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底，战争仍处在不祥的昏睡状态。只有偶然的炮击和侦察的巡逻机声，打破了西线的沉寂。双方的军队，从它们日益巩固的防御工事后面，隔着一个公认的“无人区”彼此遥遥相望。
现在的情势，同1914年底比较，很有几分相似（我在圣诞节写信给庞德说）。从和平到战争的过渡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了。在外洋上，敌人的海面船只至少暂时已经肃清。法国境内的防线，呈现出静止的状态。此外，我们在海上已经击退了最初的潜艇袭击，而在上次的大战中，直到1915年2月，潜艇战才开始发动；同时，对于新奇的磁性水雷，我们已经找到了对付的办法。而且，在法国，沿着边界设有防线，而不像在上次大战中，法国有六七个省以及比利时都已经陷于敌人手中。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情形和1914年比较，也许要好得多。并且我还觉得德皇时代的德国是一个比纳粹德国更加顽强的对手（不过，这种观感可以随时修正）。
在这个艰难的时刻，我也只能以上述感想当作圣诞节的贺片了。
这时我更加确信，在1940年不可能执行“凯瑟琳”计划。
“派遣一支最优秀的舰队进入波罗的海，”我写信给庞德说（1月6日），“虽然非常合乎理想，却不是夺取并占有铁矿区的必要手段。因此，虽然派遣舰队开入波罗的海的一切准备工作，仍旧应当继续进行，并且应当作出坚强的努力，但是，除非我们能够设法在空袭下保全舰队，否则，轻加尝试必然会造成错误；如果要依赖派遣海面上的舰队来占领铁矿区，那就更加错误了。让我们满怀着信心前进，随着时事的展开，看看海军方面将如何发展。”
于是又过了一个星期之后：
海军大臣致第一海务大臣 1940年1月15日
（1）承你送来为答复我关于“凯瑟琳计划”各项草案所作的各种报告，我都已经仔细研究过了。我不得不勉强而又十分明确地断定，我们在秋季所计划的作战行动，在今年将不可能实行。我们对于潜艇、水雷及袭击舰，还不能够取得充分的制服手段，因而仍不能够派遣许多必需的较小船舰，去担负它们的特别任务。如何使我们的船舰在防御空袭方面能够比较安全，这个问题迄今还没有解决。俯冲轰炸机仍然是一个可怕的威胁。至于火箭〔为保密起见，又称“U．P．武器”，就是“不旋转的投射弹”〕，虽然迅速地趋向生产阶段，但是，即使一切进行顺利，在今后的许多个月内，仍不能有充分的数量可供利用。直到现在我们还不能给予我们较大的船舰以更多的装甲保护。波罗的海方面的政治局势，总是使人捉摸不定。另一方面，9月间，“俾斯麦”号的到达会使我们将要遭到的海上抵抗大大地加强。
（2）但战争很可能在1941年猛烈进行，而且谁都不能说那时会有什么机遇。所以，我希望，所有列在你的表格中标明“有利”字样的各种船舰及辅助舰的准备工作，只要时机允许，应该继续进行；并且希望船舰在入坞修理或重行装配的时候，应当为它们作出一切努力，以免耽误它们回队服役。
还有一点，鉴于俄国的态度，要继续使我们的驱逐舰为在冬季海面上展开活动作好准备。当然，这也只是我们应当采取的谨慎态度。我们对此都意见一致，使我感到愉快。
※ ※ ※
直到现在，没有一个盟国支持我们的事业。美国的态度，比任何其他时期更为冷淡。我一直坚持和美国总统通信，但是很少有反应。财政大臣为我们日益减少的美元储备而叫苦。
我们和土耳其已经签订了一个互助条约，正在考虑从我们自己有限的财源中，能给它一些什么援助。芬兰战争所造成的严重情势，使我们和苏联间早已不和睦的关系，变得更加恶化。如果我们要采取任何行动来援助芬兰，都可能引起对俄国的战争。苏联政府和纳粹德国间根本的敌对，并没有妨碍克里姆林宫以种种的供给和便利条件，积极帮助希特勒发展其威力。法国的共产主义者以及存在于英国的这一类共产主义者，都谴责“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战争，并尽他们所能来阻挠军需工厂的工作。他们在由于久不作战而早已变得生气索然的法国陆军的内部，确实产生了一种打击士气和破坏性的影响。我们继续用礼让的态度和有利的条件，来笼络意大利，但我们并不能够有任何安全感，或获得任何博得友谊的进展。齐亚诺伯爵以彬彬有礼的态度对待我国大使。墨索里尼则采取冷淡疏远的态度。
然而，意大利的独裁者，却不是没有他自己的忧虑的。1月3日，他写了一封透露隐衷的信给希特勒，表明他对德苏成立协定的厌恶：
我曾经有四十年的政治经验，因此，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一个政策——尤其是一个革命的政策——是有它战略上的要求的。我是在1924年承认苏联的。1934年，我和他们签订了一个通商友好条约。所以，我明白，·尤·其·是·因·为·里·宾·特·洛·甫·关·于·英·国·和·法·国·不·会·采·取·干·涉·政·策·的·预·言，·结·果·并·未·实·现，你不得不设法避免造成第二战场。你为此事不得不付出代价，因为俄国不费一兵一卒，已经在波兰及波罗的海的战争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
但是，作为一个天生具有革命气质，并且始终未曾改变革命意志的人，我要告诉你，你不能永远牺牲你的革命原则，来适应某个时间的战略需要……并且我也有一定的责任告诉你，如果你和莫斯科发生更进一步的关系，那就会在意大利引起具有严重后果的反应。在意大利，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情绪，是绝对一致的，和花岗石一样坚实，并且是牢不可破的。
我很希望这种情形不会发生。要解决你的生存空间的问题，必须到俄国去，而不是在其他的地方……到了我们能够粉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那一天，我们才能够对于双方的革命，完成了心愿。然后便要轮到各大民主国家了，因为这些民主国家，身受癌症的折磨，是无法幸存的。……
※ ※ ※
1月6日，我再访法国，向法国最高统帅部说明我那“耕种者第六号”和“漂浮水雷”（“皇家海军”作战计划）两个军械设计①。那天早晨，在我动身以前，首相召我前去，告诉我说，他已决定更换陆军部长人选，要使霍尔·贝里沙先生让位于奥利弗·斯坦利先生。那天深夜，霍尔·贝里沙先生打电话到巴黎英国大使馆找我，把我已经知道的事告诉了我。
我竭力促使他在政府向他提出的其他职位中择一担任，但没有成功。这时，政府本身颇不景气，全国报纸几乎异口同声地说政府失去了一个极有作为而又活跃的人物。霍尔·贝利沙在各报一致赞扬声中离开了陆军部。议会是不接受报纸的意见的，实际上，报纸的议论往往使它采取相反的行动。一个星期以后，下院开会时，霍尔·贝里沙先生只有寥寥几个拥护者，他自己也没有作任何发言。我写信给他如下：
①见附录（15）与（17）
1940年1月10日
我们共事不久，便告分离，使我非常惋惜。在上次大战中，我也经受过和你相同的经验，所以我知道，任何专心致志于工作的人，对于这件事都会感到多么的伤心与痛苦。这次提出的人事变动，事先我并未参加商议。我只是在事情决定以后才获得通知。同时，假使我不告诉你我认为你最好是能担任贸易部或新闻部的职务，那我就太不坦白了；我很遗憾，你对于这些重要职务中的第一个职务，竟然也不愿接受。
你在陆军部任职期间的显著成绩，就是在和平时期通过征兵法。你对这点可以引以自慰。我希望我们不久仍然可以再作同僚。这次暂时的挫折，对于你将来获得为国家效劳的机会来说，绝不会成为严重的障碍。
我虽想实现这个希望，始终未能成为事实；直等到联合政府解散以后，1945年5月，我组织所谓“看守政府”时，才邀请贝里沙担任国民保险部大臣。在他赋闲的这段期间，他曾经是严厉抨击我们政策者之一；但是，我对于能够罗致这样一个干才，重新参加政府，确实感到非常愉快。
※ ※ ※
在整个1月份中，芬兰人坚守阵地，到了月底，人数逐步增多的俄国军队，仍然被遏制在它们原有的阵地。红军的空军连续轰炸赫尔辛基和维伊普里，芬兰政府要求飞机和军用物资的呼声，越来越高。随着北极的夜晚的缩短，苏联的空中攻势即将逐渐加强，不但芬兰的城镇，并且芬兰军队的交通线，都将成为袭击的目标。直到现在为止，只有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少量军用物资和几千名志愿军到达了芬兰。在1月中，在伦敦开设了一个招慕新兵的机构，并有几十架英国飞机运往芬兰，其中有若干架直接由空中飞去。实际上，这些都无济于事。
关于纳尔维克部署的迟延，仍然无限期地继续下去。内阁虽然准备考虑对挪威和瑞典施加压力，以便使援助物品得以通过两国国境到达芬兰，但它们对于在水道布雷这个比较微小的行动却始终反对。在这两个行动中，第一个是高尚的举动，而第二个只是战略上的措施。此外，大家可以看出，挪威和瑞典对于提供条件以便进行援助的事，一定会加以拒绝，因此，这个计划终究毫无结果。
在某次内阁会议后，我在烦恼中，写信给一位同僚说：
1940年1月15日
我心中的烦躁不安，主要是由于我们指挥作战的机构，对于积极行动所造成的对种巨大的困难。我看到阻挠我们的势力，已经或正在筑成一道道的高大的围墙，因而使我怀疑任何计划是否会有机会越过它去。只要看看七个星期中，我们在讨论纳尔维克部署问题方面必须克服的种种议论，就可以知道了。第一，是各个经济部门，如供应部、贸易部等的反对论调。第二，是联合计划委员会。第三，是三军参谋长委员会。第四，是所谓“不要为了小事而损害大的计划”这种别有用心的论调，其实，当时很少有机会坚决地尝试大的计划。第五，是法律上、道义上的反对论调，这派论调，后来逐渐地被压下去了。第六，是中立国，尤其是美国的态度，但是请看美国对我们的“行动”的反应是多么的良好啊！第七，是内阁本身，议论纷纭，意见分歧。第八，是等到所有这些问题顺利解决以后，又要去和法国商量。最后，是必须使各个自治领以及它们的正义观念和我们协调一致，因为它们事先并没有参与我们国内讨论这个问题的整个过程。所有这些情形使我感到，在现在的安排下，我们只好无可奈何地坐待敌人进行可怕的袭击。对于这种袭击，我们无法使各方面的步骤一致，同时加以预防，而避免使国家的力量受到致命的消耗。
我已有两三个正在进行的计划，但我引以为忧的是，所有这些计划，会在消极论调和消极力量形成的巨大堡垒前面，化成泡影。因此，如果我流露出烦恼，则请你原谅。有一件事是绝对不容置疑的，即采取阻力最小的路线，是绝不会获得胜利的。
不过，关于纳尔维克的全部故事，现在由于低地国家所面临的威胁，已经暂时被搁在一边。假使这个威胁成为事实，则必须根据崭新的事变，对形势加以研究了。……假使低地国家发生大战，对于挪威和瑞典，或许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即使战争结果陷于相持不下的僵局，它们也许会感到远比以前更加自由，而对我们来说，则甚至可能更加需要一种转移注意力的事变。
※ ※ ※
另外，还有使人不安的原因。在改造我们的工业，使它投入战时生产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并没有达到所需要的速度。
1月27日，我在曼彻斯特发表的一篇演说中，竭力阐述扩大我们劳动力来源，招收大量妇女参加工业生产，以代替被征调入伍的男子并增强我们国家力量等所具有的极其重大的意义。我接着说：
我们必须进行巨大的扩展，尤其要吸收那些能够从事熟练或半熟练生产的技工。在这方面，我们必须特别期待我们的工党同僚和工会领袖的援助与指导。我在前军需部极盛时代担任过该部大臣，所以能够以懂得一些内情者的资格来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将需要数百万新工人，而且必须有百万以上的妇女勇敢地来参加我们的军事工业——进入炮弹工厂、军火工厂以及飞机工厂。假如不扩大这种劳动力的来源，假如不让英国妇女像她们所希望的那样参加战斗，我们就根本不能负起英法两国共同担负的责任中我们应该承担的一部分。
然而，关于这件事，并没有作出多大的努力。人们似乎缺乏一种局势变得极其紧急的感觉。在工人和管理生产的人员中以及在军事行动中，都存在着“暧昧不明”的态度。直到5月初，才有了一个关于机械、动力和飞机工业集团就业状况的调查报告，提交内阁，透露了无可争议的事实。这个报告，由我管辖的统计部门，在林德曼教授的主持下，加以彻底研究。虽然这时因挪威问题的喧嚣使我分心和激动，但我仍有时间把下面的备忘录，送给我的各位同僚：
海军大臣的备忘录 1940年5月4日
本报告提出，我们在这个基本的工业集团方面，至少还几乎没有开始把人力组织起来，进行军火生产。
据〔以前的文件的〕估计，在战争的第一年中，将需要在从事金属工业生产人员方面进行很大的扩充，其数量将达到71．5％。而实际上，本报告中所讨论的这个占整个金属工业人数五分之三的机械、动力和飞机集团，在1939年6月到1940年4月期间，只扩充了11．1％（十二万二千人）。这个比率少于上述所需要的扩充数的六分之一。在1936年至1937年间，政府并未进行任何干涉，仅仅因为贸易的改善，人数的增长就和这次的增加同样快。
虽然每年有三十五万青年离开学校，可是在这个集团中，年龄在二十一岁以下的就业男子数，只增加了二万五千人。不但如此，妇女与年轻人的比率，也不过从26．6％增加剧27．6％。在机械、动力和飞机工业集团中，我们现在所有的女工人数仅占男工人数的十二分之一。在上次大战中，金属工业中的女工与男工的比率，曾由一比十增加到一比三。在上次大战中的第一年，从1914年7月至1915年7月，金属工业所吸收的新工人，达到原有工人的20％。在现在调查的这个足以代表整个金属工业的集团中，在过去十个月中，增加的人数仅占11％。
在海军部所属各部门中，就业人数已经增加到将近27％，因为缺乏工人的分类数字，这里没有考虑在内。
※ ※ ※
1月10日，我们对于西线的忧虑，得到了证实。德国第七空军师的一名少校参谋奉命携带若干文件前往科隆的总司令部。他错过了火车，决定飞行。但他的飞机掠过了目的地，在比利时境内被迫降落。比利时部队将他逮捕，并没收了他的文件；当时他曾拚命企图销毁文件，结果未遂。这些文件，包括希特勒所决定的侵略比利时、荷兰和法国的全部实际计划。不久，这个德国少校便被释放，让他自己去向上级报告事实经过。当时我听到了发生的一切，在我看来，很难设想比利时不拟定一个计划，邀请英、法两国派兵开入它们的国家。但是比利时对这一点没做任何事。英、法、比利时三个有关的国家，都议论这件事，认为这或许是敌人的一个狡计，但这是不可能符合事实的。绝对没有理由认为，德国人企图使比利时相信，他们准备在最近的将来要向它发动进攻。因为这样一来，可能会使比利时做出德国最不愿意发生的事，就是它和法英两国军队制订计划，让英法军队在某个天气晴朗的夜晚，秘密而又迅速地进军。因此，我相信德国的进攻已经迫在眉睫了。
1月13日，凯斯海军上将打电话告诉我，如果我们同意作出某种影响深远的保证，则比利时国王或许能够说服他的大臣们邀请英法两国军队“立刻”开进比利时去。按照我们的理解，“立刻”意味着现在“立刻”，而不是在德国侵入以后“立刻”。战时内阁决定答复说，除了已经包含在军事同盟条约中的保证以外，我们不能再给予任何其他保证，而且，如果要求盟国军队开入比利时，则必须尽早地发出邀请，以便使盟国军队能够预先制止德国的侵略，因为比利时政府显然认为德国的侵略已经迫在眉睫。1月15日，凯斯海军上将发来电报说，比利时国王认为，如果他将英国的答复转达给他的政府，则会产生很坏的影响，而且如果盟国的军队“立刻”开来，比利时和荷兰马上就会卷入战争，最好还是让德国承担破坏比利时中立地位的责任。比利时政府给达拉第先生一个类似的答复。法国驻伦敦大使也告诉我们，比利时政府认为，如果让德国作出侵略行动，英法两国的援助将“取得道义的性质”，这就会增加“获得胜利的机会”。
于是，比利时国王和他的陆军参谋们仅仅等待着，希望一切都会好转，尽管有了德国少校的文件，盟国和受威胁的国家都没有进一步采取任何行动。另一方面，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希特勒却召见了戈林，在他获悉所有被截获的文件实际上就是全部进攻计划以后，大发雷霆，然后下令准备新的修改方案。
由此显然易见，在1940年初，希特勒已经有了一个详细的计划，预备把比利时与荷兰卷入漩涡，以便进攻法国。不论什么时候，只要这种侵略行动开始，甘默林将军的“D计划”就会立刻实行，其中包括法国第七集团军和英国军队的出动。“D计划”制定得非常详细，只须一声令下，就可以使它付诸行动。英国三军参谋长委员会在战争开始时，虽然曾经非难过这个方案，但在1939年11月17日，巴黎会议却明确地、正式地加以批准。两个盟国在这个基础上，等待着逼近的突然袭击，而希特勒则正在等待用兵的季节，因为过了4月以后，就可能有适宜的气候了。
在冬季和春季中，英国远征军极度忙于自己的整顿工作，加强它们防线的防御工事，并准备从事不论进攻或防御的战争。从最高级到最低级的官兵，都一律艰苦地努力工作；他们到最后作出的良好表现，大部分由于充分利用了冬季所提供的机会。到“晦暗不明的战争”终结的时候，英国军队已经比以前高明多了，而且也壮大得多了。第四十二师和第四十四师于3月中开到法国，在1940年4月下半月中，继续推进至边境防线。同月内，第十二师、第二十三师和第四十六师也到达了。这些部队奉调开进法国境内，以便完成他们的训练，并且增强正在进行手头工作的劳动力量。他们甚至缺乏通常部队应有的武器和配备，同时也没有大炮。虽然如此，在战争开始时，他们终于不可避免地卷了进去，出色地尽了自己的责任。
今天回顾我们战前的部署，当时最可怕的缺陷，就是英国远征军中，甚至连一个装甲师也没有。英国本来是生产各种形式的坦克的发源地，可是在两次大战期间，对于这种不久将要支配战场的武器的发展竟大大地疏忽了，以致宣战以后的八个月中，我们这支小而优良的陆军，在严重的考验来临的时候，只有一个第一坦克旅，包括十七辆轻型坦克和一百辆“步兵”坦克。这一百辆“步兵”坦克中，只有二十三辆总算装了发射两磅重炮弹的大炮，其余各辆只装有机关枪。
此外，还有七个骑兵和义勇骑兵团，配有运送车辆及轻坦克，这批部队，正在改编为两个轻装甲旅。英国远征军除了缺少装甲配备以外，它的效能有了显著的进步。
※ ※ ※
法国前线的发展情形，就没有这样令人满意了。在一个实行全国征兵制的大军中，民众的情绪密切地反映到军队内部，尤其是军队驻扎在国内，与民众接触密切的时候，更加如此。我们不能说法国在1939年到1940年间，对于战争怀着高昂的情绪或甚至抱有很大的信心。过去十年来国内政治的动荡不安，造成了分裂和不满的现象。重要人士为了反对日益增长的共产主义势力，转向法西斯主义，轻信戈培尔的巧妙宣传，并在闲谈及谣传中传播开来。因此，在陆军中，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具有的那种制造分裂的影响也在发生作用；而在漫长的冬季的几个月，由于等待，却给这种毒害势力以巩固的时间与机会。
要造成军队良好的士气，有许多的因素，其中最大的一个因素，就是使官兵全力从事有益的和有趣的工作。懒散无事是一个富有危险性的温床。在整个冬季中，有许多需要进行的工作；训练一事，需要继续注意；防御工事距离令人满意和完备的程度，还差得很远，甚至马奇诺防线，也缺少许多辅助性的野外堡垒；士兵体格方面的强壮，还需要锻炼。可是参观法国前线的人，看到前线普遍存在的那种超然冷漠气氛，正在进行的工作显得质量低劣，以及缺乏任何可见的活动，往往感到惊讶。在法国防线后面的公路上，一切都显得冷冷清清，同英国驻守的一段防线背后，公路上车辆往来频繁，络绎不绝地延伸到数里以外的情景相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毫无疑问，在这个冬季中，法国军队的素质，由于放任自流而变得退化；如果它在秋天而不是在第二年春天作战，则它一定会有更英勇的表现。不久，它将被德国迅疾猛烈的攻击所吓倒。直到这个短暂的战役的最后阶段，法国士兵的真正的战斗特质才有充分的发挥，奋起保卫他们的祖国，抵抗世代深仇的敌人，但到那时，一切都太晚了。
※ ※ ※
与此同时，德国企图直接进攻挪威并且以闪电战方式占领丹麦的计划，亦正在进行中，凯特尔将军在1940年1月27日关于这个问题起草了一个备忘录：
元首和全国武装部队最高统帅希望“N”计划应当直接在我亲自指导下继续研究，并且同一般的战争政策作密切的联系。由于这些原因，元首已经指令我接管有关进一步准备工作的指导事宜。
这个战役的详细计划，则通过正常的途径进行。
※ ※ ※
2月初，首相要到巴黎参加最高军事会议，他第一次邀我和他同行。我提议我们乘船前去，这事可以由我安排。于是，我们全体人员乘着一艘驱逐舰由多佛启航，及时到达巴黎，参加当晚的会议。在渡海途中，张伯伦先生给我看他对萨姆纳·韦尔斯先生收集的和平建议所作的答复。这个答复给我很好的印象。当我在他面前阅读完毕，我对他说：“我以能够在你的政府中任职而感到骄傲。”他听了，似乎感到高兴。
2月5日讨论的主要题目是“援助芬兰”，并且核准了各种计划，预备派三个或四个师，同时说服挪威和瑞典，让我们运送供给物资和增援部队前往芬兰，并附带取得对耶利瓦勒铁矿的控制权。但瑞典人，正如我们所料，对此表示不同意，因此虽然已作了大规模的准备，但整个计划，却完全失败。张伯伦先生代表我国，亲自主持会议，而出席的英国各部大臣，只发表了很少的意见。照会议记录，我始终不曾发言。
第二天，当我们重渡海峡时，发生了一个有趣的事件。我们看到了一个漂浮的水雷。于是我对舰长说：“让我们用炮弹炸掉它。”这个水雷随着砰然一声巨响便炸开了。一大块碎片向我们打过来，刹那时，好像就要打在舰桥上，而这时所有的政治家和若干其他名流，都聚集在舰桥上。但很幸运，这个大碎片，落到了空荡荡的前甲板上，一个人也不曾受伤。于是一切都高高兴兴地过去了。从此以后，首相总是邀我和其他人员，陪着他参加最高军事会议，但是我却不能每一次都提供这样的消遣。
※ ※ ※
最高军事会议决定，援救芬兰是最重要的事情；如果芬兰不能获得三万至四万受过训练的援军，它绝不能支持到春季以后；目前源源开到芬兰的成分混杂的志愿军，是不够的；
而如果芬兰遭到毁灭，这就是盟国的一个大失败。所以必须派遣盟国军队，经由比特萨摩或纳尔维克和（或）其它挪威海港。通过纳尔维克的作战更为可取，因为这可以使盟国“一箭双雕”（即：既可援助芬兰，又可切断铁矿运输）。英国的两个师，原定在2月中开往法国，应该暂时留在英国，准备在挪威作战。同时，我们应尽一切的努力，来取得挪威人和瑞典人的同意，如果可能的话，取得他们的合作。至于挪威和瑞典如果拒绝（看来很有可能拒绝），我们应该如何应付，对于这个问题，却始终未作正面的处理。
这时发生了一个很生动的插曲，使斯堪的纳维亚的一切，都趋于尖锐化。读者可以回想起，我对于要捕获“施佩伯爵”号的辅助舰——“阿尔特马克”号一事所表示的关切。这只军舰，也是监禁我国被击沉的商船船员的一个浮动监狱。经“施佩伯爵”号舰长朗斯多夫按照国际法在蒙得维的亚港释放的英国俘虏告诉我们说，在“阿尔特马克”号舰上，大约有三百名英国商船海员。这只军舰隐匿在南大西洋将近两个月，后来，该舰舰长指望我方的搜索已经中止，便企图潜回德国。
由于幸运和适宜的气候，直到2月14日在它经过冰岛和法罗群岛之间，驶入挪威领海后，才被我们的飞机发现。
海军大臣致第一海务大臣 1940年2月16日
就今晨我接到的报告所述情形，我们的巡洋舰及驱逐舰似乎应该在白天迅速向北搜索，到挪威沿海一带。如果发现“阿尔特马克”号，即便它是在挪威的领海内，也应当毫不犹豫地加以捕获。这只军舰把英国战俘载往德国，已经违反了中立法。是否一定还要派一两艘巡洋舰在今晚仔细搜索斯卡格拉克海峡？我们必须把“阿尔特马克”号当作一个非常宝贵的战利品。
用海军部公报的话来说：“若干便于调遣的皇家军舰正在出动。”一个驱逐舰队，在英国军舰“科萨克”号舰长维安的指挥下，截住了“阿尔特马克”号，但没有立即加以拦阻。它便逃入约星峡湾，这是一条大约一哩半长的狭窄海湾，四周环峙着高峻的积雪山岩。两艘英国驱逐舰奉令向它围扰，以便进行检查。在峡湾的入口处，它们遇到两艘挪威炮艇。炮艇通知英国军舰说，“阿尔特马克”号没有武装，已经在前一天经过检查，并已获准通过挪威领海开往德国。我们的驱逐舰于是便撤退了。
这个消息传到了海军部，我就出面干预，在取得外交大臣的同意后，指令我们的军舰进入峡湾。我过去不大采取直接的行动，但这一次我却对舰长维安发出以下的命令：
1940年2月16日下午5时25分
除非挪威的鱼雷艇负责护送“阿尔特马克”号前往卑尔根，舰上有英国和挪威双方卫队驻守，并由双方共同护航；否则，你应该派兵登上“阿尔特马克”号，释放俘虏，并将该舰占领，听候进一步的训令，再行发落。假使挪威鱼雷艇进行干涉，你们便应警告该艇离开。假使该鱼雷艇向你们开火，非到进攻形势严重时，不得还击。如果形势严重，必须自卫，则所用的火力，切勿超过必需的程度；如果对方停止炮火，我方也应停止。
其余的事便由维安去办了。那天晚上，他乘着探照灯四射的“科萨克”号，穿过了漂浮的冰块，进入峡湾。他先登上挪威炮艇“切尔”号，要求必须将“阿尔特马克”号由双方联合护航，带到卑尔根，再依据国际法予以审问。挪威舰长一再担保地说，“阿尔特马克”号已被搜查过两次，证明它没有武器，而且舰上也没有英国俘虏。维安于是说，他预备自己登舰检查，并请这位挪威军官陪他同往。这个提议最后被拒绝了。
同时，“阿尔特马克”号就乘机开船；它企图撞击“科萨克”号，结果自己反而搁浅了。“科萨克”号强行逼近这艘军舰，而在两舰相靠以后，一队登舰检查人员便跳到“阿尔特马克”号舰上。接着发生了剧烈的肉搏战，在短兵相接中，德国人死了四个，伤了五个；一部分船员逃到了岸上，其余的都投降了。于是开始搜寻俘虏。霎时间，找出了几百人，都被禁闭在舱内，或锁在贮藏室内，甚至被关闭在空的油槽内。
接着响起了一阵叫喊声：“海军来了！”各禁闭处所的门都被打开，被俘者便一拥而出冲到甲板上。总计共有二百九十九个俘虏获得释放，他们换乘我们的驱逐舰。搜查的人又发现“阿尔特马克”号舰上有两门高射机关炮，四架机关枪。原来挪威人虽然曾经两度登上该舰，实际上未曾加以搜查。在冲突中，挪威炮艇自始至终默然地旁观。到了午夜，维安离开了峡湾，便向福思进发。
海军上将庞德和我，一同坐在海军部作战室里，心中有些担忧。我已经对外交部施加了很大压力，我也完全明白我们所采取的步骤在技术上的严重性。对于这些步骤，如果要给以公正的判断，我们必须记住，直到那天为止，德国已经击沉过二十一万八千吨的斯堪的纳维亚船舶，使五百五十五个斯堪的纳维亚人丧失了生命。但在我们国内和内阁方面，所关心的是舰上有没有英国俘虏。当早晨三点钟消息传来，有三百名英国俘虏，已被找到而且救出，我们听了真是愉快。这是一个压倒一切的事实。
我们以为这些英国俘虏由于饥饿与禁闭的折磨，境况一定十分可怜，所以便派救护车、医生、新闻记者和摄影师到利思港去迎接他们。但是，看来他们都很健康，在驱逐舰上得到了很好的照料，上岸时，人人兴高采烈，因此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对外就没有透露。他们的获救和舰长维安的行动，引起了英国人士热烈的欢腾，其情况不亚于击沉“施佩伯爵”号以后的情形。这两件事情，增强了我的力量和海军的声望。“海军来了！”这句话，便有口皆碑，盛传一时。
对于挪威政府的行动，应当尽量加以原谅，因为挪威政府慑于德国的恐怖并玩忽英国的宽容，原是很自然的。他们对于英国军舰进入他们的领海，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张伯伦先生在下院的一篇演说的内容，包含着英国答复挪威抗议的要点：
根据科特教授（挪威外相）所表示的见解来看，挪威政府对于一艘德国军舰，为了达到逃避在公海上被捕并运送英国俘虏到德国监禁营的目的，而利用长达数百哩的挪威领海一节，并不反对。此种主张，同英王陛下政府所了解的国际法，大相径庭。在英国政府看来，这种主张将使得德国军舰滥用中立国水域的行动变为合法化，而且所造成的一种局势，是英王陛下政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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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前面已经看到，希特勒是在12月14日作出了进攻挪威的决定，而军事参谋工作，则在凯特尔指挥下进行。“阿尔特马克”号事件，无疑成为对他们行动的一个刺激。按照凯特尔2月24日的建议，希特勒紧急召唤冯·法尔肯霍斯特将军到柏林。此时法尔肯霍斯特正在科布伦茨指挥一个军团。
他在1918年曾参加德国在芬兰的战役，他和元首开始会谈这个问题。后来在纽伦堡审判中，这位将军曾叙述这次会谈的情形。
希特勒向我提起以前我在芬兰的经验，并对我说，“坐下来，告诉我你做了些什么。”过了一会儿，这位元首打断了我的话。他领我到一张铺着地图的桌子面前。他说：“我心中也有一件类似的事情，就是占领挪威；因为我听说英国人要想在那里登陆，所以，我要趁他们未到以前就下手。”
于是，他就在房内踱来踱去，把他的理由解释给我听。他说：“英国要是占领了挪威，就会造成一种战略上的迂回，就可以使他们进入波罗的海地区，而我们在波罗的海地区，既未驻扎军队，又无沿岸防御工事。我们在东方已经获得的成就和准备制胜西方的希望，都要被摧毁无遗；因为敌人所处的地位可以使它们直向柏林逼进，而攻破我们两个战线的中枢。第二和第三点就是，征服挪威可以保证我国舰队在威廉港湾的行动自由，并且还可以保护我们的瑞典铁矿石输入。”
……最后他对我说：“我派你去指挥这个远征。”
当天下午，法尔肯霍斯特就被再度召到总理公署，和希特勒、凯特尔及约德尔讨论远征挪威的详细作战计划。最紧要的问题是决定先后的次序。希特勒究竟是在执行所谓“黄色计划”（进攻法国）以前，还是在以后，进攻挪威？3月1日，他作了决定；先向挪威进攻。3月3日约德尔的日记上写道：“元首决定先执行‘威塞尔演习’计划，待完成后稍停几天，就实行‘黄色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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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国整个东部沿海的航运，开始受到了令人可恼的空袭。除了开往较大港口的远洋船只以外，不论哪一天，在海上或沿海港口内，都有大约三百二十艘船只，它们的吨位在五百吨与二千吨之间，其中许多都是运煤到伦敦或南方去的。在这些小船中，只有少数最近才装上高射炮，所以敌人的飞机，便集中袭击这些容易得手的目标。它们甚至袭击灯塔船。这些为海员们忠实服务的灯塔船，停泊在我国沿海一带的浅滩附近毫无掩蔽之处，对于一切船只，甚至从事袭击的潜艇本身，都有用处，而在上次大战中，从未遭受过袭击。
现在竟有几艘被击沉或损坏了，最恶劣的事例发生在恒伯海面。那里有艘灯塔船，在一阵猛烈的机枪扫射下，船中九名船员，竟有八名死于非命。
护航制度，在防御空袭方面，已经证明和防御潜艇有同样的效力，但是现在已经在尽一切努力使每只船都有若干种武器。在我们缺少高射炮的时候，我们利用了各种各样的巧妙方法。甚至一个救生用的火箭也打下了一个空中强盗。国内舰队所剩余的机关枪，连同海军炮手，都分配给沿东海岸一带的英国及盟国商船。这些人员和武器，在每次航行经过危险地带时，随时从此船移到彼船。到2月底，陆军方面已能给以协助，因而开始成立了一个后来称为海上皇家炮队的组织。1944年当战争达到最剧烈的阶段时，担任这项职务者共有从正规军调来的将士三万八千余人，其中有一万四千人由陆军供给。在沿东海岸的护航路线上，有很大一部分，一遇到空袭，可以立刻通知最近的飞机场，取得战斗机的保护。
于是陆、海、空三军便打成一片。空袭飞机被击毁的数目逐渐增加。敌人对通常毫无防御的各国商船的扫射，结果所付出的代价远比预期的损失要大，因此袭击减少了。
整个前景，并非全部都是漆黑一团的。在外海上，自从12月中“施佩伯爵”号被毁后，就不再见袭击舰活动的迹象，而扫荡德国海上航运的工作，则在继续进行。2月中，有六艘德国船，从西班牙出发企图到达德国。只有一只船达到了目的；其余各船，有三艘被俘，一艘自行凿沉，另一艘在挪威被击毁。在2月及3月间，另有七艘德国船，企图冲出封锁线，被我国巡逻舰队截住。这七艘船，除其中一艘外，都由它们的船长自行凿沉。至1940年4月初止，由于被俘获或自行凿沉，德国人共损失船只七十艘，计三十四万吨；另一方面，还有二百十五艘德国船，仍然被困在中立国海港。德国潜艇发现我们的商船都已武装起来，便放弃炮击，改用鱼雷。
它们下一步的办法，就是又放弃鱼雷，改用最卑鄙的作战方式——不经警告的水雷。我们已经看到如何应付并战胜磁性水雷袭击的情形。虽然如此，在1月中，我们的损失，半数以上是由于磁性水雷，而中立国的损失，又占全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我在2月底的海军预算中，曾评述海战的主要特色。据我推测，德国在参战时拥有的潜艇，已损失了一半。但是同意料相反，就是直到此时，很少有新的潜艇出现。据我们现在所知，实际上至2月底，德国潜艇有十六艘已被击沉，同时又增加了九艘。敌人的主要努力，尚未充分发挥。我们关于建造小船的计划，包括护航船只和补充损失的商船，规模极为庞大。海军部已经接管商船制造的统制，而格拉斯哥造船业者詹姆斯·利思戈爵士为了此事参加了海军部工作。在这次新战争的最初六个月中，除去新造的和外国让与的船只抵偿以外，我们的损失不到二十万吨，而在1917年，仅仅在那个局势万分危急的4月份中，便损失了四十五万吨。①同时我们继续截获运往敌区的货物的吨数比我们自己所损失的还要多。
①参看附录（16）
每一个月〔我在结束我的演说时说〕，我们的输入，都有不断的增进。在1月中，虽有潜艇、水雷以及冬季的大风与大雾，海军安然无恙地运进英国港内的物资吨数，同前三年和平时期的平均数相比，大大地超过了五分之四。……当我们考虑到大量的英国船只被调遣来参加海军服役，或运送军队渡过英吉利海峡，或加入运输部队的航队前往世界各地，我们可以谨慎地说，在这些结果中，并没有使人沮丧或惊惶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