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回国途中，草拟了一篇演说稿，准备回国后在议会中发表。我很了解，我必然会受到什么批评，而且我也知道，战争的节节胜利，只会使下院和新闻界的那些心怀不满的人们，感到可以更加随便地谈出他们的意见。
于是，9月21日，我在登岸后两天，在下院作了一个报告，占用的时间不少于两个半小时。为了避免议员们零零落落地走出去吃午餐，我要求休会一小时，议会同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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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指责是，由于和意大利政府进行了徒劳无益的谈判，在对那不勒斯展开攻势时白费了好多时间。对于这一点，我知道我有很好的答复。
我知道有人说，在这些谈判中浪费了四十天的宝贵时间，结果使英美军队的鲜血毫无必要地洒在萨勒诺附近的土地上。这种批评事实上毫无根据，而另一方面又伤害了牺牲者家属的感情。我们在确定对意大利展开的主力进攻的时间时，丝毫没有考虑意大利政府的态度，而这个战役的临时日期，实际上早在同他们举行谈判以前，甚至在墨索里尼垮台以前，就已经决定了。这个日期是以我们从西西里岛南岸的海滩撤回登陆艇所需的时间为转移的。而直到8月的第一周为止，我们在那里实际参加作战的大部分军队，每天需要通过西西里岛南岸的海滩获得供应。这些登陆艇撤回以后，又必须返回非洲。其中一部分损坏了的登陆艇——为数不少——还需要进行修理，然后按极其严格和复杂的程序，重新装备它们的一切军需品等等，只有这样，才能谈得上进行另一次两栖作战行动。
我以为人们已经认识到，这些问题必须安排得非常周到。
每艘登陆艇或作战舰只，都是尽量根据事先可能作出的估计，按照严格的顺序来装载的，这样，该艇所载部队在登陆时，将会得到已经到岸的供应物资。每辆卡车装载的用品在运到时，恰好是每个部队所需要的。有些卡车涉水驶到船旁，然后又涉水驶回来。它们都严格地按照顺序装运，优先需要的用品放在最上面，这样就尽量避免发生随便装载的情况。而且也只有采用上述办法，才能在少数敌人拥有的强大的现代化炮火面前实行这种特殊的军事行动。登陆艇的具体情况及其准备工作，是唯一的、但却是决定性的限制因素。它与“将时间浪费在谈判方面”的说法，毫不相干，同时与“外交部由于担心这一条款或那一条款等等，而阻挠了将军们的行动”的论调，也毫不相干。在执行军事作战行动的过程中，从来没有片刻的停顿，其他一切工作也都必须与主要的军事运输相适应。
当我听到人们轻松地谈到把现代化部队随意送到岸上各处，仿佛他们是一捆捆的货物，扔到海滩上，就可以不再过问，我实在感到惊讶：人们对于现代化战争的条件，竟然还是这样的无知。……
如果我可以暂时离开正题的话，我要说，我在星期日早晨到达时从报上看到这类批评，我想起了一个水手的简单故事：这个水手曾经跳进一个船坞（我想大概是在普利茅斯），救起了一个溺水的小孩。大约一个星期以后，有个女人向这个水手打招呼，并且问他，“那天晚上从船坞里救起我孩子的是你吗？”水手谦虚地答道，“是我，太太。”那个女人说，“啊，我正找你哪。我孩子的帽子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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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指责关系到第二战场，共产党分子和其他一些人一直极力要求开辟这个战场。
现在我想向德国最高统帅部以及下院发表我的意见，我想既迷惑前者，又教育后者。
我把我们最初在非洲，接着在西西里岛、现在在意大利开辟的战场，称作第三战场。那个潜在的而且在迅速积聚力量的第二战场，虽还没有展开，但却正在这里严阵以待。谁也不能说——而且我也当然不会暗示——它将在什么时候开辟，然而，第二战场却是存在的，并且，它已经成为敌人的主要心事。它还没有开辟，或者说，还没有发挥作用，但是这个时刻是会来到的。时候一到，这个战场就要开辟，从西方展开的庞大攻势将会开始，与它配合的是从南面展开的进攻。
如果人们不了解集中在英国的美军，或正在这里进行准备的我们自己的强大远征军的具体情况与数量，不了解在各个战场上的敌军的部署，不能估计敌人的后备队和资源，以及敌人通过欧洲的巨大铁道系统，将大批部队从这一战场调到那一战场的能力，不了解我们的舰队和各种类型的登陆舰艇的情况与规模，那么，他们确实不可能对这种作战行动发表有益的意见。
［这时，我们两名共产党议员之一插话说：“这种说法对斯大林元帅也适用吗？”］在这一类的问题上，我们不应当听取英国共产党员的意见，因为我们知道他们一直袖手旁观。当我们处在生死存亡的时刻，他们并不关心我们的命运。我们听取的任何意见，将来自我们的朋友和同盟者，因为他们同我们一道，参与争取胜利的共同事业。下院可以绝对相信，英王陛下的现任政府，在这一类的问题上，绝不会被任何无知的鼓动或压力所动摇，或受到它的压制，不管那种鼓动做得是多么顺理成章，或施加那种压力的意图是多么善良。我们也不会由于压力和劝诱而违背我们自己更好的判断，去发动大规模的作战行动，以求在政治上取得一致意见，或博得任何方面的喝彩。对于大不列颠和美国来说，这场战争的最残酷的一部分战斗——请大家必须认清这一点——还在前头。下院和政府在这种严重的考验面前，绝不会退缩。为了共同的事业，我们也不惜一切牺牲。
最困难的问题是罗斯福总统和我作出的关于意大利的决定。如读者在前几章中所看到的，我曾竭力主张采取这个决定，其内容是与意大利国王和巴多格利奥元帅进行交涉，承认他们是共同的对德交战国，并给予这样的待遇。这一次，正如一年前关于达尔朗海军上将事件一样，又是那一类人激动起来了。可是在这个问题上，我却有更充足的理由。
我们可以稍稍衡量和鉴定一下意大利政府的所作所为，它的确是受到意大利国民的认可和赞许的。希特勒先生使我们确信，他认为意大利的行为是极其不忠而又卑鄙的——在这种问题上，他是一个高明的裁判。其他人可能认为，当以墨索里尼为首的法西斯党徒，为了物质利益而使用专横霸道的权力，袭击摇摇欲坠的法国，从而变为多年以来一直珍视意大利自由事业的英帝国的敌人时，它已经构成了背信弃义和忘恩负义的行为。这确是罪行。尽管这种罪行已无法挽回，尽管那些听任暴君破坏它们的权利与自由的民族，必然要为那些暴君所犯下的罪行受到严惩，然而我却不能不认为，意大利在这个关键时刻的行动是顺乎自然和合乎人情的，但愿这是一系列自行赎罪行动中的最初的行动。
意大利人民已经遭受了巨大的苦难。他们的子弟沦落在非洲和俄国，他们的士兵被遗弃在战场上，他们的财富被浪费掉，他们的帝国已经无可挽回地丧失了。现在，他们自己的美丽家园势必要变成德军后卫部队的战场。更加严重的灾难还在他们的前头。在希特勒的狂怒和报复下，他们还将遭到掠夺和恐怖统治，但是，由于英帝国和美国军队在意大利的进军，意大利人民将从他们的奴役和屈辱地位中得到拯救。
经过一定的时期以后，他们将在现代世界的自由的民主国家中，恢复他们的应有地位。
我谈到意大利的这种情况，不免要受到人们非常恰当的质问，“你这种论点也将适用于德国人民吗？”我说，“情况不同。”在我们的一生中，德国人曾经两次，加上我们的父辈则有三次，把世界投入了他们旨在扩张与侵略的战争。他们极其恶毒地把军人和奴隶的特质结合起来。他们自己不珍视自由，而看到了别人的自由则极其憎恨。他们一旦强大起来，就要寻找牺牲品；他们以铁的纪律追随那个领导他们找寻牺牲品的人物。德国的核心是普鲁士。那里是一再发生瘟疫的策源地，但是，我们不是在同这样的民族作战。我们作战的对象是暴政，我们要保存自己，免于毁灭。我深信，在四分之一世纪中，由于条顿民族的追求霸权，英、美、俄三国人民曾两次遭受不可估量的消耗、危险和生命牺牲，因此他们这一次一定要采取步骤，使普鲁士或整个德国无力再怀着积蓄已久的复仇心理和长期策划的计谋来袭击他们。纳粹暴政和普鲁士军国主义是德国生活中的两大因素，我们必须彻底予以摧毁。如果欧洲和全世界要免于更可怕的第三次战争，那么上述两个因素必须连根铲除。
伯克①曾经说过，“我不知道怎样起草一份控告一个民族的诉状”，关于他的这种说法是否正确所引起的争论，在我看来，都是乏味而迂腐的空谈。现在我们需要对两个明显的和具体的目标开火，即纳粹暴政和普鲁士军国主义。让我们把每支枪瞄准它们，动员每个愿意战斗的人去攻打它们。我们不应该毫无必要地增加我们的繁重任务，或加重我们的士兵的负担。对于那些遭受威胁利诱的卫星国家，如果它们能够帮助缩短战争，或许可以让它们将功折罪。但是，必须扑灭使我们遭受一切祸患的孪生根源——纳粹暴政和普鲁士军国主义。除非我们达到了这个目的，否则，不论需要作出多大的牺牲，我们都在所不惜；即便需要赴汤蹈火，我们也在所不辞。我还要再说一句：我现在到了晚年，对国家大事已能产生一些影响，因此我愿意表明，如果没有必要，我一天也不会延长这场战争；而且我希望，当英国人民由于胜利的召唤而要分担规划世界前途的重大责任时，我们将拿出我们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所表现过的那种沉着和镇静的态度。
①埃德蒙·伯克（1729——1797），英国政论家。——译者
我曾考虑在我的演说中，这次应当提出一个严重的、确切的警告，指明无人驾驶的飞机或火箭即将袭击我们。早在事情发生以前提出警告，并将此点记录在公开文件中，这总是一种慎重的作法。特别在这种袭击的规模与严重性是难以估量的时候，则更应如此。
在任何情况下，我们绝不应该让这些有利的趋势削弱我们的努力，或使我们设想危险已成过去，或设想战争将要结束。相反地，我们必须预料到，我们现在正狠狠地打击的那个凶恶的敌人，将作出一切疯狂的努力来进行报复。从希特勒开始，德国的领导人在谈话中，都有这种神秘的暗示，即他们不久将试用新方法和新武器来对付我们。敌人为了鼓励他们的人民，散布这种谣言当然是毫不足怪的，但是它的含意恐怕不限于此。举例来说，我们现在已经遇到了一种新型的空投炸弹，敌人现在已经开始用它来袭击我们靠近海岸行驶的船舶。这可以说是一种由火箭推动的滑翔炸弹，它从相当高的高度发射，然后显然由母机导向它的目标。德国人现在很可能正在发展其他的新式武器，他们希望用它来伤害我们，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他们每天从我们这里遭受的损失。我只能向下院保证，我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上述可能性，已经保持经常的警惕并大力地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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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意大利的政治情况，以及在那个不幸的国家里正在蔓延的内战的残酷现实，我也简略地谈了我的看法。
墨索里尼被伞兵救出后，逃往德国，企图组织一个吉斯林式的政府，并想依靠德国的武力，把法西斯枷锁重新套在意大利人民的脖子上，这当然就要引起意大利的内战问题。为了普遍的利益以及意大利的利益，必须把意大利国家生活中的一切残存力量团结在他们的合法政府的周围，同时也必须使一切自由主义分子和左翼分子支持意大利国王和巴多格利奥元帅，只要这些自由主义分子和左翼分子能够抵抗法西斯党徒与卖国贼的联合，从而创造条件来帮助把这种凶恶的联合逐出意大利的领土，或者更好的办法是把它就地消灭。我们现在正在开始拯救和解放意大利。［一位议员插话说：“你不能使意大利人民在那些变节者的旗帜下起来抗战。”］我想，这位尊敬的议员，可能还没有充分地考虑到减轻我们士兵必须承担的艰巨任务的重要性。……政府确实准备采取这样一种政策，即促使一切可能的力量来抵抗德国人，并将他们逐出意大利。我们不会因为担心在这个问题上或许不能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而不采取行动。英国议会不是以全体一致的原则作为基础的；民主国家的议会并不按照全体一致的原则行事。它们根据多数的表决采取行动。这就是它们办事的方法。
我希望十分明确地表示，我们现在正努力把意大利内部最坚强的力量团结起来，以抵抗德国人及墨索里尼—吉斯林—法西斯党徒三者的结合。
我最后一段话不太礼貌，但却是老实话：
要想获得灵活性，最好的办法是为一切可能发生的意外事件，准备三四个计划，并详细地拟定所有的细微末节。然后看风使舵，从一个计划转到另一个计划，这就容易多了。
这些论证说服了下院，因此，没有再提出任何有力的责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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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我发表这个长篇讲话的同一天，财政大臣突然逝世，这是我和我的同僚们遭受的一个极其严重的和出乎意外的损失。我在22日清晨醒来后才听到这一消息。最近几年来，金斯利·伍德已成为我个人的亲密朋友之一。1938年他进入空军部以后，我们为了同一个目标而工作。我给他以充分的支持；而他对皇家空军能够作好准备来应付1940年巨大的灾难这一方面，无疑地作出了非常宝贵的贡献。从我奉召出来组织联合政府以来，他一直担任财政大臣的职务，而且政绩卓著。他的第三次国家预算案，数达五十七亿五千万英镑，收支平衡，这符合战时财政的一切最健全的原则。收入的半数来自税收。我们的贷款利率非常低。我们不再使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那个“抵押加百分之六利息”的口号，而在这次战争的第五年中，以百分之二的平均利率成功地借到了巨额款项。生活费用的上涨，与战前水平相比，没有超过百分之三十。“量入为出”的原则，是金斯利·伍德在逝世前几星期中日夜考虑的问题。就在他逝世的那一天，他还希望在下院就这个问题发表谈话。我在1940年曾要求他为那些在闪电战中个人住宅与商业遭到摧毁的人们提供补偿，他根据他所设想的一种周密的保险计划，以最高的效率实现了我的要求。当天，在下院开会以前，我费了几小时撰写追悼他的诔词，这篇诔词已载入记录中。
我感到当时担任枢密院长、最重要的内阁委员会主席兼我国参加“合金管”①工作的首席代表约翰·安德森爵士，是一个非常合适的继任者。约翰·安德森曾任国内税收大臣，并担任内政大臣达十年之久。但是他所具有的广阔的眼界，不是从任何一个部门所能获得的。在爱尔兰的骚乱中，他虽然不断地冒着生命危险，却处之泰然；当他担任孟加拉总督时，有人企图对他进行谋害，但他仍然镇静如常。他的见解敏锐而有力，他的意志坚定不移，同时对于各种广泛不同的职务又有长期的经验。他的任命在9月24日宣布。
①原子弹的研究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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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归航途中，除了在甲板上攀谈几句话以外，我很少见到达德利·庞德爵士，因为他经常呆在舱房里不出来。在乘火车前往伦敦途中，他给我一封信，正式辞去第一海务大臣的职务；这个繁重的职务，当他在华盛顿病情加剧时，我已经为他解除了。关于他的继任者的问题，需要仔细地考虑。
海军大臣亚历山大先生推荐的海军上将安德鲁·坎宁安爵士是一个明显的人选，因为他在地中海的各次战役中赢得了声誉。另一方面，许多事正在向前发展，而且各个战役正在扩大，在这样的时刻，他能够离开现场吗？当时担任本土舰队总司令的弗雷泽海军上将是一位在海上享有极高威信的将领，而且对于海军部的行政事务和参谋工作，又有长期的经验。我首先请他担任这个职务。弗雷泽海军上将说，毫无疑问，不论将他派往何处，他都会服务，但是他认为安德鲁·坎宁安是最合适的人选。“我相信，我获得了我自己的舰队的信任，”他说，“坎宁安却享有整个海军的信任。”他要我对这件事多作考虑。我回答说，他的态度是非常正确的，于是经过再度的考虑和商洽，我听从了他的意见，并且决定正视更换地中海作战指挥官这一严重问题。因此，安德鲁·坎宁安海军上将被选中了。他的副司令约翰·坎宁安海军上将继任了他的职位。10月4日，当我发表下面这封致达德利·庞德爵士的信时，我向至今还不知道庞德患病的公众和海军界，宣布这项人事更动。这封信内容如下：
你由于健康原因感到必须辞职，因此我们在这次战争中共事四年便告结束，这确实使我感到惋惜。你在海军部和参谋长委员会任期内，对于我们国家的安全和我们军事方面的胜利所作的贡献，只有我最了解它的价值。你对海战方面的各项知识渊博而又精湛，你在忧患与灾难纷至沓来的时期，坚忍刚毅，你在为获取胜利所必须承担的风险中，足智多谋而又从容不迫，所有这些特点结合起来，使你在皇家海军的历史上，成为一个令人怀念的第一海务大臣。
你是在这样的时刻离开我们的：地中海的支配权实际上已掌握在我们的手中，意大利的舰队在马耳他岛港内已向我们投降，更重要的是，潜艇的威胁已被削弱到这次战争中前所未有的程度。这些成果对于你的国家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而你所作出的卓越的贡献，为你的名字增添了光采。
庞德活了仅仅两个星期。由于另一次更严重的中风的发作，他完全瘫痪了。我最后一次看见他的时候，虽然他的神智和平时一样，可是他已不能说话了，而且他的大部分肢体也不能动弹了。当我握着他的左手向他道别时，他用一种令人十分惊讶的气力紧紧握住我的手。不论在海军部或在参谋长委员会中，他都是我的一个忠实的战友。他在10月21日逝世，这一天正是“特拉法加纪念日”①弗雷泽海军上将回到了他停泊在斯卡帕湾的舰队。在这年年终时，他乘自己的旗舰出海作战，在一次正面遭遇战中，击沉了德国“沙恩霍斯特”号战斗巡洋舰，从而建立了功勋。
这是一个极其光荣而又有重要意义的海军插曲。事后，我在伦敦遇见他时，我使他回忆下列著名的诗句：
①特拉法加角在西班牙西南端，邻近直布罗陀海峡。1805年10月21日，英国舰队在该角附近的海面打败法国舰队。——译者
在我们充满动乱的岛国故事中，
不仅出现一次或两次，
忠于职守的人们，
最后获得了荣誉。
这位海军上将显得更为高兴，因为，据我判断，他以前从未听见过这些诗句。我希望，他会认为这是我有意地即席创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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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到这里，我还没有详细叙述我同美国或葡萄牙来往的冗长函电，我们通过这些函电，就英美小型舰队和空军使用具有极端重要性的亚速尔群岛一事，达成了一项协定。一切问题都令人满意地解决了，因此，我能在10月12日向议会报告我们的最后结果。我说，“我要向下院宣布一件事，这件事起源于我国和葡萄牙在1373年由英王爱德华三世陛下和葡萄牙国王费迪南德暨王后埃莉诺签订的一项条约。”我用平稳的语调说话，并且稍微停顿一下，以便下院议员听清1373年这个日期。当大家认真考虑这个日期时，场内似乎有一种惊讶声。我想，在英国外交的日常事务中，过去一直没有详细说明，而且将来也不会详细说明两国之间有这样延续不断的关系。
“这一条约，”我接着说，又由1386年、1643年、1654年、1660年、1661年、1703年和1815年的各种形式的条约以及1899年的秘密宣言，作了补充。在更接近于现代的时期，这些古老的条约的效力又由1904年和1914年两次同葡萄牙缔结的“仲裁条约”予以承认。1373年条约的第一款如下：
“首先我们决定并且缔结盟约，从今以后，将存在着……
真实的、忠诚的、不变的、相互的、持久的和具有真挚感情的友谊、联合、同盟以及具体行动，同时，作为真实的和忠诚的朋友，我们从今以后，将相互以对方的朋友为朋友和以对方的敌人为敌人，彼此以海军和陆军互相帮助、维持和支援，以对付一切可能活着的或死去的敌人。”
这一条约延续到现在，差不多有六百年了，在世界历史上，这是无可比拟的。现在我要宣布它在最近时期的应用。在这次战争开始时，葡萄牙政府为了防止战争蔓延到伊比利亚半岛，在联合王国的英王陛下政府的完全同意下，采取了中立政策。葡萄牙政府曾经屡次声明——最近一次在4月27日萨拉查博士的演说中——上述政策与英葡同盟条约毫不抵触，而且葡萄牙政府在战争初期，对于同盟条约曾经再度作出了保证。
联合王国英王陛下政府，根据这一古老的同盟条约，现已要求葡萄牙政府在亚速尔群岛向它提供某些便利条件，以便我们为在大西洋航行的商船提供较好的保护。葡萄牙政府已同意我们的要求，而两国政府已经商定了立即生效的各项办法：（1）联合王国英王陛下政府利用上述设备的条件，（2）英国对于葡萄牙的武装部队以及葡萄牙的国民经济，帮助提供必要的物资和供给。关于使用亚速尔群岛的设奋的协定，只是暂时性的，它毫不损害葡萄牙政府对葡萄牙的领土所保持的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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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必须就煤矿形势，向下院发表长篇演说，因为对煤炭的急迫需要、战斗部队对人力的要求，以及在各政党之间悬而未决的煤矿国有化问题的潜在威胁，对煤矿形势产生了影响。关于煤矿国有化问题，已有许多争执，而我所关注的只是要保持全国的团结一致。
我认为，如果在这次讨论之初，我提请下院注意我们现在所依据的一般基本原则，这可能是有益的。我们现在有一个全国的联合政府，它同心协力地力求使国家摆脱忧患重重的困境，这种困境是各个政党在一个漫长的时期内的所作所为，或无所作为所造成的。在这个问题上，我处在比较优势的地位，因为我置身事外有十一年了。正在进行的战争使我们团结在一起。我们绝对不会要求任何一个社会党人士或自由党人士或工党人士放弃他的信仰。因为那种要求是不礼貌的和不适当的。外界的事物使我们联合起来，它集中了我们的一切注意力。我们奉行的原则是，“一切为了战争，不论它是否发生争论；凡是战争并不真正需要的事，都不必争论。”
这就是我们的态度。我们也要注意，不要让人们用战争的需要为借口，来使用间接的手段实行影响深远的社会的或政治的改革。以煤矿国有化的问题为例，这些话绝不会把我吓倒。
在上次大战以后，我曾经主张铁路国有化，但是，我不能不说，战后国家管理铁路的经验使我受到了一些影响。在那种管理制度下，公众得不到良好的服务，股东得不到满意的利润，并且引起了一次使我一直关注的最坏的和最危险的罢工。
然而正如我所指出的，假使给予适当的补偿，所有的人都会接受国有化的原则。大家争论的问题不是道德上的是非，而在于实行国有化是否确实比依靠私人经营和竞争，更能为整个国家创造一个更有利的事业。煤矿国有化将引起许多不同的意见，而且也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事务，除非事实能够证明这是我们赢得战争胜利的唯一方法，并使下院和全国信服和负责的大臣满意，否则，我们不经过一次大选，就没有正当的理由来实行国有化的办法。而在目前要举行一次大选则是非常困难的。……
我听说，并且也能很好地理解，在矿工中存在着这样一种忧虑，即他们个人和他们的企业在战后将会遇到什么命运。
上次大战后，他们曾有惨痛的经验，这种经验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不断地折磨他们，并且大大地影响了他们认为采矿是一种谋生手段的整个概念。我知道，这种忧虑是存在的。我们每人都可以清醒地躺在床上设想一下，我们在战争结束以后将遭到的那种恶梦似的可怕情景，每个人到那个时候也都有他自己的困难和忧虑。但是，以我为例来说，由于我是一个乐观者，我不认为和平将会像战争那样糟，而且我希望，我们也不会使它那样糟。上次大战以后——我在上次大战的整个期间，处于负责地位——几乎每个人都尽量地使自己的行为不端，而国家也时常陷于几乎无法控制的地步。这次战争以来，我们从上次大战的经验中，已经获益不浅。因为有了过去的经验，我们作战的成绩比过去好得多。我们也要充分吸取上次和平时期发生的事情所带来的惨痛教训。我们用当时的政府以极大的代价换来的经验武装自己以后，将使得从战争到和平的过渡，比我们上次所作的更有秩序和更有纪律。
我说这样的话的时候，并不是在谴责当时的政府。
但是矿工们却在忧虑他们的前途。英王陛下政府向他们保证，现在的管理制度，加上任何可能采取的改革，在战后将继续保持下去，直到议会对这一企业的未来结构作出决定时为止。这意味着，或者由各大政党协商解决，或者举行大选，由人民自由选择政治理论和政治领袖。但是，无论如何，在这一切还没有实现以前，煤矿企业的现行制度不会发生任何决定性的变更，而且也不会取消其中包含的关于继续就业、工资和利润限制的任何保障。我非常渴望我们大家在这方面共同努力。
这个声明缓和了当时存在的紧张情绪，我今天重温这篇演说，感到十分高兴。
※ ※ ※
最后，在10月28日，还需要考虑重建下院大厦的问题。
一枚炸弹偏巧把我在其中度过了一生大半时光的下院炸成了一片瓦砾。我决心要在我们的斗争所能允许的条件下，尽早地把它重建起来。目前我有权力为事物进行永久性的规划。在绝大多数出身于议会的同僚的支持下，又得到了艾德礼先生的真诚协助，我打算重新确定，英国下院的建筑形式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应当遵循的两大原则。第一个原则是它必须是长方形，而不是半圆形的；第二个原则是该建筑物只能容纳大约三分之二议员的席位。这种主张长期以来使外国人感到惊奇，因此我在这里记述一下。
下院建筑有两个主要的特点会获得深思熟虑和经验丰富的议员们的赞同与支持。第一是，它的形状应当是长方形，而不是半圆形的。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中这是一个有力的因素。半圆形的议会会场，对政治理论家很有吸引力。它能使每个人或每个集团围绕着中心移动，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而采取各种不同程度的态度。我是一个衷心拥护政党制度而不拥护集团制度的人。我曾经见过许多认真的和生气勃勃的议会被集团制度断送了。议会的长方形会场，对于政党制度非常有利。
一个人经过那些不易觉察的各个等级，从左面移到右面是很容易的，但是，要想从这边的席位走到对面的席位，则是一个需要严肃考虑的行动。在这个问题上，我是一个知情者，因为我曾经历过那个困难的过程，不只一次，而是两次。推理同习惯比较起来，是一种拙劣的指导。许多国家从推理出发，建筑了半圆形的议会会场，每个议员不但有席位可坐，而且往往有桌子可供写字，又有桌面可供敲打，根据我们在议会的故乡与发源地对议会的理解看来，这种推理则是议会政治的一个致命伤。
按照下院的形状所建成的议会会场的第二个特点是：它不应当大得足以同时容纳它的所有议员而不感觉拥挤；而且也不应当为每个议员保留一个单独的席位。造成这个特点的原因，对于不懂内情的局外人，很久以来一直是一个谜，而且也常常激起新议员的好奇心，甚至他们的批评。但是，如果你从实际观点来观察的话，这也不难理解。如果下院大得足以容纳它的所有议员，那么在进行辩论时，十次就有九次，会使人感到仿佛是在一个几乎完全空旷或半空旷的议场那种萧条冷落的气氛中进行的。在下院，一篇好的演说的要素在于谈话式的风格，在于可以让人活泼地和非正式地插话和交谈。在讲坛上发表长篇大论，并不是代替谈话式的风格的一个好办法，而我们的许多事情就是在谈话中解决的。但是谈话式的风格需要一个相当小的空间，同时应当在重要的场合下，有一种拥挤和紧迫的感觉，而且还应当使人们有这种感觉：许多重要的问题在下院谈过了，重大的事情也在那里及时地决定了。
不管怎样，这个问题像我所希望的那样解决了。
※ ※ ※
在这些繁忙的日子里，我想到，既然我们的最后胜利现在看来已有把握，我们应当详细研究随着胜利的来临将要同时发生的一些问题。关于这些已隐约出现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我曾拟了两份备忘录给我的同僚们，现在抄录如下，作为本章的结束。
战争时期——过渡时期——和平时期
首相兼国防大臣的备忘录
1943年10月19日
英王陛下政府应该作好准备，以便处理在战争结束时落在我们身上的任务。紧急的需要是：
（1）制定妥善的复员计划，同时应当考虑到我们无疑地要在敌人的领土内保持相当数量的驻军。
（2）应当为本岛居民提供超过战时定量标准的粮食供应。
（3）应当重新开展出口贸易和恢复我们的商船队。
（4）应当普遍地将工业从战时生产转为平时生产，而且，最重要的是，（5）在过渡期间，应为身体健康、希望就业的人，尤其是退伍军人，提供就业机会。
关于战后数年内粮食和就业这两个最高目标所需要的任何决定，我们现在就必须作出，不论它是否会牵涉到立法手续，而且也不论它是否会引起争论。
2．与这些方面有关的各部和各委员会已经作了许多工作。我们必须注意：不要让这些紧急的实际任务被政党政治搅乱和掩盖起来，或者由于无尽无休地讨论关于建立新的世界秩序的长期计划，而被搁置起来。
3．事实上，存在着三个阶段，即：
（1）战争阶段，
（2）过渡阶段，以及
（3）和平与自由阶段。
本届政府和议会完全有资格为过渡期间作好一切必需的准备；如果发现我们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我们对此应该严肃负责。在过渡期间（一切准备工作到时将会完成），应当尽早地举行大选，以便选民对于我们战后和过渡时期以后的社会将要采取的形式，表示他们的意愿。
4．我们不知道，这次选举是否将根据现在组成联合政府的各个政党经过协议所提出的一个纲领来进行竞选，还是必须由下院的本届多数党领袖在选民的面前提出他们自己的纲领。不管采用哪种办法，很可能会宣布一个“四年计划”。这个“四年计划”，除了实行过渡时期中所必需的许多重大的行政措施外，同时也包括一系列关于发展和改革的巨大决定。无论从这个或那个角度来看，这些关于发展和改革的决定，将塑造我们战后和过渡时期以后的社会形式，因此，新议会是大有工作可做的。
5．同时，还有一些重要的政策，例如关于教育、社会保险，以及我们遭到毁坏的住宅和城市的重建问题等等，已经取得或将要取得相当广泛的大体上一致的意见。在目前的战争时期，应当对这些措施尽量做好准备工作，而且要通过任何必要的初步的法案，以便在过渡时期的最初阶段就能实行。
6．现在很难预料，在对德战争结束以后，对日战争究竟要持续多长时间。也许比较妥当的办法是，将过渡时期确定为击败德国以后的两年，或从1944年1月1日起以后的四年，以便据此进行工作，不论是哪一个时期先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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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以后，我决定任命一位建设大臣，他的办公地点将成为过渡时期各项计划的中心。伍尔顿勋爵领导粮食部的工作，曾获得人们广泛的满意和普遍的信任。无论从哪方面来说，他似乎具备能够协调和推动许多有关部门活动的才干和经验。他于11月12日就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