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常会一股脑地投入他们热爱的事业，一心只为解决难题，从中享受欣喜和满足，心中再无其他杂念，最终在某一领域达成前人不敢想象的成就，并给后世带来了深远的影响。这种例子无论在艺术、诗歌、科学或者技术领域都比比皆是。兴趣向来都是文化背后强大的推动力。
人们早在18世纪就开始制造机器人了，它是工业革命的先声，而为这些复杂玩偶设计的机械方案也将被工业革命所攫取、利用。当然了，我们必须首先明确的是，机器人的制造虽然看起来像是一场游戏，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它实则是一种执念，一种造物之梦，一种将机械提升至人的层面的哲学挑战。而机器人由于其超理性和潜意识的元素，也向来是个颇受作家青睐的文学主题，从普希金（Pushkin）到坡（Poe）再到维利耶·德·利尔—阿达姆[69]，无不拜倒在这个主题的裙下。
我的这些思绪都来自一本不同寻常的图文书《仿生人：著名的雅凯—德罗兹家族的机械奇观》（Androidi:Le meraviglie meccaniche dei celebri Jaquet-Droz，F.M.里奇出版社）。在18世纪，雅凯—德罗兹家族所在的纳沙泰尔不仅是钟表业的工艺之都，也是科学研究之都（参见费迪南·贝尔图的六卷本《钟表论》）。近来，纳沙泰尔博物馆经过细致的机械修复之后，让三个著名的机器人重焕新生，它们分别是“书写者”“绘图师”和“女琴师”，均由这一传统的大师雅凯—德罗兹父子以及J.-F.莱朔特（J.-F.Leschot）在两百多年前打造而成。
这本书的彩图极其详细地展示了三个“仿生人”的外部特征和内部机械结构；黑白图片记录下“书写者”和“绘图师”的作品，以及“女琴师”弹奏的乐谱，而文字内容则讲述了机械大师和他们的创造物的故事，其中的技术细节，以及近期的修复工作。（除此之外，他们还在这本图文书的套盒中附赠了一张唱片，记录下“女琴师”在修复前后所弹奏的曲目。）
为什么这样一本实事求是的技术图书，会在我身上引发如此不安的感受？这三个“仿生人”确然毫不避讳它们机械玩偶的外表，也不曾隐藏它们机械的本质。也许我们得回到波德莱尔论玩偶的文字或者克莱斯特[70]论提线木偶的诗歌，才能够理解机器人对于人类的无穷魅力。身披蕾丝衣袖和衣领、优雅而英勇的18世纪，以及寓意于百科全书、冷静而分析的18世纪，均以各自极端的形式在这些模型上得到了体现和强调。除此之外，“仿生人”这个名字也糅合了这两种意味，早在科幻小说出现之前便呼唤着这个题材，仿佛这些“仿生人”乃是人和机械之间的某个物种，或者某种我们可能从中辨认出自我的入侵种族。
在这三个“仿生人”中，“书写者”是看起来最不聪明的一个，却有着最为复杂的机械结构：他的手腕能够朝三个方向移动，它手中的鹅毛笔能够写出书法的线条和圆圈，会自己从墨水瓶里蘸墨水，也能像打字机一样换行；这台机械能够在写下句号之后停止运作。一系列凸轮也使得它能够写下字母表里的所有大小写字母，并根据程序组合出词句。
“绘图师”的表演从表面上看要相对华丽，但是他的机械结构却比“书写者”要简单许多。他的图库里共有四幅作品，与它诞生的时代有着紧密的关系：其中一幅是小狗，还有一幅则是路易十五的肖像。有一则传闻说，这台机器曾受命在路易十六和皇后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 Antoinette）面前表演，紧张的操作员声称“仿生人”将会画出一幅已故国王的肖像，可是他在设置机器时犯了错误，机器人缓缓地画出了一只小狗，“场面一度十分尴尬”。
这两个执笔的天才都长着一张稚气的玩偶大脸，而演奏大键琴的女玩偶的脸上则挂着神秘的神情，令人浮想联翩，想象也许会有人像托马索·兰多尔菲（Tommaso Landolfi）或费利斯贝托·埃尔南德斯（Felisberto Hernández）笔下的人物那样，对她一见倾心。给这本书作注的人写道，她是“世界上唯一能够呼吸的玩偶，因此与我们共享生命，能够从我们赖以生存的空气中汲取她存在所需要的养分”，并提出疑问道，大师制造这个机械，是不是为了“让她精巧的音乐能够令一位爱人遐想已然失却的欢愉，或者能够寄托皮埃尔·雅凯—德罗兹对他已然永别的妻子的长久思念……”
皮埃尔·雅凯—德罗兹（Pierre Jaquet-Droz，1722—1790年）的人生经历可以写成一部精彩而又典型的18世纪人物传记。他放弃了神学研究，全身心地投入钟表制作的行业。为了让自己的技艺精进，他常常奔赴巴黎学艺（许多早一代的纳沙泰尔钟表大师已然成为宫廷钟表匠），并在巴塞尔大学进修，与数学家约翰·贝尔努利（Johann Bernoulli）以及贝尔努利家族的其他成员过从甚密。
很快，雅凯—德罗兹的名声从汝拉山脉传到了欧洲其他地区。在那个时候，纳沙泰尔虽然是瑞士联邦的土地，但是当地统治者与外国君主联系紧密，同时也是普鲁士王国亲王的领土。于是乎，雅凯—德罗兹便驾着一辆满载摆钟的马车，前往遥远的马德里，其精湛的技艺受到了西班牙宫廷的认可。
回到故土后，他和儿子亨利—路易（Henri-Louis Jaquet-Droz，1752—1791年）以及养子J.-F.莱朔特在拉绍德封组建了一个工作室。此时的他已是一家公司的老板，也处在他人生的巅峰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决定要制造“仿生人”。到底是谁令他做出了这个关键性的决定？是不是贝尔努利家族？是不是当地的一个医生（当时的编年史对他有所记载，说他是个半吊子的发明家、博物学者和巫师）？还是莱朔特（我们可以从他的肖像画看出，他是个非常聪明的人，而雅凯—德罗兹父子的脸则都很木讷）？
无论这个背后推手是谁，在1773至1774年的这段时间之后，三个机器人先后完工，而三位钟表匠的人生也彻底改变：他们多数时间都和机器人相伴，为有头有脸的访客演示它们的奇妙功能，或者带着它们在欧洲各国的首都巡回展览。与此同时，他们的生意也红火起来，在伦敦成立了分部，将珍贵的钟表、钟琴、报时鸟和其他奇妙的机械工艺品出口到中国和印度。
然而，混乱也随之而来，让人们谈及“三位德罗兹”时，他们到底是指三位钟表匠，还是三个机器人？根据当时报纸的记述，“三位德罗兹”指的恐怕是后者，而三位钟表匠在给它们取名时也确实采用了家族的姓名。我也不清楚这篇报道的确切时间是在攻占巴士底狱之前还是之后。人们很有可能会因此传出三个机器人发动反叛，将主人取而代之的消息。
难道庞大的雅凯—德罗兹公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一蹶不振并最终破产的吗？虽然法国大革命确实给奢侈品市场带来当头一棒，而拿破仑战争又阻碍了出口贸易，但事实上，影响整个瑞士钟表业的危机似乎在此之前就已经出现了。
事实上，早在1789年，雅凯—德罗兹公司的产品目录里便再也没有机器人的身影了。它们在一任任主人之间转手，总是作为噱头在各种公众表演的场合中现身。（或者是机器人在宣誓“机器人的权利”之后，开始在欧洲自由活动了？）它们这段巡回演出的终点站是萨拉戈萨，这座城市被拿破仑的军队包围，它们被士兵擒获后，连同其他战利品一起被运回法国。然后它们继续在各种国际展览上出没，在整个19世纪都甚为活跃。
写到这里，纳沙泰尔人民的忠诚也值得一提，在整个19世纪，他们从未忘记这三个离散的子女。当地报纸上常常有人请愿，要追寻它们的踪迹，把它们带回到祖国。1905年，这一愿望终于通过公投实现。[又或许是机器人自己想要回归故土？它们已然追寻了那个时代冒险家——卡里欧斯特罗（Cagliostro）、卡萨瓦诺（Casavano）、憨第德（Candide）——乐天而不知疲倦的足迹。而在新世纪即将来临之际，它们也适时地明白过来，像它们这样结构简单的机器人在未来的世界会越来越寸步难行。它们大概也在为时已晚之前，想起自己乃是瑞士的公民。]瑞士人民给“书写者”的程序中增加了如下一个句子，依旧由它18世纪的笔迹写出：“我们再也不会离开祖国。”
198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