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尼·伊·萨佐诺夫
萨佐诺夫，巴枯宁，巴黎——这些名字，这些人，这个城市，总是使我回到过去……过去——回到遥远的岁月，遥远的空间，回到那秘密活动的青年时代，那迷信哲学和崇拜革命的时代。1
那两个人的青年时期对我说来太宝贵了，我不能不再讲几句……30年代初，我与萨佐诺夫还很年轻，一起幻想过里恩佐式的阴谋；过了十年，我又与巴枯宁一起为掌握黑格尔哲学绞尽了脑汁。
关于巴枯宁我已谈过，还有不少话好讲。他那鲜明的个性，那古怪而强硬的表现——不论在哪里，在莫斯科的青年人中间，在柏林大学的课堂里，在魏特林2的共产主义者和科西迪耶尔3的山岳派中间，莫不如此——他在布拉格的演说，他在德累斯顿的领导起义，被捕入狱，判处死刑，在奥地利受到的苦难，引渡到俄国，以及从阿列克谢耶夫三角堡的阴森围墙内越狱潜逃4——这一切都使他成了一个传奇人物，不论当代社会或历史都不会忘记他。
这个人身上潜伏着一股巨大的活力，却找不到出路。巴枯宁有可能成为一个鼓动家，一个政论家，一个传教士，一个政党或宗派的首脑，一个异教的创始人，或者一个战士。不论把他放在哪里，他总会成为一个极端派人物——再浸礼派教徒、雅各宾党人、阿纳卡西斯·克洛斯5的同伙像格拉古·巴贝夫6的朋友，把群众吸引到自己的周围，给民族的命运造成惊天动地的变化。
但在这里，在沙皇政府的压迫下……7
他成了没有美洲和轮船的哥伦布，只得违背自己的志愿在炮兵部队服役两年，又在莫斯科的黑格尔主义者中度过了两年8，便赶紧离开那里，因为在那里思想像罪恶的企图一样受到侦查，自由的言论像对社会道德的侮辱一样遭到非议。
1840年他离开俄国后就没有回去过，直到1849年奥国一队龙骑兵把他移交给俄国宪兵。
目的论的崇拜者和可爱的理性主义宿命论者，看到天才和活动家正好在需要的时候出现，便对大智大慧的造物主的及时性惊异不止，他们忘记了，多少幼苗没有见到阳光便遭到扼杀而夭折，多少才能和潜力由于没有用武之地而枯萎了。
萨佐诺夫便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他无声无息地消失了，他的死正如他的生一样，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朋友们对他寄予了不少希望，可是他一事无成地死了。说他的命运是他自己的过错，这很容易；但是该怎样评价和衡量一个人自己应负的和环境应负的责任呢？
尼古拉皇朝是消灭精神的时期，它不仅用矿坑和皮鞭消灭它，而且用使它感到窒息和屈辱的气氛，用所谓否定的铁拳消灭它。
埋葬那个时代苦难重重的生活，为了把我们深深陷入沙滩的航船拖回水中而赴汤蹈火，这便是我的使命。我要作我们水深火热的生活的多马日罗夫——现在大家不记得这个人物了，可是有一个时期，这个老头子在莫斯科是无人不知的，他是普罗佐罗夫斯基9手下退伍的传令兵，每逢出殡，只要是大主教主持丧礼，他总会头上扑了发粉，身上穿了保罗一世时代的浅绿色军装，走在送葬行列的最前面，自以为是在行使向导的重要职责。
……在大学的第二年，即1831年秋季，我们数理学系的课堂里迎来了一批新同学，其中两人后来与我们特别接近。
我们的喜爱、同情和反感都来自同一源泉。我们是狂热的孩子，一切——科学，艺术，友谊，家庭，社会地位都从属于一个思想和一个信仰。不论在哪里，只要可能谈论和宣传它们，我们便把全部感情和思想投入那里，毫不退让，坚持不懈，不吝惜时间和精力，甚至不惜讨好别人。
我们走进教室的时候便怀着一个坚定的目标，要学习十二月党人，按照他们的方式，在这里奠定一个组织的基础，因此我们要寻找新的信徒和追随者。第一个清楚地了解我们的同学便是萨佐诺夫；我们发现他完全具备条件，很快与他建立了友谊。他自觉地伸出了手，第二天又给我们介绍了另一个同学10。
萨佐诺夫具有显著的才能和突出的自尊心。他十八岁，也许还不到，尽管这样，他学习勤奋，什么书都读。他力求超过所有的同学，认为任何人都比不上他。因此大家与其说爱他，不如说尊敬他。他那个朋友生得很漂亮，性格温柔，有点像小姑娘，与他正好相反，要寻找一个可以依靠的人；他充满着爱和忠诚，简直像刚离开母亲的翅膀，怀着高尚的意愿和幼稚的幻想，希望得到温暖和爱护，紧紧偎依着我们，为了我们和我们的思想他可以献出一切——这是弗拉基米尔·连斯基11的性格，韦涅维季诺夫12的性格。
……在那些日子里，我们坐在梯形教室的同一排座位上，彼此亲密无间，意识到我们有着共同的命运，共同的联系，共同的秘密，共同的准备牺牲的决心；我们相信我们的事业是神圣的，我们怀着自豪和爱望着周围那许多年轻而美好的脸，仿佛那是我们亲如手足的教民——这样的日子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我们互相手携着手，一丝不苟地在我们这年轻的“世界”13里到处宣讲自由和斗争，像四个教士14手里拿了四本福音书在参加复活节祈祷。
我们时时处处进行宣传……然而我们究竟在宣传什么，这很难说。思想是模糊的，我们宣传十二月党人和法国革命，后来又宣传圣西门主义和同一个革命，宣传宪政和共和制，提倡阅读政治书籍，企图把一切力量团结在一个组织中。但是宣传得最多的是对一切暴力、一切专制统治的憎恨。
我们的团体实际上从未组成，但是我们的宣传却在所有各系深深扎下了根，还远远超出了大学的围墙。
从那时起，在我们整个一生中，从大学的课堂到伦敦的印刷所，我们的宣传从未中断。我们的一生便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实现少年时代的纲领。根据我们所触及的问题，我们所关心的事物，不难看到它的线索，在报刊中，在讲台上，在文学界，它都有所表现……我们的宣传尽管形态有所改变，有所发展，但始终忠诚不渝，把自己特有的观念灌注在周围的一切中。政府的压制提高了我们的声望，监狱和流放成了我们当之无愧的台座。我们回到莫斯科时已是二十五岁的“权威”。别林斯基、格拉诺夫斯基和巴枯宁与我们汇合了，我们在《祖国纪事》上的文章又使我们与彼得堡皇村学校学生和文学青年的运动汇合到了一起。正如十二月党人是我们的兄长，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是我们的弟弟。
关于我们的圈子，由于我是它的成员便对它避而不谈，这是虚伪的，愚蠢的。恰恰相反，在我的叙述中，谈到那个时代，那些30和40年代的老朋友们，我还故意要多谈几句，我得说，我不怕重复，只希望年轻的一代对他们多一些了解。它不了解他们，忘记、轻视和摈弃他们，似乎他们只是一些不切实际、没有实践能力、不知道前进方向的人；它对他们生气，不分青红皂白地否定他们，把他们看作落伍的人，多余的人，游手好闲的人，空谈家和幻想家，忘记了在评价过去的人物，他们的意义和“成色”时，主要不是看他们知识总量的多少，过去和现在提出问题的方式如何不同，而是看他们为解决这些问题付出了多少心血和力量。我真心希望我们的年轻一代避免这种忘恩负义的、甚至错误的历史态度。现在萨图恩15老人不应再吃自己的孩子，但是孩子们也不应该学堪察加人，杀死自己的老人。
谈到我们当时的同志，我要勇敢地、自豪地再说一次：“这是令人惊讶的一代青年，这么才华横溢、纯洁高尚、聪明忠诚的人，我从未遇到过”，尽管我漂泊各地，见过各种人物，包括反动的和革命的。我这不仅是指我们自己那个亲密的圈子，我这些话同样适用于斯坦克维奇小组和斯拉夫派。这些年轻人被骇人的现实吓坏了，在黑暗和令人窒息的苦闷中不顾一切地寻找出路。他们出于自己的信念，放弃了其他人奋力追求的目标——社会地位，财富，总之，传统生活为他们提供的一切，无视环境的诱惑，家庭强迫他们接受的榜样，始终忠于这些信念。这样的人是不应该简单地放进档案库，从记忆中一笔勾销的。
他们遭到迫害，被送上法庭，关进监狱，受到流放，押解，凌辱，欺压，但他们依然坚定不移；经过十年，他们还是那样，经过二十年，三十年，他们也还是那样。
我要争取使他们受到承认并获得公正的待遇。
与这个简单的要求背道而驰，我听到了一些离奇说法，而且不止一次：
“你们，尤其是十二月党人，只是革命思想的业余爱好者；对于你们，你们从事的活动只是奢侈品和诗歌；你们自己说，你们牺牲了社会地位，你们是有财产的，因此对于你们，革命不是面包和人的生活的问题，不是生和死的问题……”
“我认为，对于被处决者，是这个问题……”有一次我回答道。
“最低限度不是不可避免的生死存亡问题。你们愿意当革命家，这自然比你们愿意当枢密官或省长好一些；可是对于我们，与现存秩序的斗争，这不是选择，而是我们的社会地位决定的。我们与你们之间的区别，正如落水的人和游泳的人之间的区别一样：两者都需要泅水，但一个是出于必要，另一个是出于爱好。”
只因人们出于内心的向往做了别人出于必要所做的事，便否定他们的活动，不予以承认，这无异是说，只有出于无奈，不得不实行禁欲的人才是真正的禁欲主义者。
这种极端观点在我们中间流传很广，尽管它们的根并不深，但像洋姜一样极难铲除。
我们是了不起的推理家和教条主义者。这种德国人的能耐在我们这里还取得了民族特色，即所谓阿拉克切耶夫气质，那种冷酷残忍、以杀戮为能事的刽子手作风。阿拉克切耶夫给近卫军官兵作出了榜样，把农民活活鞭打致死；我们则扼杀思想、艺术、人道、过去的活动家和需要扼杀的一切。我们以无所畏惧的队列，整齐统一的步伐，不顾任何界限向前挺进，我们可以违背真理，但不能违背我们自己的逻辑；我们的推理永无止境，忘记了生活的真实意义和对它的真实理解只存在于一定的范围内……这是极限，真理和美的极限，也是机器能永远保持平衡的摇摆幅度。
匮乏者以唯一的受害人自居，企图独占社会的痛苦，垄断社会的不幸，这是不合理的，正如一切独占和垄断都不合理一样。单凭福音的仁慈精神或民主主义的不平心理，人们所能做到的不外是施舍和强制剥夺，不外是平分财产和普遍贫困。在教会中，这仍是一个玩弄辞藻的题目，同情精神的感伤表演；在极端民主派中，正如蒲鲁东指出的，这依然是不平和仇恨两种感情，而它们的任何一种都不能成为建设性的思想，都对实际毫无帮助。
那么，那些虽未亲身经历，但了解人们处在水深火热中的痛苦的人，不仅向他们指出这一点，而且想向他们指明出路，又有什么过错呢？圣西门是查理曼大帝的后裔16，工厂主罗伯特·欧文也不是由于没有饭吃才成为社会主义的使徒的17。
那个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它缺乏热情、善意和远见。我本来不想提起这问题，但是在它的黑名单上，除了我们，还出现了早期的拓荒者和播种者——我们所深深敬爱的十二月党人。
这段插话在这里也许并不恰当。
萨佐诺夫确实是一个无所事事的人，他葬送了自己的无穷精力，在国外的各种小事中消磨了一生，像一个初次出战便被俘虏的士兵那样消失了，再也没有回到我们中间。
我们在1834年被关进监狱时，萨佐诺夫和凯切尔不知出现了什么奇迹，竟然没有遭殃。他们两人住在莫斯科几乎足不离户，讲话很多，但写信很少，我们任何人家中都没有他们的信。我们被送去流放了，萨佐诺夫的母亲却给他弄了一张出国的护照，到了意大利。他的命运从此与我们分开，18也许这就为他奠定了今后生活的基础——他像一颗没有固定轨迹的行星，无声无息地陨落了。
过了一年，他回到了莫斯科，这是上一皇朝最沉闷、最难以忍受的时期之一。他在莫斯科遇到的是死一般的沉寂，到处都找不到一点同情的影子，一句热情的话语。我们还在流放，把过去的生活埋藏在心底，靠回忆和希望打发日子，一边工作，一边熟悉外省粗野的现实生活。
在莫斯科，一切都使萨佐诺夫怀念我们。老朋友中，只有凯切尔一人还在，可是萨佐诺夫拘泥古板，保持着贵族作风，越来越觉得与凯切尔格格不入。我们已经说过，凯切尔是自觉的野人——从文明人中涌现的野人，库珀的拓荒者19，他主张恢复人类的原始状态，粗野是他的原则，不修边幅是他的理论，这个三十五岁的大学生却要扮演席勒式青年的角色。
萨佐诺夫在莫斯科百无聊赖——枯燥的生活弄得他无计可施，他用不着为生活奔波，又没有事情可做。他试图迁居彼得堡，但那更糟；他不能长期这么下去，便远走巴黎，可是并无一定的打算。那个时期，巴黎和法国还对我们保持着自己的全部魅力。我们的旅游者为法国生活金碧辉煌的外表所陶醉，对它粗糙丑陋的方面却一无所知；自由派的言论，贝朗瑞的诗歌，菲利蓬的漫画，一切都使他们兴奋不已。萨佐诺夫也是这样。但是在这里，他也无所事事；就他而言，只是热闹快乐的闲散生活代替了沉闷压抑的生活。在俄国他被缚住了手脚，在这里他却与一切事和一切人都毫不相干。另一种没有目标的、不安而烦躁的漫长岁月，又在巴黎开始了。集中思想，沉浸在内心的活动中，不期待外在的推动力，他做不到这些，因为这不符合他的性格。对科学的纯客观的兴趣，在他身上并不浓厚。他寻找着另一种活动，也准备从事任何工作，但必须是引人注目的，能够立即应用的，具有实际价值，又能在大庭广众中，在朋友的鼓掌和敌人的叫嚷声中付之实现的；找不到这样的工作，他只得沉湎在巴黎的花天酒地中了。
……然而回忆起我们在大学的理想，他的眼睛便会发亮，泪水便会夺眶而出……在他受到损害的自尊心后面还保存着俄国最近会发生革命的信念，他要在这革命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他觉得，他的饮酒作乐只是逢场作戏，是在那个伟大事业到来前的暂时消遣；他相信，总有一天晚上他会从英吉利咖啡馆被叫走，然后前往俄国管理国家……他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焦急地等待着那个时刻，到那时他便得认真参与一切，作出各种决定……
……在巴黎最初的热闹日子之后，更严肃的谈话开始了，这时大家立即发现，我们唱的不是一个调子。萨佐诺夫和巴枯宁表示不满（正如后来维索茨基20和波兰中央委员会21的成员一样），因为我带来的消息大多只与文学界和大学生活有关，与政治关系不大。他们希望我谈的是党派、社会和政府危机（在尼古拉治下！），反政府活动（在1847年！），可我讲的是大学讲台，格拉诺夫斯基的公开学术报告，别林斯基的文章，大学生、甚至中学生的情绪。他们与俄国生活过于疏远了，过于沉醉在“世界革命”和法国问题中了，忘记了在我国《死魂灵》的发表是比任命两个帕斯克维奇22作俄军元帅和两个菲拉列特23作莫斯科都主教更重要的事。他们听不到准确的消息，看不到俄国的书报杂志，对俄国只能从理论上，从回忆中去理解，而回忆，这是经过时间的折射之后难免失真的。
观点上的不同几乎使我们的关系破裂，情况是这样的：在别林斯基离开巴黎前一天晚上24，我们送他回家后，在爱丽舍田园大街上散步。我感到可怕，清楚地看到别林斯基一切都完了，这已是我最后一次与他握手了。这个坚强、热烈的战士已耗尽了自己的精力，在他痛苦忧伤的脸上，死亡烙下了明显的痕迹，表明它即将来临。他的肺病已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可他仍然充满神圣的毅力和神圣的愤怒，依然充满对俄国的痛苦而“凶猛”的爱。眼泪哽在我的咽喉，我长时间默默走着，这时不幸的争论又爆发了，那是已提出过十来次的问题。
“很可惜，”萨佐诺夫开口道，“除了杂志工作，而且是在审查制度束缚下的杂志工作，别林斯基没有从事其他活动。”
“我认为不应该责备他，他已经做得够多了。”我回答。
“以他这样的精力，要是在别的场合从事一些别的活动，他的成就一定会更大……”
我觉得厌恶和痛心。
“那么请问，你们生活在没有检察官的场合，你们也充满对自己的信心，充满精力和才能，你们做了些什么呢？或者正在做什么呢？难道你们以为，整天从巴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与斯卢扎利斯基或者霍特克维奇谈谈波兰和俄国的边界25，便是工作？或者在家里和咖啡馆里高谈阔论，听你们谈话的只是五个什么也不懂的傻瓜，跟你们谈话的也只是五个什么也不懂的傻瓜，这便是工作？”
“等一下，等一下。”萨佐诺夫说，已经很不平静，“你忘记了我们的处境。”
“什么处境？你们在这里住了多年，自由自在，没有压力，不愁衣食，还要怎样？环境是靠人创造的；力量要得到承认，发挥作用，也靠自己。够了，先生们，别林斯基的一篇批评文章对年轻一代的益处，比你们的秘密工作和政治活动大得多。你们是生活在呓语和梦幻中，陷入了永恒的视觉错误，因为你们不愿睁开眼睛看一看……”
我特别生气的是当时评价人物的两种标准，这不仅萨佐诺夫，一般俄国人也这样。他们对本国人的严厉态度，到了法国名流面前便成了崇拜和吹捧。他们听见那些夸夸其谈的勇士说了几句漂亮话，几句空话大话，几句以加速度发表的老生常谈，便佩服得五体投地，这叫我不能不感到恼火。俄国人越是卑躬屈膝，越是脸红，越是企图掩饰那些人的无知（正如宠爱孩子的父母和自尊心极强的丈夫一样），那些人便越是装模作样，越是要在北方的阿纳卡西斯26们面前大摆架子。
早在俄国当大学生时，萨佐诺夫就喜欢身边有一群形形色色的庸人追随他，他们听他谈话，对他唯唯诺诺，到了国外，他的周围仍有一群头脑和身体都不发达的文学园地的流浪汉，在报馆里打短工的落拓文人，捡破烂的小品文作者，例如瘦小的朱尔·维科，半疯的塔迪夫·德·梅洛，无人知晓的伟大诗人布耶；27在这个合唱队里既有托维扬斯基28集团中鼠目寸光的波兰人，也有德国冥顽不灵的无神论者。他怎么不对这些人感到厌烦，这是他的秘密。他来找我时，几乎总要带合唱队中一两个亲信一起来，尽管我对他们毫无兴趣，而且从不掩饰这一点。因此并不奇怪，在马拉斯特和里贝罗尔29，甚至比他们更小的名人面前，萨佐诺夫自己便变成了朱尔·维科。
这一切对于今天访问巴黎的人说来都是不可理解的。然而不应忘记，今天的巴黎已不是真正的巴黎，而是新的巴黎了。
自从巴黎成为一种汇集了全世界精华的城市之后，它主要不再是法国的城市了。从前它包含着整个法国，“除了法国它便什么也没有”；现在这里不仅有整个欧洲，还有两个美洲，它本身占的比重却不多了。它已湮没在“世界大饭店”的称号中，成了东西方客商的中途站，失去了自己的独特面貌，那一度使它赢得了热情的喜爱和强烈的憎恨，无边的尊敬和无穷的反感的面貌。
不言而喻，外国人对新巴黎的态度改变了。驻扎在革命广场军营中的各国军队知道，它们占领的是别国的城市。30现在，各国的旅游者却把巴黎看作自己的城市，他们买下了它，在这儿寻欢作乐，他们完全知道，巴黎需要他们，古代的巴比伦在这儿复活了；它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他们打扮得花枝招展，美轮美奂。
在1847年我还能见到从前的巴黎，然而已经是脉搏加快了的巴黎，贝朗瑞的诗歌成了强弩之末，合唱词“改革万岁！”在不知不觉中换成了“共和万岁”31那时俄国人住在巴黎依然保持着一种永恒的幸运心情，感谢上苍（当然也得感谢按时收到的地租）他们能住在这儿，游览罗亚尔宫，上法国喜剧院。他们公开崇拜社交界五花八门的男女名流——名的医师和舞蹈明星，牙科医生德西拉博和疯子“妈爸”，以及一切文学骗子和政治魔术家。
我憎恨一切不问情由妄自尊大的作风，它在俄国人中十分流行。我发现，这与从前军官和地主横行霸道的行径是一脉相承的，只是穿上了瓦西里岛32的衣衫，按照它的法则行事而已。但不应忘记，在西欧的权威面前低声下气的态度，也来自同样的军营、衙门和仆役房，只是它们是面向老爷、长官和上司的。由于我们除了暴力和它的象征——勋章和官衔，没有任何可以崇拜的事物，我们需要精神的“官级表”33，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我们同胞中的那些优等国民在向什么人顶礼膜拜呀？向维尔德34和卢格这类黑格尔派中最无能的庸人顶礼膜拜。对德国人尚且如此，那么可想而知，在法国人面前，在一些真正优秀的人物面前会怎样了，例如，在皮埃尔·勒鲁面前，或者在乔治·桑本人面前……
我很后悔，起先我也卷进了这中间，认为在咖啡馆里跟《十年》35的历史学家谈几句话，或者在巴枯宁家跟蒲鲁东讲几句话，便提高了身价，获得了一种级别。但是在我身上，偶像崇拜和权威崇拜没有维持多久，很快便遭到了全面的否定。
到达巴黎后过了三个月，我便开始猛烈攻击这种尊卑观念，而关于别林斯基的争论正发生在我的否定达到最高峰时。巴枯宁一向心地宽厚，一半赞同我的话，不免哈哈大笑，但萨佐诺夫却大为生气，认为我对实际政治问题一窍不通。但不久我就使他有些相信了这一点。
二月革命在他看来是全面的胜利，他所认识的一些报馆文人担任了政府要职，王位摇摇欲坠，得靠诗人和医生支持了。德国王公们向昨天受到他们迫害的新闻记者和教授请求指教和帮助。自由主义者教导他们怎样把窄小的王冠牢牢戴在头上，免得给起义的狂风吹走。萨佐诺夫接连不断写信到罗马，要我回家，即回巴黎，回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共和国。
从意大利回来后，我发现萨佐诺夫心事重重。巴枯宁不在，他已去发动西欧的斯拉夫人了。
“难道你没有看到，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萨佐诺夫一见面便这么说。
“这是什么意思？”
“俄国政府已走投无路。”
“何以见得，难道在彼得保罗要塞宣布成立共和国了吗？”
“让我们统一一下认识，我并不认为，我们明天便会出现2月24日。但是舆论，但是自由思潮的风起云涌，四分五裂的奥地利，普鲁士的准备制订宪法，迫使冬宫周围的人不得不想一想了。颁布一部宪法，一部类似大宪章的东西，这是最低限度要做的事，嗯，既然这样，”他露出得意扬扬的神气又道，“那就必须成立一个开明的、有文化的、能够用现代语言讲话的内阁。你没有想到这一点吗？”
“没有。”
“傻瓜！他们到哪儿去找学识渊博的内阁官员呢？”
“只要肯找，还怕找不到吗？但我觉得，他们还不想找。”
“怀疑主义现在不合适了，历史即将作出决定，一切非常快。想想吧，政府不得不求助于我们了。”
我望着他，想知道他这是讲笑话不是。他的表情是认真的，脸色有些发红，显得十分激动。
“果真是向我们求助吗？”
“对，不是向我们本人，便是向我们圈子里的人，这都一样。你不妨再想一想，他们还能向什么人争取援助？”
“你打算管哪一个部呢？”
“别开玩笑。我们的不幸就在于我们不善于利用时机，又不能使人重视我们的价值。你总是想那些文章，文章是好事，但现在时势不同了，当权一天比写一本书更重要。”
萨佐诺夫对我的不切实际，未免觉得可怜，但终于找到了一些不像我那么怀疑，相信他入阁办事的日子已为期不远的人们。1848年末，两三个德国流亡者经常参加萨佐诺夫在家中举办的不大的晚会。其中一个是奥地利中尉36，曾在梅森豪泽37手下当过参谋长。一天半夜两点钟，天下着倾盆大雨，这位军官还冒雨来找我，他想起从布朗什街到拉丁区实在不近，不禁有些抱怨自己的命运。
“您为什么在这种天气还非得跑这么远的路到这儿来不可？”
“当然，不是不得不跑，但您知道，要是我不来，萨佐诺夫先生便会生气，可我觉得，我们必须与他保持良好的关系。您比我知道得更清楚，他的才能和智慧……加上他在他这一派中占据的地位，俄国一旦爆发革命，他的前途是未可限量的……”
第二天我对萨佐诺夫说道：“萨佐诺夫，你算是找到了阿基米德的杠杆，有个人相信你将来能当部长呢，这个人就是中尉某某人。”
时间过去了，俄国没有发生革命，也没人派使者来找我们。骇人听闻的六月事件也过去了；萨佐诺夫在着手写一篇“社论”——不是为报纸写的，是为时代写的。他写了很久，大声朗读一些片断，修修改改，直到冬天才大致完成。他觉得他必须“向俄国阐明最近的这次革命”。他开头这么说：“不要期待我给你们描绘事实，别人在这方面会比我做得更好。我要向你们讲的是引起这次革命的思想和观念。”他嫌平凡的工作不够劲，每逢提起笔来，他总想讲些不同寻常的惊人之论——恰达耶夫的《书简》始终在他头脑里回旋。文章寄到了彼得堡，在朋友中间流传，但是没使任何人留下丝毫印象。
1848年夏季，萨佐诺夫组织了一个国际俱乐部。他把自己的塔迪夫们、德国人和斯拉夫救世主义者，都拉进了这个组织。他穿了藏青燕尾服，容光焕发，在空荡荡的大厅里踱来踱去，然后对着五六个人为国际俱乐部致了开幕词，其中一个便是我，但我只是作为来宾参加的；讲台上还有几个人，那是它的干事会。萨佐诺夫之后，一个蓬头散发、好像还没睡醒的人朗诵了一篇献给俱乐部的诗，这人便是塔迪夫·德·梅洛。
萨佐诺夫皱起了眉头，但制止诗人已为时太晚。
沃尔采尔，萨佐诺夫，戈雷斯基，德尔·巴尔佐，列奥纳德38和你们所有的人……
塔迪夫·德·梅洛声嘶力竭地叫喊着，没有发现人们的笑声。
第二天或第三天，萨佐诺夫给我送来了一千份成立俱乐部的宗旨，这件事从此再没有下文。后来我听说，一位全人类的代表（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代表西班牙发言，把执行权说成绞刑架39，还以为这是法文的人）在英国犯了伪造文件罪被判了苦役，差点真的上了绞刑架。
部长没有当成，俱乐部又不了了之以后，萨佐诺夫便想当一名新闻记者，这虽然不算体面，但实际得多。当以密茨凯维奇为首的《民族论坛》创办时，萨佐诺夫在编辑部担任了一个重要职务，写了两三篇很好的文章……然后沉默了；没到《论坛》垮台的一天，即1849年6月13日，他已经跟所有的人吵过架。他对一切都不满意，认为不够，觉得自己在那里工作是大材小用，他感到委屈，从来不肯善始善终做完一件工作，总是半途而废。
1849年，我向蒲鲁东建议，把《人民之声报》的国际版交给萨佐诺夫。他懂得四种语言和欧洲各国的文学、政治和历史，加上他对各派力量的广泛了解，他可以把报纸的这一版办得十分出色，让法国人耳目一新。蒲鲁东并不过问国外新闻的内部事务，它由我负责，但我在日内瓦，对它无能为力。过了一个月，萨佐诺夫把编辑工作移交给了霍耶茨基，与报纸断绝了关系。他写信到日内瓦对我说：“我深深敬重蒲鲁东，但他和我这样两个人无法在一家报社内共事。”
过了一年，萨佐诺夫参加了复刊的《改革报》，那时它已由马志尼派接办。编辑工作主要由拉梅内40负责。这里也容不得两个伟大人物共事。萨佐诺夫干了三个来月便脱离了《改革报》。他与蒲鲁东幸好是客客气气分手的，与拉梅内却争得面红耳赤。萨佐诺夫责备老头子小气，舍不得在编辑部花钱。拉梅内想起自己青年时期作为教权派报人的习惯，只得诉诸西欧人士采用的最后论据，对萨佐诺夫提出了一个疑问：“他会不会是俄国政府的间谍？”
我最后一次见到萨佐诺夫是1851年在瑞士。他被法国驱逐之后住在日内瓦。这是最阴暗、最沉闷的时期，粗暴的反动势力到处嚣张一时。萨佐诺夫对法国的信心动摇了，也不再相信彼得堡的政府最近可能改组。无所事事的生活使他心乱如麻，十分厌烦，工作又不顺手；他什么都干，又没有耐心，整天生气和喝酒。何况生活中还有许多不如意的琐事，与债主的不断争执，张罗金钱，生就的善于挥霍、不善于安排的天性，这一切弄得他终日牢骚满腹，郁郁不乐，连喝酒也不再像平时那么无忧无虑，成了只是过去灯红酒绿生活留下的一种习惯。
不妨顺便谈一下他的家庭生活，因为它也日复一日地走上了纵酒作乐的错误道路，而且带有他自己的鲜明特色。
萨佐诺夫到了巴黎不久，便遇到了一位富孀，他们的结合使他越发沉湎在奢华的生活中。后来她去了俄国，把教育女儿的责任和大量的钱都托付给了他。但是寡妇还没抵达彼得堡，另一个肥胖的意大利女人已代替了她的位置，这女人嗓音之响，可以使耶利哥的城墙再一次倒塌41。
过了两三年，寡妇突然想起了丈夫和女儿，出其不意地回来了。意大利女人使她吃了一惊。
“这是什么人？”她问，从头到脚打量着那个女人。
“莉莉的保姆，人很好。”
“可是她这样的嗓子，怎么教孩子讲法语？……这太糟了，我宁可雇个法国女人，你把这个人打发走……”
“但是，亲爱的……”
“但是，亲爱的……”于是寡妇带走了女儿。
这不仅是感情的危机，也造成了经济危机。萨佐诺夫根本不穷，他的姐妹们每年从庄园的收入中寄给他二万法郎，但是他挥霍无度，直到现在还不打算撙节开支，只是拼命借债。他东也借，西也借，尽量向俄国的姐妹们索讨；无论是朋友还是敌人的钱他都要，还向放高利贷的，向俄国和非俄国的傻瓜们借债……他用这种办法挪东补西，维持了好久，但最后还是像我指出过的那样弄得山穷水尽，进了克利希监狱。
在这段时间里，他的姐夫死了。但听到他进了监狱，两个姐妹赶紧来搭救他。事情总是这样，她们对尼古连卡的生活方式一无所知。两姐妹一向把他看得很了不起，认为他是天才，焦急地等待着他脱颖而出，成为名人呢。
但等待她们的是各种失望，正因为出乎意外，它们更显得奇怪。第二天早上，她们带着萨佐诺夫的朋友霍特克维奇伯爵前往狱中赎他出狱，要让他大吃一惊。霍特克维奇把她们留在马车上便走了，答应过一会儿带她们的兄弟出来。过了一小时又一小时，尼古连卡没有出现……两个女人坐在出租马车里等得很不耐烦，心想手续一定很烦琐……最后霍特克维奇独自跑来了，他满脸通红，嘴里一股浓重的酒气。他告诉她们，萨佐诺夫马上就到，他得先跟难友们告别，请他们喝点酒，吃点东西，这是规矩。这有些刺痛了两位女旅客的温柔的心……但是……但是就在这时，又胖又结实的尼古连卡满头大汗扑进了她们的怀抱，于是她们顿时高兴了，满意了，与他一起回去了。
她们听到过一些风声……有些知道那个意大利女人……热情的意大利姑娘抵挡不住北国的天才，来自冰天雪地的天才也抵挡不住南国的美好嗓音和火一般的眼眸……她们红着脸，羞答答地表达了要认识她的胆怯愿望。他满口答应以后便回家了。过了两天，姐妹俩突然造访，想再一次让兄弟大吃一惊，但这一次比第一次更糟。
上午十一点钟，气候炎热，姐妹俩坐了车去探望弗兰采斯卡·达·里米尼，看看她和尼古连卡的生活情况。妹妹推开门便愣住了……小小的会客室铺满了地毯，萨佐诺夫穿一身睡衣，随随便便坐在地上，他的旁边便是那位胖太太，几乎只穿了一件薄纱衫。太太使出了意大利人的全部肺活量哈哈大笑……正在听尼古连卡讲故事。他们旁边放着一桶冰，冰里是一瓶稍稍倾斜的香槟酒。
我不知道以后怎么样，但这幕戏的效果却是强烈而持久的。妹妹来找我，与我商量这件事，一边讲一边抽搐，流眼泪。我安慰她说，出狱后最初几天的生活是不会正常的。
这以后便是枯燥的搬家——换一所小一些的住宅……他本来有一个听差，这人的专长就是能打硬得刺不破的缎子领结，用钻石别针把它别住；现在这个听差被辞退了，接着那枚别针也出现在一家店铺的橱窗中了。
这样又过了大约五年。萨佐诺夫从瑞士回到巴黎，然后又从巴黎去了瑞士。为了摆脱那个意大利胖女人，他发明了一个别出心裁的办法——与她结婚之后又离婚。
我们中间产生了嫌隙。在我非常重视的一件事上他没有坦率地对待我。我不能对此毫不理会。
就在这时，俄国开始了新的时期42，萨佐诺夫又变得活跃了，写了一些不太成功的文章，打算回国，但终于没有回去43，最后离开了巴黎。后来我很久没有听到他的消息。
……不久前一个刚从瑞士来到伦敦的俄国人突然对我说：
“我离开日内瓦的前夕，您的一位老朋友安葬了。”
“这是谁？”
“萨佐诺夫，您想，参加葬礼的没一个是俄国人。”
我的心怦地一跳——似乎为我很久没去看他感到有些后悔……
（写于1863年）
二 恩格尔松夫妇
他们俩都死了。他至多三十五岁，她比他更年轻。
他是大约十年前在泽西岛去世的，送葬的有他的遗孀和一个孩子，还有一个身体结实、头发蓬乱的老人，他面貌粗犷，浓眉大眼，脸上流露出一种天才与疯癫、狂热与讥讽互相混杂的神气，像旧约时代愤世嫉俗的先知和1793年的雅各宾党人。这老人便是皮埃尔·勒鲁。
她是1865年初在西班牙去世的。我在几个月后才听到她的死讯。
现在孩子在哪里，我不知道。
我所谈到的这个人一度对我是亲密的，重要的，他是我蒙受深深的创伤时第一个给我包扎伤口的人，是我的弟兄和护士。她也许不明白自己在做什么，使他疏远了我。他成了我的敌人……
她的死讯又把他们带回了我的脑海中……
我拿起1859年写的那份关于他们的原稿，把它重读了一遍，作为对逝去者的悼念。
我考虑了好久，要不要发表它，不久前才决定要。我的意图是纯洁的，叙述是真实的。我不想把谴责掷向他们的坟墓，只是想与读者一起，根据这些新的例证，再次考察一下尼古拉皇朝最后一代被摧残的人的复杂而痛苦的命运。
1865年12月31日于布瓦西埃堡44
1
1850年末，一个俄国人带着妻子来到了尼斯。在散步时，人们把他们指给我看。两人属于等待局势好转的人；他瘦瘦的，脸色苍白，带有肺痨病患者的神气，头发淡黄而有些发红；她，美好的容貌早已憔悴，显得筋疲力尽，心灰意懒，过早衰老了。
有个医生住在一位俄国夫人家中，他告诉我，那个淡黄头发的先生是皇村学校的学生，正在读《来自彼岸》，他在彼得拉舍夫斯基事件45中受到了牵连，因此很希望认识我。我回答说，凡是正直的俄国人，我都欢迎，尤其是皇村学校的学生，何况他与彼得拉舍夫斯基事件有关，这件事我虽然不清楚，但对我说来，它是鸽子衔回挪亚方舟的一片橄榄叶子。46
几天过去了，我没有看到医生，也没有看到新来的俄国人。一天晚上九点多钟，仆人突然拿了一张名片进来，这是他。我正与卡尔·福格特坐在餐厅里，我吩咐请客人到楼上的会客室等我，接着便在别人之先到了那儿。我看到他脸色苍白，身子有些哆嗦，像正在发烧似的。他几乎说不出自己的姓，等平静一些以后，立即从椅上一跃而起，扑到我的身上，与我亲吻，在我还没来得及这么做以前，便对我说道：“那么我终于见到您了！”接着马上吻我的手。我赶紧说：“您这是怎么啦？快别这样！”但这时他已失声痛哭。
我望着他有些困惑，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拘形迹，或者干脆是精神失常？
他一边道歉，拼命向我讲颂扬的话，一边用急促的语调和强烈的表情对我说，我挽救过他的性命，事情原来是这样。他为了一点小事被皇村学校开除之后，在彼得堡度日如年，非常伤心，又非常讨厌他不得不担任的职务；不论是自己还是时局，他都看不到一点出路，因此决定服毒自杀。在实行这个计划前几个小时，他漫无目的地在街上溜达，走进伊士勒47的店里，拿起了这一期的《祖国纪事》，上面登载着我的文章《由一出戏想起的》。他读着读着便被它吸引住了，心情轻松了一些，开始对自己向忧郁和绝望屈服感到羞愧，因为社会上有这么多的问题正从四面八方召唤着年轻的、坚强有力的人们。这样，恩格尔松没有服下毒药，却叫了半瓶马德拉酒，把文章又读了一遍。从这时起，他便成了我的一位热烈的崇拜者。
他坐到了深夜才走，要求允许他不久再来看我。他的言语杂乱无章，中间还穿插了一些离题的话和小故事，但是从这一切中可以看到，他头脑十分清楚，思路敏捷，尤其明显的是他的思想活动千头万绪，因而往往使他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从伤心欲绝和悲观失望的愤懑变为冷嘲热讽，从流泪变为假笑。
他留给了我一个奇怪的印象。起先我不相信他，后来对他感到厌倦——他使一个人的神经有些受不了。但是我逐渐习惯了他那种古怪的举止，也有些喜欢他与众不同的脸色了，因为它与西欧大部分人单调乏味、千篇一律的表情不同。
恩格尔松读书很多，也学了不少东西，他是语言学家，也是语文学家，但对一切都注入了我们所熟悉的怀疑精神，它所留下的痛苦也使他付出了不少代价。如果在从前，大家会认为他是一个书呆子。过度兴奋的内心活动使他虚弱的体质承受不了。他用酒克服疲劳，提高精神，这又使他的幻想和思维变成了熊熊燃烧的烈焰，欲罢不能，迅速损坏了他多病的身体。
没有规律的生活和酒，头脑经常处在烦躁不安的活跃状态，思考的问题那么多又那么毫无结果，找不到可以做的事，有时热情洋溢，有时又冷若冰霜——这一切尽管与我们从前莫斯科的方式存在着巨大差别，还是令我生动地想起那些日子。我不仅仅听到了亲切的语言，也感受到了亲切的思想。他是1848年后彼得堡恐怖统治的见证人，也了解文学界的状况。当时我完全切断了与俄国的联系，我贪婪地听着他讲的一切。
我们渐渐经常见面，后来甚至每晚见面。
他的妻子也是个奇怪的东西。她的容貌本来很漂亮，可是神经痛和内心的紧张不安使她变得丑陋了。她是俄国化的挪威人，讲俄语带一点特殊的口音，但并不难听。一般说来她比他更沉默，更内向。他们的家庭生活并不愉快；不知为什么，他们总有一种无名的恐惧感，神经紧张，似乎生活中缺少了什么，又似乎多了点什么，这是他们经常感觉到的，尽管看不见，但像空气中的电一样总在威胁着他们。
他们在旅馆里借一间大房间，这既是卧室也是起居室，我到那里找他们，常常发现他们神色十分沮丧。她坐在一个墙角，眼睛哭肿了，没一点精神；他坐在另一个墙角，脸色死一般苍白，嘴唇毫无血色，露出迷惘的眼神，一言不发……他们有时会接连几个小时，甚至整天这么坐着，可是离这里几步路便是蓝色的地中海，便是一片酸橙树林，那里有着一切引人入胜的东西——那蓝宝石似的天空，那明朗、热闹、欢乐的南国生活。应该说他们没有争吵，因为他们之间不存在嫉妒和隔膜，也没有可以争吵的理由……他会突然站起身来走到她面前，跪在地上，有时还抽抽搭搭地反复叨咕：“我害了你，我的孩子，害了你！”她也哭个不住，相信他害了她。她常对我说：“什么时候我才能终于死去，让他一个人自由自在呢？”
这一切对我都是新鲜的，我那么同情他们，几乎想与他们一起啼泣，但大多只是对他们说：“好啦，好啦，你们根本不是这么不幸，也不这么愚蠢，你们两个都是优秀的人；我们去划船，让忧郁消失在蓝色的海洋中吧。”我有时能这么做，把他们带出他们的小天地。但到了夜间，忧郁症重又发作……他们好像在彼此怄气似的闷闷不乐，一言不发，一句无关紧要的话便会引起争执，从心底重又唤起某种敌意。
有时我觉得，他们要不断刺激自己的伤口，似乎是因为他们能从这疼痛中得到一种乐趣，一种快感，他们需要互相折磨，正如人们需要伏特加或酸辣菜一样。不幸的是两人的身体开始显著衰弱了，他们会迅速地走进疯人院或者坟墓。
她不是天生缺乏才能，只是没有得到充分培养，又遭受了过多的损害；她的个性比他的复杂得多，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坚韧得多，刚强得多。此外，她缺乏统一和彻底的意志，那种不幸的始终如一的精神，可是他，哪怕在极端对立的状况下，在无法调和的矛盾中，依然保持着这种精神。在她身上，一方面是绝望，是但求快死，是动不动伤心啼哭的习惯，另一方面又渴望得到世俗的欢乐，内心隐藏着女性的娇气，爱好衣饰和奢侈品，她只是违背自己的愿望在勉强克制而已。她平时还是注重衣着，讲究仪表的。
她希望按照当时的观念成为一个自由的女性，一个精神上担负着重重苦难的独特女性，像乔治·桑的女主人公那样的人物……但是习惯的传统的生活像一股巨大的力量，总是把她拉向相反的方面。
那构成恩格尔松的诗意气质，抵消他各种缺点的东西，那成为他本人的出路的东西，在她看来是不可理解的。她无法追随他奔驰的思想，不能像他那样从绝望一变而为嘲弄和大笑，从坦率的微笑一变而为公开的痛哭。她跟不上他，找不到联系，感到困惑……她无从理解他忧郁的思维活动中那些漫画般的表现。
恩格尔松在嬉笑怒骂中说尽了大量俏皮话和双关语以后，会越来越兴奋，马上进行即兴表演，弄得哄堂大笑；她却大为恼火，认为“他在外人面前的不体面行为”使她丢了脸。他通常会看出这一点，但兴致一来便很难适可而止，反而变本加厉逗人发笑，事后脸色涨得红通通的，流满了汗，迈着华尔兹舞步走到她跟前问道：“但是我的天，亚历山德拉·赫里斯季安诺夫娜，这一切难道不合适吗？”她哭得更伤心了，于是他蓦地变得既忧郁又痛苦，一杯接一杯地喝白兰地，然后回家，或者干脆倒在沙发上睡着了。
第二天我只得给他们打圆场，进行调停……于是他便殷勤体贴地吻她的手，一边逗乐一边请求她宽恕他的过错，有时连她也忍俊不禁，跟我们一起笑了起来。
应该解释一下，把可怜的亚历山德拉·赫里斯季安诺夫娜弄得这么伤心的那些表演，究竟是些什么。恩格尔松的喜剧天才是无可怀疑的，巨大的，那辛辣的程度连莱瓦索48也从未达到过，只有格拉索49最优异的表演，或者戈尔布诺夫50的某些故事朗诵才能相比。而且他的表演一半都是即兴式的，他总是按照一定的格式，随时补充和改变它的内容。假如他指望发展这方面的才能，让它获得正规的训练，他一定可以在当代的讽刺喜剧演员中占据一席显著的位置，但是恩格尔松从不想发展这方面的天赋，也不想培养它。他的天才的幼苗像野草一样富有生机，然而在他无法安定的心灵中夭折了——家庭琐事剥夺了他一半时间，而他的兴趣如此广泛，从语文学和化学，到政治经济学和哲学，他什么都想染指。从这个意义上说，恩格尔松是纯粹的俄国人，尽管他的父亲出生在芬兰人家庭中。
他扮演世上的一切——官僚和地主，神父和警官，但表演得最好的还是关于尼古拉一世的一切，他深深地、真心实意地、毫不妥协地憎恨他。他模仿拿破仑，拿了一把椅子骑在上面，神气活现地向列队恭候的军队走去……周围的肩章、头盔、军帽都在发抖……这是尼古拉检阅军队；他突然生气了，掉转马头，对着司令官嚷了一声：“真糟糕”，司令官诚惶诚恐地听着，目送尼古拉走远后，便压低嗓音，气得喘吁吁地向师长说道：“阁下，您大概以为您是在干别的事，不是在给皇上当差，这个师真不像话，您那些团长，嘿，等着吧，我得给他们一点厉害看看！”
师长的脸越涨越红，朝着遇到的第一个团长大发脾气，这样一级级骂下去，皇帝一声“真糟糕”便以几乎难以觉察的准确无误的变调传达到了骑兵司务长，骑兵队长对他已不是训斥，而是泼妇的骂街了，至于司务长，他便不是用言语，而是用军刀刀柄朝着什么也没干的士兵的腰眼猛打了。
恩格尔松表演得惟妙惟肖，不仅把每一级官员的特征，还把骑兵的姿势，他们气呼呼地拉住马缰绳对不肯站稳的马生气的样子，都表现了出来。
另一种表演带有比较和平的性质。尼古拉皇帝在跳法国的瓜德利尔舞51，他的对面是一个外国的外交官，一边是一位将军，另一边是一位大臣。这可以算得一幅完美无缺的杰作。这场表演，我们中间得有一个人给恩格尔松当女舞伴。但表演的中心是尼古拉——一个统治着瓜德利尔舞的专制君主，他的每一个舞步都是为了表现他的坚定意志，每一个动作都是为了表现他的高贵气质；尽管他用仁慈的、温情脉脉的眼睛瞧着女舞伴，这目光却既是对将军的命令，又是对大臣的指示。用言语传达这一切是不可能的。将军挺直身子，胳臂微微弯曲，全神贯注地追随着皇帝的舞步，每个舞式都循规蹈矩，每个节拍都一丝不苟；大臣则心慌意乱，吓得两腿瑟瑟发抖，虽然满脸含笑，眼睛里却几乎噙着泪水。这场表演使从未见过尼古拉的人也不能不完全相信，皇帝的瓜德利尔舞实在是对人的刑罚，与最高统治者面对面跳舞更是危险万分。我忘记说，只有外交官依然装出训练有素的轻松姿态和镇静自若的优美步子，掩盖着内心的惶恐，其实哪怕最勇敢的人也难免感到，仿佛他是衔着点燃的雪茄在火药桶旁边跳舞。
恩格尔松的滑稽表演和装疯卖傻，弄得他的妻子很不高兴，尽管这样，不能说她自己就成熟一些，老练一些，完全相反，她头脑里也混乱不堪，破坏了一切和谐与统一，使她变得难以捉摸。在她那里，我第一次发现，与一个女人争论是很难靠说理取胜的，尤其当争论涉及实际事务时。恩格尔松的不协调举动，使人想起火灾之后，殡葬之后，也许还有犯罪之后的精神错乱；而她使人想起的是一间杂乱无章的房间，在那里一切都丢得乱七八糟——孩子的洋娃娃，结婚礼服，祈祷书，乔治·桑的小说，拖鞋，花，盘子，什么都有。她那些不明不白的思想，残缺不全的信念，那种既想得到不可能得到的自由，又无法摆脱习惯势力的外在束缚的作风，使人想起八岁的孩子、十八岁的小姑娘和八十岁的老太太。好几次我与她当面谈过这一点。奇怪的是，甚至她的脸也有些未老先衰，好像由于掉了一部分牙齿，脸颊塌陷了，但脸上仍保持着一些孩子的表情。
她内心的混乱完全应该归罪于恩格尔松。
他的妻子是一个给母亲当作心肝宝贝宠坏了的孩子，到了十八岁，一个出身瑞典人的萎靡不振的老官僚便来向她求婚。正好这时她在生母亲的气，耍孩子脾气，于是马上答应了。她想有一个自己的家，自己做主妇。
当自由自在、穿着漂亮衣服接待宾客的蜜月过去之后，新娘开始感到了无法忍受的厌烦，尽管丈夫小心翼翼，对她相敬如宾，带她上戏院，为她举行晚会，她还是讨厌他，这样勉强过了三四年，终于一赌气跑回了娘家。他们离婚了。母亲死了，她剩了一个人；愚昧的婚姻，内心的空虚和饥渴，闲散的头脑，使她闷闷不乐，过早地损害了她的健康，她变得痛苦，失望。
这时恩格尔松刚被皇村学校开除。他神经过敏，喜怒无常，迫切希望得到爱情，对自己怀着近乎病态的不信任，虚荣心又折磨着他……他认识了她，那时母亲还在世，她死后，他们逐渐接近了。如果他不爱上她，那才奇怪呢。不论能不能永久爱她，他反正总会热烈地爱上她。这是必然的……因为不论她是不是寡妇，有没有出嫁过，反正她是一个没有丈夫的女人，何况她当时很苦闷，因为她爱上了另一个人，这爱情却使她很伤心。这另一个人是个精力饱满的年轻人，军官和文学家，但又是不顾死活的赌徒。他们为这疯狂的嗜好发生了争吵，后来他开枪自杀了。
恩格尔松没有离开她，他安慰她，逗她发笑，关心她。这是他的初恋，也是最后一次。她想学习，如果不进学校能够增加知识，自然更好，于是他自告奋勇当了她的导师——她希望读书。
恩格尔松给她的第一本书是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他让自己当了讲解员。基督教教育原来给他的爱洛伊丝52穿上了一双中国鞋，她无法用它走路，必须靠一只小板凳保持身体的平衡，现在他便开始每天从她的脚下抽掉这张小板凳了……
歌德说过，没有坚定的思想，摆脱传统的道德从来不会导致好结果。确实，唯独理性才有权取代责任的宗教。
一个女人在传统观念的催眠曲下呼呼大睡，精神上从未产生过危机，她所向往的无非是受过一点基督教影响、带有一点浪漫主义情调、具备一点道德观念的宗法制心灵所向往的一切，现在恩格尔松却想一下子把她改造过来，他用的方法是英国保姆的办法：孩子喊肚子痛，她们便往他嘴里灌一杯烧酒。在她不成熟的、幼稚的观念中，他注入了腐蚀性的酵素，可这种酵素是连男人也大多消化不了的，他自己也消化不了，只是对它有所理解而已。
一切道德观念，一切宗教信仰均被推翻之后，她变得惊慌失措，可是从恩格尔松身上她能找到的只是怀疑，只是对旧事物的否定，只是讽刺，于是她失去了最后的罗盘，最后的船舵，像一叶扁舟在大海中航行，找不到方向，只得随着水波任意漂流。正如摆锤要靠对称的叶片保持平衡一样，生活本身是靠互相排斥、又互相制约的荒谬观念维持平衡的，现在对她说来，这种平衡被破坏了。
她疯狂地读书，不管了解不了解，于是保姆的哲学与黑格尔的哲学，家政的陈旧经济观念与感伤的社会主义思想混合到了一起。
经过长时间的斗争，恩格尔松鼓足勇气对她说道：
“您想出外旅行，您一个人怎么成呢？……您会遇到许多困难，没有朋友，没有合法的保护人，您会毫无办法。您知道，我愿意把我的一生献给您……答应嫁给我吧，我会关心您，安慰您，保护您……我可以做您的母亲，您的父亲，您的保姆和丈夫，但必须合法才成。我可以与您在一起，在您的身边……”
不满三十岁的热恋的情人大多是这么说的。她感动了，无条件接受了他做丈夫。过了一段时间，他们便到了国外。
我的两个新朋友的过去便是这样。恩格尔松告诉我这一切时痛苦地抱怨道，这婚姻葬送了他们两人；我也看到，他们是作茧自缚，陷入了自己烧旺的精神火坑中，正在忍受煎熬；我相信，他们的不幸来自他们以前过于缺乏相互的了解，现在又过于接近，过于强调个人的抒情因素，认为它便是整个生活，过于相信他们是丈夫和妻子。如果他们能够分手……各人便可以在自由的空气中呼吸，可以得到平静，说不定还可以重新焕发青春。时间将会证明，他们彼此是不是真的这么不可缺少，不论怎样，不能让热病继续发展，免得引起灾祸。我没有向恩格尔松隐瞒我的意见；他表示同意，但这一切只是幻影，事实上他没有勇气离开她，她也没有勇气独自出海……他们的内心是希望永远不必作出这些决定，不必把它们付诸实行。
我的看法过于单纯和强烈，对这些复杂的病理现象，这种不正常的神经，很难发生效果。
2
恩格尔松这种类型的人，当时对我还是相当新鲜的。在40年代初，我看到的只是这个类型的萌芽状态。它是在别林斯基一生的事业即将结束的时期，在彼得堡发展起来的，也即在我之后，在车尔尼雪夫斯基出现之前形成的。这类人包括彼得拉舍夫斯基的小组和它的朋友们。他们年轻，才华横溢，非常聪明，也非常有教养，然而神经质，带些病态，是畸形的产物。他们中间没有自吹自擂的庸才，没有文句不通的作家（那完全是另一个时代的现象），但他们是受损害、受摧残的一代。
彼得拉舍夫斯基派热烈而勇敢地展开活动，以《外来语辞典》53一书震惊了整个俄国。他们作为40年代紧张的精神活动的继承人，直接从德国哲学走向了傅立叶的法伦斯泰尔，或者成为康德的追随者。
他们的周围尽是浑浑噩噩的芸芸众生，因此从跨出校门的一天起，他们便意识到了自己的优越性，以受到警察的注意为荣，然而他们过高评价了自己否定的成绩，或者不如说他们可能取得的成绩。从这里便产生了过度膨胀的自尊心。这不是那种健康的、朝气蓬勃的自尊心，那种适合于憧憬着远大前途的年轻人或者年富力强、精神饱满的成年人的自尊心，也不是在过去的时代里曾促使人们完成英勇的奇迹，为了获得荣誉而不怕铁链，视死如归的那种自尊心，相反，这是一种病态的自尊心，它的好大喜功只能对任何事业造成危害，它既愤世嫉俗，牢骚满腹，狂妄自大，同时又缺乏自信力。
在他们的抱负和别人对他们的评价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社会不能接受他们对未来的许诺，必须他们作出了成绩才能承认他们。工作和毅力都是他们所缺乏的，他们的力量在于理解和掌握别人取得的成果。他们想靠播种的意愿得到收获，想靠他们储备充足的粮仓得到桂冠。他们不能忍受“社会不予承认的耻辱”，这使他们对别人也不公正，他们为此感到失望，以致玩世不恭。
通过恩格尔松我看到了这一代和我们一代的差别。后来我遇到过许多人，他们不这么有才能，也不这么有教养，但他们的整个身心同样表现出明显的病态的畸形特征。
尼古拉皇朝的骇人罪恶之一，便是从精神上扼杀了这新生的一代，从心灵上摧残了这些孩子。值得惊讶的是那些强壮的力量，尽管受尽折磨，还是活了下来。谁不知道士官武备学堂的教师收到的著名指示？54皇村学校的情况略好一些，但到了后期，尼古拉的憎恨也降临到了它的身上。全部官方教育只是在于灌输盲目服从的宗教，它的报酬便是进政府当官。年轻人的感情本来光芒四射，现在却被粗暴地压抑在内心，代替它的只是对功名利禄的向往，互相嫉妒和争权夺利的欲望。没有被扼杀的，变成了病态和反常的发展……在这些人身上，除了炽烈的自尊心，还出现了意志消沉，缺乏信心，对工作的厌倦情绪。年轻人不到二十岁就成了忧郁症患者，疑虑重重，心力交瘁。他们全都热衷于自我反省，自我分析，自我谴责，一丝不苟地检查自己的心理现象，喜欢作没完没了的自白，谈论一生中神经失常的事件。后来向我作忏悔式自白的往往不仅有男人，还有属于同一类型的女人。我怀着同情对待他们的悔过和自我鞭挞心理，这种心理使他们甚至不惜诬陷自己，以致我终于相信，这一切只是自尊心的另一表现形式。只要不采取反对或同情的态度，而是同意悔改者的话，便会发现这些女性和男性的抹大拉55多么容易恼羞成怒，报复心理多么强烈。在他们面前，你就像基督教的神父在尘世的当权者面前一样，对他们的忏悔你只有庄严地赦免罪孽和保持沉默的权利。
这些神经质的人牢骚满腹；哪怕轻轻碰一下他们，他们也会像含羞草一样产生反应，马上发出不可理喻的尖刻语言。一般说来，当题问涉及报复时，说话是没有节制的——不够文雅的骇人谈吐表现了对别人的深刻鄙薄，也表现了对自己出言不逊的宽容态度。这种不受约束的作风来自地主家庭、衙门和兵营，但它怎么会越过我们这一代，在新的一代中得到保存和发展的呢？这是一个心理课题。
在从前的小组里，大学生们常常大声争吵，辩论得面红耳赤，声嘶力竭，然而即使在最激烈的咒骂中，有些东西还是不受侵犯的……但对于我们这些神经质的朋友（恩格尔松的一代）这个禁区是不存在的，他们认为不必约束自己；为了一时的意气用事和报复需要，为了在争吵中占据上风，可以不顾一切；我常常怀着惶恐和惊异看到，从恩格尔松起，这些人毫不吝惜地把最珍贵的珠宝扔进苛性溶液中，事后又伤心啼哭。随着神经质情绪的逆转，他们便开始后悔，向被咒骂的偶像祈求宽恕。他们满不在乎，往平常喝酒的杯子里倒污水。
他们的悔恨是真诚的，但不能防止反复。减少轮子震动、起调节作用的弹簧在他们身上断了，轮子以十倍的速度旋转，可是什么效果也没有，只是损坏机器；和谐的行动破坏了，文雅的举止消灭了——与他们无法一起生活，他们自己也无法生活。
幸福不是为他们存在的，他们也不善于保护它。在生活中，他们的讽刺造成的破坏和危害，不输于德国人那种甜得腻人的感伤情调。奇怪的是这些人却如饥似渴地要求别人爱他们，想得到生活的乐趣；他们刚把酒杯举到嘴边，一个恶毒的精灵便把他们的手一推，酒泼到了地上，酒杯也随着这股怒气掉进了污泥中。
3
恩格尔松夫妇不久去了罗马和那不勒斯，他们打算在那里待六个月，可是过了六周便回来了。他们什么也没有看到，只是百无聊赖地在意大利转悠，在罗马他们觉得痛苦，在那不勒斯他们觉得烦恼，终于决定还是回尼斯的好。他从热那亚写信给我道：“我得来找您医病。”
在外出期间，他们的阴暗心情增长了。除了神经活动失常，还出现了口角，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性质也在恶化。恩格尔松的错误在于言语不知检点，态度过于生硬，但引起争执的往往是她，而且是怀着隐藏的不满故意挑起的，在他心平气和的时刻，这总能取得意外的成功，然而现在他每时每刻都处在戒备状态。
恩格尔松从来不懂得沉默，与我谈天可以使他轻松一些，因为他总是把一切和盘托出，甚至超过了必要的程度，反弄得我不大自在。我觉得我对他们不能像他们对我那么坦率。谈话对他说来是轻松的，发泄牢骚能够使他暂时得到安慰——我却不是这样。
一天在小酒店里喝酒时，恩格尔松对我说道，每天争争吵吵弄得他筋疲力尽，他找不到出路，自杀的念头重又出现，他觉得这是最后的解脱……在这种神经不正常的状态下，可想而知，他只要身边有一支手枪，或者一瓶毒药，总有一天会采取两种手段中的一种……
我可怜他。他们两人都值得同情。她本来可以成为一个幸福的女人，只要她嫁的是一个性情开朗的丈夫，他可以慢慢开导她，让她快快活活过日子，必要的时候，不仅用信仰，也用自己的威信（不是讽刺，是正常的威信）影响她。那些没有成熟的个性还不能独立行动，正如软骨病患者必须穿上矫形胸衣，脊梁骨才不致弯折。
我这么考虑的时候，恩格尔松继续谈着，自行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他说：“这个女人并不爱我，也不可能爱；她理解和寻找的我，正是我最不堪的方面，而我优良的方面对她说来，正如中国字一样不可理解；她受到了资产阶级观念、资产阶级的体面外表和小家庭思想的腐蚀，我们只是互相折磨，这我很清楚。”
我觉得，一个男人可以这么谈论自己亲密的女人，那么他们之间的基本纽带已经断了。因此我向他承认，我早已怀着深深的同情在注视他们的生活，常常向自己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他们还住在一起？
“您的妻子惦记着彼得堡，惦记着弟兄们，惦记着老保姆，既然这样，您何不安排一下，让她回国，您独自留在这里？”
“这一点我也考虑过千百回了，我也但愿如此，但是首先，她不肯跟任何人一起走，其次，到了彼得堡，她会寂寞死的。”
“可是在这里她也会寂寞死的。至于必须跟别人一起走，这只是反映了我们这些老爷的旧观念，您可以把您的妻子一直送到什切青上船，上了船，轮船自会送她回家。如果您没有钱，我可以借给您。”
“您讲得对，我非这么办不可。我感到痛心，我可怜她，我已经把我所有的爱全部给了她，我要求她的不仅是做一个妻子，也是做一个人，我希望按照我的想象提高她，教育她，我以为她可以成为我的孩子——但我的任务超出了我的力量；而且谁能料到，我会遇到这么强烈的反抗，这么固执的对立？”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又道：“我把我的全部想法告诉您：她需要另一个丈夫……只要有合适的人，她又爱他，我可以亲手把她移交给他，这样我们两人都可得到健康的发展——这比彼得堡更重要。”
我按照字面的意义相信了这一切。他是真诚的，这一点我并不怀疑，但困难也就在这里，这些人反复无常，自己也不能控制自己，他们像优秀的演员，可以扮演不同的角色，而且仿佛真的变成了剧中人，以致硬纸板的剑在他们眼里像是真的，他们为《赫卡柏》56流的眼泪是真诚的。
我们当时一起住在圣海伦娜区。我与恩格尔松谈话后过了两天的一个晚上，时间很迟了，恩格尔松太太突然擎着蜡烛走进了会客室，眼睛哭得红红的，她把蜡烛放在桌上，说她想跟我谈谈。我们坐下了……她先是抱怨命运如何使她苦恼，恩格尔松和她本人的性格多么不幸，在这简短而暧昧的开场白之后，她便宣称她决定回彼得堡，但不知怎么办。“只有您的话他还能听，请您劝劝他，真的放我走吧。我知道，他在心烦的时候，嘴上说准备马上让我坐上驿车，实际上这只是说说罢了。请您说服他，救救我们两人，答应他开头您会照料他，关心他……他可能难过，他有病，神经衰弱。”她又哭了，用手帕捂住了脸。
我不相信她的忧郁真那么严重，但我完全明白，我推心置腹跟恩格尔松谈话是犯了一个大错误，现在很清楚，他把我们的谈话告诉了她。
我别无选择，只得把我的话重复了一遍，但在表达方式上温和一些。她站起来，向我道谢，又说，如果她不走，她一定会跳海自尽；还说，她晚上已把许多信件销毁，留下的那些她打算封好后交给我保管。于是我恍然大悟，她根本不是非走不可，只是出于某种任性的怪癖，要让自己感到不如意，在伤心中打发日子。此外我还看到，如果说她还在犹豫，什么也没有决定，那么他是毫不犹豫，根本不希望她走的。她对他有很大的控制力量，她明白这一点，因此有恃无恐，随他怎么发脾气，讲得唾沫四溅，气势汹汹，她知道，不论他想怎么反抗，事情还是不会按照他的意愿，只会按照她的意愿发展。
她始终没有宽恕我向她丈夫提出的劝告，我的影响使她感到忧虑，尽管她有明显的证据，证明我无能为力。
大约十来天没人再谈到走的事。接着又开始了周期性的争吵。一星期总得发生一两次，她带着哭得红肿的眼睛来找我，宣称一切已无可挽回，明天她就动身回彼得堡，否则便葬身海底。恩格尔松从自己屋里出来，往往脸色发青，肌肉在抽搐，手在哆嗦；有时他出去了十来个钟头，然后带着满身灰土回到家中，显得精疲力竭，喝了不少酒；有时拿着护照去签证，或者去领取前往热那亚的通行证；然后一切又无声无息，回到了原来的轨道上。
表面上，恩格尔松太太与我十分和睦，其实从这时起，一种类似对我仇恨的情绪已在她心头开始形成。以前她和我争吵，弄得气呼呼的，但从不掩饰……现在她变得非常亲切。她埋怨我看到了一些问题，可是毫不同情她的悲惨命运，不把她看作不幸的牺牲者，只认为她是一个任性的病人，我不仅不给她精神上的同情，陪她一起啼哭，还怀疑她的流泪对她非但不是苦事，还是一种乐趣，认为她喜欢那些叫她心酸的争吵，那些长达几个小时的解释等等，等等。
随着时间的过去，情况也不知不觉发生了不少变化。她的病态一下子消失了，只有神经衰弱的人才会这样，她变得愉快了，更爱梳妆打扮了，尽管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仍一再在她和恩格尔松之间引起从前那样的争执，以致她表示要像苏格拉底一样在毒芹面前与大家告别57，或者循着萨福的足迹跳进大海的深渊，58但总的说来，情况已有所好转。这个弱不禁风、老是懒洋洋地躺在沙发上的女人，现在像西克斯图斯五世59一样变得腰背硬朗，身体也胖了，以致一天可怜的科利亚在吃饭时望着她丰满的胸脯，摇摇头道：“那儿的乳汁太多了！”
显然，她在生活中发现了新的兴趣，她那病态的嗜眠症被什么惊醒了。从我与她谈心以后，她开始了坚持不懈的赌博，像摄政王咖啡馆的赌徒那样，对自己的每一步行动都作了周密考虑，耐心地纠正错误。有时她也会露出破绽，造成失误，偏到一边或另一边，但她总是坚定不移地回到原来的计划上。这计划不止是要把恩格尔松固定在她的权力下，也不止是要对我进行报复，它的目标是主宰我们每一个人，我的整个家庭，而且利用纳塔利娅的病日趋严重的机会，把抚育孩子的职权和我们的全部生活掌握在她的手里。如果不成，即如果出现了相反的情况，她就不惜一切破坏我同恩格尔松的关系。
但在这场赌博取得最后成功之前，她得经历许多步骤，作出非常困难和无法忍受的让步，运用狡猾的策略，耐心地等待——她的成绩不小，但没有全部成功。恩格尔松的喋喋不休和我的高度警惕，都给她造成了不少障碍。
她本可以把她的精神，她的力量，她的坚定性格，用在更好的方面，不必去编制那种诡计多端的计划……但个人利益和自尊心使她陶醉，而一旦走上那条野心勃勃的黑暗道路，便欲罢不能，很难明辨是非了。一般说来，灯光是在出现响声，罪行发生之后才会进入房间的，也就是这时，一方面灾祸已无法挽回，另一方面良心的谴责也不可避免了。
4
……关于1851年和1852年降临在我头上的灾难，我已在别处谈过了。在我这段悲惨的经历中，恩格尔松给了我不少安慰。我和他本可以在离坟墓不远的地方相处一段时间，但是他妻子不守本分的自尊心连丧事也不肯放过。
葬仪后过了几周，恩格尔松显得心事重重，无可奈何地问我（显然这不是他的主意）愿不愿把教育我的孩子的责任交给他的妻子。
我回答说，除了儿子，我的两个女儿都要跟玛丽亚·卡斯帕罗夫娜到巴黎去，我坦率向他承认，我不能接受他的建议。
我的答复伤了他的自尊心，但我不想使他难过。
“请您凭良心对我说，您是不是认为您的妻子是教育孩子的合适人选？”
“不，”恩格尔松当即答道，“但是……但是这也许是她得救的最后希望；她仍像过去那么烦恼，您对她的信任可以成为她新的责任。”
“不过，如果尝试失败呢？”
“您是对的，我不想再谈这事，它使我感到痛苦。”
恩格尔松确实与我看法一致，没有再提这事。但这个简单的答复却完全出乎她的意料；在这问题上我不能让步，她也不愿退让，因此气得忘乎所以，决定立刻与恩格尔松一起离开尼斯。三天后，他向我宣布，他们要上热那亚。
“您怎么啦？”我说，“为什么这么匆忙？”
“为什么？您自己看到，我的妻子跟您，跟您的朋友们相处不好，我已经决定了……这样也许更好一些。”
过了一天他们便走了。
后来我也离开了尼斯。路过热那亚时，我见到他们彼此很客气。在我们的朋友（其中有梅迪契、皮扎卡尼、科森兹、莫尔蒂尼等）面前她表现得比较平静，比较正常。尽管这样，她绝不放过任何机会，用最恶毒的方式挖苦我。我走了，没说什么，这没有用。甚至在我到了卢加诺以后她仍要借一些小事奚落我，有时还把这作为附言写进她丈夫的信中，仿佛这是得到他“认可”的。
那时我正被痛苦和忧郁压得喘不出气，她那些刺人的话终于惹得我忍不住了。我不应该受到这样的对待，我没有什么对不起他们的。在一段恶毒的附言中她说，恩格尔松全心全意对待朋友，却不知道他们什么也不会为他做，这是他自作自受。于是我写信给恩格尔松，希望彼此不要再这么纠缠不清。
我写道：“我不明白，您的妻子对我有什么好生气的？如果是因为我不肯把孩子交给她，那么她是毫无道理的。”我提到了我们最后一次谈话，对他说：“我们知道萨图恩吞食自己的孩子，但从未听说，为了感谢朋友们的同情，应该以牺牲孩子的教育作为报答。”
为了这句不客气的话，她不肯宽恕我，但我完全没有料到，他也不肯宽恕我，尽管起先他什么也没表示……直到几年之后才用这些话来指责我……
我去了伦敦，恩格尔松在日内瓦度过冬季，然后迁居到了巴黎。60
5
有句谚语说：“谁没在海上航行过，他就不会向上帝祷告”，这不妨改动一下：一个女人没有孩子，就不会知道什么叫无私的奉献，这尤其适用于已出嫁的妇女。没有孩子几乎总会使她们产生一种粗俗的自私观念，当然，这是说如果没有什么公益问题无意之间挽救了她的话。老处女哪怕头发白了仍有所向往，这使她感到宽慰，她依然在寻找，在希望。但没有孩子、又有丈夫的女人已顺利地进入港口，起先出自本能，她会为没有孩子感到忧伤，习惯以后才能愉快地过日子，但如果做不到，便只得在自己的痛苦中，或者别人的不满中，别人（例如使女）的同情中打发日子。生孩子才能挽救她。孩子能使母亲学会牺牲，放弃自由，不再把时间完全消耗在自己身上，不再企求任何外来的报答、承认和感谢。母亲和孩子不是利害关系，她对他没有任何要求——除了他身体健康，吃得好，睡得好，只希望看到他的笑容。孩子不能使母亲走出家庭，却可以使她成为一个公民。
但是没有孩子的女人不论出于什么原因，尤其是出于必须要养育别人的孩子时，那么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她也许会给他穿衣，逗他玩乐，但只是在她愿意的时候；她会宠爱他，但只能按照她的方式，越出这个范围，他便不能从那颗僵硬的或者发胖的心中引起任何反应。总之，孩子可以期望得到一切宠爱和抚慰，但它们仅仅与给予狮子狗或金丝雀的一样，别无其他。
我们的一个熟朋友有个女儿61，是一位年轻的寡妇生的。为了便于母亲出嫁，人们趁父亲不在带走孩子，藏了起来。经过长时间的寻找，女儿找到了，但父亲这时已被驱逐出法国，不能为她前来巴黎，而且他也没有这笔钱。他不知道把她怎么办，便要求恩格尔松先暂时收养她。恩格尔松答应了，但不久又反悔。女孩子很淘气——从她在不正常的环境中长大这一点看，还可能相当淘气；尽管这样，这终究只是一个五岁的孩子，恩格尔松的人道观念也使他不可能为了淘气责骂一个女孩子。何况问题不在于淘气，也不在于她妨碍了他，主要是她妨碍了她，那位从来什么也不干的夫人。恩格尔松写信给我，大骂那个孩子！
除了其他，恩格尔松提到她的父亲还这么说：“霍耶茨基本来与您一样，认为我的妻子不配抚养您的孩子，现在却要把自己的亲生女儿托付给她，这不奇怪吗？”
恩格尔松知道得很清楚，孩子的父亲不是挑选他的妻子做养育者，而是出于实际的需要，不得不求她帮助。我认为他的话太粗鲁，太不近情理，因此很生气。我看不惯这种缺乏与人为善的精神、口出狂言、无所顾忌的作风！那样恶毒的话，任何人发怒的时候都可能出现在他的头脑里，但不会出现在他的嘴上，现在却由恩格尔松这样的人满不在乎、得意扬扬地讲了出来，借以发泄自己小小的不满。
恩格尔松在信上怒气冲冲，毫不留情，竟然殃及了泰西埃和其他朋友，甚至他非常敬重的蒲鲁东也遭到了他的非议。在恩格尔松的信寄到时，我还收到了泰西埃寄自巴黎的信，他对恩格尔松的“愤怒和淘气”作了友好的调笑，没有料到那位先生怎么讲他。我一向深恶痛绝背信弃义的行为，我写了一封信给恩格尔松，向他指出，这么咒骂那些与他共过患难的朋友是可耻的，他们尽管有各种缺点，但还是善良的人，这一点他自己也明白。最后我说，为一个五岁的孩子的淘气行为唉声叹气，夸大其词，以至怒不可遏，实在大可不必。
这就够了。我的热烈崇拜者，曾经热情洋溢地吻过我的手的朋友，一直要与我分担各种忧患，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实际行动上把生命和鲜血献给我的人……这个曾经靠他的自白和我的不幸与我牢牢拴在一起，曾经作为这些不幸的见证人与我并排走在灵枢后面的人，现在却忘记了一切。他的自尊心遭到了冒犯……他需要报复，于是他便报复了。过了四天，我收到了他下面这封回信：
“听说您决定到这儿来。玛丽亚·卡斯帕罗夫娜的健康似乎正在好转（至少上个星期她精神好些了，能够起床五六分钟，胃口也好一些了）。您要我交代泰西埃的事，我只能说，将军62要他准备的那些东西不在泰那里，他把它们放在日内瓦福格特处了；泰夫人还说，您毫无音信，这是‘不礼貌’的，又说，跟您通信对他们不会造成什么不方便。
“总之，在您来以前，我本可以不必写信给您，但是我想到，沉默常常会被当作同意的表示。我不希望您对我产生或保持误解——我不同意您在上一次（1月28日）信中所讲的话。
“您是这么说的：‘好吧，您说，值得这么大惊小怪吗？为了一个小姑娘，一个孩子，这么唉声叹气，呼天抢地，您不妨想想，这何苦呢，值得吗？这没有什么新奇！您认识、也见过不少人。现在我对人一天天变得迁就了，疏远了。’
“对此我的答复如下：我不想就一般的体面问题作专门的论述，甚至也不想为您的自鸣得意表示祝贺，但我得说，一个人被蚊子或臭虫咬了以后感到愤怒，发些脾气，这诚然是可笑的，但是如果遭到这些小虫子骚扰以后，依然装出斯多葛派以苦为乐、满不在乎的样子，那么我觉得这更加可笑。
“您也许不同意这看法，因为您把演戏看得重于一切。不要生气！请听我说！让我把话讲完。在您的俄文版和德文版《来自彼岸》的第一章中，有下面这些话：‘人喜欢效果，喜欢扮演角色，尤其是悲剧角色；受苦是好事，是高尚的，说明他遭到了不幸；痛苦是一种消遣，一种安慰……是的，是的，一种安慰。’在尼斯时我已对您说过，我一开始就认为您这些话是失言，而且也并不对。当时您回答道，您不记得这些话了。
“尽管我丝毫不想把这些话看作您的经验之谈，也就是说，我并不认为您这是根据本人的体验对一般人作出的判断，但直到现在我一直以为，您这类话与拉罗什富科63的大部分箴言如出一辙，也与别林斯基有一次对我们当代天才所作的巧妙评述大致相仿，那就是说这是一种夸张，一句戏言。因此当我得悉霍64在瑞士为了您的事对将军的做法表示愤怒时，我并不认为他的发怒是演戏，我相信这是真的，这才写信给您说：‘对，我看到霍是我的弟兄。’当泰向我宣称（这是有人作证的），他曾被判处‘无期徒刑+两年’时，我也信以为真，还把这话转告了其他几个人。但昨天泰太太对我说，她的丈夫从未判过刑。这样，在听到我转述他的谎言的人眼里，我也成了说谎者。这使我感到不快。谁的过错呢？当然是我，因为我‘幼稚，轻信’；但是他们也有过错，因为他们说了谎。是的，这种说大话的人我只在尼斯见过，在俄国和其他地方还没遇到过。我在1月19日给您的信上说，我不希望争吵，只想离开这些人，他们使我反感。我向您这么写是因为我对您一向开诚布公。但是您自以为是，不能理解这个非常简单的思想。否则您也许就不会托我向泰转告那种无聊的小事了。您还说，您跟人们逐渐疏远了，但同时您却要人们给您写信。我干不来这种疏远方式。
“假定在严肃的事务中，开诚布公是正直的必要条件，那么我还必须立即把下面这点向您说明：您在信上对我说，您把将军送往澳大利亚，无限期打发走了所有的人以后，您的身边除了我只剩下敌人了；还说，只要我能够坚定一些，使自己的或别人的反复无常和神经过敏对我的影响少一些，那么您和我今后还可以走一条路。对此我必须向您回答道，我觉得我对演戏，尤其是演悲剧角色，既不爱好，也不擅长，如果您不见怪，我准备继续向您提供意见，但不是与您合作……
1853年2月2日”
当然，我没有料到，这个曾经靠眼泪和啼哭赢得了我难以表达的信任的人，这个曾经与我这么接近，在我软弱无力的时候，在我的痛苦超过人的承受能力的时候，被我当作手足一般依靠的人，这个目击过、看到过我的一切遭遇的人，会把我的不幸当作演戏的厚底靴和服装，我只是利用它们在扮演悲剧角色。他一面称赞我的书，一面却在里边搜寻石子，把它们藏在怀里，以便一有机会便把它们扔到我的身上。他不仅要撕毁现在，还玷污和败坏了过去；他与我决裂时，不是尊重过去，对它保持忧伤的沉默，而是肆意谩骂和冷嘲热讽。
这信使我感到痛心，非常痛心。
我忍住眼泪，伤心地回答他道，我向他告别了，希望他今后不要再写信给我。
这样，我们之间完全失去了联系……
随着恩格尔松的离开，我心里好像又少了一点什么，我变得更孤独，来往的人也不多了，周围冷冷清清，没一个亲人……有时仿佛向我伸来了一只比较温暖的手，一个缺乏了解而热烈的人，开头并不明白我们没有共同的信仰，迅速地走近了我，又同样迅速地离开了我。不过我自己也不期望与任何人发生太密切的关系；我习惯了萍水相逢又随即分手的人，不知道他们的姓名，既无求于他们，也不能给予他们什么，只是一起抽一支雪茄，喝一杯酒，有时给几个钱罢了。我的出路在于工作，我着手写《往事与随想》，在伦敦筹建俄文印刷所。
6
一年过去了。印刷所发展迅速，它在伦敦引起了注意，在俄国引起了恐慌。1854年春，我收到了玛丽亚·卡斯帕罗夫娜寄来的一篇不长的稿子。不难猜想，这是恩格尔松写的。我当即把它发表了。
后来他写信给我，要求结束不幸的争执，在共同的事业中联合起来。当然，我向他伸出了双手。他不是回信，而是几天后亲自到了伦敦，住在我家中。他又是哭又是笑，希望忘记过去的一切……向我讲了不少友好的话，重又拿起我的手，把它按在嘴唇上。我拥抱了他，深深感动，也完全相信争执不致再度发生。
但是过了几天，不祥的乌云便出现了。宿命论和波拿巴主义的阴影，在他从日内瓦发出的信中已初露端倪，现在更明显了。由于憎恨尼古拉，憎恨1848年法国革命的合唱队员，他带着他的全部装备和武器，投向了敌对的阵营。我们发生了争吵，他固执己见。我知道他容易走极端，也同样容易反复，我在等待退潮，但没有等到。
不幸的是恩格尔松当时正忙于一个惊人的计划，把整个心都扑到了那上面。
他想制造一种空中炮台，也就是一只空气球，中间装满爆炸物，同时放入许多印刷品。这是在克里米亚战争开始之时。恩格尔松提议用轮船把这些气球载到波罗的海岸边放射。我根本不赞成这计划；靠放射物进行宣传，烧毁芬兰的村庄，这除了帮助拿破仑和英国，对我们俄国人有什么意义？何况恩格尔松没有发明任何发送气球的新方法。我没多干预这事，以为他会自行放弃这种想入非非的计划。
然而情形不是这样。他带了自己的计划去找马志尼和沃尔采尔。马志尼说，他对这种事不感兴趣，但可以通过朋友把他的计划送交英国陆军大臣。大臣的答复模棱两可，计划没有遭到拒绝，但搁浅了。他要我从流亡者中找两三个军人，向他们提出气球问题。大家都表示反对，于是我一再告诉他，我也反对，我说，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力量在于宣传，除此以外别无其他，如果我们与拿破仑站在一边，我们就在道义上错了，对俄国人说来，我们成了与俄国的敌人一个鼻孔出气。恩格尔松听了大发脾气。他来到伦敦时相信一定可以旗开得胜，现在甚至遭到了我的反对，不觉又恢复了对我的仇视态度。
不久他回去接他的妻子，在五月带她到了伦敦。他们的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她怀孕了，他兴高采烈地等待着未来的孩子。争吵、口角和互相埋怨都过去了。她热衷于神秘主义，疯疯癫癫地沉醉在占卜、扶乩和招魂等等迷信活动中。神灵向她预言了许多事，其中包括我的即将去世。他在读叔本华的书，笑着对我说，他要用全力鼓励她的神秘主义倾向，因为这种信念和情绪昂扬状态可以使她的心灵得到平静和安宁。
她对我很客气，也许因为我已不久于人世；有时她带着活计来找我，让我给她念《往事与随想》中的一些章节或新写的文章。过了一个月，我与恩格尔松又为波拿巴主义和气球发生争执时，她充当了调解者的角色，特地找我，请我宽恕病人，要我相信，每到春季，恩格尔松的忧郁症便会发作，以致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她心平气和，表现了胜利者的宽厚，如愿以偿之后的仁慈。恩格尔松以为他靠迷信活动制服了她，却没有看到她的迷信活动也是为了对付他，使他事事听从她的指挥。
一天晚上，恩格尔松又为了气球的事与一位法国人65发生了争执，对他说了各种讽刺的话，那人以牙还牙，也用讽刺回敬，这样恩格尔松当然更加生气。他抓起帽子走了。第二天早上我去找他，想为这事向他解释一下。
我发现他扑在写字台上写什么，脸色恶狠狠的，昨天的怒气还没消失，眼睛露出疯狂的神色。他对我说，法国人（这是个流亡者，我早已认识，现在也还有来往）是间谍，他要揭露他，杀死他，随即把刚才写好的信给我看，那是寄给巴黎的一个医生的，信上涉及住在巴黎的一些人，还对伦敦的侨民造谣中伤。我愣住了。
“您打算把这信寄出吗？”
“马上寄。”
“从邮局寄？”
“从邮局寄。”
“这是告密。”我说，把那封乱七八糟的信丢在桌上。“如果您发出这信……”
“怎么样？”他喊道，用嘶哑粗野的嗓音打断了我的话，“您凭什么威胁我？我不怕您，不怕您那些卑鄙的朋友！”他一边说，一边跳起来抽出一把大刀挥舞着，气喘吁吁地嚷道：“好吧，来，看您敢不敢……我得让您看看我的厉害，敢不敢试一下……来吧，别客气！”
我转身对他的妻子说：
“他这是怎么啦，发疯了不成？您最好把他带到别处去……”我走出了屋子。
这次恩格尔松太太仍扮演了调解者的角色。第二天早上她来找我，请我不要计较昨天的事。信已被他撕毁——他病了，心里苦闷。她把这一切都看作不幸，看作身体不适的表现，还担心他的病很严重，说着便哭了。我只得向她让步。
后来我们迁居里士满，恩格尔松也去了。他生了一个儿子，开头几个月为孩子忙忙碌碌，显得很活跃。孩子出生的时候他快活得忘乎所以，先是拥抱和亲吻使女，后来又拥抱和亲吻房东老太太……为孩子的健康担忧，当父亲的新鲜感，婴孩的新生命——这一切占有了恩格尔松几个月，于是大家重又相安无事。
他突然寄了一个大邮包给我，还附了一张条子，要我读完包内的文件后把我的意见坦率地告诉他。那是写给法国陆军大臣的信。在信中，他又提出了气球、炸弹和文章的事。我认为这一切都是胡闹，从他选择的途径到他卑躬屈膝的语气都很糟糕，我便把这些意见对他说了。
恩格尔松回了一封强词夺理的信，显得很生气。
接着他又给了我一份稿子，要我发表。我毫不掩饰地告诉他，这会给俄国人留下很坏的印象，因此劝他不要发表。恩格尔松便骂我想实行书报审查制度，说我建立印刷所只是为了印行我的“不朽著作”。我发表了那篇稿子，我的感觉得到了证实，它在俄国引起了普遍的愤怒。
这一切说明我们的彻底决裂已为期不远。我承认，这一次我不太惋惜。一再发作的冷热病，友谊和仇恨，吻手和精神侮辱的交替更迭，叫我感到厌烦。恩格尔松的行为越出了范围，那是不论回忆还是道歉都无法补偿的。我对他已越来越冷淡，只是听其自然地等待着事态的发展。
这时发生了一件事，它的重要性暂时压倒了一切争执和分歧，把欢乐和希望注入了人们心中。
3月4日早上，我像平时一样在八点钟走进书房，打开《泰晤士报》，我读了十遍还是不明白，不敢相信那句话的文法意义，这则电讯的标题是：“俄国皇帝逝世”。
我忘记了一切，拿着《泰晤士报》冲进餐室，我要找孩子们，找所有的家人，告诉他们这个伟大的消息，我噙着真诚而欢乐的眼泪把报纸给他们看……几年来压在我肩头的担子消失了，我意识到了这一点。坐在家里是不可能的。这时恩格尔松住在里士满，我赶紧穿上衣服，想马上找他，但他抢在前面来了，已站在前厅里，我们彼此拥抱，什么也说不出，只有一句话：“啊，他终于死了！”恩格尔松按平时的习惯跳跳蹦蹦，跟屋里每一个人亲吻，唱歌，跳舞；我们还没安静下来，一辆马车突然停在大门口，有人拼命拉门铃，原来三个波兰人等不及火车，从伦敦坐马车赶到了特威克南，要向我表示祝贺。
我吩咐拿香槟酒——谁也没想到，这时才上午十一点钟或者更早。随后我们又毫无必要地一起前往伦敦。在街上，在证券交易所，在饭店里，大家只是谈尼古拉的死，我没遇见一个人听了这消息不松一口气的，这是从人类的眼睛中摘除的白内障，人们得知这个穿骑兵皮靴的大独裁者终于即将化为泥土，无不拍手称快。
星期日我的家里从早上起就挤满了人；法国和波兰的流亡者，德国人，意大利人，甚至认识的英国人，都带着喜气洋洋的脸色来了又走了。这天气候晴朗，温暖，饭后我们走进了花园。
一群孩子在泰晤士河边玩耍，我把他们叫到栅栏边，对他们说，我们在庆祝我们的、也是他们的敌人的死亡；我把一大把小银币丢给他们买啤酒和糖果。孩子们欢呼道：“乌拉，乌拉！尼古尔皇帝死了，尼古尔皇帝死了！”客人们也丢给他们六便士和三便士的铜币；孩子们买来了啤酒、糕饼和糖果，拿来了手风琴，开始跳舞。这以后，在我住在特威克南时期，孩子们每次在街上遇到我，总要摘下帽子欢呼：“尼古尔皇帝死了，乌拉！”
尼古拉的死使我们的希望和精神一下子提高了十倍。我立即写了一封给亚历山大皇帝的信66，随即发表了。我决定发行《北极星》文集67。
“理性万岁！”68在发刊缘起的开端我情不自禁地喊道，“《北极星》69本来被尼古拉皇朝的乌云所遮盖，现在尼古拉死了，乌云过去了， 《北极星》也将在我们伟大的受难日70重行出现，这一天的五个被绞死者成了我们的五个十字架。”71
……震动是强烈的，令人精神焕发，工作也变得加倍着力了。我宣称要出版《北极星》。恩格尔松终于动手写了篇谈社会主义的文章72，这是他在意大利就说要写的。可以设想，我们还能合作一两年，甚至更多……但是不论与他做什么，他那过分强烈的自尊心总是令人无法忍受。他的妻子也助长了他自我陶醉的心情。她说：“应该承认，我丈夫的文章是俄国思想史上划时代的著作。哪怕他从此搁笔，他的历史地位也是不容否定的。”《什么是国家》一文写得不错，但是它的成功并不能证明家属的吹捧是对的。何况它出现得不是时候，觉醒的俄国这时需要的是实际的指导，而不是蒲鲁东或叔本华式的哲学论文。
文章还没登完，与以前的一切争执性质不同的另一种争执发生了，它几乎使我们之间的一切关系彻底破裂。
一天我在他家里，孩子着了凉，有点感冒，大夫已来诊断过两次，现在又要去请第三次，我不禁取笑了他们几句。
“难道因为我们穷，我们的孩子生了病便只能死去，不应该请医生吗？”恩格尔松太太说，从前的仇恨以十倍的力量爆发了，她的脸色恶狠狠的，涨得通红。“而且这话是您讲的，您自称是社会主义者，我丈夫的朋友，可是您却拒绝给他五十英镑，还用教课剥削他的劳力。”
我听了觉得奇怪，问恩格尔松，他是不是同意这意见？他有些尴尬，脸上红一块白一块的，请她别再说了……可她继续嘀咕。我站起身，打断了她的话，说道：
“您病了，又在自己喂孩子，我不想与您争吵，但是我也不想再听这种话……请您别见怪，我的脚不会再踏进你们的家。”
恩格尔松觉得难过，无法可想，抓起帽子，与我一起走到了街上。
“一个歇斯底里的女人什么话都讲得出，您不必从字面上去理解这些话……”他含糊地解释着。“明天我仍来教课。”他说。我与他握了手，默默回家了。
……这一切需要澄清一下，何况这是非常严重的，涉及的不是意见和公共活动，而是私事和收支账目。然而我愿意消除这方面的隔阂。在病理学研究上不能怕脏，脱离实际的清洁癖是无济于事的。
恩格尔松不见得有权把自己列入穷人的范畴。他们一年从俄国收到一万法郎，他还可以轻而易举地挣到五千——靠翻译，写评论和编教科书。恩格尔松是研究语言学的。出版商特鲁布南73曾约他编一本俄语词源辞典和一本俄语语法书；他还可以教书，像皮埃尔·勒鲁、金克尔74和埃斯基罗斯75那样。但他作为俄国人，尽管什么都干（词源学辞典，翻译，教书），但从未把一件事干到底，他对什么都满不在乎，因此也没挣到一个戈比。
不论是丈夫还是妻子都不知道节俭，也不会安排生活。他们经常头脑发热，不可能考虑经济问题。他离开俄国时没有明确的打算，待在欧洲也没有任何目的。他从未采取什么措施挽救自己的财产，一旦发生问题，便临时应付一下，因此他的收入终只限于一万法郎，这笔钱尽管不能按时收到，还是一定能寄到的。
很清楚，恩格尔松靠这一万法郎是过不下去的，另一方面也很明显，他不可能节衣缩食，因此他非得工作或找事干不可。到伦敦以后，起先他向我借了大约四十镑……过了一段时间，他又开口了……为了这事我与他作过一次严肃友好的谈话，对他说，我愿意借钱给他，但一个月绝对不能超过十镑。恩格尔松皱紧了眉头，不过他还是拿了两次十镑的纸币，然后他写信给我，说他需要五十镑，如果我不肯借或者不相信他，他可以用一些钻石饰品作抵押。这一切都像开玩笑似的，如果他真想用钻石作抵押，他可以找当铺，不必找我……但我了解他，也可怜他，我给他回信道，如果他要用钻石抵押，我也只能以五十镑为限，钱即可寄出。第二天我寄了一张支票给他，至于钻石我替他保管着，免得他拿去出售或抵押。他对五十镑不收利息这一点毫不在乎，却相信这是用钻石抵押的。
第二点关于教课问题，这更简单。在伦敦，萨维奇76教我的孩子学俄语，每小时收四先令。到了里士满，恩格尔松提出由他接替萨维奇的工作，我问他待遇，他答说他与我何必讲什么钱，但由于他缺钱用，那就照萨维奇的标准收费吧。
回到家中，我写信给恩格尔松，提醒他教课的报酬是他自己定的，但现在他可以为他教过的课领取双倍的薪金。然后我又向他说明我为什么留下他的钻石，并把它们退还了他。
他复信时有些不好意思，向我道歉，并表示了歉意，晚上又亲自找我。他仍像以前一样与我来往，但是她，我再也没有见过面。
7
一个月后，泽农·斯文托斯拉夫斯基77在我家里吃饭，与他一起来的还有英国的共和主义者林顿78。饭快吃完时，恩格尔松来了。斯文托斯拉夫斯基是个胸无城府、心地善良的人，思想激烈，已经五十多岁还保持着波兰人狂热的天性，说话激昂慷慨，像十五岁的孩子一样；他一再敦促我们回俄国，在那儿办印刷所，开展轰轰烈烈的宣传活动。他可以负责输送铅字等等工作。
我听他讲完，半开玩笑地对恩格尔松说：
“瞧，要是让他一个人干，我们在大家眼里岂不都成了懦夫？”
恩格尔松皱紧眉头，闷闷不乐地走了。
第二天我去伦敦，晚上才回家。我的儿子躺在床上发烧，情绪十分激动，对我说，我不在时，恩格尔松来了，把我大骂了一顿，说他要报仇，他再也受不了我的权威作风，现在他的文章已经发表，他不必再求我什么了。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是萨沙病中的呓语，还是恩格尔松喝醉以后在说胡话。
我从玛尔维达·迈森布格79那里了解了更多的情况。她有些惊慌，给我讲了他的狂妄叫嚣。据说，他用神经质的气喘吁吁的声音嚷道：“赫尔岑昨天当着两个外人的面说我是懦夫。”玛尔维达打断了他的话，说我根本不是讲他，是讲“我们在大家眼里都成了懦夫”，那是指我们所有的人。恩格尔松说道：“如果赫尔岑觉得自己没有人格，那就请他谈他自己，我不允许他这么说我，何况还当着两个坏蛋的面……”
我的大女儿听到他的叫喊跑来了，她那时才十岁。恩格尔松继续道：“不成，这该结束了，够了，我不习惯这种话，我不允许别人拿我寻开心，我得让他看看，我是什么人！”于是从口袋里掏出一支手枪，继续嚷道：“这是上了子弹的，上了子弹的，我等着他……”
玛尔维达站起来对他说，她要求他离开这儿，让她安静一些，她没有义务听他这些粗野的呓语，她只能认为他的行为是一种病。他说：“好，我走，您不用担心，但是首先我得请您把这信交给赫尔岑。”他抽出信纸，念了一遍，信上全是咒骂。
玛尔维达拒绝了这个任务，问他为什么他认为她应该做中间人，传递这么一封信？
“您不干，会有人干。”恩格尔松说完便走了。信没有寄出，过了一天他写了一张便条给我，对那件事只字未提，只是说他的痔疮发作了，因此不能来我家，要我打发孩子去他家上课。
我说我不想回信，于是我们的外交关系又中断了……只剩了战争关系。恩格尔松自然不会错过机会，不让这种关系充分发挥作用。
1855年秋，我从里士满迁居圣约翰树林，把恩格尔松忘记了几个月。
1856年春我见到奥尔西尼后才两天，忽然收到了他一张便条，仿佛准备与我决斗似的……
他冷静而客气地要我说明，我和萨斐是否真的传播过谣言，讲他是奥地利的奸细？他要我或者全部否定，或者告诉他，我是从谁那里听到这种卑鄙的诽谤的。
奥尔西尼是无可非议的，我自己也会这么做。也许他应该对萨斐和我多一些信任，但不论怎么说，这侮辱是巨大的。
凡是了解奥尔西尼的性格的，都可以明白，这样的人在最神圣不可侵犯的荣誉问题上受到了侵犯，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事情只能以我们的绝对清白或者某一个人的死亡来结束。
从第一分钟起我就明白，这打击来自恩格尔松。他准确地利用了奥尔西尼性格中的一个方面，但幸而忽略了另一方面——在奥尔西尼身上，无法遏制的火热情绪是与惊人的自我克制能力结合在一起的，他在危险中仍保持清醒的头脑，总是慎重考虑每一步行动，不会鲁莽行事，因而一旦作出决定，便不再把时间浪费在批评、疑虑和犹豫上，而是坚决执行。我们后来在勒佩勒蒂埃路上便看到了这一点80。现在他也是这样，他不慌不忙，先要查清事实，知道责任在谁那里，然后，如果可能，就杀死他。
恩格尔松的第二个错误，在于他毫无必要地牵涉到了萨斐。
事情原来是这样：在同恩格尔松决裂前六个月，一天早上，我去找米尔纳-吉布森夫人（米尔纳-吉布森大臣81的妻子），在那里遇到了萨斐和皮安乔尼82，他们正与她谈到奥尔西尼。离开时我问萨斐，他们谈的是什么。他答道：“您想象不到，米尔纳-吉布森夫人在日内瓦时有人竟对她说，奥尔西尼被奥地利收买了……”
回到里士满，我把这事告诉了恩格尔松。那时我们两人都对奥尔西尼不满。恩格尔松说：“见他的鬼！”以后谁也没再提过这事。
当奥尔西尼奇迹般从曼图亚越狱之后，我们在自己几个朋友中想起了米尔纳-吉布森夫人听到的指责，现在奥尔西尼本人的到来，他的叙述，他受伤的腿，已使这种谣言不攻自破了。
我要求奥尔西尼约个时间会面。他指定了第二天晚上。早上我找了萨斐，把奥尔西尼的条子给他看。不出我所料，他立即提出，要与我一起去见他。奥加辽夫这时刚到伦敦，他是这次会面的见证人。
萨斐把米尔纳-吉布森家的谈话讲了一遍，讲得简单扼要，直截了当，这是他性格的特点。我补充了一些细节。奥尔西尼想了想，说道：
“那么，我可以向米尔纳-吉布森夫人查询这事吗？”
“当然可以。”萨斐回答。
“是的，看来我头脑有些发热，不过，”他问我道，“您为什么跟外人谈这事，却不告诉我？”
“奥尔西尼，你忘记这是什么时候的事了。还有，这个外人，我与他谈这事时还不是外人；您比许多人更清楚，他那时与我是什么关系。”
“我没有说这是谁……”
“请您让我说完。您以为复述这类话是轻松的吗？如果这谣言还在传播，也许应该提请您的注意——但现在谁还在谈这事？至于您不肯讲这是谁，其实大可不必，您应该让我与这位告密者当面对质，这才可以真相大白，知道谁在这些谣言中起了什么作用。”
奥尔西尼笑了，站了起来，走到面前拥抱了我，又拥抱了萨斐，说道：
“朋友们，结束这件事吧，请原谅我，让我们忘记这一切，谈别的事吧。”
“这一切都很好，您要我说明这事也是正当的，但是为什么您不肯讲这个告密者的名字呢？首先，这是无法隐瞒的……挑拨者是恩格尔松。”
“您能保证不再追究这事吗？”
“我可以当着两位证人的面保证这一点。”
“好，您猜对了。”
这预料之中的答复还是使我有些痛心——仿佛我本来并不完全相信似的。
“记住您的保证。”过了一会儿奥尔西尼又说。
“您不必担心。但为了安慰我和萨斐，您还是把事情告诉我们的好，反正我们基本上知道了。”
奥尔西尼笑了起来。
“好奇心这么重！您了解恩格尔松，前几天他来找我，我正在餐厅里（奥尔西尼住在一家公寓宿舍里，是独自用膳的）。他已吃过饭，我给他叫了一瓶雪利酒；喝过酒以后，他便开始讲您的坏话，说您侮辱了他，与他断绝了一切来往；讲完各种废话后，他便问我，我回来后，您对我态度怎样？我回答说，您对我很友好，我在您家里吃过饭，还玩了一个晚上……恩格尔松突然喊道：‘对，他们就是这样……我知道这些勇士，不久前，他和他的朋友兼崇拜者萨斐，还在讲您是奥地利的间谍呢。可现在，您又有了声誉，又红起来了，他便又要跟您攀朋友了！’我对他说：‘恩格尔松，您明白您讲的这事的重要性吗？’他反复声称：‘完全明白。’‘您可以在任何场合为您的话作证吗？’‘当然可以！’他走后，我便拿起纸，给您写了那封信。这就是全部事实。”
我们都走到了街上。奥尔西尼仿佛猜到了我的心思，安慰似的说道：
“他的神经不正常。”
奥尔西尼不久就去了巴黎，接着他那古典式的美好头颅便鲜血淋漓地滚下了断头台。
我得到的关于恩格尔松的第一个消息，是他在泽西岛上的去世。
我终于没有听到和解的话，忏悔的话……
（1858年）
附言
1864年我收到了来自那不勒斯的一封奇怪的信。信上谈到了我妻子显灵的事，说她要求我信仰宗教，洗清我的罪孽，抛弃世俗的虚荣心……
写信者说，一切都是根据显灵者的话记录的。信的笔调显得友好，亲切，热情。
信上没有署名，但我认出了笔迹，这是恩格尔松太太写的。
1 这类记载属于第三十四章第12页。——作者注按：这里的页码是指赫尔岑生前所编《往事与随想》第四册（1867年在日内瓦出版）的页码，这一册包括《革命前后》及《俄罗斯的影子》两部分。
2 德国工人活动家。
3 法国革命家。
4 巴枯宁于1848年6月在布拉格的斯拉夫人大会上发表演说，鼓动成立泛斯拉夫联盟，支援波兰解放事业，1849年领导德累斯顿的起义，因而被捕，后来又从德国移送奥地利，并被判处死刑，最后被引渡回俄国，关在彼得堡彼得保罗要塞内的阿列克谢耶夫三角堡。
5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激进民主派人士。
6 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
7 根据普希金的诗《题恰达耶夫画像》中的一行改写的。
8 巴枯宁毕业于彼得堡炮兵学校，后来又成为斯坦克维奇小组的成员。
9 俄军元帅。多马日罗夫是凡有大出殡必然到场的人物，因此这里只是说“要作旧生活的送葬者”。
10 即萨京。
11 普希金的长诗《叶夫根尼·奥涅金》中的人物。
12 俄国一个早年夭折的诗人。
13 我们的全部同学。——作者注
14 指赫尔岑、奥加辽夫、萨佐诺夫和萨京，这是赫尔岑小组最早的成员。
15 据希腊罗马神话，巨人萨图恩因怕孩子们推翻他竟吞食他们。
16 圣西门出生于贵族世家，自称为查理曼大帝的后裔。
17 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出身贫苦，但后来成了纱厂老板。
18 萨佐诺夫在游历了德国、瑞士和意大利之后，于1836年秋回到俄国，那时赫尔岑与奥加辽夫还在流放中。
19 库珀的《拓荒者》的主人公纳蒂·班波热爱印第安人的原始生活方式。
20 维索茨基（1809—1873），波兰民族解放运动者，当时流亡在国外。
21 波兰流亡者的组织。
22 俄军元帅，曾指挥俄军镇压匈牙利革命。
23 俄国的宗教领袖。
24 别林斯基于1847年出国养病时，在巴黎住了两个月后，在9月回俄国，第二年就死了。
25 斯卢扎利斯基和霍特克维奇伯爵都是波兰的流亡者。当时在波兰民族解放运动中，有人主张恢复1772年前（即俄国、普鲁士、奥地利瓜分波兰前）的波兰国界，这就得把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一部分领土归还波兰，因而涉及了边界问题。
26 阿纳卡西斯是传说中的古代西徐亚国王子，曾游历希腊，成为所谓古代七贤之一，被希腊人称为“可敬的蛮族人”。这里指在先进国家游历的蛮族人。
27 这里列举的都是法国当时的一些二三流作家和记者。
28 波兰神秘主义教派的领导人。
29 马拉斯特是法国革命家， 《国民报》主编。里贝罗尔（1812—1861），法国小资产阶级共和派革命家， 《改革报》主编。
30 指1814至1815年间拿破仑战败后，俄、英、奥、普等国联军进入巴黎，驻扎在革命广场上。
31 贝朗瑞诗歌创作的全盛时期主要在波旁王朝复辟时期。到了七月王朝末期，要求改革议会选举制度成了民主派的口号，这使贝朗瑞的诗歌中出现了“改革万岁！”的呼声，但1848年的二月革命提出了“共和万岁！”的口号，结束了改革议会的斗争。
32 指彼得堡，彼得堡位在涅瓦河三角洲，由那里的一百多个岛屿组成，瓦西里岛是其中最大的一个。这里是说俄国古代的野蛮风俗在彼得一世的改革后穿上了新的衣衫。
33 指俄国当时实行的官阶等级表。
34 德国黑格尔派哲学家。
35 指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的《十年史》。
36 即豪格，他参加过1848年的维也纳起义。
37 梅森豪泽（1813—1848），1848年维也纳革命期间国民自卫军司令，起义失败后被奥地利政府枪决。
38 都是当时各国的流亡者，其中只有沃尔采尔较重要。
39 原文是法文。
40 法国神父和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家。
41 《圣经》故事，见《约书亚记》第六章：以色列人奉上帝之命攻打耶利哥城，在城外大吹号角，城墙便倾塌了。
42 指1855年新皇亚历山大二世的登基，1861年宣布废除农奴制度。
43 他的文章《论俄国在世界博览会上的地位》发表在《北极星》第二集上。——作者注按：1855年在巴黎举办了盛大的世界博览会。
44 在日内瓦附近，1865年春起赫尔岑住在那里。
45 恩格尔松参加了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活动，于1849年8月被捕，由于证据不足被释放。
46 见《旧约全书·创世记》第八章：挪亚“把鸽子从方舟放出去，到了晚上，鸽子回到他那里，嘴里叼着一个新拧下的橄榄叶子，挪亚就知道地上的水退了”。
47 一个在彼得堡开餐厅的瑞士人。
48 莱瓦索（1808—1870），法国著名喜剧演员。
49 格拉索（1800—1860），法国喜剧演员和喜剧作者。
50 戈尔布诺夫（1831—1895），俄国作家和演员，具有讲故事的天才。
51 起源于法国的一种四对舞，由四对男女排成方形表演，舞式不固定，但要求各对严密配合。
52 卢梭的小说《新爱洛伊丝》的女主人公，曾与她的家庭教师热恋。
53 《俄语中的外来语袖珍辞典》，由彼得拉舍夫斯基编著，出版于1845年。它在各个词语下阐述了社会主义学说的基本原理，因而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得到了别林斯基和赫尔岑等的高度评价。
54 俄国于1845年制定了《关于教育军事学校学生的指示》，其中规定学生必须绝对服从政府及军事领导当局等等，这些规定实际上也适用于其他学校。
55 即抹大拉的马利亚，《圣经》中的悔罪者，见《路加福音》第七、八章。
56 欧里庇得斯的悲剧。
57 苏格拉底被法庭指控不敬神，腐蚀青年等，判处死刑，因而当众服用毒芹致死。
58 据说古希腊女诗人萨福是在失恋后从海边跳崖自杀的。
59 西克斯图斯五世（1520—1590），意大利教士，1585至1590年的教皇。当选为教皇前他一直装成衰弱的老人，实际上他雄才大略，身体强壮。
60 这个时期他写了一些非常感人的信，其中相当一部分我打算什么时候予以发表。——作者注
61 这是霍耶茨基与那个寡妇的私生女。
62 指豪格。
63 拉罗什富科是法国伦理学家，曾把他在伦理问题上的一些警句编成五卷《箴言录》，主要表现了作者愤世嫉俗的思想，后来哈代、尼采均受过他的影响。
64 指霍耶茨基。他对豪格在赫尔岑与黑尔韦格的争执中表现的粗鲁态度感到不满。
65 这人是法国的流亡者，名叫约瑟夫·多芒热，当时在赫尔岑家担任他儿子的家庭教师。
66 《致亚历山大二世皇帝的信》发表于《北极星》第一集上。
67 《北极星》文集于1855年8月创刊，基本上每年出一集，后因各种原因略有脱期，至1868年停刊，共出了八集。
68 引自普希金的诗《酒神之歌》（1825）。
69 指雷列耶夫创办的《北极星》，也是文集性刊物，发表过普希金等的作品。赫尔岑把自己的刊物取名为《北极星》，并以五个被绞死的十二月党人作封面，是表示要继承十二月党人的革命事业。
70 原文是“基督受难日”，即耶稣在十字架上死难的日子，因此后面谈到了十字架，这里指雷列耶夫等五人被纹死的日子（1826年7月25日）。
71 这段话是赫尔岑宣布决定出版《北极星》文集时写的，这年（1855年）8月《北极星》第一集正式出版，便以这篇宣言作发刊词，“理性万岁！”这句话也登载在每期的扉页上。
72 即下面所说的《什么是国家》一文，它登载在《北极星》第一集上。
73 特鲁布南（1817—1884），英国出版商，曾印行赫尔岑的作品。
74 金克尔（1815—1882），德国诗人和艺术史家，因参加1848年的德国革命而流亡在伦敦。
75 埃斯基罗斯（1814—1876），法国作家，1848年法国革命失败后流亡在英国。
76 萨维奇（1808—1892），流亡在英国的俄国革命者。
77 斯文托斯拉夫斯基（生于1811年），波兰民族解放运动者，当时流亡在英国。
78 林顿（1812—1897），英国木刻家和作家，宪章运动中的激进分子，后来移居美国。
79 迈森布格（1816—1903），德国的回忆录作者，出身贵族，在1848年革命时期与家庭断绝了关系，后流亡在英国，在赫尔岑家做他两个女儿的家庭教师，后来曾多年负责照料赫尔岑的第二个女儿奥莉加。
80 指奥尔西尼在巴黎勒佩勒蒂埃路行刺拿破仑三世。
81 米尔纳-吉布森（1806—1884），英国政治家，曾任众议员和商业大臣。
82 皮安乔尼（1810—1890），意大利政治活动家，民族解放运动的参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