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拉斯哥来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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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每一个初次来大城市的人都会像谢利那样“走运”,他第一次驱车来到那不勒斯就有幸亲眼目睹了一桩凶杀案:一个青年从一家店铺里跑出来,后面有个持刀的男人紧追不舍;那人追上了青年,一刀刺进他的脖颈,青年倒地毙命。谢利是个软心肠的人。他不认为眼前发生的这件事可以被说成是地方特色而已。他感到万分恐惧,又愤慨不已。但是,当他把自己的感受说给跟他同行的一个来自卡拉布里亚的牧师听时,这位身材魁梧的牧师却哈哈大笑,取笑他少见多怪。谢利说,他从来没有像当时那样忍不住想要打人。

我始终无缘遭遇如此激动人心的事。不过,我第一次去阿尔赫西拉斯时,也经历了一件我觉得极不寻常的事情。那时,阿尔赫西拉斯还是个杂乱不堪、默默无闻的小镇。我到达时已接近深夜,所以就在码头上找了一家小旅店住下。旅店很简陋,但是从那里可以一览直布罗陀海湾的全景。皓月当空。旅店的前台设在一楼,我到前台订了房间后,一个邋邋遢遢的女招待领我走上楼去。店主正在玩牌,他似乎并不欢迎我的到来。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番,然后随口说了个房间号,就不再理会我,接着玩他的牌。

女招待将我带到房间去时,我问她有什么吃的。

“你想吃什么?”她问。

我很清楚这里不会有什么可选择的。

“你们店里有什么?”

“有火腿煎蛋。”

看看这家旅店的样子,我大概也能猜到吃不到别的什么了。女招待把我领进了一个很窄的房间,四周墙壁刷了白灰,屋顶很低,屋里有一张长桌,上面已经摆好了第二天午餐用的餐具。一个身材高大的男子背对门坐着,他弯腰凑在一个火盆前。本地人用这种圆圆的黄铜炭火盆取暖,只是安达卢西亚的寒冬显然不是这种火盆可以抵御的。我在桌边坐下,等待我那顿可怜的晚餐。我不经意地瞥了那个陌生人一眼。他也在看着我,可是一触到我的目光,他马上低下头去不看我了。我继续等着我的煎鸡蛋。最后,女招待终于端来了我的晚餐,那陌生人又抬起头来。

“请你明天早上叫醒我,我要赶第一班轮船。”他对女招待说。

“好的,先生。”

从他口音能听出来他是英国人。再看他那宽大的身板和轮廓分明的五官,我想他十有八九是个北方人。在西班牙,壮硕的苏格兰人要比英格兰人更常见。无论你去里奥廷托的矿场,还是赫雷斯的酒店,去塞维利亚还是加的斯,你听到的总是特威德河以北的那种闲适的谈吐。你能在卡尔莫纳的橄榄园里见到苏格兰人,也能在往返于阿尔赫西拉斯与博巴迪亚之间的火车上,甚至在梅里达的偏远丛林中,见到苏格兰人。

我吃完饭,走到火盆旁边。时值隆冬,从海湾吹来的凛冽寒风把我冻僵了。我把椅子往前挪了挪,那人把椅子往后退了一下。

“不用挪的,”我说,“这里坐得下两个人。”

我点上雪茄,递了一支给他。在西班牙,产自直布罗陀的哈瓦那雪茄总是受欢迎的。

“抽支雪茄我倒不反对。”他说着,伸出手来接烟。

我听出了他说话时拖着长音的格拉斯哥腔调。可是,这个陌生人话不多,问他一句才吐出一两个字,我也就没有了跟他聊天的兴致。我们俩一声不吭地抽着雪茄。他比我起初预想的还要魁梧,肩膀宽阔,四肢粗大,脸晒得很黑,一头花白的短发。他五官结实,嘴巴、耳朵和鼻子都很大,满脸皱纹。一双蓝眼睛显得暗淡无光。他一刻不停地拉扯着乱糟糟的花白胡子,这种神经质的举动让我隐隐感到很不耐烦。

不一会儿,我感觉到他又在打量我,他的目光越来越咄咄逼人,令人惴惴不安。我便抬眼去看他,预判他会像刚才那样低下头去躲开我的目光。他果然这么做了,可是一转眼他又抬起头来,两道又长又浓的眉毛下瞪大了眼睛在注视着我。

“刚从直布罗陀来的?”他突然问我。

“是的。”

“我明天就要走啦——回家了。感谢上帝。”

最后四个字他说得格外用力,我禁不住笑了。

“你不喜欢西班牙?”

“噢,西班牙还不错。”

“在这里待了很久吗?”

“太久啦。太久啦。”

他喘着粗气大声回答我的话。我不免惊讶,为什么我这么随口一问竟会引起他这么激动的情绪。他猛地站起身来,像关在笼中的困兽一般,在屋里走来走去,来回跺着脚,一边把挡在面前的椅子推开,不时叹息着重复刚才说的话:“太久啦。太久啦。”我坐在那里不动,为了控制住自己的局促不安,我拨动着火盆里的炭灰,把烧着的炭火拨到上面来。他突然在我面前站定,俯视着我,仿佛我的这个动作让他想起了我的存在。然后,他一屁股坐回到椅子上。

“你觉得我很奇怪吗?”他问。

“跟大多数人没什么不同。”我微笑着说。

“你没看出我身上有什么奇怪的?”

他边说边凑近我,好让我看清楚他的模样。

“没有。”

“你要是看出来了,一定会如实说的吧?”

“我会。”

我完全搞不懂这是什么意思,心想这人是不是喝醉了。有两三分钟的时间,他一言不发,我也无意打破沉默。

“你叫什么名字?”他突然问道。我如实相告。

“我叫罗伯特·莫里森。”他自我介绍。

“苏格兰人?”

“格拉斯哥人。我在这倒霉的国家待了很多年了。有烟丝吗?”

我把我的烟丝袋递给他。他装满烟斗,用炭火点着。

“我再也待不下去了,我待得太久啦,太长啦。”

他冲动地又想要跳起来踱步,可是他死死拽住椅子,克制住了自己。我从他的脸上看出他费了好大的气力。我判断他的焦躁不安是因为常年酗酒引起的。我一向讨厌酒鬼,所以暗暗决定要尽快脱身睡觉去。

“我一直在管理橄榄园,”他继续说,“我在这里是为格拉斯哥和西班牙南方橄榄油公司工作。”

“哦,这样啊。”

“你知道吗,我们找到了一种新的榨油工艺。加工得好的西班牙橄榄油一点儿都不比卢卡的差。而且我们卖得更便宜。”

他说得一板一眼,像煞有介事,还像典型的苏格兰人那样挑选着精确的措辞。他的神情举止没有一点儿喝醉的样子。

“你也知道,埃西哈算得上是个橄榄交易中心,我们本来有个西班牙人在那里管理的。可是我发现他手脚不干净,只好叫他滚蛋了。我原先住在塞维利亚,那里运油更便利。但是我在埃西哈找不到一个靠得住的经理,所以去年我只好自己去了那里。你知道那个地方吗?”

“不知道。”

“公司在城外两英里处有一大片种植园,就在圣洛伦索的村子外面,那里有一幢挺漂亮的房子,建在小山顶上,看上去可气派啦。全是白色的,只是有些杂乱,房顶上停着两三只鹳鸟。房子里没人住。我就想,要是我住到那里去,不就可以省下在城里租房的钱啦。”

“一定很冷清吧?”我认真地说。

“可不是。”

罗伯特·莫里森默默地抽了一两分钟的烟。我有些纳闷,不知道他给我讲这些事有什么用意。

我看了一眼手表。

“你赶时间吗?”他突然问道。

“那倒没有。只是时间不早了。”

“嘿,那有什么呢?”

“我看你在那里一定见不到几个人吧?”我又捡回话题。

“是啊。我跟一对老年夫妇住在一起,他老婆照顾我的日常生活,有时我会去村里跟开药房的费尔南德斯和一两个在他店里认识的人打牌。我也常去骑马打猎。”

“我感觉这样的生活也很不错嘛。”

“到去年春天,我已经在那儿待了两年了。老天爷,我从来都不知道那里的五月会这么热。热得什么也干不了。工人都躺在树荫下睡觉。羊热死了,有的牲畜热得疯狂了,连牛都干不了活儿,它们弓着背站立在四周,大口喘着粗气。火辣辣的太阳当头照,阳光太灼眼了,眼珠子都要从脑袋里蹦出来了。大地被晒裂了,碎成一块一块的,地上的农作物晒枯了,橄榄林也都毁了。简直像地狱一样。人根本无法合眼睡觉。我从这间屋子转到另一间屋子,想要透口气。当然,我关闭了窗户,在地板上喷了水,但仍然无济于事。夜里跟白天一样热得不行,简直就像住在烤箱里。

“最后,我想不如在楼下一间朝北的屋里搭一张床,因为那间屋子平时很潮湿,从来没人住。我想在那间屋里兴许能睡上几个钟头吧。不管怎么说,值得一试。可是完全没用,我的计划彻底泡汤了。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床热得实在让人躺不住。我只好下床,打开所有通往凉台的门,然后走到外面的凉台上。夜色美极了,月光皎洁,我敢说在月光下看书都没问题。我告诉过你吧,那房子是建在小山顶上的。我倚在栏杆上,眺望着橄榄树林,望过去简直就像波涛滚滚的海洋。我想,就是这些让我想起了我的家乡,想起了格拉斯哥冷杉林中吹过的凉风和大街上的喧闹。不管你信不信,我可以嗅到这些气息,嗅到故乡的大海。老天爷,要是能呼吸到哪怕一个小时故乡的空气,让我拿出所有的钱去换我都愿意。大家都说格拉斯哥气候恶劣,你相信吗?我喜欢那儿的雨水、灰蒙蒙的天空,还有那泛黄的海浪。我忘记了自己是在西班牙,是生活在一片橄榄树的林子里。我张开嘴,深深地吸了口气,好像是在呼吸着海上的雾。

“这时,我突然听到了一个声音,是一个男人的笑声。那声音不大,你知道吗,是压低了的声音,仿佛是悄悄地穿透四周的寂静传过来的,就像——算了,我也不知道像什么。我无法形容,只是感到很惊讶。当时已经过了午夜,我想不出在这个时候谁还会在橄榄林里。我听到的是一个男人的笑声,听上去有些怪异。你可以说就是那种咯咯的笑声,好像是断断续续从山下爬上来似的。”

莫里森说完注视着我,想要看看我是否听懂了他用这种不寻常的字眼表达的意思,他不知道该怎样来描述自己心里的感受。

“我的意思是说,那笑声就像子弹点射那样一蹦一蹦的,也有点儿像往桶里扔一颗一颗的石子。我探出身去仔细张望。月光把四周照得几乎和白天一样亮,可是我压根儿什么也看不见。笑声停了,可我还是继续盯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生怕那儿会突然走出个人来。过了一两分钟,那声音又响了起来,比先前更响亮,你再也不能说是那种咯咯的轻笑了,完全可以说是捧腹大笑。笑声冲破了深夜的寂静。我纳闷这声音怎么没有把我的仆人吵醒。乍一听就像有个醉汉在大喊大叫。

“‘谁在那儿?’我大喝一声。

“我得到的唯一回应是一阵狂笑。不瞒你说,那时我真有点儿火冒三丈了。我很想下去看个究竟。我可不能让一个醉鬼三更半夜在我这儿鬼哭狼嚎。突然,我听到了一声吼叫。老天爷,我被吓得魂儿都没了。接着又传来一阵号叫。这个人刚才的笑声浑厚低沉,可是这阵号叫却很尖厉,活像有人在割断一头猪的喉管。

“‘我的老天!’我大叫一声。

“我翻过栏杆,朝那声音传来的方向跑去。我猜想一定是杀人了。一阵寂静过后,又传来一声撕心裂肺的尖叫,紧接着是啜泣和呜咽声。我告诉你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声音吧,就像是一个人在做垂死挣扎。最后是一阵长长的号叫,然后再无声响。四周一片寂静。我跑来跑去,没有发现任何人的踪影。最后,我只好回到山上自己的房间里。

“你可以想得到那天夜里我还能睡得着觉吗。天一亮,我就从窗口往深夜闹声传来的方向望去。我很惊讶地看到橄榄树林中一个山谷里有一所白色的小房子。那一带不属于我们的地盘,我从没去过那儿,也很少从那个窗口往外张望,所以那栋房子我从没见过。我问何塞谁住在那所房子里。他告诉我,有一个疯子同他的兄弟和一个仆人曾经住在那里。”

“噢,原来是那个疯子在闹?”我说,“这可不是个好邻居。”

这个苏格兰人猛地探过身来,一把拽住了我的手腕。他把脸凑到我跟前,满眼恐惧,眼珠子都要蹦出来了。

“那个疯子已经死了二十年了。”他悄声说。

他松开了我的手腕,跌坐到椅子上,喘着粗气。

“我下山直奔那所房子,绕着房子走了一圈。窗户都是钉死的,门上了锁。我敲了敲门,摇晃了几下门把手,按了一下门铃。门铃响了,可是没有人应声。这是一栋两层的楼房,我抬头看了看楼上,百叶窗关得紧紧的,没有一点儿生命的迹象。”

“那房子看上去还像样吗?”我问。

“哦,糟透了。墙上的白灰都掉落了,特别是门窗上都没有油漆了。屋顶上的瓦片落了一地,像是被大风刮落的。”

“怪事。”我说。

“我去找了我的朋友,那个开药房的费尔南德斯,他对我说的和何塞说的一样。我问起了那个疯子的下落。他说谁也没有见到过这个人。他通常是昏迷的,但时不时会突然发作,发作时大老远都听得见他不停地狂笑。挺吓人的。有一次他突然发作后死掉了。所有看护的人都搬走了。从此再也没有人敢住到那所房子里了。

“我没有告诉费尔南德斯我听见了什么,我怕他会嘲笑我。那天我一夜没睡,留意着四周的动静。但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我也没有听到任何声音。直到天亮我才上床睡觉。”

“你后来也没再听到任何声音?”

“后来一个月都没有。天气还是那样干燥闷热,我继续在屋子后面那个储物间里睡觉。一天夜里,我睡得正甜,突然有一件事惊动了我。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说得清楚。那是一种怪怪的感觉,好像有人轻轻地捅了我一下,要警告我什么似的。我立刻惊醒,躺在床上没动。就在这时,跟一个月前一样,我听到了长长的一阵低沉笑声,像是有个人被一个过时的笑话逗乐了。笑声是从远处的山谷里传来的,越来越响,最后变成了一阵爽朗的开怀大笑。我跳下床,走到窗前,两腿抖个不停。站在窗口听着那一阵阵狂笑声划破夜空,实在太可怕了。接着,笑声突然停顿,随后传来一声痛苦的尖叫,再接着,我又听到了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啜泣声。听上去不像是人的声音。我的意思是,你可能会认为是什么动物在遭受折磨。跟你说实话,我吓得浑身都僵了,就是想跑也迈不开腿了。过了一会儿,所有声音都停了,不是戛然而止,而是渐渐消失的。我竖起了耳朵,可是什么也听不见了。我连滚带爬地溜回床上,蒙上了脸。

“这时我想起了费尔南德斯告诉过我,那个疯子是隔一阵才会发病,不发病的时候他是很安静的。费尔南德斯管这叫沉默期。我想弄清楚他的发病时间是否有规律。所以我算了一下两次听到他发病的间隔时间。二十八天。我没费多少时间就算出来了,每逢月圆之夜他就会发病。我不是个神经质的人,我决定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我翻了一下日历,查到了下一个月圆的日子。那天夜里我没有睡觉,我擦干净手枪,装上子弹,还准备了一盏提灯,然后在栏杆边坐下等待。心情非常平静。说实话,我对自己很满意,因为我没有感到害怕。夜风呼啸着吹过屋顶,吹动橄榄树叶簌簌地响,好似海浪冲刷着海滩上的鹅卵石。月光照在山谷中那所小房子的白墙上。我感到格外有兴致。

“我终于听到了远处传来的笑声,那是我熟悉的声音。我差点儿大笑起来。我估计得很准。那天是个月圆的日子,他又发病了,简直像钟表一样准时。一切都在我的意料之中。我跳下围栏,冲进了橄榄树林,直奔那所房子。我渐渐接近了那所房子,那咯咯的笑声越来越响。我跑到了房子前,抬头望了望,没有一星儿灯光。我把耳朵贴到房门上仔细听。我听到了疯子在不停地放声大笑。我用拳头砸门,又按响了门铃。似乎门铃声使他更开心了。他的笑声如雷鸣般震响。我再敲门,敲得越来越响。我敲得越响,他笑得越大声。然后,我扯着嗓子大喊起来。

“‘该死的快开门,不然我要踹门了。’

“我后退了几步,猛踢门闩,然后用浑身力气使劲撞门。门被撞开了一道缝隙。我又用力撞了几下,这该死的门终于咣当一下开了。

“我从口袋里掏出手枪,另一只手举着提灯。门打开了,笑声也就更响亮了。我走了进去。一股臭味扑鼻而来,差点儿把我熏倒。我的意思是,你想想看,这屋里的窗户都二十年没打开过了。耳边的狂笑声简直能把死人吵醒,但我一时无法辨认这声音是从哪里传来的。声音似乎撞击在四面的墙壁上来回跳动着。我推开身边的一扇门,走进了一个房间。屋里只有光秃秃的白色墙壁,没有一件家具。声音越来越大,我循声走进了另一个房间,那里面还是空无一物。我又推开一扇房门,发现眼前有一道楼梯。那个疯子就在我的头顶上狂笑。我小心翼翼地走上楼梯,你一定也知道,我可不想冒险。楼梯顶上有一个通道。我举起提灯沿通道走去,走到尽头时发现那儿还有个房间。我停下脚步。他就在那个房间里。我和那狂笑声仅隔着一道薄薄的房门。

“听着那声音真的叫人魂飞魄散。我顿时感到后脊发凉,不由得在心里咒骂自己不争气,竟然浑身哆嗦起来。那声音根本不像是人发出来的。老天,我差点儿撒腿就跑。我咬牙挺住才没有逃走。但是我没有勇气去转动那门把手。就在这时,笑声突然停止,像是被刀子割断了似的。接着,我听到几声轻轻的痛苦呻吟。这呻吟声我之前没有听到过,想必是音量太低,传不到我住的地方去。随后,我听到一阵气喘吁吁的低语。

“‘啊!’我听见那人是用西班牙语说话。‘你要我的命啊。快拿走吧。噢,上帝,快救救我!’

“他不停地尖叫,好像有恶鬼在折磨他。我猛地推开门,冲了进去。我带进去的风吹开了一扇百叶窗,明亮的月光立刻射进屋里,使我的提灯显得暗淡了。我亲耳听到了这个不幸的家伙发出声声哀号,就像现在我跟你面对面聊天一样清晰、一样近在咫尺。没有一个能活下去的人会发出那么悲哀的呻吟和啜泣、那么恐怖的喘息。他显然已经濒临死亡。我告诉你,我可是亲耳听到了他上气不接下气的声声哀号。可是屋里空荡荡的。”

罗伯特·莫里森跌坐到椅子里。让人想不到的是,这个身材魁梧的大汉这时看上去竟然像画室中的一个人像那样脆弱,感觉只要轻轻一推,他就会像一摊泥一样倒在地上。

“后来呢?”我问。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块脏乎乎的手帕,擦了擦额头。

“我不想再睡在那间北屋了,所以,热不热的我也不管了,我又搬回了自己的房间。谁知道,就在刚好四个星期后,大约凌晨两点钟,我又被那疯子的笑声吵醒了。那声音仿佛就在我的身旁。不妨告诉你,去了那所房子后,我已经吓得快要疯了,所以,我算好了在那个家伙下一次要发病的日子,我是说下一个月圆之夜,把费尔南德斯叫来陪我。我事先什么也没告诉他,只是留他打牌。到了凌晨两点,我又听到了那声音。我问费尔南德斯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没有。’他说。‘有人在笑。’我说。‘你喝醉啦,老兄。’他说完也大笑起来。这可太过分了。‘闭嘴,你这傻瓜。’我对他说。那笑声越来越响。我大叫起来。我用双手捂住耳朵,可根本挡不住那声音。我听到了笑声,还听到了痛苦的尖叫。费尔南德斯以为我疯了。不过他没敢说出来,生怕我会杀了他。他说他想去睡觉了。第二天早上,我发现他溜走了。他的床上根本没有人睡过。也就是说,他跟我分别后就逃走了。

“从那以后,我再也不能在埃西哈待下去了。我安排了一个人在那儿代管,自己回塞维利亚去了。我觉得自己在那儿很安全。但是,随着月圆的日子越来越近,我又恐慌起来。当然啦,我心里告诉自己不要犯傻。可你知道吗,我根本做不到。说真的,我害怕那声音会跟着我。我知道,要是回到了塞维利亚还会听见那些声音,我这辈子也就别想摆脱它们了。我不比任何人胆小,可是真该死,什么东西都是有限度的。这事凡人都受不了。我知道这样下去我非疯了不可。为了不让自己终日担惊受怕,我开始喝酒,那种一颗心悬在半空中的感觉太可怕了,我常常躺在床上彻夜不眠地数着日子。可是我知道该来的总会来。最后果然来了。在远离埃西哈六十英里的塞维利亚,我又听到了那些声音。”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好一阵子没有说话。

“你最后一次听到那声音是什么时候?”我问。

“四个星期前。”

我急忙抬头望了望,心里大吃一惊。

“什么意思?今晚该不是月圆吧?”

他用又忧又怒的目光看了我一眼,张嘴要说话,可是没说出来,好像是说不出话了。也可以说,他好像突然变成了哑巴。等他终于说出话来时,他的声音奇怪地沙哑了。

“是的,今夜又是月圆。”

他瞪了我一眼,那双淡蓝色的眼睛里闪着红光。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惊恐的表情。他急急站起身,大步走出了房间,砰的一声把门关上。

老实说,那天夜里我也没有睡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