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每周会花三十法郎喝酒，这样便能参与这一带的社交生活。每逢周六，我们会在三雀旅店楼下的小酒馆里，度过其乐融融的夜晚。
小酒馆有十五平方英尺，地板是砖砌的，满满当当挤了二十个人，烟雾缭绕，光线晦暗。小酒馆里的嘈杂声震耳欲聋，因为人们扯着嗓子不是在讲话就是在唱歌。有时候各种乱七八糟的声音混合在一起，有时候所有人会突然开始合唱一首歌，唱的可能是《马赛曲》、《国际歌》、《玛德隆歌》或是《草莓和覆盆子》。有个叫阿萨娅的大个儿乡下姑娘，每天在一家玻璃厂上十四个小时的班，她唱了一首歌，歌里讲什么“他丢了裤子，只会跳查尔斯顿舞”。阿萨娅的朋友玛丽奈特是个又黑又瘦的科西嘉女孩，脾气很犟，她把双膝绑在一起，跳了段肚皮舞。罗吉耶老两口进进出出，到处跟人讨酒喝，还老想给别人讲一个又臭又长的故事，说有人骗过他们一个床架子。R先生面色惨白，坐在角落里一言不发，默默地灌酒。查理完全喝醉了，半是跳舞、半是踉跄地来回晃悠，一只胖手试图端稳一杯劣质苦艾酒，另一只手在女人的胸前占点小便宜，同时嘴里还朗诵着诗歌。人们靠比赛玩飞镖和掷骰子来赌酒喝。曼纽埃尔是个西班牙人，他会拽几个姑娘到酒吧里，在她们的肚子上晃骰子盅，说这样能带来好运。F太太站在吧台里面，快速往锡质漏斗里倒光一瓶又一瓶葡萄酒酒，她手边总有一块湿抹布，因为酒馆里的所有男人都想跟她发生点关系。大个儿瓦工路易的两个私生子也在，俩人坐在角落里分一杯果子露。大家都兴高采烈，坚信这世界是个好地方，我们是一群显要人物。
过了一个多小时，这样的嘈杂声仍丝毫没有减弱。到了大约午夜时分，有人尖叫一声“人民啊！”，接着传来椅子落地的声音。一个金发红脸的工人站起来，砰地一声在桌子上砸了个酒瓶子。大家停止唱歌，纷纷说道：“嘘！弗莱克斯又开始了！”弗莱克斯是个怪人，来自利穆赞，工作是石匠，他老老实实上一个礼拜班，一到周六就把自己灌得酩酊大醉大发酒疯。他丧失了一部分记忆，战前的事情一概不记得，要不是F太太看着他，他早就喝酒喝得小命不保了。一到周六下午五点前后，F太太会找人“拦着弗莱克斯，别让他把工资都败光了”，等他被人拦着了，她就会把他的钱都拿走，留下几个散钱只够他喝一杯好酒。有一个星期没能拦住他，结果他跑到蒙日广场喝了个烂醉，被车撞了，伤得不轻。
“共和国的公民们，这里有法国人吗？如果有的话，我要站出来提醒你们，实际上，我要提醒你们战争年代的光辉岁月。当我们回首往事，回首当年的同志情谊和英雄主义——实际上，回首的就是当年的同志情谊和英雄主义。我们还记得牺牲的英雄，实际上，我们记得牺牲的英雄。共和国的公民们啊，我在凡尔登战役中负过伤——”
那张桌子被抹布擦干净后，F太太又拿来几瓶一升装的酒和几条面包，我们开始正儿八经地喝酒，大家唱歌唱得更起劲了。一个流浪歌手带着班卓琴走进来，五个苏表演一次。一个阿拉伯人和街上另一家小酒馆里的一个姑娘跳了段舞，那男的来回挥舞一个彩绘的木质男性生殖器，大小跟擀面杖差不多。这会儿小酒馆里的喧嚣声时不时会停顿一下，人们开始聊天，聊艳遇，聊战争，聊在塞纳河上钓鲃鱼，聊闹革命的最佳方式，还会讲故事。查理的酒又醒了，截住了人们的话头，就他自己的灵魂问题发表了五分钟的看法。门窗都打开了，给屋子里送进了凉风。街上空空荡荡，能听见远处的送奶车沿着圣米歇尔大道前进的隆隆声。冷风拂过我们的额前，粗制滥造的非洲酒尝起来还是很可口，我们依旧很高兴，但是心里装了心事，再没有兴致叫嚷或搞笑了。
到了凌晨一点钟，我们不再高兴，感到周六晚上的快乐正渐渐溜走，于是急急忙忙继续叫酒喝，可F太太开始往酒里兑水，因而酒的味道变了。男人们脾气越来越差。姑娘们被人粗暴地亲嘴，胸部被人乱掐，于是她们匆匆离开，以免遇上更糟的事情。大个路易，就是那个瓦工，彻底喝醉了，趴在地上汪汪乱叫，以为自己是条狗。别人开始烦他，他一经过就踢他。大家互相抓住胳膊，没完没了地吐露心声，要是发现别人没在听还要发火。人群慢慢散了。曼努埃尔和另一个赌棍到街对面的阿拉伯小酒馆去了，那边可以打牌打到天亮。查理忽然问F太太借了三十法郎就消失了，应该是逛窑子去了。大家干了自己杯里的酒，说了一句“女士们先生们！”，就回房睡觉去了。
一点半的时候，最后一滴欢乐也蒸发了，除了头疼什么也没有留下。我们意识到，自己并不是什么美好世界的美好居民，只是一帮工资少得可怜的工人，一帮肮脏凄惨的醉鬼。我们还在继续灌酒，不过仅仅是出于惯性，酒在嘴里一下子变得令人作呕。脑袋感觉涨得像气球，地板开始摇晃，舌头和嘴唇都给染成了紫色。最后完全没有必要这样继续了。几个人跑到小酒馆的后院里去呕吐。我们爬回各自床上，衣服半脱地栽进被窝，一觉睡上十个小时。
大部分的周六晚上都是这么度过。总的来说，有那么两个小时里，心情开心轻松得不得了，好像后来的头疼也值了。对于住在这一带的很多单身汉来说，既然未来无望，每周跟大家一起喝酒正是值得活下去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