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和麻雀山
“那么你就写吧，写我们的一生，也就是我的一生和你的一生，是怎样从这地点（麻雀山）发展起来的。”
——摘自1833年的信1
开始之前，我得先谈一下三年前的一件事。我们在卢日尼基沿着莫斯科河散步，对岸就是麻雀山。在河畔，我们碰到了我们认识的一个法国家庭教师，他光穿一件内衣，慌慌张张地在嚷嚷：“有人落水啦！有人落水啦！”但是我们的朋友还没来得及脱下内衣或者系好衬裤，一个乌拉尔哥萨克已从麻雀山上直奔而下，跳进水中不见了，一鿃眼，他挽了一个奄奄一息的人，又浮出了水面，那人的脑袋和胳臂像晾在风中的衣服一样，晃晃荡荡的。哥萨克把他放在岸上，一边说：“还能醒过来，只要摇他几下就成了。”
周围的人凑了五十来个卢布，送给哥萨克。哥萨克没有做作，非常爽直地说：“为这种事拿钱是造孽，再说，这毫不费力，你们瞧，他不过像一只猫。”接着又道：“不过，话说回来，咱们是穷人，要我向人伸手我不干，若是给我，为什么不拿呢，我多谢各位啦。”说罢，用手帕裹好钱，又上山放马去了。我父亲问了他的姓名，第二天把这事写信告诉了埃森2。埃森提升他当了军士。几个月后，哥萨克带了个德国人到我家来玩。德国人麻脸，秃顶，身上洒了香水，头上戴着拳曲的淡黄假发。他就是那个落水的人，现在是为哥萨克来向我们道谢的。从那时起，这人常来我家。
卡尔·伊万诺维奇·佐年贝格本来在给两个纨袴子弟教德语，这时已快结束，不久转到了一个辛比尔斯克地主家执教，后来又受雇于我父亲的一位远亲3。佐年贝格负责管一个孩子的身体健康和德语发音，他称这个孩子为尼克。我喜欢尼克，他有一种亲切的、温柔的、耽于幻想的气质。他与我见过的其他孩子截然不同，然而我们还是成了难分难舍的朋友。他沉默寡言，喜欢思考；我生性好动，只是并不敢打搅他。
特维尔省的表姐回柯尔切瓦后不久，尼克的祖母死了。他从小没有母亲，现在家中乱作一团，佐年贝格由于无事可做，只得帮忙照应，装出不得空闲的样子，一早就把尼克送到我家，要他整天待在这儿。尼克又伤心又害怕；看来，他爱他的祖母。后来他在诗中曾这样回忆她：
此刻时已黄昏，
晚霞长映大地，
我想起我家的古老风俗：
每逢主日前夕，
神父总要带着助手光临，
他的举动彬彬有礼，
低垂着满头白发，
面对圣像诚心祈祷。
我的祖母年已苍老，
她手扶圈椅站立，
小声喃喃祝告，
手指不停地拨动念珠。
仆役们齐集门前，
静静聆听教士诵经，
他们稽首伏地祝祷，
请求上帝赐予长寿。
夕阳照在窗上，
室中灯火齐明，
…………
香炉中升起袅袅青烟，
在屋内弥漫缭绕。
周围万籁俱寂，
但闻经声朗朗；
我的心中思潮起伏，
汇集成一个秘密的憧憬，
尽管这童年的梦想，
已在不知不觉中，
蒙上一层模糊的忧思，
我依然没有丧失希望。
《感怀》4
……坐了不多一会儿，我便提议读席勒的作品。我们的趣味之相近令我惊奇；他能背诵的比我多得多，而且都是我心爱的片段。于是我们合拢书本，促膝谈心，彼此寻求同情了。
从袖中暗藏短剑，“要从暴君手下解放城市”的墨罗斯5，从在吉斯纳特隘道上伏击总督的威廉·退尔6，联系到12月14日和尼古拉，这是容易的。这些思想和比较对尼克并不陌生，他也熟知普希金和雷列耶夫那些尚未发表的诗篇。我不时遇到的一些头脑空虚的孩子，他们与尼克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
那以前不久，我在普列斯尼池塘散步时，心头充满布肖的恐怖主义情绪，我向与我同年的一个孩子解释，处死路易十六是正义的。
“一切确实这样，”那位少年公爵说，“然而他是受命于天的君主啊！”
我怀着怜悯瞪了他一眼，失去了对他的兴趣，从此再也不想找他了。
我与尼克之间就不存在这样的隔阂。他的心是像我的一样跳动的，他也已离开保守主义的阴森海岸，我们只想齐心协力，把船撑得更远。几乎从头一天起，我们就下定决心，要全力拥戴皇储康斯坦丁了。
起先，我们很少长谈。卡尔·伊万诺维奇像秋天的苍蝇，老是钉住我们，妨碍了我们的谈话。他什么也不懂，却一切都要过问，妄加评议，然后给尼克整整衣领，催他回家，总之，非常讨厌。过了一个月，我们已经不能两天不见面，或者不通信了。我的狂热天性使我愈来愈倾倒在尼克面前，而他也悄悄地、深情地爱上了我。
应该说，我们的友谊一开始就带有严肃的性质。我不记得嬉戏曾在我们中间占主导地位，尤其是当我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当然，我们不会老坐在一个地方，年龄总要起作用，我们也嘻嘻哈哈，逗笑取乐，挖苦佐年贝格，在院子里射弹弓；但这一切的基础与空虚的友谊距离非常之远。除了年龄相仿，除了我们的“化学亲和性”，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是我们的共同信仰。世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像崇高的全人类利益那样，激发一个少年的良知和正义，保护他不受邪恶的侵蚀。我们珍重蕴藏在我们身上的未来，彼此把对方看成为完成某种使命来到世上的“选民”。
我和尼克常去城外，我们心爱的地点是麻雀山和德拉戈米罗夫门外的田野。早晨六七点钟，他与佐年贝格一起来叫我，如果我还睡着，他便朝我的窗上扔沙土或石子。我醒来了，笑了笑，赶紧出去。
这些清晨的散步是不知疲倦的卡尔·伊万诺维奇规定的。
在奥加辽夫所受的宗法制地主教育中，佐年贝格起了比龙7的作用。随着他的到来，老家人8的影响消除了。那位前室的寡头虽然不满，也只得忍气吞声，保持沉默；他明白，该死的德国佬在老爷的餐桌上占有一席位置，他不是他的对手。佐年贝格大刀阔斧改革了从前的规矩；老家人得知德国佬把小少爷带往店铺买现成皮鞋后，伤心得甚至流了眼泪。佐年贝格的改革大有彼得大帝的气派，它的特点是使一切最和平的事物带上军事色彩。这当然并不是说，卡尔·伊万诺维奇那消瘦的肩膀上佩带过肩章或穗带，只是说，大自然天生赋予了德国人这种气质，哪怕他没有发展到肆无忌惮地糟蹋文学和神学的程度，也不管他如何文质彬彬，他依然是一名军人。正由于此，卡尔·伊万诺维奇爱穿多纽扣的、窄腰的紧身衣服，也由于此，他严格遵守他自己规定的作息制度。他规定早上六点起身，便在五点五十九分叫醒尼克，从不拖到六点零一分，然后便带领尼克出外呼吸新鲜空气。
麻雀山麓本是卡尔·伊万诺维奇溺水的地点，不久它便成了我们的“圣山”。
一天饭后，我父亲打算出城。奥加辽夫正在我家，他便邀他与佐年贝格同行。这次旅行真是活受罪。我家的四座轿式马车虽然是“约希姆制造”9的，但服务了十五年，尽管是平静的十五年，早已老态龙钟，何况车身照旧比攻城臼炮更重，驶到城门要花一个多小时。四匹马大小不同，毛色也参差不齐，但都在闲适的生活中变懒、发胖了，走不上一刻钟便会汗流浃背，而这是不准许的，因此车夫阿夫杰伊只得让它们慢慢行走。车窗照例是拉上的，不管天气如何闷热。除了这一切，还有我父亲那种从容不迫、威严可怕的监视，以及卡尔·伊万诺维奇那种大惊小怪、不胜其烦的监视；然而我们还是乐于忍受这一切，只要能待在一起。
到了卢日尼基，就在从前哥萨克从水中救过卡尔·伊万诺维奇的地方，我们乘船渡过了莫斯科河。我父亲像平常一样，走路时愁眉苦脸，弯腰曲背的，卡尔·伊万诺维奇则蹀躞着跟随在后，给他讲些小道消息和无稽之谈。我们离开他们，走到了前面，等离他们相当远之后，便一溜烟跑上麻雀山，到了维特贝格10的神庙奠基的地点。
我们气喘吁吁，满脸通红，站在那里擦汗。太阳快落山了，圆屋顶闪闪发光，城市铺展在山脚下一望无际的平原上，清新的微风迎面吹拂。我们站了一会儿，又站了一会儿，身子靠着身子，突然，我们互相拥抱在一起，面对着整个莫斯科，发出了誓言：我们要为我们所选择的斗争献出我们的一生。
这个场面可能显得太不自然，太富于戏剧性，然而即使相隔二十六年之久，我一想起它，依然感动得热泪盈眶。它是神圣的，也是真诚的，我们的整个一生都可证实这一点。但是看来，从这地点发出的一切誓言，都敌不过同一命运。当亚历山大11为神庙放下第一块石头的时候，他也是真诚的，正如新俄罗斯12一个城市奠基的时候，约瑟夫二世13说的话一样，然而他说错了，那块石头成了最后一块。
我们还不理解，我们要与之战斗的是怎样一个庞然大物，但是我们决心战斗。这怪物使我们历尽艰辛，但是不能摧毁我们，我们也不会向它屈膝投降，不论它的打击多么沉重。它使我们蒙受的创伤是光荣的，正如雅各的瘸腿是他与上帝夜战的证据14。
从这天起，麻雀山成了我们朝圣的地点，我们一年要去一两次，而且始终是单独去的。五年后，奥加辽夫曾在那里胆怯而羞涩地问我，我是否相信他有写诗的天才。到了1833年，他从乡下写信给我：“我离开了，我感到忧郁，从来没有过的忧郁。总是想起麻雀山。好久以来，我一直把欣喜隐藏在心底。羞涩或者别的什么我自己还不明白的原因，妨碍我把它说出口。但是在麻雀山上，这种欣喜不致被孤独所窒息，因为你和我在一起。这些时刻是不能忘怀的，它们像幸福的往事一样深印在脑海中，一路上追随着我，虽然在周围我看到的只是森林；一切那么碧绿、碧绿的，我的心中却这么阴暗，这么阴暗。”15
最后他写道：“那么你就写吧，写我们的一生，也就是我的一生和你的一生，是怎样从这地点（麻雀山）发展起来的。”
又过了五年，我已经远离了麻雀山16，但我的身旁忧郁而苦闷地站着它的普罗米修斯17——亚·拉·维特贝格。1842年，我终于回到莫斯科，我重游了麻雀山，我们又站在奠基处，眺望那同一景色，而且也是两个人——不过不是与尼克在一起18。
从1827年起，我们没有分开。那时期的每一回忆，不论是单独的或共同的，他和他那少年的面容，那对我的挚爱，始终占着首要地位。在他身上早已显露出那种很少人具备的献身精神，这是幸是不幸，我不知道，但可以断言，他不是一个平凡的人。在他父亲家中，这以后很久一直挂着奥加辽夫当年（1827至1828年）的一幅油画大肖像。后来我常常站在它前面久久凝望。在画中，他穿着翻领衬衫；画家栩栩如生地勾画出了那浓密的栗色头发，那由脸上不规则的线条构成的少年时期尚未定型的美，以及那略带黝黑的肤色。从画布上可以看到那种显示强大思维力的默默沉思的神色。无名的忧郁和极端的温和从灰色的大眼睛中流露出来，预示了一颗伟大的心灵在未来的发展；他长大后也正是这样的。这幅画像赠给了我，后来又被一个陌生女人19拿走了，但愿她看到这几行字会把它送还我。
我不明白，为什么青年的友谊不能像初恋那样，独占回忆的天地。初恋之所以馨香可爱，正在于它忘却了性的差别，在于它是一种热烈的友谊。青年间的友谊，就其本身而言，便具有爱情的全部炽烈性和它的一切特点：那种不敢用言语吐露感情的羞涩感，那种对自己的不信任，那种无条件的忠诚，那种离别时的凄恻惆怅，那种充满嫉妒的独占欲。
我很早就爱尼克，而且热烈地爱着他，但从未下决心称他“朋友”。一年夏天，他住在库恩采沃，我给他写信时在结尾写道：“我算不算您的朋友，我还不知道。”是他首先用“你”称呼我，并把我称作卡拉姆津的阿格东20，而我根据席勒的作品，称他拉法依尔21。
你们要笑就笑吧，只是要亲切地、善意地笑，正如人们回想到十五岁的自己时那样。或者不如思考一下：“难道盛年的我竟是这样？”22如果你也有过青春（单单年轻还是不够的），那么应该感谢命运；如果你那时有过一个朋友，那就应该加倍感谢它了。
在我们看来，那个时期的语言是不自然的，带有书卷气；我们不习惯它那种跳跃不定的狂热情绪，那种有时温情脉脉、有时出现孩提笑声的不调和的感情色彩。这对于三十岁的人是可笑的，正如著名的“贝蒂娜要睡觉了”23一样；然而在适当的时候，这种少年人的口气，这种成年人的不规范语言24，这种流露心理变化的声音，是十分真诚的；即使书卷气，对于只有理论知识、缺乏实际经验的年龄，也是自然的。
席勒仍是我们心爱的作家25，他的剧中人对我们是现实的人，我们分析他们，爱他们，恨他们，不把他们当作诗中的人物，而是看作活的人。不仅如此，我们还在他们身上看到了我们自己。我写信给尼克，有些担心他太爱斐艾斯柯，对他说，每个斐艾斯柯背后都站着他的凡里纳。26我的理想人物是卡尔·穆尔，但不久我又背弃了他，皈依了波查侯爵27。我设想过千百遍，我怎样与尼古拉28谈话，后来他怎样把我放逐到矿山上处死。奇怪的是，我们所有的幻想几乎都以西伯利亚或死刑告终，从没有过胜利的结局；莫非这是想象力的俄国气质，或者是彼得堡的魔影，那五座绞刑架29和苦役流放，在年轻一代人身上的反映？
奥加辽夫，我与你正是这样手挽着手跨进生活的！我们毫不畏缩地、高傲地前进，慷慨地回答一切召唤，真诚地献身于我们所向往的事业。我们选择了一条不平坦的道路，但从未抛弃过它。我们受伤，失败，可是始终站在一切人的前头。现在我走到了……不是到了目的地，是到了下坡路开始的地点，我不禁想寻找你的手，与你一起走完这条路，我要握住它，带着苦笑说：“我们毕竟走完啦！”
目前，在形势的逼迫下我过着寂寞闲暇的生活，我没有力量也没有精神从事新的活动，于是我开始记录我们的回忆。这些纸上留下了许多曾把我们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东西，我把它们赠送给你。对于你，它们还有另一重意义——墓碑的意义，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一些熟悉的名字30。
……我有时不免奇怪，心想，如果佐年贝格能够游水，如果他当时淹死在莫斯科河里，如果搭救他的不是乌拉尔哥萨克，而是什么亚普歇伦31的步兵，那么我就不会遇见尼克，或者得以后在别的场合遇见他，我们也不会一起坐在我家旧居的小房间里偷吸雪茄，彼此如此深远地影响对方的命运并从对方汲取力量。
他没有忘记它——我们的“老房子”32。
故居，老友！在满目荒凉中
我终于又把你造访；
往事历历又从心底浮起，
我在怅惘中向你凝望。
庭院寂寂无人打扫，
枯井坍毁腐草丛生；
园中不闻绿叶的瑟瑟声，
但见它们在泥泞中发黄、霉烂。
房屋年久失修，一片凄凉，
墙上的泥灰剥落殆尽；
乌云在上空徘徊，
俯视故园也该悲从中来。
我走进屋子。照旧是那些房间，
一位老人曾在这里喋喋不休，
我们不爱听他的牢骚不满，
更怕他那冰冷的语言。
我到了那个房间，我的朋友
曾在这里与我促膝谈心；
许多金光闪闪的思想，
就是在这小屋中诞生。
星光悄悄射进窗户，
墙头的字迹还依稀可辨；
当年青春在心头沸腾，
是我们亲手把它们刻写。
这屋子曾充满往日的欢乐，
光辉的友谊也在这里成长；
现在成了寂寞凄恻的天地，
墙角边挂满了蛛网游丝。
我突然感到惊恐，打一寒颤，
仿佛我是站在墓地，
要召唤亡故的亲友，
却没有一人从泉下醒来。
1 指1833年6月7日奥加辽夫给赫尔岑的信。
2 即第二章中提到的彼·基·埃森，当时任彼得堡总督。
3 指奥加辽夫之父普拉东·波格丹诺维奇·奥加辽夫。
4 引自奥加辽夫的长诗《感怀》的第二卷。
5 希腊传说中反抗暴君的英雄。席勒曾根据这个传说写成叙事诗《人质》，“要从暴君手下解放城市”一句即引自该诗。
6 见席勒的剧本《威廉·退尔》第四幕第三场。
7 比龙（1690—1772），原为德国人，来到俄国后，成为安娜·伊万诺夫娜女皇（1730至1740年在位）的宠臣，以专横暴虐闻名。
8 指专门照料孩子的老仆人。
9 约希姆是当地著名的马车制造商。
10 维特贝格（1787—1855），俄国建筑师。
11 指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维特贝格的神庙是由他主持奠基的。
12 俄国南部靠近黑海和亚述海一带，在帝俄时称新俄罗斯。
13 约瑟夫二世（1741—1790），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曾两度访问俄国，与叶卡捷琳娜二世订立盟约，鼓励她向南发展，与土耳其争霸。
14 雅各是《圣经》中的人物。关于雅各与上帝的使者角力的事，见《创世记》第三十二章。
15 奥加辽夫于1833年离开了莫斯科大学，这段话与下面那段话一样，均录自他在该年6月写给赫尔岑的信。
16 指赫尔岑的流放。
17 希腊神话中的英雄，曾从天上盗取神火赐给人类，因而触怒天神，被锁在高加索悬崖上。
18 这时赫尔岑是与他的夫人纳塔利娅一起登上麻雀山。
19 指女作家图尔涅米尔。
20 卡拉姆津（1766—1826），俄国著名诗人和历史学家。阿格东是他的诗《我的阿格东墓上之花》的主人公。
21 见《哲学书简》。——作者注拉法依尔是席勒的《哲学书简》中两个通信人之一。
22 引自普希金的《叶夫根尼·奥涅金》中《奥涅金的旅行》一章。
23 原文是德文。这句话出自德国女作家贝蒂娜的《歌德与一个孩子的通信集》。贝蒂娜于1806年认识歌德，并热恋歌德，但那时歌德已五十七岁，因此她常用孩子的口吻与他通信。
24 原文是法文。
25 席勒的诗歌对我没有丧失影响：几个月前我还给我的儿子读了《华伦斯坦》这部巨著！任何人，凡是对席勒失去趣味的，不是衰老了，便是成了迂夫子，不是感情僵化，便是麻木不仁。至于那些早熟的老成少年，他们在十七岁已熟知了他的“缺点”，对于这些人有什么好说的呢？……——作者注
26 斐艾斯柯和凡里纳都是席勒的剧本《斐艾斯柯在热那亚的谋叛》中的人物。斐艾斯柯是热情洋溢的青年，反抗暴君的勇士，但企图在夺取政权后实行独裁，自己成为暴君。凡里纳则是真正的共和主义者，仇恨王权原则本身。最后，凡里纳杀死了斐艾斯柯。
27 卡尔·穆尔是席勒的剧本《强盗》的主人公。波查侯爵是席勒的剧本《唐·卡洛斯》的主人公。二者都是反抗专制暴政的战士，波查为人民而活着，更是席勒的理想人物。
28 指沙皇尼古拉一世。
29 指绞死五个十二月党人的绞刑架。
30 写于1853年。——作者注（按：这是指作者遇到一系列不幸事故之后，见本书第五卷《家庭悲剧》。）
31 俄国高加索一带的地名。
32 指赫尔岑家1824至1830年间居住的房子，在莫斯科市内。下面是奥加辽夫后来重游旧地后写的诗，题为《故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