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
3月28日是彼得·苏尔坎普的生日。他是在法兰克福一家医院里过的生日，当时他已病入膏肓。我送了他一首我的新诗《早晨的时刻》，还配了水彩画。他把它拿给来探望他的朋友们看，也和大家一起喝了口香槟。三天之后，也就是3月31日的早晨，他与世长辞。我失去了一位最忠贞的朋友，一位我最离不开的朋友。
朋友过世之后我们才觉察到，我们爱他到什么程度，我们是以什么特别的色彩去爱他的。而爱的程度和色彩有许多种。多数情况下，爱和认识几乎相同，我们最爱的人，我们认识他也最深。我们在失去朋友时的悲痛程度不是最重要的，那和我们自己当时的状况大有关系。在某段时间，某些日子、时刻里，我们对于逝去、对于萎谢和死亡的法则能够泰然处之，这时我们接受死亡的消息就像树木在秋天里被风吹了一口气一样，它微微地战栗着，轻轻叹一口气，让一把枯叶随风飘去，自己则陷入梦一般的寂静中；别的时候，同一死亡的消息会使我们像被火烧、被斧砍那么痛。突然而来的死亡消息和我们担心着将发生的、在想像中演习过的死亡又大不相同。我亲爱的朋友彼得的死讯就是这后一种。多少年来，他最亲近的人都知道他在受病痛的折磨，情况危险，经常徘徊在死亡的边缘。尽管在活泼激动的讨论中，他看似生龙活虎，可是如果我们见到他谈话结束后的样子，看见他高高的身影向前弯着，在房子前面举步维艰地走着，两臂无力地垂下，面无表情，眼光无神看着周围的景色，或者看见他和大家谈得很兴奋的时候，忽然大咳起来，那种我们大家都害怕的、令人心惊胆战的、咳声吓人的咳嗽，他可爱的脸会变得通红，整个变形，见到他缓慢艰难地从座位上站起来离去，摇手叫别人别在意时，我们就知道情况到底如何了，每次告别，我们都害怕这将是最后一次。就这样，我对彼得辞世的消息既不觉得突然也不感到惊骇。没有揪心的痛苦，痛苦给自己留了时间，它要慢慢来，即使是现在，它也仍然没有结束。不过，在我心中彼得的形象很快就有了转变，变得巩固、清晰，这样的形象只属于那些对我们十分宝贵、十分重要的有完满人生的人，事实上只属于那些死亡使得他们在我们记忆中，在我们内心的画像厅里变为完满的人。因为我们也知道一些人，他们死之后我们感觉不到他们是完满的，也不会说他们的人生是完满的。我的朋友多少年以来一直徘徊在生死的边缘上，好些时候已经走得那么远，远到我们对他的爱只有死者才能得到。多少次他又回来了，走出注定必死者的尊严回到日常的工作中来，走出克服了死亡者的优越回到眼下的气氛，委身于偶然。可是现在他不能够再次回来了，我看见，也感觉到，长期以来对我而言彼得属于那种完满的、超越现实的人（我不想用“戴着光环的人”这样的词语），而不属于和我在同一层次上活着的人。我有这种感觉，部分由于我知道他曾经受过极大的考验，在德国最黑暗的时代被判了死刑，像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在千钧一发之际逃过了死亡，也由于我深知他病情严重。
虽然每次告别之时，我们都会彼此注视对方，无言地问：“我们还有再相见的时候吗？”还有，“是你先走还是我先走呢？”不过，我内心深处知道，这位比我年轻得多的朋友比我更加接近死亡。他比我年岁小，看起来像孩子，显得过分年轻，而他却比我成熟、老到。他勇敢的一生经历了许多险境，两种不同的生活态度交替着决定他的生活，而被动的、沮丧的那种占了上风。他有时充满活力，全心投入创造性的、有教育意义的工作，有时则渴望逃离世事，渴望宁静和隐蔽的生活。
战时彼得·苏尔坎普被关进过监牢、集中营，他在德国将近投降时，在混乱中出于偶然逃脱了厄运。自那之后，他那自“一战”以来本已岌岌可危的健康状态便整个垮了，心脏病严重，肺部也有毛病。虽然这样，他这些年来不仅是困苦地，而且还是紧张地、高强度地生活着，他的工作成就斐然，能够这样是因为他继承了古老农民坚韧性格的遗风。当个人精力实际上已经耗尽时，这种坚韧的传承支撑着摇摇欲坠的人，使他能承受常人难以胜任的工作重担。
终他一生，这种得自传承的韧性、与大地的亲近、秩序井然和忍让的力量不断地和他个人的性情和性格发生冲突，他不得不全力冲出父辈农民的遗传，避不回家乡，时常更换工作，他做过教师、士兵、军官、编剧、编辑、出版人和作家，独自一人征服世界。一旦回到家乡父亲的农舍，他就成了陌生人，没有人理解他，这在他那篇可做范文的散文中有十分贴切的描写。但是当他面对激动的青年作家、神经紧张的生意人、导演或演员的时候，他从容不迫带有家乡口音的话便能起到令人安静的作用，在特别好的时刻，可以从他口中听出他父辈农民智慧的耐心和韧性。
最近几年，工作压力太大，他读书和写作的爱好受到不少限制，几乎就被窒息了。不过他对教育和戏剧的激情却始终十分活跃。对于舞台、对于将文学转化为可看可听的戏剧的炽热兴趣，与他热衷于教育和出版事业是一脉相承的，都是为了将美送到人间。
我们禀性相近，对世事看法一致，这是构成我们友谊的基础。我们都具有艺术家的敏感和固执，对独立性有强烈的要求，我们都从先人那里继承了严格讲求秩序和道德的习惯，即使在我们追求自由冲出约束之后，这种习惯仍然悄悄地却强有力地影响着我们。和每一种友谊一样，在我们的友谊里，除了共同点，还有相异处，正是这些相异之处每每触发我们对对方的兴趣和爱心。我们有不同的特性、爱好和习惯，彼此总想借此相互批评，彼此也正因此而互相吸引或感动。然而我们总是互相尊敬，彼此的批评总是友善而不过分。我们相识时，我是年长的一个，比他多走过一段路，他从小就读过我的书，战后，在他人生道路的关键时刻，当他徘徊于放弃和重新开始之间时，我是他最有力的支持。在我这方面，不但尊敬他是极富天赋的出版家和作家，更加尊敬他是受难者、是英雄，他比我以及我的任何一位朋友经历过更多可怕和敌意很深的事。
我的朋友彼得是众人爱戴的人，他有很强的吸引力，即使在无意间，魅力也照样散发。即使他情绪极差，我们恨不得责备他时，仍然不得不爱他。我特别喜欢他在我书房或阳台上工作的样子，纸张和印刷物，墨水笔和铅笔，一切都有条不紊放在桌上，他集中精力全神贯注地工作，像个希罗尼摩斯。这样的情景如果能够重现，那该有多好。
彼得去世后，我收到许多慰问信，来自朋友、同行、读者，其中最好的一封是鲁道夫·施罗德写的。我也收到许多报纸刊登的纪念文章，每一篇都充满赞语，称赞他是出色的出版家，是恐怖时代的受难者和斗争者。但是太少谈到他作为诗人和作家的成就，人们对此简直就是毫无所知！他的文学作品为数不多。我们这些作者和朋友，曾在他六十岁和六十五岁生日时分两次为他出版了《选集》，印刷精美，是非常好的礼物。但这两个集子是非卖品，印数也少，所以有些人没有见过。
幸好他听从我们的劝说，选出几篇最好最有文学性的作品在1957年结集出版了。当时我曾把那本可爱的小书送给好些人。那本书叫《孟德罗》，书名取自1944年底彼得作为政治犯被拘留期间开始写的一本小说，没有写完，只是断篇，但这讲述青年乡村教师彼得的一百页作品，比一些当代的名著和一些先锋派作品更优秀。这本珍贵的书还收了几篇散文，我认为那是经典性的散文，是应该收入教科书的，特别是《访客》和《苹果园》。我们这时代里没有人能写出比这更好的文章了。
当一个人的主要活动皆见诸公众时，要接近事实地总结他一生的成就并不难。而他所受的痛苦折磨则非常隐蔽，只有关爱的心能猜测感觉到几分。越大越深的痛苦他讲得越少。他以玩笑而超越的口气对亲近的朋友讲过一些事，比如他非常喜欢的柏林漂亮的家如何在轰炸中毁于一旦，还有他从集中营里逃出后漂流了多久才得以回来，这些是他经受过也已克服了的、不再为之用心的事。在希特勒地狱里的遭遇他怕提，也罕得一提，我们只能以爱他、与他一起受难的心情去想像。而他最后几年健康情况之糟是有目共睹的。
这还不够。备受爱戴又颇知保护自己权威的他，自“二战”起，多少年来一直过着没有舒适家庭、没有人照顾的日子，过着一种并非完全志愿的苦修生活，他生活在非常倔强的孤独中。这孤独和失落、这外在的归属感缺失与一内在的归属感缺失相呼应，有关此，我们只有在少数几次非常私人性的谈话中碰擦到一点。他经历过德国可怕的历史，夸夸其谈者口中的“伟大时代”、战争、战败、革命、野蛮行为、破坏，最后是重建，美军占领区里大家努力建设，颇有成果，他也参与建设，参与玩魔术，也颇有成果。然而，对这庙会里的勤劳、健忘、追逐名和利的作风，他蓝色的悲伤的眼睛一天比一天看得透，他早已不信他生活于其中的内在的真和世界的真了，他在这世上感觉不到温暖，觉得不舒服。这个如此热爱生命的人，这个为享受生命而生的人，最后或许更愿意死，死亡使他离开了那些乱七八糟的事。
让我在此不揣冒昧引用施罗德信里的话：“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苏尔坎普孤独地承受着何种人间地狱的痛苦啊！而他总是鼓起勇气，采取与人为善、高尚、即使有误也值得尊敬的人生态度。”
当今，“真正的德国”“真的德国”“亲切的德国”这些词汇已经成为套话，每当我听到或读到这样的词汇时，我就看见彼得高瘦的身影。施罗德亦属同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