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自己算得上个人物。他是中国最大的英国公司某个不大不小的分公司的头儿。一步步走到这个位置，他靠的是过人的本事。回望三十年前初来中国的那个毛头文员，他露出一丝浅笑。他那个寒酸的老家位于巴尔内斯郊区一长排红色房子的中间，那个郊区一心想和上流社会沾点儿边，却脏得要命。每每想起那间房子，再看看眼前这幢宏伟的石砌大楼，有着宽阔的阳台、敞亮的房间，马上就要成为公司的办公室兼住所，他就满意地笑出声来。眼下他已今非昔比。他想起曾经从学校（圣保罗学校）回家吃的傍晚茶，一起吃饭的有他的父母和两个姐妹，茶点只有一份冷肉、几片面包和黄油，还有奶香十足的茶，大家按需自取。接着他又想到了他现在吃晚餐的情形：他总是一身正装，而且，不论是独自进餐还是同他人一起，他总要求三个侍从伺候在侧。一等侍从很清楚他的喜好，他从来无须操心家务琐事。他的晚餐基本是一个模式，晚礼服、餐前开胃菜、主菜、烤肉、甜品，所以即便是临时请客吃饭，他也可以应付自如。他喜欢这种用餐方式，不明白独自用餐凭什么就得降低标准。
他确实算得上功成名就了。因此，他现在不愿回家乡了，已经有十年没回过英国了；即便是休假，他也会去日本或者温哥华，他确定在这些地方可以遇到中国沿海地区的老友。他在老家一个人都不认识。姐妹们都嫁给了门当户对的人，她们的丈夫是职员，儿子也是。他的那些亲戚和他没什么共同之处，和他们在一起他觉得没什么乐趣。每个圣诞节他都寄礼物给他们，一块上等丝绸、一些精致的刺绣或者一盒茶叶，聊以表达自己对亲人的关爱。他不是个吝啬的人，只要母亲在世一天，他就会一直给她生活费。但他打算等到退休也不回英国，回去的人他倒是见过不少，他心里清楚他们多半过得并不如意。他打算在上海马场附近买一栋房子：玩玩桥牌、打打高尔夫、养几匹小马，安享余生。但现在就开始憧憬退休生活，还为时过早。再过个五六年，希金斯就会回中国，他将负责上海总公司。同时，他也很满意现在的工作地点，在这里可以省下钱，在上海是万万不可能的；而且在这儿他也过得很愉快。这个地方还有一个优势是上海没有的：他是全社区最具威望的人，他的话很管用。即便是领事也不敢和他唱反调。曾有个领事和他起了争执，结果让步的人居然不是他。想起这件事，大班就恶狠狠地把下巴扬得老高。
但他还是笑了，因为他心情极好。他刚在汇丰银行参加了一场正式午餐会，这会儿正往回走呢。午餐会很不错。食物非常棒，酒也喝得尽兴。他喝了几杯鸡尾酒和顶级白葡萄酒，还喝了两杯波尔图葡萄酒和上佳的陈年白兰地，他感觉很舒服。离开的时候他做了一件罕见的事，他没上轿。轿夫在他身后几步之遥紧跟着他，随时准备抬他上轿，但他这会儿就想走走路、活动活动，这些日子他都没有好好锻炼。体重太重，骑马不方便，锻炼的机会也就少了。虽然太沉骑不了马，他还是可以养养小马驹。漫步在这温暖舒适的空气中，他不由得想起了春季赛马会。他养了几匹还未参过赛的骏马，每匹他都寄予厚望。他发现办公室有个小伙子是出色的骑师（大班必须确保这个小伙子不会被偷偷带走，上海的老希金斯会给他一大笔钱把他挖走），小伙子应该能赢个两三场比赛。他自诩有城里最好的马厩，想到这，他像鸽子一样骄傲地挺起胸膛。多么美好的一天，活着真好。
途经墓园时他停下了脚步。整洁有序的墓园清楚地反映出这个社区的富裕程度。他每每经过这里，总会心生自豪。身为一个英国人，他由衷地高兴。墓园定址的时候，这里不怎么值钱，后来这座城市越来越富裕，这块地也跟着越来越值钱。之前有人建议把坟墓都移到另一个地方，好把土地腾出来卖掉、盖房子，但社区的人情感上过不去，反对这个建议。想到死者安息在岛上最值钱的地方，大班就感到非常满足。这表明，比起钱，他们还有更关心的事情。让钱都见鬼去吧！一碰到“要紧事”（这是大班最喜欢说的一句话），人们总会记着：钱并不代表一切。
现在他想进去随便走走。他看着那一座座坟墓，都打理得不错，小路上也没有杂草，一派繁荣景象。他一边走一边念墓碑上的名字。这里有三个并排的坟墓，分别是三桅帆船玛丽·巴克斯特的船长、大副和二副，他们都是在1908年的台风中遇难的。他记得很清楚。还有几个立在一起的墓碑，是两个传教士和他们的妻儿，他们都是在战乱中被杀害的。这也太骇人听闻了！并不是说他有多看重传教士，但是怎么能被杀呢？接着他走到一个十字架跟前，上面的名字他认识。爱德华·马洛克可是好小伙，却没能抵挡住酒精的诱惑，生生把自己给喝死了，真是可怜，他才二十五岁——大班知道不少小伙子都落得了这样的下场。另外还有几个更加精致的十字架，上面刻着名字和年龄，二十五岁、二十六岁、二十七岁不等；故事都大同小异：他们来中国之前从没见过那么多钱，都是些开朗的小伙子，都想和其他人喝酒，却败在了酒精的手下，结果全都进了坟墓。想在中国沿海地区斗酒，你得有拿得出手的酒量和健康的身体。当然这些故事都很悲伤，但想到这里埋了不少被他喝倒的年轻人，大班忍不住笑了。也不是所有人的死都没意义，大班公司有一个同事，比他年长，也很聪明，要是那家伙还活着，现在当上大班的就另有其人了。确实，命运总是难以捉摸。啊，这儿埋着可爱的特纳太太。维奥莱特·特纳长得娇小迷人，和大班有过一段风流韵事。她死的时候，他受到的打击不小。他看着墓碑上她的年龄，要是她还活着，也不再是小姑娘了。想到这些死去的人，他感到很是得意。他们都被他打败了。这些人都死了，而他还活着，天哪，这些人都成了他的手下败将。他双眼扫过这些拥挤的坟墓，不由得轻蔑地笑了，忍不住要搓起手来。
“他们可没把我当傻瓜。”他嘟囔道。
他想着这些连话都讲不清楚的死者，一种不带恶意的轻蔑感油然而生。他继续往前走着，突然撞见两个劳工在修建坟墓。他吃了一惊，因为没有听说社区有人死了。
“你们这是在给谁建坟呢？”他大声问道。
两个劳工站在墓穴里，离地面有些距离，都没抬头看他一眼，只管干活，把厚厚的土块铲出来。他来中国也有些日子了，却一点儿汉语都不会说。那时候，人们认为没有必要学习这门语言，所以他是用英语问的这两个人。那两个劳工听不懂，回应了几句汉语，他就骂他们是什么都不懂的蠢货。他知道布鲁姆太太的孩子病了，有可能是这孩子离世了，但要是这样的话，他肯定早就听说了。况且，这墓穴看着也不是给孩子的，明显是一个成年人的，而且是个体形较大的成年人。这也太奇怪了。他真希望没来这儿，便匆忙逃了出来，躲进轿子里。他的好心情一下子全没了，不安地皱起了眉头。一回到办公室，他就喊他的二把手。
“我说，彼得斯，你知道谁死了吗？”
但彼得斯全然不知，大班很是困惑，便派了一个当地职员去墓地询问那两个劳工。他自己则开始签署信件。那个职员回来后，说那两个劳工已经不在那儿了，没有人可以打听。大班隐隐觉得很是不快：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居然蒙在鼓里，他很不喜欢这种感觉。他的仆人应该知道，什么事情都瞒不过那小子，他便派人把仆人找来，但仆人没听说社区里有谁死了。
“我知道没有人过世。”大班暴躁地说，“可那个坟墓是干吗用的？”
他叫仆人去找墓园管理员，问清楚既然没有死人，为什么要修建坟墓。
“走之前先给我来点威士忌和苏打水吧。”仆人往外走时他说。
他不知道为什么看到这个坟墓让他感到浑身不安，但他试着不想这事了。他喝了威士忌，感觉好多了，就把工作完成了。他上楼翻了几页《笨拙》[1841年创刊的英国幽默插画杂志。]周刊。几分钟后他就该去俱乐部打了一两盘桥牌，然后吃晚餐。但要是能听听仆人回来怎么说，心情也会好转，他会先等他回来。没过多久，仆人回来了，还带着墓园管理员。
“你让他们挖坟干什么？”他直截了当地问管理员，“又没人去世。”
“没有挖坟。”管理员说。
“你什么意思？下午有两个劳工在挖坟。”
这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仆人说，他们一起去墓园看过了，并没有新修的坟。
大班欲言又止。
他本想说“该死的，我明明亲眼看见的”，但是他没有说出口，硬生生憋了回去，脸变得通红。那两个人面无表情地望着他，他一时喘不过气来。
“行了，都出去。”他气喘吁吁地说。
但他们刚一离开，他又喊仆人进来。仆人进来后，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大班气坏了，让他去取些威士忌来。他用手帕擦去满脸的汗水，然后颤抖着把酒杯送到唇边。他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反正他亲眼看到那个坟墓了。他仍然可以听到劳工把土一铲一铲抛出地面时发出的闷响声。这到底怎么回事？他能感觉到自己的心扑通扑通地跳动着。他莫名感到很不自在，但他总算振作起来了。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事。要是真的没有坟墓，那他肯定产生幻觉了。现在他最好去俱乐部，如果能遇上医生，就让他检查检查。
俱乐部里的每个人看上去都和平常没什么两样。他不知道为什么会盼着他们与平时不一样，或许那样能让他安心点。这么多年来，这些人一直都在一起，过着有条不紊的生活，也都有自己的小癖好——其中一个打桥牌时不停地哼小曲，另一个一直用吸管喝啤酒——这些常常惹得大班不快的把戏，此刻反而带给他一种安全感。这正是他需要的，因为他无法摆脱之前看到的那桩怪事。今天他的桥牌打得很烂，搭档对他挑三拣四，他便发起了脾气。大班觉得他们都在用奇怪的眼神看着他，便想知道他们在他身上看到了什么反常的东西。
突然，他再也受不了了，没法继续待在俱乐部了。往外走的时候，他看见医生正在阅览室看《泰晤士报》，但他没有勇气上前跟他讲话。他想亲自看看那座坟墓是否真的在那里。他坐上轿子，命令轿夫去墓地。人总不可能产生两次幻觉吧，可能吗？而且，他打算让监工和他一起进去，如果那儿确实没有新坟，他也就看不到了，但如果有，他将狠狠地把监工揍一顿。结果却没见监工的影子——他出去了，还把钥匙也带走了。大班发现自己进不了墓园，一下子感到筋疲力尽。他回到轿子上，让轿夫抬他回了家。他得在晚饭前先躺上半小时。这会儿，他累坏了。他曾听说人在疲惫的时候就会产生幻觉，准是这个原因。仆人进来帮他更衣准备吃晚餐，他靠着意念才勉强起床。那天晚上他很想不换衣服，最终还是坚持着换了：他自己规定吃晚餐的时候要着正装，而且这二十年来，他一天也没落下，绝不能打破自己制定的规矩。他在晚餐时点了一瓶香槟，这让他感觉舒服一些了。饭后他让仆人拿来最好的白兰地。几杯下肚，他又感觉身心舒畅了不少。让该死的幻觉见鬼去吧！后来他去台球室，练习了几把高难度击球。他的眼力很准，所以他的身体不大可能有什么问题。他一躺下，立刻进入了酣睡状态。
但他突然醒了过来。他梦到了那个敞开的坟墓，以及那两个不慌不忙挖坟的劳工。他很确定自己见过他们。明明亲眼见过，这会儿又说成是幻觉，岂不是太荒谬了。然后，他听到守夜人在打更，刺耳的声音打破了黑夜的寂静，把他吓得魂飞魄散。他被恐惧攫住了。这座城里无数蜿蜒的街道让他害怕，寺庙繁复的屋顶和庙里那些鬼怪都恐怖极了。他讨厌侵入他鼻孔的气味，还有这里的人——形形色色穿着蓝色衣服的劳工、衣衫污秽破烂的乞丐以及穿着黑色长袍的商人和地方官员，一个个都精于世故，脸上挂着笑，却也难以揣摩。他们似乎都在胁迫他。他为什么要来这里？他现在惊慌失措，只想离开这里。再在这里多待一年、一个月都不行。还惦念上海做什么？
“哦，上帝啊！”他喊道，“要是我能安全返回英国就好了。”
他想回家了。如果他死了，他希望死在英国。他无法忍受死后被埋在这群人之间，他们会斜着眼睛看人、咧着嘴笑。他想被安葬在故土，不想被埋在那天看见的墓穴里，在那儿，他将永远无法安息。永远也不会。人们怎么想的有什么要紧？他们爱说什么就说去吧。唯一要紧的是趁着还有机会立马离开这儿。
他从床上爬起来，给公司的上司写了封信，信里说他发现自己病得很厉害，必须得找个人接替他的职位。若不是非得留下，他一刻也不想多待。他必须立刻回到祖国。
第二天早上，人们发现大班手里紧紧攥着这封信。他从桌椅之间滑到了地上，死得透透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