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卡萨旅馆的内部电话给1224房间打电话，没人接。我走到服务台，一个板着脸的服务员正在整理信件，他们总是有整理不完的信件。
“梅菲尔德小姐住在这里吧？”我问。
他把信放到信箱里才回答我：“是的，先生。您是——”
“我知道她的房间号码，但打电话没有人接。你今天见过她吗？”
他这才开始认真搭理我，但我仍然不动声色。“好像没有。”他转头瞄了一眼，“她的钥匙不在这儿，您要留个口信吗？”
“我有点担心。她昨晚不太舒服，不会是她生病了，没办法接电话吧？我是她的朋友，我叫马洛。”
他上下打量着我，眼神机敏锐利。他走到收发室那边的一扇屏风后，和什么人谈了一会儿，很快就回来了，满脸堆笑。
“我想梅菲尔德小姐并没有生病，马洛先生，她叫了一份丰盛的早餐，还有午餐，还打了几个电话。”
“多谢了，”我说，“我留个口信，就说马洛过一会儿打给她。”
“她可能下去散步或到海边去了，”他说，“我们这儿沙滩很暖和，四周是防波堤，像个温暖的港湾。”他看了一眼身后的钟，“如果她去了海边，不会待很久的，很快天就转凉了。”
“谢谢，我一会儿再来。”
进入大厅得上三个台阶，穿过一个拱门。大厅里有几个人闲坐着，这些人常常专门在旅馆消磨时光，通常上了年纪，有点钱，除了瞪着一双贪婪的眼睛盯着人看，没有别的事干。这就是他们的生活。两个神情严肃的老女人，顶着一头染成紫黑色的卷发，正在和一个大拼图较劲，那幅拼图放在一张特制的大号牌桌上。稍远一点的桌上，正在进行一场纸牌游戏——两男两女。其中一个女人身上挂满钻石，简直能照亮莫哈韦沙漠；脸上化的浓妆，简直能给喷汽游艇喷漆。两个女人都叼着细长烟嘴，和她们一起的两个男人看起来脸色苍白疲惫，看来是替她们签了太多支票的缘故。再过去则坐着一对牵着手的年轻夫妻，他们坐的位置恰好能透过玻璃窗向外张望。这个女人戴着一颗大大的祖母绿钻石和一枚结婚钻戒，不时用指尖擦拭着那枚钻戒，看起来快乐得似乎要飞起来了。
我穿过吧台，到外面的小花园中闲逛，沿着丘陵小道一路走来，毫不费力就找到了前一晚从贝蒂·梅菲尔德的阳台看到的那个地方，我一眼就认出了那个尖岬。
海水浴场和那道狭窄弯曲的防波堤绵延了大约一百米，你可以沿着峭壁上的台阶直达海边。人们三三两两躺在沙滩上，有的身着泳衣，有的身着泳裤，有人坐在毯子上。孩子们尖叫着四处乱窜。贝蒂·梅菲尔德不在沙滩上。
我回到旅馆，坐在大厅里。
我坐着抽了支烟，然后到报摊买了份晚报，浏览了一遍，扔到一边，踱到服务台前，发现我留的字条还在1224号信箱前。我走到内线电话前打电话找米切尔先生，没有人接。“对不起，米切尔先生没有接电话。”
这时一个女人的声音在我背后响起：“服务员说你找我，马洛先生——”她说，“你是马洛先生？”
她看起来像早晨刚刚绽放的玫瑰一般明艳，身穿一件墨绿色的宽松长裤，白色衬衫，外面罩一件绿色风衣，松松地搭着一条派斯里围巾，头戴一条发带，微风吹动发丝十分动人。
“我的车停在外面，你现在有空去看看那块地吗？”
她看看手表，“啊——有，应该可以，”她说，“我应该去换件衣服，不过——哦，走吧。”
“这边请，梅菲尔德小姐。”
她走到我身边，我们穿过大厅。我对这里已经十分熟悉了，贝蒂·梅菲尔德厌恶地看了一眼那两个拼图的女人。
“我讨厌旅馆，”她说，“即使十五年后再来，你会发现还是那群人坐在那些椅子上。”
“是的，梅菲尔德小姐，你认识一个叫克莱德·乌姆纳的人吗？”
她摇摇头，“我应该认识他吗？”
“海伦·弗米利耶？罗斯·戈布尔呢？”
她再次摇摇头。
“想喝一杯吗？”
“现在不想，谢谢。”
我们走出酒吧，沿着通道来到车旁，我替她打开那辆老奥斯车门，待她坐好，倒出车位，沿着格兰德大街向山上冲去。她拿出镶边的墨镜架上鼻梁。“我看到了那些旅行支票，”她说，“你这个侦探有点与众不同。”
我伸手从兜里掏出她那瓶安眠药。“你昨晚把我吓坏了，”我说，“我数过了，但是我不确定里面原来有多少。你说你吃了两颗，我怕你会醒来一口气吞下一把。”
她接过瓶子，塞回风衣口袋，“我喝了点酒，酒精和安眠药效果惊人，我大概昏睡了一段时间，没什么严重的。”
“我当时也不确定。那玩意大概三十五颗才能要人命，而且得过几个小时才生效。我无法判断，你的脉搏和呼吸当时似乎都很平稳，但是可能会在晚些时候发作。如果我叫了医生，可能得多费口舌解释一通。如果你吃药过量，就算抢救过来，那些刑事组的警察也会找上你。他们会调查自杀动机。但是一旦我做了错误的决定，你今天就不能和我坐在这儿说话了，而我又会在哪儿呢？”
“那只是你的假设，”她说，“我不会因为一个假设而焦虑。你刚才提到的那些是什么人？”
“克莱德·乌姆纳是雇我来跟踪你的那个律师——他是受华盛顿特区一家律师事务所之托。海伦·弗米利耶是他的秘书，罗斯·戈布尔是来自堪萨斯的一个私人侦探，他说要找米切尔。”我向她描述了他的长相。
她的表情一下阴沉下来，“米切尔？他为什么对拉瑞感兴趣？”
我在第四街和格兰街的交叉口停下车，等一位坐电动轮椅的老家伙以时速四英里的速度左转弯。艾斯梅拉达到处都是这种讨厌事。
“他为什么要找拉瑞·米切尔？”她怨恨地说，“就不能让人清静会儿吗？”
“别问我，”我说，“一直问些我也不知道的事情，对增强我的自卑心理有帮助。我告诉过你我的活儿结束了，那么为什么我还来这儿？很简单，因为我还惦记着你那五千块的旅行支票呢。”
“下一个路口左转，”她说，“我们能到山顶上去，那儿风景很美，还有许多漂亮的房子。”
“见鬼去吧。”我说。
“那儿还很安静。”她从仪表盘上的烟盒中抽出一根烟，“嚓”的一下点燃。
“这是你这两天来的第二包烟，”我说，“你抽得太凶了。我昨晚上也数了你抽的烟蒂和火柴，还检查了你的包。请原谅，当我被人拉进骗局时就会变得有点疑神疑鬼。特别是在我的当事人不省人事，让我独自收拾残局时。”
她转过头来盯着我，“那一定是安眠药和酒精的作用，”她说，“我昨晚一定十分糟糕。”
“在朗齐奥旅馆你精神好得很。你当时信心十足地大谈特谈，说我们要远走高飞，到里奥过荣华富贵的生活，尽管免不了有点罪恶感。我所要做的就是处理掉那具尸体。但是多么扫兴，尸体居然不见了！”
她仍然那样盯着我，但是我不得不专心开车。我在大路边停下来左转，沿着另一条死胡同里的旧街车轨道前行。
“往上在站牌处左拐，下去就有一所高中。”
“谁开的枪？目的是什么？”
她用手腕关节按着太阳穴，“我猜一定是我。我一定是疯了，枪在哪儿？”
“枪？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只要你梦想成真，我就会把它交出来。”
车子现在开始爬坡，我换了三挡。她饶有兴趣地看着我换挡，打量着白色皮座椅和仪表开关。
“你怎么能开得起这种高档车？你赚得不多，对吧？”
“现在的车都很贵，即使经济型的也如此。当然也可以买部旅行车，我记得在哪里读到过这样的说法：作为侦探，一定要有一辆低调的纯黑的车，以免招人注意。写这篇文章的家伙一定没有去过洛杉矶，在那儿要想被人注意，你得驾驶一辆粉红色的梅塞德斯奔驰，车顶装着太阳伞，再弄三个漂亮妞在里面晒太阳。”
她咯咯笑起来。
“另外，”我继续这个话题，“这也是很好的广告。可能我哪天想要去里奥，可以在那儿卖了它，再换辆新的。用火车运过去，花不了多少钱。”
她叹了口气，“哦，别拿那件事取笑了。我今天心情不太好。”
“看到你男朋友了？”
她一下坐直了，“你是说拉瑞？”
“还有别人？”
“哦，我以为你指克拉克·布兰登，尽管我几乎不认识他。拉瑞昨晚喝得大醉。没有——我没有见到他，可能他还在昏睡。”
“他没接电话。”
前方道路开始分岔，一条白线指示左转。我继续直行，并没有什么特别想去的地方。我们经过一些古老的西班牙风格的建筑，它们往往建在高高的山坡上，而一些现代风格的房子则建在另一边山脚下。道路从这些建筑旁经过，然后向右一个大大的转弯。这里的路面看起来刚刚铺好，不远处是一个安全岛和环线。就在这环线两侧各有一幢大房子相对矗立。房子装饰着玻璃砖，朝向大海的一面是绿色玻璃窗。这儿的风景十分迷人，我欣赏了好一会儿，然后把车停在人行道尽头，关闭引擎，静静地坐着。我们现在在海拔一千英尺的山顶，整座小城像一幅四十五度角的航空照片，展现在我们面前。
“他可能病了，”我说，“也许出门了，甚至有可能死了。”
“我告诉过你——”她开始发抖。我从她手中拿开烟嘴，摇起车窗，搂过她的肩膀，把她的头拉近，让她靠在我的肩膀上。她身体瘫软，并不反抗，但是依然在颤抖。
“你真贴心，”她说，“但是别催我。”
“储物箱中有一品脱酒，要不要来点。”
“好。”
我拿出酒，设法用牙齿和单手把金属环撬松，接着把酒瓶放在膝盖间拔掉塞子，放到她的唇边。她啜饮几口，打了个冷战。我扣好瓶塞，把酒放到一边。
“我不喜欢用瓶子喝。”她说。
“是啊，太不文雅。我现在可不是在引你上床，贝蒂，我很担心你，需要帮什么忙吗？”
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以平稳的语调说：“帮什么？你可以把那些支票拿回去，它们是你的，我已经给你了。”
“没有人那样送人五千块的，没有理由。这是我从洛杉矶赶回来的原因。我今天凌晨开车回到那儿，一路上没有人对我示爱求好，也没有人对我说有几十万美金的买卖，更没有人提出里奥之旅，豪宅华屋。没有人酩酊大醉，梦到有具尸体躺在她阳台上，问我愿不愿意赶紧过去，把尸体扔到海里。那你希望我去那儿干什么——只是在你做梦时抓着你的手？”
她推开我，靠在另一边角落里，“好吧，我说了谎，我一直都是个骗子。”
我扫了一眼后视镜，一辆黑色小汽车拐到这条路上，在我们身后停下来。但我看不清谁在车里，有什么东西。然后这辆车突然擦着人行道边缘向右转个大弯，接着倒车，顺着原路回去了。看来是有人走错了路，发现这是条死胡同。
“当我踏上那该死的防火梯时，”我继续说，“你吞下安眠药，假装昏昏欲睡，然后过了一会儿你真的睡着了——这是我的猜想。好吧，我自己走到阳台上，但是没有尸体，没有血迹。如果有，我可能会设法把它搬到墙头上，尽管不少费劲，但不是做不到。不过六匹训练有素的大象也不可能把他搬到那么远的海滩上。距离太远了，到围栏那边足足有三十五英尺远，而且得先把他扔过围墙。我估计按照一个男人尸体的重量，得足足扔出五十英尺才能越过围墙。”
“我告诉过你，我是个骗子。”
“但是你没有告诉我为什么。我们严肃点：假如确有一个男人死在你的阳台上，你想让我怎么处理掉？从防火梯搬下去，把它塞到车里运到某个树林埋掉？当然，当你的房子里躺着具尸体，你就不得不信赖某个人。”
“你拿了我的钱，”她冷冰冰地说，“你答应过帮我。”
“只有这样我才可能发现谁是真正的疯子。”
“现在你发现了，你应该满意了。”
“我什么也没发现——甚至都没弄清你是谁。”
她一下暴怒起来。“我告诉过你我当时神志不清，”她语气急促地说，“焦虑、害怕、喝酒、吃药——你为什么就不能让我清静会儿？我告诉过你拿回那些钱。你还想要什么？”
“我拿那钱干什么？”
“你只管拿就是了。”她对我咆哮道，“就是这样，拿钱走人，走得远远的，越远越好。”
“我想你需要找个好律师。”
“这话本身就是矛盾的，”她嘲讽地说，“‘好’字根本不可能和律师沾边。”
“是的，那么看来你吃过这样的苦头。我会找出答案，不管是从你这儿，还是通过其他途径。但是我刚才是认真的，你有麻烦。抛开米切尔不说——可能他真出了事——你现在的状况真的需要找一个律师。你改名换姓，肯定事出有因。米切尔勒索你，肯定也有道理。华盛顿的一家律师事务所找你，当然也有他们的理由。背后出钱的那个人出于某种原因要找到你。”
我停下来，借着朦胧的夜色看着她。下面不远处，大海正在变得像宝石一般湛蓝，但是不知怎么却无法让我想起弗米利耶小姐的双眸。一队海鸥向南飞去，它们紧紧聚成一群，却远不如北岛飞来的鸟儿那样整齐。洛杉矶机场的晚班飞机从海岸那边飞来，左右舷的灯光明灭可见，机身下面的警示灯闪闪发亮，然后它突然向海上转个大弯，准备飞往林珀菲尔德。
“看来你只不过是某个邪恶律师的探子。”她厌恶地说，抓起烟盒又抽出一根烟。
“我并不认为他邪恶。他只是过于用心了。但是这不重要，大不了多捞点你的钱罢了。重要的是这牵涉到特权，一个侦探即使有执照也没有特权，但律师有。一旦他要维护客户的利益，他就会利用这种特权，而如果这位律师雇用了一位侦探来调查，那么这个侦探就可能利用这些特权，这是他获得特权的唯一途径。”
“你倒是知道该用你的特权做什么，”她说，“特别是当雇你的那位律师让你来跟踪我的时候。”
我从她手中拿过香烟猛抽几口又还给她。
“好吧，贝蒂，看来我是帮不上什么忙了，就当我什么都没做过吧。”
“说得好听，但你做这些只是因为你认为会从我这儿捞到更多。你和他们是一路货色。我不想抽你这可恶的烟了，”她从车窗扔出烟蒂，“送我回旅馆。”
我钻出车外，捻熄烟蒂。“在加利福尼亚的山中不能这么做，”我告诉她，“哪怕现在的季节不易着火。”我又钻进车中，插入钥匙，驱车向岔路口驶去。在更高一点的地方，白色实线转弯处，一辆小汽车停在那儿，黑乎乎的没有开灯，里面可能没有人。
我努力转动方向盘，与来时的路反向而行，打开远光灯，转弯时远光灯的强光扫过那辆车。车上有人试图用帽子盖住脸，但是没来得及遮住眼镜，我还是看到了一张肥硕宽厚的大脸，一对招风耳，那是堪萨斯来的罗斯·戈布尔。
灯光一闪而过，我驱车沿着长长的弯曲山路行驶，不知道这条路通往哪里，但是我心里明白，所有的路早晚都会到达海边。山脚下，有一条丁字形岔路，我向右转，穿过几条小巷，终于拐到大道上，又向右转了一次，终于驶到通往艾斯梅拉达城区的道路上。
直到旅馆，一路上她都没有再开口。我刚停下车，她就迅速跳下去。
“麻烦你在这儿等一下，我去拿钱。”
“我们被跟踪了。”我说。
“什么——”她一下子呆住了，同时迅速向后扭头看去。
“一辆小汽车。你刚才可能没注意我在山顶转弯时用大灯照到的那个人。”
“会是谁？”她的声音有些紧张。
“我哪里知道？他一定是在这儿就盯上了我们，因此他还会回到这儿来。会不会是警察？”
她转过头来看着我，一动不动，冻僵一般。然后她慢慢向前迈了一步，突然冲向我，双手几乎要抓到我的脸。她一把抓住我，摇晃着，喘着粗气。
“带我离开这儿，带我离开这儿，看在上帝的分上，让我躲起来，给我一点安宁吧。带我到一个不被跟踪，不被监视，不受威胁的地方。他向我保证他会做到，会带我到天涯海角，到太平洋最偏远的小岛上——”
“到山之巅，到海之深，”我讽刺地说，“看来有人古书读多了。”
她松开胳膊，任由它们无力地垂落在身体两侧。
“你就像放高利贷的吸血鬼一样毫无同情心。”
“我哪儿也不带你去，”我说，“不管是什么正在吞噬你，你都要留下来面对它。”
我转身钻进车中。当我回头看时，她已经快到酒吧入口了，正急匆匆地往里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