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我们分析了爱的艺术的理论方面的问题，心中我们面临的是一个更为困难的问题，那就是爱的艺术的实践问题。除了进行实践外，难道可以从纸上了解一些有关实践爱的艺术的问题吗？
今天大多数人——包括这本书的许多读者——都希望从别人那里得到如何行动的秘诀，希望别人给它们上“爱情课”，这一事实是增加了我们的困难。我担心那些希望得到秘诀的人在打开这本书最后一章时，会大失所望。爱情是一种个人的体验，每个人只能通过自己并为自己得到这种体验。事实上，几乎我们每一个人，作为孩子，作为青少年或者作为成人都至少有过这方面的最基本的体验。因此讨论爱情的实践问题只能是讨论进行实践的先决条件，也就是实践的最初步骤。而达到目的的最终步骤都得由每个人自己去做出，所以讨论的范畴只限于最初步骤。尽管如此，我相信这场讨论必将有助于掌握爱的艺术——至少对那些不期望得到“一定指示”的人是有益的。
行使任何一门艺术都需要有一些基本的东西，木匠艺术、医疗技术和爱的艺术都是如此。首先要求有纪律。如果没有纪律，我将会一事无成。如果我是凭一时的“兴致”去行事，这也许会成为使我感到愉快的一种嗜好，但我永远成不了大师。这里所指的纪律不是实践一门特殊艺术所要求的纪律（如每天要坚持练习几个小时），而是贯穿人的一生的纪律。也许有人会说，对当代人来说莫过于比学校纪律更容易的事了；难道当代人不是每天都要遵守劳动八小时的纪律吗？但实际情况是，在工作之外人很少能表现出一点自我纪律来。一旦他不工作，就十分懒散，无所事事——用一句好听的话来表达就是他想“轻视一下”。但恰恰是这种什么也不想干的意愿是对生活秩序作出的一种反响。正因为人们被迫每天八小时为别人的目标付出力气，以一种劳动节奏规定的方式工作，所以他就要反叛，而这种反叛就采取了无所作为的态度。另外他在反对权威的斗争中对每一种纪律都已抱有怀疑的态度。不管这种纪律是非理性的权威强加给自己的还是自己给自己规定的理性的纪律。但如果没有纪律，生活就会七零八落、混乱和没有集中。
集中是掌握艺术的一个必要条件，这一点是无需证明的了。每一个试图学会一门艺术的人都了解这一点。但是在我们这个社会集中比自我纪律还有罕见，我们的文化已经导致一种非集中的、分散的、史无前例的生还方式。人们往往同时干几件事：看书、听收音机、谈话、抽烟、吃饭和喝酒。人成为消费者，张开大嘴坐着，贪婪地吞下一切东西：画片、烧酒和知识。这种缺乏集中的想象特别表现在我们现在已经很难一个人安静地坐着。大多数人已经不会一个人安静的坐着，不说话，不抽烟、不看书和不喝酒。他们很快就会变得不安起来，他们一定要动嘴或者动手。（抽烟就是缺乏集中的一个症状，抽烟的人即动手、动嘴、也懂眼睛和鼻子。）第三个因素是耐心。学过艺术的人都值得要达到目的就必须要有耐心。想尽可能快的取得结果的人永远也学不会一门艺术。尽管如此，对现代人来说耐心同纪律和集中一样是难以做到的。我们整个工业系统提倡的恰恰是耐心的反面，那就是要快。我们所有的机器都是为了达到快的目的：汽车和飞机把我们很快地送到预定的地点——而且要越快越好。以一半的世界生产同样多的产品的机器要比旧的和运转慢的机器好一倍。当然这里有重要的经济原因，但是正如同许多其他的方面一样，这一点也体现了人的价值原是由经济价值所决定。对机器是好的东西必然对人也是好的——这听起来似乎合乎逻辑。现代人认为如果他不很快地处理事情，就会失去时间，可他并不知道他如何利用他由此赢得的时间——除了只会无聊地打发时间。学会一门艺术还有另一个条件那就是对掌握这门艺术要有极大的兴趣。如果一门艺术没有最高意义的话，那没有一个学徒会学这门艺术。他最多成为一名业余能手，但不可能成为大师。这一条件对爱的艺术如同对其他的艺术一样同为重要。但看起来，在爱的艺术中，业余能手的人数要远远超过大师。
在谈及学会一门艺术的一般条件时还必须提及一点，那就是人们从来不是一开始就直接地学会一门艺术，而总是间接地学会这门艺术。一开始人们必须学会许多其他的、而且看起来经常是同这门艺术无关的东西，然后才开始学子这门艺术。木匠学徒要先学会刨木头，学钢琴的人要先练习音阶，而学习禅宗射箭艺术的人则要先练习呼吸。为了使自己成为一门艺术的大师，必须把一生献给这门艺术。在实践这门艺术时，自己要成为工具并保持一定的状态，以适应需要完成的任务。这一点在实践爱的艺术上就意味着所有想成为大师的人应该把生活的每一个阶段训练纪律、集中和耐心作为实践爱的艺术的开端。
那么如何训练纪律呢？我们的爷爷辈能更好地回答这一问题。他们会建议我们早起，不要过奢华的生活，要努力工作。但这种类型的纪律也有不利的一面。这种纪律死板，是把节余的道德放在首位，并且在很多方面与生活为敌。但作为对这类纪律的回答，今天越来越大的倾向是以一种怀疑的目光来对待每种纪律，并以一种懒洋洋的无所事事来找到八小时之外的平衡点。每天早晨按时起床，按时进行一定的活动，如禅坐、看书、听音乐和散步，不做或者有限度地做一些分散注意力的是如看侦探小说和电影，不暴饮暴食——这些都是明显的基本要求。但是最重要的是不要把纪律看作是外部强加的东西，而应该成为自我意志的体现，应该感到这是一种愉快，并且逐渐习惯于一种生活态度，一旦放弃它，便会若有所思。我们西方扔对纪律观念最令人遗憾的看法（对其他的到底亦是如此）是，他们认为纪律必会使人难受或不适，纪律只有达到这种效果，才是“有用的”。但是东方人很久以来就认识到，与身心有益的东西必定使人舒适，即使开始的时候需要克服一定的阻力。
生活在我们文化中的人很难做到集中，因为我们的全部文化似乎都是为了“分散注意力”和反对培养集中的能力。最重要的步骤是要学会一个人单独呆着，而且不看书，不听广播，不抽烟和不喝酒。有没有集中的能力表现在能不能单独地呆着——而这种能力优势学会爱的一个条件。正因为我不能自力更生，所以我只能把自己同另一个人连在一起。这个人也许就是我的生命的拯救者，但是这种关系同爱情无关。是否能一个人呆着居然成为有无能力爱的条件之一，这一点会令人奇怪。但每一个试图这么做的人将会知道做到这点是很难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会坐立不安，甚至会感到有点害怕。于是他就会找出各种借口为自己放弃练习辩护，他会说一个人呆着毫无意义，是愚蠢的，太浪费时间，等等。他在练习的过程中还会确定，一个人呆着的时候，各种各样的念头都会冒出来，困扰你。他会突然发现他正在打算这一天还能干些什么，他在思考工作中遇到的困难或者是考虑今天晚上上哪里去。但是做一些简单的练习就能帮助他集中，譬如：轻松地坐着（即不要懒散，也不要紧张），把眼睛闭上，努力使自己的眼前出现一片白色，并排除一切干扰自己的画面和念头。然后可试着观察自己的呼吸——不要去想它，也不要去影响它，而只是要意思到自己在呼吸。另外还要试着得到一种“自我”的感受；我=我的自己+我的力量的中心+我的世界的创造者。至少每天早晨要做二十分钟这样的练习（如果有可能还有延长）和每晚睡觉前坚持练习。除这些练习外还有学会专心做一切事：专心听音乐、看书、谈话或欣赏图画。如果专心地干，那么干什么就无关紧要了，无论干什么，重要的或者不重要的都会增加一层现实意义，因为干事的人是完全开放的。为了学会集中要尽量避免无意义的谈话，也就是不能成为谈话的谈话。如果两个人在谈论他俩所熟悉的一棵树的生长情况，或者在评论刚才吃过的面包的味道，或者在回忆他们职业上的共同经历，他俩的谈话可能是重要的，这就看他俩是否真的在谈论一件经历过的事，还是就抽象的东西交换看法。另外有关政治或者宗教的谈话也肯能是毫无意义的，如果交谈者只是老生常谈，没有亲身经历的体会，只是交换一下看法而已。我这里还要补充一点，那就是不仅要逃避无聊的谈话，而且还要避免同不三不四的人来往。我这里指的不仅是要回避那些有破坏性的凶恶之人，应该回避他们，因为这些人会使人消沉和压抑，而且还指那些内心无生命力的人，那些思想和谈话都没有内容的人，这些人不是在谈话而是在闲扯，他们不会思考，指挥把一套套的世俗之见搬出来。当然不可能永远回避这些人，有时也没有费这么做的必要。在和这样的人接触中如果你不是像他们所想的那样，闲扯一通，而是直率地和与人为善改变自己的态度，这一方面是因为你的反应使他们大吃一惊，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自己也渴望从杜撰和陈词滥调中摆脱出来，走向现实。
在同别人的关系中要记住首先就意味着要有听别人讲话的能力。大多数人认为他们是在听别人讲话，而且还帮对方出主意，可实际上他们根本没听进去。他们不重视别人的话，漫不经心地回答对方。后果是这样的谈话往往使他们感到疲倦。他们认为如果他们记住地听对方讲话，就会跟疲倦。可他们想错了，每一件聚精会神完成的事会使人清醒（尽管干完时候出现能恢复的自然疲劳状态）。而懒懒散散的干事只能使人产生倦意——同时这些人在夜里也很难入睡。集中意味着要完全地在现时地生活，而不是赶着这事想那事。那些相爱的人应当首先练习集中，这事理所当然的。他们必须学会亲近对方并想对方开放，而不是像通常所见的那样相互回避。万事开头难，这句俗话对练习集中也适用。人们常常会有永远达不到目的的感觉。所以显而易见练习集中还必须要有耐心。如果人们不知道学会每一种事都要有一个过程，都应自己给自己施加压力，那就永远不会学会集中。要想知道什么是耐心，只有观察幼儿学走路就行。孩子一次、二次、三次跌倒在地上，可他还是坚持着走下去，一直到不摔跤为止。有孩子学走路的耐心和集中他会作出多么大的成绩啊！
集中还要求另一样东西，那就是对自己要保持清醒。如果解释呢？难道应该不断思考自己、“分析”自己，还是别的？如果我们把一个人对一部机器的高度的注意力做例子，也许就能很容易地回答这个问题。譬如有汽车的人对自己的汽车总是很警觉的，任何一种细微的声响和马达功能的变化都不会被他放过。统一开车的人对马路表面的变化、前后车辆的速度及方向变化也十分灵敏。尽管如此开车的人并没有去思考这些现象，他只是处在一种清醒状态之中，对他所集中于的事（也就是安全行驶）所发生的任何变化都会做出反应。
我们用母亲对婴儿的态度做例子就能说明什么是对一个生命的清醒的关注。在婴儿还没有表达以前，母亲就能感觉到婴儿体内的一些变化、他的愿望和需要。婴儿一叫或一哭，母亲就会醒来，虽然平时比这更响的声音都不会吵醒她。这说明了母亲对孩子的每一种生命的表现都是很清醒的，母亲即不害怕，也不担心，而是助于一种清醒的平衡状态，能接受孩子发出的每一个重要信号。我们也可以以同样的方式清醒地面对自己。譬如在感觉到累或者消沉的时候，不应该听之任之和用随时可以捡来的消沉的想法去加剧这种感受，而应该问问自己：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我那么一蹶不振？同样在我们生气或者迷惑不解的时候，在我们开始想入非非的时候，都应该这样问自己。在所有这种情况下，终于的是要觉察内心的活动，而不是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去找到为自己辩护的借口。这样我们就此次会听到内心的一种声音，在向我们讲述，为什么会害怕、消沉或者迷惑不解。一般人对自己体内的活动都有一定的警觉性；能感觉到每种变化和甚至能发现几乎感觉不到的疼痛。注意身体的变化是比较容易做到的，因为大多数人都了解自己的健康状态。电脑上对心灵变化就不可能那么灵敏，因为许多人还从来没见过一个对自己的内心活动保持清醒的人。对他们来说，衡量内心活动是否正常的标准是他们的父母和亲戚，或者是他们加入的社会集团，只有他们同这一标准没有区别，他们就决定自己很“正常”，也就没有兴趣去观察与他们不同的生活态度。譬如有许多人还从来没有见过一个有爱的能力的人或者一个独立完整的、具有勇气和能集中干事的人。为了能清醒地面对自己，必须要有一个设想，要知道什么叫做健康地、活跃地、充满人性地发挥人的作用。可是如果我们既没有在童年时代，也没有在后来的岁月里有过这种体验，我们又如何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呢？对这个问题肯定不会有简单的回答，但这个问题却击中了我们教育制度的要害。
在传授知识方面，我们忘记了对人的发展来说是作重要的教诲，呢就是一个成熟的和慈爱的人的现身教育。在外面自己文化的某系阶段，或者在中国和印度，最有影响的是德高望重的人。教师不仅或不首先是传授知识，他的任务还包括培养学生具有一定的人的品质。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点也适用于俄国共产主义，值得钦佩和作为榜样的人绝不是因为他们具有高尚的品质。电影明星、播音员，一些新闻记者以及政界和经济界的巨头是老百姓的榜样。这些人的主要资本常常是因为他们能够扬名四海。但尽管如此，情况还不至于糟到使人绝望。如果我们想一想，像阿尔贝特-施威策这样的人能在美国和其他地方出名，如果我们看到有许多可行的办法，能使我们的青年一代熟悉那些活着的和死去的优秀人物，并通过这些人了解人能不断完善自己，如果我们想到文学和所有艺术的那些不朽之作，我们就相信有可能去传授人应该如何清醒地、充满活力的生活。如果我们做不到这点，我们很可能会面临有一天我们整个的文化传统崩溃的下场。我们的文化传统首先不是以传授一些思想和知识为基础，而是传授做人的态度。如果我们的后代不在能经历这一传统，我们五千年的文化就会崩溃，即使人们孩子继续不断地传授和发展知识。
上面我们分析了在行驶所有艺术时必须具备的条件，现在我要谈一下掌握爱情艺术的必不可少的特殊条件。根据我对爱情本质的论述，获得爱的能力的主要条件是克服自恋。自恋倾向是人的一种态度，具有这种态度的人体验到底现实只是内心活动，主要是他们自己的贪婪和恐惧，对他们来说，外部世界的现象本身是不现实的，只有对他们有利或者威胁他们的食物才有意义。同自恋相反的是客观性，客观性就是对人和事物吧友开放的态度，能实事求是地看待事物。这个意义上的客观性就是能从表面深入现象核心的实现主义。同自恋相反，客观性的基础不是与外部世界毫无关系，而是由强烈的联系。精神病的所有形式是没有客观性的极端形式，在这个意义上就是对客观事物没有开放的能力。对精神病患者来说，如果有现实的话，那也只存在于他的内心，就是他的恐惧和欲望。外部世界对他来说只是他内心世界的象征，只是他的创造物。我们做梦的时候，也有类似的现象。在梦里发生的具体事件象征内心活动，即使如此，睡梦中的无名还是深信梦里发生的事同我们在清醒状态感觉到的现实一样真实。
但是梦和精神病仅仅是缺乏客观性的极端例子。我们被个人对世界都有一个非客观的图像，一个被我们的自恋倾向所歪曲了的图像。难道还需要我举例说明吗？只要我们观察自己和邻居或者看报的话，是不难找到这样的例子的，只是由于自恋的程度不一，歪曲客观的程度也有高低。譬如一位妇女打电话给他的医生，告诉他，她很想当日下午去他那儿看病。医生说，他今天下午没有空，明天下午才有空。可能个妇女却说：“医生，渴望住的地方离您那儿才五分钟的路！”这位妇女不能理解她住的虽然近却不能节省医生的时间。她完全是从自恋的角度出发看问题的：因为她节省了时间，所以医生也节省了时间。对她来说“我”是唯一的现实。
不那么极端的例子——或者也许仅仅是不能吗明显而已——常常出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中。真不知有多少父母首先关兴趣的是他们的孩子是否听话，是否使他们高兴等等，而不是孩子自己经历了些什么，是怎么经历的——当然这些经历与父母无关。真不知有多少丈夫认为他们的妻子很专横，实际上是由于他们自己同母亲的幼稚的联系而把妻子的被一个要求解释为是限制他们的“自由”。真不知又有多少妻子认为她们的丈夫无能或者软弱，而实际上仅仅是因为丈夫不符合他们童年时代想象中的光彩夺目的骑士啊！
对其他民族缺乏客观性就更常见，也更具有危险性。一个民族会突然地把另一个民族看成是劣等的和敌对的，却自认为本民族体系一切优秀的和高贵的品质。敌人的行为用一种尺度衡量，而自己的行为却用另一种尺度衡量。甚至敌人的善意举动也被看作是险恶用心的产物，只是为了遮住我们和世界的眼目而已，可另一面有用高贵的动机来为自己的坏行为辩护。如果我们考察一下民族与民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一定会得出下列结论：客观性是例外，而不同程度的自恋是常规。
能进行客观思考的能力就是理智，以理智为基础的感情是谦恭。我们只有摆脱了童年时代妄图得到全知、全能的幻想，才能有客观性和运用自己的理智。
这在爱的艺术的实践上表现在：能否学会爱却绝育人的自恋程度和能不断培养自己的谦恭、客观性和理智。我们应一辈子为此而努力。谦恭和客观性同爱情一样不能只限于生活的一些范围。如果我对陌生人没有客观的态度，那我对自己的家也不会真正客观，反之亦然。我想学会爱的艺术，是及英国在任何情况下都力求客观，并且能注意到在什么情况下我没有力求客观，并对此保持清醒的状态。我应该努力去认识一个被我的自恋歪曲了的人的形象同这个热的实际面目，也就是同我的利益、困难和恐惧无关的之间的区别。有无客观性和理智是学会爱的艺术的一个关键性条件，人们应该对所有与自己有所接触的人都能保持客观和理智。如果我们只对所爱之人保持客观，而对其他人就不需要有客观性，那我们很快就能发现我们既不能处理好自己同所爱之人的关系，也处理不好同其他人的关系。
爱的能力取决于我们本人成熟的程度，以及在我们同世界和同自己的关系中能不能发展一直创造性的倾向。这种脱离自己的过程、诞生和成熟的过程需要另一种品质作为必不可少的条件：那就是信仰。爱情是以信仰为基础的。
什么是信仰？难道信仰就一定是信仰上帝或者别的宗教教义？信仰是否同理智和理性的思考对立？信仰是不是只是一种无法正面的没有根底的知识呢？首先应该区别合理的信仰和非合理的信仰。我理解的非合理的信仰是指服从一种非理性权威的信仰（信仰一个人或者一种思想）。与此相反，合理的信仰是扎根于自己思想或感情体验的一种坚定的信念。合理的信仰首先不是信仰什么东西，而是一种确认，这种确认是符合建筑在自己真实经历上的坚定的信念。信仰是全部人格的一个性格特点，而不是同某些被看作为对的思想内容有关的东西。合理的信仰牢牢扎根于创造性的智力和情感的积极活动。在理性的思考中，看起来似乎没有信仰的位置，但合理的信仰确实思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譬如说科学家如何才会有新的发现呢？他难道仅仅进行一个又一个的实验，或总一个又一个的事实，却对他姓姚发现的东西没有个设想吗？考上述这种办法获得重大发现的例子是很少的。人在每一方面的奋斗都需要创造性的思考，而这一思考的过程都行以人们称之为“理性的灵感”为开端的——这种理性的灵感就是对过去所做的研究、批评的思考和观察的全面总结。
在科学的历史中，为信仰理智和理性的灵感而奋斗的例子不胜枚举。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和牛顿都充满着对理智的不可动摇的信念。为了这一信念，布鲁诺被活活烧死在木材堆上，斯宾诺莎被他的宗教团体开除。从有一个理性的设想到形成一个理论，这一过程的每一个步骤都需要有信念：相信自己的设想是一个合理的、值得追求的目标，已经相信得出的推理或者理论，即使它们好没有得到普遍的承认。这一信念是以自己的经历、对自己的思想、观察和判断力的坚信不疑为基础的。不合理的信仰意味着只相信权威或大多数人的意见，而合理的信仰是产生一种独立的信念，相信自己创造性的观察和思考——尽管大多数人的看法与之不同。
思考和判断不是人所能经历的、体验合理信仰的唯一方面。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一范畴内，信仰是真正的友谊或者爱情的不可缺少的特点。相信一个人意味着了解这个人基本态度的可靠性和稳定性，了解这个人的核心或者他的爱。我这里不是说，我相信的这个人不可以改变他的看法，而是指他的基本动机保持不变。譬如，他对生命和人的尊严的尊重是他自身的一部分，这一点是不会改变的。
在同样意义上，我们也相信我们自己。我们意识到自我的存在，意识到我们人格的核心，主义核心是必可改变的，在我们的一生中尽管情况在不断地变化，我们的观点和感情也会起变化，但这一核心始终存在。这一核心是存在于“我：字后面的现实，我们队自我意志的信念就建筑在这一个核心上。人格我们不相信自己，我们对于自己是意志的感觉就会受到威胁，就会依附于他人，而他人的看法就会成为我们体验自己同一的基础。只有相信自己的人才有能力对别人忠诚，因为他自己就能做出保证，他将来会保持不变，他将来就会如同他今日许诺的那样去感受，去行动。相信自己是我们能做出许诺的先决条件。在爱情方面，就是要把相信自己的爱情并相信这种爱情能唤起别人的爱以及相信这种爱的可靠性看作是爱情的基本条件。
相信他人的另一方面就是相信他人发展的可能性。最基本的形式就是母亲对她的新生儿的信念：她相信孩子会活下去，长大，学会走路和说话。由于孩子的发展很有规律性，所以似乎就不要求人们对此要有信念。但是孩子将来是否能爱，是否幸福，是否能发展理智以及是否有特殊才能，是否能尽心艺术创作活动或才智出众，由于并不知道这些可能性是飞能实现，所以情况就不同了。应该说，再有条件发展到情况下，这些可能性是种子，会开花结果。反之，如果不具备发展条件就会枯萎。
一个重要的发展条件就是，在孩子的生活中其重要作用的人应该相信孩子有这些发展的可能性。是否有着信念就构成了“教育”和“影响”之间的区别。教育是同帮助孩子实现他发展的可能性的任务一致的。同教育相反的是影响，影响就是缺乏这一信念并且相信只有成人在孩子身上灌输他认为合适的东西以及扼杀他认为不合适的东西，孩子才会成长为一个规矩的人。对机器人是不需要有信念的，因为机器人不具备可以发展的生命。
相信他人的顶峰是相信人类。在西方世界，这一信念在宗教语言中表现在犹太——基督教的思想中，在世界范围内突出表现在近一百五十年以来的人道主义的政治和社会学思想中。同对孩子的信念一样，对人类的信念也建筑在这个设想上，那就是：在一定的条件下，人类有能力建立一个以平等、正义和爱为原则的社会制度。迄今为止人类没有做到这一点，所以就需要有深信人类能做到这一点的信仰。但是同每一种理性的信念一样，这一信仰绝不是相信会出现奇迹；它更多的是以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为基础，以及每个人的内心经历、对理智和爱的体验为基础。
非合理的信仰其根子在与服从一种被看作是全知、全权的巨大势力、以及贬低自己的力量和能力，而合理的信仰是以相反的体验为基础的。我们相信一种思想，因为这种思想是我们自己的观察和思考的产物。我们相信自己、他人和人类不断发展的可能性，我们对自己的觉悟和成熟体验得越深，我们的信仰程度就越高。合理信仰的基础是我们自己的生产力。在信仰中生活，就是创造性地生活。从中可以得出结论：相信权力——在统治意义上的权力——和使用权力都是信仰的反面。对任何一种存在的权力的“信仰”（仅仅因为它是存在的）同不相信人类有向前发展但尚未实现的可能性是一致的。这种“信仰”是对未来的预言，这个未来的基础就是目前状态原封不动的延续。但是，事实不断地证明这一预言是错误的，因为这一结论完全无视人类发展可能性的增长。没有对权力的信仰，只有对权力的服从或者——从拥有权力的人的角度来看——保持权力的愿望。虽然有许多人把权力看作是所有事物中最现实的东西，可是历史证明权力是人类获得的一切成果中最不牢靠和最短暂的成果。基于信仰和权力相互排斥这一事实，一切本来是建筑在合理信仰上的宗教和政治体制一旦它们依靠权力或者与权力结盟，就会堕落和失去内在的生命力。
产生信仰需要有勇气，也就是要能承受风险和准备受到痛苦和失望。一个吧苟安和无忧无虑作为生活基本条件的人永远不可能有信仰。有的人把自己围困在一个狭小的天地里，并把同外界的距离和财产作为安全的保证，这样的人是资金把自己变成了囚徒。信仰需要的勇气同狂妄自大的墨索里尼狂喊“要危险的生活”所提倡的有其截然不同。墨索里尼的勇气是虚无主义的勇气，它出自一种破坏性人生观，是准备抛弃生命，因为它没有爱生活的能力。绝望的勇气同爱的勇气完全相反，就如相信权力是相信爱的反面一样。我们是否能培养信仰和勇气呢？人每时每刻都能培养自己的信仰。抚养一个孩子需要信念，为了能够入睡需要信念，开始去做一项工作也需要有信念。只是这类信念我们已经十分习惯而已。缺乏这种信念就会因为忧虑孩子而惶恐不安，就会失眠或者没有能力做创造性的工作，或者是疑心重重，无法接近别人，或者是忧心忡忡，不能做长期打算。坚持自己对某个人的看法——即使一般的舆论或者一个没有料到的事实反对这一看法；坚持自己的信念——即使这种信念还很不普遍——做的这两点都要求有信仰和勇气。把生活的困难、打击和焦虑看作是一场挑战，克服困难从而使自己更坚强——这也要求有信仰和勇气。
培养自己的信仰和勇气可以从日常生活的点滴小事做起。第一个步骤就是要认识到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失去信仰，要看穿用来辩护失去信仰的各种借口和要认识到什么地方胆怯了并找了哪些辩解的借口；另外还要认识到每一次的自我欺骗指挥消弱自己，而越来越软弱又会导致新的自我欺骗，如此恶性循环，一直到人没有信仰为止。还有就是要认识到那些自觉地害怕被别人爱的人实际上是一种不自觉地害怕爱别人的反映。爱一个人就是要献出自己，而不期待得到回报，但相信自己的爱一定会唤起对方的爱。爱情是信仰的一种行动，信仰少的人必定爱得也少。在培养信仰方面还能再说些什么吗？有些人也许能做到这点。如果我是诗人或者是哲学家，我也许还会试一试，可因为我既不是诗人也不是哲学家，所以就不能再讲出些什么来。我深信，每一个愿意学习的人一定会像孩子学走路一样使自己获得信仰。
另外一种与实践爱的艺术不可分割的态度是积极的活动。上面只是略带地提到过，所以需要进一步的阐述。我上面已经说过，“积极的活动”不是指非要干点什么，而是指人的内在的积极性，创造性地运用自己的力量。爱情是一项积极的活动，如果我爱，我对所爱之人就抱有积极的态度，而且还不限于对他（她）。因为如果我很懒散，而且不是自己出于一种清醒的、开放的积极的持续状态，我就不可能对所爱之人抱有积极的态度。睡觉是非积极活动的唯一形式，可奇怪的是大多数人醒时如半睡，睡时如半醒。完全清醒就是要使自己和别人都不感觉到无聊——这一点是爱情的一个基本条件。在思维、感觉、看和听的活动中保持清醒、警觉和开放的状态是学会爱的艺术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有些人认为可以把自己的生活分为两个部分，这样在爱情的范畴可以有创造性，而在其他的范畴就不需要有创造性，这种想法只是一种幻想。生产力的本质决定了不会有这样的分工。爱的能力要求人全力以赴，要求人的清醒状态和生命力的升华，而这种能力只能通过在生活的许多其他方面的创造性的和积极的态度才能获得。在其他范畴没有产生积极性的人，在爱情方面也不可能有这种能力。
有关爱的艺术的讨论不能决限于个人范畴，在个人范畴我们在这章里已经了解了那些特点和态度。这一讨论同社会范畴是不能分割的。如果爱意味着是对每一个人有一种关爱的态度，如果爱上一种性格特点，那么爱必须不仅仅出现在我们对自己家庭和朋友的关系中，也必然能在同与我们的工作、职业有关的人的关系中找到。在我们对我们家人的爱和对陌生人的爱之间是没有“分工”的。相反，对陌生人的爱是对家人爱的前提。如果我们认真地对待这一观点，这就意味着我们所习惯的社会关系会出现激烈的变化。我们经常会提到爱周围的人的宗教理想，但实际上我们的关系在做好的情况下是受到“公正”原则的制约。公正意味着在交换商品和服务时，要放弃欺骗和阴谋诡计。“你给我多少，我就给多少”，无论是物品还是爱，这是资本主义道德的最高准则。也可以说，公正这一新道德的出现是资本主义社会在伦理道德方面的特殊贡献。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中，商品交换或者是直接地强迫进行的，是又传统决定的，或者是有朋友关系和爱人关系决定的。在资本主义市场上，交换构成了决定一切的因素。无论是在商品市场，在劳动力市场，还是在服务行业市场，每个人都把他占有的东西根据市场的条件交换他所需要之物，而且这种交换没有欺骗，也不使用武力。
公正的道德很容易同新教的教义混为一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准则被解释为是“要公正地同别人做生意”。事实上，人们本来是想把这一道德同《圣经》上较为流行的“爱你的邻人”等同起来。可是犹太——基督教关于博爱的教义同公正的道德毫无相同之处。这一教义意味着爱他人，也就是对他人负责和铜他人一致。公正的道德则相反，它不意味着要负责并同他人一致，而是要把自己同他人分开——也就是尽管尊重他人的权力，但不爱他人。因此《新约》的教义成为我们时代最流行的宗教箴言绝不是偶然的。从公正的道德意义上来解释这些教义，就使这些教义成为每个人所能理解，许多人准备遵守的唯一的宗教教义。但是对爱情的理解首先的分清公正和爱情之间的区别。
这里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我们的全部社会的和经济的组织是以每个人关心他自己的利益为基础，并受利己主义的支配，而利己主义有只受到公正道德的限制，那么请问我们怎么才能在现有的社会制度范围既能活下去又能培育爱情呢？难道这不就是意味着放弃对世俗一切利益的兴趣和在极端贫困中生活吗？一些基督教的教士和像托尔斯泰，西蒙娜-魏尔等人以激进的方式对此问题做出了回答。另外有的人认为在我们的社会里爱情和世俗生活不可能达成一致，所以谈论爱情无非是参与大骗局而已，他们认为只有殉道者或者疯子在今日的世界中才会爱，因此关于爱情的讨论只是空洞的说教而已。但这个虽然还值得关注的立场却常常是对自己的玩世不恭和缺乏爱的能力的辩护手段。事实上，这一立场的后面是普通公民的看法，公民的感觉是：“我本想当一个好基督徒，但如果我真当了，我就会饿死。”这种“激进主义”必然以陷入道德上的虚无主义而告终，他们两者的唯一区别是后者没有发现这点，而前者知道这一点，而且认为这是“历史的必然”。
我深信，认为爱情同“正常”生活水火不相容的观点只是在抽象的意义上来说是对的。资本主义赖以生存的原则同爱情的原则事实上也无法一致。但是从具体分析来看，现代社会又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现象。譬如一个出售无用商品的售货员如果不撒谎，就什么也卖不出去；但是一个手工业者，化学家或者物理学家即可能使他们行当的能手，但有时诚实之人。因此许多人可以用类似的方法培养爱情的能力，而不需要于此同时放弃他们的经济工作。即使我们承认资本主义同爱的原则不能一致，但我们也还不得不承认资本主义机器本身来说具有一个充满如此矛盾和不断变化的结构，从而使得人有一定的可能保持个性不被同化，即个人活动的余地。吧社会状态看作是决定命运的唯一因素，因此就回避“此时此地”自己的生存问题，这是“激进”的思想和普通人使用的危险借口。
当然我不是想借此造成这样的印象，即我们可以估计，一方面我们的社会制度能无限期地延续下去，同时我们人可以期待有朝一日实现博爱的理想。有能力爱的人在现存制度下只是一种例外，在进入的西方社会，爱情必然是罕见的现象。不仅是因为许多劳动形式以及不允许人们持有一种爱的态度，可燃气还因为在一个以生产和消费为最高准则的社会，只有那些不甘心同流合污者才能做出有效的抵抗。因此那些确确实实吧爱情看作是对人类生存问题作出的唯一的和真实答案的人必定会得出要对现存的社会结构进行重大和激烈变革的结论，只有到那时爱情才会成为一种社会现象，而不是零星出现的个别现象。在这本书里只能暗示一下进行变革的方向。我们的社会越来越被工业官僚阶层和职业政治家所控制。人们被大众影响所左右，他们的目的是尽可能多地生产和尽可能多的消费，并把这作为自我目标。一切活动都从属于经济目标，手段变成了目标。人变成了物，成为自动机器：一个个营养充足，穿戴讲究，但对自己人性的发展和人所承担的任务却缺乏真正的和深刻的关注。要是人具备爱的能力，就一定要把人的发展看作是社会的最高目标。经济机器应该为人服务，而不是相反。应该要使人有能力分享劳动经历，而不是参与赢利（在目前的社会这还是最好的一种情况）。应该这样组织社会，使得人的合群性和爱的本性不脱离其社会存在，而是同社会存在联合一致：应该使得人不再同自己的力量产生异化并且不再通过崇拜新偶像——国家、生产、消费——的方式去体验自己的力量。只有在这样一个社会，正如马克思所说，当个人的全面的发展成为所有的人全面发展的条件时，爱情才会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态度。如果——正如我上面所企图揭示的那样——爱情确实是对人类生存问题的唯一令人满意的回答的话，那么拍此爱情发展的内一个社会最终都要引起对抗人的基本要求而衰亡。我们谈爱情，不是在“说教”，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因为我们天地是存在于内个人本质之中的最深的要求。虽然这一要求被压抑了，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要求已不复存在。分析爱情的本质就是确认今天已经很少能体验到爱情，但同时又要批评造成此种现象的社会条件，相信爱情能从一种零星出现的个别现象发展成为普遍的现象，是一种合理的信仰，这一信仰是以认识人的本质为基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