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里人发现大火之后五分钟，人们便开始聚集。其中有的人正赶着马车进城度周末，也停下来观看，更多的人则从周围邻近一带步行而来。这是一个黑人居住的地带，稀疏的小木屋，单薄贫瘠的土地，平时一支警卫搜查队要来梳上一遍也难找到十个人，包括男女老幼在内；然而这时，仿佛从天而降，不出半个钟头便汇集了一群又一群的人，有的独个儿来，有的一家子出动。还有的从城里开着汽车，一路哇哩哇喇地飞驶赶来。其中包括本县法庭的警长——一个身材肥胖、神情潇洒的人，头脑顽固而又机灵，一副乐善好施的样子——他推开那些围观摊在床单上的尸体的人们，这些人带着呆滞的孩子般的惊讶神色瞧着，正像成年人在端详自己的不可更改的肖像那样。人群中也有偶然南下的北方佬，南方的穷白人和短时在北方住过的南方人，他们个个都相信这是桩黑人干的匿名凶杀案，凶手不是某个黑人，而是所有的黑种人；而且他们知道，深信不疑，还希望她被强奸过，至少两次——割断喉咙之前一次，之后又一次。警长来到尸体跟前亲自察看了一番，然后叫人抬走，不让这悲惨的尸体暴露在众人的眼前。
这样一来，除了摊放过尸体的地点和大火，再没有什么可供人们观看的了。过了一会儿，谁也记不清刚才摊尸的床单摆放过的位置，盖住的地面；这样，供观看的便只剩下大火了。于是人们观看大火，带着同样呆滞惊骇的凝视目光，这目光仿佛直接来自知识起源的古老发臭的洞穴；他们好像从未看过死亡，从未观看过大火似的。不一会儿，消防车雄赳赳地开来现场，一路呐喊着，吹口哨，敲铃子。崭新的车身漆成红色，带有金色的饰边，配备有一副手拉警报器和一个音调宏亮的金色铃子，威风凛凛，十分神气。车上还站着没有戴盔帽的男人和年轻小伙子，他们把着扶手任车飞驰，凛然不惧。车上装备有自动升降梯，用手一按就会立即升得老高，像是可以折叠的大礼帽；只不过现在没剩下可以供它们升高的目标了。车上还整齐地盘绕着没有用过的皮水管，令人想起大众杂志上电话托拉斯登的广告；可是这时既没有东西把它们支撑起来，也没有水从皮管里流过。于是，车上那些没戴盔帽的扔下了柜台桌边的工作赶来的男士纷纷跳下车，包括那位拉警报器的人，他们也加入观看，被人领着看了几处不同时候摊放过床单的地点；其中有几位的口袋里装着手枪，他们便开始查找肇事凶手。
“这个皮布尔斯是一位黑人律师，”高级职员说。
“两英里，”拜伦说，“好啦。”他转过身。海托华没有动。拜伦调换了一下手中迄今尚未放下的食品袋。“我说晚安，”说着，他朝门口走去，“我会来看你的，过不了多久。”
“谢谢。我想她够了。那儿已经有了一些。谢谢。”
“我会安排的。”
说完，他走了。海托华又从窗边看着他穿过门廊，走上街道，朝着城边踏上两英里的路程，手里提着一袋袋纸裹的食品。他雄赳赳地迈开大步，很快走出了视线；他的步伐，对一个发胖气短的老人，一个长期坐卧不动的老人来说，真是望尘莫及。海托华靠在窗边，迎着八月的暑气，全然不觉自己住处的气味——一个不再参与生活的人的气味：胖体发出的汗臭，像行将就木的人穿的衬衣的陈腐气味——他倾听着脚步声，明知听不见了，却似乎还能听见，心里想着：“上帝保佑他。上帝保佑他。”想着年轻吧。年轻吧。再没有别的任何东西比得上年轻：世上再没有别的比年轻更美好他静静地思索：“我不应当丢掉祈祷的习惯。”这时他不再能听见脚步声，只听见无数昆虫唧唧鸣叫的声音交织在一起；他靠在窗边，呼吸着沃土散发出的炎热沉闷的气息，忆起他年轻时的情景；青春年少时他热爱黑暗，喜欢在夜里到树林中去独自坐着或行走。在这种时候，地面和树干的表皮变得真切，显得荒野，神奇迷人，令人遐想万端，又惊喜又恐惧。他会感到害怕，十分惊骇，却又喜欢沉浸在那种惊骇之中。后来他进了神学院，有一天他突然意识到自己不再害怕了，像是什么地方有扇门已经关闭。他不再害怕黑暗。他只是憎恨黑暗，希望逃离黑暗，进入四壁之内，见到人为的光亮。“不错，”他想，“我永远不应当让自己丢掉祈祷的习惯。”他从窗边转过身。书房的一壁摆满书籍。他在书前寻找，找到一本他想读的书。这是一本丁尼生的诗集，已经翻旧了。自从在神学院念书以来，他一直保存着这本书。他坐在灯下翻阅着。不用多久，那优美的铿锵有声的语言开始跳动，凋敝的树林重又生机盎然，沮丧无望的心境变得舒展、敏捷而又安宁。这比祈祷更妙，不必费心去思索讲出声音，像在一座大教堂里聆听一位阉人歌手在歌吟，而吟唱的字句他懂不懂完全无关紧要。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