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烛光下看上去她只有三十多岁，柔和的烛光照在一个穿着宽松睡衣、准备就寝的女人身上。等到白天看见她时，他明白她已超出三十五岁。后来她对他说她四十多岁了。“从她说话的口吻来看，这意味着要么是四十一岁，要么是四十九岁，”他想。但是她对他讲的就这些，第一天晚上，没有讲什么，继后的许多个晚上也一样。
有时他这样想着，便记起那艰难的没有悲哀没有自怜的几乎具有男子气概的屈服。长期以来处于精神孤独状态，精神已沦为自身护卫本能的牺牲品，而身体状况则使男人的强劲和坚韧一败涂地。于是她显出了双重性：一个是他首次见到的女人，手举蜡烛开门站在他面前（还忆起她穿着拖鞋轻轻走近的声音），像雷电闪烁之际突然见到原野，见到人身安全和私通的地平线，即使得不到乐趣；另一个则具有男人般的体肤，从遗传和环境中形成的男性思索习惯，他必须与之搏斗到最后一刻。她既没有女性的犹豫徘徊，也没有女性终于委身于人的忸怩羞态。仿佛他是在同另一个男人肉搏抗争，为着一件对双方都不具有实际价值的东西，而他们只是按原则进行搏斗而已。
他下一次见她的时候，心想：“我的上帝，我原以为很了解女人，现在才明白自己对女人一无所知。”就在那之后的第二天，她对他讲话，他看着她，不到十二个小时以前彼此都清清楚楚的事，却仿佛根本没有发生过似的。他想没办法，她衣服下面不可能让那种事发生当时他还没开始在刨木厂干活。那天的大部分时间他躺在她借与他的帆布床上，在那间她给予他居住的小木屋里，他抽着烟，双手枕在头下。“我的上帝，”他想，“这倒像我是女人，她是男人。”但这样说也不正确，因为她一直抵抗到最后。但那不是女人的抵抗，女人的抵抗要是真心实意，任何男人也无法攻克，因为女人在肉体搏斗时绝不遵守任何规则。可是她进行的是公平合理的抵制，遵循了在某种紧要情况下缴械投降的惯例，无论抵抗是不是能够到头。那天晚上，他等到灯光从厨房里消失，然后又在她房里照亮。他朝楼房走去，步子不急，但心里暗暗感到愤懑。“我要教她明白，”他大声说。他不想默不作声。他大胆地进屋，登上楼梯；她立即听见了动静。“谁？”她问，但声调里毫无惊恐。他没有回答。他爬完楼梯，走进房间。她还未宽衣，转过身来望着他从门口进入，但没有同他讲话。她眼睁睁地看着他走到桌边，把灯吹熄。他想：“这下她会逃跑。”于是，他一步蹿到门边去拦她。可是她并未逃离。他发现她仍然呆在她坐的地方，连坐的姿势也没有改变。他开始解开她的衣服。他跟她讲话，声音低微、紧张而又严厉：“我要教你明白！我要让你明白是咋回事！”她毫不抵抗，甚至仿佛在帮他忙，到了最需要帮忙的时刻，她的四肢稍稍地改变着姿势。但是，他手下的身子却仿佛是一个死去的女人，只是还未僵硬而已。然而他不退却放弃，他的手脚又急又重，仅仅由于情绪狂热的缘故。“至少我终于让她明白了她是个女人，”他想，“现在她憎恶我，但至少我教她明白了那一点。” 免费下载TXT电子书
第二天，他又整天躺在小木屋里的帆布床上，没吃任何东西，甚至不去厨房看看她是否给他留放着食品。他在等待日头偏西，等待黄昏来临。“那时候我就离开，”他想。他不期望再见她一面。“最好一走了事，”他说，“别等她有机会把我赶出小木屋。就那么大点事。白种女人从不这样干，只有黑种女人对我耍过这种威风，赶我走。”因此，他躺在帆布床上，一边抽烟，一边等待日落。他从敞开的门口瞧见日头渐渐偏西，斜影拖长，变成铜黄色。接着铜黄色褪变为淡紫色，变成夜幕四合后的昏暗一片。这时他能听见青蛙呱呱的叫声，萤火虫开始在门框外闪烁飞舞，随着夜色渐渐暗黑而更加耀眼。他站起身。除了那柄剃刀，他别无所有。一旦他把剃刀放进口袋里，他便做好了外出准备，或近或远，天涯海角也在所不辞，任凭那条看不见的危难四伏的道路延伸。然而，当他迈步时却仍朝着那幢楼房，仿佛他一发现自己的脚想朝那儿走便依了它们，像是失去重心飘浮了起来，甘愿听其摆布。心想好吧好吧飘就飘吧，越过黑暗飘向那幢房屋，飘上屋后的游廊，从那道门进去，这门是从不上锁的。可是等他把手搭上门，门并不开启。也许好一会儿他的手和信念都不敢相信；他仿佛静静地站在那儿，未加思索，看着自己的双手用劲推门，听见里边的门闩发出响声。他不作声地掉头走开，仍未发火动气。他朝厨房的门走去，估计那儿的门也闩上了。可是他却出乎意料地发现那门开着，发现自己早就希望它开着。然而这门未上锁的事实却好似对他的侮辱。仿佛一个仇敌，他已竭尽全力报复，对方却仍然傲慢地站着，安然无恙，完好无损，带着鄙夷不屑的意味深长的目光斜视着他，叫他无法忍受。他进了厨房，但没朝通往楼房本身的门走近，他第一次见到她那晚上就是在这道门口，看见她举着蜡烛出现在那儿。他径直走到为他摆放着食品的桌子旁。他不用看，他的手便能感觉到，饭菜还有余温，心想这些是为黑鬼准备的，为黑鬼。
他像是在隔着一段距离观察自己的手，看着手端起一盘菜，上上下下地晃动，然后端在手里深深地嗅闻，动作缓慢，全神贯注。他听见自己像在玩什么游戏似的大声地讲出来：“咸肉。”然后看着自己的手端起菜盘猛向墙壁掷去，投向看不见的墙壁，等待那哐啷一声响过室内然后又完全归于寂静，他又端起另一盘菜。他平稳地端到面前，不住地嗅闻。这一盘得花点儿时间。“菜豆呢或是菠菜？”他说，“菜豆或是菠菜？……好吧，就叫菜豆。”他狠狠地将它掷去，等待撞击声。响声完结后他又举起第三盘菜。“什么东西加洋葱，”他说，心想这真有趣。我以前咋个没想到这么干呢“女人的脏食。”他朝墙壁掷去，动作又慢又狠，一边听那哐啷一声响，一边等待。这时他听见了别的声音：屋内的脚步声，朝门口走近。他想：“这回她会有一盏灯。”想着这会儿我要看一眼，准会看见门下漏出光亮同时一面来回地挥动着手。现在她差不多走到门边了“马铃薯，”他终于说道，带着最后的判断口吻。他没有转身回视，甚至当他听见拉门闩的声响，门吱的一声打开，灯光照在他身上，他仍然站在那儿，手里稳稳地端着菜盘。“不错，是马铃薯，”他说，带着孩子自个儿玩游戏玩得入迷的说话语调。他既能看见也能听见菜盘撞击在墙上。然后，灯光消失了，他又一次听见门吱的关上，听见上门闩的声音。他仍然没有转过头去。他端起下一盘菜。“甜菜，”他说，“我可不喜欢甜菜。”
他移居去的地方只有一家商店，一个铁匠铺，一座教堂和两家酒馆。在这里伯顿花了许多时间谈论政治，直起粗声粗气的嗓门大骂蓄奴制和奴隶主。他的声誉随之建立起来了，大家都知道他随身带着手枪，他发表的意见大家至少是没有异议地接受了。有时候，尤其在星期六晚上，喝了一肚子威士忌回家，耳畔还响着他自己激昂的夸夸其谈。然后，他重手重脚地推醒儿子。（这时孩子的妈已去世，还留下三个女儿，个个都有一对蓝眼珠。）“我要你学会憎恨两桩事，”他说，“不然我就狠狠地揍你一顿。那就是地狱和奴隶主。听清我的话了吗？”
他绝不劝人改变宗教信仰，他不是传教士。遇事他总带上手枪，但除了有一回处理桩小事外都没有产生过重大影响。他差不多把全部精力花在自己的亲骨肉上。他对孩子们说：“让别人统统不知不觉地坠入黑暗的地狱吧。但只要我有举起手臂的力气，就要把仁慈的上帝灌进你们四兄妹的头脑。”这往往在星期日，这一天，孩子们都洗得干干净净，穿得整整齐齐，不是印花布便是蓝色斜纹棉布衣服；父亲则穿上绒面呢的礼服大衣，臀部口袋里胀鼓鼓地别着手枪；他穿的有褶纹的无领衬衫由大女儿在每个星期六浆洗，浆洗得同她过世的母亲做的一样，几兄妹聚集在简陋整洁的门厅里，由伯顿展开那本一度烫金并用纹章装饰过的书，用他们谁也听不懂的西班牙语诵读。他一直这样做，直到他的儿子也离家逃走为止。
这可以说是在闹着玩：一种无情的玩笑，板着面孔的笑容，两头狮子在抓斗，是否会抓伤却说不准。他们扭在一起，皮带被抓住了，他们面对面、胸对胸地站着：长者一张瘦削的灰扑扑的面孔，一双暗淡的新英格兰人的眼睛；年轻人的相貌一点儿不像他，长着鹰钩鼻子，嘻嘻地笑着，露出洁白的牙齿。“住手！”纳撒尼尔说，“难道你看不见对面马车里有谁在观看吗？”
“我原想问你一件事，不过现在我自己已经知道答案了。”
她听了并不激动，声音平静地说：“什么？”
“你父亲干吗不把那家伙杀掉——他叫什么名字？沙多里斯？”
好一会儿他沉默不语。然后他说：“我不知道。”他的话音又停止了。从他说话的声音，她知道他转开了目光，在望着门口。他的面孔阴郁，非常沉寂。然后他动了一下，又讲话了；他的声音这时具有言外之意，忧郁而又带着嘲弄，既一本正经又充满讥讽：“如果我不是的话，他娘的，我没有浪费掉许多时间才怪。”
这下她也似乎陷入沉思，默不作声，几乎屏息静气，却仍然没有任何自哀自怜或追思回想的意味。“我早想到了。我父亲之所以没有杀掉沙多里斯上校，我想是因为父亲身上有法国血统的缘故。”
“法国血统？”克里斯默斯说，“难道有人在同一天把他的父亲和儿子杀死，这个法国人也不发火吗？我猜你父亲准是信奉宗教，也许是个说教者。”
她好一会儿没有回答。萤火虫飞舞着，什么地方传来一声狗叫，声音显得柔和、凄凉、遥远。“我想过这事，”她说，“那时一切都过去了。身穿军装挥动旗帜的杀戮，不穿军装不打旗帜的杀戮，都一个样，在过去或现在都于事无补，毫无益处。都是一个样。而我们是外地人，陌生人，我们是不请自来的不速之客，闯进了他们的领地却抱着不同的想法。我父亲是法国人，半个法国人。许多法国人都尊重别人对自己所出生的国土和人民的热爱，懂得一个人应当按照自己出生的土地所教导的那样去行事。我想这就是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