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在假设太平天国的记载是真实可信的，洪秀全的党羽是这次运动的唯一力量。对于这场运动的最初情形，我们可以这样总结：1848年之前的一到两年间，拜上帝会与其他民兵团体并无两样，他们组队练兵，目的都是驱逐盗匪。通过竞争和训练，拜上帝会的民兵组织战斗力强，而且热情高涨。对他们来说，1848年是非常关键的一年，就在这一年，他们当中的两个成员，杨秀清和萧朝贵借助神力获得了权力，分别成了天父上帝和救世主耶稣的代言人。与官府的对抗就此开始。有可能社会上的一些其他反政府力量也加入了这场新运动，但对于这种说法，我们不能完全肯定。领袖登场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杨秀清和萧朝贵控制了局面，洪秀全坐上了领袖的位子。他在1837年所看到的幻象恰好契合了其他人类似的经历与诉求。冯云山来到广东，将洪秀全从花县请了出来，作为这场新运动的首领推到了台前。到此处整个过程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
但这里有一些疑点，其一便是冯云山在这场运动中的地位。所有的记录都显示，是他创立了拜上帝会，但当众人集结到一起的时候，他却明显地扮演了次要的角色。杨萧二人究竟是如何被神灵附体，竟排在了冯云山的前面？其二，洪秀全成为领袖之后，虽然得到了杨秀清的鼎力支持，但会众们似乎并不买账。关于1851年和1852年上帝和耶稣下凡的记录揭示了一个惊人的真相，那些村民即便在舍弃家园追随天王之后，依然对他存在着不忠，需要有人不断号令他们履行追随者的职责。有几次天神下凡事出有因，那是因为太平军面临被清军打败的危险，但另外几次下凡就有些匪夷所思了。难道太平军内部存在反对势力，企图利用会众的恐惧心理激起他们的不满情绪，从而篡权夺位？如果我们仅根据我们研究过的资料来分析，那么对于这些危机，最合理的解释莫过于会众们背井离乡并非心甘情愿，需要有神明启示作为激励；或者我们也可以认为，随着会众日益增多，上帝必须重新令众人确信，他们所做的事业是上天授意的。不过，这支小军队战斗力还比较优秀，而且有几次天神下凡明显与战事毫无关系，最重要的是，天神下凡次数竟有9到10次之多，我们不得不怀疑，根本的矛盾来自统治集团内部，与外界力量无关。
如果在太平天国的记载中我们没法找到更多关于这些疑点的信息，那么我们可以研究一下其他文献。清廷对这次运动的记载可追溯到一个叫朱九涛的人在狗头山创立革命帮会的时期，洪秀全和冯云山都是后来加入这个帮会的。但他们随后就意识到这个帮会的所谓神力根本不够，因此，他们又去了广西，在桂平县创立了拜上帝会。
1853年，梅德赫斯特博士发表了如下言论：“据记载，太平天国本来有一个名叫朱九涛的首脑，其地位高于洪秀全。他抵达湖南后，所有革命帮会的头目都在狗头山跪迎。他们还杀猪宰牛，设宴三天为他接风。关于此事的记载只出现过一次，之后便没再提及。”梅德赫斯特所言并不完全正确，因为狗头山在广东，不在湖南；如果真有此事，那也肯定是在广西太平军组建之前。但不管怎样，这一证据虽只有只言片语，却具有重要价值，它足以说明帮会之内确实非洪秀全一人独大，且不说是否有哪个首领地位高于他，至少与他平起平坐的人是存在的，拜上帝会成立之前，此人就已经是个反清分子了，他也曾试图建立帮会，但成果平平，因为他所宣扬的迷信教义并不能吸引人。若事实与我们所听闻的一样，此人恰好遇到了洪秀全和冯云山，还发现前者坚信自己曾被引领到天堂，得了个上帝次子的身份，那么我们可以肯定，此人必欣喜若狂，因为他可以利用洪秀全的这段天启经历实现自己的目的。
如此一来，洪冯二人原先那次令人费解的广西之行便也说得通了。精明的朱九涛一眼看到了这一新信仰的价值，可以加以利用，吸引更多的追随者，帮助自己发动政变。他自己创造的那套教义无法让众人信服。于是，他决定为洪冯二人所坚持的信仰找一片最合适的土壤，所以，他们来到了广西苗疆的边界，那里也住着不少客家人。
现在我们已经清楚，洪秀全其实是个空想主义者，冯云山才是两者之中更有才能和力量的人。在知会了洪秀全并征得他的同意后，或者，更大的可能性是，在洪秀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朱九涛和冯云山二人达成了共识，在去广东的途中闪到一边开始传播新的宗教信仰，并且取得了巨大成功。虽然洪秀全可能对此并不知情，但至少传教工作是以他的名义进行的，他的那段幻境中的经历也是传教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二人传教的同时，洪秀全则在广州老家继续教书，也许这是计划的一部分，也可能他当时对朱冯二人的密谋根本就不知情。
然而1848年的那场危机最终还是将领导权问题摆上了台面。既然这场运动的基础就是洪秀全所看到的那段幻象，那么洪秀全本人就应该是新政权中不可或缺的存在，至少领导权归属确定之前，洪秀全必须在场，而且必须具有非常高的地位。另一方面，如果朱九涛真是这场变革的真正策划者，那么他一定期待着最终登上王位。权力之争为1848年那几次天神下凡找到了合理的解释。洪秀全本人将其视为自己权力的根源所在。那么问题来了，新的政权应该由谁来领导？是可以预知未来的洪秀全还是热衷政治的朱九涛？在这场权力争夺战中，我们不难推测出冯云山和朱九涛应该是共同掌握着大权，而杨秀清和萧朝贵在宗教方面的造诣要胜过其政治素养。他们所见到的幻象着实帮了大忙，其他人只好让步，等待时机，洪秀全到后否定了其他人看到的幻象，让这些人不得不偃旗息鼓。朱九涛被迫妥协。
那么问题又来了。朱九涛后来究竟去了哪里？无论是在朝廷文献中，还是在太平天国的记载中，都再也没有出现过此人的身影。但是，在官方资料中，另一个名字开始活跃起来，最近一本号称是太平军成员所写的书中也提到了这个名字。中国的所有记述都说，太平天国成立初期有6位王，而非5位，那位多出来的王叫做天德王。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国外翻译出版的太平天国初期的所有布告中，天德王这个名字的位置与诏书中皇帝的署名位置相同。太平军抵达江宁之前，他们都是这样称呼自己的最高领袖的。但是他们攻占江宁，首次与洋人接触时，关于这个称号的所有痕迹都消失了，最高领袖的称谓变成了“天王”，“天德”的称号从此再也没有出现过。针对这一奇怪现象的解释有很多，究竟哪种解释会胜出取决于人们是否相信一份名为《洪大全供》的文书。洪大全是在永安被俘的，他就是那个天德王。
如果这份文书作者的真实身份与供词一致，那么所有问题都迎刃而解，我们对太平天国初期的历史也会有一个客观的认识。我们还记得，1852年4月7日，被清军围困在永安多日的太平军终于逃出生天，开始北上，最终抵达江宁。但是其中有一小批人在一种非常费解的情形下被清军拦截并俘虏。这批人当中的领袖明显具有很高的地位，因此他被押解到北京严加看管。他从未透露过自己的真实姓名，自称洪大全，说自己与天王洪秀全地位相当。由于他的供述非常重要，因此我们将全文抄录了下来。
洪大全供述如下：
我是湖南衡州府衡山县人，年三十岁。父母俱故，并无弟兄妻子。自幼读书作文，屡次应试，考官不识我文字，屈我的才，就当和尚，还俗后，又考过一次，仍未取进。我心中忿恨，遂饱看兵书，欲图大事，天下地图，都在我掌中。当和尚时，在原籍隐居，兵书看得不少，古来战阵兵法，也都留心。三代以下，唯佩服诸葛孔明用兵之法。就想一朝得志，趋步孔明用兵，自谓得天下如反掌。
数月前游方到广东，遂与花县人洪秀全、冯云山认识。洪秀全与我不是同宗，他与冯云山皆知文墨，屡试不售，也有大志，先曾来往广东广西，结拜无赖等辈，设立天地会名目。冯云山在广西拜会，也有好几年。凡拜会的人，总诱他同心合力，誓共生死。后来愈聚愈多，恐怕人心不固，洪秀全学有妖术，能与鬼说话，遂同冯云山编出天父天兄及耶稣等项名目，称为天兄降凡，诸事问天父就知趋向，生时就为坐小天堂，就被人杀死，也是坐大天堂，藉此煽惑会内之人，故此入会者，固结不解。这是数年前的作用，我尽知的。
我是道光三十年十二月间，等他们势子已大，我才来广西会洪秀全的。那时他们又勾结了平南县监生韦正即韦昌辉，广东人萧朝贵、杨秀清等，到处造反，抢掠财物，抗官打仗。拜会的人，有身家田产，妻室儿女，都许多从他，遂得钱财用度，招兵买马，胆智越大，又将会名改为上帝会。
我来到广西，洪秀全就为贤弟，我为天德王，一切用兵之法，请教于我。我自称为太平王，杨秀清为左辅正军师东王，萧朝贵为右弼又正军师西王，冯云山为前导副军师南王，韦正即韦昌辉为后护又副军师北王。又设立丞相名目，如石达开称为天官丞相右翼王，秦日昌称为地官丞相左翼公。又封胡以晃、赖汉英、曾四为侍卫将军，朱锡琨为监军。又有曾玉秀为前部正先锋，罗大刚即罗亚旺为前部副先锋。此外又有旅帅卒长等名目，姓名记忆不清。旅帅每人管五百人，卒长每人管百人或数十人不等。打仗退后即斩，旅帅卒长都要重责，打胜的升赏。历次被官兵打死者亦不少。
我叫洪秀全为大哥，其余所有手下的人，皆称我同洪秀全为万岁。我叫冯云山等皆呼名字。去年闰八月初一日攻破永安州城，先是韦正同各将军、先锋、旅帅带人去打仗，杀死官兵。我同洪秀全于初七日才坐轿进城的。只有我两人住在州衙门正屋，称为朝门，其余的人皆不得在里头住的。历次打仗，有时洪秀全出主意，多有请教我的。我心内不以洪秀全为是，常说这区区一点地方，不算什么，那有许多称王的，且他仗妖术惑人，那能成得大事？我暗地存心藉他猖獗势子，将来地方得多了，我就成我的大事。他眼前不疑心我，因我不以王位自居，都叫人不必称我万岁，我自先生之位。其实我的志愿，安邦定土，比他高多了。他的妖术行为，古来从无成事的。且洪秀全贪于女色，有三十六个女人，我要听其自败，那时就是我的天下了。那东王杨秀清统掌兵权，一切调遣是交给他管。那韦正督军打仗，善能苦战，是他最勇。常说他带一千人就有一万官兵也不怕。
在永安州这几个月，城内就称为天朝，诸臣随时奏事。编有历书，是杨秀清造的，不用闰法，我甚不以为然。近因四路接济不通，米粮火药也不足用。官兵围攻，天天大炮打进城内，衙门房屋及外间各处都被炮子打烂，不能安居，因想起从前广东会内的人不少，梧州会内人也不少，就起心窜逃。
二月十六日，是我们的历书三月初一的日子，发令逃走。是分三起走的，头起于二更时韦正带二千多人先行；二起是三更时候，杨秀清、冯云山等共约五六千人拥护洪秀全带同他的妇女三十多人，轿马都有；第三起就是我同萧朝贵带有一千多人，五更时走的。我离洪秀全相去十里路远，就被官兵追上。萧朝贵不听我令，致被打败，杀死千余人，将我拿住了。我们原想由古束去昭平、梧州，逃上广东的。出城时各人带有几天的干粮，如今想是各处抢掠，总有用的吃的了。那晚走的时候，东炮台火起，是烧的住屋，都是众兄弟主意，在城外着火，城内便好冲出。
至我本姓，实不是姓洪，因与洪秀全认为兄弟，就改为洪大全的。洪秀全穿的是黄绸衣黄风帽，那东西南北王戴的是黄镶边红风帽，其余丞相、将军、军帅、军长等每逢打仗，都穿的黄战裙，执的黄旗。我在州衙门也有黄袍黄风帽，因我不自居王位，又不坐朝，故不穿戴的。所供是实。
有不少论据可以说明这份供词是真实的。
1.清廷相信洪大全在太平天国内部地位很高，清军押解洪大全回京时非常谨慎，这就很能说明问题。朝廷是否认为洪大全的地位高于洪秀全，这点我们无法确定，但至少他们没有把他当成叛军的唯一首领，也没觉得俘虏了洪大全就等于粉碎了太平军。如果朝廷后来发现洪大全其实级别没那么高，只是在冒充太平军领袖，那么在获得了更多精确信息后，朝廷必然会在记载中把关于他的信息略去。另外，赛尚阿因失职被削官，是在洪大全被捕后不久，若朝廷认为他在洪大全身份认定一事上被蒙蔽或存在失误，那么这一条一定会成为他被罢免的理由之一，然而实际上朝廷对此并未提及。
2.洪大全自称是湖南人，这一点在沿湘江而上时得到了印证。行至长沙时，押解人员对洪大全说，他们已抵达衡州，但洪大全很快就认出，他们所处的地方是长沙。
3.洪大全自称与天王地位相当，这也是可信的，因为众所周知，从运动一开始，便有“天德王”这号人物存在。如果这是洪秀全的号，那么他没有理由在后来改变称号；即使改了称号，也没有理由隐瞒。
4.洪大全的号也与天王之下的其他五位王不一样。他的王号听起来更像是帝王年号。王号中的“天”字说明，他至少与天王平起平坐，说不定比天王地位更高。他所用的名字也很能说明问题，洪大全，一个“大”字便说明了他的位高权重。
5.不过在我看来，最有力的证据在于，洪大全非常了解天王。由于普通会众与天王隔着十万八千里，所以他们只当天王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真正知道实情的应该只有其他五位王。实际上洪秀全根本无法独立领导一个政府，他更适合躲在他那妻妾成群的后宫里，一门心思去研究他的宗教，任凭手下将领们去南征北战，以他的名义呼风唤雨。如果会众知道他们的领袖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英明神武，便不可能再心甘情愿地追随了。虽然那几位王对洪秀全的这些缺陷心知肚明，但他们愿意为其掩盖，尊这位所谓的先知为君。
我们不能忽略，这份供述中有几处不准确的地方，还有几处明显的错误。洪大全把南王冯云山说成了北王（译者注：供词原文是正确的，并没有把冯云山说成北王，但作者所引用的英文文献译成了北王），有些人可以据此怀疑洪大全的身份，认为他并不了解情况。但是多数错误都带有一种刻意的痕迹，还有一些明显的自相矛盾之处，也是如此。他似乎不想与这场运动的宗教信条扯上关系，以便能维护自己在同胞心目中的读书人的形象。很明显，他并不反对利用洪秀全的宗教影响力为自己吸引追随者，但他还是想依靠武力夺取王位，而不是靠怪力乱神那一套手段。
现在只剩下一个问题了，这位洪大全和朱九涛是不是同一个人呢？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文献对此二人的身份做过鉴定。不过，洪大全在供词中已明确表示，他所用的这个名字不是他的本名。他与天王关系亲密，来往自由，其穿戴又是身居王位的人才可使用的，所获封号与天王相当，甚至高于天王，而且他还看出，如果洪秀全继续推行他的破绽百出的政策，太平天国运动注定会失败。这样一个人，应该在运动早期就身居高位了。而据我们所知，除了朱九涛外，再无其他人符合条件。因此，洪大全的真实身份，似乎只能是朱九涛了。
我们姑且认为这份供述属实，这样一来我们就能重新梳理这场运动的发展脉络。比较研究这套新的材料后，我们可以勾勒出这样的图像：一个叫朱九涛的湖南人，参加科举屡试不中，便退隐山林当起了和尚，并潜心钻研兵法，想着有朝一日能推翻清王朝。1843或1844年的某一天，他来到了广东，在一个叫狗头山的地方遇见了洪秀全和冯云山。当时他本人正在组建帮会，而洪秀全的迷信学说很快吸引了他，他可以借着这套学说来争取追随者。于是，他与冯云山达成了共识，表示愿意宣传新运动。从忠王的叙述中我们可以得知，冯云山是太平天国运动的策划者，在这里，这种说法得到了证实。利用宗教发动叛乱，幕后主使正是朱冯二人，他们并没有将自己的秘密谋划告诉洪秀全，直到1848年危机爆发后他才知道实情。
高瞻远瞩的朱九涛想依靠武力来赢得最终的胜利，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不借助宗教面具的力量，他便无法吸引众多追随者，因为他本人没有足够的权威。拜上帝会这样的帮会正是他所需要的。他的任务就是将这批会众训练成能上战场的士兵。这一切背后的那个人，不是洪秀全，而是朱九涛，这是毫无疑问的。
天德王在供述中毫不避讳地说，他不认同洪秀全在永安建立的一系列制度，所以他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希望能取而代之，可惜机会来得不是时候。总的来说，他的整篇供词向我们揭示了这场运动背后的两种互相冲突的思想：一种思想由天德王主导，以反清为目的，具有政治动机，使得这场运动被赋予了民族主义运动的性质；另一种思想以天王为首，强调一种不同于传统的狂热的宗教，借助天启的手段，将儒家学说与基督思想杂糅，形成一种特殊的信仰。太平天国早期，这两种思想是双管齐下的，但没有背道而驰，因为天德王预见到这种宗教会招致民众的反对，并且正在极力避免这种结果。如果分道扬镳的那天真的到来了，那么首先要做的当然是维持拜上帝会会众的忠诚度，否则谁也无法取胜。
我们虽无从知晓1848年太平天国诸王之间是如何产生内讧的，但我们能猜到，一通争斗是免不了的。杨秀清、萧朝贵与朱九涛和北王韦昌辉反目，可能冯云山也成了杨萧二人反对的对象。经过这两个人的一番动作，宗教狂热分子们都相信上帝和耶稣确实下凡了，而且让他们坐了领袖的交椅。到后面我们还会发现，定都天京后，杨秀清甚至还觊觎过洪秀全的位子，此后他与韦昌辉倒戈相向，不共戴天。另外，永安突围之时，韦昌辉曾试图营救洪大全，但遭萧朝贵反对。因为我们掌握了一些确凿的证据，因此可以推测，诸王就是这样决裂的。洪秀全正式出面领导太平天国运动时，其他人被天神附体的经历都被他否定了，只有杨秀清和萧朝贵得到了承认，这样一来朱九涛就受到了压制，他只能暗自等待机会。
1848年的这场斗争可以看作是太平天国内部权力之争的序曲。在得到洪秀全的承认后，杨萧二人的地位超越了原先的其他领袖，排在了前面。但是天德王的势力太大，不可能把他挤到一边，于是，为了维护帮会的团结，洪秀全与天德王不得不相互妥协。最后的结果是，两人同居最高位。天德这个王号暗示着帝王的身份，甚至当时一些文书也用了“天德”作为临时的年号（译者注：天德年号应该只在天地会文书中出现过，其中有的文书假托太平天国名义发布，所以作者有此一说）。如此看来，天德王的地位似乎要高于天王，而天王只是宗教首领，其身份可理解为太平教皇之类的。但是，这场运动的实际控制权掌握在能与天神扯上关系的东王和西王手中。天德王束手无策，只能等待时机一举清除他们的势力。然而，太平军一次次绝处逢生，众人都觉得他们是得了上帝庇佑，因此天德王一直没等到合适的机会。他们最后一次九死一生的经历就是永安突围，天德王在这次突围中被俘，他再也等不到他想要的机会了。此后不久，萧朝贵在攻打长沙时阵亡，之后的宗教狂热现象便在洪秀全和杨秀清二人治下愈演愈烈，会众对宗教的痴迷已经到了可笑的地步，这也最终导致了太平天国的覆灭。而与朱九涛共同创立了这个帮会的冯云山，他本可以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促使洪秀全好好领导这场运动，只可惜太平军刚开始从广西向湖南挺进时，冯云山便阵亡了。
如果我们之前的推断都是正确的，那么我们便掌握了三合会与太平天国关系的关键所在。据韩山文记载，洪金曾提到三合会领袖率部下来到太平军营地，太平军方面向三合会传授新宗教教义，但三合会众人最终因不堪忍受太平军的森严军纪不辞而别。从表面上看，这不过是个借口，并非真正的理由。虽然天德王曾试图将冯云山推出去代替自己面对三合会，但从他的供述中，我们也可获知，太平军的很大一部分兵力就来自三合会。东王杨秀清在1852年发布的一则诰谕进一步证实了太平军兵力的来源，当时三合会中有不少人倒戈投靠清军，杨秀清在诰谕中说，“查尔们壮丁，多是三合会党，盍思洪门歃血，实为同心同力以灭清”。如果太平军中真有大批三合会成员，那么究竟是原先的拜上帝会成员加入了三合会，还是如洪金所称，在1850年末的那次起义以前，三合会成员集体加入了拜上帝会？而且，不论何时加入，他们在太平军连战连捷的时候离开，仅仅是因为军纪森严？特别令人费解的是，他们为什么要背信弃义，投靠朝廷，激怒太平军，连反清复汉大业都抛下了，如杨秀清所说，这可是他们歃血为盟的宗旨所在。
我们再次回到了朱九涛的身份问题上。这位消失的领袖，他的姓氏是朱，一说到这个姓氏，立马就会让人联想到明朝，明朝开国皇帝叫朱元璋，他曾经当过和尚。天德二字与明朝可能没有直接联系，但是这个姓氏却似乎有些来历。朱九涛也曾出家为僧，研习兵书，也许就是出于光复明朝的抱负，因为明朝的开国大业就是这样成就的。太平天国成立之初，会众之中有传言说，一位明朝宗室后人正藏在幕后，一旦时机成熟便会亲自登场。另有落入洋人手中的史料记载，“后明”一词常与“太平王”同时使用，后又与“我天德皇帝”同时出现，我们有足够理由推测，这位天德皇帝意在兴复明室，但为图大业，他必须安抚追随者中的教徒，也就是拜上帝会成员，所以，他作出了让步，给了洪秀全一个与自己比肩的地位。
△朱元璋（1328—1398），字国瑞，原名重八，后取名兴宗，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人，明朝开国皇帝。幼时贫穷，曾为地主放牛。1344年入皇觉寺，25岁时参加郭子兴领导的红巾军反抗元朝。1367年命徐达、常遇春以“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为号召，北伐中原，结束蒙元在中国的统治，丢失四百年的燕云十六州也被收回。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府称帝，国号大明，年号洪武。
三合会也以反清复明为宗旨，这个帮会的会众追随的是朱九涛，而不是洪秀全。1848年，心存高远的朱九涛没能成功将拜上帝会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他既不能与这些人为敌，又不能成功煽动他们追随明朝宗室后裔，所以他只能妥协。不过他仍是运动的主谋之一，三合会听命于他，只要他一声令下，便加入拜上帝会。1851年金田起义之际，朱九涛可能真的下了这样的命令。
但是，按照洪金的说法，三合会很快又退出了。杨秀清的诰谕足以否定这一点。他对洪秀全的引用也并不在点上，洪秀全说自己并无兴复明朝的意图，并明确表示了对三合会及其宗旨的排斥。正相反，它恰恰说明了洪秀全与这个会党是不可能走到一起的，如果不是因为朱九涛，三合会成员是不可能追随洪秀全的。
朱九涛被捕并从永安押解回京后，权力完全落到了宗教狂热派的手中，于是三合会开始背弃新的领袖，杨秀清这才在诰谕中加以谴责。三合会成员离开变得一发不可收拾，太平军抵达江宁时，三合会的人已经没剩几个了。对于这样的异常叛变，我们只能遵从前文的假设。这能帮助我们理解太平军与三合会之间最终水火不容的结局。三合会的一个分舵攻占上海后，为保战果，他们自然希望与太平军结盟，但双方结怨颇深，协议根本无法达成。如洪金所说，洪秀全奉行政教合一的做法也许与三合会宗旨相左，但他的雄厚实力能给三合会提供帮助，所以，这些精明的会党们不可能将其拒之门外。然而三合会最终背弃盟约投靠敌军，双方再无修好的可能。所以，在取胜之后，太平军抹去了一切与三合会有关的蛛丝马迹，也断然拒绝了与他们的所有来往。
另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天王究竟是何时建立自己的统治的。我们从三处得到了三个不同的答案。干王洪金在太平天国运动失败，自己身陷囹圄后，曾供述说，他们最初的政权是在金田建立的，太平军将领在金田就进行了第一次会议，时间要早于永安建制。洪大全也在供述中承认，在永安正式建号前，太平军的政府就已初具雏形。
但是根据太平天国的历法、朝廷的官方记载以及洪金早期的自述，太平天国政府正式建立、国家体制正式确立、军队制度正式颁行、其余事务尽数完成，应该是在1851年到1852年春占领永安之时。这里有些时间上的出入，但是无伤大雅，因为在中国，新帝登基当年不会更换年号，要等到第二年年初才会建元。
忠王在其自传中的说法则更为严谨，他的说法也得到了所有官方资料的认同。他提到，1852年11月，在太平军攻打长沙之际，洪秀全获得了一方玉玺。这就说明，在永安的时候，洪秀全根本没有玺印，到了长沙他才弥补了这一缺漏。只要想一想玉玺在中国的重要性，我们便能明白，掌权的人没有玺印是非常荒唐的，更何况太平天国内部等级森严，官员品级不仅可以通过旗帜区分，还可以通过印鉴大小来辨别。天王居然长达两年没有玉玺，简直不可思议。另一个解释是，在此之前，洪秀全仅仅是“王”，现在要称帝了，这个解释是说不通的，因为洪秀全从未真正称帝，这是拜其宗教信仰所赐，在他眼里，“帝”只能是上帝。不过天授玉玺这一出倒也的确有称帝的效果，据史料记载，当时将士们向洪秀全高呼“万岁”，这可是个皇帝专用的称呼。
如果经历了长沙的这个事件，洪秀全算是真正登基了，但他却依然只用“王”的称号，那么天授玉玺这一出的意义何在？根据我们所掌握的非常有限的线索，我们可以推测，由于之前洪秀全与另一个人共同统治太平天国，而现在大家都已知道天德王的结局，那么天授玉玺可以看作是天王更进一步，独揽大权的标志。要知道在洋人所掌握的资料中，太平天国早期的文书都是以天德为年号的，这说明，不管天德王在供述中是怎么说的，至少在1852年之前，他才是人们心目中太平天国的实际统治者。
太平天国内部文书中还有一份颇有些意思的告示，它的发布日期是在对长沙发动最后攻击之前。告示署名“奉天承运太平国统理军机都督大元帅万岁洪”，年份是天德二年。但这则告示中的信息有误，因为它提到长沙已经平定，接下来要前往广西（也许实际应该是前往江苏）。由于这份告示没有标明发布的具体日期，我猜测，这份文书是提前写成的，以便贴在沿江各座城池的城墙上，因此月份日期都没写，准备以后补上。告示中说，长沙已经平定，这与事实不符，但可据此推测这份文书写于放弃围攻的前几天，起草告示那时正是太平军打算用地雷攻城的时候。他们分别于11月10日，13日和29日引爆了地雷。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天授玉玺一事发生的那几天，“天德”依然被用作年号。
到现在为止，如果所有事件都按照我在前文中所推测的顺序发生，那么一切都顺理成章，但是，如果洪秀全真的从一开始就是这场运动的最高领袖，是叛乱的主要推动者，那么此事便又显得扑朔迷离了。不过我的推测也有解释不通的地方。布莱恩曾在他的书中记录说，太平军攻下江宁后不久，洪秀全曾经的宗教老师罗孝全收到了一封书信，邀请他去江宁。据说这封信的封口处盖的是一个一寸多见方的印，上刻“天德太平皇印”。我们没见过这方玉玺，因此我们没法作出判断。如果此信为真，而且确从江宁寄出，这边说明天王同时拥有天德和太平两个号。然而话说回来如果1853年攻下江宁前不久，天王还拥有这样的两个号，为什么短短几周后，一切关于“天德”的信息就都被否认了呢？
我们要知道，太平天国后期的文书再也没有提到有任何领袖与洪秀全平起平坐。如果天德真的存在过，那么太平天国一定在自己的记载中抹去了他的痕迹，我们只能从朝廷官方文献和太平天国早期的文告中找到关于他的讯息。基于这样的认识，密迪乐对洪大全的供词表现出了不以为意的态度，他写道：“天德连传说都算不上，他纯粹就是个误会。”他与太平天国的成员有过对话，他还表示在太平天国的书中找不到他们抹煞天德王痕迹的证据，因此他得出了上面的结论。然而，如果太平天国真的失去过一位领袖和众多三合会追随者，那么剩下追随天王的人多数都是宗教狂热分子，我们怎能指望这些剩下的人承认那位失踪的领袖真的存在过呢？至于抹煞，如前文所述，杨秀清的诰谕曾被刻意篡改，其目的就是隐瞒太平军中有三合会成员的事实。这样看来，他们对天德王难保不会使用同样的手段。最近出的关于这场运动的非官方著作中倒也提到了天德王，但他被排三等王之列。
总的来说，证明天德王是叛军实际领袖的一系列事件，我们都有足够的理由信其为真。他是一个有抱负的人，也许还真是明朝宗室后裔。他一心想着招罗人马，上天也算是给他指了条明路，但这是一条危险的路。他们着手图谋大事的时候，危险因素便渐渐开始浮出水面，于是这位主谋不得不屈居次位，或者说，至少也得和宗教狂热派分权，并等待着时机成熟。不知是意外还是故意，在永安突围时，代表耶稣的西王萧朝贵失手，天德王被捕，太平天国运动的策划者就这样终结了自己的一生。大权落到了并无多大能耐的宗教狂热派手中，在他们的统治下，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开始腐化堕落。最终，大清帝国的保守势力汇聚到一起，帮助满族统治者将这场运动镇压了下去。洪秀全掌权后，太平天国剩下的只有宗教幻想了，它在朱九涛领导时所代表的民意已经荡然无存。
洪大全认为洪秀全成不了大事，而这场运动后期的种种一次次地印证了他的看法，其中最能说明问题的是长沙和江宁所发生的事。在长沙时，太平军的数万官兵足足攻打了81天，还是未能拿下这座城池，于是洪秀全决定转而前往湘西常德。然而攻下益阳后，太平军截获了很多船只，就因为这一偶然的因素，洪秀全居然当即改变了主意，决定顺江东进。此后，太平军势如破竹，连克数城，沿途百姓闻之而色变。攻下江宁后，一些胆大的人开始劝洪秀全继续挥师北上，挺进河南，直逼京师，以夺取天下。不料太平军领袖仅凭军中一个船夫的几句话就打消了这个念头，终究功败垂成。那个船夫说，“河南河水小而无粮，敌困不能解救。而今得江南，有长江之险，又有船只万千，又何必往河南？南京乃帝王之家，城高池深，民富足余，上不立都，尔而往河南何也？……河南虽是中州之地，足备稳险，其实不及江南，请东王恩知！”就这样，太平天国领袖决定留在江宁，不再北上。换作是朱九涛，必然会抓住这个时机一路攻打到京师，但是洪秀全和杨秀清白白错失良机，与江山失之交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