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瑟县法院是露西·威尔逊即将接受审判的地方，她被控谋杀她的丈夫约瑟夫·威尔逊，即约瑟夫·肯特·金鲍尔，纽约金融界巨子及社会知名人士。”
“法院位于特伦顿的南大道靠近市场街的拐角处，一幢饱经风吹雨打的石头建筑。紧挨着的默瑟县监狱在库拍大街上，露西·威尔逊正在里面养精蓄锐准备迎接她一生中最重要的战斗。
“她的哥哥，费城律师威廉·安杰尔，将在星期一面对新泽西州的指控为她进行法庭辩护。默瑟县的谋杀审判通常在民事诉讼庭举行，地点是大楼北端二层的207室。
“这是一个又宽又深的房间，从后面进入。高高的天花板上有两组镶嵌着粗糙玻璃的方格天窗。
“资深法学家艾拉·梅南德大法官的法官席又宽又高，几乎遮住了高高的法官椅。法官席后面的墙上有三个门，最右边的通向陪审团室，最左边的屋子通往罪犯通道，在法官椅后面的是法官休息室。
“法官席右边是证人席，再右边是陪审团席，由三排座椅组成，每排有四把椅子。
“法官席前面一个狭窄的空间是法庭书记员的地方，再前面一片开阔的地，放着两张圆桌，分别是控方和辩方的位置。
“旁听者的座位占据了法庭剩余的空间，中间被走道分成两个部分。每边有十排木制长凳，每排长凳可以坐六七个人，所以法庭能容纳120到140位旁听者。”
埃拉·阿米蒂小姐，《特伦顿时报》的主笔，当然不屑采用这样干巴巴的叙述。为了在6月23日出版的周日刊上写出内容丰富、催人泪下的文章，她一定要切入这件事的中心。
“明天上午，夏时制10点钟，”她写道，“一位散发着青春和活力的美丽女士，就要从库拍街的县监狱通过罪犯通道被带到一间通往法庭的肮脏的小屋。在法庭上，默瑟县将面对一个非常坚强的犯人。
“她将会被带上手铐，站在被告席，就像古代的女奴一样等待出价更高的买主。不过明天她将面对的一方是代表新泽西州的默瑟县检察官保罗·波林杰，另一方是她忠诚的哥哥，来自费城的杰出律师威廉·安杰尔，他将亲自为她辩护。
“和她属于同一阶级的陪审团成员将决定露西·威尔逊是否就是用裁纸刀插入她丈夫心脏的那个女人，或者是另有其人。公众的意见认为陪审团成员必须来自与她相当的阶层，否则审判将得不到公正。
“看来将接受审判的不是露西·威尔逊，而是整个社会。是这个社会让一个有钱、有地位的男人用假名在另一个城市与一位穷人姑娘结婚。在过了她一生中最宝贵的十年后，他决定说出实情，为他隐瞒的错误忏悔——可这一切都来得太晚了。就是社会使这名男子犯下了重婚的错误，一位费城的贫穷的妻子和一位纽约的有钱的太太。这些年来，他平静地往返于两个妻子和两个城市之间，像是一个通勤者。
“不论无辜还是有罪，露西·威尔逊才是真正的受害者，而不是被埋葬在费城公墓的约瑟夫·威尔逊，也不是在1927年的纽约圣安德鲁大教堂与约瑟夫·肯特·金鲍尔结婚的遗孀。社会能保护露西吗？社会能补偿她生命中的十年吗？社会能阻止上流社会的强大势利对她残酷地践踏吗？
“这些就是特伦顿、费城、纽约乃至全国的人民今天要们心自问的一些问题。”
比尔·安杰尔用充满激情的双手抓住陪审团席的栏杆。
“陪审团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至高无上的法律给了辩方和控方同样的权利来阐明观点。你们刚刚已经听过了贵县检察官的陈述。我的发言也不会很长。
“博学的检察官和尊敬的法官大人可以告诉你们，在大多数谋杀案件的审判中，辩方律师通常会放弃向陪审团做事先陈述的机会。因为大多数情况，辩方律师会保留一些事实或者等待控方的漏洞来进行反击。
“但是这件案子没有任何保留的东西。辩方的陈述希望你们能真心地让公正在默瑟县实现，而且公正也一定会在默瑟县实现。
“我在这里要说的是，我要请大家忘记我是被告露西·安杰尔·威尔逊的哥哥。我要请大家忘记露西是一个正处在她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的漂亮女人。我要请大家忘记约瑟夫·威尔逊对她做了一个男人所能做出的最冷酷的事。我要请大家忘记他真实的身份是约瑟夫·肯特·金鲍尔，一个百万富翁。而露西·威尔逊只是一个贫穷的忠诚的妻子，过着像你们一样的普通人的生活。我要请大家忘记在他们结婚后的十年里，露西·威尔逊没有从约瑟夫·肯特·金鲍尔的万贯家财中得到一分钱。
“如果我对露西的清白抱有一丝一毫的怀疑，我不会让大家忘记这些事。如果我认为她有罪，我会重点强调这些事来博取你们的同情。但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因为我知道露西·威尔逊是无辜的。当我的话说完的时候，你们也会知道她是无辜的。
“我唯一希望大家记住的是谋杀罪是一个文明的国家可以对一个人提出的最严重的指控。因为如此，我恳请大家在审判的每一时刻都要谨记这一点。控方一定会不遗余力地证明露西·威尔逊是一个双手沾满鲜血的凶手。尊敬的法官阁下也会告诉大家在这种情况下，控方一定会无懈可击地逐步证明被告一直到犯罪时刻的行动。而这些推论在法律上属于间接证据，而你们一定会被它所诱导。还要记住，提供证据是控方的责任。法官阁下会指导大家的。
“陪审团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露西·威尔逊要请求大家牢牢地记住，她呼唤公正。她的命运就掌握在你们的手中。掌握在好人的手中。”
“我，”埃拉·阿米蒂说，“想喝点你那瓶子里的东西。”
埃勒里把碎冰、苏打水和爱尔兰威士忌混合在一起，递给了这位红发姑娘。比尔·安杰尔摇着头，走到埃勒里房间的窗前。他的上衣脱掉了，袖口向上卷着。窗户开得很大，外面特伦顿的夜晚又热又吵，像是在过狂欢节。
“好了，”埃勒里望着比尔的背影说，“你在想什么呢？”
“我告诉你我在想什么，”埃拉放下酒杯说，“我认为你遇上了强敌。”
比尔转过头来：“为什么这么说呢，埃拉？”
“你看，比尔·安杰尔。我了解这个地方，而你不了解。你认为波林杰是个白痴吗？别开玩笑了。”
埃勒里也说：“我同意记者小姐的观点。波林杰不是昨天刚出生的婴儿。”
比尔皱起了眉：“我也承认我不是这个家伙的对手。但是，他妈的，事实就摆在那儿。他不会是隐藏着什么重要的事吧。”
埃拉几乎是躺在了斯泰西-特伦特饭店的扶手椅上。
“听我说，你这个白痴。保罗·波林杰是新泽西最厉害的检察官。他对各种法律了如指掌。他对老法官梅南德的了解就像我对生活的了解一样多。他还是全国闻名的法学专家。你认为这样的检察官会犯低级的错误吗？告诉你，比尔，你得小心点。”
比尔的脸涨得通红：“好吧，好吧。那你能不能帮帮忙告诉我这个魔术师将会从他的帽子里变出什么花样来呢？我对这件案子的案情了如指掌。他是被自己的热情所误导，以为在这个引起轰动的案子中能定被告的罪。他从前做不到，以后也休想。”
“那你觉得，”埃勒里问，“他没有机会定罪了？”
“一丁点儿机会也没有。我告诉你这样定罪陪审团是不能同意的，不但在新泽西州，在哪儿都是一样。当波林杰停止陈述时，我就提出撤销指控的动议。我敢跟你打任何的赌，梅南德法官一定会否决所有的指控。”
记者小姐叹了口气：“你这个可怜的、可怜的自大狂。不过，也许这就是我在你身上浪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的原因。那就是自信！我喜欢你这点，比尔。但我的耐心是有限度的，你可是拿你妹妹的生命做赌注啊。你怎么能就这样肯定呢？”
比尔又向窗外望去：“我告诉你，”他开口说，“你不是律师，所以搞不懂。你所看到的只是一般的外行对间接证据的曲解。”
“说的太严重了吧。”
“他的证据是软弱无力的。波林杰有什么？一个垂死的人的陈述，遗憾的是，还是由我来公开的。这个陈述，不可否认地是在被害者清楚地知道自己即将死去的情况下——这点在法律上很重要——指控一个戴面纱的女人用刀刺他。他还有在凶杀案现场前的福特车的轮胎印。如果他提出最权威的专家鉴定证明那轮胎印就是露西的福特车留下的，我都不屑于与他争论。为什么？因为是凶手开了她的车。
“在她的车里发现的面纱也不是她的，我知道不会是她的，因为她从来不戴也没有过那玩意儿。所以波林杰也无法证明那就是她的。那么，他所谓的证据就是一个戴面纱的女人——也就是凶手开了露西的车。也许，他还能找到什么人在现场附近目击到了这个开福特车的戴面纱的女人。但是谁也不可能令人信服地指认出露西就是福特车中的女人。就算他撒谎，或者是因为错误的印象使他错误地指认，这种近乎儿戏的行为也只能使他的可信度大打折扣。是戴面纱这一事实，使得这种肯定的辨认在法律意义上不可信。”
“她没有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埃勒里指出，“而且在理论上确实存在两重潜在的杀人动机。”
比尔的声音有些恼火：“从法律上来讲，我们不需要不在犯罪现场证明。尽管如此，我还是希望我能找到当晚福克斯剧院的售票员，也许还能认出她。无论如何，这就是他对这个案子所掌握的程度。请你告诉我，他的这些证据有哪一条能说明和露西本人有关？你不了解法律。间接证据必须在证明被告在犯罪现场之后，才能对定罪起到作用。你说波林杰怎么才能证明露西·威尔逊，她本人，她的躯体，在6月1日晚上在那个小屋里！”
“她的车……”埃拉刚要说。
“瞎扯。她的车不能证明她去过那儿。任何人都有可能偷了她的车。事实上也就是这样。”
“但是根据推论……”
“法律不支持这样的推论。即使波林杰在屋子里找出类似她的衣物的证据……比如手绢、手套之类的……也不能证明她到过那儿。这样的证据还是在间接证据的范围内。”
“好了，别为这事儿烦恼了，比尔。你的这套理论听上去倒是不错，但是……”她端起酒杯，喝了一大口。
比尔的脸色缓和了许多。他走到埃拉面前，握住她的另一只手：“我想谢谢你，埃拉。在这之前一直没有机会，不要认为我是个忘恩负义的人。你的力量始终在支撑着我，你在报纸上的文章对公众的看法有很大的影响。我真高兴你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
“嘿，这只是我的工作，”她轻松地说，笑容很温柔，“我不相信会是露西用刀杀了那个家伙。在爱情和法庭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不是吗？从阶级的角度来看，这件案子很引人注目……不管怎样，我讨厌花园大道的那些人。”她抽出了她的手。
“比尔也是这样认为的。”埃勒里说。
“听着——”比尔开始说，“正是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并不意味着……”他停住了，脸开始红了。
埃拉·阿米蒂挑起眉毛，看着他：“啊，”她说，“我闻到了浪漫的香味。这会是什么，比尔？又一个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
“别瞎说了，”他反驳道，“你们俩都有把老鼠变成大象的本事！那个姑娘已经订婚了。而且，她离我们的阶层太远了。我只是……”
埃拉冲着埃勒里眨了眨左眼。比尔咬着嘴唇说不出话来，就转过头去。埃拉站起来，把杯子倒满。很长一段时间，他们三个都没有讲话。
在拥挤的法庭上，保罗·波林杰迅速开始了他的陈述。
他的语气冷酷而又有把握，就好像被告已经注定要被定罪，而审判只是一种次要的形式。尽管高高的天窗和电扇都开着，拥挤的人们散发出的热气使得屋里令人感到窒息。波林杰的衣领被汗水浸湿了，比尔的脸上也冒着热气。只有露西·威尔逊似乎没有受到热气的影响。她在辩方的桌子旁，侧面站着两个目光直视的法警。她的皮肤苍白而且干燥，仿佛排汗这一生理机能已经停止了。她安静地坐在那儿，双手放在膝盖上，眼睛紧紧盯着梅南德法官的脸，避开陪审团投过来的使她局促不安的目光。
“在庭审第一天的最后，”来自费城的一位记者在打字机上打着他的报道，“检察官波林杰又一次展示出他的天才，快速地列出案件的重大要素。”
“波林杰先生很快地说明了案情。在这一天，他传唤的证人有验尸官海勒姆·奥德尔、辩方律师威廉·安杰尔、警察局长德琼、纽约的格罗夫纳·芬奇、约翰·塞勒斯、阿瑟·皮内蒂、警官汉尼根和纽约警察局的唐纳德·法尔柴尔德。通过这些证人的证词，他成功地建立起被告人骗取保险金的杀人动机，主要的论据涉及发现尸体的经过和一些重要的物证，其中包括被告的福特车水箱盖上断裂的人形提手。”
“波林杰先生在安杰尔先生不断的质问和反对声中，成功地引入警方专家的有关在约瑟夫·肯特·金鲍尔被杀的屋前泥地中发现的费尔斯通轮胎印记的重要证据。在专家意见的帮助下，他完成了颇具威力的一击。整个下午都是在证人的直接证言和交叉讯问中度过的。其中特伦顿警方的托马斯·汉尼根警官第一个检查了轮胎的印记；德琼警长发现了福特双人汽车是属于威尔逊夫人的；法尔柴尔德则是汽车轮胎鉴定学科著名的权威专家。”
“在证人席上，”费城的记者继续在记者室中发电报，传送他的稿件，“法尔柴尔德先生顶住了安杰尔先生所有试图对他的调查结果产生疑问的问题，进一步证实了汉尼根警官的证言。这位来自纽约的专家对比了照片和以现场的轮胎印复制出的塑胶模型以及威尔逊夫人的福特车实际使用的轮胎，他把这些证物向法庭作了展示。”
“‘如果汽车的轮胎是使用过的，’法尔柴尔德在作证时这样总结白己的调查结果，‘就有可能作出像人的指纹一样精确的判断。没有两条轮胎在使用过一段时间后，在橡胶的表面留下一模一样的印记。这些费尔斯通轮胎已经用过多年，轮胎面上已经布满了条条道道的磨痕。’”‘我仔细地用被告的车子，在各种条件与凶杀案发生当晚极为相似的情况下，开过凶杀案现场前面的车道。我发现这些轮胎留下的印记和当晚取得的轮胎印记模型在伤痕的位置以及磨损的程度都完全一致’“‘那你从中能得出什么结论呢？’波林杰先生问。
“‘依我的判断，照片中和模型所展示的轮胎印记就是作为证据的四条轮胎留下的。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辩方律师安杰尔试图暗示‘作为证据的四条轮胎’不一定是威尔逊夫人车上的，有可能是被警方故意掉换的。但是，被波林杰先生的重新定向检测所证明是无稽之谈。“
“还没到放焰火的时候，”比尔·安杰尔在第三天晚上对埃勒里说。他们在斯泰西-特伦特饭店比尔的房间里。比尔穿着背心，把脸泡在冷水里，“喝点什么吧，埃勒里。苏打水在柜子里。还有姜汁啤酒，如果你喜欢喝的话。”
埃勒里坐了下来，他的亚麻布西装皱皱巴巴的，脸上也有尘土：“不，谢谢。我刚刚在楼下喝了两杯酸橙汁饮料。今天怎么样？”
比尔拿起一条毛巾：“和前几天差不多。跟你说实话，我自己有点担心了。波林杰不能令人信服地使他提交的这个案子被定罪。他还没能证明露西与这事儿有关。你一整天上哪儿去了？”
“四处闲逛。”
比尔把毛巾一扔，换上一件新的背心：“噢，”他说，他看上去有些失望，“你能回来还不错。我知道这件麻烦事也打断了你的计划。”
“你不明白，”埃勒里叹了叹气，“我去纽约为你做了些调查。”
“呃？什么？”
埃勒里伸手去拿一厚叠油印的纸，那是一天的证言的正式副本。
“其实也没什么。我有一个想法，但没有成功。我可以看看这些证词的副本吗？我想知道我缺席时都发生了什么。”
比尔沮丧地点点头，穿好衣服离开了。埃勒里已经专注于证词的副本了。
他乘电梯向上到达七楼，敲了745房间的门。开门的是安德丽亚·金鲍尔。
他们都觉得很尴尬，一时间，比尔的脸色绯红，和面前的姑娘苍白的皮肤倒是很相配。她穿着一件简单的长裙，高高的领子用一颗珍珠扣子系着，显得很朴素。在这意外的一瞬间，比尔的脑中意识到安德丽亚在经受着痛苦的折磨。她忧郁的眼神和削瘦的面容都清楚地告诉了他。
“比尔·安杰尔，”她说，“这真是……令人意外。你不进来吗？”
“进来，比尔，进来，”埃拉·阿米蒂的声音从里面传出来，“来参加我们真正的派对！”
比尔有些犹豫，但还是走进房间。起居室摆满了鲜花。
埃拉·阿米蒂平躺在一张大椅子上，旁边有一个杯子，手里夹着一支香烟。高大的伯克·琼斯从窗台那边凶狠地瞪着他。他吊着的胳膊向前突出，像是个危险的信号。
“噢，我很抱歉，”比尔说，“我改天再来吧，金鲍尔小姐。”
“这是什么意思？”琼斯说，“一次社交邀约吗？我还以为你们这些家伙生活在另外的世界呢。”
“这是，”比尔强硬地说，“我和金鲍尔小姐的事。”
“不要这样，大家都是朋友，”安德丽亚勉强地笑笑说。
“请坐下来，安杰尔先生。我还没介绍……哦，这样有点拘谨，是不是？”
“是吗？”比尔笨拙地说。他坐下来想，为什么要来这儿呢，“你怎么会在这儿呢，埃拉？”
“我是来作采访的。看看这边的人是怎么生活的。也许能写出篇东西来。金鲍尔小姐人很好，但是，琼斯先生认为我是个间谍，这非常好。”女记者不停地笑。
琼斯从窗台站起来，不耐烦地走过来：“你们这些人为什么不能少来烦我们呢？”他大叫道，“真是倒霉，我们还得呆在这个鬼地方。”
安德丽亚看着自己的手说：“我想……伯克，你不介意离开一会儿吧？”
“介意，介意？我为什么要介意呢？”他大步走向门口，猛地把门推开走出去，又砰地把门撞上。
“真是个调皮的家伙，”埃拉小声说，“你的男朋友好像脾气不小啊。得好好调教调教，亲爱的。”她懒洋洋地站起身，拿起杯子一饮而尽，冲着他们两个诡秘地一笑，飘然离去。
比尔和安德丽亚两个人都坐着，没有说话。这种沉默慢慢变得很压抑。他们互相也没有看对方。最后，还是比尔咳嗽了一声，说：“别在意埃拉，金鲍尔小姐。她没有恶意，你知道像他们这样的记者就是……”
“我真的不在乎。”安德丽亚还在看着自己的手，“你想说？……”
比尔站起来，把手插到口袋里：“我知道这对我们都不是好事，”他闷闷不乐地说，“琼斯说的对。我们生活在不同的世界，我根本不应该来这儿。”
“为什么？”她低着头说，用手将了一下头发。
“嗯……这不太合适。我不应该……”
“是吗？”她看着他。
比尔一脚踢翻了一把椅子：“好吧，我就全说出来。个人的理由，不应该不让我说实话。我想我喜欢你。真是愚蠢……哦，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我的妹妹正在为她的生命作斗争，我应该竭尽我所能来帮助她。事实上，我必须这样做。”
她的脸色有些苍白，在说话之前舔了舔嘴唇：“请告诉我。如果你有什么想法的话。没关系……”
比尔坐了下来，握住她的一只手，说：“听我说，安德丽亚。我今晚不顾我的理智前来是因为我……哦，我不想让你痛苦。但是，”他长出了一口气，“安德丽亚，我要你出庭作证。”
她一下子抽出她的手，好像被烫了似的：“比尔！你不会这样做的！”
他用双手蒙住了自己的眼睛：“实在是迫不得已啊，请理解我的处境。我现在是以露西·威尔逊的律师的身份在和你说这件事，并不只是比尔·安杰尔。波林杰离成功已经不远了。以他现在出示的这些证据来看，他还未必能取胜。但是在休庭之前，他可能会拿出一些扭转大局的东西来。那时候，我就要被动地进行辩护了。”
“可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她说。比尔只是执着地盯着地板，没有看到她眼中的恐惧。
“在很多凶杀案件中，辩护所起的作用都是很消极的。一定要混淆控方的论点，一定要把更多的疑点灌输到法官的脑中。现在，我知道波林杰肯定很清楚你曾经到过凶案现场。从他追查卡迪拉克车便可得知这一点。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找过你谈话。”他停了一下，但她没有回答，“当然，他不会请你作证的，因为这对于控方不利。”他想再次握住她的手，但是她避开了，“那你就应该明白，如果对控方不利，就肯定会对辩方有利了。”
金鲍尔小姐站了起来。比尔看着她，知道她可能会暴跳如雷。但是她没有，她咬着嘴唇又坐了下来：“比尔……请不要这样。求求你，我从来没有求过别人。但是现在我必须求求你，我不想上法庭。我不能去作证。一定不能！”
她的声音已经变成了哭诉。
比尔觉得像是一盆冷水从头上浇下来，使他感觉清醒、明亮。他站起来，和她面对面地站着：“安德丽亚，”他低沉地说，“为什么你不能？”
“噢，我无法解释！我……”她又咬紧了嘴唇。
“你是怕别人说闲话吗？”
“噢，不，不，比尔！不是因为这个。你以为我在乎……”
“安德丽亚。”他的语气很坚决，“你知道一些重要的事实！”
“不，不，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你一定知道。我现在全明白了。你一直当我是个傻瓜。利用我的同情心。”比尔愤怒地看着她，抓着她的肩膀。
她向后退缩，用手捂住了脸。
“所有的都是美丽的谎言，这给了我一个教训。收起你这套狡猾的手段吧。你以为能玩弄我于股掌之间，让我帮你摆脱困境，让我保持沉默……就在我自己的妹妹在法庭上生死未卜的时候！好啦，你错了。我不会再当傻瓜了。我亲爱的金鲍尔小姐，你一定要出庭作证的，如果你藏着一些能使我的妹妹自由的证据，上帝会拯救你的。”
她开始大声地哭泣。比尔把手抽了回来，好像碰到她都是难以忍受的。
“你不明白，”她压低嗓音说，“噢，比尔，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我……我没有演戏。我不能……使你的妹妹获得自由。我知道的……”
“那你还是知道一些事的！”他叫道。
她眼中流露出的恐惧使比尔感到吃惊，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表情。他后退了一步，心中的愤怒也开始消除了。
“我什么也不知道，”她慌忙地说，一边抽泣着，“我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我……我心里很乱。我什么都不知道，你听到没有？噢，比尔，请听我说……”
“安德丽亚，”他恢复了平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不能向我倾诉，让我来帮助你吧！你陷入了困境，你对这件事是不是有些混乱？是你……杀了他？”
“不！我告诉你我什么也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如果你要让我上法庭，我就……我就会逃走！我就离开新泽西州！我就……”
比尔长舒了一口气，放松下来：“很好，”他平静地说。
“我知道如何应付这种情况。为了你自己好，金鲍尔小姐……我警告你。如果你做出鲁莽的事来，我会追踪你直到死为止。我在现场，你也在现场，但是现在露西却面临残酷的命运。呆在这儿，别离开，我就会尽可能地帮助你。你听明白我的话了吗？”
她没有回答，她把头埋在沙发靠垫里哭泣。他看着她，脸上的肌肉在抽动。过了一会儿，他离开了这个房间。
埃勒里已经把证词的副本看了一遍。他脱掉外衣点了支烟，又埋头去看这些纸上的东西。在众多的证词中找到了一段有些特别的。这个证人是下午晚些时候出庭的。埃勒里仔细研究这篇证词，一个字一个字地读。慢慢地，他深深地锁起了眉头。
波林杰先生对本方证人的询问：
问：你的全名？
答：约翰·霍华德·柯林斯。
问：你开了一家加油站，是吗？柯林斯先生？
答：是的。
问：你的加油站的具体位置在哪里？
答：我的加油站在兰伯顿路，大约离特伦顿六英里处。这个位置正好在特伦顿和卡姆登之间。我的意思是离特伦顿稍微近一点——问：我在这份地图指出这个地点，柯林斯先生。这是你的加油站的位置吗？
答：就是这里。是的，先生。
问：你对这附近熟悉吗？
答：当然。我的加油站在这里已经开了九年多了。而且，我这辈子一直住在特伦顿。
问：那你一定知道马里恩车站啦？你能在地图上为我们指出它的位置吗？
答：当然可以，先生。（证人拿起指物棒，在地图指出了马里恩车站的位置）就在这里。
问：非常准确。请回到证人席。现在告诉我，柯林斯先生，马里恩车站离你工作的地方有多远？
答：三英里。
问：你能回忆起今年6月1日晚上的事吗？大约不到一个月以前？
答：可以，先生。
问：清楚地记得吗？
答：是的，先生。
问：你怎么能把那天晚上的事记得那么清楚呢？
答：嗯，是有几件事使我记住了那个晚上。首先，那天整个下午都在下雨，所以都没什么生意。其次，我和我的一个伙计在大约七点半的时候吵了起来。后来，我把他给解雇了。第三，我星期五晚上就发现汽油不多了，就打电话给石油公司让他们星期六一早马上派辆运油车来。我不想在星期天时汽油不够。结果，送油的卡车星期六一整天都没来。
问：我明白了。那么，所有的这些事让你把那天记的特别地清楚，柯林斯先生。现在，我要给你看看控方证物第17号，一张汽车的照片。你曾经见过这张照片上的汽车吗？
答：是的，先生。那天8点过5分，这辆车开到过我的加油站。
问：你怎么知道照片上这辆车就是6月1日晚8点5分开到你的加油站的那一辆车呢？
答：嗯，这是辆福特单排座双人汽车，1932年的款式，和那天开到我的加油站的车一样。但是，如果不是我那天记下了那辆车的车牌号码，我也不会这么肯定绝对是同一辆车。这张照片上的车牌号码和我那天记下的号码也完全一样。
问：你记下了车牌号码吗，柯林斯先生？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答：因为开车的那个女人看上去有点像骗子，我指的是那辆福特车。那个女人很奇怪，她表现得好像害怕什么事。而且那时她还戴着面纱，把脸全都遮住了。现在很少有人戴面纱了，尤其是那种。反正是看起来很古怪，我觉得最好是预防万一，就把她的车牌号码记下乘了。
问：告诉陪审团这个戴面纱的女人来加油站的经过。
答：好的，先生。看到有人来了，我就从办公室跑出来。我问她：“加油？”她点了点头。我说：“多少？”类似这样的话。然后，我往她的车里加了五加仑的油。
法官：法庭将不允许提供这种无聊的证言。而且也不希望有不适宜的笑声。法警，把扰乱公堂秩序的人驱逐出去。检察官先生，继续。
问：在你往福特车的油箱里加了五加仑油之后又发生了什么，柯林斯先生？
答：她给了我一张一美元的钞票后，没等找零钱就开车走了。这也是让我记住她的原因之一。
问：她开往什么方向？
答：就是向着马里恩车站不远处那个发生凶杀案的房子的方向去了。
安杰尔先生：我抗议，法官大人，证人的回答暗示着没有根据的结论。根据证人自己的证词，他的加油站离马里恩车站还有三英里远。而且，证人回答问题的方式很显然有先入为主的成分。
波林杰先生：如果能说车子是朝特伦顿方向开走的，法官大人，也就可以说是朝凶杀案现场的方向开走的。我们讨论的是方向，而不是目的地。
法官：你说的对，波林杰先生。但是证人的回答确实有暗示的成份，刚才的回答无效。
问：福特车是朝着卡姆登的方向开走的吗？
答：不是，先生。它是从卡姆登一开来的，朝着特伦顿方向开走的。
问：柯林斯先生，我现在向你出示控方证物第43号。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答：是的，先生。这是在费城发现的那辆废弃的车里的那个女人的面纱……
安杰尔先生：抗议……
波林杰先生：不要扩大范围，柯林斯先生。我想问的只是你自己观察到和知道的事实。很好，这是一个女人的面纱。你认得这面纱吗？
答：是的，先生。
问：你最后一次见到它是在哪儿？
答：就在那天晚上来我加油站的那个女人的脸上。
问：能不能请被告人站起来？现在，柯林斯先生，仔细看看被告人。你以前曾经见过她吗？
答：是的，先生。
问：什么时间，在哪儿，在什么情况下？
答：她就是那天开着福特车来加油站的那个女人。
法警：注意法庭秩序，注意法庭秩序。
波林杰先生：我的问题完了，辩方律师，请你发问。
安杰尔先生对控方证人的询问：
问：柯林斯先生，既然你在兰伯顿路的那个地方开加油站已经有九年了，我可不可以假定你的加油站很繁忙呢？
波林杰先生：我反对，法官大人。
问：没关系。你的生意好吗，柯林斯先生？
答：还可以。
问：可以到这九年来你还能维持你的生意？
答：是的。
问：一年会有成千上万辆汽车到你那里去加油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汽车服务，是不是？
答：嗯，我想是吧。
问：你想是吧，如果要你说，会有多少辆车呢？只是估计一下。你会说上个月有多少辆车到你那里加过油呢？
答：这很难说。我没有记录过这个。
问：那你肯定也应该有个概念吧？100？ 1000？ 5000？
答：我说不出来。我告诉你，我不知道。反正有很多。
问：你不能更精确地告诉我们？如果一个月X00辆，一天会有多少辆呢？
答：大约3辆吧。肯定要更多的。
间：每天多过3辆。30辆？
答：嗯，具体我不清楚，我想差不多吧，是的。
问：每天30辆车。那差不多就是900辆一个月了？
答：当然。
问：那么，自从6月1日到现在你已经为大约一千辆汽车加过油了？
答：如果你要这样说，也没错。
问：那么在经过一个月之后，在你同1000个开车的人说过话之后，在你为1000辆车的油箱里加过油之后，你还能这么清楚地记得其中的一辆车，而且现在在这里还能描述出这辆车和开车的人？
答：我说过为什么我能记住。那天下着雨。
问：从6月1日到现在精确地说有五天下过雨，柯林斯先生。你能把这五天发生的事都记得这么清楚吗？
答：不，但是我那天还解雇了我的伙计……
问：解雇一个伙计能让你记住1000辆车以前的一辆过路的车？
答：我还给石油公司的人打过电话……
问：柯林斯先生，今年你只有在5月31日和6月1日，发现汽油的储存量不够吗？
答：不是。
问：我明白了。柯林斯先生，你作证说你曾经记下了你刚才认出的那辆福特汽车的车牌号码。我可以看看记着号码的那张纸吗？
答：我现在没带在身上。
问：它在哪儿？
答：在我另外一件西服里。
问：你另外一件西服在哪儿？
答：家里。
法警：注意法庭秩序，注意法庭秩序。
波林杰先生：证人会尽快提供那张纸的。
安杰尔先生：我能不能请求检察官把询问的主导权留给辩方律师呢？
答：我明天会带来那张纸条的。
问：就是那张纸条吗？
答：当然。
问：不是复制品？
波林杰先生：法官大人，我强烈抗议辩方律师的暗示。控方会鉴定证人提供的纸条的真伪。今天没有提供只是一个不幸的疏忽。
安杰尔先生：我也强烈抗议，法官大人，检察官的证言。
法官：我想你可以先暂时放下这个问题，辩方律师。等到证物被提供时再继续。
问：柯林斯先生，从这个戴着面纱的女人进入你的加油站一直到离开，大约有多长时间？
答：五分钟左右。
问：五分钟左右。你刚才还说过你往她的车里加了五加仑的汽油，这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答：多长时间？我想，占了大部分时间吧。可能是四分钟。我在拧开油箱盖和拧上时有些费劲。螺丝扣有点生锈了。
问：用了五分钟的四分钟。那么，你大部分时间是在汽车的油箱那里忙着。油箱在汽车的什么地方？
答：当然是在后面了。
问：在后面。在这五分钟里，那个戴面纱的女人有没有从车里出来过？
答：她一直坐在方向盘的后面。
问：那么，你在这五分钟的四分钟里是不能看到她的了？
答：嗯，不能。
问：那么可以说，你实际看到这个女人的时间一共只有一分钟了？
答：是的，如果这样算的话。
问：如果这样算的话。你觉得应该怎么样？不是这样算吗？五减去四不是等于一吗？
答：是的。
问：那么，好吧。在你看到她的这一分钟里，你看到了这个戴着面纱的女人外形的多少？
答：哦，大部分吧。
问：你能不能再具体点？
答：嗯……
问：你看见她的腰部了吗？
答：嗯，那倒没有。我说过，她一直坐在方向盘后面。没开车门，我只看到她胸部以上。
问：根据你所看到的部分，她穿着什么？
答：一顶大的软帽还有那种大衣。
问：哪种大衣？
答：就是那种宽松的。
问：它是什么颜色的？
答：我也说不好。反正是暗色的。
问：暗色？蓝色？黑色？棕色？
答：我不能确定。
问：柯林斯先生，这个女人开车进来时还是白天，不是吗？
答：是的，先生。要是按照标准时间来说，才7点过一点儿。
问：在大白天，你还是不能说出她穿的衣服是什么颜色的？
答：不敢肯定。不过，我可以跟你说，她的衣服是暗色的。
问：你的意思是说你记不清她的衣服是什么颜色的？
答：我记得它是暗色的。
问：可是你看到了她的衣服，不是吗？
答：我刚才是这样说的。
问：那么就是说，你在6月1日晚上的时候知道她的衣服是什么颜色的，可是今天你不知道她的衣服是什么颜色的了。对吗？
答：照你这么说，我那时也不知道。我当时没有注意她衣服的颜色。只知道那是一件暗色的大衣。
问：可你注意到了她的外貌？
答：是的。
问：你很注意她的外貌，所以你坐在证人的椅子上都能辨别出被告就是你一个月前看到的开福特车的女人，是吗？
答：是的。
问：但是你却不记得她的衣服是什么颜色了？
答：不记得了。
问：她的帽子是什么颜色的？
答：我不知道。是顶软……
问：她有没有戴手套？
答：我想不起来了。
问：那你只看到她胸部以上的部分？
答：是的。
问：你看到她的时间一共才一分钟？
答：差不多。
问：她戴着黑色的面纱把脸完全地遮住了，是吗？
答：是的问：那么即使如此，你也还能确定被告就是你看到的福特车上的女人吗？
答：唔，她们从体型上看是一样的。
问：噢，她们从体型上看是一样的。你的意思，当然啦，是指她们的体型在胸部以上是一样的。对不对？
答：嗯，我猜是这样的吧。
问：你猜是这样。你的证言是靠猜的还是你知道的？
波林杰先生：法官大人，我反对辩方律师以这种质问的方式困扰我的证人。这种无意义的询问该……
法官：辩方律师有权质疑，检察官先生，证人在作证时记忆力的可靠程度。辩方律师，请继续。
问：柯林斯先生，你说过这辆福特双人汽车是在6月1日晚8点5分开进你的加油站的。这是一个肯定的陈述，还是也是你猜的呢？
答：不，先生。不是猜的。当时，我办公室的钟的确指着8点5分。一秒都不差。
问：你在加油的汽车进来的时候看你办公室的钟？这是你的一个习惯吗，柯林斯先生？
答：是我正在看时间的时候，她正好开车进来。我已经说过了她进来时，我正在和石油公司的人打电话。我正在质问他们在接到我早晨的电话后，为什么一整天也没派车送油来。当时我说：“瞧瞧，已经都8点5分了。”你看，就是这样，我当时正好在看我办公室的钟。
问：就在这时候，这辆福特车就从外面开进来了？
答：正是如此。
问：然后，你就离开办公室，出来问这个女人要加多少加仑的汽油？
答：是的，先生。她伸出了五个手指。所以我就往她油箱里加满了五加仑的汽油。
问：她伸出了五个手指。那你还不记得她戴没戴手套？你只记住一件事，却记不住其他的事？
答：她是伸出了五个手指。我不记得她是否戴了手套。
问：我明白了。你说，你加满了油箱？加满了吗？就用五加仑汽油？
答：是的。
问：柯林斯先生，你知不知道福特车的油箱的容量是多少？
答：当然知道。十一加仑左右。
问：那你肯定是记错了，你刚才说用五加仑汽油就把油箱给加满了。
答：没错，先生。我确实是加满了。或者说快满了。
问：噢，那你的意思就是说油箱不是空的？或者是没剩多少了？
答：是的。里面本来就有差不多五加仑的油，因为我加进五加仑以后，油面几乎快到油箱盖儿了。
问：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换句话说，就是当这个女人开车进来，向你伸出五个手指想加五加仑汽油的时候，她的油箱不是空的，或者是比较空的？还有大约一半呢，是吧？她油箱里的油还够她走很长的路呢，是不是？
答：是的，先生。
问：你没有感到奇怪吗，一个开车的人在油箱还有一半油的时候停下来加油？
答：这个我不知道。有些人就是很怕车开到半路时没有油。但是我想我当时还是觉得有点奇怪。
问：你当时觉得有点奇怪。你没想到为什么会奇怪吗？
波林杰先生：反对提出证人怎么想的问题。
答：反对有效。
问：柯林斯先生，几分钟前，你说那个女人伸出了五个手指来说明她想要加多少油。她没有说话吗？
答：一个字也没说。
问：你是说在整个五分钟你招呼她和她的车的时候，她都没有张口发出一个音节吗？
答：她一个字也没说过。
问：那就是说，你在任何时候都没听到她的声音了？
答：没听到过。
问：如果被告在法庭上站起来说点什么，你能不能单凭她的声音就能辨认出她就是开车的那个女人？
答：当然不能。我怎么可能？我没听到过那个女人说话。
问：你可以确信被告就是那个开福特车的女人，只是凭着体型的相似，还是胸部以上，而不是从声音、遮住的脸来判断。是吗？
答：是的。但是，一个高大的女人，像她那么强健——问：现在，这个面纱你已经确认过了。你证实这就是你看到的车上的女人戴的面纱，是不是？
答：绝对是。
问：这不可能会是另外一个面纱，只是看上去很像吗？
答：当然可能。但我20多年都没看到过有哪个女人戴这种面纱了。所以我特别注意了那个——我不知道怎么说……那个词……
波林杰先生：网眼？
安杰尔先生：我请检察官不要替证人回答问题。
答：对了，就是网眼。我特别注意了网眼非常紧密，你根本看不到后面的东西。所以在哪儿我都认识它。
问：你认识面纱，你还记得网眼的设计，但是你却不记得她衣服和帽子的颜色，或者她是否戴了手套？
答：我已经跟你说过上百遍了。
问：你刚才还说过福特车是从卡姆登方向开来的？
答：是的。
问：但是当汽车停在外面时，你还在办公室里。
答：是的，但是……
问：你并没有确切地看到她是从卡姆登方向沿着兰伯顿路开过来的，对吗？
答：我出去时，她已经把车停下了。但是，车头是冲着特伦顿方向的，所以一定是从卡姆登方向开过来的。
问：你并没有确切地看到她开过来，对吗？
答：是的，但是——问：她也可能是从特伦顿方向开过来这样停在你的加油站，以使她的车看上去是从卡姆登方向开过来的。有没有这个可能？
答：我想是有的，但是……
问：你能肯定这辆车是6月1日晚来的，而不是5月31日或者6月2日？
答：噢，当然。
问：你不记得开车的人穿的衣服是什么颜色的，却能记清确切的日期？
答：我跟你说过了……
安杰尔先生：没有……
波林杰先生：我想提醒辩方律师，能不能让证人把话说这五分钟，他一直要向辩方律师解释，却没机会把话说
安杰尔先生：你认为再多给他五分钟就能解释清楚吗，波林杰先生？如果是这样，我很高兴延长我的时间。还有，检察官也没让我把话说完。我要说的是：没有其他的问题了。
波林杰先生对本方证人的再次询问：
问：柯林斯先生，抛开指认开车女子这一问题不谈，你能不能肯定她那天开的车子就是刚才第17号证物上面的那辆车？
答：肯定是，先生。
问：从你提供的理由你是否能足够肯定就是这辆车6月1日晚8点5分开到了你的加油站呢？
答：绝对肯定。
问：车上除了这个女人，还有其他人吗？
答：没有，先生。
问：她一直都是一个人？
答：是的，先生。
问：她戴的就是我手中拿着的这个面纱吗？
答：是的，先生。
问：不管她是从那里开来的，至少她肯定是朝特伦顿方向开走的吗？
答：是的，先生。
问：你站在那儿看着她朝特伦顿方向开走的？
答：是的，直到从我视线中消失。
波林杰先生：好了，没有其他问题了，柯林斯先生。
安杰尔先生对控方证人的再次询问：
问：你说那个车里的女人一直是一个人，柯林斯先生？
答：我是这么说的。这是事实。
问：这是一辆双人车，是不是？后边有折叠座椅吗？
答：当然有。
问：折叠座椅当时是打开着的吗？
答：没有。它是紧紧地合上的。
问：它是紧紧地合上的。那么有没有可能会有人藏在折叠座椅的空间，而你又看不到呢？你还能肯定那个女人是一个人在车上吗？
答：嗯……
波林杰先生：我反对这种问题的内容和提问的方式，法官大人。辩方律师在试图……
安杰尔先生：好了，好了，不要争论这个了，波林杰先生。我的问题问完了，柯林斯先生。
控方证人退庭。
“他来了。”比尔小声对埃勒里说。这时已经是在第二天的法庭上了。
这个人本身就是一个谜一样的人物。波林杰患有轻微的胃病，但是他的外表有着像职业赌徒一样的气质和一双精明的眼睛。他在拥挤的法庭上是看上去沉着的人，个子瘦小，像麻雀一样警觉。
杰西卡·博登·金鲍尔坐在检察官桌子后面的证人座椅的真皮坐垫上，戴着手套的一双手交叉着。她今天穿着一身黑，非常朴实未加任何装饰。她面如菜色，化妆品没有起到作用。深陷的眼窝和干燥的皮肤使她看上去就像是一位饱经下层社会生活艰辛的中年妇女。安德丽亚坐在她旁边，也是脸色惨白得像是个死人。
比尔在房间的另外一边向她们母女致意。在桌面下，他轻轻地拍了拍露西的手。露西还是一脸疲倦的表情。她的眼睛一直盯着在那边坐着的金鲍尔夫人的脸。
“菲利普·奥林斯请上证人席。”
法庭像退潮一样迅速地由喧闹变成一片寂静。每个人的脸上都很紧张。就连梅南德法官也比平时多了几分庄重。一个瘦高的男人在宣誓过后，走上了证人席。比尔身体前倾，一只手托着下巴，脸色像安德丽亚一样苍白。
在他后面的证人座椅上，埃勒里移动了一下身体，往下坐了坐。他的眼睛看着波林杰，他才是中心人物。
波林杰不愧为是久经沙场，他的举止没有一丝显出与平时不同。如果有的话，那就是比平时更镇静、更沉着。
“奥林斯先生，你是一名法兰西共和国的公民吗？”
“是的。”瘦高男人的鼻音很重，带着明显的高卢人口音。不过他的声音显得很有教养、很自信。
“你在你自己的国家正式的身份是什么？”
“相当于你们国家的刑事犯罪鉴定局的局长。”
埃勒里看到比尔惊呆的表情中有些担忧。他自己也坐得更直了，开始，这个名字和这个人并没有引起他的注意。
现在他想起来了，奥林斯是当代犯罪学历史上最著名的人物之一。这个人享有国际声誉，他有着几十个国家为他颁发的奖章。
“那么，你可以称得上是刑事犯罪鉴定方面的专家了？”
这个法国人笑了笑：“能获得贵法庭的信任，我感到很荣幸，先生。”
“如果你这样想，那真是太好了。”
埃勒里看到比尔紧张地舔着嘴唇，很显然，传唤这位著名的证人到庭使他感到猝不及防。
“我把刑事犯罪鉴定科学，”奥林斯轻松地说，“当作是我毕生的工作。25年来，我一直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我师承于法国著名的人类学家阿方索·贝迪永，和你们这儿的警官福罗特曾一起共事，也是很好的朋友。所以，我会到这里来提供我的帮助……”
比尔站起来，很坚定地说：“辩方承认专家的专业资格。我们并没有异议。”
波林杰的嘴角略微抬起了大约一毫米，仿佛是他要取得胜利的信号。他走到证物桌前，拿起在犯罪现场发现的裁纸刀。刀柄上贴了一个标签，刀刃上依稀还能看到金鲍尔的血迹。波林杰小心地拿着刀的姿势很优美。他拿着刀尖的部分，丝毫没有感觉到他的手指抓着一个残留着血迹的表面。他轻轻地晃动着它，就像手中拿的是指挥家的指挥棒。全场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这把刀上，仿佛法庭真的是个音乐厅，而所有的人都是尽职尽责的乐队成员。
“对了，奥林斯先生，”波林杰说，“你能不能向辩方律师和法官大人解释一下，你是怎么会为这个案子出庭作证的？”
比尔的眼睛，和其他人一样，仍然盯着那把刀。露西的目光集中在刀刃上。
“从5月20日开始，”法国人回答说，“我在贵国的警察局系统参观访问。6月2日那天，正好来到费城。你们这里的警长德琼来访，询问了我作为专家对这桩案子一些证据的意见。他让我研究了几件证物，所以我来这里发表我的证言。”
“奥林斯先生，你是不是完全不知道特伦顿警方事先的调查结果呢？”
“完全不清楚。”
“你这项工作有没有收取报酬，先生？”
这位有名的专家耸耸肩说：“我拒绝了提供的报酬。我一向不接受我的本职工作范围以外的酬劳。”
“你和这宗案件的有关人员——被告人、辩护律师、检察官等等都不认识吗？”
“是这样的。”
“你作证的目的纯粹是为了事实真相和司法公正，对不对？”
“非常正确。”
波林杰停了一下，突然在专家面前挥动着裁纸刀：“奥林斯先生，我向你出示的是控方证物第5号。这件物品是你曾经检查过的吗？”
“是的。”
“我能不能问问你检查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奥林斯笑了笑，他的牙齿很洁白：“我检查了上面的指纹。”
“那你发现了什么？”
奥林斯颇具演戏的天赋。他没有马上回答，而是用敏锐的目光扫了一遍整个法庭。他瘦骨嶙峋的额头被吊灯照得很亮。法庭这时十分安静。
“我发现，”他终于用他清晰的声音说，“上面有两个人的指纹。让我暂时把他们称作A和B A的指纹要比B的指纹多。具体的数目如下。”他看了看他的备忘录，“刀刃上A的指纹：一个拇指的，两个食指的，两个中指的，两个无名指的，一个小指的。刀柄上A的指纹：一个拇指的，一个食指的，一个中指的。刀刃上B的指纹：一个拇指的，一个食指的，一个中指的。刀柄上B的指纹：一个食指的，一个中指的，一个无名指的，一个小指的。”
“让我们集中在B的指纹上，奥林斯先生，”波林杰说，“你发现B的指纹在刀柄的什么位置？这些指纹是零散分布还是有一定的次序？”
“请你向上举起刀好吗？”波林杰照做，这样刀与地面垂直，刀柄朝上。“B在刀柄上的指纹从上到下是按这样的顺序排列的：食指最高，中指在食指下面，无名指在中指下面，小指在无名指下面。他们离的很近。”
“如果我们把技术术语变成大家比较容易听懂的话来说，奥林斯先生。是不是可以说在这件凶器的刀柄上，从上到下你发现了四个手指的指纹——食指、中指、无名指、小指？”
“非常正确。”
“你刚才说过这四个手指的指纹是紧密排列的。作为一个指纹鉴定专家，你能不能解释一下这种排列的方法？”
“我认为毫无疑问地B拿这把刀的手法是一个人用刀从上往下刺所使用的最平常的握法。拇指的指纹没有，是因为拇指的位置一般在其他几个手指的上面。”
“这些指纹是否都清晰？我是说，有没有可能会看错？”
法国人皱皱眉说：“这些我已经标出的指纹是足够清晰的。但是，有一些污迹就看不太清了。”
“是不是在刀柄上？”检察官连忙问。
“主要是在刀柄上。”
“但是，这些清晰可见的指纹无疑是属于B的，对吗？”
“当然。”
“在B的指纹上没有覆盖着其他的指纹吧？”
“没有。只是到处有些轻微的污迹。但是指纹上没有覆盖着其他的指纹。”
波林杰眯起了眼睛。他走到证物桌，拿起两个小文件夹。
“我现在向你展示的是控方证物第10号，从死者约瑟夫·肯特·金鲍尔，或者说是约瑟夫·威尔逊手上提取的指纹。你有没有用这组指纹和凶器上面的指纹做过对比分析？”
“是的，我做过。”
“你能不能向法庭说明你对这两组暂时被称作是A和B的指纹做的调查结果？”
“我所检查的指纹A就是你的证物第10号显示的指纹。”
“换句话说，A的指纹就是约瑟夫·肯特·金鲍尔的指纹了？”
“是这样的。”
“你能不能解释得更详细一些？”
“叮以这么说，在刀柄和刀刃上金鲍尔两只手的指纹都有。”
波林杰停了一下。然后，他说：“现在我向你出示控方证物第11号。你能不能再像刚才那样说明一下你对这件证物的调查结果？”
奥林斯平和地说：“我所检查的指纹B和你的证物第11号显示的指纹一致。”
“有没有进一步的说明？”
“有。B在刀刃上的指纹是来自左手的。B在刀柄上的指纹是来自右手的。”
“我可不可以请你向法庭读出控方证物第11号的说明？”
奥林斯从波林杰手中拿过小文件夹，平静地朗读：“控方证物第11号。指纹记录。露西·威尔逊。”
波林杰走回座位，从牙齿中挤出一句话：“辩方律师，你可以开始提问了。”
埃勒里一动不动地坐着。比尔·安杰尔把手放在桌面上，疲惫地撑着自己的身体站了起来。他看上去像死人一样。离开桌子之前，他微笑着看了看已经没有任何表情的露西。他的微笑是那么地奇怪，那么机械，那么勇敢，以至于埃勒里都不敢再看他。
比尔走到证人席前，说：“奥林斯先生，辩方对于你是指纹鉴定方面的权威专家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我们对你在找出事实真相所作出的无私奉献深表敬佩。出于这个原因……”
“我反对，”波林杰冷酷地说，“辩方律师在借机演讲。”
梅南德法官清了清嗓子：“辩方律师，我建议你赶快开始你的询问。”
“我正要马上开始发问呢，法官大人。奥林斯先生，你刚才证明了露西·威尔逊的指纹出现在了杀死约瑟夫·威尔逊的那把刀上。你也证明说那把刀上还有许多辨认不清的污浊的指纹，是不是？”
“我不是那样说的，先生，”奥林斯礼貌地回答，“我说那上面有很多污迹。”
“那些污迹没有可能就是手指弄上去的吗？”
“那些污迹无法辨别。它们也有可能是裸露的手指弄上去的。”
“但是，那些污迹也有可能是手指包着什么东西弄上去的，对吗？”
“是的。”
“比方说戴着手套的手指？”
“有可能。”
波林杰看上去很气恼，比尔的脸上开始有些红润了。
“你还证实，奥林斯先生，这些污迹大多数都在刀柄上，是吗？”
“是的。”
“是不是一个人要挥舞着刀子所常用的姿势呢？”
“是的。”
“那么这样的污迹有没有覆盖在露西·威尔逊的指纹上面的呢？”
“有。”专家有些激动，“但是我必须拒绝按你假设的这种可能性来判断，先生。我已经说过了，我无法辨别污迹的来源。我相信没有科学根据能证明这一点。我们所能做的也只能是猜测。”
“这些刀柄上的污迹是不是手指的形状呢？”
“不是。这些模糊不清的印迹的形状是不规则的。”
“也许就像是戴着手套的手握住刀柄的形状？”
“我再说一遍：这种可能性是有的。”
“而且这些污迹是覆盖在露西·威尔逊的指纹之上的？”
“是的。”
“这表明有人在她握过这把刀以后也握过这把刀，是不是？”
“我不能这么说，先生。这些污迹的形成也可能不是人的作用。比如说如果这把刀用餐巾纸松散地包着，放在一个盒子里，而盒子经过摇晃，也可能形成这些污迹。”
比尔来回地踱步：“你还证实了，奥林斯先生，露西·威尔逊的指纹在刀柄的排列次序是刺的握法。你不认为推断出的这个结论无法保证的吗？”
奥林斯皱起了眉：“请原谅，什么意思？”
“如果一个人拿起刀只是检查一下，是不是也会留下那样排列的指纹呢？”
“噢，这个当然啦。我只是举例说明而已。”
“那么，作为一位指纹鉴定的专家，你也不能肯定地说露西·威尔逊拿这把刀是出于杀人的目的了？”
“当然不能。我只是说明事实，先生。事实是不能改变的，至于如何解释……”他耸了耸肩。
比尔走回他的座位。
波林杰急切地站了起来：“奥林斯先生，你的确是发现了刀子上有露西·威尔逊的指纹，是不是？”
“是的。”
“你一直坐在法庭里，应该已经听到了这把刀被证实是凶杀案发生的前一天，被害人自己买的。而且，不是在他费城的家中，而是在他被谋杀的小屋里找到的。它还带着原来的包装，礼品卡上的字不是出自露西·威尔逊的手而是被害人自己……”
“抗议！”比尔猛烈地抗议，“抗议！这不是……”
“好了，我说完了，”波林杰面带笑容说，“谢谢你，奥林斯先生。法官大人，”他停顿了一下，深深吸了一口气，“控方的询问到此结束。”
比尔要求驳回控方的指控。但是，由于法国指纹鉴定专家的证言完全扭转了案件的情况，梅南德法官拒绝了他的要求。
比尔非常生气，他的脸涨得通红，呼吸加快：“法官大人，辩方请求休庭。鉴于最后一位证人的证言提出的非常突然，我方没有机会仔细研究证言的主题，故此要求暂时休庭。”
“本庭准许休庭。”法官站起来，“延期至明天上午10点钟重新开始。”
当露西被带走，陪审团成员陆续退出后，记者席沸腾了起来。他们兴奋地争相跑出法庭。
比尔无力地看了看埃勒里，然后扫视着整个屋子。安德丽亚·金鲍尔忧郁地看着他，没有说话，表情极端痛苦。
他转过目光：“这真像是一颗炸弹。露西没说……”
埃勒里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胳膊：“好啦，比尔。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呢。”
埃拉·阿米蒂找到埃勒里的时候，他正坐在老议会大厦后面的长椅上面对着平静的特拉华河抽烟。比尔·安杰尔在他面前不停地踱着步。夜晚的天空雾气蒙蒙的。
“原来你们在这儿啊，”她高兴地说着，坐在了埃勒里的身旁，“比尔·安杰尔，你再这么走下去，不但鞋底要磨破，还得中暑。我还要告诉你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记者都在找你，大战前夜的律师……我想，”她突然说，“我该闭嘴了。”
比尔的脸上微微泛黄的皮肤显得有些憔悴，忧郁的双眼显得忧心忡忡。整个下午和晚上他找来很多专家，又派出调查人员搜寻证人，还与同事们一起商讨案情，打过无数通电话。他应该已经是累得晕头转向了。
“比尔，你这样下去对露西和你自己都没有一点好处。”埃拉温柔地说，“再这样的话，你醒来后知道的第一件事就是已经住进了医院，那样的话怎么办？”
比尔的腿仍在机械地运动着。埃拉叹了口气，翘起了她的长腿。河那边传来了女孩的叫声和男人的笑声。身后的议会大厦一片寂静，像一只蹲在黑暗的草坪上的老牛蛙。
比尔猛地抬起双手，在空中挥舞着：“如果她要是早告诉我的话！”
“她说了什么？”埃勒里问。
比尔哼了一声：“可以想象到的最简单的解释，简单得没人会相信。乔星期五把那该死的文具组合带回了家。自然地，她很想看一看。于是，她打开了包装看。就这样，她的指纹印在了上面。很漂亮，是不是？”他干笑了两声，“唯一一个能证明她所说的话的人已经死了！”
“噢，好啦，比尔，”埃拉·阿米蒂轻声地说，“这听上去非常合理啊。谁会不相信送礼物的两个人可能会摆弄摆弄它呢？礼物是露西和乔两个人送的，瞧！那么露西和乔的指纹都在上面有什么奇怪的呢？为什么陪审团会不相信呢？”
“你听过商店售货员的证词了。礼物是乔买的——一个人。在递给乔之前是擦干净后才包装的。乔是自己在商店写的礼品卡。没有和露西有关的证据，有吗？后来怎么回事？乔回过家。可是我能证明他回过家吗？不能！是的，我可以证明他跟我说过他第二天早上离开费城，这暗示着他晚上可能是和露西在一起。但是，这也只是暗示，没有说服力。再想想这个证言的来源，陪审团的判断就会产生偏差。没有人看到乔星期五晚上回了家，也没有人看见他星期六早上离开家，除了露西，没有别人。你能期望带有偏见的陪审团会相信被告没有证据支持的话吗？”
“他们并没有偏见，比尔。”埃拉说。
“虽然你是好意，但这不是事实。你有没有注意到过第四号陪审员的样子？我从她面前经过时觉得那是块肥沃的土地——肥胖、50岁、中产阶级、家庭主妇……可是你看她那一副愤怒的样子。露西太漂亮了，她让每一个女人都感到忌妒。其他的，像是第七号，他有着扭曲的性格。我怎么会知道的呢？看他的样子，他痛恨整个社会、整个世界。全是疯子。”比尔挥舞着手臂。
他们一下子都沉默了，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过了一会儿，比尔打破了沉默：“好吧，该开始战斗了。”
“你要让露西上证人席吗？”埃勒里平静地问。
“老天在上，老兄，她是我唯一的希望！我找不出证人来证明她看电影的不在犯罪现场证明，也没人能证明指纹的事。所以，她就得自己来证明。也许她本身是一个让人同情的证人。”他一屁股坐到他们面前的长椅上，揉搓着他的头发，“如果她不行，就只有上帝才能帮我们了。”
“但是，比尔，”埃拉反驳道，“你这样不是太悲观了吗？我请教过我们这里的一些法律专家，他们都认为波林杰并没有占据优势。毕竟，他手上的还只是间接证据。所以对此怀疑也是合情合理的……”
比尔耐心地说：“波林杰是个相当狡猾的律师。他在最后时刻会使出杀招，别忘了这个——控方在辩方后面进行最后陈词。任何一个有经验的律师都会告诉你，他会隐藏一半的实力，以便在最后时刻给陪审团留下深刻印象。而且在舆论上——”他满面愁容。
“舆论怎么样？”埃拉有些生气地问。
“噢，你是个天才，埃拉。但是你在法律方面缺乏经验。你没有理解这会给保险业带来什么后果。”
埃勒里坐在长椅上问：“什么？”
“在审判开始之前，国民保险就透露消息说他们将暂缓支付保险金给露西，这是因为怀疑保险受益人有可能是谋杀被保险人的凶手。老哈撒韦曾对记者们发表讲话，他虽然没那么说，但结论是很明白的。当然，我已经开始准备材料在纽约起诉他们延迟付款来弥补一下这种舆论带来的不利。但是这只是例行公事而已，关键的关键还是法庭最后的结果。与此同时，每一位陪审团的成员都在看这方面的报道。法院的那些人否认了这一点，但他们的确是在看。”
埃勒里把手中的香烟弹了出去：“辩护准备得怎么样了，比尔？”
“露西自己来解释指纹的事，还有不在现场之类的证明。你来提出检察官无法解释的矛盾之处。当然，埃勒里，你愿意这样做吧？”比尔突然问。
“别像个傻瓜一样，比尔。”
“有一个问题，你可以从这个角度入手，埃勒里。这就是烧剩下的火柴棒。”
“火柴棒？”埃勒里眨眨眼，“它们怎么啦？怎么说？”
比尔跳下长椅，又开始踱步：“毫无疑问地，这些燃烧剩下的火柴棒可以证明凶手在等金鲍尔的时候抽过烟。而我很容易证明露西不抽烟，而且从来没抽过烟。如果我要求你上证人席……”
“但是，比尔，”埃勒里缓慢地说，“这里面有一个问题。一个很大的问题。很大的问题从逻辑上证明你完全错了。”
比尔一愣：“什么问题？不抽烟？”他看上去有些迷惑，眼睛更深陷在眼窝里。
埃勒里叹了口气说：“我对那间屋子进行了仔细地搜索，比尔。我在盘子里找到了很多烧过的火柴棒。是的，这很自然地让人会想到抽烟。但实际上是怎样的呢？”
“如何当一名侦探的第一课。”埃拉咯咯笑着，但是她焦虑地看着比尔。
“抽烟，”埃勒里皱着眉，“就意味着会有烟草。有烟草就意味着会有烟灰和烟头。我发现了什么？没有一丁点儿烟灰和烟头的踪迹，也没有哪怕是最细小的烟丝末之类的东西。其他地方没有燃烧的痕迹，盘子里没有香烟碾过的痕迹，壁炉上或地毯上也没有任何燃烧的痕迹或是烟灰和烟头。我一寸一寸地检查过地毯，每一根线几乎都看过了。最后，窗外的地上和附近也没有发现烟灰和烟头，说明没有人把烟头从房子里顺着窗户扔出来。”他摇摇头，“不行，比尔。那些火柴棒能说明是干别的用的，就是说明不了抽烟。”
“那么算了，这个就不能用了。”比尔说完，又陷入了沉思。
“等一分钟。”埃勒里又点起一根烟，“这个是不能用了，但同时也有能用的啊。有些证据能帮助你向波林杰发起反攻。但是，在我说出来之前，”他在烟雾中眯着眼看比尔，“我能不能问问你要把安德丽亚·金鲍尔小姐怎么办？”
一个高个子冷峻的女人挽着一个男人的手在草地上漫步。长椅这边的几个人变得很安静。女人的脸看不太清，但她肯定是在听那个男人说话。然后，这一对走到一盏路灯下的时候，大家才认出他们是安德丽亚·金鲍尔和他的未婚夫。
伯克·琼斯看到他们突然停下来，凶恶地瞪着他们。安德丽亚也是一样，她看着比尔时的神情就好像是见到了鬼。
比尔看到他们却低下了头，看着自己的拳头。
安德丽亚像幽灵一样迅速转回身，朝着她和琼斯来的方向跑去了。琼斯站在那儿犹豫了片刻，怒视的目光从比尔身上转到了跑开的安德丽亚，然后也突然跑了起来。他吊着的胳膊前后摆动。
埃拉站起来。“比尔·安杰尔，我对你失去了信心！”她叫嚷道，“你到底是怎么了？你这个傻瓜！你选了一个绝妙的时刻去表现得像一个初恋的小男孩！”
比尔摊开手：“你不明白，埃拉。你们都不明白。我对这个女孩没什么。”
“那就告诉那个男人！”
“我对她的兴趣只是因为她隐藏了什么。”
“哦，”埃拉换了一种语气，“是什么？”
“我不知道。但是肯定是非常重要，因为我只是提到让她上法庭作证，她就表现得很狂乱。所以——”他的手迅速地张开又合上，“法庭就是她将要去的地方。我是傻瓜？我要让她看看谁是傻瓜。她对我的确是很重要——为了可怜的露西。真是非常重要，我把她留作我最后的证人！”
“比尔，亲爱的。你真行，大律师。我可以发表你刚才说过的话吗？”
“还不可以正式地写，”比尔冷峻地说，“但可以说是传言。波林杰对此也没什么办法。我已经发传票给她了。”
“据传言……哈哈，我真祟拜你。再见，亲爱的！”埃拉也跟着刚才那一对消失在夜空中。
“比尔，”埃勒里说。比尔坐下，目光转移到别处，“我知道这个决定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为什么对我会意味着什么？对此我为露西高兴！是你们才觉得我会痛苦！”
“你当然会痛苦，比尔，”埃勒里平和地说，“而且我也会。为了很多原因，”他意味深长地加了一句，“不止一个原因。”
当梅南德法官宣布休庭议会，陪审团的成员们有多种不同的意见。很多人认为应当马上宣布无罪。其他人则预测法庭辩论因意见不一致将持续很长时间。只有少数人认定有罪。
露西确实是一个很差的证人。从一开始，她就非常紧张。当比尔引导她开始她的证言后，她变得稍微从容了一些，甚至有时还露出微笑。通过比尔令人感到同情的问题，她讲述了她和这个她认为是约瑟夫·威尔逊的男人的生活。
从他们的爱情、他对她的关心、他们最初见面时的情景、他的求婚和结婚，一直到婚后的日常生活。
慢慢地，比尔把她带到了凶杀案发生前的那几天。她讲述了他们如何商量给比尔买生日礼物，威尔逊答应星期五——即他被杀的前一天——会买回来，那晚他带回文具组合后，她拆开包装看了看，他星期六早上离开家时带上了礼物，说当天会去比尔的办公室去并交给他礼物……
她在证人席接受比尔的直接询问就用了一天半，比尔的问题全部问完时，她已经把所有的事都做了解释并否认了控方所有的指控。然后，轮到波林杰展开他的攻势。
波林杰完全是恶意地对她的叙述提出了质疑。他提问题的时候做出气愤的手势，还用各种不同的语调做出暗示。
他嘲笑露西证言的真实性，并讥讽她居然会不知道甚至没有怀疑过她丈夫的真实身份。他指出没有人会相信一个女人会和这样的男人生活十年，而不去了解他——尤其是这个男人大部分时间“神秘地”不在家。他的询问是无情的，比尔不断地站起来高呼抗议。
在一个问题上，波林杰吼叫着：“威尔逊夫人，你在今天以前有机会——有一百次机会来做陈述，是不是？”
“是的……”
“为什么你以前不说明你的指纹是如何到那个裁纸刀上去的？回答我！”
“我……我……没人问过我。”
“但是你知道你的指纹在上面，对不对？”
“我没意识到……”
“但是你已经意识到了突然提出这种脆弱的说明，会给陪审团留下不好的印象。对不对？在你知道你处于不利局面时，就和你的律师一起编造了这些谎言，对不对？”
尽管比尔不断愤怒地高喊抗议，他还是完成了他的重击。陪审团的成员皱起了眉。露西紧握着自己的手。
“你刚才还作证说，”波林杰突然说，“你的丈夫星期六早上出门时答应去你哥哥的办公室并交给他礼物。你说过没有？”
“是的，我说过。”
“但是他没有去，他去过吗？礼物被发现在离费城很远的一座孤零零的小屋里，不是吗？”
“我……他一定是忘记了。他一定是……”
“你有没有意识到，威尔逊夫人，这里人人都肯定你在礼物这件事上说了谎？你从来就没在你自己的家里见到过它，对不对？你第一次看见它是在小屋……”
在波林杰完成了他的洁问的时候，露西已经几乎是崩溃了，她抽泣着，不时地发怒，更多的时间坠入波林杰用语言设下的陷阱——说出自相矛盾的话。比尔所能做的只是不停地提出抗议。波林杰真是一个狡猾的检察官，表面上他怒火中烧，其实这只是算计好的对证人不稳定的精神的刺激。在内心深处，他像一架机器一样冷酷、无动于衷。
在露西从歇斯底里的状态恢复之前，必须休息一下了。
比尔勉强地向陪审团微笑着，开始了他的辩护。
他传唤了一个又一个证人——邻居、朋友、附近开商店的人——来证明露西和死者生前过着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所有的证人都证明大家从来没有怀疑过威尔逊有着双重身份，而且露西也没有显露出一丝知道此事的迹象。他找了几位证人证明露西在他的丈夫“出差”时，有在星期六晚上到城里看电影这一雷打不动的习惯。他还找了她的一些朋友和她经常惠顾的服装店的人来证明露西从来没买过也没戴过面纱。波林杰在这个过程中一直不动声色，只是默默地找着证言中的弱点和漏洞。
接着，比尔开始了汽车的部分。
他在波林杰的指纹专家检查过福特车后作证时就指出——没有证据表明在车上只有露西一个人的指纹。这是她的车，她已经一个人开了好几年了，自然到处都是她的指纹。他还尝试着说明方向盘和排挡上面一些看不清的污迹就是戴手套的手留下的。但是专家拒绝承认他的说法。
现在，比尔像波林杰一样，也找了一些专家做证人来证明这一观点。尤其是他找到了一位任职于联邦标准局的金属专业的专家。
这位证人证实福特车的水箱盖不可能是像波林杰所说的生锈的部分腐蚀后在凶杀案现场经过震动而自己“掉落”下来。专家说他经过分析断成两半的水箱盖后得出结论，除非是人为的重击，否则那个小金属人儿不会从脚踝那里断裂。他详细解释了金属的拉力和老化的概念。对于这一观点，波林杰经过反问后，提出将找到专家提出与之相反的论点予以反驳。
比尔在第四天辩论时，把埃勒里推上了证人席。
“奎因先生，”在埃勒里简单介绍了他的专业背景后，比尔说，“你是比警察更早到达犯罪现场的，是不是？”
“是的。”
“你仔细地勘查了现场，仅仅是出于职业的兴趣，是不是？”
“是的。”
比尔拿起一件看不出是什么的小东西：“你还记得在你检查现场时见过这件东西吗？”
“是的。这是那个廉价的盘子。”
“那时，它放在屋子的什么地方？”
“在那唯一的一张桌子上面，死者就躺在桌子后面。”
“在那么显著的位置，是不可能被漏掉吧？”
“不可能。”
“你看见它的时候，奎因先生，在这个盘子上面有什么东西吗？”
“有，一些纸火柴棒，显然是燃烧过的。”
“你的意思是说这些火柴棒被点燃后，又被熄灭了。对吗？”
“是的。”
“控方提出的整个案情你都听过吗？你是从审理这宗案件开始就坐在法庭里吗？”
“是的。”
“那么这个盘子，”比尔严肃地问，“或者是你在现场看到过的火柴棒，是否被检察官提到过？”
“没有。”
波林杰和比尔在梅南德法官面前站着争论了五分钟。
最后比尔被获准继续询问。
“奎因先生，你是一位著名的犯罪调查专家。你能不能向陪审团的各位成员解释一下这些被检察官谨慎地忽略了的燃烧过的火柴棒？”
“哦，当然可以。”
这引起了一次时间更长的争论，波林杰气得脸色发青。
埃勒里被允许继续解释。他接着解释了几天前那个晚上对比尔解释过的为什么这些火柴棒不是因为吸烟留下来的原因。
“你刚才说，奎因先生，”比尔迅速地说，“这些火柴棒不可能是被用作吸烟的用途。那么通过你对那间屋子的仔细检查，是否发现能够合理地解释这些火柴棒的用途的东西？”
“有，是的。不单单是我发现了那个东西，德琼警长和他手下的警探那天也发现了。它的状况使结论，在那种情况下，是确信无疑的。”
比尔晃动着什么东西：“你指的就是这个吗？”
“是的。”比尔手中的就是在裁纸刀上发现的烧焦的软木塞。
这次又引起更激烈的争论。经过一番交换意见，法官同意把它作为辩方的证物。
“奎因先生，你发现的时候，它已经被火烧焦了，是吗？”
“是的，毫无疑问。”
“它是在杀死金鲍尔的裁纸刀的刀尖上发现的，是不是？”
“是的。”
“你作为一个犯罪学家，对此有何解释？”
“只有一种解释的可能性。”埃勒里说，“很明显，刀子刺进金鲍尔的心脏时，软木塞并不在刀尖上。所以，它一定是在凶手杀完人以后才被放到刀尖上，而且接着又用在盘子里发现的火柴棒反复地烧焦。凶手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而且刀尖上面插着的烧焦的软木塞会有什么作用呢？它是一个粗糙但有效的书写工具。刀子本身就是笔杆，而刀尖上碳化了的软木塞的边缘能留下清晰可读的痕迹。换句话说，凶手在犯下罪行之后出于自己的某种原因写下了什么东西。”
“那你认为凶手为什么不使用更简便的工具呢？”
“因为手头上没有。在那间屋子里和受害者身上都没有钢笔、铅笔或任何的书写工具——除了作为礼物的那套文具中有钢笔和墨水池。但是钢笔里和墨水池里都是干的，因为是新买的还没有往里面灌墨水。所以，如果凶手想写东西，而他自己身上又没有书写工具，他就会这么做。事实上他也是这么做的。软木塞，当然是那套文具中的。很可能，为了实施犯罪，他已经把它拿了出来。所以在需要写东西之前，他已经知道了。如果是在剧场里，打个比方，是不可能用烧焦的软木塞作为书写工具的。”
“你是否听到过检察官在指控被告的过程中提到过这个烧焦的软木塞呢？”
“没有。”
“在现场发现过纸条或任何书写的信息吗？”
“没有。”
“那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很明白，纸条之类的东西被带走了。如果凶手要写个纸条，一定是写给什么人的。从逻辑上很容易想到，是后者把纸条带走了。这是本案原来没有涉及过的一个新的因素。即使是凶手本人带走这个纸条，虽然听上去有些荒唐，这个简单的事实也是检察官所不能解释的。”
埃勒里和波林杰在证人席面前争论了近一个小时。波林杰的观点认为埃勒里不是一名合格的证人。其一，他本人是被告人的朋友；其二，他的证言多是“理论多于实际”。
埃勒里最后走下证人席的时候，他们俩都争论得满头大汗。然而，舆论界普遍认为辩方已经取得了重要的一分。
从这以后，比尔好像变了个人。他眼中表现出的自信也开始影响着陪审团的成员们。第二号陪审员是一位精明的特伦顿商人，原来他一直坐在那儿毫无表情，好像世界上发生的一切事情和他都没有关系。现在，这种冷漠消失了，人们看到他和旁边的人热烈地交谈。陪审团的其他成员看上去也比前几天热心多了。
最后一天的上午，在和几位相对不太重要的辩方证人谈过话以后，比尔小心谨慎地走入法庭，每个人的眼睛都注视着他。他的脸色有点苍白，但已经不像前几天那样严重了。他用挑战的目光扫过整个法庭，使得波林杰心中暗自打鼓。
他没有浪费时间：“杰西卡·博登·金鲍尔请上证人席。”
坐在检察官桌子后面的安德丽亚紧张地屏住了呼吸。
金鲍尔夫人看上去非常气愤，她与自从开庭以来一直坐在波林杰旁边的弗吕赫参议员急匆匆地交谈了几句之后，就稳定了一下情绪，走上证人席。
比尔问了她一些激烈的问题，使得波林杰不住地打断他。这些严厉的问题也把金鲍尔夫人气得脸色发白。当他问完这些问题之后，尽管她强烈地反驳，还是给人留下了金鲍尔夫人在这个世界上最有杀死金鲍尔的动机这个印象。
为了缓和人们的印象，波林杰在发问的时候尽量把她描绘成一个温柔、被人误解的女人，不但没有从不幸的婚姻得到安慰，反而要为金鲍尔所犯的错误受过。他还举出了她在凶杀案发生当晚的活动的证据。她在沃尔多夫参加慈善舞会。比尔曾对此提出了疑问，暗示她有可能偷偷地溜出去作案。但波林杰证明如果她偷偷跑出去，驱车50英里来回是不可能没人发现的。
比尔立刻传唤了格罗夫纳·芬奇出庭作证。他作为国民人寿保险公司的执行副总裁，证明金鲍尔夫人直到金鲍尔先生被杀前的几个星期之前一直是他的保险受益人。尽管芬奇矢口否认，比尔还是提出了金鲍尔夫人有可能通过他知道了有关保险受益人被更改的情况。为了进一步证实这一点，比尔重提了芬奇在凶杀案发生当晚对德琼说过的话——那就是“我们当中的任何人都有可能溜出来杀死他。”
波林杰为了反驳这一说法，拿出了当时速记的笔录：“如果你的意思是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可能会溜出来，开车到这儿把乔·金鲍尔杀死，我认为你的假设在理论上有这种可能性。”接着，他问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芬奇先生？”
“我的意思是在理论上任何事都是有可能的。但我同时也指出这是荒唐的……”
“你是否要说明金鲍尔夫人可能当晚会从沃尔多夫的慈善舞会离开一段时间？”
“金鲍尔夫人那里晚上根本就没离开过。”
“你是否告诉过金鲍尔夫人他的丈夫突然改动了他的保险受益人？”
“从来没有。我已经说过无数次了。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人能证明我曾经暗示过金鲍尔夫人有关金鲍尔先生变更保险受益人的事。”
“好了，我的问题完了。芬奇先生。”
比尔站起来，清晰地喊道：“安德丽亚·金鲍尔。”
安德丽亚一步一步地走向证人席，就好像是在走一段很长的路。她的眼睛向下看着地面，颤抖的双手紧握在胸前，脸上没有一点血色。她经过正式宣誓后就安静地坐在那里。精神有些恍惚。法庭上所有的人都感觉会有他们意想不到的事会发生。波林杰坐在他的座位上咬着手指，他后面的金鲍尔家族的人显得惴惴不安。
比尔靠在证人席的栏杆上盯着她，直到她的眼睛像被磁力吸引一样抬起来看着他。没人会知道在他们之间这几英寸的空间里传递了什么样的信息，但是大家发现他们俩个在目光交错以后显得更不自然，比尔把目光转移到后面的墙壁，安德丽亚又低下了头看着自己的手。
比尔以一种相当平和的语气开始了询问：“金鲍尔小姐，6月1日那天晚上你在哪里？”
她的回答声音很小：“和我母亲一起在沃尔多夫的舞会上。”
“整个晚上吗？金鲍尔小姐？”他的声音很温柔，但这是一种像诱捕猎物时的残酷的温柔。她没有回答，但是她的呼吸很不均匀。
“请回答问题！”——她拼命忍住眼泪——“需要我来唤起你的记忆吗，金鲍尔小姐？还是我传唤一位证人来帮助你回忆？”
“请别……”她低声说，“比尔……”
“你已经宣过誓保证说真话，”他冷酷地说，“我有权利得到答案！你不记得那天晚上你离开沃尔多夫的时候去了哪儿吗？”
在检察官那边一片混乱，波林杰大叫道：“法官大人，辩方律师明显是在怀疑他自己的证人。”
比尔对他笑了笑：“法官大人，这是一起谋杀案件的审判。我传唤的证人应该是对方的证人，我有权质询这位证人。本来我应该在控方提出证人时作为辩方质询这位证人，但遗憾的是控方根本不愿意让这位证人出庭。而她的证言是和本案有关的，而且是很重要的。如果检察官给我机会进行下去，我很快就能证明这一点。”说完，他又加了一句，“不过，检察官似乎很不愿意让我这么做。”
梅南德法官说：“辩方律师要求传唤并质询对方的证人是非常正当的。请继续吧，安杰尔先生。”
比尔大声说：“请重复我的问题。”
速记员重复了刚才的问题。安德丽亚疲惫而又绝望地说：“是的。”
“告诉陪审团你在那天晚上开始都在什么地方？”
“在那个——河边的屋子……”
“你是说金鲍尔被谋杀的那个屋子吗？”
她低着头说：“是的。”
整个法庭一下子沸腾了。金鲍尔家族的人都站了起来，大声地吼叫着。只有波林杰一动不动，而安德丽亚闭上了她的双眼。几分钟后，法庭才重新安静下来。
然后，安德丽亚开始讲述事情的经过——她如何接到了继父的电报，又借了她未婚夫的卡迪拉克跑车开到特伦顿，她又发现来早了一个小时，就出去转了一个弯，再回来的时候发现房子里空无一人，只有金鲍尔静静地躺在地上。
“你当时认为他已经死了，而实际上他还活着。是吗？”比尔严厉地问。
“是的……”
“你有没有碰尸体呢，金鲍尔小姐？”
“噢，没有，没有！”
接着她又开始讲述她如何受到惊吓大叫起来，又飞快地跑出屋子。埃勒里默默地在一张纸上匆匆写了几行字，交给了比尔。安德丽亚结束了她的讲述，她的眼睛张大着，充满了恐惧。比尔紧闭双唇，样子很奇怪，他拿着纸的手略微抖了一下。
“你第二次到那个房子的时候停留了多久？”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几分钟吧。”她已经完全吓坏了，紧缩着双肩想要保护自己。
“几分钟，你第一次到那儿的时候，8点钟，那时在车道上有没有一辆汽车？”
她好像在痛苦中思考着，小心地挑选要说的话：“在那条主要的车道上没有车，在侧面的车道上有一辆旧的轿车——那辆帕卡德，就停在门廊的旁边。”
“威尔逊的车，是的。那么，当你回来的时候，如果你在那房子只是几分钟的话，你第二次回来的时间应该是9点钟左右，对不对？我看见你离开的，记得吗，那时是9点过8分。”
“我想……是这样的吧。”
“当你9点钟回来的时候，那时帕卡德车当然还在那儿。但是另外一辆车还在吗？”
她很快地说：“没有，根本没有。”
“你还说，”比尔继续紧逼，“你第一次和第二次来的时候看到房子里面都没有人，是吗？”
“没有人，连个鬼影子都没有。”
“你第二次回来的时候，是否看到主要的车道上有汽车的轮胎印？”
“我……我不记得了。”
“你刚才说因为早到了就开车沿着兰伯顿路朝着卡姆登方向开了一个小时。那你在去的路上和回来的路上，有没有看到一个戴着面纱的女人开着福特车经过？”
“我不记得了。”
“你不记得了。那你记不记得那天晚上回到纽约时是几点钟？”
“大约11点30分左右。我先回家换上晚礼服，又开到沃尔多夫参加舞会。”
“没有人注意到你缺席了这么长时间吗？”
“我……没有，没有。”
“你的未婚夫在那儿，没有你，你的妈妈也在那儿，还有芬奇先生及其他的朋友，没有人注意到你离开过，金鲍尔小姐？你以为我们会相信吗？”
“我……我当时极度悲伤。我想不起来……谁曾经跟我说过什么了。”
比尔的脸转向了陪审团：“对了，金鲍尔小姐，你是如何处置那个凶手留给你的字条的？”
波林杰一下子跳了起来，他想了想又坐下了，什么都没有说。
“字条？”安德丽亚支吾地说，“什么字条？”
“就是那个用烧焦的软木塞写的字条。你听过奎因先生的证言了。你把那张字条放在什么地方了？”
“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她的音调提高了一点，“我告诉你那儿没有——我是说我根木不知道有什么字条！”
“在凶杀案现场曾经有过三个人，金鲍尔小姐，”比尔紧追不舍，“被害者、凶手，还有你。凶手作案后写了那张字条。他当然不是写给他自己的！那张字条在哪里？”
“我对那字条真的是一无所知。”她歇斯底里地叫喊着。
“我想，”波林杰站起来，慢吞吞地说，“这已经太过分了。法官大人，证人不是来接受审判的。她已经对这个我应该反对的问题给了足够的解释。”
比尔激动地与他争论。但是梅南德法官摇了摇头说：“安杰尔先生，你已经得到了答案。我想你应该继续询问。”
“我保留我的意见！”
“可以，请继续吧。”
比尔转向了证人席：“现在，金鲍尔小姐，我是否可以请你向陪审团说明一下，你是否把你那一晚的经历告诉过任何一位调查此案的官员——警长德琼、检察官波林杰、或者是他们手下的任何人？”
波林杰又想站起来，但是又坐了回去。安德丽亚看了他一眼，舔了舔嘴唇。
“我们希望听你自己的证言，金鲍尔小姐，”比尔略带讥讽地说，“如果你不再向检察官寻求帮助，我将不胜感激。”
她摸索着她的手套，说：“我……好吧。”
“好的，你是主动把一切情况告诉给他们的吗？你的这些话是否都出于你本人的意愿？”
“不，我……”
“那么，是警长德琼还是检察官波林杰去找你的？”
“是波林杰先生。”
“换句话说，如果不是波林杰先生先找到你，你会自己去说明情况吗？等一下，波林杰先生！你是等着他们去找你的！这是什么时候的事，金鲍尔小姐？”
“具体我想不起来了。大概是一个星期以后……”
“凶杀案发生的一个星期以后？不要不敢说这个词，金鲍尔小姐，就是凶杀案。你不是一提到这个词就害怕吧？”
“我……不，不是，当然不是。”
“凶杀案发生后的一个星期，检察官找到你向你提了一些问题。在这一个星期中，你没有向任何执法机关说明你在凶杀案发生当晚曾经去过现场这一事实。我说的对吗？”
“这……这并不重要。我的话并不会对案子有任何帮助。我不愿被牵连进去——”
“你不愿被牵连进这倒霉的麻烦事当中？是吗？好，金鲍尔小姐，你当晚在现场的时候有没有碰过那把刀子？”
“没有！”她现在的回答比刚才有力了，眼神也恢复了原来的模样。
“那把刀当时在什么地方？”
“在桌子上。”
“你连一个指头都没碰？”
“没有。”
“你那天晚上有没有戴手套？”
“我戴了，但是当时我把左手的手套摘下来了。”
“那你的右手还是戴着手套吗？”
“是的。”
“你在逃离屋子的时候是不是把手撞到了门上，而且撞掉了你订婚戒指上面的钻石？”
“是的。”
“你把它丢了以后，有没有意识到是当时撞掉的？”
“我……没有。”
“就在凶杀案发生的当晚，我发现了那颗钻石，而且告诉了你。你拼命恳求我不要把这件事告诉给任何人。这是不是事实？”
她气愤极了：“是的！”她的脸上燃烧着怒火。
“那么这是不是事实。”比尔无情的声音中带着嘶哑，“你为了不让我把这件事泄露给警方甚至吻了我？”
她从椅子上站了起来，目瞪口呆地说：“为什么，你……你答应过我！你……你……”她用力咬住嘴唇，让眼泪不要流下来。
“你在案发当晚有没有见到过被告人？”
她脸上的怒火正在慢慢地平息：“没有。”
“你在任何时候都没有看到过她吗？在那个小屋里、小屋附近、从小屋到卡姆登的路上？”
“没有。”
“那么就是说你承认案发当晚曾经去过犯罪现场，而且你没有对任何人说起过此事，直到检察官私下直接向你询问。是不是？”
波林杰这次站了起来，大叫大嚷。又经过了长时间的争论。
“金鲍尔小姐，”比尔声音嘶哑着继续，“你不知道你的继父过着双重身份的生活吗？”
“不知道。”
“你不知道他在6月1日之前不久曾经更改了他100万美元的保险单的保险受益人吗？”
“不知道！”
“你恨你的继父，不是吗？”
这又引起了一番争论。安德丽亚的脸色因愤怒和羞愧变得苍白。而坐在检察官桌子后面的金鲍尔家那些人已经是义愤填膺了。
“好吧，”比尔匆匆地说，“我就先到这儿，控方开始吧。”
波林杰走到证人席的栏杆前：“金鲍尔小姐，当凶杀案发生一个星期后我找到你的时候，我对你说过什么？”
“你说你追踪到那辆跑车是属于我的未婚夫的。你问我在案发当晚是不是去过凶杀案现场，如果去过，为什么不去告诉你。”
“你是否感觉到我在试图保护你，或掩盖你去过现场这一事实？”
“没有，你当时对我的态度非常严厉。”
“你是否像刚才向陪审团说的那样告诉我当时的情况？”
“是的。”
“我当时听了以后说了什么？”
“你说你会调查清楚的。”
“我问了什么问题没有？”
“问了很多。”
“和案情有关的问题？关于证据的问题？还有你看到什么没看到什么之类的问题？”
“是的。”
“还有，我当时是否说过你的情况和控方已经收集到的有关被告的证据没有任何冲突，所以我将不会在审判中传唤你做证人以使你免受这些烦恼和痛苦？”
“是的。”
波林杰走了回来，脸上带着父亲般的微笑。
比尔上前问道：“金鲍尔小姐，控方没有在审判中传召你作为证人，这是不是事实？”
“是的。”她看上去很疲倦。
“但是你所掌握的情况在陪审团成员的脑海中对被告的指控会产生令人信服的怀疑，不是吗？”
辩方结束了所有问题。
所有的人都在等待着陪审团的最后判决，从最初的几个小时到一天、两天，陪审团还是没有传出任何的声音。这说明法庭辩论结束后，他们的意见有了变化。在陪审团休息室中一再延长的讨论对被告一方来说是一个有利的信号，至少他们好像是陷入了僵局。比尔的精神受到了鼓舞，随着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他的脸上露出了微笑。
控辩双方的总结发言很快地结束。先做总结的是比尔，他对波林杰进行了强有力地控诉。他认为辩方不但证明了控方的指控都不成立，而且波林杰对他宣誓承担的义务有着严重的过失。波林杰隐瞒了本案的重要证据——安德丽亚·金鲍尔到过凶杀案现场这一事实。他指出作为检察官的职责不是迫害，也不是掩盖任何情况，而是要找出事实的真相。波林杰还故意忽略了两样非常重要的证物——燃烧过的火柴棒和烧焦的软木塞。如果不是辩方证人的提示，这两样证物将永远不会被提交到法庭。它们没有被控方提出的原因仅仅是因为与它们被告没有一点关系。此外，辩方根本无法证明面纱是属于被告所有的，也无法证实面纱的来源。
最后，比尔叙述了辩方的观点。他说，露西·威尔逊明显是被杀死她丈夫的凶手所陷害的。他大声呼吁，是财富的力量和社会的地位使得这位可怜的女人成为没有抵抗能力的牺牲品。她从金鲍尔那里没有得到过任何东西，只有他的爱。所以，有些人一定要让她成为牺牲品。为了支持他的观点，比尔又提出了联邦专家关于金属的重要证言。
证言表明水箱盖提手不是自行脱落的，而是人为折断的，如果说有人把它折断的话，那一定是蓄意的，这样做的原因无非是想暗示车子的所有者，露西·威尔逊。
然后，就像几天前的晚上和埃勒里讨论过的那样，比尔开始一步一步地重建这恶毒陷害的过程。凶手偷了露西的汽车，然后到加油站去加油。其唯一的原因就是要给加油站老板留下汽车和戴面纱的女人的印象。
“这可以由，”比尔说，“她根本不需要加油这一事实来证明。在加油之前，油箱里的汽油足够再跑60，甚至是80英里！”
她来到小屋，看到了裁纸刀和上面的礼品卡，就用这把刀杀了金鲍尔。最后，她开车回费城，把车子丢弃在一个很容易被警方找到的地方。
“如果被告，我妹妹，”他大声说，“就是凶手，那她为什么要戴着面纱呢？她应该知道小屋附近什么都没有，除了会死的被害者之外不会有任何人能看到她。而真正的凶手为了陷害露西，有足够的理由这么做！如果她的脸被看到，陷害就不攻自破了。就这点而论，如果露西是那个女人，她为什么要把面纱留在丢弃的车里？同样，如果凶手是为了陷害露西就有理由这么做。”
“再者说，如果露西就是凶手，那么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愚蠢。她会开自己的车而留下线索吗？她会让车子在泥地上留下轮胎印吗？她会让自己的车被警方找到吗？她会把面纱留在车上吗？她会不设法为自己找到不在犯罪现场的时间证明吗？她会不戴手套用那把刀杀人吗？愚蠢，真是太愚蠢了！愚蠢得让人没法相信！”比尔大声呼喊，“但是，那个陷害露西的人有一千条理由这样做，来留下线索！”
比尔慷慨激昂的总结给陪审团成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特别强调了要有根据的怀疑。如果一位陪审团的成员，他说，是有良知和诚实的话，他就会宣布对被告的怀疑是没有根据的……他挥舞着双手坐了下来。
但是，波林杰还有机会作最后的总结性发言。他嘲笑辩方有关陷害的理论是“明显的”“临死前的悲嗥”。关于被告愚蠢的行为，波林杰白了埃勒里一眼后说，任何一个有实际经验的犯罪学家都知道，一切犯罪都是愚蠢的；只有在侦探小说中罪犯才有着天才一般的头脑。而这名被告，他说，并不是一个惯犯；像一般的报复心强的女人一样，她的动机使她的行为变得轻率、不假思索；她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她所留下的踪迹。
他神气十足地说控方已经充分地探明了她在案发当天的活动和犯罪事实。她在凶杀案发生的几分钟之前被看到在驾着自己的车行驶在通往小屋的路上。她的车在小屋前的泥地上留下了轮胎印。这些证据可以证明，她的车在凶杀案发生时的这段时间就在犯罪现场。这也自然的证明了被告，他继续说，也在犯罪现场。他还指出，如果对她就是开着福特车的女人有任何的怀疑的话，那么她在杀死她丈夫的刀子上留下的指纹是完全不可辩驳的。
“指纹，”他讽刺地说，“是不可能陷害她的——除非，也许在我刚才提到过的侦探小说里。”陪审团的成员们都笑了，“这名被告在那个屋子里用手拿过刀，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把她和尸体联系起来。”
这种联系是有根据的，他继续说，它足以打破所有的怀疑。辩方是如何解释刀上的指纹这个最重要的问题的呢？
他们说她的指纹是在前一天晚上在她自己家里被印上去的。但是这个显然是臆造的故事的证据在哪里？没有一个证人能支持她的解释，甚至都没有一个证人能够证明被害人星期五晚上在他们费城的家里……那么这些解释是什么时候出来的呢？就是在刀上的指纹证据被提出之后！这不恰好说明这个故事是为了解释这个有力的证据，在匆忙之中捏造出来吗？
“我说说我的心里话，”检察官诚恳地说，“我对这个在法庭上巧妙地为他的妹妹辩护的年轻人深表同情。他不知疲倦地辛苦工作，就是为了把这件对他非常不利的案子尽可能做到最好。我们都觉得他很可怜。但是这不应该动摇你们的信念，女士们和先生们，不能动摇你们对案件的判断。陪审团应该根据事实和证据做出决定，而不是根据同情心。你们都不会允许自己在最终裁定时受到感情的影响，而失去法律的公正。”最后，他又补充说，被告始终不能提供不在犯罪现场的时间证明。
在简述犯罪动机时，波林杰开门见山地说：“这件案子的杀人动机有两重：对一个骗了她十年的男人的复仇心理和对金钱利益的渴望。知道他的真名是约瑟夫·肯特·金鲍尔，知道他有一张100万美元的保单，而且受益人的名字刚刚由金鲍尔夫人的名字换成了她自己，她一定是在6月1日之前就知道这些事的。事实上，没有证据表明不是她逼迫金鲍尔先生把保险受益人转给她，作为他对她所做的一切的‘补偿’。从心理学的角度上看，这是顺理成章的。在这个前提下，谁能怀疑这起谋杀案是有预谋的？如果你们心里的疑问是为什么被告会笨拙地伪装，的确是笨拙，但这就是因为她为了掩盖她在小屋杀死她丈夫的罪行。辩方试图争辩用新买的裁纸刀作为杀人凶器，来暗示这起杀人事件是在当时的情况下突发的。这样，即使露西·威尔逊真的被认为杀了她的丈夫，也不会被判为是蓄意谋杀。但这在明显的事实面前是多么的虚假！因为如果按照辩方自己的说法——露西·威尔逊在这件案子里是被陷害的话，你会马上看到用这把刀只是被告最方便的借口而已。如果有人要陷害露西·威尔逊，他应该在实施犯罪的很长一段时间前就开始计划和准备了。这个‘不存在的’人又怎么会知道约瑟夫·威尔逊会在死前的头一天买了这套文具组合呢？那么这个‘不存在的’人一定会计划用其他的的手段来杀死威尔逊，比如说用左轮手枪，用绳子勒，甚至也有可能用刀子，但绝对不会是这把刀子。而杀死威尔逊的恰恰就是这把刀子。这些现象似乎表明根本就没有这个陷害者。顺着这条思路，关于陷害的争论就是错误的。根本没有这种事。露西·威尔逊来到这里准备杀死约瑟夫·肯特·威尔逊，她也许拿着枪，也许拿着刀。在当时激动的情绪下，她抄起了现场的这把刀。情况就是这样。”
他的总结发言具有相当的说服力。说完以后，他坐下来用手帕擦着头上的汗水。
梅南德法官对陪审团说的话非常简洁。他简单说明了这宗案件的几种可能性，又介绍了有关间接证据的法律条文。这让众多旁观者大感意外，这位著名的法学家居然在他仅仅25分钟的发言中，没有加进去一丝他自己对本案的看法，这种现象很奇怪，因为在重大案件中，主持审判的法官是有权利表达自己的观点的。
现在，这件案子的关键转移到陪审团。
过了71个小时，终于传出了陪审团已经有了裁定结果的消息。这个消息在当天下午传到了斯泰西-特伦特饭店比尔的房间里，他正在和一些记者聊天。这么长时间地延期公布消息已经使得比尔确信他会获得最终的胜利。他有理由恢复他以前快乐、欢笑的生活，当然还少不了上好的苏格兰威士忌。他想象着在陪审团解散后的6个小时，会正式公布他们以十人对两人的优势裁定露西·威尔逊无罪。之所以拖了这么久说明那两个陪审员非常固执。
而最终宣布的结果则意味着其他的人取得了胜利。
法院的传唤像冷水浴一样使他恢复了清醒。他几乎是跑着来到法院。
比尔焦急地等待着露西，她将从旁边的监狱中被直接带过来。一会儿，他跌坐到椅子上。
“全完了，”他叹息着对埃勒里说，“我看到金鲍尔家那些人欢呼着跳了起来。”
“敏锐的观察力，”埃勒里无奈地说。就在这时，露西被带进来，他们焦急地交谈着。露西已经处于半昏迷状态，根本无法挪动自己的脚步走向被告席。一位医生来帮助她恢复清醒，埃勒里安慰地抚摩着她的手，比尔在一旁慢慢地说着安慰的话。过了一会儿，她的眼睛恢复了正常状态，脸上也有了些血色。
又是不可避免的延误和等待。波林杰还没有到。当他通过拥挤的人群来到法庭时，有很多记者试图抓住他。摄影记者和工作人员发生了口角，有人被赶了出去，法警大声呼叫着秩序……
陪审团终于出来了。这12位陪审员满脸倦容，眼神都是躲躲闪闪的。第七号看上去神情冷酷而又愤怒，而第四号陪审员则是一副目中无人的样子。即使是这两个人也不敢平视前方，而是把眼光投向别处。当他们发现坐在椅子上的比尔一直盯着他们的脸的时候，他们的脸刷的一下白了。
接着就是一片死一样的沉默，只能清楚地听到墙上大钟的滴答声。陪审团主席站起来，用颤抖的声音宣布了裁定结果。
他们确定露西·威尔逊二级谋杀罪名成立。露西当时就晕倒了。比尔一动不动，他好像凝固在他的椅子上了。
15分钟后，露西苏醒过来。梅南德法官判处她在州监狱监禁20年。
埃勒里稍后通过沸腾的人群得知，是第七号和第四号陪审员设法造成了这个令人瞠目的结果。他们经过了70小时又30分钟的斗争，把裁定结果由10比2确定无罪变成了12比0判决有罪。埃勒里想，这两个家伙一定是聪明地从要求判处死刑到妥协为20年徒刑来赢得了对他们软弱同伴的胜利。
“是刀子上的指纹使我们认为她是有罪的，”第四号陪审员后来对记者说，“我们只是不相信这个女人。”四号陪审员是一个面孔冷酷的肥胖女人。
埃勒里·奎因先生的心情是十分难过的。他默默地收拾好行李，叫行李员上来之后，就拖着沉重的脚步向比尔·安杰尔的房间走去。
埃勒里镇定下来，开始敲门。可是没有人应答。他试着拧了一下门把手，不料门并没有锁。他打开门，看到里面的情况。
比尔躺在床上，衣衫不整。他满是尘土的鞋子把床单弄得很脏。领带松松垮垮地绕在衣领上，衬衫都湿透了，好像他穿着衣服洗过淋浴。他没有任何表情地盯着天花板，红红的眼睛告诉埃勒里他刚刚哭过。
埃勒里说：“比尔，”声音很温和，但比尔没有反应，“比尔，”埃勒里又叫了一遍，他走进来，关上门后又靠在门上。
“我想我不用告诉你我是多么的……”他发现自己很难表达出他此时此刻的感受，“我想说的是我要走了。我不想在没有跟你说我没有完成这件事之前，就悄悄地溜走。在某种程度上讲，露西还算是幸运的。如果是电椅的话……现在就不需要与时间赛跑了。”
比尔笑了笑，他的笑容是那么的奇怪，他红红的眼睛深陷着，脸上像带了一个死人面具：“你是否在牢房里呆过？”他很平常地问。
“我知道，比尔，我知道。”埃勒里叹了叹气，“但是这总比……唉，那样要强吧。我要去工作了，比尔。我就是想告诉你这个。”
“别以为，”比尔说着，头并没有转过来，“我不领情，埃勒里。只是……”
“我也没能做什么。这是一个最难解的谜题，现在就更难以解开了。不过还有一线曙光……嗯，现在先别谈这个了。比尔。”
“什么？”
埃勒里走过来：“呃……钱的事怎么样？这件事已经让你负债累累了吧。我是说，上诉，会花很多钱的。是不是？”
“不，埃勒里，我不能接受……我是说，非常感谢。你是个好人。”
“是吗。”埃勒里站在那儿，犹豫了一会儿。然后，他走到床前拍了拍比尔潮湿的肩膀后就出去了。
他关上身后的门，发现安德丽亚·金鲍尔靠在比尔房间对面的墙上。
埃勒里有些吃惊。不知何故，他觉得这个姑娘站在比尔的房间外面好像不合情理，她应该和他们那些人一起离开，去为他们制造出一个牺牲品而自鸣得意。而她现在却站在这里，身上的睡袍皱皱巴巴的，手中潮湿的手帕被她摄成了一个球，她的眼睛像比尔一样的红。
“好啊，”他缓慢地说，“看看这是谁啊，你来的正好，金鲍尔小姐。”
“奎因先生。”
“你不觉得你已经应该离开了吗，金鲍尔小姐？”
“他……”
“我觉得你想看他现在的样子，”埃勒里说，“是不明智的，亲爱的。我想他宁愿一个人呆着。”
“是的。”她揪着手里的手帕，“我……我想他会的。”
“不过，既然你在这儿。金鲍尔小姐，请听我说几句话。”
“什么？”
埃勒里走过去，抓住她的胳膊，她的胳膊几乎没有温度：“你知道你对比尔，对那个要在监狱里呆20年的可怜的女人都做了些什么吗？”
她没有回答。
“你不认为应该尝试着补救……你对他们造成的伤害吗？”
“我造成的？”
埃勒里后退了一步：“如果你不来跟我说说你的经历，”他温柔地说，“你真正的经历，你会睡不好觉的。你知道的，是不是？”
“我……”她停住了，嘴唇在颤抖着。
埃勒里看着她。接着，他眯起眼睛，故意转过身大步向自己的房间走去。行李员正拿着包，在那儿等着他。
他往回走的时候，清楚地听到她在说什么。但是他知道她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说些什么。那只是发自内心的祈祷，这极度痛苦的声音几乎使埃勒里停下来走回去。
“我应该怎么办？噢，上帝啊，谁能告诉我应该怎么办？”
埃勒里控制住这种冲动。他知道这个姑娘心中的秘密，如果没有压力是不会说出来的。
他向行李员打了个手势，他们就一起走向电梯。在迈进电梯的时候，他朝安德丽亚那边看了一眼，思索了片刻。
安德丽亚站在那儿，静静地看着比尔·安杰尔的房门，手指上缠绕着潮湿的手帕。她痛苦和绝望的样子在埃勒里的脑海中萦绕了很长时间。他坚信在她弱小的身躯中有一种力量会对威尔逊·金鲍尔的案子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