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兹拉·庞德〔1〕始终是个好朋友，他总给别人办事。他和他的妻子多萝西住在乡村圣母院路的工作室，这间工作室之穷和葛特鲁德·斯泰因的工作室之富达到同样的程度。但是那里光线很好，生了一只炉子取暖，有许多埃兹拉熟识的日本艺术家的画作。他们都是贵族世家出身，蓄着长发。他们的头发黑黑的，闪烁发亮，俯身鞠躬时头发就会甩到前面，这给我很深的印象，但是我不喜欢他们的画。我看不懂这些作品，不过它们也并没有什么神秘之处，而一旦我看懂了，它们在我看来也没有什么意义。我为此感到遗憾，但是对此我毫无办法。
多萝西的画我非常喜欢，我认为多萝西很美，身段长得美妙极了。我也喜欢戈迪埃—布尔泽斯卡〔2〕为埃兹拉塑的那座头像，我也喜欢埃兹拉给我看的关于这位雕塑家的作品的所有照片，这些照片附在埃兹拉写的关于他的那部书里。埃兹拉还喜欢皮卡比阿〔3〕的那幅画，但那时我认为它一无价值。我也不喜欢温登姆·刘易斯〔4〕的那幅画，而埃兹拉却喜欢得不得了。他喜欢他那些朋友的作品，这作为对朋友的忠诚是一种美德，但作为评论则能成为灾难性的。我们从来不为这些事争论，因为我对于自己不喜欢的事物是闭口不谈的。如果一个人喜欢他朋友们的画或者著作，我想那很可能就像那些爱自己的家庭的人，你去批评他们的家庭是不礼貌的。有时候你能忍住很长一段时间才批评你自己的或者妻子的家人，但是对于拙劣的画家就比较容易，因为他们并不做出可怕的事情来，也不像家人那样能造成私人感情上的伤害。对于拙劣的画家你只消不去看他们的作品就行了。但是即使你能做到不去考虑家人，不去听他们说什么，并且做到不写回信，他们在许多方面还是能造成危害的。埃兹拉对人比我和善，也比我更具有基督教精神。他自己的著作，写得对头的话，都是非常完美的，而他犯错误时是那么真诚，对自己的谬误是那么执著，对人又是那么和善，以致我总认为他是属于圣徒一类的人物。他也暴躁易怒，但是也许很多圣徒都是这样的吧。
埃兹拉要我教他拳击，正是在有天下午我们在他工作室里你来我往地练拳时，我第一次见到温登姆·刘易斯。那时埃兹拉练习拳击还不很久，让他当着什么熟人的面练拳，我感到有点窘，就尽可能使他看起来打得漂亮些。但是效果并不十分好，因为他懂得了怎样推挡，可是我仍然在勉力教他把左手用来出手击拳，始终把左脚跨向前方，然后把右脚挪上与之平行。这不过是些基本步法。我始终没有教会他打左钩拳，而要教会他如何缩短右拳出手的幅度则要留待以后再说了。
温登姆·刘易斯戴了一顶宽边的黑帽，像这个拉丁区的一个角色，穿着打扮像从《波希米亚人》〔5〕中走出来的。他长着一张使我想起青蛙的脸，不是那种大牛蛙而不过是只普通青蛙，而对他来说巴黎这个水塘未免太大了。那时我们认为每个作家或者画家可以穿他拥有的任何服装，对于艺术家并没有规定的制服；可是刘易斯却穿着大战前的艺术家的那种制服。看到他使人发窘，他却傲慢地看着我闪开埃兹拉开头用左手的连连出击或者用戴着拳击手套的没握紧的右手挡住它们。
我想停止练拳，但刘易斯坚持要我们打下去，于是我看出尽管他对我们到底在干什么一无所知，他正在等待，希望看到埃兹拉被我打伤。但是什么都没有发生〔6〕。我决不反击，只是让埃兹拉始终随着我走动着，伸出左手，用右拳打出几下，然后我说我们结束吧，便用一大罐水冲洗了身子，用毛巾擦干，穿上我的长袖运动衫。
我们喝了一点什么饮料，我听埃兹拉和刘易斯谈起在伦敦和巴黎的一些人。我小心地注视着刘易斯，并不做出在瞧他的样子，就像你在拳击时那样，可我认为我从没见过比他的神情更讨人厌的人。有些人显出一副凶相，就像马赛中的骏马，显示出是良种一样。他们有一种像硬性下疳那样的尊严。刘易斯并不流露出凶相；他只是神情显得讨人厌而已。
在走回家的途中，我竭力在想他使我想起了什么，结果使我想起了许多事情。全都是有关医学方面的，除了脚趾头压伤以外，这是一个俚语词儿。我试图把他的脸分成一个个局部来描述，但只能做到写那双眼睛。我第一次看到那双眼睛时，上面压着那顶黑帽，看上去像是一个强奸未遂者的眼睛。
“我今天见到了一个我见过的最讨厌的人，”我对我的妻子说。
“塔迪，别告诉我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她说。“请别告诉我他是怎样的一个人。我们就要吃晚饭了。”
大约一个星期后，我见到斯泰因小姐，告诉她结识了温登姆·刘易斯，问她曾见过他没有。
“我管他叫尺蠖〔7〕，”她说。“他从伦敦来到这儿，只要看到一张好画，就从口袋里掏出铅笔，你就看到他用拇指按在铅笔上测量那幅画。一面仔细察看着画，一面测量着尺寸大小，看那画是怎样确切地画成的。然后他回到伦敦把它画出来，可就是画得不对头。他没能看出那幅画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样，我就把他看成尺蠖。这个称呼比我自己想的他是什么要更和善并更符合基督教精神。后来，我竭力试着喜欢他，跟他做朋友，就像我对埃兹拉的几乎所有朋友，在他向我解释他们是怎样的人物后那样。但是上面所说的乃是我在埃兹拉的工作室中第一天看到他时他给我的印象。
埃兹拉是我认识的最慷慨，也是最无私的作家。他帮助他信任的诗人、画家、雕刻家以及散文作家，他也愿意帮助任何人，不论是否信任他们，只要他们处境困难。他为每个人操心，在我最初认识他的时候，他最操心的是托·斯·艾略特，据埃兹拉告诉我，艾略特不得不在伦敦一家银行里工作，因此没有足够的时间而只能在不适当的时候发挥一个诗人的作用。
埃兹拉和纳塔利·巴尼小姐创办了一个叫做“才智之士”的组织，她是一位有钱的美国女人，是艺术事业的赞助人。巴尼小姐曾是我那前辈雷米·德·古尔蒙〔8〕的朋友，她在家里定期举行沙龙，花园里有一座希腊小神庙。许多相当有钱的美国和法国女人都有沙龙，我很早就考虑到这些地方虽好，我还是避开为妙，不过我以为在花园里有一座希腊小神庙的还只有巴尼小姐一个人。
埃兹拉曾把介绍“才智之士”组织的小册子给我看，而巴尼小姐容许他把那座希腊小神庙印在小册子上。“才智之士”的计划是我们大家不管收入多少，都捐献一部分来提供一笔基金，把艾略特先生从那家银行中解脱出来，使他有了钱，可以写诗。在我看来这是个好主意，并且埃兹拉相信等我们把艾略特先生从银行里解脱出来以后，就可以一鼓作气地把每个人都安顿好。
我把这事稍稍搞混了，因为总是把艾略特称作梅杰·艾略特，假装把他跟梅杰·道格拉斯混淆在一起，而梅杰·道格拉斯是一位经济学家，埃兹拉对他的观点怀有很高的热情。但是埃兹拉明白我的心情是正常的，而且满怀着“才智之士”组织的精神，尽管在我向朋友们请求资助基金使梅杰·艾略特得以从银行中脱身时，有人会说一位少校〔9〕究竟在银行里干什么，再说，要是他被军事组织裁掉，难道他没有养老金，或者至少总有点退役金吧？这一来会使埃兹拉感到烦恼。
碰到这样的情况，我会向朋友们解释说这一切都不相干。要么你心目中有“才智之士”，要么你心目中没有。如果你心目中有，你就愿意捐款使少校从银行里解脱出来。如果你心目中没有，那就太糟啦。难道他们不了解那座小希腊神庙的意义吗？不了解？我想是这样。太糟啦，老弟。把你的钱藏好。我们不会碰它的。
作为“才智之士”组织的一个成员，在那些日子里我为它干得很起劲，而我最快乐的梦想乃是看到那位少校大步走出银行成为一个自由人。我记不起“才智之士”这个组织最后是怎样垮掉的，但是我想这跟《荒原》的出版多少有关，这部长诗为少校获得了《日晷》杂志的诗歌奖〔10〕，过后不久，一位有贵族称号的夫人资助艾略特的一份名为《标准》的评论杂志，这样，埃兹拉和我就不必再为他操心了。那座小希腊神庙，我想，一定还在花园里。但是我们没有能单凭“才智之士”的基金使这位少校从银行里脱身出来，这始终使我感到失望，因为在我的梦想中早已想象他也许住进了那座希腊小神庙，也许我能跟埃兹拉一起去那儿串门，给他戴上桂冠。我知道哪儿有上好的月桂树，我能骑自己的自行车去采集月桂树叶，我还想，任何时候他感到寂寞，或者任何时候埃兹拉看完另一首像《荒原》那样的长诗的原稿或校样，我们都可以给他戴上桂冠。从道义上说，这件事像许多事情一样，结果被我弄得很糟，因为那笔我专门留作把少校从银行里解脱出来的钱，我拿了去到昂吉安赛马场，押在那些在兴奋剂的影响下进行跳栏赛的马身上了。在两次赛马会上，我下赌注的那些服用兴奋剂的马胜过了没有服用兴奋剂或者服用得不够的牲口，只有一次比赛中我们的想象力给刺激得过了头，那马儿竟在起跑前就把骑师甩下鞍来，抢先跑了整整一圈障碍跑道，独自优美地跳过障碍，那样子就像你有时在梦里跳跃那样。等它被骑师逮住重新骑上马背，它一路领先，表现得很体面，正如法国赛马术语所说的那样，可是我终究赌输了。
如果那笔赌注归入了“才智之士”，我也许会感到快活些，可是这个组织已不复存在了。但我又安慰自己，要是我下的那些赌注赢了，我给“才智之士”的捐献就能大大超过我原来意欲捐献的数字了。
那是个明媚的春日，我从天文台广场穿过那小巧的卢森堡花园。七叶树正绽放着花朵，许多小孩在砾石铺地的走道上游戏，他们的保姆则在长椅上坐着，我看见树林里有斑尾林鸽，有些我看不见但是听得见。
我还没有按铃女仆就把门开了，她叫我进屋去等着。斯泰因小姐随时会下楼来。那时还不到晌午，可是女仆却给我倒了一杯白兰地，放在我手里，快活地眨眨眼。这无色的烈酒在我的舌头上感觉极佳，当酒香犹留在我嘴里时，我听见有人在跟斯泰因小姐说话，一个人跟另一个人像那样说话是我从未听见过的；从来没有听见过，不论在什么地方，也不论在什么时候。
注释
〔1〕 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1885—1972），美国现代派诗歌大师。16岁就读于宾州大学即开始写诗，曾短期任教于瓦巴什学院，1908年去欧洲，在伦敦，与休姆等诗人发起意象派诗歌运动。1920年偕妻子多萝西来到巴黎，积极支持并帮助T. S. 艾略特的长诗《荒原》的修改与出版，鼓励并指导当时在巴黎的青年作家如海明威、菲茨杰拉德、乔伊斯等人的文学创作，直至1924年去意大利拉巴洛定居为止。
〔2〕 戈迪埃—布尔泽斯卡（Henri Gaudier-Brzeska，1891—1915），法国最早的抽象派雕塑家，“旋涡主义”运动的著名倡导者。1913年前往伦敦，诗人庞德成为他的赞助人和宣传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
〔3〕 皮卡比阿（Francis Picabia，1879—1953），法国油画家、插图家、设计师、作家和编辑。1911年参加立体派黄金小组，1913年在纽约军械库展览会和艾尔弗雷德·施蒂格列茨的分离派摄影画廊展出作品。
〔4〕 刘易斯（Wyndham Lewis，1882—1957），英国画家、作家，旋涡画派创始人。在三十年代取得很大成就，创作了《巴塞罗那的投降》和《诗人艾略特》等有名画作，也写出了长篇小说《爱情的复仇》等优秀作品。
〔5〕 《波希米亚人》为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的三幕歌剧，写巴黎拉丁区穷艺术家的生活，故又译为《艺术家的生涯》。
〔6〕 刘易斯对他在1922年7月戏剧性地被介绍给海明威有如下的记述：当他推开庞德的工作室的门时，他见到“一个身材魁伟的年轻人，上身赤裸着直至腰部，躯干白得令人眩目，正站在离我不远处。他高大，英俊，而且神色安详，正用他的拳击手套击退——我认为并没有什么过分用力——埃兹拉发出的一次激动的攻击。在最后一下向那眩目的太阳神经丛挥舞拳头之后（毫不费力地让那仅穿着裤子的塑像避开了），庞德向后跌倒在他的沙发椅上。那年轻人就是海明威。”（见杰弗里·迈耶斯的《海明威传》第85页）从以上记述，海明威这里所说的“我看出尽管他对我们到底在干什么一无所知，他正在等待，希望看到埃兹拉被我打伤……”以及把刘易斯描绘成一个凶神恶煞般的人，只是他初见刘易斯时毫没来由的错觉和偏见，后来他们成了很好的朋友。但是海明威在回忆当年初识的印象，仍如实地写出他当时真实的感觉，即使那是不正确的。
〔7〕 尺蠖英文名measuring worm，意为“在测量的软体蠕虫”，斯泰因这比喻很是生动。
〔8〕 雷米·德·古尔蒙（Remy de Gourmont，1858—1915），法国作家，他的评论文章对法国象征派美学理论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对庞德和艾略特影响颇大。
〔9〕 梅杰（Major）一词意为“少校”。
〔10〕 1921年冬天，艾略特与埃兹拉·庞德相遇于巴黎，长诗《荒原》经庞德删削后，分别在艾略特自己编辑的伦敦《标准》杂志1922年10月号和《日晷》1922年12月号上发表。不久，因长诗“对美国文学所作出的贡献”而获该年《日晷》的颁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