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事务中，两种对立的甚至矛盾的趋势成为近些年的特点。一方面，我们有空前完善的国内的和国际的通讯网。另一方面，在参议员麦卡锡（McCarthy）及其模仿者的影响之下，军事情报盲目而过度的分工以及他们最近对国务院的种种抨击，使得我们的思想日益趋于谨防泄密的状态，这种情况只能用历史上文艺复兴时期的威尼斯来比拟。
威尼斯的大使们拥有极其准确的新闻搜集机构（它们成为欧洲史研究的主要来源之一），加上他们对于秘密有民族性的爱好，使得这些机构竟然扩展到这个地步：国家下令暗杀侨居国外的工匠，以此来维持某些精选的艺术品和工艺品的垄断地位。“警察和强盗”这一现代游戏——似乎标志着俄国和美国这两个本世纪世界霸权的主要竞争者——令人想起了古意大利的“斗篷和短剑”这出闹剧在一个更为广大的舞台上演出。
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也是现代科学经受临盆痛苦的地区。然而，今天的科学是一项远比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科学巨大得多的事业。我们现在按照某种比马基雅弗利时代更为成熟、更为客观的思想来考查现代世界中信息和保密方面的一切因素应该是可能的。鉴于前面讲过的事实，情况尤宜如此：目前关于通讯问题的研究，就其独立和权威的程度而言，已经达到使它有权成为一门科学了。这门现代科学对于通讯和保密的状况及其职能不得不告诉我们的东西是什么呢？
我写这本书主要是给美国人看的。在美国人的生活环境中，信息的种种问题都是按照标准的美国眼光来评价的：一物之有价值就在于它作为一项商品之进入公开市场的情况。这是官方的正统学说，它愈来愈会受到美国居民的怀疑。我们指出这个学说不能代表人类价值的共同基础，也许是值得的：它既不与教会的学说即寻求人类灵魂得救之路的学说相当；也不与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即以实现人类福利的若干特定理想以评价一个社会的学说相当。在典型的美国世界中，信息的命运变成了某种可以买卖的东西。
我不是存心找岔子，去指摘生意人的态度是否道德和明智。我的任务是指出：这种态度导致了对信息及其有关概念的误解和错待。我将在儿个领域中讨论这个问题，先从专利法谈起。
专利证明书就是授予发明家对其发明物以有限的垄断权。对他说来，专利证明书就是特许状，而一个特许状就是一家特许公司。在我们的专利法和专利政策的背后，就是大家所默认的关于私有财产以及由此而来的种种权利的哲学。这种哲学非常近似地代表了目前正将结束的时期中的实际情况，在那个时期中，发明物一般是由熟练技工在工厂里做出来的。对于今天的发明事业讲来，这种哲学甚至提供不出一个勉强可用的图景了。
专利局的标准哲学就是预先假定有位技术工人。他具有一般所谓的机械发明才能，通过一系列的试验和失败，然后由一定的技术发展到更高的水平，体现为一种专门仪器。专利法把制出这种新工具所必需的发明才能同另一种发明才能，即发现世界上的种种科学事实所必需的发明才能区别开来。后一种发明才能是列在自然规律的发现这个项目下面的；在美国，如同在许多具有类似的工业实践的国家里一样，法律否认科学家对他可以发现到的自然律有任何私有权。由此可知，在某个时候，这种区分完全是从实际出发的，因为工厂发明家有一种传统和背景，而科学家则有一种与之迥然不同的传统和背景的。
人们显然不会把狄更斯的《小多立特》（Liitle Dorrit）一书中的但尼尔·道意斯（Daniel Doyce）错认作他在别处谈到的麦佛协会（Mudfog Association）的会员们的。狄更斯赞美前者是一位富有常识的技术工人，有手工工人的租壮的大拇指头，有永远面对事实的诚实态度；至于麦佛协会，那只不过是不列颠科学促进会早期的一个有损声誉的诨号而已。狄更斯诽谤后者是由一批一无用处的梦想家组成的团体，他所用的讽刺语言，斯成夫特不会认为不适于用来描写拿普大的骗子手们的。
目前，象贝尔电话实验室这样一个现代科学研究的实验机构，即使它还保持着道意斯的实用性，实际上都是由麦佛协会的子孙们所组成。如果我们把法拉第（Faraday）看作不列颠科学促进会早期的一个卓越而典型的会员的话，那么，到了今天的贝尔电话实验室的研究人员，这根链条就是完整的了，它经由麦克斯韦和亥维塞（Heaviside）到坎贝尔（Campbell）和申农（Shannon）。
在现代发明的初期，工人远没有掌握科学。锁匠就能评定机械能力的等级。按照瓦特的看法，一个活塞是否适用于蒸气机气缸，就看一个薄薄的六辨士铜币能否刚好塞进二者之间。钢是技术工人炼制出来的，用来铸造刀剑和其他武器。铁是炼铁工人的产物，形状七古八怪，还混着矿渣子。在我们能有一位象法拉第那样善于实践的科学家来代替但尼尔·道意斯之前，他的确得走一段很长的道路。大不列颠的政策，甚至当这种政策是由目光如豆的、象狄更斯小说中的“拖沓部”那样的机构体现出来时，它会直截了当地把道意斯当作真正的发明家，而否决了麦佛协会的绅士们，这是不足为奇的。世代相传的官僚主义者柏纳可的家族（Barnaclefamily）会把道意斯折磨得象个鬼，直到他们不再叫他一个机关又一个机关地奔走为止，因为他们内心深处是害怕他的，怕他变成新工业体系的代表人而把他们排挤掉的；至于麦佛协会的绅士们，他们既不害怕，也不尊敬，更不了解。
在美国，爱迪生（Edison）代表了道意斯和麦佛协会会员之间的正式过渡。他本人非常象个道意斯，他甚至非常想做一个名符其实的道意斯。但虽然如此，他从麦佛阵营中挑选出许多人作为自己的职员。他的最大发明就是发明了工业研究实验室，把发明事业变成了生意经。通用电气公司、威斯汀豪司公司的各个企业以及贝尔电话实验室都是步着他的后尘的，雇用了好几百个科学家，而爱迪生只不过雇用了几十人而已。发明已经不再意味着工厂工人偶而有之的洞察力了，它变成了一批胜任其事的科学家进行细致而广泛的研究的成果。
现在，由于到处都有从事应急发明的智力活动的组织，发明正日益失去它的作为商品的等同物。一物之成为好商品的条件是什么呢？扼要他说，这条件就是：它的价值要能从一手转到另一手时本质地不变，同时，该商品的各个部分应当如所值的金钱那样地在数学上是可加的。自身守恒的能力乃是好商品所具有的一种对人非常方便的特性。例如，一定量电能，除了微少的损耗外，在导线的两端数量相同，因此，给若干千瓦一时的电能以相应的价格就不是太难的事情了。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物质守恒定律。我们通常的价值标准是黄金的量，而黄金就是一种特别稳定的物质。
信息，在另一方面，不是那么容易守恒的，因为我们前面已经讲到，通讯所传递的信息量是和一个叫作熵的非可加量有关，它和熵的差别是一个代数符号和一个可能的数值因子。正因为熵在闭合系统中有自发增加的趋势，所以信息也就有自发降低的趋势；正因为熵是无秩序的量度，所以信息是秩序的量度。信息和熵都不是守恒的，都同样地不适于作为商品的。
让我们从经济角度来考察信息或秩序，以一副金首饰为例。金首饰的价值包含两个部分：金子的价值和“款式”（facon）的即艺术加工的价值。当我们拿一副旧首饰抵押给典当商或卖给珠宝商的时候，这副首饰的固定不变的价值仅限在金子方面。至于款式方面的价值之受到考虑与否，那得取决于许多因素，诸如售者的坚持，首饰制造之时该款式的流行与否，纯艺术方面的技巧，从博物馆角度看待这副首饰的历史价值以及购者的坚持等等。
由于不了解金子的和款式的这两种类型的价值之间的区别，许多财富丧失掉了。集邮市场、旧书市场、古董市场以及丹康·菲弗家具市场全都是人为的市场，因为除了拥有这类东西会给物主以真正的快乐外，绝大部分的款式价值不仅是在于事物自身的稀有性，而且是和暂时存在的竟相购买该物的活跃的购买力有关。经济危机限制了可能的购买力，它可以把该物的价格降低四、五倍，于是一大笔财富就会仅仅因为缺乏竞购者而化为乌有。如果另一种新的流行款式在有远见的搜藏家的关注之下而排挤了旧的款式时，那么最滞销的货物就会又一次地退出市场。搜藏家们的鉴赏力是找不到一个恒定不变的公分母的，除非大家都达到了审美价值的最高标准。因此，对名画所付的价格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买主想得到富有和内行的名气这种愿望的。
把艺术品当作商品，就产生了一大批对于信息论讲来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首先，除了那种生性偏狭的搜藏家要把自己全部收藏品永远封锁起来外，艺术品的实物占有既非人们对它欣赏而得到快乐的充分条件，亦非人们对它欣赏而得到快乐的必要条件。事实上，有几类艺术品本来是供大家欣赏的，而不是供私人欣赏的；谁占有它的问题差不多无关宏要。一幅伟大的壁画未必可以作为流通的证券，墙上绘有这幅壁间的建筑物也未必可以有此用途。无论表面上谁是这些艺术品的所有者，他至少耍把它们分给经常往来于这些建筑物之中的一定量的人们，通常是世界上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分享。他没法把这些艺术品放到保险柜里，只在吃饭的时候拿出来跟几个行家心满意足地观赏它们，他也没法把它们当作私人所有物而全数封存起来。仅有极少数的壁囫是偶然地在秘密地方画出的，夕奎罗斯画了一幅用来装饰墨西哥监狱的一面大墙，这所监狱是他作为政治犯而服刑的地方。
关于艺术品的纯实物占有问题，我们就说到这里。艺术中的所有权问题就复杂得多了。让我们来观察一下艺术品的复制问题吧。无庸置疑，艺术欣赏中最美妙的精华部分只能从原作中得到，但同样正确的是，一个从未见过名作原本的人也能培养起广泛而深刻的鉴赏力的，同时，艺术创作中的美学魁力绝大部分可以通过质量良好的复制品传达出来。音乐的情况也是如此。在欣赏一支乐曲时，听者要是出席演奏会的话，那是可以得到某种重要的东西的，但虽然如此，为了理解这诈演奏，他要预先学习，作好准备，他的欣赏力将会通过聆听好唱片而得到如此之大的提高，以致我们很难说二者之中哪一种经验更加重要些。
从所有权角度看，复制权是由我们的版权法来规定的。但是，版权法无法规定别的一些权利，这些权利几乎都向我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任何人都有资格在有效意义上成为艺术创作的所有者。于是，何谓真正原作这个问题就出现了。例如，在文艺复兴初期，透视法是艺术家的新发现，一位艺术家巧妙地开拓周围环境中的这个因素是能够给人以巨大愉快的。图勒（Durer）、达芬奇（DaVinci）及共同时代人就体现了当时艺术界巨擘从这个新发现中所找到的趣味。但是，由于透视法是一种一经掌握就会很快地对它失去兴趣的技法，所以本来在原作者手中是伟大的东西，现在却是每一位多愁善感的、讲生意经的艺术家在设计月份牌时都能运用自如的手法了。
前面已讲的东西看来不值得再讲了；要想评定一幅画或一部文学作品的信息价值，我们就不能不知道它含有那些为大家对今人和古人的作品所未曾消化了的东西。只有独立的信息才是近乎可加的。第二流复制家所引申出来的信息对于前此发出的信息而言就远不是独立的了。因此，千篇一律的恋爱故事，千篇一律的侦探小说，通俗杂志中为一般人所欢迎的、成功的故事等，都是受着版权法的字面支配，而不是受着版权法的精神支配的。禁止一部电影以一连串低级趣味的镜头来引诱中、下层群众对这种感情状态产生兴趣而取得成功的版权法是不存在的。我们既没有复制新的数学观念的方法，也没有复制新学说例如自然选择说的方法，也没有复制其他任何新东西的方法，除非用同样的话对同样的观念作出全同的复制。
重说一下，陈词滥调之得以流行，不是偶然的，它是信息本性所固有的现象。信息的所有权必然要碰到下述的不利条件：要使社会上的一般信息丰富起来，该信息就必须说出某种在本质上异乎社会上原先公共贮藏的信息。在伟大的文艺经典作品中，大量具有显见价值的信息甚至都会被人抛弃，仅仅因为大家已经熟悉它们的内容了。学生不喜欢莎士比亚，因为依他看来，莎士比亚无非是一堆熟悉的引句。仅当人们对这位作家有了深入的研究，摆脱了当时浅薄的陈词滥调所采用的那个部分之后，我们才能同这位作家重建信息方面的联系（rapport），并且对他的作品作出崭新的评价来。
依据这个观点，使人感到有意思的事情是：有些作家和画家，虽然在感性和知性的道路上进行了广泛的探索而打开了一个时代的大门，却对自己的同时代人和多年的追随者有着几乎是破坏性的影响。象毕加索（Picasso）这样的国家，经历过许多时期，发展过许多艺术形式，最后才说出了这个时代的话到舌头就要说出的全部的话，终于使自己的同时代人和晚辈的创作变得索然无味了。
通讯之商品性质的固有界限何在，很难引起大家普遍地来考虑这个问题。普通人都认为米西纳斯的工作就是购买和收藏艺术品，而不是鼓励当时的艺术家去进行创造。与此完全类似的情况是，普通人相信有可能把国家的军事机密和科学机密贮藏在安静的图书谊和实验室里，正象我们之有可能把上次战争中使用过的武器赊藏在军械库里一样。这种人的确还进一步地认为：在本国的实验室里得到的信息从道义上讲来就是本国的财产，如果别国利用这种信息的活，那不仅有可能是叛国行为的产物，而且在本质上就是盗窃。他想象不出任何一种没有所有者的信息。
在变动不居的世界中，能把信息贮藏起来而不使其严重地贬值，这种想法是荒诞的。它的荒诞程度不下于后述一种更加似真而假的主张：在一次战争之后，我们可以把现有武器收集起来，擦上机油，再用橡皮袋封裹，让它静候下一次战争的来临。可是，考虑到战争技术的种种变化，步枪虽然还可以很好地贮藏起来，坦克就差远了，而军舰和潜水艇就更谈不上保存的问题了。事实上，武器的功效严格决定于它在特定时期中与什么武器相对，又决定于那个时期关于战争的整个观念。已经不只一次地证实了这个结果了：贮藏的武器堆积如山是会把军事政策引上错误道路的，所以。在我们还具有正确选择为防止新灾难而准备必要工具的自由时，我们恰恰给新灾难的到来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在另一方面，即在经济方面，英国的例子表明，上面所讲的情况显然是真实的。英国是经过全面工业革命的第一个国家；它从革命前期继承下来的是窄轨铁路、设备陈旧而需要大量投资的纱厂以及它的社会制度的局限性——这一切都使得现代的日益增长的种种需要转化成严重的危机，只能用一种相当于社会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办法来克服。在现在，纵使最新兴的国家在工业化的时候就能够利用最新的和最经济的设备，就能够建立起合乎现代需要的铁路系统从而用大小合乎经济要求的车厢来运输货物，就能够生活在今天的时代里而非生活在百年之前，然而，这一切都在继续发生着。
对英格兰是正确的东西，对新英格兰同样是正确的。在新英格兰，人们发现，工业企业的现代化常常要花去很大一笔的费用，这比拆掉旧的并在别处重建新的还要费钱得多。除了把制订相对严格的工业法和进步的劳工政策所面临的种种困难完全不计外，纺织工业之所以不愿意建立在新英格兰的主要原因之一，如工厂主的坦白表示，就在于他们不愿意受到百年传统的束缚。由此可知，即使在原料加工占主要地位的领域中，生产过程和劳动保护归根到底也要不断地革新和发展的。
信息，与其说是旨在贮藏，不如说旨在流通。在一个国家里，如果信息和科学的状况适应于国家的种种需要，则它就会得到最大的安全——在这个国家里，信息的重要性是充分地得到实现的，它是作为我们观察外界并对外界作出有效行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换言之，把科学研究的成果详细记载在书籍和文章里而后标明“密件”存入图书馆，无论共数量如何巨大，都不足以在任何时间长度内保证我们的安全，因为世界上的有效信息是在不断地增加着的。对于人脑说来，没有马奇诺防线。
重说一下，人活着就不免要参加到受外界影响并对外界作出行动的连续流中，而在这个连续流中，我们只不过是承前启后的中介物而已。换个意思说，活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就是意味着去参加知识的连续发展，参加知识的畅通无阻的交流。在完全正常的情况下，要保证我们具有上述这种足够敷用的知识远比保证某一可能的敌人没有这种知识困难得多，而且也重要得多。军事研究实验室的全部措施却是采取了与我们自己最优地使用信息并最优地发展信息的相反路线的。
在这次大战期间，我在一定程度上负有解某一类型积分方程的责任，这种方程不仅存在于我自己的工作中，而且至少还存在于两个彼此完全无关的计划中。我知道这两个计划中有一个一定是要出现这种方程的；至于另一个计划，我在一次初步参与该项工作的商讨中相信它也是应该出现的。由于同一思想有三种应用，它们从属于三个完全不同的军事计划，有着完全不同的保密程度，又在不同的地方执行，所以无法把其中的任一方面的信息告诉其他。结果是，三个部门本来可以共同使用的成果，却要求有三个彼此无关而又完全相同的发现。由此带来的时间耽误大约半年至一年之久，也许还要多些。从金钱开支方面看（这在战争中当然是不重要的），总数相当于一大批最高薪人员的年薪。一个敌人要想从这项工作中取得价值相当的应用，其麻烦程度就跟我们把全部工作重新做过的损失相当。要知道，敌人是不可能加入我们非正式举行的甚至是在保密机关布置下的生产讨论会的，因而他就没有机会处在评价和利用我们的研究成果的地位上。
在估计信息价值的一切方法中，时间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例如，一种含有任何程度的、内容十分机密的信码或密码，不仅是一把难以打开的锁，而且是一把需要用相当时间才能正确打开的锁。适用于小单位战斗的战术情报几乎可以肯定在一两小时后就会过时。它能否在三小时内被别人破开乃是一个意义不大的事情，最最重要的是，收到该项消息的军官应该能够在两分钟内把它读出。另一方面，较大的作战计划就太重要了，不能依靠这种保密程度有限的密码。但虽然如此，要是一位军官收到这项计划后需要花费一整天时间才能译解它，则贻误军情就会比任何程度的泄密更为严重。关于整个战役或外交政策的信码和密码可能是而且应该是更加不易破解的，但是，绝对没有这样一种信码或密码，即不能在任何限定时间内破密，又能含有重要的信息量，而非一小批互不关联的个别判决。
通常，破密的方法就是寻找该密码的一个足够长的用例，于是专家就可以弄清它的编码模式。一般说，这些模式至少得有最低程度的重复，不然的话，那些非常简短而又没有重复的电讯就无法译出了。但是，当一批电讯从前后完全相同的密码类型编出时，那怕编码细节有种种变化，这些不同的电讯之间可以有足够多的共同点导致破密，首先是弄清密码的一般类型，然后弄清该专用密码。
也许表现在破密工作上的最伟大的才能绝大部分没有在各种保密机关的年鉴上发表出来，但在题铭学家的著作中是可以看到的。我们都知道罗塞达石是怎样通过对埃及若干象形文字的解释（即知道了它们是托勒密们的名字）而后认懂刻在上面的铭文的。但是，有一种译码工作，其意义更加伟大。这种译码艺术的最伟大的独一无二的例子就是把自然界自身的秘密译解出来，而这就是科学家的本份。
科学的发现就是为了我们自己的方便而对存在系统作出解释的，但存在系统之被创造出来时丝毫也没有为我们的方便着眼。结果是，世界上最经久的、适于保密的并受复杂信码系统保护的东西就是自然界的规律。因此，在破密的可能性中，除对人的保密手段和文件的保密方法直接进行攻击外，我们总有可能去攻击一切信码中最具本质意义的信码。要想发明一种象原子核这类天然信码那么难于破密的人工信码，看来是办不到的。
在译解信码时，就我们能够获得的信、而言，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我们读到的消息不是莫明其妙的知识。迷惑译码人的普通方法就是在真正消息中混杂进去一种无法译解的消息，即混进一堆无意义的消息，混进不成句子的单字。同样，当我们考虑诸如原子反应、原子爆炸这类关于自然方面的问题时，我们能够公之于众的最最孤立的信息就是宣布它们存在着。但当科学家接触到一个他知道有答案的问题时，他的整个态度就改变过来了。可以说，他已经有百分之五十左右接近于那个答案了。
从这个观点看来，我们完全可以恰当地说，本来应该保密的、但已经成为人人皆知而且毫无障碍地为一切潜在敌人所知的关于原子弹的秘密之一，就是制造它的可能性。问题如此重要，科学界又相信它是有答案的，那么，科学家的智能和现有实验室的设备两者既已分布得如此之广，这就使得这项工作随便在世界上什么地方只要花上几年功夫就可以近乎独立地得到实现了。
目前在这个国家里有一种天真的信仰，认为我们是某种技术即叫做“专门技能，，（know-how的唯一所有者，这种专门技能不仅可以保证我们在一切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一切主要发明方面占居优势地位，而且，如我们已经讲到的，可以保证我们对这种优势具有道德方面的权利。诚然，这个“专门技能”是和那些研究象原子弹之类问题的人们的民族血统毫不相干。要长期保证丹麦的玻尔（Bohr）、意大利的费米（Fermi）、匈牙利的斯杰拉德（Szilard）以及许多其他与这项工作有关的科学家在一起合作，那是已经不可能了。这样一种合作过去之所以成为可能，乃是由于大家极度地意识到了事变的迫切需要，由于纳粹的威胁激起了普遍的愤怒。为了使这批科学家在重整军备的长期间中合作共事，所需要的就不仅仅是夸张的宣传；在重整军备方面，国务院的政策似乎经常使我们受累不浅。
用不着任何怀疑，我们具有世界上最高度发展的、能够汇集大批科学家的力量和大量的金钱来实现某项计划的技术。但是，这丝毫也不应该使我们过分满足于我们的科学地位，因为同样清楚的是，我们正在培育着除非依靠大量的人力和金钱就无法考虑任何科学计划的年青一代。法国人和英国人以其技巧制造出了大量仪器，一位美国的中学教师则会轻蔑地把它看作是用木头和绳子马马虎虎做成的东西；但是，这种技巧在我们年青一代中再也找不到了，只有极少数的例外。目前流行的大型实验室是科学中的新事物。我们之中有那么一些人却要把它设想作永远不会陈旧过时销东西，然而，当我们这一代的科学思想变得陈旧无用或者至少给我们的知识投资带来的收益大为减少的时候，我却预见不到下一代人会有能力提出什么了不起的思想作为了不起的计划的天然基础。
对于应用在科学工作上面的信息概念的明确理解说明了两项信息如果独立并存，其价值是不大的，反之，如果它们能够很好地结合在某人心中或某个实验室里，那它们就能够彼此丰富起来。下述组织是与这种要求完全不相容的：其中的每个成员都在预先规定的道路上行走，当科学哨兵走到自己的巡逻区域的尽头时，举枪，向后转，沿来路回去。两位科学家的相互接触，是会产生极为丰富的成果的，是会使科学生气蓬勃起来的，但是，这只有在下述情况中才能产生：至少有一位科学代表者远远地越过前沿阵地从而能够把邻近领域的思想吸取过来形成一套有效的思想方案。实现这种类型的组织的天然手段就是采取这样的办法：让每位科学家的研究方向由他自己的兴趣范围未确定，而不是预先给他指定一个巡逻地带。
这样轻松的组织即使在美国也是存在的；但在目前，它们只是少数公正人士的努力结果，而不是那些自以为懂得何者对我们有益的人们所强加于我们的计划框架。然而，对于那些被人任命和自我任命来作为我们上级的人们之肤浅无能以及今天存在着的种种危险，我们科学界的群众不负丝毫责任。正是有钱有势的人们要求现代科学中凡与军事应用可能有关的东西都要严格地保密。这种保密的要求差不多跟一个有病的文明社会不想知道自己病情发展的情况相当。只要我们继续装聋作哑，认为世界上万事顺利，那就让我们把耳朵塞起来，贝克听到“列祖列宗预言战争”的声音。
在大多数科学工作者对待科学研究的这种新态度里，有一个远不是公众所能认识的科学上的革命。的确，负责现代科学研究的当局就没有预见到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全部后果。在过去，科学研究的方向主要是由个别学者的兴趣和时代的趋尚来决定的。在现在，出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尝试，要把科学研究指向社会安全问题，使得一切有意义的研究途径都要随着一个攻之不破的科学防垒的加固目的而尽可能地得到发展。今天的科学不再是个人的事业了，科学边界的进一步推进的结果，不仅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可以供我们用来反对可能敌人的武器，而且也产生了与这些武器有关的种种危险。这也许由于下述事实所致：我们的武器，要末就恰恰是那些可以用来反对自己比反对任何敌人更为有效的东西，要求就是我们在使用象原子弹之类的武器的同时所附带产生的诸如放射性沾染之类的危险物。由于我们积极地、同时并进地寻找攻击我们的敌人和保卫我们自己的手段，科学步伐的加快便对新的研究工作产生了空前巨大的需要。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人们集中力量在奥克列兹和罗斯亚拉摩司两地的实验室里所研究的问题就是如何去保护美国人民，不仅要使他们免于受到使用原子弹的可能敌人的袭击，而且要使他们免于受到我们新兴工业所带来的原子辐射的沾染——这是我们目前的切身问题之一。如果不发生战争，这些危险也许今后二十年都碰不上。在我们目前的军事思想的框架内，这些危险的存在已经迫使我们会拟订关于敌人方面运用这些手段的新方法的种种可能的对策了。在目前，这个敌人可能是俄国，但它更多是我们自己幻想出来的海市蜃楼。为了保卫我们自己不受这个幻影的侵犯，我们必须想方设法去寻找新的科学手段，每种手段都要比过去的更加可怕。这条上天启示的巨大的螺旋线是没有终点的。
以上我们讲述了一种真正博奕式的诉讼，其中敌对双方都能使用并且是被迫使用全盘的欺骗手段，从而彼此都被迫去制订一个不免考虑到对方可能使出最优博奕的策略。举凡在法院的小规模战斗中属于正确的东西，在国际关系的殊死斗争中同样是正确的，不论它所采取的是流血的射击形式还是温和的外交形式。
保密、消息堵塞和欺骗，这一切技术都是为了保证自己一方能够比对方更加有效地使用通讯力量和通讯手段的。在这样一场使用信息的战斗中，保持自己一方的通讯通路的开放和妨碍对方所支配的通讯通路的利用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为了保密而全面制订出来的策略差不多总是要涉及保密以外的许多其他事情的考虑的。
我们是处在这种人的地位上，他在生活方面仅有两种野心：一是想去发明能够溶解任何固体的万能溶剂，再是想去发明能够容纳任何液体的万能容器。不论这位发明家怎么做去，他都是白费功夫。何况，我已经讲过，任何一种秘密，当它的保护工作和人的诚实性有关时，就不可能比它的保护工作决定于科学发现自身的种种困难更为安全了。
我已经讲过，任何科学秘密的传播都只不过是时间问题；在这场博奕中，十年就是一段长时间了，而且，从长期着眼，武装我们自己和武装我们的敌人并波有什么区别。因此，每次骇人的发现只不过加强了我们的屈从性，屈从于从事新发现的需要。如果我们的领导人对于这种情况没有新的认识的话，那它就不得不一直这样地继续下去，直到我们地球上的关于智能方面的全部潜力都耗费得一无所剩，再该有任何可能对旧的和新的人种的多种多样的需要作出建设性的应用为止。这些新武器出现的结果一定要使地球上的熵增加起来，直到热与冷、善与恶、人与物质之间的一切区别消失殆尽，变成了一颗灼热的、熔炉般的新星。
我们就象一群加大拉的猪一样，让当代的群鬼附身，科学战争的使人不由自主的性质正把我们驱使得晕头转向，倒栽葱地掉进自我毁灭的海洋中。也许，我们可以说，在那些自以为职在指导我们和那些掌管科学新计划的绅士们当中，许多人无非是见习术士，对制造怪事的符咒神魂颠倒，以致自己完全无力收场。在他们手里，甚至新发明的广告心理学和推销员心理学也变成了促使有才能的科学家免受良心谴责的方法，变成了破坏这些科学家所树立的旨在不使自己牵连到漩涡里去的障碍物的方法了。
让这些为了个人目的而招致魔鬼谴罚的聪明人记住：在事件的自然进程中，一次出卖良心就会出卖第二次。人性的尊严可以用巧妙分配行政管理蜜饯的办法来摧毁，代之而起的乃是有权有势的长官架子，只要我们可以得到更大一块的蜜饯，这副架势就会一直保留着。这种做法总有一天要变成我们自己安全的最大的潜在威胁。到了那个时候，当另外一个强国（它可以是法西斯国家或是共产主义国家）能够提供更大的奖赏时，我们的那些一再促使我们去保护他们所让出的利益的好朋友们就要以尽快的手段促使我们屈服和灭亡的。让那些从九泉深处唤起原子战争的幽灵的人们（为了他们自己的原故，如果不是为了我们）记住：他们一定不用等待太久的，一当我们的敌人取得成功的第一刹那到来时，就会把那些已经堕落了的人们置之于死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