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尔，能待多久就待多久！”
“不，亲爱的，太危险了。”
“听我的。”
他们没有达成一致，但是弗里德尔得走了，她在忙着找衣服。随后，灯一亮，汉斯就找机会进到楼里去了。
汉斯沿着正在出发的长队走了回去。他们冻得瑟瑟发抖，因为他们已经在室外站了几个小时了，而且身上几乎没几片衣服。那几片棉麻破布一点也不御寒。有些人裹了一件床单。但是很多人不敢，仿佛就算这些营地已经被废弃了，营地的规则依然要遵守。
19号楼里的护士们集合了。赛普收到了指示。他们带着担架去更衣室，在那边给病人们发衣服。
八点钟，所有被分配的小队都出发了。天亮了，汉斯刚才正在往23号楼走，就迎面碰上了工头，他正在找护士给女子营区干活。那就索性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汉斯问道可不可以跟去，和他的妻子告别。罗马尼亚人笑了一下。
看到他来，弗里德尔很开心。已经有一批妇女被送走了，人们在四处找她，但是她藏在了阁楼上，因为她还想和他告别。汉斯刚来了一眨眼的工夫，工头就招呼他过去，阁楼上有个炭烤箱，得拿到洗衣房去。
汉斯在心里咒骂着，但是不敢不从。他去阁楼拿了烤箱，这是个庞然大物，但是汉斯生气时偏偏喜欢搬重物。他一口气把烤箱拖到洗衣房，摔在那里。刚站着休息一会儿，就又看见工头带着几个年轻人来了。他们什么东西也没拿。所以就他一个人得搬东西，而不能待在妻子身边。这工头真是欺人太甚。那现在轮到他耍滑头了。工头和那些年轻人去了档案室取文件，因为要把所有东西都烧毁。汉斯趁机就跑了。等他再站到弗里德尔面前时，觉得自己有点不好意思。
“你真不想留下来吗？”汉斯问道。
“不，他们会把所有病人都杀掉。”
“太残忍了，我们能挨得过去吗？”
“没办法，汉斯。跟我保证，你一定要离开。”
他迟疑了一下。他答应了，但是同时觉得这是他第一次欺骗她，因为他对前路并不害怕。这时候门开了，是柯莱特。
“我告诉萨拉她要留在这儿，但是她不敢。”汉斯说他不懂这些女人怎么想的，但是现在无济于事。
这时楼里传来了吼叫声：“所有人集合！”分别是短暂的，弗里德尔害怕自己会软弱。每次情绪翻涌，她都会赶快逃走。
在门前汉斯再次转过身来，但是她举起手臂，仿佛在求他走一般，她不想让分别变得更艰难。
那天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汉斯仿佛麻木了一般。两年来，他们一直并肩战斗。很多次都差点功亏一篑，但他们依然在对方身边。先是下火车时的筛选。然后是他在比克瑙那令人提心吊胆的一个月，之后是搬家到10号楼。每次他们都重新找回了对方，可是这次呢？
第二天一早，厨房的囚监带着一封信来了。“汉斯，我从昨天开始就在女子营区了。我觉得你说得对。留下来或许更好，每个人都想留下，但是那是不可能的。要是萨拉没那么傻该多好！我们隔壁的楼刚刚被清空了，他们用枪托把女孩子们赶走了。好吧，我会尽力的，亲爱的。坚强点，我们会再见到对方的。他们已经来了。再见了，我的小伙子。”汉斯读了一遍，又再读了一遍。她说的“如果萨拉没有那么傻就好了”是什么意思？他去找了柯莱特。
“我昨天拿了三套男人的衣服去了23号楼。给那两个叫萨拉的，还有弗里德尔。但是我家的萨拉不敢穿。”
汉斯怎么就没想到呢。这可是个好办法，穿男人的衣服，共同进退。“你现在要怎么办，阿福隆斯？”
“我们不走，任何情况下都不离开。你看吧，今天营里剩下来的人也会走，可能只有病人会留下。但是我们要藏起来，我不想半路死在雪地里。”
“你要藏在哪里呢？”汉斯问道。
“你要是能保守秘密的话，我就让你看一下。”
他们在消毒室的地下室里的一大堆脏衣服下面，做了一个藏身之处。地下室是水泥做的，上面的楼是木头做的。就算楼塌了，他们也还是安全的。看起来阿福隆斯的消息很灵通。
大约十一点钟，营长风一样地冲进营地：“所有人集合！”连厨房工作人员都离开了。只有医院里还什么都没发生。党卫队显然已经不在这儿了，他们已经和运输队伍走了，从那一刻开始，整个营地都被洗劫了。
更衣室里的衣服被拿走了，财物室里的袋子被撕开了，每个人都挑最好的东西拿。厨房下面的库房被打开了，那些自己都走不动路的病人，坐在那里往嘴里猛塞肉罐头和酸菜。还有更厉害的：他们在地下室找到了伏特加。波兰伏特加和酒精差不多，只是稍微淡了一点，滚烫地滑过喉咙，一点味道也没有。
傍晚，第一批受害者出现了：酒劲儿上来了，上吐下泻，痛苦不堪，还有一些人横躺在街上，要么迷迷糊糊地倒在水沟里，酩酊大醉。这一晚真是不安生！
八点钟，工头带了几个亲信来了。所有能走路的人，都得准备好。几乎每个人都想走。只有波兰人得留下，他们全都表示自己实在病得没法动了。他们显然在盼望游击队的到来。大家无休止地讨论着能等到谁。
每座楼都得留下几个医生。19号楼留下的是阿克曼，一个非犹太裔的荷兰人，还有汉斯，比起运输中的危险，他选择了营地的危险。汉斯指望着柯莱特和他的西班牙伙伴们。
十点钟的时候，工头喊道：“每个人都要出来。”接下来赛普做了个惊人的举动。他把门从里面关上，用身体挡在前面，对每个想要出去的人呵斥道：“蠢货，就你那病恹恹的身子，到那冷风里去，你猜猜会怎么样。要是罗马尼亚人来抓你，现在也还早着呢。”
但是罗马尼亚人没有来抓他们。工头只带了几个人，应付不了这种情况。他全副武装，头戴头盔，背上背着马枪，手里举着灯，一点都不舒服。因为他的好日子结束了。于是他完全没注意到19号楼没人来集合，所以赛普这一刻的坚决，拯救了几百人的生命。
医院的人走了之后，营里很空。三座医院里还躺了几百个病人，都是走不动路的，然后就是人满为患的19号楼，全都是病人，还有营里各种在赛普这里躲避的人。
夜里大约十一点，发生了一个意外。阿克曼和几个人去厨房拿生活用品。在厨房前面的空地上站着一个党卫队队员。他自然以为这些人是来厨房打劫的，于是没有警告就直接开了枪。阿克曼的腹部中了一枪，一个小时后便死去了。汉斯听到阿克曼的意外，感觉应该发生点什么事了，因为机会可能真的就在现在。
他去了消毒室。西班牙人正在争论不休。有些人建议在地下室躲藏，另一些人——包括柯莱特——更想逃跑。他们在一个库房里找到了一把冲锋枪，要是遇到一小撮党卫队队员，他们还可以抵抗。
他们决定让汉斯和柯莱特研究下情况。在能看到大门的15号楼处亮着灯。那是需要留守的消防队。他们从音乐厅拖来了一架钢琴，闹出来好大动静。就像是个怕黑的小男孩，大声唱着歌来掩饰恐惧。
他们承认形势岌岌可危，但是并没有什么新消息。俄国人还没到克拉科夫，在他们到达奥斯维辛之前，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汉斯和阿福隆斯一出去，就听见大门口有声音。说的是德语，但是是一种听不懂的方言。他们从厨房边溜过，用一个小镜子观察角落，看见两个国防军士兵——两个年纪大的男人，在放哨。他们溜回了15号楼，又走到大门口。
“晚上好。”士兵说道。
“晚上好，您是这儿的警卫吗？”
“对，我们一伙人住在附近的一座楼里。”一个士兵想要用培根买阿福隆斯的手表。阿福隆斯一边和他讨价还价，一边想从他这边打听到更多信息，这时突然来了一辆汽车。他们想走却已经来不及了，汽车里的人叫他们回来。那是党卫队上级突击队大队队长克劳斯，就是刚刚打死阿克曼的那个人。
“你们在这儿做什么？”
“我们是护士，正在查房。每个小时我们都要巡查一圈，看看有没有什么特殊情况，比如楼里有没有着火之类的。”汉斯信口说道。
“安保的事情就交给我们吧，别再出来了。我正在忙着给还在这边的病号安排车。现在大概还有多少人？”
“2000。”汉斯夸大其词道，让安排车显得不是那么简单。
“好，明天天亮，我就来接你们。”汉斯一回到消毒室，大家就快速做出了决定。他们打算冲出去。
一共分成了三组人：一组由克莱夫那领导，去建筑工地，那边有一个地堡；第二组可以一路藏在城市通往营地的道路边；西班牙人则去拉斯科，在那能看见沿着索瓦河往西去的路。他们差不多都带了些武器装备，如果被发现，也不会束手就擒。
西班牙人最后出发。汉斯叫上了范登霍夫，他的荷兰值班人员，和他一起去。夜里一点钟，28号楼后面的电网被切断了。塔楼上站着一名囚犯，是新营区警察的一员。按理说他们要负责维护营区秩序。但是实际上他们只是在塔楼上来回溜达，留意着是否有危险的党卫队来到营区，或者如果有人要逃跑，道路是否畅通。
一切都很安全。除了克劳斯，营地里再没看见党卫队队员。大门口的士兵们也搞定了。外面一片死寂，雾蒙蒙的空中飘着雪花。年轻人们尽可能悄无声息地走着，彼此离得很近，这样每个人都能看见前面一个人的身影。最前面走的是鲁迪，一名西班牙共产党人，他在拉斯科工作过，路很熟。
过了半个小时，他们到了村子上。村子看起来已经完全被遗弃了。他们来到了鲁迪看上的那座房子。门没锁，他们进去，爬上楼梯。到了阁楼上，阿福隆斯点燃了一小支蜡烛。里面堆满了架子，那是夏天用来种菜的。
“我给这个房子标上‘禁止通行’，”阿福隆斯郑重地说，“西班牙语的禁止通行，他们应该看不出来。这是西班牙内战的政府拥护者的口令。每个人都把它像誓言一样传诵着。”
夜晚冷得让人想要骂人，他们只带了几条床单，也不敢在房子里生火。你永远也不知道村子里会不会还有一个德国鬼子。汉斯在这寒冷里难以入睡。他再次想起了弗里德尔，她会怎么走，不停地走，还是或许在哪里找一个仓库或工厂躺一会儿。一切可能都会不一样。如果萨拉勇敢一点的话，她们现在应该在一起。他们在这儿相对安全。可是弗里德尔走的是一条多艰难的路啊……不，他不想再去想了，不可以再想了。几分钟之后，他睡着了，但是旁边的人一旦发出一点小小的动静，他就再次惊醒了。
他的恐惧在夜里塑造出了一个他抹不去的景象：弗里德尔在雪地里的惊悚景象。她有时候独自一人躺在那里，脖子上有一处枪伤，然后埋在一堆尸体下面；有时候她躺在那里，脸上有一抹安详的微笑，仿佛她人生的最后一刻是在回想有关他的甜蜜回忆，然后她的脸再次被惧怕和恐怖扭曲了。但是每次都是一样：弗里德尔在雪地里。
天终于亮了，汉斯很欣慰。其他的青年也都醒来了——因为感觉到了解放的临近，他们大部分人都睡得很好，而且很安心。他们从阁楼的窗户向外望，望向被雪覆盖的田野。他们可以看到那条沿着河边的道路，还有伐木的大风车。无处可见生命的迹象，没有一根烟囱里有烟飘出。一切都显露出一副完全被抛弃的景象。他们自己的踪迹也被雪掩盖了，他们感到很安全。
下面的房间是工作室。桌子上摆着木匠的工具。他们把工具扔到一边，把房间摆设了一下。他们把行李放在柜子里。汉斯没什么行李，只有一小盒绷带，还有一些他放到共同储备里面的物品。
地下室有很多煤球。他们因为是否要生火产生了争执。毕竟从远处会看到烟，最后他们对温暖的渴望还是战胜了谨慎。
随着一天又一天地过去，他们越来越放心了。起先他们只会为了找冰化水喝才会出门。后来他们开始在村子里探路，直到女孩们以前住过并做过园艺的遗弃营区。营房很漂亮，园艺是一个比较吃香的任务。
汉斯看到饭厅的时候很伤心，桌上的碗里还有剩下的汤，到处撒落着女孩们留下来的小物件：一小团羊毛线、一个吉祥物、一把梳子或者一方手帕。这些女孩现在怎样了呢？然后关于弗里德尔的那个景象又出现了。
但是现在不是感伤的时候。他们将草垫拖回到房子里，还有一些食物以及其他可供便用的物品。火烧得不错，他们吃得很香，一个人在阁楼窗前放哨，其余人在温暖房间的草垫上睡觉。他们的床单足够，当疲倦和舒适感一并袭来，他们昏昏欲睡，即使是最恐怖的景象也逐渐化为淡淡的悲伤。汉斯沉沉地睡了几个小时。
第二天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在这片肃静的积雪荒原上看不到一个人影。三天之后，忽然有人撞门。他们吓坏了。那是一个国防军的士兵。阁楼上放哨的人没有看到他过来，楼上有一个观察死角。那个士兵肯定是从那边过来的。
他们交流了一下。“放他进来。”阿福隆斯说。
他们戴上帽子，遮住光头，然后打开了门。士兵打了个招呼，丝毫没有怀疑。
士兵问他们是怎么来到这鸟不拉屎的地方的。
他们说自己是奥地利的民工，在克拉科夫旁边的一座工厂里劳动。俄国人来了，他们就逃了。
士兵说他们走了三天，现在想停下来休息一下再走，一会儿一整队人都会来。
士兵走后，阿福隆斯对纳瑟，一个西班牙共产党人，大发雷霆。他身上还穿着囚犯的裤子。“蠢货，你搞不好会把我们全搭进去！在营地里找到平民的服装不难吧。”还好，有个人多带了一条平民的裤子。
他们和士兵们一起住了几天。阿福隆斯和鲁迪还坐了一段他们的车。他们有满满一车生活用品，都是从营地里的党卫队食堂偷出来的。他们也分到了一些，罐装的炼乳、香肠、蜜饯、肉，还有香槟。党卫队东西不少嘛！他们还在那里找到了一把萨克斯，给汉斯带了回来。
下午，进来了一个士兵，比其他人更机灵一点。他开始讲一个他们追击游击队员的故事，并用探寻的眼光看着他们。汉斯开始和他对话，想要转移话题。但是这个士兵指着他说：“你长得挺像犹太人的，把帽子摘了。”
大家吓了一跳，房间里一阵死亡般的寂静。
“嗨，关我什么事儿呢，”士兵打破了尴尬，“我又不像那些该死的党卫队一样。”
大家吸了口气，汉斯惊恐不已，赶紧给了士兵三罐炼乳。士兵走了之后，大家都开始攻击汉斯：他为什么不低调一点。为什么他这么蠢，还给士兵炼乳，这种贿赂的手段太小儿科了。那个人要是有什么歹心，几罐炼乳是拦不住的。
汉斯承认他们说得没错。“我当然和其他藏起来的犹太人一样，是被抓起来送到这里来的。在荷兰也是冲突不断，那边有各种犹太人。从来没有参与过政治的知识分子，和对情形完全不了解的小商贩一样，都用非法的途径躲藏起来。但是因为政治知识的缺乏、略显笨拙的姿态，他们经常会出卖自己和收留自己的人，于是被送到这里。但是我会注意的。”
士兵们当天就离开了。晚上天刚擦黑，雅克和鲁迪就上路了。他们去营地里看看有没有什么新鲜事。不，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营里完全是无人看守的状态，人们生活美好。虽然大多人都病得很重，但是有足够的护士和游击队员在维护着秩序。只有一点：他们听说比克瑙那边还有几千个女人。
阿福隆斯对这个消息特别感兴趣：“几千人，怎么可能？比克瑙上周开始清洗，现在都快空了，不过确实还有3000个妇女上了路，她们是从我们的女子营区走的，然后可能还有被送走的女人回来。可能她们真的被俄国人关起来了。明天一早我就去，我的妻子肯定在那儿。你去吗，雅克？”
“让我也跟着去吧，”汉斯请求，“或许弗里德尔也在那儿。”
“你？你添的乱还不够吗？”
汉斯起先没有答话。他觉得应该没事的。
软磨硬泡之下，他们还是答应让汉斯去了。
但他得完全按照阿福隆斯说的做，不能离队，要是在路上遇到别人也不可以和他们说话。他温顺地笑着。他们对他作为游击队员的能力失去了信心，但还是带上了他，毕竟他对这次旅程这么有兴趣。
天刚破晓，他们便上路了。阿福隆斯打头阵。他犹豫良久，还是决定不带那把冲锋枪。他们走过女孩们的营房，到了一片空旷的野地上。雪积了30厘米厚，但拦不住他们的脚步。他们穿着长筒靴和羊毛袜。
一个小时之后，他们到了铁路线上。在那就能看见比克瑙的营房了。在营地的大门，他们看到一个女人，在雪地里，靠着一根柱子坐着。
女人用手慢慢地比画了一下。汉斯在她身边蹲下。
“已经到了吃饭的时间了吗？”女人的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然后她又昏昏睡去。显然她在雪地里已经坐了很久。
雅克催促汉斯往前走：“难道你还想把在雪地里躺着的几千个人都关怀一遍吗？”
雅克说得对。他们沿着横穿这座营房城市的铁轨走着。铁轨两旁的营房无限延伸下去。一切都是白色的，死气沉沉。铁轨旁还有一条路，中央营区大街，路边——雅克说得没错——躺着许多女人，大约每隔十米就能看见一个。
这些基本都是上了年纪的女人，身体虚弱，在这条通往死亡的道路上一开始就坚持不住，可能在几个小时的点名中就倒下了。她们都用一种诡异的姿势躺着。汉斯见过很多尸体，但这么诡异的还没见过。有些人抱着膝，有些人一只手举在空中，好像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尝试爬起来。但是她们的头都被从颈部的枪伤中留出的鲜血覆盖，那是她们那“富有人性”的领导者开的枪，帮痛苦的她们做个了断，或者是为了不给她们被俄国人解救的机会。
很多女人几乎都是赤身裸体的，她们的衣服被周围的人扯掉了。没有一个人的脚上还穿着鞋子。
他们在这成排的营房中间走了一里地，看到雪中有一些踪迹，偏离了主路，穿过两排营房。他们循着踪迹跟了上去。
往前几百米，出现了第一个活物——一个女人，还是个孩子。她一看见他们，就赶快逃进营房里去了。他们跟了过去，阿福隆斯推开了门。他们倒吸了口冷气，腿也挪不动了。让人难以忍受的厌恶涌上来，就好像是一个病人在甜腻的三氯甲烷中感受到死亡在他身上蔓延。汉斯杵在门口，因为这座地狱，聚集了几百个可怜的生命，这座仓库里面有那么多徘徊在死亡边缘的人，这让他感到晕眩。
那些活着的可怜人的目光聚集在他们身上，那些“幸运的”尸体横七竖八地躺在床上。这些和他们出现时听到的轻微的哀叹声、哭泣声和求助声混在一起。他们鼓起勇气，走进了营房。
他们和最有气力的女人们聊了几句，听到的都是同一个故事。六天前，整个营地的人都要上路。包括所有护士，所有病人，甚至连路都走不了几步的人，都要一起走。剩下的人留在床上躺着。没人给她们食物，没人照顾她们，没人搬走尸体，没有人有力气做这些事。只有少数几个人还能出去方便一下，其他人就顺其自然地便溺在床上，排泄物的臭气和尸体的臭味混在一起，那潮湿阴暗中产生的气体冻住了手脚。
他们和一个捷克女孩聊了起来。这些女人都是从比克瑙出来的。她们完全不知道把人运送出去的事情。她自己和双亲、妹妹是从特莱西恩施塔特被抓到比克瑙的。因为她们是双胞胎，所以全家最初幸免于难，因为营地医生喜欢给双胞胎做血液研究。但是她们的父亲后来失踪了，母亲两个月前死于痢疾。她现在和妹妹躺在一张床上。她的妹妹昨晚死了。妹妹临死之前，让她帮忙把身体翻过来，好看姐姐最后一眼。她花尽了力气完成了妹妹的这个愿望。今天她也会死去，她已经油尽灯枯了。
汉斯在心里骂了一句。他想到这家人，父亲、母亲，还有两个年轻女孩……他能想象到他们在布拉格的样子。那是个夏天，他们出去散步，然后坐在露台上，喝着可口的饮料。父亲说着工作上的事，母亲称赞他做得好，多年努力工作之后，他们过上了理想的生活。姐妹俩和一个过来打招呼的男同学开着玩笑。
“哈！”父亲说，“你们俩哪个是那个幸运女孩啊？”
她们脸红了，全家都笑了。
现在呢，现在整个家都散了。最后一个还活着的人躺在这里，双脚冻僵，头靠着她美丽的妹妹的尸体，哭着等待死亡的来临。
他们去了下一个营房。门口站着一个匈牙利男人。
“您是怎么来到这儿的？”雅克问道。
男人很紧张，他转过身去，仿佛有人在他身后威胁他一般。他抓住雅克的胳膊，又松开。手在头上挠了几下，又看向身后。他给人一种非常迷茫的印象。他用磕磕绊绊的德语说道：“上个星期被运送走的。我们一群人，一共有1200个人。路途艰险，不分日夜地走。我自己腿脚还比较利索，这个小队还不错，但是好多人累坏了。第一天就倒下了至少上百个人。如果他们摔倒在雪地里，党卫队队员就数到三，然后开枪。
“我们一天就走了40公里。然后继续走，3天走了300公里，还剩下700人。上西里西亚的所有路边都躺满了尸体。第三天晚上有些不对。我们停了下来，党卫队队员们忙碌地争论。似乎我们走的这条路被俄国人封锁了。我们从林间小路继续走，那是一条低堑路，党卫队走在路边，比我们高几米。忽然他们就开枪了。我在一个树桩旁边卧倒，就这样活了下来。党卫队走了之后，我又站了起来。有些人没死，他们轻声呻吟，却没法再走路了，都是肚子或者腿上中枪。我们三个人开始往回走。白天我们藏起来，晚上再出来。有时候我们能从农户那里讨点吃的。”
“所有被运走的人都是这个下场吗？”汉斯问道。
“这我不知道，但是应该看不到多少人回来了。”
没错，他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那景象可能真就是现实。生命还在继续，地球还在不停转动，这真奇怪。我们觉得我们和亲人是宇宙的中心。但是，无论我们是幸福地活着，还是在雪地中凄惨地死去，宇宙都不会因此而受到干扰。
他们进了第二座楼。汉斯在那里发现了一个荷兰女孩，她叫阿德海德。她恳求汉斯帮助她。他从口袋里翻出一块面包给了她。她像一只饿极了的动物一样抓住，她身边的女人们直起身来，也希望得到点东西。
汉斯一一允诺了。不然他还能怎样呢？但是他知道自己无法实现承诺，他知道自己在这儿帮不上什么忙。就算他能往这边拉点东西过来，也没有什么帮助，只会引发争斗和更多的苦难。因为一共有五个这样的营房，有2000个女人，中间还有几百具尸体。谁能来帮忙呢？俄国人吗？他们在哪儿呢？为什么那大炮的声响没有逼近？
当然，这2000个可怜人，比起在柏林惨死的那上百万人，只是冰山一角。但是他们是这场巨大的战争闹剧的幸存者。他们终将会成为史书上黑暗一页上的几个字——比克瑙。
等他们回到“禁止通行”那个屋子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他们坐在火炉边，炉火烧得正旺。范登霍夫煮着咖啡，忽然，正在放哨的阿福隆斯向他们喊道：“过来了一个头上绑着绷带的女孩。”
他们蜂拥至阁楼的窗前，讨论着接下来该怎么办。
那女孩离他们几百米远，摸索着在房子之间缓慢穿行。由于天色渐晚，他们无法分辨这是个什么人，但是她头上的白色绷带很显眼。
“让雅克和鲁迪过去，”阿福隆斯建议道，“小心点。”
“好，我们先去瞭望塔再回来，这样我们可以经过她。”
他们出门了。几分钟后，他们站在了她面前。女孩吓了一跳。她用德语问他们是谁。
“工人，住这儿附近。有什么我们能帮你的吗？”
她犹豫不决地看了这些人一眼，靠在门柱上，再也无法自抑地哭了出来。雅克用胳膊搂住她，带她去了“禁止通行”屋。看到火炉前的男人们的光头时，她流着泪笑了。他们让她在火边坐下，范登霍夫倒了些咖啡。
马克斯直奔主题：“你是从哪儿来的，怎么伤成这样？”
女孩吓得瘫到地上。
“该死的，你让她先缓一缓！”汉斯吼道。
女孩看了看汉斯。
“您是荷兰人吗？”她用荷兰语问道。
汉斯没想到她说荷兰语，于是向她介绍了自己。
“我记得在韦斯特博克见过您，”她回答道，“我叫露丝……登记的时候我也在。”
汉斯将手放在她的肩膀上，让她好好休息。“你的头怎么了？”
“被枪托打的，一个农民给我简单包扎了一下。”
所谓的绷带无非就是一条床单。汉斯拿来了他的盒子，鲁迪帮她把旧绷带拆掉。她的头发都被血凝结成了一团。
“不用双氧水怎么清洗干净？”
“剪掉吧，”她说，“反正也都生虱子了。”
汉斯为她的这份果敢而惊叹，尽管不忍心，他还是把她的头发剃光了。伤口不是很深，但是穿过了整个头皮。她疼痛难忍，但是很坚强。包扎好之后，她走去一堆床垫上躺着。所有人都一言不发地喝着咖啡。
她忽然开了口：“我之前在‘新别伦’那边的一个劳动营。我和母亲还有妹妹在那儿待了四个月。我母亲上个月去世了。”
“你是什么时候从韦斯特博克过来的？”
“半年前，我们去了特莱西恩施塔特。之后我们在比克瑙待了一个星期，之后去了劳动营。我们一共1000多个女人，年龄在14~60岁之间。官方记录是16~50岁，但是很多年纪大的女人因为害怕，报年龄的时候说自己没满50岁。我们一开始住在麻布帐篷里，后来到了11月份，下了第一场雪，我们就住进木头帐篷了。每个帐篷里能住40个人，但是我们得挤下100个。所以我们都生了虱子和疥疮。”
“他们对你们怎么样？”
“卖命干活。我们被党卫队特勤队的20个穿黑色制服的人看守着。他们还有一个党卫队上级小队队长在。我们每天有300克面包和一升汤，从来没有额外的食物，也没什么可偷。在这四个月里死了200人了。包括我母亲。”
“没有医院吗？”
“有，有一个帐篷医院。匈牙利女孩们管它叫‘等候室’。你只有完全不行了才能过去，在那等候死亡。啊，我们全都在等死，我们过得太惨了。”
“有医生吗？”汉斯问。
马克斯朝他吼道：“你别总打岔！”
“我母亲死时，我们得自己埋葬她。我有生以来从没有那么难受过。对我母亲来说，死亡是解脱，她遭受了太多的痛苦。她一直都是个聪明人，对什么都感兴趣，但是最后那段时间里，她只说和吃有关的事情。她腹泻很严重，双腿浮肿。她一直劳动到临死前四天。我不明白为什么我还能活着。我的父亲死了，我的母亲和妹妹也走了。”她叹了口气，停了下来。
“你妹妹在哪儿呢？”阿福隆斯问道。
“我把她弄丢了。上个星期我们在路上看到了奥斯维辛的囚犯在走着。那队伍一眼望不到头。”
“有很多女人吗？”汉斯问道。
“有，但是我们没和她们说话，我们的哨兵在远处盯着。我们以为自己也会很快就走，但是我们直到前天都还在干活。我想，他们把我们留这么久，是因为我们是做坦克车陷阱的。昨天早上突然传来命令：‘所有人出发。’只有病人和没有鞋子的女人留下，加一起有200多人，因为很多女人的鞋子都磨坏了，只能光脚在雪地里干活。有500名妇女走了，我不知道她们会有什么命运。我们这些留下的人就在等死。”她沉默了，咬着嘴唇。
“你为什么不接着讲了？”汉斯问道。
“啊，你们不会相信我的。”
“为什么不会？在党卫队那里，一切都是有可能的，我们太了解这一点了。还在荷兰的时候，我也不愿意相信英国广播里报道的那些用毒气杀害波兰犹太人的事，可惜现在我们都见识到了。”
她耸了耸肩： “就算我们回到荷兰，告诉他们一切，他们也不会相信我们的。”
“我们要有说服力，而且也会有官方报道证明我们的故事是真的。如果有人仍然不愿意相信，那我就直截了当地问他，我的父母在哪里，我的兄弟，还有其他几万人都在哪里？！”
“或许你说得对，医生。那一大群人走了之后，我们200个女人留下来，还有一个党卫队上级小队队长和两个哨兵也留下了。党卫队上级小队队长去了两座楼里给所有女人都打了针。那个针，名义上是防伤寒的，需要注射到动脉里。但是我们很清楚这是什么针。党卫队上级小队队长没有扎准大动脉，所以只有两个女孩死去了。她们说不出话来，几个小时之后在困惑中死去了。党卫队上级小队队长貌似没有那么多注射药品，因为他只给大约50个女人打了针。下午他和两个党卫队队员来到楼里，让所有还能动弹的人去外面集合。这一队伍里是100个衣不蔽体的妇女，光脚踩在雪地里，大多数都只围了一条床单。她们只有一个愿望：尽可能少受点苦。她们深沉的脸上看不到恐惧，所有人都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所有人都预见到了这一刻的到来，这四个月以来她们一直都知道。受够了饥饿，受够了寒冷，受够了伤口、虱子和疥疮。”
“但是你们不知道俄国人就在附近吗？你们没机会拯救自己，没反抗吗？那里不是只有三个党卫队队员吗？”阿福隆斯的声音传来，那个口无遮拦的西班牙人，西班牙内战中的战士。他把她的言语踩在脚下，仿佛是一个曾为生活而反抗的人，对眼前不可想象的懦弱的抗议。
她对他的莽撞一笑置之。“噢，有些人走了，但是大多数人几乎连一步都走不了，全都筋疲力尽了。不，死亡不是我们的敌人，而是会为我们带来解脱。一个叫茱蒂丝的匈牙利女孩，站在那里哭。党卫队上级小队队长猛捶了下她的胸口：‘别哭了，蠢驴！’
“‘您要对我们做什么？’
“‘我要杀了你们所有人。’
“‘但是我好想再见到我的父母。’
“‘你会见到他们的，在另一个世界。’
“人群上路了，一步一步缓慢地走着，互相扶持着向前挪动。我们去了坦克车陷阱那边，那都是我们自己挖的。300米，走了快半个小时。总会有个人尝试逃跑，但是党卫队上级小队队长一般花不了什么力气就能把她抓回来。不过还是有几个人侥幸成功了。半路上我推了推我妹妹安雅。‘我们也得试试。’我说。
“我们充其量又往前走了100米。安雅几乎已经走不动了。只有一次机会。我叫安雅摔倒。她滚进了一条水沟里，而我尽可能快地往远处跑。党卫队上级小队队长没有管安雅，跑上来追我。那是我人生中最艰难时刻，我简直都快要死了。”
她沉默了一下，眼中泛起了泪水。“我放弃了，和党卫队上级小队队长走了回来。我们来到了坑边上，所有人都要趴着。党卫队队员们拿着机枪扫射了三遍。我还活着，但是我脑海里只有一个疯狂的念头：‘哦上帝，让我死吧。’我再也受不了了。然后三个党卫队队员又用机枪的枪托在每个人的头上打一下作为收尾。我看到血溅到了地上，那三个男人将那些女人，还有洁白的雪，全都染红了。然后我也被打了一下，一切就都结束了。”
女孩重重地叹了口气。
雅克轻轻地抚着她的胳膊。她微笑了一下，仿佛是松了口气似的幸福微笑，她现在可以和信得过的同胞倾诉衷肠了。
“他们工作做得并不彻底。过了一小会儿，估计有一个小时吧，我醒了过来。我躺在坑里，在一群被杀死的女人中间，我还活着。我感觉自己的想法改变了，我要活下来，我要活下来讲述这个故事，告诉每一个人，让人们相信这是真的……我要为我母亲报仇，为我的未婚夫，还有所有被杀死的几百万人报仇。这是一个复杂的故事：毒气毒死、吊死、淹死、饿死，层出不穷。但是我逃过了这些。我死过了一次，可以讲这个故事了，我必须讲，我也一定会讲。”
她又沉默了，看着屋子里的青年们。他们静静地坐着，面容严肃，听着炮火的声音。
“十公里。”雅克咬着牙说。再有十公里，他们就自由了。不，还不能自由，因为他们有一个任务，一个让他们团结在一起活着的任务。他们要呐喊出他们所经历的一切。他们感到自己彻底成了复仇的使徒，要地球上的野蛮主义被永远摧毁。这复仇将让世界纯净，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人性。
“我快冻僵了，头痛欲裂，但是我从坑里爬了出来。我挪着去了安雅摔倒的那个地方。她已经不在那里了，但是我看到了她在雪中前行时留下的足迹，相信她可以解救自己。
“我继续挪向大楼。里面躺着走不动的女人们的尸体，她们肯定是在我们之后被处理了。我来到8号楼，伤寒楼，喜悦流过我的全身，这座楼还有人活着。和别处一样，他们在这边的任务也没做好。党卫队上级小队队长早上说‘这些不得好死的人就让她们自生自灭吧’的时候，就没打算做彻底。我躺在稻草铺上，睡着了。傍晚我们还遭受到了一次大惊吓，国防军！不过那些士兵并没把我们怎么样。相反，他们把营区的仓库洗劫一空，还给了我们一些食物和衣服。天黑之后，我走了。我想去比克瑙，因为我觉得安雅应该也去那个方向找她的丈夫去了。在雪地里走路很艰难，等天亮之后，我完全迷路了。一个农民把我带回了家，包扎了一下，给了我些吃的，我睡了一整天。傍晚我又上路了，然后就到了这儿……”
在他们的感觉里，党卫队的危险已经过去了，最后这几个小时，和这片荒村比起来，可能营地里打起仗的概率更小一些，所以很多人又返回到了营地。大厅里，人们盯着汉斯看，好像他是回魂的亡灵一样。雅皮，那个小个子的荷兰值日人员，高兴得不得了。他一直深陷在恐惧之中。
汉斯坐在了工程师盖朵身边。
“你说得对，孩子，你走了是对的。”
“怎么讲？”
“你没听说昨天发生了什么吗？下午三点钟，来了一群党卫队队员，灭绝小队的走狗，穿着黑衣服，全副武装。他们进了楼里，用枪托赶所有人出去。可怜的老斯洛宾斯基的脑袋都被打破了。哪怕是病得最重的人也得站到外面，他们被护士和其他还能走路的人搀着。后来他们和我们说可以进去了。他们去拿车接我们，送我们上火车，如果他再召唤，我们就要立刻集合。然后他们去了比克瑙，在那上演了同样的戏码。那边很多人都下不来床。比克瑙的一千来个病人出发，往奥斯维辛的方向去了。等他们走出营外几百米后，来了一辆车，他们叫喊了些什么。党卫队队员们跳上了车，之后再没人见到过他们。很多人就又回了比克瑙。几个身体稍微好点的，接着就走向奥斯维辛了。”
“您知道他们在车里喊的什么吗？”
“据站得近的人说，他们喊的是：‘火车已经到了。’七点钟会来一列火车，把这个区的所有党卫队队员接到安全的地方去。火车提前几个小时就来了，我们因此保住了命。”
“您那么确定他们想把每个人都杀死吗？”
盖朵让雅皮上楼去找个人。那是一个小个子男人，他看起来很悲惨，但是神情依然坚强：“威尔医生，来自斯洛伐克的沙尼·波德巴萨迪。”
汉斯和他握了手：“您很快就会回家的。”
“回家，是个相对的概念。我全家都在这儿被灭绝了。好吧，我昨天九死一生。我是特雷比尼亚的一个医生，来自离这30公里的矿工小队。600个人被运走了，我和90个人留了下来，这些基本都是病人。昨天下午来了一群党卫队队员，12个人。他们让所有还能走路的人在营房前集合。几分钟之内，他们就用左轮手枪把所有还躺在床上的病人射杀了。我们还有40个人能走路，我们要用稻草搭一个柴火堆，把尸体放上去。一层稻草，一层尸体，每次我们去营房里抬尸体，他们就会把走在最后的约莫十个人扣下射杀。党卫队队员问了我三次：‘您还不累吗，医生？’为什么我会一直回答不，我也不知道。反正就这样了。反正，我们抬着最后一批尸体出了营房，走向柴火堆。这时一个穿便衣的人向我走来。我认识他，他是矿上的一个盖世太保主管。我给他偷过一次药。‘您不想爬到电网的另一边去吗，医生？’我想，他认出我来了，可是我还有什么豁不出去的。万万没想到，他真的是那个意思。他们让我逃掉了。”
“是啊，孩子，”盖朵补充道，“他们和一个小时之后来到这边的党卫队队员是同一群人。所以你明白我们不然会是什么下场吧。所幸，那些大英雄更在乎的是自己怎么坐火车离开，而不是完成对我们的‘义务’。我们能存活，只是因为这一系列的奇迹罢了。”
“我们得弄点糖，不然我没法烤煎饼。”雅皮发号施令。
汉斯想起来在哪儿见过糖，他记得是14号楼。他带着一个袋子出门了。
14号楼里什么都找不到，他去了13号楼。在13号楼的地窖里有三个男人。他们抽着烟，非常平静，好像什么事都没有一样。汉斯打了招呼，问他们有没有见过糖。年龄最大的那个人笑道：“我们在这儿什么都没看见，我们昨天才从比克瑙过来。”他的德语很差。
汉斯问他是从哪儿来的，是否愿意说法语。法语对话流畅了很多。这个人自我介绍道，他叫卡贝利，更应该叫卡贝利教授，因为他是雅典文学院的教授。汉斯坐到这位教授身边，问他是在哪个小队工作的。
“特遣队[1]。”
汉斯讶异，这是他第一次遇到在特遣队工作过的人。现在一切都结束了，他可以听到在比克瑙具体都发生了什么。
教授笑道：“您不敢问，但是我完全不介意告诉你。要是您回到荷兰，不也要具体详细地讲述这一切吗？”
“您在特遣队很久了吗？”
“一年。一般来说你在那儿只能活两三个月，但是我有人保护，所以挨过了这段时间。”
“您可以和我说说火葬场的事吗？”
“当然。一共有四个火葬场，1号和2号在火车那边，3号和4号在吉卜赛营后面的云杉林里，是营地北边的瞭望角。我和很多希腊人在3号和4号火葬场工作。我给你大致画一下3号火葬场的样子吧。一次会同时过来七百到一千人，所有人都混在一起：男人、女人，还有小孩，婴儿和老人，健康的人和病人。通常有力气的年轻男孩和女孩是在火车边就被筛选出来，但是经常也会有将一整车人都送到火葬场的。人们先在A等候室，然后经过一条窄窄的走廊去B房间。那边的墙上写着各种标语，比如‘保持清洁’‘不要忘记使用肥皂’，所以人们到最后一刻还抱有幻想，以为他们来的是浴室。在B房间所有人都要脱掉衣服。房间四个角都站着一个党卫队队员，手持机枪。但是他们从来都用不上机枪，所有人都很平静。就算是知道自己在这里死到临头的人，也觉得反抗无用。如果和死亡对抗是没有希望的，那就让这痛苦越短越好吧。有时候——如果很多批人一起来——里面还挺忙的。那就要特遣队过来帮忙，把衣服从身上割下来，手表从胳膊上褪下来，首饰从手指上撸下来。长发被剪短，因为头发有工业价值。一整群人就这样去了‘浴室’。那是一片很大的地方，用人造光照明。在天花板上有三排淋浴头。要是所有人都进来了，大门就关上。大门用电控制移动，并且用橡胶在边缘隔离密封。然后闹剧就上演了。毒气装在罐子里，罐子里是一个个小球，像豌豆一般大，可能是冷凝气体的结晶，乙烷氰化物——‘齐克隆’。天花板的淋浴头之间有洞。党卫队队员将这些罐子从洞里扔进去，然后关上，毒气自行释放，不到五分钟，一切就都结束了。很多受害者到死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知道这事的，经常尝试屏住呼吸，所以很多人死的时候是一种抽搐的姿态。有时候情况也不太一样。我永远记得那天，那250个波兰犹太裔小孩是怎么被毒气杀死的。他们脱掉衣服之后，自觉地排成了一个长队，唱着犹太人为逝者唱的唱诗，很有纪律地走进了毒气室。党卫队队员掐着表，百叶窗要关上五分钟。然后他按了一个钮，毒气室两边的电动百叶窗打开了。如果毒气散得差不多了，特遣队就要进去。他们拿着长长的棍子，棍子一头带着钩子。把钩子甩在死者的脖子上，把尸体拖去火葬场，就是在我这个图上标D的那个记号。一共有四个炉子，每个炉子可以同时焚烧四具尸体。大铁门打开，滚出一个架子来，把尸体放上去，推进去，关门，一刻钟以后就完事了。这样一个带四个焚化炉的火葬场，工作效率还是很高的。但是有时候也不太够。那党卫队也有办法。火葬场后面挖了两条大沟，就像您看到的这样：30米长，6米宽，3米深。底部放着大树桩，洒了汽油。那火烧得可旺了，附近几公里的人都能看见。这样一条大沟里能同时装下上千具尸体。大火持续燃烧24个小时，然后再扔一批进去。所有情况都被考虑到了。
“沟里还有一条小沟，有一个排水口。通向几十米外的一个小峡谷。通过这些小沟，烧剩下的灰烬就去了峡谷。我跟您保证，我亲眼见到过，在这柴堆旁边工作的一个人，顺着小沟下去，用融化了的人体脂肪涂抹在面包上。那是得多饿啊！
“1944年6月5日，运来了一批特别的匈牙利儿童。很多时候，要是有大批人运送过来，党卫队的先生们都没有耐心等五分钟让毒气生效，就让我们把这些半死不活的小孩扔到沟里。一个希腊人洛奇·莫德采，再也受不了了，他跟着跳了下去。很多人也都受够了，亚历山大·赫雷拉也是个希腊人，身材健硕，他和三个波兰人以及六个俄国人商量好，销毁3号和4号火葬场。洛奇·莫德采自杀几天之后，赫雷拉用一把铁锹拍死了一个党卫队的中士。计划有变动，赫雷拉当晚在D营——所有当时和销毁火葬场有关的小队都在那儿被杀了，并且在点名的时候示众。尽管如此，3号火葬场还是被销毁了。1944年10月2号，暴动开始了。
“那是特遣队的243名希腊人和很多其他国家的人的一场阴谋。他们在联合工厂的一个枪手那里搞到了2000发子弹，汽油也有好多。他们冲向党卫队，把他们打倒在地，火葬场被放了火，守门的哨兵也被杀了。可惜还有几百个人临阵退缩了，没有加入。十分钟之内比克瑙的整个党卫队都被摆平了。奥斯维辛的党卫队也过来支援，我们那些已经出了围栏的人被包围了！有25个人被直接杀死，剩下的人第二天被烧死，还有在火葬场附近小队里劳动的20个人。波兰人出卖了起义组织者的名字。我为这五个希腊人骄傲：巴鲁克、博多、卡拉索、阿尔迪特和雅空。
“10月24日是最后一次‘任务’。1944年12月12日开始拆除火葬场，这25个人，希腊人、波兰人还有匈牙利人，都是特遣队的，被派去进行拆除工作。我也在场，所有在D营里住过的人都已经消失了。我们是整个营里的最后一批人，所以大清场的时候他们忘了我们，我才能在这给您讲述这一切。”
“您觉得该怎么惩罚他们呢？”一阵长久的沉默之后，有人问道。
“惩罚是不够的，”汉斯答道，“只能把所有的党卫队鬼子消灭掉。”
“要是说只有党卫队，或者更准确地说，只有纳粹应该对这件事负有责任，你同意吗？”卡贝利问道，“普通民众就都是好人了吗？”
“当然不是，”汉斯补充道，“整个德国人民都对此负有责任。他们现在战败了，就和自己的领袖撇清关系。但是他们要是战胜了呢，那么就永远不会有人问元首他都采取了什么手段，也不会问所有的共产党人和犹太人都去哪儿了。”
“那你是不是要毒杀整个德国人民作为惩罚呢？”
“当然不是，先生，只有属于党卫队和盖世太保之类的那些人要被铲除，以免他们卷土重来。剩下的德国人民，我们要监督他们，直到新一代人长大，接受人文教育，不再受到军事和大资本的影响。那时候，或许是多年以后，会有一个社会主义的德意志民族凭借自己的力量立足于世。”
第二天早上，营区的楼墙上被子弹射击了。很奇怪，却看不见一个士兵。汉斯去了索瓦营区南边角落的21号楼的流动医院帮忙。
一阵剧烈的震动袭来，石灰从天花板上往下掉，几扇窗也震破了。他看向外面。河水湍急，随着冰雪融化，水量大增。在浮冰上漂浮着横梁、木板，还有桥的残骸。
“桥被炸了。”
他们明白，现在一切都结束了。德国人尝试延缓俄国的追赶，但现在他们的主力已经在几公里以外了。
营地没有危险了。或许他们还没意识到，但他们已经在这片无人之地待了一天。几个小时之后，第一批俄国人来了。他们穿着白色的隐身衣悠闲地走过来，仿佛什么都没发生一样。他们走在马路中间，好像德国人不存在似的。他们见到穿着囚服的囚犯时，默默地微笑着。他们肯定是想到了被德国鬼子杀害的父母、被玷污的妻子、成为废墟的国土。囚犯们也想到自己的妻儿，想到所有他们再也找不回来的人。
一长串感激的握手，因为感动而喉咙哽咽，他们发不出欢呼声了。
现在一切都变了。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很多地方的电网被切断，桅杆被砍倒，马匹、小货车、卡车之类的交通工具进进出出，好不热闹。晴空万里，太阳被赋予了新的力量，雪从屋顶上落下来。仿佛大自然也想出一份力，让这份对新生活的承诺更加完美。汉斯在营地里一刻钟也待不下去了，他内心的激动喷薄而出，就像一只刚打开笼子的小鸟一样。
他朝着拉斯科走去。炮火声微弱了下来，只有远方传来战争的动荡之声，德国人试图在那里建立新的战线。走了一会儿，他就到了“禁止通行”屋。他被村庄的景象震惊了，房子有一部分被手榴弹炸毁了。附近有两辆德国坦克，一辆已经完全烧毁了。破坏显然是它们造成的。
汉斯进了屋，没有人。客厅还保存完整，但厨房已经翻了个个儿。他在那儿还找到了萨克斯的残片。他笑了起来，这些物质损失还有什么意义呢？
他依然很紧张。一个念头让他继续向前走去，越走越远，去向未知的目的地。或者一直走到他筋疲力尽，躺在路边，然后一切结束。
他走过了被雪覆盖的田野。雪很薄，他时不时踩进水坑里。双脚湿了，尽管阳光很暖，他还是觉得又冷又难受。
不知不觉间他已站在了塔楼前。他不知道是怎么走到那儿的，他根本就没有在寻找塔楼的位置，只是毫无计划、漫无目的地在野地里走着。木头湿湿的，这里还有积雪。他小心翼翼地爬了上去。
塔楼有三个平台。他上了第一层平台后，看了看下面。他觉得非常不舒服，恐高。他又感觉到那种念头了。现在不能那样做。踩空一步他就会摔下去，粉身碎骨，从不断困扰着他的痛苦中解脱，和她，那个占据了他脑海中的一切的她，一起解脱。
但是他逼迫自己向上爬。他必须这样，他不能向逃避恐惧的念头低头。不能逃，要对抗，不断对抗。“一个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他突然想起这句诗。生活在继续。他的血管里流淌的血液推着他向前，他每想登高一步，双腿自然不会拒绝听从他的使唤。他慢慢地向上爬，一开始充满犹豫，但是每踏上一级台阶，他的决心便会增加一分。
最后一级台阶上有一扇百叶窗门。他推开门，来到了最高的平台上。胜利的感觉涌上来。他战胜了死亡。现在他高居所有树木和周围的房屋之上，他仿佛从拂过他脸庞的微风里，闻到了春天的气息。
营地在不远处。他从这里已经能看到破损的白墙。他再次体会到胜利的感觉，站在高处远眺那座他可能永远也逃不出来的营地。
靠左边一点是比克瑙，很大。甚至从这个把全世界踩在脚下的高处望去，目光所及之处，都可见到比克瑙之大。这里曾经很大，像是一座彰显恶魔的强大的工程。在这里死去的人比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地方的都要多。这里有一个无与伦比的毁灭系统。但也不是完全正确。不然他也不会活着站在这里。为什么他活着？是什么赋予了他生存的权利？比起那几百万丧生于此的人，他从哪里得来的资格呢？
似乎，他没有和其他人共享同样的厄运，反而是一件不可思议的坏事。但是他想起了“禁止通行”屋里那个女孩的话：“我要活着，我要告诉每个人这件事，我要让他们相信，这是真的……”
他的目光飘向了南方。早春清新的空气下是被雪覆盖的田野。但是他的目光无法到达无尽的远方。
南面的视野被贝斯基德山挡住了，于是那个景象又出现了：弗里德尔。他抓住栏杆，手指快要抠进木头里，就像她曾经用双手抓住10号楼窗子的网一样。当时他们一起望向远处的田野，现在他们分隔两地。
他在此处，而她在彼处——在那景象里所在的地方。仿佛视线尽头的剪影不是山的轮廓，而是她身体的曲线。
整个世界为他铺展开，只是他永远无法抵达，那里现在是他永远也触不到的地方。他们曾经并肩站立，内心的向往把他们带去了那座山。现在她不在他身边，和那缠绵的远山一样，无法触及。
他孑然独立。
不过也并非完全如此。因为她的样貌就在他眼前。在他心里，这景象将永远鲜活。他将从中获得力量，在未来的生活里完成他的使命。如此，她将活在他的身体里，她没有白活，她的灵魂将通过他活着，尽管她的身体已经安眠在朦胧的蓝色深山里。
[1] 在毒气室和火葬场工作的囚犯小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