，尽管随后的再版标题改变为《一个中国绅士的遭遇》。
主要资源
19世纪60年代，法国诗人戴奥菲尔·戈蒂耶在国内掀起了“中国热”。1863年他把一位名叫丁堂林的人请到他家里，雇他给女儿朱迪思做语言文化家教。凡尔纳是戈蒂耶的挚友，他自然接触到这位家教。凡尔纳对王哲人的描写，尤其是相关的引证，应该说是以丁堂林为影子的。除了这个可能性之外，据了解凡尔纳不可能结交其他任何中国人。
直到1879年，除了偶尔可看到一些中国物品外，基本上没有法国旅行家到过中国。人们一般说的东方实际上指的是圣地或者甚至是北非。在凡尔纳的前辈和同辈人中，当他们购买到中国瓷器或抽鸦片时，都被认为是稀奇古怪的。
文中凡尔纳直接提到了五位著名作家，如汤普生、罗塞特、朱茨、波伏娃、班惠班。这似乎就是他的主要素材。
首先，凡尔纳表明他直接引用的资料有一些是中国写真画，如司各特．J．汤普生（1837-1921）所著的四卷本《中国和中国人图解》（1873），刊登了200多幅高质量的图片，该作品被译成了法语。小说中有五章描写香港、广东、厦门、上海、宁波、南京和北京的场景，就大多来源于此。
第二个就是莱翁·罗塞特的《穿越中国之旅》（1878），引用了其中有关上海租界的部分。据说这本书在首次出版发行前，一直保存在凡尔纳私人图书馆里。
小说中引用的第三个权威资料就是Mr．T．朱茨的《北京与中国北方》（1873）中有关当时中国政府对法国和德国外交使者的礼节轶事。
第四位作家就是路多维克·波伏娃先生。从他的作品中凡尔纳直接引用了两条信息。不过，问题是波伏娃的《北京·伊多·旧金山》（1868）这本书是反对中国和中国事物的。
补充说一句，我们非常幸运，法国国立图书馆在互联网上提供了成千上万资料，我们找到了十九世纪的版本，这其中还包括汤普生、朱茨、波伏娃等作家的全部文本。可以看出，凡尔纳选择材料是非常细致的，这在今天看来依然感到很有意思。
凡尔纳还提及了班惠班（她的真实姓名叫班昭，一名才女），一位女作家，著有一部婚姻格言。如果我们在网站上搜索一下班惠班，会直接转到法国国立图书馆。查到由G．保塞尔著的《当代中国》（1853），从里面就可以找到有关班惠班的记载。保塞尔同时还注明了班惠班是班超将军的妹妹。班惠班花季年龄就成了寡妇，不过，她不愿再婚。这一资料十分重要，因为女主人公娜娥就是一个年轻的寡妇，的确，凡尔纳的妻子也是如此。
此外，有趣的是凡尔纳在作品中还引用了《四库全书》。娜娥的第一个年纪比她大一倍的丈夫，曾经是这部篇幅巨大的百科全书的编辑，不过，估计他是积劳成疾而死。他们力图收集各方面的知识，很显然这点和凡尔纳努力勾画这个世界有相似之处。其结果是，研究凡尔纳的学者们经常探讨该百科全书，但由于某种原因，最后没人能辨认出。如今，可以肯定这部巨著就是《四库全书》。
总之，与同时代的作家相比，凡尔纳有关中国资料方面的引证是较多的，也是很广泛的。他的主要目的就是让人们了解当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不过，他并非专题论述，而是总的描写，特别是采取游记的形式进行描述。凡尔纳根据需要选用这些素材，成功地勾画了一个美好的中国。
人物介绍
在塑造人物的过程中，凡尔纳设法把他们描写得具有中国人的特征，与此同时让法国读者也能接受。并且他写信告诉赫兹尔，他必须避免那些“非常刺耳的中国人名，因为我不想让读者扫兴”（1878年10月30日）。
金福，三十二岁，无业游民，他被认为是中国北方人的典型代表。“很健康，与其说他是黄种人还不如说他是白种人。他眉毛很直，两眼在一条水平线上，眉角在太阳穴处没有向上翘，鼻梁较直，脸庞不平。”凡尔纳的这段描写使我们感到金福像个欧洲人。不过，应该指出的是，在凡尔纳被指控带有种族歧视前必须说明：小说中的王先生是个非常典型的中国人，各个方面都比他的学生更有魅力。
金福既傲气又没有耐心，有时候还打他的仆人，不过“多数情况下是习惯成了自然，并无恶意”。他冷漠无情，懒惰无比，惯于享乐，而且抱着一种宿命论。他的遭遇使他成为一个脱胎换骨的新人，变得更加睿智，并对生活抱以乐观态度。
金福的未婚妻娜娥，无职业，是一位年方二十岁的美丽寡妇，有一双充满温柔的眼睛和一双小脚，不过，她的脚并非裹成。娜娥很聪颖，念过书，十分虔诚、温柔，是一位贤妻良母。
小宋，该人物的年龄和长相不详。他是金福的一个仆人，他总是办事心不在焉，笨手笨脚，语无伦次，贪得无厌，懦弱无能。他唯一的长处就是忠厚。小宋知道自己并非是一名合格的佣人，经常自觉地要主人打他。他最害怕的是主人剪他的辫子——一种正式的惩罚，象征一种阉割。在这里凡尔纳采用了一种前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幽默手法。最后小宋揭开自己的秘密——他老早就是用的假辫子，凡尔纳同样用了一种幽默手法。
金福的哲学老师王先生，五十五岁，一个典型的中国人。他聪明过人，十分乐观，他的哲学观总带着某些幽默和敏感的想象力。他很忠诚厚道，大公无私，把友谊置于一切美德之上，在厄运面前沉稳明智，满足于在金福家过着清贫单身的的生活。
王先生曾参加过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凡尔纳通过重点描写鞑靼人这个统治王朝的由来，表示他对太平天国运动的支持，而且他让金福的父亲也支持太平天国运动。
凡尔纳小说中的其他人物都有种超越自我条件的精神，都具有朴实、乐观、勇敢、克制和练达的传统美德。总之，凡尔纳非常敬慕中国，又相当同情那些令人难以理解的居民，他很赞赏中国人的保持平静的哲学。
传统中国人的模式就是哲学家的模式，从不到国外旅行，不过问政治和科技发展，爱好物质享受，满足于房子、花园、妻子、朋友。不同的文化会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也各有其长处和短处。凡尔纳对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非常重视，对法国的也同样如此。他深入挖掘两国的传统文化，不管是他人的看法还是个人的观点，他总是将其有机地融为一体。同样，小说的标题也能使我们产生联想，去挖掘深层的意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法国人在法国并不一定就比中国人在中国更容易踏上幸福的道路。
结论
谈到凡尔纳有关中国的思想，第一个难题就是两种文明之间的鸿沟，正如麦卡里先生所说：“没有什么比用我们欧洲的标准来评判中国更荒唐了。”要准确评价小说家是如何描写中国王朝的，需要对中国和欧洲十九世纪的文化了解得非常透彻，即：以李约瑟的深度、凡尔纳所引用的78,000卷百科全书的广度、郑和船长的精力去探讨。
凡尔纳对中国人生活的描写细腻入微，因此，带有一定的想象。当然他毕竟搞的是小说创作而非社会学或人类学研究。作者自己谦虚地把《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的遭遇》说成是“幻想的”（1879年3月17日）。尽管《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的遭遇》和《八十天环游地球》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对中国习俗方面的误解，有些地方甚至是夸大其词，但目的是为了把故事写得更有趣。尽管有些出版商认为他作品中的人物也许太西化了，但无论如何，凡尔纳对中国的了解如此之深广，的确令人钦佩不已。
限于篇幅，凡尔纳对中国许多复杂情节的描写无法一一陈述，这里只希望给致力于凡尔纳研究的爱好者起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因为凡尔纳文库中蕴含着一个非常丰富而重要的部分，它包含了许许多多东方的奥秘，正等待着我们去探讨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