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书》又有《乐》章，谓：“乐声淡而不伤，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则欲心平，和则躁心释。优柔平中，德之盛也。”此淡字，非仅言乐声，亦指人品即人心言。诸葛孔明言“淡泊明志”。濂溪教人志伊尹之所志，而学颜子之所学，非淡其心，则必伤其所志。心之不淡多欲，则奚能明明德于天下。淡则欲心平，心平则其气和，而所志所欲终得以达。近世尚争，其心淡则不争。
和而不淫，淫者过分义，必侵及其外。和则躁心释，诸葛孔明言：“宁静致远”，曾子曰：“任重而道远”，岂躁心可达。自然大道必兼有时间性，中国文化传统达五千年，其非躁心所至亦可知。
中国人生尚公尚合，西方人生主私主分，宗教、科学、哲学、文学各有其人生之分野与向往，其他各行各业亦莫不然。在官言官，在商言商，立场不同，趋操各别。中国则道一风同，不仅经史子集，学术上无大异趋。即农工商各业，亦有一共同理想，共同目标。如言商，余游新加坡马来亚南洋各地，华侨播迁来者，远自明代，五六百年来，成为一中国社会，历久不变。余又游美国三藩市，侨民集居，亦逾百年以上，而其为一中国社会，依然如旧。寻究根柢，不出儒道两家孔孟庄老之遗风古训，规矩模样，可指可说。礼失在野，较之近百年来国内风气之大变，洵有难想像者。
盖中国不仅是一政治大一统之国家，同时亦是一文化大一统之民族，一切人生全归一统。如言艺术、绘画、音乐，亦莫不有其一共同最高之境界。而此境界，即是一人生境界。艺术人生化，亦即人生艺术化。中国人好称风俗。成风成俗，斯即公而和，合而化矣。《通书》之论乐曰：“淡而不伤，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则欲心平，和则躁心释。”是其论音乐，实即论人生。而人生又归于一心。中国传统音乐之宗旨所归，亦一如孔孟庄老之所示。有契于此，庶得中国文化大统之所在矣。
《通书》又曰：“乐者本乎政，政善民安，则天下之心和。故圣人作乐以宜畅其和心，达于天地，天地之气感而大和。天地和则万物顺，故神祇格，鸟兽驯。”是谓有理想之社会，乃始有理想之音乐。而音乐之为功，不仅在感人心，人心感则可感及天地大自然，感及神祇鸟兽万物，而达于天人万物一太和之境界。此诚中国理想。孔子之所谓：“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中国文化传统中之绘画音乐，亦必以达此境界为归极。果其专一游于艺，而无志道据德依仁之心境，则非中国传统之所谓艺矣。
《通书》又曰：“乐声淡则听心平，乐辞善则歌者慕，故风移而俗易矣。”中国人言乐，必和合之于礼。中国人言礼乐，又必上则和合之于政，下则和合之于俗，未有分别独立，而可以成其为理想之乐者。而乐之声，又必和合之于乐之辞。上自古诗三百首，下及楚辞汉乐府，乃至唐诗宋词元明之曲，以及近代之平剧，与夫北方之大鼓诗，苏州之弹词，以至绍兴调黄梅腔之类，几乎乐声必和合于歌辞，而辞则无不归于善。换言之，必先有合理想之心情，乃始有合理想之种种表现。绘画音乐，凡诸艺术，皆其一端。故中国人言社会，必先衡量其人情风俗。而西方社会学，其所重则惟在物质经济条件。如言家庭，则必先问其贫富。而夫妇父子兄弟姊妹相聚相处，其和乐且耽与否，乃屈居其次。故惟中国社会始能安且久。不论如三国，如五代，如元，如清，异族入主，乃至播迁海外，如南洋各地，如美国之三藩市，亦能历五六百年一二百年，社会人情风俗依然不变。此亦中西文化一歧趋矣。
至其言歌者慕，即如唐宋以下，伎女于其所歌之辞而知慕风雅，慕道义者，散见于小说传奇中，亦不遑举。如晚明之柳如是，可为之例。此亦见中国之教化，而可为《通书》作详阐。然则欲求现代化，当读《通书》。读《通书》，当知求现代化。即就音乐一项论，亦自可有其杰出处。而岂随俗因循之得为现代化乎哉？而亦岂专慕西化之得为现代化乎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