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布鲁克先生看来，泽伦斯基夫人接受赖德大学音乐系的教职，完全归功于作为系主任的他。学院对此则深感幸运：无论是作为教师还是作曲家，泽伦斯基夫人都是赫赫有名的。布鲁克先生主动承担了为她寻找住处的责任——一栋舒适的带花园的房子，在他自己住的公寓楼的隔壁，去学校也很方便。
泽伦斯基夫人来韦斯特布里奇之前，这里没人认识她。布鲁克先生曾在一本音乐杂志上看到过她的照片，他也曾就某件布克斯特胡德注11手稿的真伪写信咨询过她。而且，当她做出加入音乐系的决定之后，他们还就一些具体事宜通过几封信和电报。她写的信字迹工整清晰，唯一不寻常的是信里偶尔会提到一些布鲁克先生完全不知道的人和事，诸如“里斯本的黄猫”或“可怜的海因里希”。对于这些疏忽，布鲁克先生把它归结于她和家人设法逃离欧洲所导致的混淆。
从某种程度上说，布鲁克先生算得上是个淡泊的人；多年浸淫莫扎特小步舞曲，讲解降七和小三和弦给了他一种职业的警觉和耐心。多数情况下，他不喜欢议论别人。他厌恶学术界的客套和各式各样的委员会。多年前，当音乐系决定召集大家去萨尔茨堡注12度夏，布鲁克先生在最后一刻逃脱了，独自一人去秘鲁旅行了一趟。他自己有些怪癖，也能够容忍别人的古怪行为。实际上，他觉得那些显得荒唐的事情更有意思。常常，在面临沉闷和僵持的场面时，他心里会感到一阵窃喜，温和的长脸绷紧了，灰色的眼睛也明亮起来。
秋季开学前的一个礼拜，布鲁克先生去韦斯特布里奇火车站接泽伦斯基夫人。他一下子就认出了她。一位个头很高、身材挺拔的女人，她脸色苍白，显得有点憔悴。她的眼底有深色的阴影，额头那里参差不齐的黑发向后梳。她的一双手大而精致，不过看上去很脏。她给人的整体感觉是高贵且深奥，这让布鲁克先生迟疑了一下，站在那里紧张地解开衬衣的袖扣。尽管她的衣着（一条黑长裙和一件破旧的皮夹克）很一般，却隐约给人一种优雅的感觉。泽伦斯基夫人带着三个男孩，年龄在六岁到十岁之间，全长着金发，他们眼神木然，但都很漂亮。还有一位老妇人，后来才知道她是位芬兰女佣。
这就是他在车站接到的那一伙人。他们仅有的行李是两大箱子手稿，其余的随身物品在斯普林菲尔德车站换车时弄丢了。这样的事情也在所难免。当布鲁克先生把他们全家塞进一辆计程车后，他以为最困难的部分已经过去了，可是泽伦斯基夫人却突然试图从他腿上跨过去下车。
“我的天哪，”她说，“我落下了我的——你怎么说那个？——我的滴答——滴答——滴答……”
“你的手表？”布鲁克先生问道。
“哦，不是！”她激动地说道，“你知道吧，我的滴答——滴答——滴答。”她把食指像钟摆一样从一边晃到另一边。
“滴答——滴答，”布鲁克先生嘴里说着，两只手摁住自己的脑门，闭上了眼睛，“你不会是在说节拍器吧？”
“是的，是的！我想我肯定是在换火车的时候把它弄丢了。”
布鲁克先生设法安抚住了她，他甚至豪气冲天地许诺说他明天就帮她找一个。不过与此同时他不免暗自嘀咕，一个人丢失了那么多的行李，却在为一个节拍器而大惊小怪，这未免有点蹊跷。
泽伦斯基全家搬进了布鲁克先生隔壁的那栋房子，表面上看一切都很正常。三个男孩都很文静。他们的名字分别是西格蒙特、鲍里斯和萨米。他们总待在一起，一个跟着一个排成一路纵队，领头的通常是西格蒙特。他们自己说着一种听上去很急切的家庭世界语，由俄语、法语、芬兰语、德语和英语混合而成。其他人在场时他们则出奇地安静。不过并不是泽伦斯基家的人说过或做过的某件事情让布鲁克先生感到不自在，而是一些不起眼的小事。比如，和泽伦斯基家的男孩待在同一个房间里他会下意识地感到不安，最终他意识到引起他不安的是泽伦斯基家的男孩从来不走在地毯上，他们排成一队绕过地毯，走在光秃秃的地板上，如果一个房间里铺了地毯，他们则站在门口不进去。还有一件事，已经搬来好几个礼拜了，泽伦斯基夫人似乎没把心思花在布置房间上，除了一张桌子和几张床以外，没再添置其他家具。大门白天黑夜都敞开着，没过多久，这栋房子就呈现出被遗弃多年的老房子的那种诡异荒凉的模样。
而学院则对泽伦斯基夫人十二分地满意。她的教学狂热而执着。如果哪个玛丽·欧文或伯娜丁·史密斯把斯卡拉蒂颤音弹得不够清晰，她会勃然大怒。她从学校找来四架钢琴，安排四个晕头转向的学生同时弹奏巴赫的赋格曲。系里她那一头格外地喧嚣，但泽伦斯基夫人似乎缺根神经，完全不受噪音的影响，如果依靠纯粹的意愿和努力就能够理解一个音乐理念的话，那么赖德大学没有人比她做得更好。晚上，泽伦斯基夫人忙着谱写她的第十二交响曲。她似乎从来不睡觉，不管晚上什么时间，只要布鲁克先生从他客厅窗口向外张望，就能看见她工作室里亮着的灯。不，不是专业方面的考虑让布鲁克先生变得多疑起来。
直到十月下旬，他才第一次感到肯定有什么地方不对头。他和泽伦斯基夫人一起午餐，听完她对自己一九二八年的一次非洲狩猎之旅的详细描述，他的心情很不错。下午晚些时候，她经过他的办公室，在门口若有所思地停住脚。
布鲁克先生从办公桌上抬起头，问道：“你有什么需要吗？”
“没有，谢谢你。”泽伦斯基夫人说。她的嗓音低沉、优美，带点忧郁，“我只是在想，你还记得那个节拍器吧，你觉得我会不会把它落在那个法国人那里了？”
“谁？”布鲁克先生问。
“呃，和我结过婚的那个法国人。”她回答道。
“法国人。”布鲁克先生和颜悦色地说。他试图想象泽伦斯基夫人的丈夫，可他的大脑拒绝配合。他半自言自语地说：“孩子们的父亲。”
“哦，不是，”泽伦斯基夫人毫不犹豫地说，“是萨米的父亲。”
布鲁克先生脑子里快速闪过一个预感，他最最深沉的本能警告他不要再说任何东西了。可是，他对次序的尊重以及他的良心迫使他开口问道：“另外两个孩子的父亲是？”
泽伦斯基夫人把一只手放在后脑勺上，搓揉着自己剪得很短的头发，一脸的迷惑，好一阵没有回答。后来她轻轻说道：“鲍里斯的是一个波兰人，吹短笛。”
“那西格蒙特呢？”他问道。布鲁克先生看了看自己井然有序的办公桌，上面放着一叠批改过的作业、三支削好的铅笔和象牙镇纸。他又抬头瞟了泽伦斯基夫人一眼，只见她在苦苦思索。她凝视着房间的角落，眉头紧锁，下巴从一边移动到另一边。最终她说道：“我们是在说西格蒙特的父亲吗？”
“哦，不用了，”布鲁克先生说，“没这个必要。”
泽伦斯基夫人用一种既有尊严又很决断的声音说道：“他是我的一个同胞。”
布鲁克先生真的一点也不在乎谁是谁的父亲。他是个没有偏见的人，就算你结过十七次婚，生了个中国孩子，都和他无关。但他和泽伦斯基夫人的这段交谈却让他感到困扰。突然，他明白是怎么回事了。那几个男孩看上去一点也不像泽伦斯基夫人，但他们彼此却非常相像，既然他们有不同的父亲，布鲁克先生觉得这种相像有点不可思议。
不过泽伦斯基夫人已经结束了这个话题。她拉上皮夹克的拉链，转身离去。
“就是落在那儿了，”她快速地点了点头，“那个法国人家里。”
音乐系的人事进展平稳，没有什么棘手的尴尬事件需要布鲁克先生处理，不像去年发生在竖琴老师身上的事情，她最终和一个修车工私奔了。只有泽伦斯基夫人让他多少有些担忧。他搞不清楚他和她的关系哪儿出了问题，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对她的感受会如此混乱。首先，她去过世界上无数的地方，交谈中她会牵强附会地添加一些夸诞的地方。她会一连好几天不开口说一句话，双手插在夹克口袋里，脸上挂着沉思冥想的表情在走廊里徘徊。可突然地，她会揪住布鲁克先生不放，发表一通情绪激昂的长篇独白，眼神鲁莽，炯炯发光，说话的声音热诚急迫。她的话往往没头没脑，但提到的每一段经历无一例外都有点怪异，像是被扭曲了。如果她说起带萨米去理发，给人的印象就像发生在另一个国度，好像她谈论的是在巴格达度过的一个下午。布鲁克先生有点摸不着头脑。
他是很突然地知道了事情的真相。真相的出现让一切都一目了然，至少是让情况变得明朗了。那天布鲁克先生回家较早，在客厅里生了火。这个傍晚他感觉舒适，心里很平静。他只穿着袜子坐在炉火前，身边小桌子上放着一本威廉·布莱克的诗集，他给自己斟了半杯杏子白兰地。晚上十点，他在炉火前惬意地打起盹来，脑子里满是马勒朦朦胧胧的乐句和一些飘渺的不完整的想法。处在恍惚状态的他脑子里突然冒出四个字：“芬兰国王”。这几个字听起来耳熟，但刚开始他想不起来是从哪儿听来的，紧接着他一下子就找到了。那天下午他正从校园经过，泽伦斯基夫人叫住了他，又不知所云地胡扯起来。他心不在焉地听着，脑子里想着他教的对位课交上来的卡农作业。现在这几个字，还有当时她抑扬顿挫的声调，竟在不知不觉中异常清晰地重现在他脑海里，泽伦斯基夫人是这样开场的：“一天，我正站在一家法式糕点店门前，芬兰国王坐着雪橇从那儿经过。”
布莱克先生在椅子里猛地坐直身体，放下手里的白兰地。这个女人是个病态的谎话精。她在课堂外面所说的每一个字几乎都是假的。如果她工作了一整夜，她会想方设法地告诉你她晚上出去看电影了。如果她在“老客栈”里吃的中饭，她肯定会说她在家里和孩子们一起吃的中饭。这个女人就是个病态的谎话精，这解释了所有的事情。
布鲁克先生扳着手指关节从椅子上站起来。他的第一个反应是愤怒。日复一日，泽伦斯基夫人竟敢坐在他的办公室里，用她的弥天大谎来淹没他！布鲁克先生被彻底激怒了，他在房间里来回走动，随后走进小厨房，给自己做了一个沙丁鱼三明治。
一小时以后，他再次在炉火前坐下，他的愤怒已转化成一种学者式的深思。他需要做的，他告诫自己，是不带个人感情地衡量整个局势，像医生对待病人那样对待泽伦斯基夫人。她的谎言不是狡诈的那种。她没有蓄意骗取什么，而且她从来没有用她的谎言来获得过利益。而最让人发狂的正是这个：没有任何动机的谎言。
布鲁克先生喝完杯中的白兰地。快到午夜的时猴，他才慢慢地对此有了进一步的理解。泽伦斯基夫人说谎的原因既可怜又很单纯。泽伦斯基夫人一辈子都在工作——弹琴、教学和谱写那十二首漂亮庞大的交响曲。她日夜操劳，呕心沥血地工作，根本就没有精力去做其他事情。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她深受其苦，只好尽量去弥补。假如她在图书馆伏案工作了一整晚，后来她会宣称自己那段时间里在打牌，就好像那两件事情她都做了一样。通过这些谎言，她间接地体验了生活。谎言把她工作之余渺小的存在扩大了一倍，拓展了她一丁点大的私人生活。
布鲁克先生看着火苗，泽伦斯基夫人的面孔出现在他的脑海里——一张严厉的脸，幽暗疲惫的眼睛，精致、训练有素的嘴巴。他意识到胸中流过的一股暖流，一种包括同情、保护和极度理解的情感。有那么一阵，他陷入到一种带有爱意的混乱状态之中。
稍后，他刷完牙并换上了睡衣。他必须面对现实。他究竟弄清楚了哪些问题？那个法国人、吹短笛的波兰人、巴格达？还有这些孩子，西格蒙特、鲍里斯和萨米，他们是什么人？他们真是她的孩子，还是她从哪儿捡来的？布鲁克先生把眼镜擦干净，放在床头柜上。他必须立刻弄清楚她的底细。不然的话，系里会出现状况，问题随时会恶化。现在是凌晨两点，他朝窗外瞟了一眼，看见泽伦斯基夫人工作室还亮着灯。布鲁克先生上了床，在黑暗中做了几个鬼脸，计划着他明天要说的话。
早晨八点布鲁克先生就来到了自己的办公室。他窝着背坐在办公桌后面，做好了泽伦斯基夫人从走廊经过时截住她的准备。他不用等多久，一听到她的脚步声他就大声喊出她的名字。
泽伦斯基夫人在走廊里停住脚步。她看上去有点恍惚，很疲惫的样子。“你还好吗？我昨晚休息得可好了。”
“请坐，如果您肯赏光的话。”布鲁克先生说，“我有几句话要和您说。”
泽伦斯基夫人把公文包往边上一放，疲倦地倚靠在他对面扶手椅的椅背上。“什么事？”她问道。
“昨天我经过校园时你和我说，”他慢悠悠地说道，“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提到过一家糕点店和芬兰国王。对不对？”
泽伦斯基夫人把头转向一边，像是在回忆，眼睛盯着窗台的一角。
“和一家糕点店有关。”他重复了一遍。
她疲惫的面孔明亮起来。“当然了，”她急切地说，“我告诉你当时我站在这家店的门口，芬兰国王——”
“泽伦斯基夫人！”布鲁克先生大声说道，“芬兰根本就没有国王。”
泽伦斯基夫人脸上一片茫然。随后，过了一会儿，她又说了起来：“当时我正站在‘比亚内糕点店’的门口，我从蛋糕上转过头，突然看见芬兰国王——”
“泽伦斯基夫人，我刚和你说了，芬兰根本就没有国王。”
“在赫尔辛基，”她再次绝望地说了起来，而他再次没让她的话越过“国王”这个词。
“芬兰是个民主国家，”他说，“你不可能见到过芬兰国王。所以说，你刚才说的不是真话。绝对不是真话。”
布鲁克先生这辈子都忘不了泽伦斯基夫人那一刻的表情。她眼中流露出惊讶、沮丧和被人逼入死角后的恐惧。她的样子就像一个人亲眼看见自己的内心世界在分崩离析。
“很遗憾。”布鲁克先生说，真心感到同情。
不过泽伦斯基夫人振作起来了。她昂起头，冷冷地说：“我是芬兰人。”
“这点我不怀疑。”布鲁克先生回答道。但转念一想，他确实有一点怀疑。
“我出生在芬兰，我是芬兰公民。”
“这很可能。”布鲁克先生提高了嗓门。
“战争期间，”她激昂地继续说道，“我骑一辆摩托车，我是一名信使。”
“你的爱国热情和这件事无关。”
“就因为我是第一批拿到允许离开的文件——”
“泽伦斯基夫人！”布鲁克先生说。他双手抓住桌边。“这是一个不相干的问题。关键是你坚持声称你见到了——你见到了——”但他无法把话说完。她脸上的表情制止了他。她脸色惨白，嘴巴周围有一圈阴影，眼睛睁得大大的，像是在劫难逃，但又傲然不屈。布鲁克先生突然觉得自己是个凶手。乱成一团的情感——理解、自责和不理智的爱恋——让他用双手捂住自己的脸。直到内心的激动平息下来后他才又能说出话来，他非常虚弱地说：“是的，那当然。芬兰国王。他很和蔼可亲吗？”
一小时以后，布鲁克先生坐在办公室里向窗外张望。安静的韦斯特布里奇大街路边树上的叶子几乎都掉光了，学院灰色的大楼看上去平静而忧伤。在他懒洋洋地打量这些熟悉的景色时，他注意到德雷克家的那条老艾尔谷犬正沿着街道蹒跚地朝前走。这是他此前见到过上百遍的景象，那为什么他会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呢？随后，他惊悚地意识到那条老狗是在倒退着跑。布鲁克先生盯着那条艾尔谷犬看着，直到它从视线里消失了，随后他回到手头的工作，批改对位课交上来的卡农作业。
注11 迪特里希·布克斯特胡德（1637-1707），巴洛克时期德国—丹麦裔作曲家及风琴手。
注12 奥地利共和国萨尔茨堡州的首府，是伟大作曲家莫扎特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