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第一天出现的苍茫黑云，不但压在伦敦城上空，还笼罩住了整个大不列颠群岛。那黑云在咆哮的狂风中翻滚流转，一刻也没有安静过，但却久久没能散去，给长期生活其下的人们，带去了异乎寻常的影响。英格兰的气候似乎改变了。雨下得更频繁了，而且多是一场接着一场的疾风骤雨，汹涌而来又倏忽而去。没错，偶尔也能看见太阳，但由于密云缭绕，空气中满是水汽，阳光也显得黯淡无光，了无生气，一片呆滞钝重的紫色、橙色和红色，取代了十八世纪明丽而又生动的风景。在这片淤青、阴沉的天空下，卷心菜不再翠绿，白雪也显得泥污不堪。更糟糕的是，潮湿开始侵入每一间房子——在所有敌人中，潮湿是最阴险的一个：炽烈的日光有百叶窗来阻挡，寒冷的冰霜可以被炉火消融，唯有潮湿无声无息，无影无形，却又无孔不入，趁我们熟睡时悄然而至，让木头受潮膨胀，水壶发霉，铁器生锈，石头长满青苔。潮湿隐蔽地、悄无声息地潜滋暗长，直到某天我们拉开某个抽屉或拎起某个煤桶，抽屉或煤桶在手里散了架，我们才开始察觉到潮湿这个罪魁祸首。
于是，说不清是哪一天哪一刻，总之在不知不觉之间，英国人的体质也发生了改变。人们对此鲜有觉察，但这种改变的影响却无处不在：过去，一位体格健壮的乡绅，可以坐在屋子里——那屋子可能是由亚当兄弟设计的，呈现出古典的庄重之感——美美地享用麦芽酒和牛肉。但如今此景不再了，他变得很怕冷，于是在膝上围毛毯，在脸上留长胡须，在脚踝的地方系紧裤腿。很快，这位乡绅腿上的寒意转移到了房子里。为了保暖，他将家具层层遮盖起来，墙上挂壁毯，桌子盖台布，总之，没有一处地方裸露在外。后来，他的日常饮食也彻底变了。发明了松饼和烤面饼，用咖啡取代餐后的波尔图葡萄酒。随后，咖啡引出喝咖啡的起居室，起居室引出玻璃橱，玻璃橱引出装饰用的人造花，人造花引出壁炉台，壁炉台引出钢琴，钢琴引出起居室抒情歌，起居室抒情歌又引出（我们跳过一两个步骤）无数小狗、垫子、陶瓷摆件……于是“家”的形态彻底改变了，变得无比重要。
潮湿带来的另一个后果是：屋外的常春藤开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疯长，很快，原本光秃秃的石头房子，现在都爬满了繁茂的绿色藤蔓。所有的花园，无论起初设计得多么井然有序，现在全都灌木丛生、野草疯长，以至于不见天日，宛如迷宫。人们出生时，窗外投射进来的阳光带着几分自然的盎然绿意，但到人们成年后，窗外早已爬满了浓密的枝叶，仿佛棕色和紫色的毛绒窗帘，难得透进来一些阳光。而且，变化并不止于外部。湿气还侵入了人们的内心。人们感到内心寒冷，精神沮丧。为了竭力让自己蜷缩成一团的心灵感到些许暖意，他们不断尝试在种种伪装和遁词中寻求安慰。爱、出生和死亡，都局限于华美空洞的辞藻。两性之间的距离越来越疏远，双方甚至忍受不了坦诚的交流，只能小心翼翼地互相隐瞒，彼此逃避。恰似屋外潮湿的墙面上葳蕤繁密的常春藤一样，屋里的人们也表现出同样旺盛的繁殖力。对于一个普通女人来说，生活就是接连不断地生育：十九岁结婚，三十岁就有十五或十八个孩子，因为双胞胎很多。就这样，大英帝国应运而生。就这样——因为潮湿无休无止，它如入侵木器一般，也入侵了墨水瓶——句子开始膨胀，形容词成倍增长，抒情歌谣变成了史诗，原来只够写一篇专栏散文的琐碎小事现在可以写成十卷二十卷的百科全书。然而，尤西比乌·查伯见证了这一切，知道它们会如何影响生性敏感者的心灵，但却无力阻止。在回忆录的结尾，他记述道：一天上午，他在对开本上连写了35页“全无意义的废话”后，拧紧墨水瓶盖，打算去花园里转转、散散心。但他很快发现自己陷入了一片茂密的灌木丛，数不清的树叶在他头顶咯吱作响，闪闪发光。他觉得自己“脚下踩踏着数百万计霉菌”。在花园的尽头，一堆受了潮的篝火冒出浓密的黑烟。他不禁暗自感慨，恐怕天下最大的火，也烧不掉这一大片植被丛生的林子。目之所及，无不植被疯长、错杂：黄瓜藤“蜷曲着爬过草地，伸到他的脚边”；巨大的花椰菜高过一个又一个露天平台，在他当时颠倒错乱的想象中，它们高耸入云，好比榆树。母鸡不知疲倦地生着色泽黯淡的蛋。他不禁叹了口气，想到自己旺盛的生育能力和他可怜的妻子简，此刻她正在屋子里，忍受着第十五次分娩的痛楚。他自问，他有什么资格去责怪家禽们呢？他仰望天空。天堂本身，或天堂那恢弘壮丽的前厅，即天空，不就是对繁殖后代这种神圣秩序本身的一种肯定么？因为在那里，无论严冬或酷暑，云层年复一年地回旋翻滚，如巨鲸，更确切地说如象群一般，他沉思道，不，不，那广袤无垠的云霄只有唯一的比喻可堪形容，即铺展在大不列颠群岛上空的一张巨大的羽毛床。花园、卧室与鸡窝的繁殖力，全都从那里复制而来。他回到屋里，把上面这些写下来后，把头放在了瓦斯炉上，待人们发现时，他早已一命呜呼。
这种情况在英格兰各地蔓延，但奥兰多尽可继续隐居在布莱克法亚的家中，假装气候没有改变，人们依然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可以随心所欲地决定穿马裤还是穿裙子。但是，最后，连她也不得不承认，时代变了。世纪初的某个下午，她驾着她那辆镶有饰板的老马车穿过圣詹姆斯公园时，恰好有一束久违的、把周围云层染得异彩纷呈的阳光挣扎着穿透密云，降临大地。十八世纪一碧如洗的晴空既已不再，这样的景象就堪称奇观了，奥兰多忍不住推开车窗，抬眼仰望。望着那时而紫褐、时而火红的云彩，她不禁想起爱奥尼亚海[53]垂死的海豚，随即心中涌起一股夹杂着快乐的悲恸——这说明，在不知不觉间，她已然受到了潮湿的感染。然而，让她吃惊的是，这束阳光照到地面上时，似乎唤醒了，或者说照亮了，一座金字塔，一场百牲祭，一堆战利品（因为有种盛宴的气氛）——总之是最最不可思议，最最杂乱无章的一大堆东西，乱糟糟地堆在本应是维多利亚女王雕像矗立着的地方！一个精琢细刻、鎏金雕花的巨大十字架上，挂着新娘的面纱和寡妇的丧服。水晶宫、婴儿车、军用头盔、纪念花环、长裤、假胡须、结婚蛋糕、大炮、圣诞树、天文望远镜、早已灭绝的怪物、地球仪、地图、大象和数学仪器……所有这些和其他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连在一起，看上去就像一个巨大的盾徽，右边是位身穿飘逸白衣的女人，左边却是个穿着大衣和鼓鼓囊囊的裤子的彪形大汉。这么多不相干的东西硬凑到一起，全身披挂与衣衫褴褛并存，色彩斑斓错杂光怪陆离——这一切都让奥兰多觉得大煞风景。她一生中从未见过这么不体面，这么丑陋，又这么招摇显眼的东西。这一切可能是——实际上必定是，阳光射进湿淋淋的空气所产生的幻象，一阵微风吹过就会消失殆尽，但是，即便如此，对于刚好驱车经过的奥兰多来说，它却显得无比稳固，仿佛将永远存在下去似的。她缩回马车的角落里，觉得无论是狂风、暴雨、烈日还是巨雷，都没法摧毁那直立在地面上的俗艳之物。它的鼻子会斑驳，喇叭会生锈，但那堆东西本身不会灭亡，会千秋万代地向四面八方指手画脚，耀武扬威。马车沿着宪法山路继续前行时，她又回头看了一眼。是的，它还在那儿，当然，还在——她从男装裤的表袋里拉出怀表——在正午十二点的阳光下，肆无忌惮地招摇着。再没有什么东西能比它更庸俗，更无想象力，更对晨昏变化无动于衷了，然而，它似乎经过精心谋划、企图永存下去。她决定不再看那东西一眼。她开始觉得，体内的血液流动得越来越迟滞。然而更为奇特的是，当她经过白金汉宫时，脸上骤然泛起一片鲜艳、罕见的红晕，而且，似乎有种无法抗拒的力量迫使她低下头去，看向自己的膝盖。骤然发现自己正穿着黑色马裤，她不禁大惊失色，一路脸红在乡间宅邸。鉴于四匹马小跑三十英里需要颇长一段时间，我们希望奥兰多久久未消的脸红会被人看作娴淑贞静的明证。
她回到家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遵照此时本性中最迫切的需求，从床上抓起一条织锦被，把整个身体紧紧裹在里面。她向巴瑟罗缪寡妇（她接替了老格里姆斯迪奇女管家的位置）解释说这是因为她觉得有点冷。
“这年头谁不冷啊，我的小姐，”寡妇深深地叹了口气，语气中透露出一股奇怪而阴郁的满足感，“墙潮得都渗水了。”的确，她只要把手在橡木板墙上按一会，就会留下清晰的指印。常春藤肆无忌惮地蔓延，许多窗子都被它封死了。厨房里黑乎乎的，几乎看不清哪个是水壶，哪个是筛子。一只倒霉的黑猫被当成煤块铲到了火塘里。虽然才八月，但大多数女仆都已穿上了三四条红色法兰绒衬裙。
“小姐，”那好女人将双臂抱在挂着金十字架的胸前说道，“女王，上帝保佑她，的确穿着你说的那个，什么——”她踌躇着，脸红了。
“裙撑。”奥兰多替她说出口（因为这个词儿已经传到了布莱克法亚）。巴瑟罗缪太太点点头。眼泪顺着她的双颊流下。但她一边擦眼泪，一边却微笑着，因为流泪令人愉快。难道她们不都是柔弱的女人？穿裙撑就是为了掩饰这个事实，这巨大的，唯一的，同时也是不幸的事实；每个谦卑的女人都竭力否认，直到无可否认：她怀孕了，要生孩子了——其实，是生十五或二十个孩子——因此，一个谦卑女人的大部分生命都要花在徒劳的否认上，而每年中至少有一天会让她所有的掩饰都无所遁形。
“松饼热着呢，”巴瑟罗缪太太抹着眼泪说，“在书房里。”
于是奥兰多裹着织锦被单坐了下来，面前放着一碟松饼。
“松饼热着呢，在书房里。”——奥兰多一边喝茶，一边模仿巴瑟罗缪太太那矫揉造作的伦敦东区口音，从牙缝中挤出这句可怕的话来。噢，不！她讨厌这种寡淡的液体。她还记得，当年，伊丽莎白女王正是在这个房间里，双腿叉开站在壁炉旁，手里拿着一只啤酒壶。伯恩雷勋爵笨口拙舌，说话时没用虚拟语气，而是直接用了祈使句，气得女王狠狠把酒壶砸向桌子。“蠢货，蠢货，”——她的语气让奥兰多记忆犹新——“怎敢对君王使用‘必须’这个字眼！”酒壶重重落在桌面上，现在还有痕迹。
奥兰多跳起来——一想到那位伟大的女王，她就不由自主地这样做——却被被单绊了一下，跌回到扶手椅里。她不禁咒骂了起来。明天她就得去买二十码，或者更多黑色的斜纹棉布，做一条裙子。然后（想到这里她脸红了），她还需要一个裙撑，再然后（她的脸更红了）是婴儿摇篮，再然后是另一个裙撑，等等，等等……谦卑和羞耻，配合精妙地交错登场，让她的脸一会儿红，一会儿白。人们似乎可以看到时代精神，时热时冷地拂过她的脸颊，而如果时代精神在她脸上有点不均匀，或者她在为嫁人脸红之前却先为穿裙撑脸红，那一定是因为她身份暧昧（她的性别现在也还没定论）而且之前一直过着不检点的生活。
她的脸色终于恢复了正常，看来时代精神——如果真的是它在作怪的话——暂时偃旗息鼓，不声不响了。这时，奥兰多伸手到怀里摸索，似乎在找一个饰品盒，或是某段旧爱的信物，但她拿出来的并不是这类东西，而是一卷纸，上面满是海水、鲜血和旅途风尘的污迹——原来是她的诗作《橡树》的手稿。这些年来，她始终把这卷手稿揣在怀里，经历了千难万险，如今，这卷手稿有些页污迹斑斑，有些页残缺不全，此外，由于和吉卜赛人住在一起时，她无法得到纸张，只得在原有纸页的边边角角写满字，写得行与行之间密不透风，以至于整份手稿看上去就像一块针脚细密、补了又补的破布似的。她翻开第一页，只见上面用稚嫩的男孩字体写着日期：“1586年”。不知不觉间，她写这首诗已经快三百年了。该是结束的时候了。于是，她翻开手稿，给笔醮上墨水，读了起来，她一会儿字字细看，一会快速浏览……她边读边想，这么多年来，她竟然几乎没什么变化。她曾是个忧郁少年，迷恋死亡，恰如少年；后来，她变得多情而轻佻；而后，她又变得洒脱而愤世嫉俗；时而尝试散文，时而热衷戏剧。然而，她对自己说，尽管经历了这一切，她的本质却丝毫没有改变：依然内向而热爱沉思，热爱自然和动物，热爱乡村和四时之变。
“一切之后，”她边想，边站起身走到窗前，“依然如故。房子和花园，一如往昔，丝毫未变。椅子没有移动过，摆设没有变卖过。还是从前的小径，从前的草坪，从前的树木和池塘，我敢说，就连池里的鲤鱼也和从前一样。没错，王位上坐着的是维多利亚女王而非伊丽莎白女王，但那又有什么不同……”
还没等这个想法成形，房门就突然被推开了，仿佛是要驳斥她的想法似的。男管家巴斯科特走了进来，身后跟着女管家巴瑟罗缪太太。他们是来收拾茶具的。奥兰多刚醮了墨水，想要把刚才关于万物恒常不变的想法写下来，不料笔尖周围漫开了一块墨渍。她只得懊恼地停了下来。羽毛笔一定出毛病了，可能开叉或脏了，她想。她又醮了醮墨水。没想到那块墨渍散得更开了。她试图重拾被打断的思绪，却一无所获。于是，她开始设法修饰那块墨渍，给它画上翅膀和胡须，直到它看上去像个圆脑袋的怪物，形态介于蝙蝠和树袋熊之间。但继续写诗是不可能的了，因为巴斯科特和巴瑟罗缪还没走。但令她惊异万分的是，她刚说完“不可能”，她的笔就开始在纸上旋转飞舞，流畅地写了起来。纸面上出现了优雅无比的意大利斜体字，但内容却前所未有地空洞乏味：：
我自知只是无足轻重的一环
在疲惫的生活链条之间，
但我也曾口吐神圣之言，
哦，不会说得徒劳枉然！
有美一人，她的泪水，
在月光之下默默闪烁，
泪光里思念远方的爱人，
喃喃细语——
她笔走龙蛇，完全顾不得巴瑟罗缪和巴斯科特在屋子里一边笼火和收拾松饼，一边低声咕哝着抱怨。
她又醮了醮墨水，继续往下写：
伊人憔悴损，双颊上那朵
柔嫩康乃馨般的红晕，曾如黄昏
垂挂天边，闪耀出玫瑰色的光彩，
但如今苍白失色，只偶尔现出
燃烧的红晕，有如火把掠过坟墓——
但是，写到这里，她突然把墨水泼在纸上，湮没字迹，希望它们再也不会给任何人看到。她浑身颤抖，心乱如麻。再也没有比这样被灵感漫无边际地牵着鼻子走写下长篇大论更可憎的事情了！她究竟怎么了？什么原因，是潮湿，还是巴瑟罗缪，或巴斯科特？她追问道，但房间里空空荡荡，无人回答，只听见窗外雨打常春藤的滴答声。
与此同时，她站在窗边，突然感到全身一阵刺痛和颤抖，仿佛体内绷紧了上千根弦，而此时正被清风或手指随意弹奏拨弄着。刺痛时隐时现，捉摸不定，时而出现在脚趾，时而出现在骨髓。大腿骨周围传来一种怪异无比的感觉。头发好像一根根竖了起来。手臂好像二十年后才被发明的电报线一样蹦蹦作响。但所有这些烦乱之感，最后似乎都集中到了她的两只手上。很快，它们集中到了其中一只手上，接着转移到了那只手的一根手指上。最后，它们围绕着她的左手中指骤然收紧，只在窄窄一圈的范围之内引起剧烈的颤栗。她抬起手，想看看究竟是什么引发了这颤栗，但她什么也没有看见——除了孤零零地戴在手上的那枚伊丽莎白女王赐给她的大绿宝石戒指。这还不够么？她问自己。那宝石水色纯正，至少值一万英镑。颤栗还在继续，仿佛在用一种最为奇特的方式回答她说（务必记住，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人类灵魂最隐秘的一些表现），不够，不够！而后，它又带着几分责备的语气，进一步质问：这意味着什么，这遗漏，这不可理喻的疏忽？直问得可怜的奥兰多对左手中指感到莫名其妙地羞愧难当。恰好此时，巴瑟罗缪进来问她晚餐时准备穿哪件衣服。敏感多了的奥兰多立刻向她的左手看去，结果发现了一件自己从未注意过的东西——无名指上一个粗大的哑黄色戒指。而她自己的无名指上却什么也没有。
“让我看看你的戒指，巴瑟罗缪。”她说着，伸手就要去拿那戒指。
巴瑟罗缪太太大吃一惊，仿佛有流氓向她当胸袭来似地后退两步，然后握紧拳头猛然挥出，姿势极尽庄重严肃。“不行，”她断然答道，小姐想看尽管看，但要让她摘下结婚戒指却万万不能，即使是大主教、教皇或是当今的维多利亚女王，也休想强迫她那样做。二十五年零六个月又三周前她的托马斯亲手给她戴上这戒指；从那之后，她戴它睡觉，戴它劳作，戴它洗澡，戴它上教堂祈祷，还准备戴它到坟墓里去。因为激动，她说得磕磕绊绊语无伦次，可奥兰多还是明白了她的意思：就是凭了这戒指的光辉，她才能在天使间有一席之地，而戒指哪怕有一秒钟从她手上失落，这光辉都要减损。
“主呀，救救我们，”奥兰多站在窗前，看着窗外戏耍的鸽子，慨叹道，“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世界啊？真的，这是个什么世界啊？”世界的复杂，让她惊诧不已。她如今似乎觉得，全世界都被套在一个金戒指里。她进屋吃饭，结婚戒指数不胜数。她去教堂，结婚戒指触目皆是。她驾车出行，结婚戒指在所见的每一只手上暗暗发光，金的、黄铜仿金的、粗的、细的、普通的、光滑的……珠宝店里满目皆是戒指，它们不像奥兰多收藏的那些戒指一样雕花带钻，而只是一个个简单的圆环，上面没镶任何宝石。与此同时，她开始注意到城里人的一种新风尚。过去，人们经常会见到小伙子和姑娘躲在山楂树丛里卿卿我我。奥兰多曾多次路过时，甩马鞭吓他们一跳，然后大笑着走开。现在，一切都变了。情侣们如胶似漆地黏在一起，跌跌撞撞地走在马路中央。女人的右手一律挽着男人的左手。两人十指紧扣，往往直到马鼻子撞到跟前，他们才会慢慢地、笨拙地移向路旁，但即便如此，也还是黏在一起。
奥兰多只能假定她对人类有了新发现。他们不知怎地被一对对地粘了起来，至于是谁这样做，从什么时候开始，她就一无所知了。似乎并不是大自然，因为她观察了鸽子、兔子和猎麋犬，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至少自伊丽莎白时代以来，它一直如此。兽类中并未发生这种黏在一起的现象。那会不会是维多利亚女王，或墨尔本勋爵[54]？是不是他们首先发现了伟大的婚姻？可是，据说女王喜欢狗，她想道，而墨尔本勋爵喜欢女人。这很奇怪——很不雅观，事实上，这种身体上的亲密无间，有某种与她对体面和卫生的观念甚不相符的东西。然而伴随着这些思考的，是她手指的持续刺痛和颤栗。它们让她几乎无法理清思绪。各种念头纷至沓来，像女仆的白日梦般脉脉含情，秋波频送。这些念头让她脸红。除了去买一个那种难看的戒指，然后像别人一样戴上之外，似乎别无他法。她真的去买了一个。她躲在窗帘的暗处，偷偷地把它戴在手指上，心中满是羞辱。但刺痛感依然没有消失，反而灼烧得更剧烈，更难耐了。那天晚上，彻夜未眠。第二天早上，她提笔写作的时候，不是脑子一片空白，任羽毛笔在纸上滴下一滩又一摊泪水般的污渍，就是比这更糟，笔尖飞动，不由自主地写下一行行有关夭折和腐朽的华丽词句。奥兰多的例子或许能证明，我们不仅仅是用手，而是用全身来写作：控制她手中羽毛笔的神经，和她身体里的每一根纤维绕在一起，钻心裂肺。虽然她的麻烦似乎仅仅在左手，但她却觉得自己的整个身体都在被毒药侵蚀着，最终只得被迫铤而走险，以求解救之道，那就是彻底屈服于时代精神，为自己找一位丈夫。
显然，这样做有悖她的天性。当年，大公的马车辘辘远去的时候，她脱口喊出的是“生活和爱人！”而不是“生活和丈夫！”正是为了追寻这一目标，她才进了城，来到了前面一章所描绘的那个世界。然而，时代精神是不可违拗的，它痛击每一个试图违背它的人，放过每一个顺从它的人。奥兰多的天性倾向于伊丽莎白时代、复辟时代和十八世纪的精神，因此几乎觉察不到一个又一个时代的变换。但是，十九世纪的精神气质与她简直格格不入。她被这个时代击败了，尝到了前所未有的失败滋味。或许人的精神自有其归属，有的人为这一时代而生，有的人为那一时代而生。然而，奥兰多既然已经是一个三十一二岁的成年女人，性格就已大体定型，容不得强扭了。
她哀愁地站在起居室（以前的书房，巴瑟罗缪把它布置得基督教味浓重）的窗前。她已经妥协地穿上了裙撑，被它的重量坠得直不起腰来。她从没穿过这么笨重、单调且碍手碍脚的衣服。她再也不能和爱犬一起阔步走过花园，再也不能轻快地跑上高地，扑倒在那大橡树下了。裙裾总是沾上湿漉漉的树叶和稻草。饰有羽毛的帽子被微风一吹就有掉落的危险。薄缎鞋特别容易浸湿，并沾上厚厚的泥巴。她的肌肉也不像原来那么灵活柔韧了。她慢慢变得神经质，总是担心墙板后会不会藏着强盗，而且生平头一次害怕走廊里有鬼魂出没。所有这些，都一步步迫使她同意那个来自维多利亚女王，或是其他什么人的新发现，即无论男女，人人都要有一个命中注定的终生伴侣，两人相互倚靠，彼此支撑，至死不渝。她觉得，如果有人可以依靠，可以让她坐下来，躺下去，永远，永远，永远不需要起来，也不失为一种慰藉。时代精神就这样改变着她。她过去那么骄傲，现在却一点点滑下去，陷进了一片陌生的感情泥沼。那肆无忌惮、令人困惑的刺痛和震颤感忽而变成了美妙的旋律，直到听上去似乎是天使在用洁白的手指弹奏竖琴，使她全身都沉浸在无与伦比的和谐之中。
但谁会是她的依靠呢？她向萧瑟的秋风问道。虽然已经到了十月份，但天气依旧潮湿不减。不会是大公，因为他已经娶了一位贵族小姐，在罗马尼亚猎兔好多年了；不会是M先生，因为他皈依了天主教；也不会是C侯爵，因为他正在博坦尼湾[55]缝麻袋；更不会是O勋爵，因为他早已葬身鱼腹。总之，她的所有老相好都以某种方式离她而去了，而德鲁伊巷的奈尔和基蒂们，虽然颇得她的欢心，但都不是依靠的好对象。
“可堪托付的人啊，你在哪里？”奥兰多跪坐在窗台上，双手交握，凝望流云，一副楚楚可怜的柔弱女子的模样。就像她的笔端不由自主地流泻出那些词句一样，此刻她说出的话和手做的动作都并非出自她的本心，而是时代精神作祟。不过，无论怎样，反正没有人来回答这个问题。乌鸦在秋日的紫色云彩中上下翻飞。雨终于停了，天上现出绚丽的虹彩。她心中一动，决定戴上缀有羽毛的帽子，穿上系带缎鞋，晚饭前出去散散步。
“一切都成双成对，除了我，”她一边想，一边闷闷不乐地穿过庭院。乌鸦，甚至在庭院里的她的爱犬卡努特和皮平，当天黄昏似乎都有个伴儿——尽管只是露水情缘。“而我，这一切的女主人，却是无依无傍，孑然一身。”经过前厅时，她瞥了几眼墙上那数不清的彩绘玻璃窗。
此前，她从未被这类想法烦扰过，但现在，它们却压得她直不起腰来。她没有一把推开大门，而是用戴了手套的手轻叩，让守门人来给她开门。必须得依靠个什么人才行，她想，哪怕只是一个守门人；她几乎想要留下来帮他在热炭上烤肉排，但又不好意思开口。于是，她孤身一人漫步到庭园。一开始，她有点犹豫，害怕被偷猎者或猎场看守，甚至是杂役看了笑话，奇怪这位贵妇怎么会独自一人四处行走。
每走一步，她都要提心吊胆地四处张望一会儿，唯恐有男人躲在荆豆丛后，或有野牛低着头伸着角向她冲来。然而，除了在空中翻飞的乌鸦，她什么也没看见。一根铁青色的羽毛从鸦群中落下，掉在了石楠花丛中。奥兰多喜爱野禽的翎毛，她还是个男孩的时候就常常收集。她拾起那根羽毛，插到帽子上。此时，一阵清风拂过，让她为之一振，多少恢复了些精神。乌鸦在她头顶盘旋飞舞，又飘落下来了一些羽毛，一根接着一根，在微微发紫的空气中熠熠生辉。她追逐着它们，越过沼泽，爬上小山，长长的斗篷拖在身后。她已经很多年没走过这么多路了。她从草地上拾起了六根翎毛，把它们夹在手指间，贴在嘴唇上，感受它们丝滑的质感。就在这时，一泓闪烁着神秘银光的池水出现在了她的眼前，恰似贝德维尔爵士[56]投下亚瑟王宝剑的那个湖。与此同时，她看见，一根羽毛飘飘摇摇，正好落入了那池水中央。一股奇异的狂喜攫住了她。那一刻，她仿佛陷入了一个迷梦，以为自己追随着这些鸟儿来到了世界的尽头。她正想扑倒在草地上，畅饮忘川之水，没想到却被鸦群沙哑的笑声给惊醒了。她加快脚步，小跑了起来，不料被石楠坚硬的树根绊倒了。她脚踝扭伤了，爬不起来，只得躺在原地，然而，她满怀惬意。香杨梅和绣线菊芳香扑鼻。“我找到自己的伴侣了，”她喃喃自语，“就是沼泽，就是荒野。我是大自然的新娘。”她轻声地说，喜不自胜，裹着斗篷躺在池边，转身拥抱冰冷的野草。“我要一直躺在这里。（一片羽毛落在她的眉间。）我找到了一桂冠，碧绿胜于海湾，我的前额将永远清凉。这些野禽的翎毛——猫头鹰的，夜莺的……我要做荒蛮狂野的梦，手指再无需结婚戒指，”她边说边把戒指从手指上摘下来，“草根将环绕它们。啊！”她长长地舒了口气，惬意地枕在柔软的野草间，“我曾多年寻觅幸福，没有结果；寻觅声名，却与之擦肩而过；寻觅爱情，却不知爱情为何物；对生活孜孜以求——但，也许死了才最好。我曾遇到过那么多男男女女，但却从未真正了解过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如果能安息此处，只与天地为伴，岂不更妙——就像很多年前吉卜赛人告诉我的那样，那是在土耳其。”她望向天空，只见云彩变幻，金光闪闪，转瞬之间，其中出现了一条小路，上面有一行骆驼，正在穿过乱石嶙峋、红尘飞舞的戈壁。驼群过后，群山耸立，陡峭巍峨。她想象自己听到了山羊脖子上的铃铛声，看见了漫山遍野的鸢尾和龙胆草。天空不停地变幻着。她的视线慢慢下移，直至看到被雨水浸润过而显得格外黑的泥土，看到沿着海岸蜿蜒起伏的那一大片南方丘陵。陆地的尽头便是大海，不时有船只来往经过。她仿佛听见了海上传来的军舰炮声；一开始，她想，“是无敌舰队，”但转念一想，又觉得，“不，是纳尔逊[57]，”后来，她才想起那些战争早就结束了，来往的不过是些忙碌的商船，而弯弯曲曲的河面上漂浮着的是扬帆的游船。她还看见，黑色的原野上散布着牛羊，农舍星星点点地亮起了灯光；牧群中也有灯光在飘移，那是牧人们在巡夜。不久，灯火归于静寂，繁星升起，布满夜空。她脸上盖着湿润的羽毛，耳朵贴着大地。就在半梦半醒之际，她突然听到大地深处有锤子敲击铁砧的声音，抑或是心跳的声音？咚……咚……咚……那地心传来的敲击或心跳声有节奏地响着，最后渐渐变成了马蹄声。一、二、三、四，她数着数着，期间，还听见那马被绊了一下。随后，马蹄声越来越近，她可以听见小树枝被折断的咔嚓声和马蹄陷入沼泽的吧唧声。那马差点踩到了她。她坐了起来。清晨朦胧的天光依稀映衬出一个高大的黑影——马背上是一个男人，被惊动了的凤头麦鸡在他四周扑扇着翅膀，飞上飞下。他吓了一跳，勒住马。
“夫人，”那男人惊叫一声，跳下马来，“你受伤了！”
“我死了，先生！”她答道。
几分钟后，他们订了婚。
翌日清晨，他们一起坐下来吃早餐的时候，他告诉了她自己的名字。他叫马默多克·邦斯洛普·谢尔默丁，是位绅士。
“我就知道！”她说，因为他身上有种浪漫、侠义、激情、忧郁而又坚定的气质，与这个狂放、仿佛深色翎毛般的名字很相配——这名字让她联想到乌鸦闪着铁青色光泽的翅膀、沙哑的笑声、翎毛蛇一般扭动着落入银色池塘时的姿态以及其他千万种意象，一时间难以尽数。
“我叫奥兰多。”她说。他也早就猜到了。因为，他解释道，如果你看到一艘洒满阳光的船，风帆张满，从南太平洋昂然驶来，穿过地中海，你就会马上脱口而出：“那是奥兰多。”
事实上，尽管只相识了这么短的时间，但他们却像所有恋人一样，在不到两秒钟里，就彻底了解了彼此，接下来只需补充一些无关紧要的细节，比如双方姓甚名谁，家住哪里，是一贫如洗还是富可敌国，等等。他告诉她说，他在赫布里斯群岛有座城堡，但早已破败，宴会厅成了塘鹅饱餐的地方。他曾经是军人和水手，也去过东方游历，眼下正在去福尔茅斯的路上，要与他的双桅帆船会合。但眼下风停了，只有再次刮起西南风的时候，他才能再次出海。奥兰多急忙看看窗外风向标上的镀金豹。谢天谢地，豹尾一动不动地指向正东。“哦，谢尔，不要离开我！”她喊道，“我疯狂地爱上了你！”话音未落，两人心中就同时涌起了一阵可怕的疑虑。
“你是女人，谢尔！”她惊叫。
“你是男人，奥兰多！”他也叫了起来。
接下来是一场开天辟地以来从未有过的激烈责难和辩白。这一切结束后，他们再次坐下来，她问他，这西南风是怎么回事？他究竟要去往何方？
“合恩角[58]。”他简短地说，脸红了。（因为男人也像女人一样脸红，只是脸红的原因大不相同罢了。）她只有凭借不断的追问，再加上追问，才猜出了事情的真相：他的一生都是在最为孤注一掷、惊心动魄的冒险中度过的，即顶风绕合恩角航行。船桅折断，船帆被撕成碎片（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迫使他承认这些）。有几次，船沉没了，他是唯一的幸存者，被困在一个小筏子上靠吃饼干活命。
“现在，男人们恐怕只有这点事可做了。”他一边羞怯地说，一边勺了一大勺草莓酱吃。她眼前出现了这么一幅景象：桅杆折断了，星空在头顶上着了魔似地旋转，而眼前这个男孩（他真的只是个男孩而已）一边吸吮他最爱的薄荷糖，一边大喊大叫，命令船员们切断这个，扔掉那个。想着想着，她的眼里不禁噙满了泪水。她知道，这是甜蜜之类，比她之前流过的所有泪水都珍贵。“我是个女人，”她想道，“我终于是个真正的女人了。”她从心底里感谢邦斯洛普带给她这少有的，出乎意料的愉悦。要不是左脚还有伤，她会坐到他的膝盖上去的。
“谢尔，亲爱的，”她再次开口，“告诉我……”，就这样，他们一谈谈了两个多小时，话题可能关于合恩角，也可能不是。写下他们谈话的内容，一点意义也没有，因为他们对彼此的一切都深谙在心，以至于说什么都无所谓，即使谈那些平庸琐碎的话题，比如怎样煎蛋饼，或伦敦哪里卖的靴子最好也没有关系，这些话一旦脱离了语境就显得索然无味，然而当时当地从他们两个口中说出来时，却蕴藏着惊人的美。因为根据自然那智慧的法则，现代精神几乎可以脱离语言而存在。既然一切表达都不得体，那么最普通的表达就是最得体的。所以，那些最普通的对话往往也是最诗意的，而其中诗意的部分恰恰难以用语言来形容。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在这里留下一个巨大的空白，而同时又必须假定这空白中有着无以名状的丰富内涵。
他们又继续这样畅谈了几天。
“奥兰多，最亲爱的，”谢尔刚开了个头，就听到外面一阵喧哗，男管家巴斯科特进来报告说，楼下来了两位警察，呈送女王的裁决。
“带他们上来。”谢尔默丁干脆地命令道，就像在他自己的甲板上一样。他本能地背剪双手，站在火炉前。两个身穿绿色制服、腰挂警棍的警察走了进来，立正站定。行过礼后，他们递给奥兰多一份法律文件，从上面的一大堆封蜡、缎带、宣誓以及签名来看，这文件绝对无比重要。
奥兰多粗略扫了一遍，然后用右手食指指着那几条最关键的决议，读了出来。
“案子有结果了，”她说，“有些对我有利，比方说……有些则不。在土耳其的婚姻被宣布无效（当时我是驻君士坦丁堡大使，谢尔），孩子为私生子（他们说我和一个叫佩皮塔的西班牙舞女生了三个孩子），也就是说他们不能继承遗产，不错……还有性别，我是什么性别呢？”她换了一副更为庄重的语气，“我的性别被毫无争议，无可置疑地判定为（我刚才跟你说什么来着，谢尔？）女性。现在永久性归还所有财产，限为我所生的男性后嗣继承，或在未婚的情况下……”她被一长串法律术语搞得不耐烦了，说道，“不会有未婚的情况，也不会有无继承人的情况，所以后面可以不看了。”说罢，她提起笔，在帕摩尔森勋爵的签名下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并从这一刻起再次成为她所有头衔、房产和财产的主人。但由于打官司花费了很多钱，因此，她的财产早已所剩无几，虽然仍然身为贵族，但也已经家道中落了。
裁决的结果被广而告之后（流言的速度远快于电报），全城都洋溢着节日的气氛。
（人们套上各式四轮马车，但却并不载人，而只是为了在大街上来回奔跑。名为“公牛”和“雄鹿”的酒馆里演讲不断，热闹异常。全城灯火通明。金匣子严严实实地封在玻璃柜里。硬币规规矩矩压在石头下面；医院建立了起来，“老鼠和麻雀”俱乐部也应运而生。人们在市场上成打成打地焚烧各种土耳其女人和一些土里土气的小伙子的纸像，他们的嘴里挂着纸条，上面写着“我是卑鄙的王位觊觎者”。不久，女王米黄色的小马沿着林荫道一路跑来，召奥兰多当晚去城堡赴宴并留宿。她的桌子上再次堆满了雪片般飞来的邀请函，R伯爵夫人、Q小姐、帕摩尔森夫人、P侯爵夫人、W. E. 格拉斯通太太……纷纷恳请她到访，并提醒她，她们家族累世通好。）——凡此种种，之所以被放在一个括号里，是因为这些对于奥兰多来说，都是过眼烟云，在她的生活里无足轻重。她略过这些，继续生活。篝火在市场上熊熊燃的时候时，她和谢尔默丁独自待在幽暗的森林里。天气和煦，头上的树枝一动不动。偶尔会有一两片金红相间的树叶悠然飘下，在空中飘荡半个小时后，才意兴阑珊地落在奥兰多的脚旁。
“给我讲讲，马尔，”她说（这里必须解释一下，如果她用他名字的首个音节称呼他，就说明她正处在一种恍惚迷离、含情脉脉、无可无不可的状态，亲密而有点慵懒，像香木在燃烧；而此时正值傍晚，却还没到为晚宴更衣的时候，可能会下一点点雨，足够让树叶青翠得闪闪发光，却不妨碍杜鹃花丛一只夜莺在啼啭，远处农场上传来两三声犬吠——这一切，我们都应该从她的声音中想象到）——“马尔，给我讲讲合恩角。”于是，谢尔默丁用树枝、枯叶和一两个空蜗牛壳在地上摆出一个小模型出来。
“假定这是北，”他说，“这是南。风大概从这里吹来。双桅帆船正向西行驶，我们刚放下后桅顶帆——你看，就在这里，长了点草的地方，船进入了洋流之中，地图上有标出来的——我的地图和指南针哪里去了？啊，谢谢，这样就行了，蜗牛壳那里就行。洋流正打在右舷上，于是我们必须扭转第二斜桅上的三角帆，要不船就要朝左舷倾斜，就是榉树叶那里，你要明白，亲爱的——”她就这样一直说，而她则字字都认真地听着，并对它们的意思心领神会——也就是说，不用他告诉她，她就能看到海浪上闪烁的微光，侧板上叮当作响的冰凌，就知道他如何在狂风中爬到桅杆顶上，在那里沉思人类的命运，又如何下来喝一杯威士忌兑苏打水，然后上岸，被一个黑女人迷住，后来幡然醒悟，设法摆脱；读帕斯卡尔，决定写哲学著作；买了一只猴子；为生命的意义所在而参与辩论；决定去挑战合恩角，等等，等等。从他的叙述中，她一下子就知道了全部这些，以及无数其他事情，当他讲到自己吃完了最后的饼干时，她回答道，是啊，黑女人很会勾引人，对不对？他又惊又喜地发现，自己话里说出和没说出的一切她都能懂。
“你确定自己不是个男人么？”他急切地问道，而她则回声似地反问：
“你竟然不是个女人，这可能吗？”然后他们必须立即验证一下。因为两个人都为彼此的默契来得如此之快感到惊讶，对于两人来说，这是一个启示：原来一个女人也可以像男人一样宽容，言语无拘无束；而一个男人也可以像女人一样奇异而敏感，言外之意无穷，对此，他们也需要立即加以验证。
于是，他们就这样继续谈下去，或者说是继续领悟下去，领悟在这个时代已经成了语言艺术中最重要的一种，因为与要表达的意思相比，词语正变得越来越少，以至于我们在第十遍读贝克莱主教[59]的哲学之后，需要用“饼干吃完了”来表达与黑女人在暗处接吻。（由此可见，只有最深刻的语言大师才能讲出真理，而如果我们遇到一个只用单音节词的写作者，则可以毫无疑问地断定，那个倒霉蛋一定在说谎。）
他们说啊，说啊，直到奥兰多脚面覆上了厚厚一层金红相间的落叶。她站起身来，独自走到树林深处，留下邦斯洛普独自坐在蜗牛壳中间，摆弄他的合恩角模型。“邦斯洛普，”她说，“我走了。”当她用他名字中间的“邦斯洛普”来称呼他时，则表明，这时她正处在一种孤独的心境里，觉得两人像茫茫瀚海中的沙粒般微不足道，她只想独自一人面对死亡，因为每天都有人在死去，死在晚餐桌旁，或者像这样，死在户外秋天的树林里。此刻，市场上的篝火正旺，帕摩尔森夫人或德比小姐邀请她每晚出去赴宴，而她却热切地渴望死亡：当她开口说“邦斯洛普”时，她其实是在说，“我死了。”她像个鬼魂一样穿过幽灵般苍白的毛榉树林，深陷于孤独之中，仿佛外界的最后一点声音和运动都已然停止，她可以无拘无束地去任何地方——这一切，读者都应该从她的声音中听出来，而且为了更好地阐释这四个字，还要补充的是，对她来说，“邦斯洛普”同时也神秘地代表了分离、孤立以及在深不可测的大海里，在他双桅帆船的甲板上游魂般地踱来踱去。
经过几小时死一般的寂静后，突然有只松鸦尖叫了一声“谢尔默丁！”她弯腰拾起一朵番红花——对某些人来说，这也代表着同一个词——将它与从空中翻滚飘落的松鸦的蓝色羽毛一起，放在自己的胸前，高呼：“谢尔默丁！”这声音在树林里四处飘荡，最后传到仍坐在草地上摆弄蜗牛壳搭模型的他的耳中。他看到、也听到她向自己跑来，胸口插着番红花和松鸦羽毛，于是喊了一声“奥兰多”，这首先意味着（别忘了，当蓝色和黄色这样的明亮色彩在我们眼前混杂交错时，会对我们的思维产生影响）蕨丛的起伏摇摆，仿佛什么东西正要挣脱而出；结果出现了一条张满了帆的船，好像已经整整航行了一个夏天，此时正摇晃着，颠簸着，高贵、散漫而梦幻地向你驶来，忽而爬上浪尖，忽而跌下波谷……就这样突然来到你面前（你正在一条蛤壳大小的小船上，仰视着她），所有船帆都在风中轻摇着，然后瞬间齐齐落了下来，堆在甲板上——同时，奥兰多倒在了他身边的草地上。
八九天就这样过去了，然而到了第十天，也就是10月26日，奥兰多躺在蕨丛里，身边的谢尔默丁正在吟诵雪莱的诗（他会背雪莱的全部作品）。突然，一片正从枝头飘摇落下的树叶突然飞快地掠过奥兰多脚边。接着飞来第二片，第三片……奥兰多打了个哆嗦，面色发白。起风了。谢尔默丁——不过这时候叫他邦斯洛普更为合适——一跃而起。
“起风了！”他喊道。
他们一起奔跑，穿过树林。狂风把树叶拍在他们身上。他们飞快地跑过大厅，然后穿过许多小院，吓得仆人们扔下手中的拖把和汤锅，也跟着他们一起奔跑，来到小礼拜堂。仆人们匆匆点燃零散的灯光，有人被板凳绊了一跤，有人不小心吹灭了蜡烛。铃声大作，召唤众人前来。终于，杜普先生来了。他一只手抓着自己白领带的尾巴，一边问祈祷书在哪里。人们把玛丽女王的祈祷书塞到他手里，他急忙摸索翻找着，说，“马默多克·邦斯洛普·谢尔默丁，奥兰多小姐，跪下。”于是，他们跪下，灯光和阴影交替着映在彩绘玻璃窗上，忽明忽暗。在一片开门关门和好像敲打铜锅的声音中，管风琴响了起来，低沉地轰鸣着，时重时轻。年事已高的杜普先生提高嗓门，想盖过这一片喧闹，却没人能听清他在说什么。四周寂静了片刻，一个类似于“死亡的魔爪”的词突然清晰地响起，同时，所有仆人还在不停地涌进来，手持草耙和鞭子，有人高唱，有人祈祷，这里一只鸟儿撞在玻璃窗上，那里一声惊雷响起，因此谁也没听到“服从”这个词，只见一道金光闪过，戒指就戴到了双方的手上。四周一片嘈杂混乱。他们站起身，管风琴仍在轰鸣着，窗外雷鸣电闪，风雨大作。奥兰多夫人手戴戒指，身穿薄裙走到庭院里。她抓住摇摆的马镫，因为马已带好嚼子配好鞍，腰上热汗未消，只等她丈夫翻身上马，就一跃而起，奔向前方。奥兰多站在原地，高声喊道，“马默多克·邦斯洛普·谢尔默丁！”他答道：“奥兰多！”这几个字好似一群野鹰在钟塔间盘旋冲撞，越飞越高，越飞越远，直到一头撞在钟塔尖上，纷纷碎落坠地；她回到屋里。
[53] 爱奥尼亚海（Ionian Sea），地中海中部的一个海域，北接亚得里亚海，西接意大利的卡拉布里亚（Calabria）与西西里（Sicily），东接阿尔巴尼亚以及许多的希腊岛屿。（译注）
[54] 墨尔本勋爵，英国的政治家。他在维多利亚早期的政治上发挥了导师般的作用。（译注）
[55] 博坦尼湾（Botany Bay）,英国进入澳大利亚时最初登陆的地点,在悉尼以南。后来被英政府作为犯人流放地。（译注）
[56] 贝德维尔爵士，是英国亚瑟王传说中的一个人物，是亚瑟王最忠诚的支持者之一。他在亚瑟王身受致命重伤后，受命将王者神剑掷回湖中。（译注）
[57] 纳尔逊（Viscount Nelson，1758－1805），英国18世纪末及19世纪初的著名海军将领。（译注）
[58] 合恩角（Cape Horn），智利南部合恩岛上的陡峭岬角，位于南美洲最南端，以1616年绕过此角的荷兰航海家斯豪滕(Willem Corneliszoon Schouten)的出生地合恩命名。合恩角洋面波涛汹涌，航行危险。终年强风不断，气候寒冷。（译注）
[59] 贝克莱主教，即乔治·贝克莱（George Berkeley，1685—1753），他是英国近代经验主义哲学家，著有《视觉新论》和《人类知识原理》等。（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