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
菲舍尔作为我的出版人已经三十年了，三十年来，我对他的认识日益加深，认识越深，对他也越尊敬，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他的尊敬逐渐转变为倾慕。
我们的交往开始于我居住在巴塞尔的时候，当时我正在写我的第一本小说。有人将我写的一本薄书《赫尔曼·劳歇尔》给他看。他读过后，给我来了一张短笺，要我方便时把新写的东西寄给他看看。我当时是个不知名的年轻作者，受到这样一位威望甚高的出版人的注意，自然非常高兴。等了相当一段时间之后，我终于写完《彼得·卡门钦得》，就寄给了他。我在菲舍尔出版社出的这第一本小说获得了成功，这对他对我都是喜事，因此，我们并不太费事就彼此感到满意了。后来我慢慢获悉菲舍尔对于收入不丰的作者认真负责的态度。我有几次同他详尽地谈埃米尔·斯特劳斯，发现他非常忧虑，很认真地想弄明白，为什么这样一位被文学评论界看重的重要作家的书与时好不相投，而我们两人都认为他是深孚众望的。我推荐给他的一些作者，他总是尽量公正而谨慎地谈他的意见，我很乐意听他谈。当时，我不总是赞同他的意见，对他也常有不满意的时候，我觉得对我的想法和偏好，他的态度过分冷静，我提出的建议很难引发他的热情。我们两人的差别有时似乎比年龄上的差别还大。不过，久经磨炼后我也改掉了一些粗鲁脾气，除了自己的愿望也还了解了出版人的工作性质。我看得出，菲舍尔对他的出版社的现况和未来发展都有一定的构想，他有极强的责任感和真正的直觉，知道如何按照构想建设他的出版社。我后来也认识别的出版人，其中也有我合意或敬服的，不过，我的书一直交给菲舍尔出，这一点我从未后悔过。你想在气氛很好时，一边和他喝着酒，一边诱使他答应一个大胆的计划，根本做不到，而阿尔贝特·朗格或密勒则很可能被说服。不过，和菲舍尔交往，其连续性和信用在别家出版社是找不到的。在事务上我从未烦扰过他，我们之间只有过少数几次暂时的不协调。在一些重要的事情上，菲舍尔出版社的作风真正可嘉可点，绝对可信赖。出版新书或旧书重版时，出版社不但完全尊重我提的意见以及修改，而且，凡是遇到有争议的字眼和标点，他们都要仔细向我咨询。我虽从未到过柏林菲舍尔出版社大楼，却能够证明，在这大楼里，工作一丝不苟，工作态度堪称楷模，在他们那儿决不会发生诸如信件不回、不仔细读来信、拖延答复、答复不确切或不负责等等令人气恼的现象。
作为年轻的作者，我信任尊敬年长的出版人，满意出版社有条不紊的工作，当我们有了为数不多几次私人接触之后，这种融洽的关系就逐渐带有友谊的意味了。这位值得尊敬的年长者把我的事完成得那么出色，为我担负了不少我自己不愿碰的琐事。而我很迟才发现他不但负责，也是位可亲的人，进一步对他温和而柔弱且易受伤害的天性有所了解。最近几年，有过好些时候，与他谈话或只是在他身旁，我就感到高兴和温暖。他晚年友善的微笑有时真令我心动，他那时听力已经减弱，在聊天中以微笑代替谈话，这微笑显得无助，可能有些忧郁，但有时也微露调皮狡诈之意，似乎想表示，重听有时也可能意味着减轻负担，意味着有避难所。
带着这微笑，菲舍尔大叔将永远留在我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