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4月16日晚间，第四国立大学(2)动物学教授，莫斯科动物研究所所长佩尔西科夫，走进了自己的实验室。他的实验室就在位于赫尔岑大街的动物研究所(3)。教授点亮了光线柔和的球形顶灯，扫视了一下房间。
不得不说，一场可怕的灾难就是在这个不祥的夜晚被埋下了祸根，换句话说，这位弗拉基米尔·伊帕齐耶维奇·佩尔西科夫教授正是灾祸的始作俑者。
此人刚好年满五十八岁。长着一个特别显眼的脑袋，前额的大包格外凸出，头上已经谢了顶，只在两侧还稀稀拉拉竖着几撮浅黄色的毛。脸上的胡子刮得干干净净，下嘴唇朝前努起。这些面部特征让他的脸看上去总是带着那么几分任性的表情。红彤彤的鼻梁上架着一副旧式的银质边框小眼镜，两只眼睛不大，但却目光炯炯，个子挺高，有点驼背。他说起话来叽叽喳喳，尖声细气，活像聒噪的青蛙。在他种种怪癖行为中还有一样：当他信心满满把握十足地表述一件事情时，右手的食指总会弯曲成一个小钩子，眼睛也眯缝起来。而佩尔西科夫教授说起话来始终是信心十足的，因为每每涉及他擅长的领域，他的博学是根本无人能及的。所以当他与人交谈时，他的小钩子在对方面前频频闪现，也就见惯不怪了。可一旦离开他的领域，也就是动物学、胚胎学、解剖学、植物学和地理学，佩尔西科夫教授几乎不会发表任何言论。
佩尔西科夫教授从不读报纸，也从不光顾剧院。可就在1913年，教授的妻子却和济明歌剧院(4)的一个男高音私奔了，只给他留下一张字条，上面写道：
“你的那些青蛙让人恶心至极，浑身的鸡皮疙瘩让我实在忍受不了。这辈子看到青蛙我就会有心理阴影。”
教授后来没有再结婚，膝下也无子嗣。他动不动就会发脾气，不过火气来得猛也消得快，平时喜欢喝云莓果茶。他住在普列奇斯坚卡大街一套五居室的房子里，其中一间房间被一个干瘪老太婆占用，那是他的管家玛丽亚·斯捷潘诺夫娜，平日里像保姆一样照顾着教授。
1919年，教授的五居室被没收了三个房间。于是教授向玛丽亚·斯捷潘诺夫娜宣称：
“玛丽亚·斯捷潘诺夫娜，他们要是还不停止这种无理取闹的行为，我就住到国外去了。”
毫无疑问，如果教授的这项计划得以付诸实施，那么他可以轻而易举地在世界上任何一所大学里的动物学教研室占得一席之地。因为他的确是一位一流的科学家，只要是和两栖类动物或者无毛爬行类动物多少沾一点边的领域，大概除了剑桥大学的威廉·维克利和罗马的季阿克莫·巴尔托罗密欧·贝卡利两位教授以外，就没人能和他比肩了。除了俄语外，佩尔西科夫教授懂四门外语，法语和德语说得和俄语一样流利。不过，他最终没有实施远赴国外的计划。可是到了1920年，情况变得比1919年更糟糕了。那年发生了一些怪事，而且还是一件接着一件地发生。先是大尼基塔街被改名为赫尔岑大街。然后是赫尔岑大街和莫霍瓦娅大街交叉路口的那幢大楼，镶在墙面里的大钟停摆了，指针停在了十一点一刻(5)。再后来，也许是因为经受不住这个著名的年份里发生的太多动荡，动物研究所的饲养箱里，先是有八只漂亮的雨蛙咽了气，接着十五只普通的蛤蟆蹬了腿，最后连那只独一无二的苏里南(6)蛤蟆也一命呜呼了。
它们都是名副其实的无尾两栖纲，这些浑身光秃秃的两栖动物便成了奔赴黄泉的第一梯队。然而紧接着驾鹤西游的，却是昼夜轮值的门卫老头弗拉斯，而他并不属于两栖纲梯队。不过，老头子的死因倒是和可怜的动物们一样，佩尔西科夫对此立刻就有了定论：
“饲料短缺！”
科学家的结论太正确了：弗拉斯的命要靠面粉来维系，而蛤蟆吃的是面粉里长出来的蛆虫。既然前者断了供，那么后者自然也就没了着落。佩尔西科夫只好转而尝试用蟑螂来喂养残存的二十只雨蛙。可是蟑螂却好像想要证明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有多么深恶痛绝似的，一个个不知道躲到什么地方去了。于是，这最后一批雨蛙也只好被丢进了研究所院子里的污水坑里。
这些小动物的灭绝，尤其是那只苏里南蛤蟆的去世，对佩尔西科夫造成的打击是难以描述的。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他把造成这次事件的原因全都归咎到了教育人民委员的头上(7)。
在日渐冷清的研究所走廊里，佩尔西科夫头戴帽子脚踩套靴，对自己的助教伊万诺夫抱怨，对方是一位极为高雅的绅士，留着浅色的尖髯：
“就这件事，彼德·斯捷潘诺维奇，把委员宰了都不够解恨的！他们这是在干吗？是要把研究所逼上绝路啊！啊？哪儿去找这么一只公蛤蟆，无与伦比的南美负子蟾啊，足有十三厘米长呢……”
往后的日子眼看着每况愈下。自从没了弗拉斯，研究所的双层玻璃窗被里里外外冻了个结实，甚至里层的玻璃也都爬满了灿烂的冰花。家兔、狐狸、狼、鱼接二连三纷纷断了气，就连一条黄颔蛇也没逃过一劫。佩尔西科夫变得终日沉默不语，后来就染上了肺炎，病倒了，不过他没有病死。恢复了元气后，他每周来研究所两次，站在圆形大厅里，踩着套靴戴着有耳套的帽子缠着围巾，嘴里还喷着白哈哈的热气，给八位听众解读题目为《热带两栖纲》的系列讲义。说来也真是奇了怪，不管户外的温度是多少，这个大厅里总是永远不变地维持着零下五度。在其余的时间里，佩尔西科夫就一直躺在位于普列奇斯坚卡大街住宅里的沙发上。房间里堆起的书籍顶到了天花板，他披着厚厚的围巾，一边咳嗽一边看着火炉的血盆大口，思念那只苏里南蛤蟆。那炉膛里的火，还是玛丽亚·斯捷潘诺夫娜拆了镀金的椅子烧起来的。
不过这世上的一切都应该有个尽头。1920年和1921年终于翻篇了，进入到1922年，似乎有了点峰回路转的迹象。首先，一个名叫潘克拉特的顶替了弗拉斯的职位，虽然这个人还很年轻，但却颇有一副动物研究所门卫非他莫属的气派，研究所也开始稍稍供暖了。这一年夏天，佩尔西科夫还得到了潘克拉特的鼎力相助，从克利亚济马河(8)抓回来十四只丑陋不堪的蛤蟆。饲养室里又变得生机盎然了……到了1923年，佩尔西科夫已经每周授课八次——其中三次在研究所，五次在大学里。1924年的时候，他每周授课十三次，此外还去工农速成班讲学。1925年的春天，他因为在一次考试中同时让七十六名大学生不及格而成了远近闻名的人物，可怜这些大学生一个个毫无例外地在无毛两栖的考题上栽了跟斗。
“怎么，您居然不知道无毛两栖和两栖纲的区别？”佩尔西科夫质问，“这简直就是笑话嘛，年轻人。无毛两栖是没有后肾的。后肾没长啊。鸡—安—蛋吧(9)。害臊了吧。您大概，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吧？”
“是马克思主义者。”任由对方宰割的大学生一脸生无可恋。
“那就没办法了，请您秋天来补考吧。”佩尔西科夫彬彬有礼地送客，紧接着便抖擞了精神冲潘克拉特叫道，“叫下一个进来！”
正如两栖动物们久旱后遇上了一场倾盆大雨，佩尔西科夫迎来了鸿运高照的1926年。一家美俄合资公司选址莫斯科市中心，从报刊巷与特维尔大街的路口开始，一连造了十五幢十五层的大楼，而且还在郊区建了三百栋小型工人寓所，每栋寓所里有八套住宅。这样一来，那场从1919年一直延续到1925年，把莫斯科人折磨得够呛的危机，那场既可怕又可笑的住房危机，便一劳永逸地得到了解决。
一点都不过分地说，这是佩尔西科夫人生中最美妙的一个夏天。回想那段他和玛丽亚·斯捷潘诺夫娜住在两居室里拥挤不堪的日子，他甚至会时不时忍不住搓着手轻轻笑出声来。现在教授收回了五间屋子，一下子宽敞了许多，他便把两千五百多本书籍、标本、图表和标本切片都一一铺陈开来，还在实验室桌子上安了一盏绿色的台灯。
研究所的面貌也大为改观，变得几乎认不出来了：墙壁刷成了淡黄色，两栖动物房间里接通了专用水管，所有的窗户都换上了镜面反射玻璃，送来了五台崭新的显微镜，几张玻璃实验操作台，新装了两千瓦的反射球灯，添了红外加热仪，还有几个展示柜。
佩尔西科夫焕发了活力，而全世界却一直到1926年12月份才了解到他的生龙活虎的原因，因为他的一本小册子问世了：
《再论带甲类或有铠类动物的繁殖》126页。《第四大学通报》。
1927年，一本厚达三百五十页的巨著出版了，并被翻译成六国文字，其中还包括日语：
《负子蟾科、锄足蟾科与蛙科的胚胎学》。价格三卢布。国家出版社。
可是到了1928年夏天，便突如其来地发生了那件可怕的事情……
* * *
(1) 佩尔西科夫是姓氏，在俄语中意为桃子。这一章的题目是拉丁文。有研究者认为，这是作者设计的文字游戏，用字母序列暗示小说主人公在现实中的原型。
(2) 即现在的莫斯科大学前身。
(3) 赫尔岑大街六号，现在是动物博物馆和莫斯科大学所属研究所。
(4) 济明歌剧院：俄国戏剧活动家济明（1875—1942），于1904年在莫斯科创办的私立剧院，1917年收为国有。1924年关闭，并改为大剧院的分院。
(5) 1920年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施最后一年。高尔查克元帅于当年被捕并被枪毙，标志着沙皇反抗势力的彻底终结。
(6) 苏里南共和国，简称苏里南，位于南美洲北部。
(7) 教育人民委员指卢纳查尔斯基（1875—1933）。此人于1917至1929年任首任教育人民委员，曾大力推动布尔什维克党吸引沙俄时期旧知识分子的工作，是积极的革命分子。
(8) 俄罗斯欧洲部分中部的大河奥卡河的左支流，其上游流经莫斯科远郊。
(9) 简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