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汉之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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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兴时,儒生如叔孙通之流颇得信用。儒家重“辨上下,定民志”,故叔孙通所定朝仪使汉高祖叹赏道:“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那时的儒生眼见叔孙通“得君行道”,都以为“叔孙生圣人,知当世务!”叔孙通不但制定朝仪,还制定了汉朝的“宗庙仪法”及“汉诸仪法”,在儒家发达史上,要算第一个大功臣,理该配享孔子!

但是那时的儒生,在政治上虽占势力,在思想界却比不上“道家”。汉初的功臣如张良的“学道,欲轻举”,“愿弃人间事从赤松子游”,又造出“圯下受书”,“谷城黄石”等等邪说,便隐隐的种下了汉代的“道士的宗教”。同时的曹参尊重“治黄老言”的胶西盖公,实行“贵清静而民自定”的治道。文帝实行薄葬短丧,也不是一个儒教信徒。文帝的窦皇后,最好“黄帝老子言”,故“景帝及诸窦不得不读《老子》尊其术”(《汉书·外戚传》上)。景帝、武帝时,淮南王安招致方术之士,著书二十一篇,为道家最完备的书。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汉书·本传》)。当时的学者如司马谈之流,极崇拜道家,以为兼有诸家的长处。所以我们可说汉初的一百年(高帝至武帝),是道家发达的时代。

汉武帝建元元年,卫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诏可。五年,置五经博士。后来董仲舒对策,“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武帝竟实行“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此事不知在何年)从此儒学成为“国教”了!但无论何种学说,无论何种宗教,一到了“一尊”的地位,便是死期已到,更无进化的希望。所以罗马的君士但丁大帝认天主教为国教,而基督教死;汉武帝认儒术为国教,而儒学死。况且当时汉武帝名为尊重儒术,其实他年年求神仙,任方士,祠五畤,想天赐祥瑞!所行所为,全是当日的方士迷信。所以那时的儒者如董仲舒一流人,也不能跳出这种方士的迷信。于是有阴阳五行灾异图纬的儒学。所以汉代自武帝到东汉初年的一百多年,是“道士的儒学”时代。

这种“道士的儒学”,在东汉时,并不曾消灭。后来道家的道士派,和道士派的儒家,互相帮助,互相影响,到了汉末,遂发生张道陵的道教。但是东汉思想界,却出了几个人物,极力攻击“道士派”的道家和“道士派”的儒家。这班人物的第一个先锋是王充。王充的《论衡》抱定“疾虚妄”的宗旨,建立一种“评判的哲学”。这种“评判”的精神,起于王充。张衡继起,也攻击图谶的虚妄。汉末的“人伦”“月旦”的风气,也只是这种“评判精神”的表示。后来评判的风气,变成了政治的评判,遂造成十八年的党锢大祸。献帝建安年间,思想家如孔融、祢衡、仲长统诸人,一方面代表这种评判的精神,一方面遂开魏晋人自由旷达的风气。所以汉代思想的第三时期,自王充到仲长统,可以叫作“评判的时代”,这是汉代思想变迁的大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