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冏命》：王（穆王）若曰：“昔在文、武聪明齐圣，小大之臣咸怀忠良。其侍（给侍左右者）御（车御之官）仆从（太仆、群仆凡从王者）罔匪正人，以旦夕承（承，顺）弼（正救）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钦，发号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万邦咸休。惟予一人无良，实赖左右前后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绳（直也）愆纠（正也）谬，格其非心，俾克绍先烈（谓文、武）。”
蔡沈曰：“文、武之君聪明齐圣，小大之臣咸怀忠良，固无待于侍御、仆从之承弼者，然其左右奔走皆得正人，则承顺正救亦岂小补哉。”
林之奇曰：“左右近习非人则朝夕渐染，入于邪辟而不自知，大臣虽贤，君心已蠹矣。故须小大忠良，必群仆皆正人而后可。”
臣按：穆王命伯冏为太仆正，作此诰命之首述文王、武王有至圣之德，其一时小臣、大臣各怀其忠直良善之行，虽其侍奉、进御、仆役从官之微，无非正直之人，相与奉承辅弼之，是以其出入起居之间无有不敬者，发号施令之际无有不善者，由是下而民庶之敬顺，远而万国之休美。文武犹然，况我一人素无良善之德者乎？实必赖尔前后左右有位之士辅助我之所不及，直其愆过，正其舛谬，格其非僻之心，庶几能绍述我先烈之文、武乎。穆王此言非但以求助于伯冏，而实欲求助于一时前后左右侍从之臣有位者也。
《国语》：近臣进规。
臣按：侍从之职所谓近臣也。侍从之职虽各有所司，而皆以进规谏为要焉。
宋司马光言于其君（英宗）曰：“窃见祖宗之时，闲居无事常召侍从近臣，与之从容讲论万事，委曲详悉无所不至。所以然者，一则欲使下情上通，无所壅蔽；二则欲知其人能否，才器所任。是以黜陟取舍皆得其宜，太平之业由此而致。陛下龙飞，奄有四海，虽圣贤英睿得于天纵，然与当世士大夫未甚相接，民间情伪未甚尽知，臣谓宜诏侍从近臣每日轮一员直资善堂，夜则宿於崇文院，以备非时宣召。伏望圣慈少解严重，细加访问，以广聪明，裨益大政。”又曰：“臣屡曾上言乞诏侍从近臣每日轮直宿，以备非时宣召，已蒙开纳，将谓即时施行。自后迁延日久，窃意内外之臣必有欺惑天听而沮难之者，其意盖欲陛下常居禁中，不与群下相接，以壅蔽聪明而固其权宠，此岂忠臣之所为而陛下之福邪？臣愿陛下断自圣意，使之更直，听政余暇特赐召对，与之从容讲论古今治体、民间情伪，使各竭其胸臆所有，而陛下更加采择，是者取之，非者舍之，忠者进之，邪者黜之，如此则下情尽达而圣德日新矣。”
臣按：侍从之臣固当朝夕人主左右，无间昼夜者也。若惟进见有时，第于视朝行礼之时暂尔侍立，则又与群臣无异，乌在其为侍从哉？是以昼则更直，夜则入宿，非但以备不时宣召，万一宫禁有不测之变，亦必得人以筹度处置、属笔命辞。不然，仓卒之间何以应变哉？
范纯仁言于其君（神宗）曰：“本朝设侍从之官，自待制、谏议已上，学士、舍人，皆是古来九卿之职。朝廷待之恩礼既异，士民瞻仰位望亦崇，是宜朝夕论思，同共休戚。今乃忘本徇末，择易舍难，只将主判司局便为己之职事，人情既务因循，朝廷不加考核，其间乃有优游缄默，养望待迁，无爱君忧国之言，乏尽忠补过之义，或有时政得失，唯能退有后言，处之不惭，仅同胡越，未必人人苟禄。盖因习以成风，伏望明降诏旨，督责近侍，凡是朝廷阙失并须论列奏陈，所上封章其尽心论奏而言多中理者稍加褒进，其持禄不言或言而无取者量行黜责。如此，则庶职修举，朝廷获多士之助，近臣免尸素之讥。”
臣按：侍从之臣非止一类，凡在代言讲读之属，与夫给事左右之臣皆是也。虽其执事各有主判司局，然于供职之外，皆当蓄见闻以备顾问，进言说以尽规益，不可但缄默而已也。（以上总论侍从之臣）
《周礼》：内史掌王之八枋（与柄同）之法以诏王治，凡命诸侯及孤卿、大夫则策（策，简也）命之。吴澂曰：“内史犹今之内制翰林之职也。”
臣按：八柄诏于冢宰，内史复掌以诏王，盖史官公论之所出，爵禄废置、杀生予夺之柄有所不公，史氏直笔以书之。吴澂谓内史为翰林之职，盖以其命诸侯、公、卿、大夫则策命之，犹今学士院之草制诏也。然谓之史，乃掌文书赞治之名，今制并史馆于翰林，其亦此意欤？我太祖皇帝于吴元年已置翰林院，以陶安为翰林学士，于是设承旨学士、侍讲、侍读学士、直学士及待制、应奉等官。洪武九年诏定百官品级，承旨与六部尚书俱正三品，学士从三品，侍讲学士从四品。十八年三月始定翰林官制，而革承旨直学士、待制、应奉之名，设学士二员，秩五品；讲、读学士各一员，从五品，其属则有侍讲、侍读、五经博士、典籍、侍书、待诏，外此又设修撰、编修、检讨以为史官，皆属之翰林院焉。夫学士代言之官，讲读经筵之职，五经博士、典籍则前代秘书之属，侍书、待诏则前代供奉之名，而所谓史官者则前代著作、起居之任也，今则并属于翰林，则是今代翰林一司实兼前代诸职，其职任尤非他司比也。永乐初，太宗皇帝又柬七人者入内阁，专知制诰，备顾问，参预机务，然其秩犹止五品也。至仁宗皇帝又于本官上加以卿、佐、师、保，其任用尤为重焉。历任既久，又易本官以文渊阁大学士、华盖殿、谨身殿、武英殿大学士云。
《唐书》：学士之职本以文学言语备顾问，出入侍从，因得参谋议、纳谏诤，其礼尤宠，而翰林院者待诏之所也。唐制，乘舆所在必有文词经学之士，自太宗时名儒学士时时召以草制，然犹未有名号。乾封以后，始召文士元万顷等草诸文词，常于北门候进止，时人谓之“北门学士”。玄宗初，制翰林待诏，以张说、张九龄等为之，掌四方表疏批答，应和文章。既而又以中书务剧，文书多壅滞，乃选文学之士号翰林供奉，与集贤院学士分掌制诰书敕。后又改供奉为学士，别置学士院专掌内命，凡拜免将相、号令征伐皆用白麻。其后选用益重而礼遇益亲，至号为“内相”，天子私人内宴则居宰相之下、一品之上。唐之学士，弘文、集贤分隶中、书门下省，而翰林学士独无所属。
臣按：此设立翰林院之始。夫翰林之设，三代以前无有也，然《汤诰》《微子之命》之类，其体制言辞类非人君所自言者，安知当时无代言之臣哉？但其名制不见于经典，无可考耳。汉制，尚书郎主作文书起草，五日一美食，下天子一等，虽无代言之名，其端已见于此矣。至唐以后始设官以掌王言，居禁林深严之地，为天子亲信之臣。人主之心欲有所言、欲有所为，欲有所谋猷于庙堂，欲有所施设于朝廷，欲有所播告于天下，喜其人欲有所奖之，怒其人欲有以责之，皆假诸其手，俾代王言以宣其心、传其意，必得夫颖敏开通之士、谙练该博之才，授旨即得其心，听言即知其意，而言又足以成文，文又能以成章，举理而不遗其事，通今而不悖乎古，必得如是之人然后足以当是任。苟为不然，徒以其才藻之艳丽、言辞之捷给，而于治道、民情罔有所知，君德、治体略无所补，又焉用彼为哉？
宋翰林学士掌内制、制诰、赦敕、国书及宫禁所用之文辞，凡后妃、亲王、公主、宰相除拜则草词，赦降德音则先进草，乘舆行幸则侍从以备顾问，有所献纳则请对或奏对。
臣按：学士之职不止于代王言，而又以备顾问、资献纳焉。夫然则所用者不独以其能文辞而已，非道足以贯天人、学足以通古今、才足以适世用者，不足以膺此选也。
太祖谓宰相曰：“北门深严，当择审重士处之。”范质曰：“窦仪清介谨厚，然在前朝已自翰林迁端明，今又迁兵部尚书，难于复召。”上曰：“禁中非此人不可，卿当谕朕意，勉再赴职。”
太宗时，张洎欲迁翰林，上曰：“学士之职清切贵重，非他官可比。”
臣按：宋欧阳修尝举钱惟演，言朝廷之官，虽宰相亦可杂以他才为之，惟翰林学士非文章之士不可。夫学士之职，非有文章之士固不可冒此名也，然孔子所谓“有德者必有言”，韩愈亦谓“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夫所谓文学之士，必得有道德仁义之人以处清切贵重之地，庶几可以华国尔，苟非其人而轻授之，岂不污是选哉？（以上言翰林学士）
唐玄宗开元三年，始召马怀素、褚无量更日侍读。
宋真宗咸平二年，以杨徽之、夏侯峤并为翰林侍读学士，班次翰林学士。臣按：此翰林置侍读及侍读学士之始。
汉明帝时，张酺数侍讲于御前；灵帝时，杨赐、刘宽俱侍讲于华光殿，虽有侍讲之号而未以名官。唐玄宗开元十三年，始置侍讲。宋真宗咸平二年，国子祭酒邢昺为侍讲学士。
臣按：此翰林置侍讲及侍讲学士之始。
唐玄宗谓宰相曰：“朕每读书有所疑滞无从质问，可选儒学之士使入内侍读。”宋太宗命吕文仲为翰林侍读，寓直禁中以备顾问。
真宗视朝之暇即令讲说，尝曰：“朕听政之余，惟文史是乐，讲论经义宁有倦耶？”
臣按：设官以讲读名，将资之以讲明经义，质正疑滞，非备其员以美观听也。官而谓之读、谓之讲，必执经以侍左右，讲道以明义理，然后足以称其名焉。（以上讲读学士）
唐制，史馆修撰掌修国史。
臣按：修撰之名始见于此，然考之史书，又有所谓北门修撰、集贤修撰、右文殿修撰者，皆所谓史官者也。
宋置会要所以修纂国史，置修国史、同修国史、修撰、同修撰、编修官、检讨官。
臣按：编修、检讨专以修史始见于此，前此固有所谓编修官者，盖专以修《经武要略》为职，属之枢密院，名虽同而实则异也。然编修、检讨在前代者皆名以官，我朝止称编修、检讨云，臣尝因是而通论古今之史官矣。夫天下不可一日而无史，亦不可一日无史官也。百官所任者一时之事，史官所任者万世之事。《周礼》宰夫八职有史以赞治，汉法太史公位丞相上，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唐及宋宰相皆兼史官，其重有如此者。自成周有左、右史，汉有起居注，唐、宋之起居舍人、著作郎之属，皆所谓史官也。我朝开国之初犹设起居注，其后革之，而惟以修撰、编修、检讨当国史焉，遇有纂修则以大臣为之监修、学士为之总裁，其法制可谓简而要矣。然是职也，是非之权衡，公议之所系也，禹不能褒鲧，管、蔡不能贬周公，赵盾不能改董狐之书，崔氏不能夺南史之简，公是公非，纪善恶以志鉴戒，自非得人如刘知几所谓兼才、学、识三者之长，曾巩所谓明足以周万事之理、道足以适天下之用、智足以知难知之意、文足以发难显之情，不足以称是任也。虽然，此犹非其本也，若推其本，必得如元揭徯斯所谓有学问文章、知史事而心术正者，然后用之，则文质相称、本末兼该而足以为一代之良史矣。朝廷诚得斯人付以纂述之任，储之馆阁之中以为异日大用之阶，其所关系夫岂小哉？（以上史官）
汉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经博士。
臣按：此五经博士之始。夫五经之在汉，有专门之学，故当时各设博士以掌之，然不徒用以训诂名义而已。于凡朝廷政事之有更张，事体之有疑义，议论之际，博士皆得与焉，辄问以经义何当，汉之政尚经术犹为近古也如此。后世虽设此官，姑备其名焉尔，诚能复汉之故事，遇国家政事之有可疑者，俾文学经术之士皆得以议论，其间考古引经以为可否之决，其于明廷议政未必无所补。
《周礼》：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又有外史掌四方之志、三皇五帝之书。
汉氏图籍所在，有石渠、石室、延阁、广内贮之于外府，又有御史居殿中，掌兰台秘书及麒麟、天禄二阁，藏之于内禁。
后汉图书在东观，桓帝延禧二年始置秘书监一人，掌典图书，考合同异。
唐制，秘书省掌经籍图书之事，秘书郎掌四部图籍，校书郎掌仇典籍、刊正文章。
宋有秘书监掌古今经籍图书、国史、实录、天文历数之事，官有监、少监、丞，属有著作郎、秘书郎、校书、正字，各以其职隶于长贰。
宋太宗因唐制建昭文、史馆、集贤院于禁中，昭文、集贤置大学士、直学士，史馆置监修国史、修撰、直馆，昭文亦置直馆，集贤又有修撰、校理之职，名数虽异而职务略同。
谢绛曰：“太宗肇造三馆，立秘阁。真宗景德中，图书浸广，大延天下英俊之士，数临幸，亲加劳问，递宿广内，有不时之召。人人力道术、究艺文，知天子尊礼甚勤，而名臣高位繇此其选也。”
欧阳修曰：“用人非止一端，故取士不以一路。夫知钱谷、晓刑狱、熟民事、精吏干，以办集为功者，谓之材能之士；明仁义礼乐，通古今治乱，文章议论可以决疑定策、论道经邦者，谓之儒学之臣。善用人者必以材能之士布列中外，分治百职，使各办其事；以儒学之臣置之左右，与之日夕谋议，讲求其要而行之，而又于儒学之中择其尤者置之廊庙而付以大政，此用人之大略也。由是言之，儒学之臣岂在材臣之后哉？前世英主明君未有不以崇儒向学为先，而名臣贤辅出于儒学者十常八九。盖馆阁之职号为储材之地，两府阙人则取于两制，两制阙人则取于馆阁，馆阁者储辅相之地也。材既难得而又难知，故尝博采广求而多蓄之，时冀一得于其间则杰然而出为名臣矣。其余中人优游养育以成之，亦不失为佳士也。祖宗用人，凡有文章、有材、有行，或精一艺、长一事者，莫不蓄之馆阁而长养之，其杰然而出者皆为贤辅相，其余不至辅相而为一时之名臣者，亦不可胜数也。”
吕公著曰：“馆阁之职乃朝廷之华选，前世将相名臣多出其间，得人之盛难以遽数。比来虽有简拔，其数不多，其中又多外补，朝廷平日艰于收采，缓急必乏使令。古人有言，士不素养无以重国。”
臣按：前代藏书之府非止一处，而掌书之官非止一职，名数虽异而职务略同。今代图籍皆藏内阁，所设之官止一典籍焉。盖本朝翰林之官虽有异名，实无异职，其所储书非独以存前代之旧，盖将以资儒臣之考阅讲究，以开发其聪明以为异时大用之具也。仰惟太祖开基，既设翰林院置学士等官，又虑人才非储养作兴不能有成，乃洪武癸丑命编修张唯等十人入禁中文华堂肄业，诏宋濂为之师，上听政之暇辄幸堂中取其文亲评优劣，命光禄给酒馔，每食皇太子、亲王迭为之主，给冬、夏衣，时赐白金、鞍马。太宗永乐甲申，命学士解缙选新进士中材质英敏者，得修撰曾棨，编修周述、周孟简，庶吉士杨相、王英、王直等二十八人，又增周忱为二十九人，俾就文渊阁进其学，且谕之曰：“文渊阁古今载籍所萃，尔各食其禄，日就阁下恣尔玩索，务实得于己，庶国家皆得尔用。”命司礼监给笔札，光禄寺供饮馔，分钞以市膏烛，赐第以为居止。列圣相承按为故事，每遇开科间，于进士中选其俊异者如甲申制，读书中秘以储养之。前后得人比诸他进士为多，用之当时有得贤之效，书之史册为儒者之荣，是诚一代盛举也。臣伏读文皇帝谕棨等有曰：“人须立志，志立则功就，未有无志而建功成事者。汝等皆今之英俊，当立志远大，不可安于小成。为学必造道德之微，必具体用之全，为文必驱班、马、韩、欧之间，古之文学之士岂皆天成？亦积功所致也。”一时诸贤服膺圣训，莫不奋发立志，勉进学业，皆大有所成就，留者擅文学之名，出者播政事之誉。大哉皇言，其所以主张文教，作兴人才，为世道虑也一何远哉，三代以下所仅见也。嗟乎，贤才不易得，亦不易知，必随时而取之不限一时，必多方以试之不拘一艺，然后贤才毕用而无遗。苟惟取之于此时而他时则否，试之以一艺而他艺则否，而欲所用皆得其人，难矣。臣请著为定制，一次开科一次选用，简择之余乃分诸司观政，待新进士诣大学行释菜礼毕，即敕礼部谕俾各录平日所作文字投献（所作如诗赋、序记、铭颂、书论、拟古评史之类），封送翰林考订，其中有辞采文理其学可进者，别出题试之，其所试之文与所投之卷相称，即取以预选，不问年之长幼、质之强弱，苟有器识才思者，即如故事命官教育以俟其成，若其辞钩棘而意诡异者不在所取，三年之后随其材器而任使之。每科不必多选，所选不过二十人；每选不必多留，所留不过三五辈。如此，则国家储材以待用者无非通经学古、明体适用之儒，布诸庶位、列于内外者又皆得夫文学博雅之士，以错杂于政事、法理之间以润饰之，臣见天下彬彬然多文雅之士，儒皆真儒，吏非俗吏，凡其制作以华国、施为以辅世者，咸有可称述者矣。为治要务、用人要术莫先于此。（以上馆阁）
唐武德二年，改内史舍人为中书舍人。
臣按：此中书舍人设官之始。然是官也故隶于中书省，故以中书舍人为名。我朝罢中书省，尚仍其旧名，名虽同而实则异也。盖前代之中书与翰林学士分掌内、外制诰以为两制，盖属文之官也。我朝之中书舍人则专以书写为职耳。书者六艺之一，汉人谓之小学，以试学童为吏者也。夫人能之无庸设官，设之始自今日，盖以王言所系之重，前代乃属笔于吏胥，殊无慎重之意，祖宗以此设官盖有深意，必得夫素通经术、深明六书之义，心正笔正如柳公权所云者，居之庶不污王言耳。苟粗识偏旁而学术无素者，尚不足以当此，况又粗率侧媚而流品非清者哉？（以上中书舍人）
以上简侍从之臣。臣按：翰林之职以备顾问、参议论、侍讲读，谓之侍从可也，而博士、典籍、舍人等官亦系之侍从者，盖以今制皆属于翰林故也。中书舍人之职虽有专科，然所书者学士所草之制，况今内阁亦有舍人别书诏敕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