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时期,为消灭丰臣家,家康绞尽脑汁想出的阴谋诡计可谓是空前绝后。
“一切都包在贫僧崇传身上。”
家康身边,有个常把这句口头禅挂在嘴边的光头阴谋家,让家康对丰臣家的阴谋得以轻松实施。
崇传与本多正纯并列为家康唯二的谋臣。家康早年并不需要参谋。关原大战前不久,家康的生涯进入了所谓的阴谋时代,他需要生产大量的阴谋诡计,需要有人为他出谋划策。第一代谋臣是正纯之父正信。家康对正信予以重用,甚至许他出入只有妇人才能进出的寝室,关原之战前夜的谋略,就是在如此气氛中酝酿发酵的。
“本多正信是个神奇的男人,他浑身上下随处一按,都能按出坏点子来。”
德川家的家臣中,也有人如此讽刺这位初代谋臣。前面已经提过这位初代谋臣是鹰匠出身。有一点忘提了。家康年轻之时,三河发生过一向宗起义。松平家(当时德川家的旧姓)有一半家臣信仰一向宗(现在本愿寺的宗派·净土真宗),这一半家臣脱离主家,加入起义方,与家康的军队厮杀。这场内乱让家康险些家破人亡。而此时在起义方煽风点火的人,便是当时仍为鹰匠的本多正信。家康成功镇压起义后,正信逃出三河,流浪诸国,但不久他又回到三河,向家康负荆请罪,重新回归家康麾下。对家康,他装得像小狗崽一样温顺可爱,一直唯命是从。正信终其一生,处心积虑以求保身。所谓阴谋制定者,大抵本都如此吧。压抑与生俱来的狼性,伪装成谦谦君子终其一生。另一方面,又会为了达成主人的目的,而献上自己恶狼的智慧。
关原之战大获全胜后,家康成为天下共主,但他不久退隐骏府,将嗣子秀忠推上将军宝座。而后他担心秀忠太过温厚,便将这老正信遣去江户,让他陪侍秀忠左右。这点前文已提及过了。
家康起用正信之子正纯,让他子承父业,担任自己的谋臣。父子二人均有阴谋诡计之才。
“只是较之其父,正纯稍微嫩了些。”
家康对此多少有些微词。因为摧毁丰臣家,比关原之战前夜,需要更多的阴谋诡计。
为此,就不得不依靠“崇传”了。
崇传是一名禅僧。所谓僧侣,原本就活在谎言世界之中。念佛宗[1]众僧,异口同声地兜售根本不存在的极乐世界,谋取财利。禅宗修行之路,茫茫数万人中,才能出一个天赋异禀之人真正大彻大悟,绝大多数禅门僧众都是这条道路上的落伍者。可他们又必须装出一副大彻大悟的模样,因此“大彻大悟”之后,他们便像狐狸变身一般改头换面,只靠演技和表演,偷生于浮世之中。这个叫崇传的人,便是其中的典型。
崇传原本是京都五山的僧人,具有汉学素养。家康成为丰臣家大名时,须经常住在京都、伏见或大坂等上方之地。丰臣时代是治世时期,为此家康需要一个精通文事的顾问,出于这种需要,他选择了崇传。
“崇传是个嘴很严的男人。”
家康非常满意。阴谋家的首要条件便是能够守口如瓶。
崇传对这微妙之处洞若观火,他有意识地给家康留下这种印象,于是愈发深得家康信任。
僧侣有很多机会能够从内面窥视公卿、大名及其他权门的世界。对丰臣治下的家康而言,此类情报尤为重要。然而对于其他家族的此类信息,只要家康不主动问及,崇传便不会主动开口泄露信息。是以家康对他愈发信赖不疑。
“我没法与崇传殿下一同参加茶会。”
有公卿透露这样的信息:
因为崇传油脂分泌过剩,崇传的手碰过的茶器都黏滑潮湿,临席的人却不得不碰触那些茶器[2]。
他的脸总是油光锃亮,眉毛几乎掉光,肩背宽厚,看起来是个精气十足的男人。
“这样的人却要过着与女人无缘的出家生活,想必也很苦吧。”
家康也曾如此说。
崇传自是不近女色的,不过说来他似乎是憎恶女色。在京都,崇传外出必坐车轿。车轿常有五名俗家的中间和六名弟子前呼后拥。他本来就是个喜欢耀武扬威的男人,途中与妇人擦肩而过,他便会皱紧双眉,念上一句《般若心经》。
——这是要去除俗臭。
他跟众弟子如此解释。不过用《般若心经》来去除妇人的俗臭,这种想法根本就不是禅,而是崇传发明的野狐禅的谎言而已。崇传憎恶妇人的例子还有不少,或许他是因为太过关注妇人,反而变成如今这副模样的吧。
不过,崇传终其一生,从未在女色上出过问题。也许他将体内的这种欲望,悉数转换成了权力欲。他权力欲极强,在僧门中也属异类。
家康夺取天下后,在他的支持下,崇传凌驾于众长老之上,一跃成为京都临济禅五山的老大。但他并不因此满足,如若可能,他不仅想做自家宗派的老大,更想成为全国各宗各派的总老大。这种僧人在日本是前所未有的。无论哪位宗教英杰——比如最澄、空海、法然[3],或是崇传所属的临济禅宗宗祖荣西——都仅仅是自家宗派的老大,尚无一人做过所有宗派的总老大。崇传处心积虑,最终在家康死后,在自己的晚年得以实现野心,创设了“僧录司”这种神奇的职位。在获得幕府承认后,他坐上梦寐以求的位置。僧录司的职称,早在足利时代就已存在,但职务内容却大不相同,崇传的这个机构是以确保德川幕府安全为名,将全国僧侣悉数置于政治统制之下。说到统制,他向来乐此不疲。德川幕府为推行统制主义,制定了制约天皇的公家法度和统制大名的武家法度,执笔人便是这个崇传。
从家康开始想收拾丰臣家之时起,这个崇传就变得越发重要。
“你干脆搬离京都,来骏府算了。你不在身边,诸事都不方便。”
庆长十二年,家康将崇传召至骏府。庆长十五年,家康为崇传在骏府城下修建了一座叫金地院的寺院。崇传后来也在京都南禅寺内,修建了一座同名的寺院。他因此被世人称为“金地院崇传”。
崇传在骏府没待多久,便因丰臣家的相关工作,返回京都,常驻于南禅寺。此后,他常轻车快马,往返于京都与骏府之间。
这个崇传在骏府与本多正纯为对付丰臣家,密谋策划了一件奇妙的事件——方广寺“钟铭事件”。
京都如今依然有座叫方广寺(东山区大和大路正面)的寺院,但旧时风貌却全然不见。唯有一口重达六十四吨的大洪钟依旧保留至今,不过似乎鲜有游客到访此处。
说个题外话,丰臣秀吉的时代,说到京都殿舍堂塔最为壮丽的一角,自然要数现今方广寺东南角的丰国庙。德川家的残忍之处,在于到了宽永十四年(1638),第三代将军家光命人将这座秀吉的庙宇全部捣毁,将此地变得了一片荒原。秀吉在世时并未加害过德川家,反而对家康给予过分的优待,按理说德川家并无怨恨的理由才对。然而家光竟又先后派出三千人次,登上丰国庙东面的阿弥陀峰,捣毁秀吉的墓碑,掘开坟墓,将其曝尸荒野。因此,直到明治维新成立之年,二百数十年间,荒诞的命运,让坟茔不在的秀吉变成无人祭祀的孤魂野鬼。将上个时代的统治者扒坟弃尸,德川氏的这种做法,实在不像是日本人的所作所为。
明治元年,这个德川幕府垮台,维新政府在京都成立后,朝廷派钦差大臣前往丰国庙遗址的荒草原,去凭吊秀吉亡灵,并在旧方广寺大佛殿遗址上修建了一座神社,便是保存至今的丰国神社。说起能追忆当年方广寺的地方,如今便只有这座神社了吧。
言归正传。
家康建议秀赖:“为供养已故太阁,应重建太阁的方广寺大佛与殿舍”。
于是秀赖便从铸造大佛开始着手重建工作,于开工第三年、庆长十七年春完工。接着紧锣密鼓地修建殿舍,而后着手铸造大梵钟,眼下正在施工现场一隅有条不紊地进行中。
为建造金铜大佛与大佛殿,秀赖已消耗秀吉遗产中的三万枚大判。考虑到此后大梵钟的铸造费用、开眼供养仪式等经费,所耗资金难以估量,巨大的预算让人目眩。
——为供养父君。
家康说得冠冕堂皇,可事实上却是天大的谎言。因为五十年后(宽文二年),德川家以“此像为天下无用之物”为由,将佛像熔化,而后铸成了铜钱。总之,可以说在秀吉死后整整一个世纪内,但凡是与丰臣家相关的事物,德川氏都悉数破坏,无所不用其极。继续题外话,德川氏当时塑造了一座廉价的木质佛像,代替熔化的铜佛放置于殿中。然而宽政年间,大佛殿悉数毁于大火,如今京都博物馆北面方广寺大佛殿(其实也谈不上是大佛殿)的大佛,其实是天保年间接近幕末之时,由尾张笃志家捐献的纸糊之物。
话说,正在铸造的大梵钟相当巨大。前面已介绍过它重达六十四吨。它高四点二米,口径二点七八米,其大小在现存的钟里仅次于奈良东大寺的大钟。
设计者是京都三条釜座的名护屋少掾。铸物师是特意从下野佐野乡(枥木县佐野市)招来的,共三十九人。当时的佐野叫做天明,自古便是茶釜产地。当地产的茶釜叫做“天明釜”,丰臣时代茶道流行,天明釜也曾红极一时。这里住有许多铸物师。其中只有做师傅的三十九人负责铸造大梵钟。加上徒弟,估计人数超过一百吧。
这口大梵钟铸成之后,大佛殿的工事也全部完工,接下来便是开眼供养仪式。
说起来,这口钟必须刻上钟铭。
此处的铭,指的是刻在金属上的文章,是从中国传来的习俗。需尽量选择吉祥如意的辞藻,起草人必须是当世一流的文人,还应是地位较高的人。当时能读写汉文的人群主要集中在京都临济禅五山(南禅寺、大德寺等五大寺院)。从这五山的学问僧中挑选撰文之人。
顺便一提,五山僧众在京都也属于嫉妒心奇重的一群人。让他们心生不快的是丰臣家因历来的渊源,委托了东福寺的清韩来撰文。
“曾有明人读完清韩长老写的文章后,捧腹大笑。”
从以前起,五山的学僧便在背后传他的笑话。
在某种程度上,也许他们也说对了。
清韩备受妒忌的一点是他在秀吉生前曾任丰臣家的外交顾问。当时,汉文在远东世界是外交公用语。虽说是外交,其实清韩的作用也只在于其汉文水平。即便如此,朝鲜之阵时,他也奉命作为随军文书官,跟着加藤清正远行至兀良哈(满洲地区)。在当地用汉文与明朝和朝鲜的使者笔谈。
关原之战后,天下易主。本来清韩也可像其他人一样,向德川政权曲意求全。然而这位老僧人眼中只有丰臣家,他时常去大坂拜谒秀赖,而后还成为秀赖学问上的顾问,直至今日。
丰臣家拜托了渊源甚深的清韩起草钟铭。
“清韩的文章,唐人都说不是汉文,而是倭文。”
虽然有人在背后闲言碎语,但这个时代,五山学问僧的汉文大都水平如此,写的全是日语思维的汉文,是所谓的和式汉文。并非清韩一人如此。
“清韩万事遭人嫉妒。”
这是同为五山学问僧出身的金地院崇传的看法。他盘算的是如何将这五山的风气利用于谋略之中。
崇传首先在这个清韩身上设套。先找出清韩所提钟铭的问题,然后就此编造讨伐丰臣家的借口。崇传已通过铸物师获取了清韩的文章。
此时家康与崇传的策略相当周密,细致入微到常人无法想象的地步。
例如崇传为之后给清韩的文章设套,先制造了相关舆论。所谓制造舆论,是拉拢所有五山学问僧,让其按德川家的想法行动。
值得惊叹的是家康和崇传还特意对学问僧进行了培训。
庆长十九年二月五日,此时清韩业已起草完钟铭,骏府的家康通过京都所司代向五山众僧发出命令:“老夫欲亲眼见识下各位的笔下工夫,恭请各位来骏府一叙。”
主公欲问五山众僧之学问意趣于御前,一山各出四五人,三月三日前后下府一叙。
“骏府大御所说想见识咱们的笔下工夫。”
这让五山沸腾了。当然家康既无丝毫素养,也无半点鉴赏能力,一切只为的是实现心中的阴谋。
僧侣们纷纷攘攘沿东海道行至骏府,已是三月七日之事。僧众代表是天龙寺长老慈济院彭。众人立刻登城,拜谒家康。
“哎呀,诸位都到齐啦。”
家康心情大好,一反常态地高声招呼众人,将作文题目亲手交予众僧。
题目是《论语·为政篇》中的一句。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请诸位根据这句话写下读后感,家康说。当然这题目不是家康想的,是崇传与家康的汉学顾问林道春商议出的。
家康令众人九日提交文章。此外,当日的即答题是出自经书《法华寿量品》的“宝树多花果,众生所游乐”。
众僧一人一桌,当场作文。作业则是回到宿舍,在两天内完成,并由天龙寺长老收齐提交。
这些文章,家康是看不懂的。
崇传朗读众人的答案,深入浅出地向家康一一讲解文意。所有答案俱都是搜肠刮肚,不遗余力大赞德川家的治世之道,作为阿谀权势的文章,也算是绝世无双了。
(僧人就是聪明呀。)
家康必然作此感想。
金地院崇传想要的,并非给答案评出高下,而是让京都五山的学问僧众养成赞美德川家的习惯,并留下这些答案作为证据,进而实现他的最大目标,将五山僧众置于自己统制之下,如有需要(德川家攻击清韩的文章之时),则让其发挥众口铄金积毁销骨的作用。
家康大赏众僧后,说:“诸位也去趟江户吧。将军恭候诸位高僧的光临。”
他们在一众德川家武士的郑重接待下,踏上旅途,进入江户。
江户城内,众僧拜谒了将军秀忠。秀忠所出题目也是出自《论语》,是《颜渊篇》的“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此时,五山众僧也纷纷拿出歌功颂德的文章,取悦德川家。
据说崇传收齐答案读罢,便举起拂子,满意地道:“如此便万事俱备了。”
此后,家康在方广寺大梵钟钟铭的“国家安康,君臣丰乐”上大做文章。指责丰臣家借此诅咒德川家。家康此言一出,五山僧众便作为证人团站在两者之间,众僧无不出言附和家康,众口一词,纷纷声称家康指摘得合情合理。为了策划这个阴谋,金地院崇传编写了如此细致入微的剧情,而家康则按照剧本发挥了其演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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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念佛宗,指通过念佛,以此作为往生极乐净土的手段的宗派。如净土宗、净土真宗、时宗等。
[2] 日本茶道的茶会,尤其是同时招待数名客人时,客人之间需传阅欣赏茶器。
[3] 最澄法师,日本天台宗的开山祖师。空海法师,日本真言宗的开山祖师。法然,日本净土宗的开山祖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