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孩子问，“欧洲人还没有仇视和害怕德国佬的时候，欧洲是什么样子？”
男子没有回答。他坐在那儿，整个人被摊开的报纸遮住了，只能看到镶边卡其布衣袖里露出的双手、下身浅色无翻边的华达呢裤子和脚上的系带军用鞋。珍珠港事件发生的那个星期天，他是一位事业有成的建筑师，一个丈夫和父亲，年纪尚未到四十。第二天，他就翻出了早年就读军校时的旧档案。如今他可是一名专业技术中尉了，刚学完进修课程，在家休息三天，下一步还不知道被派到哪儿去服役。
他没有回答孩子的问题，甚至连手里的报纸也没动一下。他正在看的不是内页中的专栏标题，而是一个图片标题：纳粹州长佐德尼亚被伴侣杀害。标题下方有两张模糊不清的远距离照片：一张是阴冷、油光满面、英俊的普鲁士人的脸。他从来没见过这张脸，如今也看不到了，自己也不想看到；另一张是女人的脸，他曾见过一次，以后再也不想见它了。女人的脸比他十五年前见到的时候略显苍老，如今看起来不再是乡下人的脸了。四五年过去了，经过权力、毁灭、苦难和鲜血等盛典成功洗礼后，脸上那些高山幽谷的痕迹已经被永远地抹去了，那张脸已不再是一张乡下人的脸。在两张脸的下面，印着三行加框的文字，看起来就像是一则讣告：
【本报贝尔格莱德消息】
德国佐德尼亚州州长，冯·普鲁科纳将军，上周被陪伴其多年的一个法国女人刺死。
“她可不是法国人。”男子说，“她是瑞士人。”
“什么，爸爸？”孩子问，“你刚才说什么？”
我们走到大半山腰时，又能见到太阳了。越过铲雪机堆起来的一道弯弯曲曲、污浊不堪的雪墙，放眼望去，我们脚下的整个山谷都沐浴在阳光中，仿佛披上了一层静谧的、金色的外衣，又好似一泓池水般静止不动，那摇曳着紫色光影的谷底积雪似乎悬浮了起来，教堂的尖顶、高耸的烟囱，还有群山的侧翼，都笼罩在慢慢退却的最后一抹暮色中。寂静无声的塔顶、烟囱和山峰直挺挺地刺向空中，山顶上常年不化的积雪闪烁着玫瑰花、藏红花和丁香花的色泽，而山谷中已经是春天了，远在巴黎的栗子树也早已鲜花绽放。
这时，我们看到了葬礼。多恩在脏兮兮、坍塌的护墙处停下来，举起蔡斯单筒望远镜朝山谷里眺望。望远镜是他用五十里拉的价钱从米兰的一家当铺买来的，虽然只有一个透镜。但是多恩说，买它只不过花了两美元四十几美分，一个无透镜的蔡斯望远镜也值这些钱呢，印有蔡斯签名的两罐番茄酱也值这个价了。但在那个年代，它肯定是蔡斯公司制造的上等望远镜了。不过眼下，在当你强忍着用一只眼往里看，而另一只眼无处可望时，你会感到眼珠子仿佛要从眼窝中被拽出来似的，就像从磁铁上拔掉一粒钢珠球。不过，我们很快发现，每隔几秒，将望远镜换到另一只眼，就不至于太累。多恩叉开双腿，靠在脏兮兮的护墙后面，就像一位站在轮船桥楼上的海军军官。多恩是加州人，他的大块头身体好似一台谷物升降机。“我喜欢雪。”他边说边转一下望远镜，“在我们老家，除了好莱坞，别的地方都见不到雪。明天我们离开瑞士时，我要把望远镜的那头塞满雪，也好记住你。”
“塞雪也许对望远镜有好处。”我说。
“要不塞一块牛排吧。”他说。
接着，我注意到了，有那么五六秒、然后八秒、十秒左右的时间，多恩都没有动望远镜了。我觉得我的眼珠子仿佛也在经历那种难以忍受的时刻，热辣辣的泪水模糊了双眼，很快就要迸发并喷涌而下了。这时多恩放下望远镜，扭过头，眼里泪汪汪的。当泪水从脸上流下来的时候，他微微低下头，好像鼻子正在流血一般。“他们抬着一个人呢。”他说。
“抬着一个人？”我问。我拿过望远镜，切身体验到了那种难受的感觉：一颗眼珠子似乎要从眼窝里被拽了出来，还把另一颗眼珠子给牵扯动了，仿佛要越过鼻梁去填补那个空缺出来的眼窝似的。我来回转动着望远镜，也看到了这些人，他们正在山谷下蠕动着，人影黑乎乎的小小一团，正往村子走去，蠕动着的长影投射在身前的雪地上。首先是一个黑点，然后是两组黑点抬着尸体，后面跟着一个黑点，还有一行黑点。紧跟在尸体后面的那个黑点穿着裙子。
“前面那个人是位牧师。”多恩说，“把望远镜给我。”我们两个轮流看着，但是每次都没能从他们的身后发现什么，只能看到山脚下有一堆岩石，他们刚才就是从岩石背后走出来的。附近没有停放尸体的房子或小屋，那儿只有杂乱的岩石和无声咆哮着的、甚至都不会结冰的悬崖。再往上看，高耸的山脊投下的影子细长得像一根线似的。随后，我又注意到了蠕动着的黑点踩出来的那道雪沟，不仅身后有，而且身前也有。我把望远镜递给了多恩，用手帕擦了擦脸。“他们是去那儿寻尸的，眼下正往回抬。”多恩说，“他坠崖了。”
“也许那儿有一条小道。一条小路。”
多恩接过望远镜，把带子套到头上。当铺的伙计始终没能找到望远镜的包装盒。说不定是他收了别人五十里拉的钱把盒子给卖了。“他坠崖了。”多恩说，“你不想看看吗？”
“就那么回事吧。”我说，“我们走吧。你没看太阳吗？”太阳已经落山了。我们站在那儿的时候，太阳早已离开了山谷，只有山顶的积雪还残存着阳光，犹如云彩一般颜色绯红，虚若缥缈，蔚蓝的天空也开始泛起了紫色。我们继续往前走，脚下的道路蜿蜒起伏，渐渐笼罩在暮色中。山村里已亮起了灯光，光线从水面掠过或从水下泛起时，忽隐忽现，闪烁不定。这时，雪突然消失了。我们把雪留在身后，从积雪中走来，此刻的空气顿时冰冷了许多，刚才雪光中折射出的一丝暖意似乎也消失了，现在只剩下一片暮光和寒气。仿佛一眨眼的工夫，我们发现整个村庄往一边倾斜着。我再一次想起这个国家没有一寸土是真正平坦的，那山谷里的村庄也只是从上面看下去才是水平的。也许我们从空中往地面坠落时，整个地球看起来也是水平的，也许我们不敢往下看，也许忍不住想往下看。“你还喜欢雪吗？”我问，“也许我们现在该把望远镜塞上雪，要不然一会儿就没雪了。”
“我这会儿又不太想了。”多恩说。他在前面走——他下山的步伐总是要快些。他先进了山谷，山峦就像雪一样渐渐从视线中消失了，山谷出现了。几乎就在一瞬间，山谷变成了整个村庄，道路变成了上坡的鹅卵石街道。他也是第一个到那儿的。“他们正在教堂里，”他说，“有好几个人去那儿了。肯定有一、两个人还在那儿。至少还有一个人在。”这时候我也看到了一口小小的、粗糙的方形石棺，看起来可以追溯到伦巴第国王的年代。烛光透过敞开的门扉照了出来，一群人静静地围在门前，有男人，有女人，甚至还有一两个孩子，那情形同我以前看到过的一个情形何其相似：一群人聚集在亚拉巴马州一座小监狱的空墙外，等着观看一场即将实施的绞刑。我们脚下的鞋钉走在鹅卵石的路上咣当作响，听起来就像是山区货运马车的马蹄声。多恩依然大步流星，朝教堂斜插了过去。
“等一等。”我说，“就算他坠崖了。那又怎么样？我们走吧。我饿了。我们去吃点东西吧。”
“兴许他不是坠崖死的呢，”多恩说，“兴许是一个朋友把他推下去的，兴许是因为打赌跳下去的。我们到欧洲来了，也应该考察一下风俗民情嘛。即使在亚拉巴马州，你也绝对见不到这样的葬礼的。”
“好吧。”我说，“假如他——”这会儿，教堂已近在咫尺了。至少在我们去过的欧洲几个地方，你永远无法知道一个人讲什么语言，或者不常讲哪些语言。我们继续朝那座看似空荡荡的教堂走去，因为能看到的所有人都聚集在教堂外面。我们走过去的时候，人们纷纷转过头来默默地看着我们。
“先生们好！”多恩打招呼，“女士们好！”
“先生们好！”过了片刻，有一个人应声道。他是一个瘦小的男人，五十来岁，样子不讨人喜欢，凭我的感觉像是一个邮差，就像那天等在亚拉巴马州的监狱外、身背皮革邮袋的那个邮差一样。其余的人仍然扭头注视着我们，直到我们走到他们当中时，他们才收回目光。站在人群中，我们也看到了教堂的里面——一间石头砌的小房间，不比一个岗亭大多少，里面微弱的、冷冷的烛光向上弥漫开去，照在真人大小、正遭受苦刑的耶稣石膏像周围，变得暗淡了。烛光似乎加重了我们离开积雪后所感到的那股冰冷寒气。我们看见了蜡烛、石棺，还有一个妇女跪在石棺旁。她头戴一顶帽子，身穿一件裘皮大衣，那大衣不像是从瑞士的某个城市买的。牧师正在后面忙着，神态颇像一位忙乱不堪、心不在焉的主妇。另外一个男子，一个村民，正站在过道中段的长椅旁。也许他不是早出晚归放牧牛群的牧民，但是大山的痕迹在他身上依稀可辨。我们朝教堂里望去，只见牧师从石棺后面走过，在耶稣像下停留片刻。他的教袍静寂无声，偶尔发出嘶嘶声，仿佛弥漫着的冰冷、微弱的烛光发出的声音。牧师就像乖乖听话的小女孩一样，在耶稣像前低身行了个屈膝礼，然后就往后面或旁边走开了。另一个人从长椅那儿起身，沿着过道向我们走过来。我没有看到，但是能感觉到他在走动。这个男子出门离去后，只剩下我们三个人了：我、多恩和那个瘦小的邮差。男子弯腰捡起了一把冰镐，上面镶有五六颗钢锥，然后瞧都没瞧我们一眼，就从我们身边走开了。邮差之所以还在那儿，是因为多恩正抓着他的胳膊。我想起离开巴黎前曾有人叮嘱过我们，你可以对欧洲人说任何你想说的话，但决不要把手放在他的身上。毫无疑问，这人也许是一名政府职员，那么把手放在他身上和冒犯一名宪兵或车站站长的性质是一样的。我看不见其他人，只能隐约感到他们正从黑暗中窥视着我们，而多恩在门口抓着那个邮差的胳膊，就像抓住一个正在偷苹果的小孩一样。从敞开的大门看过去，只见那个身穿裘皮大衣、戴着巴黎帽子的妇女仍旧跪在那儿，前额贴在石棺上，仿佛睡着了似的。多恩的法语还说得过去，虽然经常词不达意，可别人还能听得懂。
“那位死者，”他问，“他是摔死的吗？是他自己跌下去的吗？”
“是的，先生。”邮差说。
“那位正在哀悼的女人是谁？就是那位从巴黎来的女士，是他的妻子吗？”
“是的，先生。”邮差猛拉了一下被多恩抓着的胳膊。
“我明白了。”多恩说，“一个陌生人。一个想要登山的客户。一个有钱的法国人。也许是一个常到巴黎为妻子买衣服的英国富豪。”
这时邮差又在试图挣脱胳膊：“不！不是法国人！不是英国人！都是这个村里的人！够了，先生！够了，好吧，所以——”
可是多恩仍然抓住他的胳膊不放。“我不是说那个从教堂里走出来、手拿冰镐和首饰的向导。是另外一个，没走的那位，躺在石棺中已经死去的那位丈夫。”
随后，他的语速太快，我根本听不懂了。邮差终于挣脱了胳膊。有那么一会儿，多恩站在那儿，就像一个装满了水或碎石子的筒仓一样。邮差甩了甩手，也离开了。只有多恩站在那儿向我眨眼，挂在胸前的蔡斯单筒望远镜，看起来就像是儿童玩具。
“他就是这个村里的人，”他说，“是她的丈夫。那顶帽子是在巴黎买的。我敢打赌，那件大衣至少值三四万法郎呢。”
“那个我也听到了。”我说，“他抽出胳膊后说了些什么？”
“他说他们俩都是向导，一个是刚才出来拿走冰镐的那个，另一个是躺在棺材里的那个。他们三个都是村里的人，那个戴巴黎帽、穿裘皮大衣的女人也是。她和棺材里的那个男的是夫妻。去年秋天，他们四个人一道去登山——”
“四个人？”我问。
“是的，”多恩说，“我也会问的。他们去登山。倒不常听说职业向导坠崖的事儿，可事情就发生在这个向导身上了。直到春天积雪融化时，他的尸体才被找到。眼下雪都化了，他的妻子昨天也回来了。今天下午，他们把尸体抬到这儿，他的妻子随时可以走了，可是要等到明天早晨才有火车。我们可以用她的事来满足一下我们的好奇心，要不就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吧。所以晚安啦，先生们。”
“她从哪儿来的？”我问，“再回到哪儿去？”
“是的，”多恩说，“我也纳闷。咱们去找个小旅馆吧。”
旅馆可能就在这个方向，因为这里只有一条街，而我们就走在这条街上。很快，我们看见了那家小旅馆。在深夜刺骨的空气中，我们的鞋钉当当作响，山上的空气像冰水一样冷飕飕的。但是春天已经到了。在生机盎然的初春里，四下散落的窗户中透出来的灯光，沿着山坡一层一层无形延伸着，即使隔得很远，依然可以看到那亮光忽隐忽现，闪烁不定。从街道走下两个台阶就是旅馆的大门了。多恩拉开门，我们走了进去。低矮的大堂十分明亮、温馨，也很干净。那儿摆放着一个火炉，还有几张木桌和几把木椅。一个妇女正在局促的吧台后面织着毛衣。我们走进酒吧时，这些山里的男人们都不约而同地把脸转了过来。
“你们好，先生们！”多恩说。
“你刚才说的是奥地利语吧。”我说。
过了极短暂的片刻，一个声音回应道：“你们好！”
“你可不会说奥地利语。”多恩说。我们放下帆布背包，在一张桌子前坐下。这时，那个妇女说话了。她一边说话，一边还在飞快地织着毛衣，金色卷发的脑袋埋在织物上，甚至都没抬头瞥上一眼。
“两位先生要点什么？”
“两杯啤酒, 夫人。”多恩说。
“黑啤还是黄啤，先生们？”
“黄啤，夫人，我们还要住宿。”
“好的，先生们。”
啤酒端上来了，金灿灿的。盛啤酒的玻璃杯可不是匹兹堡、阿克伦或印第安纳波利斯出产的。这些人好像知道我们迟早会到那儿，我们刚点完，啤酒就送到我们眼前。服务生在围裙外套了一件餐服，这或许是洛桑和平宫外的第一件餐服。他面色英俊，可嘴里长着几颗坏牙，像个贪吃的马夫。在接下来的几十秒钟，我们发现他不仅英语讲得比我们好，而且当他忘了使劲发音时，美语也讲得比我们好。
“那位死者，”多恩说，“村子里坠崖的那位——”
“刚才就是你们俩拽住格里格伦先生不放？”侍者问。
“拽住谁？”多恩反问。
“市长啊。就在教堂门口那儿。”
“我还以为他是个邮差呢。”我说。
侍者甚至瞥都没瞥我一眼。“你们俩真是有眼不识泰山。”他说，“你们以为这儿是好莱坞啊。这可是瑞士。”他也没朝我们的帆布背包瞥上一眼——他也不需要。他本来可以长篇大论一番的，但是并没有多说。
“是的，”多恩说，“我们出来走走。我们喜欢这样。那个人坠崖了。”
“对，”侍者说，“那又怎么样？”
“一个向导。”多恩说，“他的妻子戴着一顶巴黎买的帽子，身穿一件价值四万法郎的裘皮大衣。他坠崖的时候，她也在登山的现场。我也听说过向导坠崖的事儿，可我从来没听说过哪个向导工作时还要带着老婆，和付费的客户一道登山。因为市长说了，他们总共有四个人，第四个人也是一个向导——”
“是的，”侍者说，“布瑞克斯和他的妻子，还有艾米尔·席勒和那个客户。那天是布瑞克斯和妻子订婚的日子。去年，他们本来定好了，布瑞克斯过了秋天后尽力赚够钱，一切准备就绪后，在冬天正式结婚。可就在婚礼的前一晚，布瑞克斯接到了客户的电报，说自己已经到了苏黎世，打算明天早晨去见他。所以布瑞克斯把婚礼推迟了，他和席勒去火车站接了客户。客户下车时，带着价值八千到一万法郎的登山装备。这些东西都是过去五年中布瑞克斯和席勒帮他购置的。那天下午，他们登上了伯尔纳丁山，第二天——”
“还有那个新娘？”多恩问。
“他们把她带上了。按照原定计划，那天早上他们是要举办婚礼的。布瑞克斯接到客户的电报后，就推迟了婚礼。他和席勒原打算陪客户登到他想去的地方，然后把他带回来送上火车。但是客户一下火车听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婚礼，所以他就负责主持了这场婚礼——”
“等一等，”多恩说，“等一等。”
“他很有钱。”侍者说。他一直没再动，甚至也没再擦桌子，我们觉得桌子也不需要擦。他就站在那儿。“他是个大富豪。在过去四五年里，布瑞克斯和席勒总是带他一起攀登附近好爬点儿的山。那几年里，他合并个公司什么的就能赚上两百万克朗、法郎或里拉。要不是那样的话，他也不可能做得那么好。他的年纪比你稍大些，但是大得不多。他并不是真的来登山的。他把登山当作度假，也许只是来拍几张照片登到老家的报纸上。一般情况下，人们登山可不是度假。人们给自己找个放假的借口，然后就外出度假。那登山的钱本来应该花在老婆的吃喝上的。布瑞克斯觉得这次能赚到一笔钱，一笔额外的钱。也许就在快要结婚的时候，他才意识到以后再也不可能有这么多的零花钱了。于是，大富豪为他们主持了婚礼，亲手把新娘交给布瑞克斯，在证书上签字——”
“难道她没什么亲戚吗？”多恩问。
“她的姨妈有个女儿，已经结婚了。”侍者说，“她和她们住在一起，可是一个人的表姐夫，也许不是既有钱又对钱很大方的人，不是该花钱就花钱的人。所以大富豪在证书上签了字，牧师也为攀登伯尔纳丁山祈了福。大富豪打算爬到那儿后主持婚宴，第二天回家，乘火车去米兰，再合并一个公司什么的。如果天气不尽人意的话，一个孩子登山也会感到孤零零的。那天下午，他们登上了伯尔纳丁山，富豪张罗了他们的婚宴。第二天早晨，他们到了格莱西地区。布瑞克斯原本没想过要去那儿。也许是哪儿出了状况吧，也许是因为糟糕的天气——他们总把‘天气很糟’挂在嘴边。他们本应该在伯尔纳丁的山洞里过夜。也许是因为大富豪要赶火车，大家不想让他费劲地拖着行李上山下山，从来也没有想过这样。也许布瑞克斯应该把他的妻子留在伯尔纳丁山上。其实每个人都不想结婚，也没打算结婚。无论怎样，布瑞克斯不该带大富豪去那个地方。后来发生的事儿，布瑞克斯和席勒早该知道的。大富豪从悬崖上滑倒了，连累了布瑞克斯太太，他们俩又带倒了布瑞克斯。当时的情形就是这样的。席勒将绳子的一端固定在悬崖上，布瑞克斯太太、大富豪和布瑞克斯吊在绳子的另一端，悬荡在结冰的山崖上。不过，至少富豪把他的斧头及时扔掉了，幸好没有砸到布瑞克斯。这确实很幸运，因为布瑞克斯用自己的斧头是够不着这根悬空的绳子的。没人能把不停晃荡的三个人一下子拉上来，至少这附近没人能做到。这次登山之旅，全程都是大富豪买单，布瑞克斯自然不会要他把绳子砍断。那样的话，席勒就只能把向导的妻子拉上去，而他的妻子只是个摆设，在那儿也出不上什么力。所以布瑞克斯把他和大富豪之间的绳子砍断了，随后席勒把剩下的两个人拉了上去。第二天下午，布瑞克斯太太和大富豪乘火车走了，过了一阵子，雪——”
“等等。”多恩说，“那个新娘？那个寡妇？”
“他们等了二十四个小时。大富豪推迟了一整天。席勒那天下午把他们送回伯尔纳丁山，一早就让他们沿着小路下山。当天晚上，席勒和一个弟兄又去了一趟格莱西，试图再找一找布瑞克斯。但是雪太厚了，所以席勒只好回到村里求助。（大富豪对此也是有贡献的。他拿出很大一笔钱雇人去找布瑞克斯。）天亮后，席勒和几位弟兄想从谷底爬上去。但是雪太厚，只能等春天雪化了才行。最后连席勒也不得不承认他们得等，于是大富豪和布瑞克斯太太乘火车走了。过了一阵子，雪——”
“她的亲戚呢？”多恩问。“你刚才说她有几个亲戚。那个——”
“——姨妈的女儿和丈夫。也许牧师了解情况。当天下午，她和大富豪离开的时候，牧师就在车站。也许她的表姐和表姐夫把这事交给牧师了。也许又是钱。也许她只是听不到牧师在说什么。那天下午上火车时，她似乎既听不见，又看不见了。”
“什么都不能？”多恩问。“什么都不能吗？”
“嗯，她还能走路。”侍者说，“你们想吃什么？蔬菜炖肉？要不要来点火腿蛋？”
“不过她回来了，”多恩说，“至少她回来了。”
“没错。 昨晚乘火车回来的。上个月雪开始融化，上周席勒给大富豪拍了个电报。他觉得现在可以去找了。所以她昨天午夜下了火车，把包寄存在那儿，一直坐在车站里等，直到席勒早上来接她。他们一起出去，找到了布瑞克斯的尸体，把他抬了回来。要是今晚她在教堂觉得很冷的话，她可以随时去车站，坐在那儿等明天的火车。你们想吃点什么？”
“那么她的亲戚呢？”多恩问，“那个——”
“你们想吃点什么？”侍者问。
“也许他们俩现在结婚了。”多恩说。
“你们想吃点什么？”侍者问。
“也许她现在很爱他。”多恩说。
“好了。你们想吃点什么？”
“你的美语讲得很好。”多恩说。
“我在美国待过。在芝加哥。待了十六年。你们想吃点什么？”
“也许他待她很好。”多恩说，“即使他是意大利人，外国人——”
“他是德国人。”侍者说，“在这个国家，人们都不喜欢德国人。你们想吃点什么？”
“蔬菜炖肉。”多恩说。
我们吃好饭。这顿饭菜在欧洲任何地方或任何讲法语的地方都是相当不错的。我们登上干净的楼梯，走进屋檐陡峭的干净的小房间，躺在洁净、冰冷、散发着雪气的床单上。早晨，太阳从对面的山峦上升起来，斜长的光线照进山谷，后来又慢慢变短。阳光不是慢慢驱走了群山的阴影，而是像涨起的潮水吞噬沙滩一样，把阴影瞬间抹去。我们离开旅馆时，山谷又沐浴在阳光中。我又想到这个国家若是水平的，肯定一马平川，只不过是一层一层的那种，因为我们从车站回头看过去，山村又位于我们的下方了。我们从早先误认为是山谷的地方往下眺望那真正的山谷。我们又站在雪地中，两侧沟槽内是铲雪机铲雪时形成的一道道邋遢的雪墙。漏斗状的雪墙下，闪亮的铁轨伸进隧道，明晃晃的阳光也照亮了黑漆漆的隧道口。过不了多久，在强光的照射下，山上的积雪就会融化，满溢的雪水就会流进隧道。
我们走进酒吧。“你们好，先生们！”多恩说。又有一个声音回应道“你们好”。我们喝着金黄色的啤酒，晨曦仿佛被盛在了杯子中。要是在美国，中午前喝酒，热天喝酒，就像做礼拜时端盆豆子剥壳一样，真是闻所未闻的事儿。不过，驻扎在蒂罗尔期间，我们吃早餐时也喝过酒。火车进站了，多恩说：“你们好，先生们！”同样又有人回应了他一下。我们出了酒吧，明亮刺眼的雪光让人无法忍受。我们沿着站台朝三等车厢走去，转身往回看，除了雪和太阳外，那情形仿佛又回到了昨晚：山村农民一张张平静的脸，只不过人不如昨晚多，眼下全都是男人。他们也许早就在那儿了，就像美国小镇上的人那样，都是乘火车出门的。那个叫席勒的向导——就是昨晚从教堂里走出来的那位，正站在一等车厢的台阶上，旁边是那个戴着巴黎帽子、身穿裘皮大衣的女人。女人的脸曾经也是一张山野村民的脸。然而，只需六个月的时间，就足以抹去那高山幽谷、乡野村妇的痕迹，以及其他各种痕迹，如春天绿草坪上举办的节日狂欢（如果那里有绿草坪的话，如果瑞士人在春天举办节日狂欢的话），把奶牛从高山牧场上赶去赶回，用挤出的鲜奶做奶酪、牛奶巧克力或瑞士姑娘喜欢做的任何点心。
这时，我们听到了一声声凄厉、狂乱的汽笛声。她从钱包里取出了什么递给向导，然后上了火车。我们也上了火车。火车开动了。火车经过向导时已经提速了。向导翻了翻亮闪闪的硬币，随即把它掷了出去。火车在铲雪机堆成的雪墙间开过，速度越来越快，轰隆隆地驶进了黑漆漆的隧道。雪后的隧道仿佛是双眼被打了一拳似的，火车穿过黑暗驶入刺目亮光时，仿佛又被打了一拳。火车的速度越来越快，拐弯时歪斜着摇晃着，不停地穿梭在亮光和黑暗之间。两侧连绵不断的山峰在刺目的强光下呈现出层次不同的颜色，火车伴随着这些沉思默想、来自天界的庞然大物而摇晃着，从旭日东升的清晨驶入了阳光灿烂的正午。火车一路开了过去，做了最后一次软弱无力的俯冲，连我们都能感觉到是在不断地下行。就在这时，我们看到了科多尔长长的斜坡，那是欧洲大陆倾斜的屋顶，一直延伸到昏昏欲睡、薄雾弥漫的巴黎。最后一座白色山峰慢慢地从窗外滑过，消失在视线之外。
“很高兴回来了。”我说。
“是的。”多恩说，“我再也不想雪了。从此以后，我也不想看雪了。”
卡尔卡索纳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