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方长期研究，利用无人操纵的飞弹对英国进行袭击，现在开始了。他们的目标是大伦敦。对这种袭击的性质和规模，我们自己内部已经争论了一年多，而且曾绞尽脑汁并在资源力量许可的情况下，及时地作好了种种准备。
6月13日清晨，恰好是进攻发起日后一星期，四架无人驾驶的飞机窜过我国海岸。这是德军为要对我方在诺曼底登陆成功作出反应，而于进攻发起日紧急发出命令，以致造成时机未成熟的后果。其中一架飞到内思诺耳·格林，炸死六人，伤九人；其余三架未造成伤亡事故。直到6月15日，别无其他情况发生，可是，从这天晚间起，德军就认真地开始了他们的“报复”战役。在二十四小时内，有二百个以上的飞弹飞来袭击我们，接着在其后五个星期之内，又飞来了三千多个。
希特勒把我们后来称之为飞弹的这个东西命名为V1号，因为他希望——是有些理由的——这只不过是德国研究工作所能提供的一系列恐怖武器中的第一种。这种飞弹的发动机是一个设计新颖而精巧的喷气机，由于它的发动机发出尖叫声，所以，不久之后，伦敦人就称之为“无线电操纵无人轰炸机”，或“喷射推进式炸弹”。它的飞行时速达四百哩，高度约三千呎，携带炸药重约一吨；弹身凭一个磁性指南针以校正方向，而射程则用一具小型推进器加以控制，弹体在空中飞行，就使推进器转动起来。当推进器转动次数相当于自发射场所至伦敦的距离时，飞弹的操纵装置即告松开，使弹体向地面俯冲。其爆炸所造成的损害尤属严重，因为弹体总是在钻入地面之前即已爆炸。
这种新的袭击方式给伦敦市民造成的困难，甚至远较1940年和1941年间空袭时为甚。人们更是长期感到焦虑不安和紧张。天亮了固然不能解除他们的痛苦，阴云天气也不见得使他们能够安逸些。晚间回家，一个人总不知道他会发现家里发生什么事情；而他的妻子整日在家独守，或同子女们一起，也无从肯定他是否会安返家门。飞弹的这种盲目而不具人格的性质，使得地面上的人感到束手无策。他几乎无力应付这个局面，根本就看不到他能够击中的敌人。
※ ※ ※
我的女儿玛丽当时仍然在海德公园高射炮兵连内服务。6月18日——星期日——早晨，我在契克斯，丘吉尔夫人告诉我，她要去访问这个高射炮连。她刚好碰上该连在作战。一个飞弹飞经该处，炸毁了贝斯瓦特尔路上的一所房屋。当我的妻子和女儿一起站在草地上的时候，她们瞥见一个小而黑的物体从云间直冲下来，看上去似乎它会落在离唐宁街很近的地方。我的汽车那时曾开出收取信件，司机惊讶地看到了议会广场内，过路行人个个都脸朝下，趴在地上。就在该处附近发生了一次声音低沉的爆炸，随后，人们就又各自去办各自的事了。这颗飞弹落在惠灵顿营房的警卫队部的礼拜堂上面。当时，警卫旅中有一大批现役和退伍官兵们聚集在那里，举行特别礼拜。飞弹直接命中。刹那之间，整个建筑物就被摧毁了，近二百名警卫兵，包括许多优秀的军官在内，连同他们的亲友等给炸死在那儿，或压在瓦砾底下，身受重伤。
这是一桩悲惨的事件。我的妻子回来时，我还在床上看公事。
“高射炮兵连还在射击，”她说，“可是警卫队的礼拜堂却被敌人炸毁了。”
我立刻发出指示将下院再度迁入教堂大楼，该处建筑是现代化钢骨结构，较威斯敏斯特宫更为安全一些。这事牵涉到不少的公文往返和重作部署。我们在举行秘密会议时，有这样一段简短的插曲。一位议员气忿地质问道：“为什么现在我们又回来了？”我没有来得及回答他，另一位议员就插嘴说：
“如果我们这位可敬的先生愿意走上几百码，到伯德凯治道看一看，他就会明白为什么了。”当时大家默然良久，这事也就不谈了。
随着时日的消逝，伦敦市内每一个区都遭受了袭击。损害最严重的是从斯特普尼和波音勒往西南去，直到旺兹沃思和米切姆的一带。就个别的区而言，克罗伊登区受创最剧。有一次，单是一天之内，就有八个飞弹落入该区，其次是旺兹沃思、刘易斯欣、坎伯韦尔、伍尔威治和格林威治，贝肯汉、兰布思、奥尔平顿、库尔斯登和珀利、西哈姆、奇泽尔赫斯特和米切姆。①大约有七十五万所房屋遭到损坏，其中有二万三千所已损坏至不能修复的程度，但是，伦敦受害虽最严重，而死伤和损失的情况却远远扩展到它的范围以外。苏塞克斯郡和肯特郡的部分地区，由于处在飞弹经过的路线上，而被通称为“炸弹之巷”，受创极重；所有的飞弹虽然都以塔桥为目标，但却远远地落在从汉普郡到萨福克之间的乡野。一个落于韦斯特汉我家附近，当时有二十二个无家可归的儿童和五个成年人，同住在一个树丛中为他们搭盖的避难所内，惨遭不幸，全部被炸身死。
①照飞弹密集程度的次序而言，即照每一百哩内落下炸弹枚数而言，次序就不同了：第一是伦敦市区，依次排下来是：彭季、伯蒙齐、德特福、格林威治、坎伯韦尔、刘易斯欣、斯特普尼、波普勒、兰布思、巴特西、米切姆和旺兹沃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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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六个月之前，我方军事情报已准确地预测到这种飞弹的性能怎样，可是，当时我们觉得，作好具有适当质量的战斗机和高射炮防卫方面的准备，是不容易的。事实上，希特勒根据他亲眼所见的用截获的我方“喷火式”战斗机来抵御飞弹的试验后，深信我们的战斗机是没有什么作用的。我方的及时警戒使我们能叫他失望，不过也是很有限的。我方速度最快的战斗机经特别减轻装备并加大马力后，才能勉强追上飞行最快的那些飞弹。固然许多飞弹飞行得不尽如制造者预计的那样快，可是我方战斗机要及时地截获它们，还是时常有困难的。更坏的是，敌人采取齐射飞弹的办法，希图对我方的防御工事实行饱和轰炸，我方通常使用的“紧急起飞”办法是过于迟缓了，因此，只好命令战斗机经常在空中飞行巡逻，同时依靠地面上各雷达站和对空观测队哨岗所作的指示，以及对情况作不断的说明通告的帮助，来寻觅和追击他们的目标。飞弹弹体比一般飞机小得多，所以既难为人们所发现，更难于击中。超过三百码以上的距离太多时，“歼灭”它们的机会很少，然而在不到二百码的距离以内，向它们开火，又是危险之至，因为爆炸开来的飞弹可能就会把攻击它的战斗机摧毁。
飞弹排气管冒出的红色火焰，使飞弹在夜色中较易发现，所以，在头两夜里，我们设在伦敦的高射炮向它们开了火，并宣称：已把其中许多都击落了。这倒帮助敌方达到了目的，因为，不然的话，有些飞弹就也许落到了首都以外的乡间旷野，因此，我们停止在首都区域内发射高射炮，并于6月21日以前把高射炮移到了北当兹的前卫战线去了。许多飞弹飞行的高度使我们在初见之下，感到高射炮颇难对付，用重型炮来射击吧，嫌它太低；而使用其他类型的炮，又嫌它太高；幸而事实证明，重型炮可用以对付飞行高度较我们原先设想为低的那些目标。当然，我们早已料到，有一些飞弹是会成为我方战斗机和高射炮的漏网之鱼的，为此，我们在伦敦的南方和东南方展布开一个庞大的气球阻塞网，试图阻挡这些漏网的飞弹。事实上，在这次战斗的过程中，这种阻塞网截获了二百三十二个飞弹，其中每一个几乎本来都必然会落到伦敦地区以内某些地点。
对于这些防御措施，我们并未感到心满意足。原设在法国境内的九十六个发射飞弹的“滑雪场”，从1943年12月起，就遭受到我轰炸机的猛烈轰炸，而且大体上被消灭了。①然而，尽管我们作了种种努力，敌方还是做到了从一些新的而又不太惹人注意的地点发动这种袭击，飞弹窜过我方防线的数目尽管远比敌方原来希望的少得多，却给我方提出了许多问题。这种轰炸开始后的第一个星期，我亲自掌握一切，到了6月20日，移交给邓肯·桑兹主持下的各军种联合事务委员会，该组织的代号为“石弓”。
①见本书第五卷第十三章。
首相致内政大臣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和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
1944年6月22日
由于我们已比较明确该怎么办，经与参谋长委员会商酌后，我已决定：截至目前为止，由我担任主席的“石弓”委员会应由为数较少的几个人组成，使之对有关飞弹和飞行火箭的效果，以及我方所采取的反措施和预防办法的进展等事项，负责作出报告。军需部联合政务次官（邓肯·桑兹先生）将任该委员会主席，委员人数应尽可能规定得少些……
该委员会应逐日，或遇必要时随时向我本人、内政大臣、空军大臣及参谋长委员会提出报告。
遇必要时，我本人当会同内政大臣、空军大臣一起参加会议。
委员会的委员有：空军副参谋长博顿利空军中将，指挥大不列颠防空的空军地面联络官希尔空军中将和防空司令部将级司令官派尔将军。
※ ※ ※
7月6日，我向下院说明了政府早自1943年初以来，在这方面所作的准备和采取的行动，下院许多议员的选区当时正因飞弹的袭击而感到紧张。无论如何，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我们是由于未作准备，而受到突然袭击。大家都没有怨言。人人都明白，我们必得忍耐一下，好在由于我们对诺曼底的顺利进展抱着种种希望，这一严酷的考验也就变得好受了一些。
我作了一次详细的报告。
到目前为止，我方对法、德两国境内，包括佩内明德在内的飞弹和火箭目标的所在地，掷下的炸弹重量，总数已接近五万吨，侦察飞行的次数，总计数千次。为了这个目的而拍摄到的几万张空中照片，光是加以检视和判断，就已经是一项了不起的任务，这项任务是由皇家空军的几个空中侦察和摄影判读小组来担任的。在敌我双方来讲，这都是一些艰巨的工作。过去几个月来，我们从其他各项攻势活动中调拨过来相当大的一部分空军力量。而在德国方面却是牺牲了很大的工业制造力，这些力量原可用以加强他们的战斗机和轰炸机的力量，以便同他们在各条战线上陷于困境的地面部队配合作战。在这一过程中，究竟哪一方已经蒙受了损失而将来还要蒙受最严重的损失，现在还无法断言。双方都倾注了巨大物质力量的一场看不见的战役，在过去一年内实际上是一直在进行之中。这场无形的战役现在已经突然闪现在光天化日之下了，我们将能够，而且的确也不得不，在相当接近的距离内注视它的进展情况……
我们对此既不应低估，也不应夸大。截至今晨六时为止，从法国沿岸各发射场发射的飞弹，总计约达二千七百五十个。
这些飞弹中有很大的一部分，不是未能飞过英吉利海峡，就是被我方使用各种方法击落或击毁了……但在6月份里，气候对我们来说，一直是对诸事不宜的。在诺曼底，它使我们丧失了所能运用的很大一部分的巨大的优势……在不列颠，它使我们的高射炮和飞机在作战和配合上更加困难了。它也使我方利用一切有利机会，向海峡对面各火箭发射场及可疑地点加以袭击的锐势，有所减弱。然而，我想下院将会感到赞赏和惊奇的是：按敌方各发射场发射的飞弹总数计算，刚好是每一个飞弹炸死了一个人……事实上，截至今晨六时为止，最近的统计数字：敌方发射了飞弹二千七百五十四个，我方受重伤死亡的为数二千七百五十二名……伤亡事件不尽是严重或有致命之虞的，很大一部份（约计一万件左右）发生在伦敦，它的宽十八哩、长达二十哩以上的一块地方成了敌方目标。所以，对于使用这样一种经证明是毫无准确性的武器来说，伦敦却是举世无双的一个目标了。就它的性质、目的和效果而论，飞弹简直是，而且实质上也是，一种不分青红皂白的武器。德方开始使用这一武器，显而易见地引起一些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我不建议在今天就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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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退妇孺以及开放那些至今尚留备使用的地下深处的掩蔽所的安排，都已作好了，我并解释说：我们会尽人力所能及，来击败这一新式的袭击；但是，我在结束报告时，用了似乎和当时一般人的情绪相称的语调。
我们既不容许诺曼底的战斗行动，也不容许我们正在进行的对德国境内的一些特别目标的攻击受到损害。这些都是头等重要的事，我们必须使自己国内事务的安排适应作战行动的总计划。我们绝不允许，为了减轻损害的程度，而对战斗哪怕有丝毫的削弱，这些损害虽然可能会给许多人带来严重的痛苦，并多少会影响到伦敦的工业和正常的、有规律的生活，但不应妨碍不列颠民族负起作为一个胜利和雪耻的世界先锋的义务。有些人一想到，他们正在不小的程度上分担着我们海外士兵所冒的风险，又想到落在他们身上的打击，将会减轻可能通过其他方式对我们的作战士兵以及他们的盟友们所施加的严重打击，未始不是一种安慰。但是，有一桩事我是肯定的，那就是，伦敦永远不会被人征服，也永远不会失败，而且她那胜利地经过了一切严重考验的声誉，会长远地在人世间发出灿烂的光辉。
现在我们知道，希特勒原来以为，在形成他自己那个想入非非的和平方案时，这项新式武器是会起“决定性”作用的。甚至他的军事顾问们，虽然在狂想的程度上比他们的主子是差一些，也在希望：伦敦的痛苦遭遇会促使我们把一些军队调到加来海峡，从事灾难性的登陆，以图攻占那些飞弹发射场所；但是，不管伦敦也好，英国政府也好，都未尝畏缩不前，所以在6月18日，我已能够向艾森豪威尔将军保证说，我们是能经受严重考验到底的，不要求他对法国境内的战略作任何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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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方对这些飞弹发射地点继续轰炸了一个时期，可是，在六月底之前，就已经很明显，这些地点在目前已是不关重要的目标了。轰炸机司令部急于想在解救伦敦方面，更有效地分担工作，所以四出搜索更好的目标；这些目标很快也就被发现了。法国境内若干主要的飞弹储存库，当时位于巴黎周围几个大型天然的山洞里，这些山洞都是由法国的蘑菇种植商们长期经营开拓的。其中有个山洞位于瓦兹河流域的圣·吕德斯朗，据德方估计可存飞弹二千个，并曾供应敌方在六月间发射全部飞弹的百分之七十。七月初，这个山洞已被轰炸机司令部用一些最重型的炸弹炸穿顶层，而大部分摧毁了。
另外一处，估计可存飞弹一千个，被美军轰炸机炸得粉碎。我们知道，在这一个山洞里，至少有三百个飞弹无可挽救地被埋掉了。伦敦因而免于遭到所有这些飞弹的祸害，而德国人却不得不改用他们以前鉴定为不合用的一种炸弹。
我方轰炸机取得这些成就，并不是没有损失的。在我们所有的军队中，他们是首先从事对付飞弹的力量。他们对德国境内的各研究中心和工厂，以及法国境内的飞弹发射场和供应库，进行了轰炸。到这场战役终了时，近两千名英国和盟军轰炸机的飞行人员在保卫伦敦中牺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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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不列颠防空总部里，人们曾多方考虑到战斗机和高射炮所负担的任务。我们的部署似乎已经十分切合实际：战斗机飞到海上，并飞临肯特郡和苏塞克斯郡大部分地区的上空巡逻。飞弹在这些地方是分散的；而高射炮则集中在更接近伦敦的地带，飞弹到了这里，在逼近目标时，就结成了比较密集的一片。这样的部署似乎使各种防卫方法都得到了发挥作用的最好机会，所以，在战役开头几星期内，的确和以前一切其它战役一样，不出所料的，战斗机比高射炮取得更大的成就。可是，到了七月的第二个星期，派尔将军和几位有见识的专家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如果把各个高射炮台移至海岸方面去，高射炮就能发挥更好得多的作用，而不会过分损害战斗机的成就。高射炮的射击指挥雷达就会有更广的瞄测范围，并且在使用此刻正由美国源源运到的、装有近发引信的那些炮弹时，也会更为安全一些。①由于存在着敌方无线电扰乱的危险，我们对于海岸的高射炮能否使用雷达一节，一向没有把握，然而，我方的情报是如此得力，轰炸又是如此准确，所以到了进攻发起日那天，就把德方所有的一切无线电扰乱站都摧毁得失去作用了。可是，要把这个规模巨大的高射炮组织，从北当兹整个地迁走，重新部署到海岸上，而且明知这样做法可能会把战斗机的成就搞糟，这毕竟是一个极其严重的决定。
①这种炮弹的设计，是要在射近目标时，始行爆炸，在陆地上使用是有危险性的，因为，如果炮弹错过目标过远，那么，就会等到落到了地面上之后才爆炸。
7月17日，力主作这项变更的邓肯·桑兹向战时内阁报告称：
根据过去数星期中所得的结果，我们已对抵抗飞弹的防御计划重行检查过了。经验证明：在原来的计划下，战斗机和高射炮不时地相互干扰，而且，被摧毁的飞弹中，很大的一部分是不必要地被击落到陆地上的。因此，现经决定，将我方防御分四个不同的地带，重行部署如下：
（一）海上战斗机地带：
战斗机应在短程无线电控制下，于离岸不少于一万码的距离处作战。
（二）沿海岸高射炮地带：
分配用于防御飞弹的高射炮，应全部调拨到自比契角至圣·玛格丽特湾、宽度为五千码的一个狭长地带内。这些高射炮朝海面发炮以不出一万码为限。
（三）内陆战斗机地带：
在沿海岸高射炮地带和气球阻塞网之间的内陆地带，是第二战斗机地带，飞机在该地带内应根据无线电发出连续不断的情况分析的指挥而行动。在高射炮地带内，高射炮弹的爆破对驾驶员观测正在飞近的飞弹所取的飞行路线，应大有帮助。入夜，驾驶员们在整个内陆战斗机地带的上空，还可获得探照灯的格外帮助。
（四）气球地带：
气球阻塞网的界限，将无重大变更。
在沿岸各新地点重行部署高射炮的工作，上周末已执行完毕，而这项新的防御计划则在今晨六时付诸实施。
新的部署是一项规模巨大的工作，以极堪赞扬的速度付诸实施。当时，要把近四百门重型大炮和六百门双筒自动高射炮移至新地点，重行架设。敷设的电话线长达三千哩。迁移的男女计二万三千人，防空司令部所有的车辆在一星期中共行驶了二百七十五万哩。在四天内就完成了这一迁移到海岸的工作。
这整个行动是由空军中将希尔和派尔将军在取得邓肯·桑兹的同意的情况下，主动作出决定并负责执行的。经过重行部署之后，头几天，我方联合防卫部队摧毁的飞弹，为数较以前大为减少，这主要是由于战斗机在行动上受了新的限制，因而颇感掣肘。但是，没有多久，这一退步现象就不存在了。高射炮不久也有把握了，成效迅速提高。有了我们在六个月前就已向美国要求支援的一切新式雷达和预测设备，尤其是那种新式的近发引信，高射炮手们所取得的成绩，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到了八月底，漏网进入伦敦的飞弹不超过总数的七分之一。打破纪录的“猎获”出现在8月28日，那天一共有九十四个飞弹飞近我方海岸，可是，除了四个以外，全部被我方摧毁了。气球截获了飞弹两个，战斗机截获了二十三个，被高射炮击中的则达六十五个。V1型飞弹已经被我方控制住了。
德国人从海峡对岸敏锐注视着我方高射炮射击，他们被我们炮队的成就完全弄得手足无措。在9月的第一周内，当他们的发射场被从诺曼底乘胜迅速向安特卫普挺进中的英、加军队所摧毁的时候，他们依然解答不了这个奥妙。这些军队的成就，把伦敦及其保卫部队从以前三个月所处的紧张状态中，解放了出来，所以，在9月6日，内政大臣兼国内安全大臣赫伯特·莫里森先生已能宣布：“伦敦之役已获胜了。”
德军在此之后，虽仍不时使用由飞机发射的飞弹，以及由荷兰境内发射的少数远程飞弹，对我方进行骚扰，但自从那时起，其威胁程度已是无足轻重了。对伦敦发射的飞弹总计约八千个，其中窜过防卫线的有二千四百个左右。我国市民死伤总数计：死亡的六千一百八十四人，重伤的一万七千九百八十一人。这些数字并不能说明全面情况。许多人虽受创伤，却未住医院进行治疗，因此，他们的伤亡也就没有加以登记①。
①从法国境内发射场向伦敦发射的飞弹，据准确的德方数字为八千五百六十四个，其中一千零六个在发射之后不久即坠毁。
我方情报部门发挥了重大的作用。这项武器的大小和性能，以及敌方准备袭击的规模，都非常及时地被我方获悉了。
这就使我方战斗机得以随时作好准备。敌方发射场和储存飞弹的山洞之被发现，使我方的轰炸机能推迟敌方的攻击，并减轻其猛烈的程度。我方运用了一切搜集情报的方法，又以卓越的技巧将它们凑集起来。为我们提供情报的人们，有许多是在有致命危险的情况中工作的，还有一些人究竟姓甚名谁，是我们永远不得而知的，对于所有这些人们，我谨致以敬意！
但是单靠得力的情报是无效的。战斗机、轰炸机、高射炮、气球、科学家、民间防空组织，以及所有能为这一切作后盾的种种组织，都各自对全局发挥了充分的作用。这是一项伟大而又互相协调配合的防御工作，由于我方军队在法国境内的胜利，而臻于无懈可击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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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威胁又相逼而来了。这就是：在十二个月以前，我们就已极其注意的远程火箭，又称V2武器。不过德国人要把这项武器做到完善，却遭遇了困难，而那时，飞弹却领先制造成功了。然而，几乎在飞弹方才开始向我方袭击的同时，就出现了火箭的袭击为期也不在远的一些迹象。火箭及其所载弹头的重量成为议论纷纭的争辩题目。某些早期的、但是颇为可疑的情报提示说：弹头重量为五至十吨。在我们的专家之中，有些人根据其他理由，认为这样的重量是合理可信的，于是就相信了这些情报。另外一些专家则以为火箭可能有八十吨重，载有十吨重的弹头。彻韦尔勋爵，现在已获充分证明他在1943年6月间对飞弹的意见是正确的，他甚至在情报部门还未就火箭作任何提示之前，就很怀疑究竟这一武器有无实际运用的一天①，当然，更不要说一个八十吨重的庞然大物了。在这两个趋于极端的意见之间，有几个情报暗示，火箭重量要远比八十吨为轻，但是，尽管存在着长期的争论，我们仍然十分焦虑。
①见本书第五卷第206、212—3页。
我们获悉敌方在佩内明德的工作还在持续进行之中，而且，来自大陆方面的稀稀落落的报告，又使我方不得不重又顾虑到这种袭击的规模及其急迫性。7月18日，琼斯博士通知石弓委员会称：敌方可能已备就一千支火箭。7月24日，桑兹向内阁报告说：“虽然我方迄未获得有关从德国向西发射火箭的行动的可靠消息，但如仅凭这一反面证据，而认为敌方不会很快使用火箭，那是不明智的。”第二天，三军参谋长委员会在给我的一份备忘录中写道：“空军参谋部同意这种说法，参谋长委员会认为应即请战时内阁注意及此。”7月27日，内阁就这一情况作了讨论，并考虑了赫伯特·莫里森先生的提议。那个提议牵涉到从伦敦撤出约一百万人的问题。
我国所掌握有关火箭的大小、功能和特性等情况，还有疏漏之处，所以就千方百计把它们加以充实。从多方面搜集的片断证据，经我国情报部门予以汇集起来，送交石弓委员会。根据这些情报，得出结论：火箭重量计十二吨，携有一吨重的弹头。它的分量之轻说明了那许多曾经使我们感到迷惑不解的问题，例如，认为它没有缜密精致的发射装置。等到皇家航空研究所有机会检查了一支真正的火箭残骸时，这些估计就得到了证实。这支火箭之落入我方手中，是6月13日敌方在佩内明德作试验时，出了一个值得庆幸和珍贵的差错。以下是根据一个战俘的供词所得到的说明：德国人用滑翔炸弹袭击我方航运，已经有一段时期了。这类炸弹系由飞机上发射，而以无线电导引向它的目标。当时敌方又决定试一试，是否也可以用同一方法来导引一支火箭的去向。他们找到了一位专家操纵员，把他安置在一个有利的地点，去观察导弹体从发射开始的一切情况。佩内明德从事试验工作的人员，虽然十分习惯于观察火箭的上升，却没有料到这位滑翔炸弹的专家会对这个场面感到惊慌失措。他可真是着了慌，竟然把他自己在这程序中所负的责任都忘了。在惊惧之下，他把操纵杆向左推得太远，并且就此按住不动。因而，火箭就很顺从地一个劲儿朝左转去，等到这位操纵员心神安定了下来，火箭已经越出控制射程之外，朝着瑞典方面飞去。它就在该国境内坠落下来了。不久，我国得悉此事，经过一番交涉之后，其残骸即被送至法恩巴勒，当由我国专家把已被打碎的碎片，分门别类地捡了出来，取得了可观的成绩。
库存总数及每月产量
在八月底之前，我们就确悉要来的是一些什么东西。这可凭以上两表来说明，这两个表对8月26日科学情报部门所作的报告记载的数字，和战后在德国的纪录中所发现的数字作了比较。
火箭是予人深刻印象的一项技术上的成就。它的推力是由于酒精和液态氧在喷射器内燃烧，而发展出来的，每分钟内消费酒精几达四吨，液态氧约五吨。把这些燃料按需要的程度压入喷射器内，要有一具近一千匹马力的特制泵。而泵本身则系凭一具利用过氧化氢所推动的涡轮机来运转的。火箭的控制，是通过回旋器；或者通过喷射口后面的大型石墨瞄准板上的无线电信号来调整排气的方向，从而起导航的作用。它先直线上升约六哩，然后，自动控制器把它掉转角度，在四十五度的斜度内，用逐渐增加的速度使之向上飞升。当速度加速至足以达到所需的射程时，进一步的控制是将注入喷射器内的燃料截断，于是弹体即循一高度抛物线向前飞进，可达到的高度约五十哩，而在距离发射地点约二百哩之处落下。其最高速度每小时约四千哩，所以，整个飞程所需时间是不会超过三四分钟的。
※ ※ ※
在8月底时，我方军队似乎可能把距离伦敦二百哩的火箭射程以内各地区的敌军全部击退，但敌方却设法守住了伐耳赫伦和海牙两地。9月8日，即在主要的V1轰炸停止了以后，经过一星期，德方向伦敦发射了第一批的两支火箭。
①第一支V2于晚间六时四十三分落在契济克；另一支则在十六钞钟以后落在埃平。在我方军队解放了大部分火箭所由发射的地点海牙以前的七个月中，敌方向英国发射的火箭约一千三百支②，其中有许多未达到目标，但有五百支击中了伦敦。
①在战争中，敌方第一支远程火箭的顺利发射，比这一次还早十小时，是向巴黎发射的，但结果证明其后果并不重要。
②德国纪录表明，在一千三百五十九次的发射袭击中，向伦敦发射成功的，有一千一百九十支火箭。
V2武器在英国造成的死伤，计死亡二千七百二十四人，重伤六千四百七十六人。平均而言，一支火箭所造成的伤亡情况，约一倍于一个飞弹。飞弹与火箭的弹头尽管大小不相上下，但飞弹发动机的尖锐啸声，却预先促醒人们掩蔽起来，而火箭的来临却是毫无声息的。
我方曾经试过许多反措施，而且还在作更多的探索和研究。一年多以前，对佩内明德进行的空袭，在减轻这种威胁上，比用任何其他办法更为有效。不然的话，V2武器袭击的开始，至少会和V1武器的开始袭击同样早，而且可能会从一个比较短的距离内发射出来，因此，在6月份内，其准确性也就可能比在9月间及其以后的时期内更高。美国空军在七八两月内，继续轰炸佩内明德，并与轰炸机司令部联合攻击了制造火箭组成部件的一些工厂。我们感谢我方军队在德军准备就绪发射之前，就已经把火箭逐回到它的射程极限的地点。我方战斗机和战术轰炸机持续不断地骚扰海牙附近的敌方发射场。我方还准备好，如果德方使用无线电控制火箭的话，我们就对他们的无线电控制，加以干扰，并且甚至考虑到，在火箭降落时，设法用炮火进行空中截击，使之爆炸。
我们的努力，使得敌人对伦敦和大陆的袭击总数不超出每月四五百支的火箭，而不是他们原定的九百支。因此，尽管在火箭一旦发射之后，我们无能为力进行抵抗，但是，我们却推迟了，并且大大减轻了敌方袭击的猛势。敌方每月有二百支左右的火箭，是以伦敦为目标的，其余大部分袭击安特卫普，还有少数则以大陆上其他地方为目标。敌方在11月8日以前，始终未提起他们这种新式的火箭，我也觉得在11月10日之前，没有作任何公开声明的必要。在11月10日，我已能向下院保证说：这种袭击的规模和效果直到目前为止并不严重。在战争的其余几个月中，这句话幸而是一直与事实相符的。
尽管火箭是技术上的一项重大成就，施佩尔，那位具有卓越才干的德国军火部长，却为他们费了这么大的力量去制造它而表示遗憾。他说：每生产一支火箭所需的时间，可制造比火箭更有用得多的战斗机六七架，而一支火箭的成本要抵到二十个飞弹。这项战后的资料证实了彻韦尔勋爵事前所常表示的见解。
幸亏德国人在火箭上，而不是在轰炸机上，花了这么多力气。就连我们的“蚊式”飞机每架成本虽不见得比火箭为昂贵，可是它在使用年限中，在距离目标一哩以内，每架却平均可以投掷炸弹一百二十五吨，而一支火箭投掷的炸弹只有一吨，其平均误差又达十五哩之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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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还曾希望拥有另一种的“V”型武器。这就是原来准备埋设于加来海峡省米莫耶克村附近土地内的一项多管远射程大炮的装置。它有五十个滑膛炮管，每个炮管长约四百呎，准备发射的炮弹，其直径约为六吋，炮弹的稳定不是靠陀螺，而是靠一支像飞镖那样的尾翼来保持的。炮身上每隔一点距离就有一个侧射管，里面装着炸药，随着炮弹运行逐渐加速而依次点燃。设计者的打算是：炮弹从炮管射出的时候，它至少具有每秒钟五千呎的速度，他们还希望利用这许多的炮管，而每隔几分钟就向伦敦发射炮弹一枚。然而，这次希特勒的希望可完全落了空：试射的炮弹全部都在飞行中来了个“倒栽葱”，所以，这种炮弹的射程和准确性都是很差的。1944年5月4日，一百名科学家、技术人员和管理火箭的军官在柏林集会，作出了一项不愉快的结论，认为必须把这项失败告知元首。我方直到后来方才得悉此事，并且作为一种预防措施，我方的轰炸机曾一再对米莫耶克的混凝土结构，进行猛袭狂炸，而敌方的五千名工人则一再进行抢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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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写下希特勒对英国发动的“报复”战役的经过时，我们不应忘记，比利时境内各已解放的城市，因德方试图用同样报复性的武器袭击，而遭受了同样的灾难。当然，我们不容敌人肆无忌惮地滥施袭击。我方对敌人的生产中心和其他目标所施的轰炸，使他们攻击比利时的规模就像攻击我们的规模一样可喜地缩小了，但是要把有精密控制设备的战斗机和大炮防御工事，在新近收复的地区内重行部署，事非容易。
根据德方的纪录，迄战事结束时为止，以安特卫普为目标，曾经发射了八千六百九十六个飞弹和一千六百一十支火箭。总计有五千九百六十发落在市中心周围八哩以内的地区，两种武器共炸死比利时市民三千四百七十人和盟军军人六百八十二人。另有三千一百四十一个飞弹系以列日为目标，一百五十一支火箭则是向布鲁塞尔发射的。比利时人民以与我们同样的精神，顶住了这种毫无人性的轰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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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军的V型武器虽终未见成功，但我方对于这些新方法的潜力却不能无动于衷。邓肯·桑兹在向内阁所作的报告中，强调说明了导弹在未来战争中所可能具有的决定性的重要作用，并且指出有以大量资源专供发展这项武器的必要性。下列摘录是具有特殊意义的：
这种远程的、无线电控制的、喷气推进的射弹的出现，在军事作战行动上开辟了广大的、新的可能性。在未来的岁月中，远程火箭炮所具有的优越性，将会与海军或空军的威力所具有的优越性同等重要。我们应该保持一批高级的科学和工程人员，连同广泛的研究设备，作为我们和平时期军事组织的一个永久性的部分。
我们已开始设计我们自己的导弹，到战争终了时，我们已经为达到这一目的而成立了一个永久性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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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希特勒多少个月以来，顽固地寄以厚望的新式武器，以及这些武器为英国当局凭其先见之明、各军兵种的技术，以及人民坚忍不拔的精神予以挫败的故事经过；英国人民在这次战争中，再度用自己的行动，给“大伦敦”增添上一层更大的自豪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