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破产了！
什么诗！简直是：
噜噜苏苏的讲学语录；
琐琐碎碎的日记簿；
零零落落的感慨词典！”
这首“新诗”登在三四年前的《青光》上；作者的名字，我没有抄下来，不知是谁。我保存这点东西的意思，一小半因为这短短的五行话颇有趣味，一大半因为“新诗破产”的呼声，值得我们深切的注意。其实“新诗破产”的忧虑，也并非在这首“新”诗里才有；较早的《青光》里，我记得，至少还有一段，也是为新诗担忧的。那是说，有一个学生，一心一意要做新诗人；终日不作他事，只伏在案上写诗——一礼拜便写成了一本集子！跟着的按语，大约是“这还了得！”之类。
据我所知道，新文学运动以来，新诗最兴旺的日子，是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三这四年间。《尝试集》是一九一九出版的，接着有《女神》等等；现在所有的新诗集，十之七八是这时期内出版的。这时期的杂志、副刊，以及各种定期或不定期的刊物上，大约总短不了一两首“横列”的新诗，以资点缀，大有饭店里的“应时小吃”之概。但同时仍有许多人怀疑新诗；这自然不能免的。胡适之先生在一九一九年写的《谈新诗》里说：
“……只有国语的韵文——所谓‘新诗’——还脱不了许多人的怀疑。但是现在做新诗的人也就不少了。报纸上所载的，自北京到广州，自上海到成都，多有新诗出现。”
做新诗的人之多，是实在的；而且自此年后，更是有加靡已。“许多人的怀疑”（即使是赞成“国语的散文”的人），也是实在的；但这只是一种潜势力，尚不曾打出鲜明的旗帜。直到一九二二年一月，《学衡》出版，才有胡先肃先生《评尝试集》一文，系统地攻击新诗。他虽然出力攻击，但因他的立场是“古学主义”（即古典主义），逆着时代而行，故似乎并未发生什么影响。真正发生影响的议论，是隔了一年才有的。这时新文学主义者自己，有了非难新诗的声音，而且愈来愈多。这种“萧墙之祸”甚是厉害，新诗无论如何，看起来总似乎已走上了“物极必反”的那条老路。我上文所举两例，正在这些时候发见。
但这些还只是箴新诗末流之失；更有人进一步怀疑于新诗之存在。例如丁西林先生，我们有许多人读过他国语的小说和戏剧，他就是个根本反对新诗的人。他在独幕剧《一只马蜂》里，有一段巧妙的对话；看他借了吉先生的口，怎样攻击新诗：
“吉老太太现在这班小姐们，真教人看不上眼，不懂得做人。不懂得治家。我不知道她们的好处在什么地方？
吉先生她们都是些白话诗。既无品格，又无风韵。傍人莫名其妙，然而她们的好处，就在这个上边。
老太太我问你，你这样的人也不好，那样的人也不好，旧的你说她们是八股文，新的你又说她们是白话诗。……
吉是的，同样的没有东西，没有味儿。”
《一只马蜂》最初是登在一九二三年十月份的《太平洋》上面；那时前后，各方面非难的话还很多，我现在不能遍引。
在“四面楚歌”中，新诗的中衰之势，一天天地显明。杂志上，报纸上，渐渐减少了新诗的登载，到后来竟是凤毛麟角了。偶然登载，读者也不一定会看；即使是零零落落的几行，也会跨了过去，另寻别的有趣的题目。而去年据出版新诗集最多的上海亚东图书馆中人告诉我，近年来新诗集的销行，也迥不及从前的好。总之，新诗热已经过去，代它而起的是厌倦，一般的厌倦。这时候本来怀疑新诗的人不用说，便是本来相信新诗的人，也不免有多少的失望。他们想，新诗或者真没有足以自存的地方，真如胡先肃先生所诅咒的“微末之生存”吧？新诗或者真要“破产”吧？在这满飞着疑问号的新诗坛上，我碰到好几位朋友；他们都很纳闷，暂时不愿谈到此事——他们觉得这个谜是不容易猜的。只有我的一个学生曾来过一封信，他说：
“我看近来国人对于诗的观念，渐渐有些深沉，而不敢妄作。这不知是好还是坏的现象？但也许并不是深沉，‘血呀泪呀花呀’，或是歌不出别的法门来了。所以如闻一多的《渔阳曲》、《七子之歌》、《白薇曲》之类，力想别开门径，而表示豪漫深沉。然而也不容易！所以有时不得不叹惜咏歌之将尽。……我想白话运用于文学，似乎有问题。我极愿现时的白话再改进；不过自己没有成绩之先，未免是漂亮话。”
他因怀疑新诗，甚至怀疑“白话运用于文学”；他原是相信白话文学的人，现在他的怀疑，足以代表一部分曾经相信白话文学的人。所以很值得我们注意。
直到今年四月，闻一多、徐志摩诸先生出了一个《诗镌》，打算重温诗炉的冷火。他们显然要提倡一种新趋势；他们要“创造新的音韵，新的形式与格调”。这是《诗镌》同人之一，刘梦苇先生《中国诗底昨今明》一文中的话。此文印在去年十二月十二日的《晨报·副刊》上，虽不在《诗镌》时代，却可以代表《诗镌》的主张与工作。同文里又述闻一多先生的意见，说“中国诗似乎已经上了正轨”。这是指他们一派的新韵律的诗而言。后来刘先生自己在《诗镌》里也说过同样的话。所谓新韵律，一是用韵，二是每行字数均等，三是行间节拍调匀；他们取法于西洋诗的地方，比取法于旧诗词的地方多。这种趋势，在田汉、陆志韦、徐志摩诸先生的诗中，已经逐渐显露，《诗镌》只是更明白地确定为共同的主张罢了。这种主张有它自己的价值，我想在后面再论。《诗镌》确是一枝突起的异军，给我们诗坛不少的颜色！可惜只出了十一期便中止。它的影响可并不大，虽然现在还存留着在一小部分人之中；这或因主张本难普遍，或因时日太短。总之，事实上，暂时热闹决不曾振起那一般的中衰之势。我想《诗镌》同人在这一点上必也感着寂寞的。有些悲观的人或者将以为这是新诗的回光返照，新诗的末日大概不久就会到临了，我还不能这样想。我所以极愿意试探一探新诗的运命，在这危疑震撼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现在所要的是有意思的发荣滋长，而不是一阵热空气；热空气的消失，在我们是无损的。一九一九年来新诗的兴旺，一大部分也许靠着它的“时式”。一般做新诗的也许免不了多或少的“趋时”的意味；正如闻一多先生所讥，“新是作时髦解的！”——自然，这并不等于说，全没有了解新诗的价值的人！但那热空气究竟是没有多少东西，多少味儿的；所以到了一九二三年九月，便有郭沫若先生出来主张“文艺上的节产”（《创造周报》十九号）。他虽非专论新诗，新诗自然占着重要的地位，在他的论旨里。那里面引达文齐与歌德为例，说：
“伟大的是他们这种悠长的等待！他们等待是什么？在未从事创作之前等待的是灵感，在既从事创作之后等待的是经验。……”
……
“目前的世界为什么没有什么伟大的作家，没有什么伟大的作品？目前的中国，为什么没有什么伟大的作家，没有什么伟大的作品？我们可以知道了。我们可以说就是早熟的母体太多了，早产的胎儿太多了的缘故。”
“等待吧！等待吧！青年文艺家哟！”
我们若相信他的话，那么，现在一般人所嘲讽，所忧虑的“新诗的衰颓”，可以说不是“衰颓”，而正是他所要求的“节产”，虽然并不是有意的。“节产”总可乐观；我们是在等待灵感与经验——“自然的时期是不可不等待的”！为什么甫经四年的冷落，便嗒然自失呢？我觉我们做事，太贪便宜，求速成，实是一病。政治革命，十五年“尚未成功”，现在我们是明白的了；文学革命，诗坛革命，也正是一样，我们只有努力向前，才能打出一片锦绣江山；何可回首欷歔，自短志气？
我们的希望太奢了，故觉得报酬太少了；然而平心而论，报酬果然太少么？我且断章取义地引成仿吾先生的话：
“在这样短少的期间，我们原不能对于他（新文学）抱过分的希望。而且只要我们循序渐进，不入迷途，我们的成功原可预计。……”(《新文学之使命》，《创造周报》二号，一九二三年五月）
再看周启明先生的话：
“在批评家希望得见永久价值的作品，这原是当然的，但这种佳作是数年中难得一见的；现在想每天每月都遇到，岂不是过大的要求么？”（《自己的园地》六四页）
这些话是很公平的。我们若以这两种眼光来看新诗的发展，足可以减少我们的杞忧，鼓舞我们的勇气。或许有人以为这种看法太乐天了，太廉价了。我们还可谨慎些说：我们至少可以相信，“此新国”不“尽是砂碛不毛之地”，此路未必不通行。这是胡适之先生一九一六年说的话；那时只有他一个人在做“刷洗过的旧诗”，“真正白话诗”还不曾出世呢。现在是十年以后了；还只说这样话，想来总不算过分吧。十年来新诗坛的成绩，虽不能使我们满意，但究竟有了许多像样的作品，这是我们可以承认的。单篇如一九一九的《小河》，一九二四的《羸疾者之爱》，完成的时期相隔五年；集子如一九二一的《女神》，一九二五的《志摩的诗》，出版的时期相隔四年；却都是有光彩的作品。可见新诗坛虽确乎由热闹走向寂寞，而新诗的生命却并未由衰老而到奄奄欲绝，如一般人所想。但好作品的分量，究竟敌不过那些“苦稻草，甘蔗渣，碎蜡烛”，我们也当承认。这也不见得是新诗的致命伤，因为混乱只是短时期的现象；而数年来的冷落，倒是一帖对症的良药，足以奏摧陷廓清之功。所以看了一般人暂时的厌倦和新诗分量的减少，便断定或忧虑它将短命而死的人，我觉得未免都是太早计！
若许我猜一猜新诗坛冷落的因果，我将大胆地说：生活的空虚是重要的原因。我想我们的生活里，每天应该加进些新的东西。正如锅炉里每天须加进些新的煤一样。太阳天天殷勤地照着我们，我们却老是一成不变，懒懒地躲在运命给我们的方式中，任他东也好，西也好；这未免有些难为情吧！但是，你瞧，我们中有几个不跟着古人，外人，或并世的国人的脚跟讨生活呢？有几个想找出簇新的自己呢？你说现在的新诗尽是歌咏自己，但是真能搔着自己的痒处的，能有几人？自己先找不着，别人是要在自己里找的，自然更是渺无音响！《诗》的二卷里，叶圣陶先生有《诗的泉源》一文，说丰富的生活，自身就是一段诗，写出不写出，都无关系的。没有丰富的生活而写诗，凭你费多大气力，也是“可怜无补费精神”！“丰富”的意思，就是要找出些东西，找出些味儿，在一件大的或小的事儿里，这世界在不经心的人眼里，只是“不过如此”；在找寻者的眼里，便是无穷的宝藏，远到一颗星，细到一根针。
现在作新诗的人，我们只要约略一想，便知道大多数——十之九——是学生。其中确有少数是天才，而大多数呢？起初原也有些蕴藏着的灵感；但那只是星火，在燎原之前，早已灭了；那只是一泓无源之水，最容易涸竭的。解放启发了他们灵感，同时给予他们自由，他们只知道发挥那灵感，以取胜于一时，却忘记了继续找寻，更求佳境。是的，找寻是麻烦的，而他们又不愿搁笔；于是不得不走回老路，他们倚靠着他们的两大护法：传统与模仿。他们骂古典派，“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惟是风云之状”，但他们自己不久也便堕入“花呀，鸟呀”，“血呀，泪呀”，“烦闷呀，爱人呀”的窠臼而不自知。新诗于是也有了公式，而一般的厌倦便开始了。更进一步，感伤之作大盛。伤春悲秋，满是一套宽袍大袖的旧衣裳。说完了，只觉“不过如此”，“古已有之”。表面上似乎开了一条新路，而实际上是道地的传统精神。新诗到此，真是换汤不换药，在可存可废之间。自由的形式里，塞以硬块的情思，自然是“没有东西，没有味儿”！这时间有能创作的人，那是不幸得很，他的衣服，非被一班蹑脚跟的扯扌寻碎烂不可。如《女神》出后，一时昌言大爱者，风起云涌；“一切的一切”等语调几乎每日看见。朋友郢先生讥为鹦鹉学舌，实是确论。
论到形式，则创新者较多。虽然胡适之先生在一九一九的《谈新诗》里说：
“我所知道的‘新诗人’，除了会稽周氏兄弟之外，大都是从旧式诗，词，曲里脱胎出来的。”（《胡适文存》卷一，二三五页）
但后来便不然了，便是胡先生自己，后来也改变了。因为做新诗的人，有许多是白手起家，与旧式诗、词、曲极少交涉，他们不得不自己努力。有许多并且进一步，想独创一种形式。《诗镌》中诸作，也正偏重在这一面，这原是很可乐观的。但空有形式无用；没有好的情思填充在形式里，形式到底是不会活的。若说只要形式讲究便行，与从前“押韵便是”又何异呢？一般人看新诗，似乎太注重它的形式之新，与旧体诗、词、曲不同；因此来了一种重大的误会，以为新诗唯一的好处是容易。虽然像《诗镌》中所主张的新形式，也并非容易；但《诗镌》是后来的事，而影响又不大，不能以为论据。我想“新诗人”之多，“容易”总是一个大原因。其实新诗何尝容易？《诗镌》说的新形式不用说，便是所谓“自由诗”，又岂是随随便便写得好的？本文篇首所举两例，正是责备一般作者将作诗的事看得太容易了。要知道提倡的人本只说“诗体大解放”，并不曾说容易；提倡白话文，虽有人说是容易作，但那只是因时立说，并不是它的真价值。一般人先存了个容易的观念，加以轻于尝试的心思，于是粗制滥造，日出不穷。新诗自然愈来愈滥了。但这也是过渡时代不可免的现象。
这种现象，凡是爱护新诗的人，没有不担忧的，前面所引郭沫若先生的话，想也是因此而发。成仿吾先生在《新文学之使命》里说得更是明白：
“我们的作家大多数是学生，有些尚不出中等学堂的程度，这固然可以为我们辩解，然而他们粗制滥造，毫不努力求精，却恐无辩解之馀地。我们现在每天所能看到的作品，虽然报纸杂志堂堂皇皇替他们登出来，可是在明眼人眼里，只是些赤裸裸的不努力。作者先自努力不足，所以大多数还是论不到好丑。最厉害的有把人名录来当做诗，把随便两句话当做诗的，那更不足道了。”
而郑伯奇先生在《新文学之警钟》（《创造周报》三十一号，一九二三年十二月）里也说：
“现在文坛的收获，太难令人满意了；不仅不能满意，并且使人不能不忧虑新文学的前途。且就诗说吧，这两年来，流行所谓‘小诗’，其形式好像自来的绝句，小令，而没有一点音调之美。至于内容，又非常简陋，大都是唱几句人生无常的单调，而又没有悲切动人的感情。在方生未久的新诗国中，不意乃有这种沉靡单简的‘小诗’流行，真可算是‘咄咄怪事’！听说这流行是由翻译泰戈尔和介绍日本的和歌俳句而促成的；那么更令人莫明其妙了。……”(以下论音调，后将再引）
“所谓小诗”，如周启明先生《论小诗》里所说，“是指现今流行的一行至四行的新诗。这种小诗……其实只是一种很普通的抒情诗，自古以来便已存在的。”我是赞成小诗的人，我相信《论小诗》中的话：
“如果我们‘怀着爱惜这在忙碌的生活之中浮到心头又复随即消失的刹那的感觉之心’，想将他表现出来，那么数行的小诗便是最好的工具了。”(所引俱见《自己的园地》五三页）
我引郑先生的话，只以见小诗也正同一般的新诗一样，也流于滥的一途去了。在一九二三年的时候，我还觉得小诗比一般的新诗更容易，使人有“容易”的观念，更易长粗制滥造之风。论到小诗，周先生的和歌俳句的翻译，虽然影响不小，但它们的影响，不幸只在形式方面，于诗思上并未有何补益。而一般人“容易”的观念，倒反得赖以助长。泰戈尔的翻译，虽然两方面都有些影响，但所谓影响，不幸太厉害了，变成了模仿；模仿是容易不过的，况在小诗！这自然都是介绍者始意所不及的。这样双管齐下的流行，小诗期经两年而卒中止；于是一般的新诗与小诗同归于冷清清的，非复当年胜概。我不敢说新诗的冷落，是小诗为之；但这其间，我相信，不无有多少的关系。不然，何相挟以俱退藏于密呢？但小诗究竟是少不得；它有它独特的好处。我相信它和一般的新诗一样，仍要复兴的。而且小诗不但是“自古有之”，便是新诗的初期，也有这一体，不过很少，而且尚无小诗之名罢了。如《女神》中的《鸣蝉》，《草儿》中的《风色》，都是极好的小诗，可见这一体决不是馀剩的了。
1927年2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