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对不列颠的空袭，反映了敌人是意见分歧，目标矛盾，而且从来没有彻底完成过计划。在这几个月里，敌人曾经有三四次放弃了一种使我们感到极大压力的攻击方式，改而采取另外的新方式。不过，所有这些阶段都是彼此重叠的，很难用准确的日期加以划分。每一个阶段都和下一个阶段相衔接。初期的空袭是力图把我们的空军卷入在英吉利海峡和我国南部海岸上空的战斗；接着是袭击我南部各郡，主要是肯特郡和苏塞克斯郡，敌人的目的是要摧毁我们空军的组织；
然后是接近并到达伦敦；跟着就以伦敦为最主要的空袭目标；
最后，当我们在伦敦上空战胜时，他们又重新分散袭击各郡城市和我们经默尔西河及克莱德湾通往大西洋的唯一生命线。
我们曾经看到，在8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和9月的头一个星期里，他们袭击我南部海岸机场时，是如何使我们疲于奔命。可是到9月7日，戈林公开掌握了空战的指挥权，由白天空袭改为夜间空袭，由袭击肯特和苏塞克斯的战斗机机场转为轰炸伦敦建筑物最集中的那一大片地区。小规模的白天空袭是司空见惯，从未断过，而一场大规模的白天空袭仍可能到来；但总的来说，德国进攻的性质完全改变了。对伦敦的轰炸持续了五十七夜。对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来说，这是一场严峻的考验，结果如何，谁也无法预料。从来没有这么大的一片住宅区遭受过这样的轰炸，从来没有这么多的家庭被迫面临轰炸所造成的困难和恐怖。
在将近8月底的时候，敌人对伦敦进行狂轰滥炸，我们也立刻回敬，对柏林进行了一次报复性的袭击。由于我们必须飞越较远的距离，所以同从邻近的法国和比利时机场袭击伦敦相比，规模就不能不小得多。战时内阁极力主张还击，主张拼一下，向敌人挑战。我深信他们是正确的，并且深信，只有让希特勒认识到英国人的愤怒和意志力，才能使他感到十分震惊或打乱他的计划。他在内心是佩服我们的。当然，他利用了我们对柏林的报复大作文章，并且公开宣布德国的既定政策——要把伦敦和英国的其他城市炸成一片废墟。他在9月4日宣称，“如果他们袭击我们的城市，我们就干脆把他们的城市夷为平地。”他确曾拼命这么做了。
德国人的第一个目的是要摧毁我们的空中力量；第二个目的是粉碎伦敦人的斗志，或至少要使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无法居住。这些新的目的，敌人都没有达到。我们飞行员的本领和勇敢，我们飞机的优异性能以及他们的严密的组织，使皇家空军赢得了胜利。千百万普普通通的人民现在也表现了各种各样同样优秀的、为不列颠的生存不可或缺的美德，他们向全世界证明了一个受自由熏陶的社会力量是多么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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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9月7日到11月3日，平均每天晚上有二百架德国轰炸机袭击伦敦。在此以前的三个星期对我各郡城市进行的初期轰炸，使我们大量分散了我们的高射炮部队，所以当伦敦成为主要的袭击目标之初，它设在伦敦的高射炮只有九十二门。当时认为最好是让第十一大队指挥的夜间战斗机在空中自由活动。在夜间战斗机中，有六个中队是“伯伦翰”式和“无畏”式战斗机。夜间战斗那时还处在幼稚阶段，使敌人遭受的损失很小。我们的高射炮兵却因此一连三夜没有开炮。当时，他们本身的技术也低得可怜。尽管如此，鉴于我们夜间战斗机存在的弱点和一些未能解决的问题，于是决定准许高射炮手随意使用他们最好的技术，放手射击他们看不见的目标。指挥防空炮队的派尔将军，把高射炮从各郡的城市撤回来，使伦敦的高射炮数目在四十八小时内增加了一倍多。我们自己的飞机躲开了，高射炮大显身手的机会来到了。
伦敦居民呆在他们家里或简陋的防空洞里忍受这似乎未受任何抵抗的空袭已有三夜了。突然，在9月10日，整个防空火网打开了，而且伴随着强烈的探照灯光。这轰隆隆的炮火给予敌人的损害并不大，但它却使居民们大为满意。每个人都欢欣鼓舞，认识到我们对敌人进行还击了。从此以后，高射炮队就经常开炮；当然，由于经常练习和熟练以及当前的迫切需要，射击技术便不断有所提高。德国入侵飞机被击落的数字也逐渐增加。有时，高射炮队暂停射击，让作战方法也大为改进的夜间战斗机飞临伦敦上空。夜间空袭之外，还伴之以几乎是连续不断的白昼空袭，有时来的是小队敌机，有时甚至仅仅只有一架，在整个二十四小时内，经常是每隔一会儿就有一次警报。七百万伦敦居民对于这种奇特的生活已经习以为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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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闪电战”，我当然知道成千上万的人有许多更加惊心动魄的故事要讲，所以为了节省篇幅，我在这里只谈几件我个人的见闻。
轰炸刚刚开始的时候，人们在思想上没有把它当一回事。
在伦敦西区，每个人都照常工作、娱乐、吃饭和睡觉。剧场里经常客满，熄灭了灯光的街道到处是三三两两的人群。同巴黎的失败主义分子在他们5月间一遭到严重的空袭就怕得要死、喊叫连天的情况相比，伦敦人的这些反映可以说是健康的。我记得，有一次在连续不断的猛烈空袭中，我和几个朋友正在吃晚饭。斯多诺威大厦朝着格林公园的几扇大窗全部开着，公园里闪烁着高射炮的火焰，还时而被一颗爆炸的炸弹的火光照得通明。我觉得我们在冒不必要的危险。吃完晚饭后，我们走到那俯瞰大堤的帝国化学公司大楼去。从那些用石头构筑的高高的阳台上可以眺望美丽的河景。南岸至少有十几处地方在燃烧，正当我们在那里的时候，落下了几颗重型炸弹，有一颗距离很近，我的朋友们急忙把我拉到一根坚固的石柱后面。这一次，证明了我关于我们在日常生活的享受上应当受到许多限制的看法是对的。
在白厅周围的那些政府建筑物，一再被击中。唐宁街的房屋已有二百五十年的历史了，这些摇摇晃晃修得很马虎的房屋，是一个唯利是图的人承建的，上面迄今还留有他的名字。在慕尼黑危机期间，为唐宁街十号和十一号的居住者构筑了防空壕，并把地面下的那些房间的天花板用另外一层木头天花板和结实的木柱支住。人们认为这样就能在房子被炸毁或震塌时支撑残垣。当然，无论是这些房间或防空壕，都是经不起一颗直接命中的炸弹的。在9月的后两个星期里，已经作好准备，把我的内阁办公室搬到斯多利门附近、遥对圣詹姆斯公园的比较新式和坚固的政府办公大楼。我们把大楼称为“新楼”。在“新楼”下面有一个作战指挥室和几间避弹卧室。这时的炸弹当然比以后各阶段投的炸弹小，但是在新居还未准备就绪之前的一个时期里，唐宁街的生活是非常紧张的。我们好像是生活在前线的一个营指挥所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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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几个月里，我们的夜间内阁会议是在“新楼”地下室里的作战指挥室举行的。从唐宁街到那里，必须步行穿过外交部的四方形院子，然后向上攀登，从正在为加固作战指挥室和地下办公室而灌注混凝土的施工队中间走过去。我当时没有注意到这对动过大手术后身体羸弱的张伯伦先生是多么困难，但是任何困难也挡不住他，他比前几次参加内阁会议更加衣冠楚楚，举止从容，态度坚定。
1940年9月末的一个傍晚，我从唐宁街十号的前门向外张望，看见工人们正在把沙袋堆在对面外交部地下室的窗前。
我问他们在作什么。他们告诉我说，内维尔·张伯伦先生动过手术以后，必须得到特殊的定期治疗，而在唐宁街十一号的防空壕里进行治疗很不方便，那里在经常不断的空袭时至少聚集着二十个人，因此，他们就在这里给他准备一个私人用的小小的地方。他每天矜持地、敏捷地、衣冠楚楚地遵守一切约会，但是，实际情况摆在面前。他怎能经受得了。我行使了我的职权。我穿过十号与十一号之间的过道找到了张伯伦夫人。我说：“他病成这样，根本就不应该留在这里。你必须把他送走，等他恢复健康再说。我每天都把所有的电报给他送去。”她就去找她的丈夫。不到一小时，她告诉我说：
“他愿意听从你的意见。我们今晚就走。”我从此就再没有见到过他。不到两个月，他就与世长辞了。我确信他是希望死在他的岗位上的。我们不能让他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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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晚间（10月14日）的情景在我的脑海里也有深刻的印象。当照例的夜间空袭开始时，我们正在唐宁街十号的花厅用晚餐。同我一起用餐的是阿奇·辛克莱、奥利弗·利特尔顿和穆尔·布拉巴宗。钢质百叶窗已经关上了。在我们周围不远的地方发生了几次巨大的爆炸声，不一会儿，一颗炸弹就落在近卫骑兵阅兵场上，距离我们大约一百码，声音很大。突然间，我猛地想起来了。唐宁街十号的厨房高大宽敞，从一个大约二十五尺高的大玻璃窗可以看到外面。餐厅司务和客厅女服务员若无其事地在继续上菜，但是，我一下就注意到了这扇大窗，在大窗后面，厨师兰德梅耳太太和一位女厨正在不动声色地工作着。我猛然站起来走进厨房，告诉餐厅司务把饭菜放在餐厅的热饭器上，吩咐厨师和其他仆人照往常一样躲到防空洞去。当我重新就座仅仅约三分钟的光景，一声巨响，近在咫尺，接着是猛烈的震动，说明房子已被炸中。我的侦探进来说，损坏很严重。厨房、餐具室以及靠财政部那边的办公室都被炸毁了。
我们到厨房去观看现场。厨房全部破坏无遗。炸弹离此五十码，落在财政部内，爆炸的结果把这间宽大整洁的厨房连同所有擦得闪闪发光的炊具盘碟等炸成一堆乌黑的尘埃和瓦砾。大玻璃窗被炸成了碎玻璃和碎木片，散落在屋子里，如果屋里有人的话，一定会被炸得粉碎。幸亏我当时忽然想到——本来是很容易忽略过去的——想到得恰恰是时候。院子对面的财政部的防空壕被一颗炸弹直接命中炸得粉碎，在那里担任国民自卫军夜间值勤工作的四个公务员被炸死。不过，他们全都被埋在一大堆瓦砾下面，我们不知道死者究竟是谁。
空袭仍在进行而且似乎是更加猛烈，我们便戴上钢盔走到“新楼”的屋顶去察看情况。然而在走上屋顶之前，我禁不住要从防空洞里把兰德梅耳太太和其他的人带去看看他们的厨房。他们见到一片废墟的景象感到很难过，但主要的原因是见到厨房已经乱七八糟，很不整齐！
阿奇和我登上“新楼”的圆顶阁楼。那天夜里晴朗无云，可以看到伦敦很远的地方。看来，帕尔麦尔大街的大部分地方都已起火。那里至少有五处大火，在圣詹姆斯大街和匹克迪里大街也有大火。对面，在河那边较远的地方也有许多地方在燃烧，但是帕尔麦尔大街烧得最厉害，简直是一片火海。
空袭渐渐停止了，不久，“解除警报”的笛声响了，剩下的只是几处熊熊大火。我们走下楼来，回到“新楼”二楼我的新住所，我们见到保守党总督导员戴维·马杰森上尉，他经常是住在卡尔顿俱乐部的。他告诉我们，俱乐部已被炸得粉碎，事实上我们根据起火的情况来看，早就想到它已被炸了。他和大约二百五十名会员与职员一起呆在俱乐部里面。俱乐部挨了一颗重型炸弹。朝着帕尔麦尔大街的门面和庞大的顶部坍塌在马路上，掩埋了他那部停放在前门附近的汽车。吸烟室里坐满了会员，整个天花板正落在他们的头上。我在第二天去看了俱乐部的废墟，觉得，他们大多数人没有被炸死，似乎是不可思议。然而，就像一个奇迹似的，他们全都由尘埃、浓烟和瓦砾堆里爬了出来，虽然有许多人受了伤，但没有一个人死亡。当这些事传到内阁时，我们的工党同僚们诙谐地说道：“真是魔鬼保佑魔鬼。”昆廷·霍格先生就像阿尼埃斯从特洛埃的废墟中背出派特尔·安齐赛斯①那样，把他那位曾经担任过大法官的父亲从俱乐部的废墟中背出来，马杰森没有住宿的地方，我们为他在“新楼”的地下室准备了毯子和床。总之，这是一个可怕的夜晚，但从建筑物遭到的严重破坏来看，令人惊奇的是，死亡的人数不到五百，受伤的也只有一两千。
①阿尼埃斯是弗吉尔所著《阿尼埃斯漂泊记》叙事诗中的英雄，据称，他是安齐赛斯之子。在特洛埃陷落后他把年老的父亲背负出来，而在混乱与匆忙中丢失了他自己的妻子。——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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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午餐后，财政大臣金斯利·伍德到唐宁街十号来找我洽商公事。我们听见泰晤士河对岸的伦敦南区发生一次巨大的爆炸声。我带着他去看出了什么事。炸弹落在佩克汉姆，是一颗很大的炸弹——可能是一颗地雷。它彻底炸毁或破坏了二三十幢三层楼的小型住宅，在这个非常贫穷的地区炸出了一片相当大的空地。在瓦砾堆中这时已经插起了许多小小的英国旗，使人万感交集。当居民认出了我的汽车时，他们从四面八方跑来，很快就聚集了一千多人。这些人的情绪都很高昂。他们围在我们的周围，一面欢呼，一面用各种形式表示对我的热爱，想摸摸我的衣服。人们可能认为我给他们带来了某些改善他们生活命运的美好的实际利益。我实在忍受不住，流下了眼泪。当时同我在一起的伊斯梅记述道，他听见一位老太太说，“你们看，他真的关心我们，他在哭呢！”
我这不是悲哀的眼泪，而是赞叹和钦佩的眼泪。“你看这儿，”他们一面说一面把我领到废墟的中心。那儿有一个巨大的弹坑，大概有四十码宽，二十呎深。紧靠弹坑的边缘，翘立着一个安德森式家庭防空掩体，一个年轻人、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在被炸歪了的防空掩体的入口迎接我们，他们一点也没有受伤，但显然受到了炸弹的惊吓。当炸弹爆炸时，他们正在那里。他们说不出当时经历的情景。可是他们依然活着，并且显得十分得意。邻居们把他们当作稀奇宝贝。当我们重上汽车时，这一群面色憔悴的人们表现了一种激愤的心情。他们喊道，“我们要还击！”“叫他们也尝尝这种滋味。”我立即答应要实现他们的愿望，而我也确实履行了我的这个诺言。我们对德国城市进行了猛烈的、经常性的轰炸，随着我们空军力量的增长，炸弹越来越大，爆炸力越来越强，我们让德国人加十倍、二十倍地偿还他们欠我们的债。敌人的确得到了充分的报应，他们被打倒并被彻底征服。可怜的人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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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一次，我到拉姆斯格特去。我们遇到了空袭。我被领到当地的大隧道里去，有不少人经常住在隧道里。一刻钟以后，我们走出隧道时，看到瓦砾堆还在冒浓烟。一家小饭店被击中。没有人受伤，但是房子被炸成了一堆瓦砾，到处是炸碎的锅碗瓢勺和家具。饭店主人、他的妻子以及厨师和女服务员都满面泪痕。他们的家在哪里呢？他们靠什么生活呢？这正是需要当政的人运用权力的时候。我立即作出了决定。我在乘专车归去的途中，口述了一封给财政大臣的信，信中确定了一项原则，那就是：凡因敌人轰炸而造成的一切损失应由国家负担，由政府立即全部赔偿。这样，负担便不至于单独落在那些被炸毁了住宅或店铺的人的身上，而是由全国人民平均负担。金斯利·伍德对这项性质不够明确的义务当然有些顾虑。但是我催促得很紧，于是在两星期内便制定了一个战争保险方案，这个方案后来在我们处理事务的过程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我9月5日向议会解释这一方案说：
当我在内地巡视，看到一个英国人的小住宅或小店铺被敌人炸毁，看到我们没有竭力设法使这种负担由大家分摊，从而使我们团结一致、休戚与共的时候，我感到其大的痛苦。由于敌人的军事行动所造成的损害，与其他任何种类的损失或损害都有所不同，因为国家负有保卫全国臣民和纳税人的生命财产使之不受外来侵袭的任务。除非公众舆论与议会审核，把由于敌人的轰炸所造成的损害与其他一切形式的战争损失加以区别，除非在由于炸弹和炮弹所造成的战争损害与其他形式的损失之间画一个明确的界限，我们就无法处理这一问题；不然的话，我们将打开一个没有止境的缺口。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进行这样一个计划，对每一个由于炸弹或炮弹而蒙受战争损害的人给予全部或至少是最低限度的保险的话，我认为这将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标志，表明我们有信心，而在取得一些经验之后，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我们能采取这种方法渡过战争。
财政部对这个战争保险方案曾经经历了几个情绪不定的阶段。最初，他们认为它将使他们遭到破产；但1941年5月以后，空袭中断了三年之久，他们开始大赚其钱，认为这个方案很有远见，表现了政治家的明智。可是到战争后期，“飞弹”和火箭开始出现后，他们又亏空了，足足付出了八亿九千万英镑之多。事情是这样，我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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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我们展望前途，认为伦敦除它的一部分坚固的现代化建筑以外，将逐渐在短期内变成一片瓦砾。我深为伦敦居民的生命担心，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都照旧在原住所居住、睡觉，等着瞧。用砖和混凝土构筑的防空掩体在迅速地增加。
地下铁道能容纳很多人。还有几座大的防空壕，其中有的能容纳七千人之多，他们日复一日地高枕无忧地在那儿过夜，不知道一颗直接命中的炸弹将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我要求尽快地在这些防空壕里筑起砖的避弹墙。关于利用地下铁道的问题，则有一番争论，最后以一项折中办法获得解决。
首相致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内政大臣和运输大臣
1940年9月21日
1．日前我曾在内阁询问为什么地下铁道不能在某种程度上（甚至牺牲交通）用作防空壕，有人告诉我，硬说这是极不妥当的，还说，在得出这个结论以前，曾对整个问题进行过研究。现在我见到阿尔德威奇地下铁道用作防空壕了。请告诉我有关此事的详情，以及为什么放弃了以前那种武断的论点。
2．我仍然主张广泛利用地下铁道，我的意思不仅是利用车站而且还要利用铁道线，请送交我一份单页的简明报告，说明各地段所能容纳的人数，以及为使这些地段适用于新的用途而需要进行什么改建。举例说，单是在阿尔德威奇一段是否就能容纳七十五万人？我们可以调剂交通与防空的相对需要。
3．我在等待内政大臣向我报告，将采取什么方针进行下列事项——
（1）构筑更多的防空壕。
（2）加固现有的地下室。
（3）准备好可以使用的空地下室和房屋。
（4）最重要的是：利用发许可证的办法，对大部分人指定固定的地点，这样就可把他们安置在我们所指定的防空壕，避免拥挤。
在战争的这一新的阶段，不仅应当使工厂，而且更应当使经常日夜遭受轰炸的伦敦政府机关发挥最大的工作效率。
最初，只要警报一响，二十几个部的人员就都集合起来，被带到地下室去，不管是否有此必要。当时，对于能这么迅速和彻底地进入地下室，甚至感到骄傲。有许多次，来袭的敌机只有五六架——有时仅有一架。这些敌机往往没有飞临伦敦上空。一次小小的空袭就可使伦敦的行政管理机构停止工作一个多小时。
因此我提议，对于警报的放法，先有一个“预备警报”阶段；“预备警报”和“紧急警报”有所不同，“紧急警报”是只有当屋顶上的瞭望人（即后来人们所谓的“杰姆乌鸦”）报告“危险来临”——意即敌机已到上空或非常临近——时才能发出。根据这项提议，定出了相应的措施。当我们生活在敌人不断白天空袭的情况下，为了使大家严格遵行这一规定，我要求每周汇报各部门职员有多少小时是在防空壕内度过的。
首相致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和伊斯梅将军 1940年9月17日
请于明晚向我汇报伦敦的各大机关在9月16日空袭时呆在防空壕内未能工作的时数。
请伊斯梅将军向空军部和空战司令部了解一下：如果只有两三架敌机飞近伦敦，就不发紧急警报，他们对这一意见有何看法。
首相致霍勒斯·威尔逊爵士和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
1940年9月19日
请向我送交一份各部（三军各部包括在内）关于17和18日［各政府部门由于空袭警报而损失的时数］的报告，18日以后的报告，应逐日送来。在将报告送给我的同时，也送交各部首长传阅。这样便可看出谁做得最好。如果有一天没有收到某些部门的报告，则把已经收到的送交各部首长传阅。
※ ※ ※
这个办法鼓励了每一个人。在这些报告中有八份写得很认真。好笑的是，作战部门有些时候做得最差。他们对这种含蓄的责备，一方面感到不高兴，另一方面也感到这是对他们的一种鞭策，因此他们很快就改正了他们的看法。所有政府各部门时间的损失减少到最低的限度。不久，我们的战斗机使白天来袭的敌机损失惨重，于是白昼空袭的阶段就过去了。“预备警报”和“紧急警报”尽管没有断过，却没有一个政府机关在工作人员白天上班的时候被炸，也没有发生过炸死人的事情，但是，如果文职人员和军事人员表示怯弱或被引入歧途，则战时政府机构的工作时间将浪费多少啊！
早在9月1日，在猛烈的夜间空袭开始以前，我就曾写信给内政大臣和其他的人。
空袭警报及防空
1．目前的空袭警报办法是为了应付偶尔对一定目标的大规模空袭制定的，而不是为了应付一日数次分批的空袭，更不是为了应付夜间飞来的零星轰炸机。我们不能容许我国的大部地区每日数小时地陷于停顿状态，或在夜间经常惊扰不安。敌人要使他们所不能破坏的工厂的工作陷于停顿，从而妨碍我们的战争努力，这是决不容许的。
2．因此，应当制订一套新的警报办法：
预备警报。
紧急警报。
解除警报。
一个地区的日常生活不应因预备警报而中止。非公职人员，如果愿意的话，可以躲避或者把他们的子女安置在安全地点，但是，总的来说，他们应该学会，而他们也的确学会了如何适应他们的危险环境，只采取那些与他们的职责相称或自己觉得适当的预防措施。
3．防空工作应该由人数充足的骨干分子来掌握，而不能像目前亮红灯警报那样，每次都把所有的人叫出去。应在一切担任战时生产的工厂里实行瞭望哨制度，并在发出预备警报后开始行动；瞭望哨有对当地工厂或机关发布警报的全权。
白天的预备警报信号，可由人数充足、负有专责的民间防空队员升起黄旗来表示。晚上可使用一明一灭的黄灯（或红灯）。对利用路灯的办法，应进行研究，也可利用电话发出特别信号。
4．紧急警报是一道直接的命令，要人们“隐蔽”起来，全体防空人员马上进入自己的岗位。它很可能是和实际的空袭同时发出或稍早一点发出。各地的日常工作须视当地的情况进行安排。
“紧急警报”的信号用汽笛发出。鸣了汽笛，也许就用不着再加灯光或电话信号了。
5．“解除警报”的信号可照现在的办法发出。发了“解除警报”，就结束“紧急警报”阶段。如果“预备警报”还在继续的话，则旗子仍应悬挂；如果敌机确已返航，则可撤除“预备警报”的旗子，熄灭“预备警报”的灯光。
“预备警报”和“紧急警报”的信号，在我国不同地区可以有不同的用法。在经常空袭的地区，如肯特郡东部、伦敦南部和东南部、东英吉利南部、伯明翰、德比、利物浦、布里斯托尔以及其他一些地方，“预备警报”是司空见惯的。
“紧急警报”意味着实际的空袭。以上各项也适用于白厅区。
在我国其他地区，应尽量少使用“紧急警报”，以免防空人员疲于奔命。
6．在伦敦的各政府机关中，在实际的轰炸开始并按照新的规定响起“紧急警报”的汽笛以前，不应强迫任何人隐蔽。
任何人也不得仅仅因为伦敦已放预备警报而停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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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汽笛，即我向议会描述的“报丧的鬼嚎”，我不得不让步。
首相致内政大臣及其他有关人员 1940年9月14日
我答应议院在上星期内考虑有关空袭警报、汽笛、警笛、“杰姆乌鸦”等的新规定，然而，由于空袭的加剧，目前取消汽笛是不适宜的。我希望对上星期改进的做法向我作一简短的说明。
人们对于所有的贫苦的人们不胜同情，他们大都住在他们的小房里，上面没有任何东西掩护。
首相致内政大臣 1940年9月3日
尽管材料缺乏，但仍应竭力帮助人们排干他们安德森式家庭防空掩体内的积水，这样，这些防空掩体就会给你带来莫大的声望，还要为它们制备地板以防冬天下雨。边缘上疏落地砌上砖，不用灰泥，上面盖一层油毡，那就很好了，但必须要有排水沟和渗水井。我打算帮助你制定一个全盘计划来处理此事。可以通过广播发出指示，自然也应使用地区专员和地方当局。请送交我一份计划。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及首相私人办公室 1940年9月11日
请搜集关于空袭对下列各项是否造成任何严重影响的报告：
（1）粮食供给及分配；
（2）无家可归的人数，以及对这些人的食品供应；
（3）消防人员的疲劳程度；
（4）伦敦地区的下水道；
（5）煤气与电；
（6）伦敦地区的水的供应；
（7）伊斯梅将军应查明轰炸对伍尔威奇的生产的实际影响。同时请参阅军需大臣送给我的报告。
首相致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 1940年9月12日
请将我关于我们的办公时间略为提前的建议转达内阁和各大臣。午餐应在午后1时，而内阁办公时间应提前半小时。
从原则上说，如果我们早一点（例如下午7点15分）用晚餐的话，就比较方便。天黑得较早了，在下几个星期里，战斗机的掩护一旦撤除，就可能出现猛烈的轰炸。最好让职员和仆人尽早进入防空洞，并且要求各大臣在夜间空袭时要设法在比较安全的地方办公，特别是要找到一个睡觉的地方，这个地方，除非被一颗炸弹直接命中，否则将不受任何打扰。
当议会在星期二照常开会时，我提议这些不定期的会议在上午11点开，到下午4点或5点散。这样可使议员们在天黑以前回到他们的家，而且，我希望，他们能在天不黑就到达他们的防空壕。我们必须适应这些情况，这些情况可能愈趋明显。的确，由于白天愈来愈短，我们也许将不得不把我们的办公时间再提前半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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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在这些危险的日子里应怎样进行工作，也需要加以指导。议员们认为以身作则是他们的本分。这是对的，但很可能做得有些过分一点；我不得不劝告下院议员，要他们保持应有的谨慎，并适应当时的特殊环境。我在秘密会议上使他们认识到了应当采取必要的和周密的防护措施。他们同意：
不公布他们开会的日期与时间，并且，当“杰姆乌鸦”向议长报告“危险来临”时，他们就暂时停止辩论。接着，他们就规规矩矩地排队走进为他们准备好了的十分拥挤和简陋的防空洞。在整个这段时期，议员们一直继续开会并履行他们的职责，这件事将永远为英国的议会增光。下院议员在这种问题上很敏感，而他们的心情也很不容易捉摸。当一个会议厅被炸毁时，他们就搬到另一个会议厅去，我曾竭力说服他们，劝他们高高兴兴地听从明智的劝告。关于他们迁移会议场所的情形将于适当的时机另行叙述。总而言之，每个人都表现得富于理智，十分严肃。几个月后，议院被炸得粉碎，被炸的时间幸好是在晚上而不是在白天，幸好议院里空无一人，而不是议员们济济一堂，正在开会。随着我们能够有效地击退白天空袭，遂大大地减少了个人的麻烦，但是，在头几个月里，我对议员们的安全始终惦念在心。归根结底，通过公正的普选产生的独立自主的议会，可以随时推翻政府，但是在最艰难困苦的日子里却以支持政府为荣，这是可与敌人争一日之长的一点。议会胜利了。
我怀疑任何一个独裁者是否能在他自己的整个国家里行使像英国战时内阁行使的那么多有效的权力。当我们一说出我们的意图时，人民的代表就支持我们，全体人民也心悦诚服地表示服从，但是从来没有发生过侵害批评权利的事。批评家们几乎是始终不渝地以国家利益为重。当他们偶尔向我们挑衅时，上下两院便以绝大多数的票予以否决，这一点，与集权统治的手段恰恰相反，我们决不强迫、干涉或利用警察和特务，每当我想到议会民主或用任何其他名词表达的英国的公众生活能够忍受、克服并战胜一切考验时，我就感到骄傲。甚至连亡国灭种的威胁都没有把我们的议员吓倒，但是，亡国灭种的事也好在没有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