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 胡安国、胡寅、胡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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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安国字康侯,崇安人,学者称武夷先生。他是洛学的私淑者。曾为荆门教授,杨时来代,遂相识。又从时识游酢、谢良佐。良佐为德安宰,安国以湖北提举巡行所部,却请时作介绍书求见。入境,邑人皆讶知县不接监司。安国修后进礼,入门,见吏卒植立庭中,皆如土木偶人。安国为之肃然起敬,遂正式问学。谢良佐后来称他:

如大冬严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独秀。使其困厄如此,乃天将降大任焉耳。

他已不及见程颐。他自称:

谢、杨、游三先生,义兼师友,然吾自得于《遗书》者为多。

朱震被召,问出处之宜。先生曰:“世间惟讲学论政,当切切询究。至于行己大致去就语默之几,如人饮食,饥饱寒温,必自斟酌,不可决之于人,亦非人所能决也。”

这正可看出他所谓自得之真受用。

他壮年曾观释氏书,后遂屏绝,尝曰:

释氏虽有了心之说,然其未了者,为其不先穷理,反以为障,而于用处不复究竟。

又说:

良知良能,爱亲敬长之本心。儒者则扩而充之,达于天下。释氏则以为前尘,为妄想,批根拔本而殄灭之。二者正相反。

他著有《春秋传》,自负为传心要典。吕祖谦曾说:

胡文定《春秋传》,多拈出《礼运》“天下为公”意思。蜡宾之叹,自昔前辈共疑之,以为非孔子语。盖不独亲其亲子其子,而以尧、舜、禹、汤为小康,真是老聃、墨翟之论。胡氏乃屡言《春秋》有意于天下为公之世,此乃纲领本原,不容有差。

其实安国《春秋传》,远本孙复尊王攘夷,旨在提倡“大复仇”之旨,而终以“天下为公”为归宿。那是针对时局而又极富开阔的远见的。但他因游酢之荐,误交秦桧,终失知人之明,成为晚年一遗憾。

胡寅字明仲,安国兄子,学者称致堂先生。他生母以子多将不举,安国妻抱养之。少年桀黠难制,安国闭之空阁,阁上有杂木,寅尽刻为人形。安国因置书数千卷于阁上,年余,悉成诵。他志节豪迈。初擢第,张邦昌欲妻以女,拒不纳。安国素善秦桧,及桧当国,寅与桧绝交,遂受贬谪。朱熹尝说:

致堂议论英发,人物伟然。向常侍之坐,见其数杯后歌孔明《出师表》,可谓豪杰之人也。

他著有《崇正辩》,专辟佛徒报应变化之论,后人谓:

当洛学陷入异端之曰,致堂独爝然不染,亦已贤哉!

胡宏字仁仲,安国次子,学者称五峰先生。幼时尝见杨时于京师,后卒传父学,优游衡山二十余年,开南渡湖湘之学统。他不满其兄寅,寅之学遂为所掩。他著有《知言》,吕祖谦以为过于张载之《正蒙》。朱熹说:

《知言》中议论多病,又其辞意多急迫,少宽裕,良由务以智力探取,全无涵养之功,所以至此。然其思索精到处,何可及也。

又说:

五峰善思,然其思过处亦有之。

大抵熹之不满于《知言》,正犹二程之不满于《正蒙》。

此下摘录《知言》中几条,并附朱熹《疑义》,以见两家思想之异点。

《知言》曰:

天命之谓性,性,天下之大本也。尧、舜、禹、汤、文王、仲尼六君子,先后相谓必曰心,而不曰性,何也?曰:“心也者,知天也,宰万物以成性者也。六君子,尽心者也,故能立天下之大本,人至于今赖焉。不然,异端并作,物从其类而瓜分,孰能一之?”

《疑义》曰:

“以成性者也”,此句可疑。

又曰:

论心必兼性情,某欲别下语云:“性固天下之大本,而情亦天下之达道也。二者不能相无。而心也者,知天地,宰万物而主性情者也。六君子者,惟尽其心,故能立天下之大本,行天下之达道,人至于今赖焉。”

今按:熹主张性禀赋自先天,宏则谓性亦完成于后天。所以宏“尽心以成性”之说,熹认为可疑。但熹之心、性、情三分说,性属先天,心亦属先天,则更无一包括心性更高的统一。宏则专主心上讲,颇与陆王学派相近似。晚明儒王夫之,可说是湖湘学派之后劲。他极推崇张载之《正蒙》,也竭力发挥成性的说法,阐述精微,与宏《知言》大义可相通。似乎《知言》较近于程颢,而《疑义》较近于程颐。

《知言》又曰:

天理人欲,同体而异用,同行而异情,进修君子,宜深别焉。

《疑义》曰:

天理莫知其所始,其在人则生而有之。人欲者,梏于形,杂于气,狃于习,乱于情而后有。

又曰:

既谓之同体,则上面便著人欲二字不得。当见本体实然,只一天理,更无人欲。故圣人教人,只说克己复礼,教人实下工夫,去却人欲,便是天理,未尝教人求识天理于人欲汩没中也。

按:宋儒自程颢提出“天理二字是自家体贴出来”之一语,此下诸儒讲学,遂多以“天理”立宗。“天理”之相对面为“人欲”,宏却谓天理、人欲“同体异用,同行异情”。后来陆王学派大体接受此见解。清儒戴震《孟子字义疏证》,更专拈此层透切发挥。朱熹说:“天理莫知其所始。”此即周敦颐“无极而太极”的说法。若把一切人事原理,全要推溯到先天,势必达于渺茫难穷之一境。所以二程不甚着意在此上探索。他们并不认自己学问原自周敦颐,正在此等处。到熹始重定宋学之传统,正式认二程之学源出自敦颐,实在是他从程颐“格物穷理”说再转一步,始转成他自己的一套。他说:“人欲者,梏于形,杂于气,狃于习,乱于情而后有。”于是遂把一切善尽归诸先天,一切恶全归于后天。这虽像是从张载“气质之性”与“义理之性”的分别来,其实非张载之本义。载只说“太虚即气”,而熹则主“理在气中”,两人的宇宙论本不同。清初颜元,便专从气质之性这一点上攻击熹,与戴震异途而同归。

《知言》又曰:

好恶性也,小人好恶以己,君子好恶以道,察乎此,则天理人欲可知。

《疑义》曰:

好恶固性之所有,然直谓之性则不可。盖好恶,物也,好善而恶恶,物之则也。

按:明儒王守仁以好恶即良知,实与《知言》“好恶性也”之说近。《疑义》则谓“好恶是物”,即指其落于气质言,性则是好恶之天则。若认好恶即性,便近于心学。必谓好恶之天则始是性,才始是理学。在此便见心学与理学之分途。

《知言》又曰:

性也者,天地鬼神之奥也,善不足以言之,况恶乎哉?孟子之道性善云者,叹美之辞,不与恶对也。

又曰:

或问:“心有生死乎?”曰:“无。”曰:“然则人死其心安在?”曰:“子既知其死矣,而问安在邪?”曰:“何谓也?”曰:“夫唯不死,是以知之,又何问焉?”曰:“未达。”胡子笑曰:“甚哉!子之蔽也。无以形观心,而以心观心,则知之矣。”

《疑义》曰:

“性无善恶”“心无生死”两章,似皆有病。天地生物,人得其秀而最灵。所谓心者,乃虚灵知觉之性,犹耳目之有见闻尔。在天地则通古今而无成坏,在人物则随形气而有始终。知其理一而分殊,又何必为是心无死生之说,以骇学者之听乎?

按:此处亦见心学与性学之分歧。惟主心,故必言人心不死,其实即已通古今而言之。王守仁曰“无善无恶心之体”,此犹言性无善恶。故必待言成性,始成其至善之性也。工夫全在心上用。《疑义》认心为虚灵知觉,犹耳有听,目有视。故性则至善,而心工夫则贵能格物穷理。

《知言》又曰:

凡天命所有而众人有之者,圣人皆有之。人以情为有累也,圣人不去情。人以才为有害也,圣人不病才。人以欲为不善也,圣人不绝欲。人以术为伤德也,圣人不弃术。人以忧为非达也,圣人不忘忧。人以怨为非宏也,圣人不释怨。然则何以别于众人乎?圣人发而中节,众人不中节也。中节为是,不中节为非。是者为正,为善;非者为邪,为恶。而世儒乃以善恶言性,邈乎辽哉!

《疑义》曰:

此亦性无善恶之意,然不知所中之节,圣人所自为邪?将性有之邪?

按:颜元曰:“孔孟以前责之习,使人去其所本无;程朱以后责之气,使人憎其所本有。”《知言》指点出情、才、欲、术、忧、怨皆人所本有,不必憎而去之。至于中节与不中节,依王守仁说,则我心之良知自知之。此仍心学与性学之别。性属天,心属人。心学流弊,则尊人而蔑天。

《知言》又曰:

问:“为仁。”曰:“欲为仁,必先识仁之体。”曰:“其体如何?”曰:“仁之道宏大而亲切,知者可以一言尽,不知者虽设千万言亦不知也。能者可以一事举,不能者虽指千万事亦不能也。”曰:“万物与我为一,可以为仁体乎?”曰:“子以六尺之躯,若何而能与万物为一?”曰:“身不能与万物为一,心则能矣。”曰:“人心有百病一死,天下之物有一变万生,子若何而能与之为一?”他曰,问曰:“人之所以不仁者,以放其良心也。以放心求心,可乎?”曰:“齐王见牛而不忍杀,此良心之苗裔,因利欲之间而见者也。一有见焉,操而存之,存而养之,养而充之,以至于大。大而不已,与天同矣。此心在人,其发见之端不同,要在识之而已。”

《疑义》曰:

“欲为仁,必先识仁之体”,此语大可疑。

又曰:

知其放而求之,心在是矣。今于已放之心,不可操而复存者,置不复问,乃俟异时,见其发于他处而后从而操之,则未见之间,此心遂有间断,无复有用功处。于其本源全体,未尝有一日涵养之功,便欲扩而充之,与天地同大,窃恐无是理也。

又曰:

圣门之教,详于持养,略于体察,与此章意正相反。必欲因苗裔,识根本,孰若培其根本而听其枝叶之自茂邪?

按:《知言》此条,大体本程颢《识仁篇》。朱熹与张栻,为此问题,曾经长期之研讨;而此处熹所说,则是主张存养应先于察识,实与程颢《识仁篇》有歧见。后来明代浙中王门与江右王门之争论,也集中在这点上。大抵宋明理学在理论上,有朱、陆之异同。而在工夫上,则最要者即是此处所举胡、朱之异见。浙中偏近胡,江右偏近朱,东林高攀龙也近朱。熹在此等处,遂完成他细密广大的系统;而宏之所说,则似近偏薄了。这亦是宋明理学绝大争论一要点。后人都注意在朱、陆异同上,把此一节未免忽略了。

《知言》又曰:

有是道,则有是名,圣人指明其体曰性,指明其用曰心。性不能不动,动则心矣。圣人传心,教天下以仁也。

《疑义》曰:

今欲颇改其语云:“性不能不动,动则情矣。心主性情,故圣人教人以仁,所以传是心而妙性情之德。”

按:《知言》认心性为一体,《疑义》则认心性有分别。熹初亦从宏说,以心为已发,以性为未发,后始采张载“心统性情”说,遂成如上举《疑义》之所云。这亦是熹极费斟酌处。这里,他思想的转变,须细看他与张栻往复书札之讨论。熹《知言疑义》又总括地批评说:

知言可疑者,大端有八。性无善恶(一),心为已发(二),仁以用言(三),心以用尽(四),不事涵养(五),先务知识(六),气象迫狭(七),语论过高(八)。

明儒黄宗羲又综合熹意,谓:

会而言之,三端而已。性无善恶,一也。心为已发,故不得不从用处求尽。仁,人心也,已发言心,故不得不从用处言仁。二者同条,二也。察识此心而后操存,三也。其下二句,则不过辞气之间。心为已发,亦自伊川初说,有凡言心皆指已发而言,以其未定者为定尔。察识此心而后操存,善观之,亦与明道识仁无异。不善观之,则不知存养之熟自识仁体。有朱子之疑,则胡氏之说,未始不相济。

这里是宗羲有意作调人。实则湘学胡宏一派在当时,有其独特之思路。朱熹学术乃由胡宏转回到程颐。我们也可说,没有胡宏一番新意见,将转不出后面朱熹那样的大系统。这一层将互见于下张栻、朱熹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