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明朝
人们对于不同朝代中北京的规模及地理位置做过大量的研究工作。那些具有历史意识的中国人对此项研究做了诸多的记载。第一，历代官方历史中总有一部分对其地理状况的记载，包括其大小，城墙的建造及一些宫门、城门的确切名称。第二，著有府志，或称作地方志。有关北京的著作，如一五九三年编撰、一八八五年修订的《顺天府志》，还有十四世纪编撰的《析津志》，该书甚至还绘出了街道名称和衙门的辖区。第三，审慎记载皇帝行止的各种《实录》，就内容而看狩猎、游园、球戏、杂技，包罗无遗。明代开国皇帝的《实录》便是一个突出的例子。第四，在明代和蒙古时代，有一特殊的地理学著作，即由明代开国皇帝洪武敕命编辑的《北平图经志书》。最后，还有一种最流行的文学体裁，称作笔记。
笔记，就像名字所蕴涵的，包含着许多不同种类。例如在夜晚听到的有意义的故事，或是在下午游逛时发现的一块半埋地下的石碑上所刻的古老题字，一段轶事后往往附上一首诗，对于游历古迹的描述则蕴涵着哲理。作者记下了它的真正价值，没必要去整理。一些人写当代的文学随笔，而另外一些人却写历史事件的启示，都十分注意材料的真实性。
所有这些有价值的关于北京的原始资料都在权威性的《日下旧闻考》中得到校勘（见第四章）。继《日下旧闻考》后还有另外两部资料。一部是顾云森写于一七五六年的《燕京记》，对历史事件和北京城命运的盛衰作了概述，一九三九年被发现，收入《燕都风土丛书》。另一部是由霍宣颍所著，收入《北京历史风土丛书》的一部专题著作，叫作《北京建制谈荟》，它多少体现了中国人对这一专题的最新观点。
为了在讨论、确定古都的位置中进行比较，很有必要准确地知道现今城市的大小。奥斯伍尔德·喜仁龙在他的《北京的城墙与城门》一书中进行了学术性、权威性的阐述。他几乎是一码一码地研究了城墙构造。最精确的测量是一八七四年由名叫MM·弗莱利斯和拉比德的两位法国海军军官完成的。当时他们是来北京观察金星的运行轨道的。按照他们的测量，内城周长为四十一点二六华里。（一华里相当于中国的一千八百尺，三华里相当于一点零七四英里）。这些测量结果曾在教皇使者阿尔封斯·比尔利·伐维尔写的《北京的历史描述》（《Peking, Histoire et Description》）中提及。该书是一八九七年在北堂、一九〇〇年在法国里尔由拉泽利斯特出版的。（伐维尔神父在一九〇〇年围攻北京时成为著名人物。由于业已形成的文化联系，他采用半法语来拼写北京Peking。）我在下面将拉比德测量所得数据与《明史》中《工部志》所载测量结果做一对比，条陈于下。《明史》中数据在《日下旧闻考·卷三十二》第十二页上也有引述，它绘出了永乐皇帝时所建城市的情景，也就是现在内城的规模。
东西墙之间及南北墙之间微小的长度差是由于城市西北角的轻微的曲度造成的。
除了南墙以外，测量数据都很接近准确值。用中国度量尺标注的南墙尺寸显然是印刷错误，一万二千应为二万二千，因为南北墙间不可能有如此大的差距。这样的错误在汉字中很容易出现。在同一页，我找到了同样的错误，二十三应为三十二，指的是修建外城的嘉庆年。拉比德的测量结果被喜仁龙所接受，他也认为城市周长在四十一与四十二里之间。官方测量数据的不同，是由于以上提到的印刷错误，城市周长将为三十八点二华里。将南墙测量数据的印刷错误一万二千九百五十九尺改为二万二千九百五十九尺，使得它的长度几乎与北墙相同。
在《明史》中的同一段，标明了外墙的测量尺寸如下：
南墙：二万四千五百四十四点七尺。
东墙：一万八千一百五十一尺。
西墙：一万九千一百三十二尺。
总长为二十八华里。
内城墙高三十五点五英尺，堡垒高为五点八英尺，底基宽为六十二英尺，顶部为五十英尺。另外，外城墙的测量尺寸数据中有一处明显的错误。它们的底基宽度为十尺，顶部为十四尺，底基数据显然应为二十尺。
明朝洪武开国皇帝推翻了蒙古政权时，在南京建立了他的首都。永乐皇帝当时为燕王，以北京为王府之地。他本无继承王位之念。洪武帝的太子既死，王位遂传给了洪武帝的孙子。这位年轻的建文皇帝怀疑其身为各地诸侯的五位叔叔，于是发起了一次削藩运动。永乐帝目睹了他的一位兄弟被俘并被流放，另一位自焚，第三位被褫夺权利，第四位被禁闭在大同。而他本人也在建文帝统治的第一年受到打击，战争又持续了三年。好几次他几乎被击败，一次险些丧命。一四〇二年他开始向南进攻，占领了南京。建文皇帝逃跑后，失踪了，民间流传说他已削发为僧了。永乐皇帝的统治与中国海军力量的鼎盛联系在一起。当时他建设了有二万精兵装备的战船，航行远至马达加斯加，并迫使印度尼西亚半岛向中国进贡。
一四〇六年六月，永乐四年，在北京重建宫殿、城墙的计划开始实施。在一四一七至一四二〇年间进行了轰轰烈烈的重建工程。一四二一年一月一日新都宣告建成。昔日的元代城墙用泥垒成，用芦苇和稻草加固。用砖石建造城墙始于永乐年间。一四一九年永乐年间的史传陈述得不是很清楚，这个时期在南城也建造或扩建了二万七千英尺（十五华里）的城墙。如果这一点属实的话，那么南城的建造一定是始于永乐年间。
明英宗（公元一四三六至一四四九）以石料加固城池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鲜为人知的。他通过增加军队劳役来加强城市的防御能力，而不是向百姓征收各种赋税或逼迫民众服劳役。这些城墙的坚固和壮美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他的努力。一四三九年，他维修和加固了城楼，又加了许多外围城楼，把木制的桥改换成石制的桥。他加深了护城河，河两岸建筑了砖石堤坝。在通向每个城门的桥下面，他设置了可以操纵的水门，这样使河水从西北角环城流入东南角。
嘉靖皇帝统治时期也有一项伟大的工程，那就是开始建筑现在的外城。前门南面地区已经成为了一个大的建筑区。有人认为这不公平，因为战时郊区的百姓无人保护。最初的想法是在旧城的四面建筑一个外城，这一外围城墙长七十华里。可是嘉靖担心这笔费用过巨，征求大臣严嵩的意见。严嵩到城郊审查预建的工程，回来后报告，他认为应该先在南面开始修建外城；其他三面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再加以修建。这项建议在朝廷上通过。尽管原计划建筑二十华里长的南墙，但是由于现在仅仅是修筑南城城墙，十二或十三华里就应该足够了（内城的南墙仅有大约十点五华里）。这样就决定在东南角和西南角转弯，一直向北延伸直到和内城的两个南面的城角连上。这就是外城的两个南面的城角出现了难看的突出部分的原因。这个三面的外城城墙长度为二十八华里。
这样看，这个城市的修建基本上完成了。清朝皇帝只是专注于对旧建筑的翻新与美化。他们既不改变城市原有的界限，也不改变宫殿的名字，他们只是改变了一些城门的名字。明朝时，有四个城门的名字都改动了，可是通常人们还是使用元朝时期的名字。这尤其表现在如下几例：西面的平则门（官称阜成门），齐化门（官称朝阳门），哈德门（官称崇文门）。如果你向一个普通的拉黄包车的人说崇文门，他会根本不明白你说的是哪个门；当你给他指出来时，他会说：“你为什么不说哈德门？”哈德是元朝一个诸侯的名字，他的官邸就在这个门附近。所不同的是顺治门即南墙的西门，官称宣武门。顺治门是根据清朝的第一个皇帝顺治而命名的。
Ⅱ元朝
所幸的是我们保留了元朝时三部有关国都的详细材料。其中包括：陶宗仪的《辍耕录》（耕作之后记录下来的），肖洵的《故宫遗录》（元朝旧宫殿的所见），洪武皇帝主持编写的《北平图经志书》（北平的地图册）。当肖洵作为市政工程的监理官（工部郎中）视察北京时，他历尽艰辛记载了元朝灭亡后的宫殿的详细情况。陶宗仪（约一三六〇年）详细地记载了这座城市和宫殿的情形。陶特别地记载了他参观的建筑的精确测量数据。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官方文献，如《元史》和《元大一统志》。
忽必烈汗最初打算在金都城旧址建立新的国都，但是后来还是决定在它的西北部（也就是现在的北京所在地）开辟新的领地。毫无疑问，华丽的金琼华岛及其亭子的金碧辉煌，特别是顶端的月宫，也就是现在的北海白塔所在地，深深地吸引了他。根据金的记载，这些就是金代著名的琼华岛和太液池。忽必烈汗在当今的中海和北海的东部建筑了他的宫殿。我们从马可·波罗和中国的一些材料中得知，忽必烈汗还在自己宫殿的西部为他的儿子们建造了一些新的宫殿。整个区域现在都位于所谓的皇城里。
中国权威学者，比如说《日下旧闻考》的编者主张元朝宫殿多集中在三海区域，后来明朝的永乐皇帝规划自己的宫殿时，其中心向东移动了一些。关于它究竟移动了多少并没有确切的记载，但是以史料为根据的这些编者绝不认为现在的东西城墙和元朝时期的位置是不同的。
这种混淆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马可·波罗认为忽必烈汗城周长二十四英里，边长为六英里。奥斯伍尔德·喜仁龙和埃米尔·布莱契奈德认为这个数字不准确，超过实际长度。第二个原因是，马可·波罗认为钟楼是城市的中心。元朝时期的旧钟楼并非像今天那样在鼓楼的北部，而是在鼓楼的东面，靠近东方万宁寺附近。中国人的记载就更详细了，他们提到了万宁寺内的中心台。根据《日下旧闻考》《宸垣识略》上所说，这个中心平台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是等距离的。如果这属实的话，东墙还应往东一些。布莱契奈德发现了东墙外约三华里处的旧城墙的痕迹，位于东便门和西华门之间（参见地图）。但是他不能确定它是什么，因为这些城墙与北部的城墙相比显得又低又旧。中国的书籍也未提及这方面的古老的遗址。
可是，北方依然可见古老的元朝城墙。一九一七年，当我在清华大学任教时，我爬上了北墙外五华里处的元朝的城墙。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很少有人爬过。德胜门外的整个区域并不是我们所指的郊区；从各个方面来看，它是纯农村的，有农庄和养鸭的池塘。就在西北角的外侧有一大片水域，这就是为什么城墙在这个地方转这么大弯，并且附带地也解释了为什么北城墙和南城墙相比更长一些。
在我所知的中外作家中，只有布莱契奈德详细地描述了这些元朝的废墟。作为一个训练有素的科学家，他的描述很值得在这里重新提出来：“实际上，如果一个人从现在的北京任何一个北门出来，他就能够发现向北五华里有一个保存完好的古城墙。他沿着这个城墙走七英里多，就会发现这个城墙与鞑靼城的西北角和东北角连接起来。我已经从头到尾测量了这个古城墙（土城）。它有二十到三十英尺高。它开始于北京东北角的护城河，向北延伸五华里的距离，然后转而向西。人们通过这个地方的高地和圆形轮廓可以判断出在这个拐角，似乎以前有一个大的塔楼。这段城墙继续向西，直达北京西墙的延伸线，然后转而向南。在这个拐角，有另外一个塔楼。这个古墙消失在北京西北角附近的一个水库处。相隔大约一百五十步的距离，城墙的内部设有与今天北京城墙类似的规则的棱堡。许多通向城市或远离城市的人行小道或马路都穿过这个古城墙；不过，经过仔细调查发现，首先，只有四个城门穿过这个城墙：两个在北部，位于从安定门到德胜门的直线上，一个在东部，还有一个（或许是两个）在西部。在一些地方，几条大型的通道穿过东墙。北部的两个开口是有名的东小关和西小关（东西的两个小关口）。西小关位于德胜门的正对面，通往张家口和克什克腾旗的道路穿过这个关口，在那里人们能看到墙顶的土木塔楼。这个塔楼里面是空的，但是没有任何门通向塔里。距离现在的北京西北角约一英里处的西墙还有一个城门。德胜门与颐和园之间的主干道路就通过这个城门。在这个城门的外面，人们能够发现与古城堡等高的圆形城墙，两个城墙相对着，但并没有接触。这个城墙围成几百平方码的区域，那儿有一座很显然是近期建筑的寺庙。这个圆形的城墙很可能是以前的堡垒的一部分。在距古城堡西北角不远处（也就是说，在城角的南部），人们能看到一个黄色屋顶的亭子，这个亭子以皇亭之名为人所熟知。这个亭子里有一块大理石牌匾，一边刻有四个大字：‘蓟门烟树’；另一边是上个世纪乾隆皇帝写的一首诗，这首诗是有关蓟门烟树的，说明这是一个公园……”
布莱契奈德接着说，他不能确定这是蓟古城，还是元朝城市，但是他更倾向于后者。他的怀疑是基于这个事实：明朝的作者从来没有把这个地方作为“元朝城市”提及的，而是以古典的“蓟”这个名字来谈论这个地方。在我看来有关铜马门的记载已经很清楚了，从公元前第一个千年到公元头几个世纪蓟就一直坐落在这里，它的城市规模恰好是现在城市西北角的一部分。对于中国人来讲，明朝诗人总是把它当做“蓟”，这毫不足怪，因为诗歌和纯文学作品喜欢用古典的远古名字。所以，当遇到一个模糊不清的名字时，就不要追根溯源了。它听起来更高雅些！
马可·波罗认为北京方圆二十四英里，换句话说，每边约六英里长。这大约相当于方圆七十华里。喜仁龙和布莱契奈德等一些西方学者，还有一些中国的记载，都认为这个数字超过实际的测量。喜仁龙说这个城市“不会超过五十华里”。经过非常仔细的考虑，布莱契奈德得出结论：“如果我的推测准确，汗八里（元大都）的范围应该是约五十华里（从北部到南部不到十三华里，从东部到西部十一点六四华里）。”《辍耕录》和《北平图经志书》估计元朝的城市是六十华里。根据现代测量的观点和我们所掌握的确切资料，我应该接受布莱契奈德的结论。
元朝时的城市当然要比现在的城市大，现在的城市方圆只有四十二华里。毫无疑问明朝在北端截去元朝城市五华里，不仅在元朝北城墙留出两个门，而且在东西城墙各留出一个门，这两个门靠近北角。这解释了为什么今天东西城墙的这两个门很不对称，比如说西直门比正常位置更靠近西北角。几个中国史料记载这次城市规模的缩减发生在明初，当时徐达正指挥新的明城的建设。
对于元朝城市南端的界限存在着一些分歧。喜仁龙接受布莱契奈德的结论，即明朝把南部城墙向远扩了，当时元朝城市的界限大约在现在前门以内一点五华里处。《日下旧闻考》的编者也承认这个分歧，他概括了元朝城市的地理位置如下（卷三十八，第二页）：
“元时都城本广六十里。明初徐达营建北平，乃减其东西迤北之半。故今德胜门外土城关一带，高阜联属，皆元代北城故址也。至城南一面，史传不言有所更改，然考《元一统志》、《析津志》皆谓至元城京师，有司定基正直，庆寿寺海云、可庵二师塔敕命远三十步许环而筑之。庆寿寺今为双塔寺。二塔屹然尚存，在西长安街之北，距宣武门几及二里。由是核之，则今都城南面亦与元时旧基不甚相合。盖明初既缩其北面，故又稍廓其南面耳。”
布莱契奈德在下结论时显得犹疑不决。他提到了双塔寺这个例子，相信元朝的南墙很自然地沿着那条线，可是从另外一方面来看，被其他材料证实的宫殿与南面的中门（丽正门）之间的距离确定了南墙恰恰就在今天前门的位置。最后，他对《春明梦余录》中的一条注释印象很深。这是一本有关各种寺庙和宫殿的著作，上面提到观象台就在这座城市的东北角，距现在的南墙约一点五华里。这本书认为在现在的南墙以北有一条线。布莱契奈德说他在画地图时不得不作出决定；而那就证明了他还不能作出明确的决定。
Ⅲ金朝
十二世纪，当南宋向金国进贡时，有许多文献记载了南宋使者赴全国首都的旅程。《日下旧闻考》（第三十七卷第二十五页）列举了六种对这些使命的记载。南宋派出的使者中许亢宗，范成大和周（火军）是最重要的。另外，他们还列举了二十次基本上湮没或只见于引文和参考资料中的出使金的记载（如和谈，祝寿等等），还有十次使命归为与金统治者和谈一类，但是这些显然不完整，还有十一次只记载了名称。范成大（一一二六至一一九三）是一位伟大的旅行家，他留下了在中国北部，南部和西部的游记。其中的五或六项记载（通常是相当薄的几卷本，相当于一至三章的篇幅），今天还很有价值。
人们通常认为辽金时期北京的北墙延伸到今天北京的南墙附近一线，白云观以北一点儿，那里有古老的辽的城墙。在南面金的首都延伸到南郊丰台附近，那里有另外一段更长的古城墙，二英里多长，今天依然能见到这段城墙。布莱契奈德和《日下旧闻考》一致认为金的紫禁城位于外城西南角的外侧。所有的作者，包括伐维尔和喜仁龙都承认金代的城市的南墙至少在外城现在的南墙以外二点五华里处。瞿宣颍是这样陈述他的观点的：一般来讲，金代的城市包括钓鱼台（白云观以西），它是金在西北的同乐园；现在的西苑（三海区域），是金在东北的万圣宫；和西南的现代的丰台。金代城市南部的中门称为丰宜门，丰台的名字就是从那儿来的。城市的东南角到达今天的南垣。这使得金的首都看起来很不协调，西北角比东北角短了许多。
中国的记载表明金的首都是呈方形的。三种记载都表明它有十二个门，每边三个，给它们命名并给它们指示出所面对的方向。金官方的历史记载有十三个门，多加了一个光泰门。可是，《析津志》（北京的古代地方志）描述了一一五一年建筑新城和十二个城门以后，论述道：“改门曰清怡，曰光泰。”（《日下旧闻考》，第三十七卷，第十四页）这似乎是指古老的辽城门，它已经发生了变动并重新命名了。也很可能在靠近现在前门一侧北部又开设了一个新的城门，这便于向北直接通向三海地区的宫廷。
《日下旧闻考》援引了许亢宗关于十二世纪初出使金的记载，上面说：“燕山府城周围二十七里，楼台高四十尺，楼计九百一十座，池堑三重，城开八门。”编者评论道：“据此条，燕京旧城周二十七里，至金天德三年展筑一里，见《析津志》所引金蔡珪《大觉寺记》。合计之，共周三十里。此皆指都城言之。至《大金国志》所称周七十五里者，则指外郛而言，犹分外城之制也。”（第三十七卷，第十六页）
证据已经很确凿，在海陵王扩建这座城市以前，古代金的城市首先是十字形分开的，每一面都有一个独立的堡垒。朱彝尊的《日下旧闻》援引《金国南迁录》说：“初，忠献王尼堪有志都燕，因辽人宫阙，于内城外筑四城，每城各三里，前后各一门，楼橹池堑一如边城。每城之内立仓厥甲伏库，各穿复道，与内城通。时陈玉乌舍，将军韩常、洛索皆笑其过计。忠献曰：‘百年间当以吾言为信。’及海陵炀王定都，既营宫室，欲撤其城。翟天祺曰：‘忠献开国元勋，措置必有说。’乃止。”
布莱契奈德对外城西南角以外约八华里处的旧城墙作了一次实地观测。他说（这里我只能由法语翻译过来。二十四至二十五页，因为我没有上海出版的一八七六年的英译本）：
“在彰义门（广宁门）西南约八华里处，人们发现了这座古老城市的旧壁垒。该壁垒距右安门大约也是同样远。右安门是这座中国城市南墙的西门。再往南约二华里，人们会见到一条小河自西向东流过，穿过沼泽地带和一些池塘。我顺着河逆流而上。走几华里，在河的北岸，我看到一段古老的壁垒，二十至三十英尺高，与河流方向平行。我能够沿着这段壁垒走七华里还要多，总的来说这段壁垒保存完好。在一个叫作鹅房营的小村庄，这段壁垒折而向北。很显然这里就是这座古老城市的西南角。还未到石头路面，这段墙就消失了。这个城角很别致，就在这个地方城墙上覆盖着优美的白松和高大的柏树。向西一百步有一座叫黑公坟的公墓，周围有一圈白松翠柏环绕的墙。西南约二华里有一个刘村，这个村属于丰台县。这最后的名称，始于金代，现在是一组以花朵闻名的村庄的通称。根据人所共知的传统，我们所谈论的这段壁垒永远都是金都城的一部分；这一传统并不与中国作者提供的有关中都的文献相违背。白云观北几百步也有一段古老城墙的痕迹。那也许就是金代城市的北墙所在地。”
阿尔封斯·伐维尔神父画的地图引起了一些错误的观念。他指出金都城恰恰扩建到现在内城的南部，和现在的外城一样大小。这个错误需要我们斟酌。
金的城市是在辽的城市基础之上建成的，这是所有学者熟知的。有足够的证据说明辽、金和更早的唐代城市坐落在内城的西南。它大部分都坐落在现在的外城的外侧，一部分也覆盖了外城的西半部分。扩建的金的城市的外部轮廓并不很清晰，尤其是当它不很规则时。它也许曾经伸入东北的三海区域，即达于紫禁城中部。可是没有历史参考资料和物证表明金的城市仅只向东延伸到现在的外城。
都城的土地庙是最重要的证据，它使我们确定金都城北门的位置。《北平图经志书》记载了这个寺庙位于古代金的城市的通玄门街西侧。因而我们能比较明确地指出北门（金都城的通玄门）的位置。土地庙现在位于土地庙胡同，在宣武门西南。
有一段石刻铭文很好地指示出了城市的东南边界。唐代的悯忠寺，现在称作法源寺，是唐太宗于公元六四五年敕建的，为了纪念对高句丽战争的死难烈士。这个寺庙里有一段古老的铭文，是为纪念佛教圣物（舍利）的重新安置而刻写的，时间是公元八九二年，上面写道：“大燕城内地东南隅有悯忠寺，门临康衢。”这个寺庙现在就在外城内，大约在它的北墙和南墙的中间，在琉璃厂地区以南很远处，宣武门南面一线以西不远。
这座古老城市的东边界限可由两条证据推断出来：（a）现在的琉璃厂，以卖旧书和古玩（真的和伪造的）而出名，十八世纪发现的墓刻中曾对此加以描述（“现在”是指《日下旧闻考》编者的时代而言），上面写到这个陵墓就在“燕京东门外海王庄”里。琉璃厂就在前门的西南，内城中门的外侧。（b）在黑窑场，有一个纪念慧智和尚的石碑，建于辽寿昌（辽道宗年号，其实就是寿狼，狼是一种禁忌之物）统治时期（公元一〇九五至一一〇一），碑文描述这个地方是在“东城之外”。这就是说在先农坛的西部。这两个记载非常确定地划出了唐和辽时的城市东部边界。
从上面提到的土地庙继续向西，有两座金代和辽代非常著名的寺庙。首先就是天宁寺（即金代的天王寺），它就在外城西门外以北不远处。《元大一统志》描述它位于金都城内部，在燕京城管辖之内，它是一个治安辖区。再往远，这个寺庙的西北侧是白云观。邱处机曾住在那儿，他是著名的道教教士，曾见过成吉思汗。它就在现代的赛马场附近，几乎就在西便门以西一线上。白云观西南是广佛寺，就是金代的奉佛寺。有关曹谦的石刻，可追溯到泰和（金章宗年号）统治时期（公元一二〇一至一二〇八年）。上面写道，它在“城内”。我们现在已经逐渐接近一段壁垒的残迹，当地人把它叫作辽代萧太后古城。
《日下旧闻考》的编者得出如下结论：“由是观之，则辽金故都当在今外城迤西，以至郊外之地。其东北隅约当与今都城西南隅相接。又考元王恽中堂事记载，中统元年赴开平，三月五日发燕京，宿通玄北郭。六日午憩海店，距京城廿里。海店即今海淀。据恽所言，以道里核计，则金时外郛七十五里之方位不难约略而知矣。
“又《北京志》，至元四年始定鼎于中都之东北三里。夫中都本唐旧城，辽金展拓不过数里，见金蔡珪《大觉寺记》。当时悯忠寺之在城东南如故也。”（《日下旧闻考》卷三十八，第四页）
《日下旧闻》的作者朱彝尊评论道：隋唐时期的宏业寺（今天宁寺）在都城的里面。唐代幽州的悯忠寺在这个城市的东部。辽代燕京还在同一个地点。然后他又援引了一条新的证据，分割中海和北海的长长的金鳌玉蝀桥以西，内城里面的现在的西安门曾经是在“古幽州东北五里处”。他说：
“康熙辛酉西安门内有中官治宅掘地，误发古墓。中有瓦炉一，瓦罂一；墓石二方，广各一尺二寸。一刻卞氏墓志四字，环到十二辰相，皆兽首人身。一刻志铭而书作志，志题曰：大唐故濮阳卞氏墓志。志文曰：贞元十五年，岁次已卯，七月癸卯朔，夫人寝疾，卒于幽州蓟县蓟北坊，以其年权窆于幽州幽都东北五里礼贤乡之平原。”
瞿宣颍，《北京建制谈荟》的作者，援引《天咫偶闻》说：八里庄以西二华里是十里河，又称作“萧太后运河”。河的东岸是清晰可辨的泥土壁垒，当地称为“萧太后城”。这里说的是辽代的萧太后。他从辽史中又引了一条证据，述说的是东北角的燕角楼（“Yen Corner Tower”）。现在广宁门（外城西门）里还有一个胡同叫燕角（Yen Corner）胡同。
布莱契奈德首先考察了所有的证据，得出结论如下：“前面由中国作者提供的文献以及根据古代纪念物取得的证据确定了自十七世纪以来古代北京的位置：人们可以认为，唐代的城市，辽、金的都城大体上都在相同的地方；也就是说，位于现在的鞑靼城西南一点儿，它的东部城墙在汉人城市的西部分。”应当注意到布莱契奈德对于金的都城的位置接受了传统观点。
我已经在某种程度上修改了现在英语书中有关金代都城位置的流行错误概念，即认为金的都城在内城的正南方，也就是今天的外城所在地。这个错误来源于伐维尔的《北京历史的描述》。伐维尔提供了第一张金代都城的地图（第十八页），把这个都城说成是一个邻近古老的辽都、在其东方建筑而成的一座新城市，和辽的都城规模基本相同；新都城东侧与现在外城东墙基本一致，西侧只是比现在的西墙稍短。用英语写的关于北京的两部权威著作，朱丽叶·布莱顿的《北京》（一九二四），以及L.C.阿灵顿与Wm·路易逊合著的《老北京探故》（一九三五），M·法博利用法语写的指南书《北京》（一九三七），所有这些著作都出示了阐释详尽的地图，指出了不同时期这座城市的相对位置：古代的蓟城，唐、辽、金和元时的城市，和今天的城市。最无根据的假设是一张关于金代紫禁城的绘图，它把紫禁城画在了现在天坛所在地。奥斯伍尔德·喜仁龙致力于在他的权威性的《北京的城墙与城门》一书中绘制出单独的地图，他说（第十七页）这些地图都采自《麦德洛指南》和《北京教堂手册》（一九一四）；这样一来这些材料还是源自伐维尔。
一般来讲，伐维尔采用通俗的名称，蒙古人统治时期，称旧城为“南城”，意思是它恰恰就在南面，而且他能够引证出曾使用过这个名称的资料。他也试图解释金都城的周长，把辽都城也包括在内，把它们看作是两个城市形成的一个矩形，南北长是东西长的两倍。从这个前提出发，他指出金从来没有毁坏过古老的辽城，而是对它加以扩建，这确是事实。然而当他说，“我们从历史文献可以看出，他们在它的东侧建立了一个新的城市（笔者划线），连同原来的城市构成了金的新都城，叫作中都”，这一说法就不正确了。历史文献从来也没记载过金在东侧建立一个新城市，而是明确指出在各个方面建立了四个城堡，每个城堡方圆三华里，有地道与主城连接。
伐维尔指出金建有夏季行宫，也就是现在的三海所在地，这是十分正确的。他说，《北平图经志书》声称元都城建在金都城以北三华里处。“如果说金的都城的位置与辽都城的位置相同，那么这种说法便不很准确。”（第十九页）我必须指出许多材料都多次地绘出了新旧城西南一东北的相对位置，这是我们不应忽视的。尽管有一种记载说的是“北部”而不是“东北部”，而且过去经常使用“南城”这个称呼，但这只表明在这些方面谁也不会在平时的谈话中自找麻烦去寻求地理上的精确性。这不应该作为可以引用的证据。伐维尔进而陈述道：“马可·波罗说‘汗八里’靠近金的旧城，只有一条河把它们分隔开。这两座城市至少在沿河两岸部分长度大约相等。”这完全是无根据的。这两座城市可能在西南一东北的相对位置相连接，并且仍然只被一条河分隔开。伐维尔承认提供证据的这些旧寺庙都在西南角，可是“人们应该理解新城市不可能有纪念物”。这似乎是站不住脚的借口，因为金的都城保留了一百年。他说金在新城内部建立了皇家寝宫，这是对的，但是寝宫的位置完全取决于你怎样解释新城的位置。伐维尔认为新城方圆三十华里，连同三十六华里的辽城，总共是六十六华里。这接近历史记载七十五华里的周长。
所有这些证据都不利于伐维尔。尽管这座城市的东郊，即现在的外城，在金和马可·波罗时代无疑人口都很稠密，但仍然没有一件有力的证据令人对他的结论表示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