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数宋儒中政治上大人物，首推范仲淹，其次是王安石，第三便数到司马光。光字君实，陕州夏县人，封温国公。他亦以史学名，但他的史学与欧阳修不同。欧阳能注意在运用最高标准来臧否人物，褒贬善恶如其《新五代史》，又能注意到一代之典章制度，礼乐文物如其《新唐书》诸志。光则多着眼人事经验，以及随宜因应如其《资治通鉴》，他可谓是史学中之经验主义者。安石姿性近哲学，乃是一理想主义者。安石之蔽，在其崇古而薄今，泥于远代，忽于现实。安石亦可说是一经学家，光则是一史学家。史学家往往着重在近代，所以他并不鄙薄汉唐。然亦不能像欧阳修，他似乎不甚注意在制度上，于是遂只成为当时安石新政之反对派。我们也可说：安石激进而光持重。他的政治立场，除却反对别人的，似乎没有自己的。
惟其他的史学多注重在人物上，所以他常说：
治乱之机，在于用人，邪正一分，则消长之势自定。每论事，必以人物为先。（《遵尧录》）
若论光自己为人，则是珠光玉洁。
范纯甫言：“公初官时，年尚少，家人每见其卧斋中，忽蹶起，着公服，执手版，危坐久，率以为常。竟莫识其意。纯甫尝从容问之，答曰：‘吾时忽念天下事。’人以天下安危为念，岂可不敬？”（《冷斋记》）
所以神宗要说他方直而迂阔。时人谓：
温公之学，始于不妄语，而成于脚踏实地。（《刘漫堂麻城学记》）
他的议论思想，也只以平实见长。辨王霸，刘敞同于王安石，而光则同于李觏。又著《疑孟》，大概孟子意境，为光所不喜，无怪要与安石不相合。光又极推崇扬雄，著《潜虚》，即效雄之《太玄》。元儒吴澄讥之为在不著不察之列。这已经在宋学发展到极精微后人的意见了。我们若说刘敞是经师，则司马光是一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