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贡》：冀州，厥赋惟上上错（上上，第一等。错，杂也。谓杂出第二等也）；兖州，厥赋贞（贞，正也。赋以最薄者为正），厥贡漆丝（兖地宜漆宜桑），厥篚（竹器，盛布帛者）织文（锦绮之属）；青州，厥赋中上（第四等），厥贡盐絺（细葛），海物惟错（非一种也）；徐州，厥赋中中（第五等），厥贡惟土五色（五方之土以为土封），夏翟（染雉羽为五色）、孤桐（以为琴瑟材）、浮磬（石露水滨可为磬者）、蠙珠（珠为服饰）暨（及也）鱼（用祭祀），厥篚玄纤缟（玄，赤黑色。纤、缟皆缯）；扬州，厥赋下上上错（第七等杂出第六等），厥贡惟金三品（金、银、铜），瑶琨（玉石）、筿簜（竹可为矢及管者）、齿革（可以成车甲）、羽毛（可以为旌旄），惟木（可以备栋宇），岛夷卉服（今木绵），厥篚织贝（木绵之精好者），厥包（裹也）橘柚（小曰橘，大曰柚），锡贡（待锡命而后贡）；荆州，厥赋上下（第三等），厥贡羽毛、齿革，惟金三品，杶、干、栝、柏（三木名），砺、砥（皆磨石）、砮（石砮）、丹（砂也），惟箘簵（竹也）、楛（木名，可为矢），包匦（匣）菁茅（供缩酒者），厥篚玄纁（绛色币也）、玑（珠不圆者）、组（绶类）；豫州，厥赋错上中（第二等杂出第一等），厥贡漆、枲、絺、鸑，厥篚纤、纩（细绵）；梁州，厥赋下中三错（第八等杂出第七等、九等），厥贡纮（玉磬）、铁（柔铁）、银（白银）、镂（刚铁）、砮（石砮）、磬（石磬）、熊、罴、狐、狸、织皮（四兽之皮及毳毛可织为罽者）；雍州，厥赋中下（第六等），厥贡球琳（美玉）、琅玕（石之似珠者）。
蔡沈曰：“上之所取谓之赋，下之所供谓之贡。是篇有贡有赋而独以贡名篇者，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贡，贡者较数岁之中以为常’，则贡又夏后氏田赋之总名。”
臣按：国家之用度皆取于民，而取民之大纲曰赋、曰贡而已。二者之制在唐虞已有之，至夏后氏之世始详焉，盖以禹未治水之前地犹未平，物之生者未繁，田之辟者未尽，至是水土既平，始可以任土作贡，分田定税焉。九州各有赋有贡，凡赋诸侯以供其国用者也，凡贡诸侯以献于天子者也。大禹成功之后，条陈九州所有以为定法，孔子删《书》特载之于《夏书》之首，以示法天下，俾后世之有土有民者，取民之制视此为准焉。凡外此而别为名目，如后世之进奉、和买、劝借之类，皆非中正之道、天下经常之制也。（此兼言贡赋）
五百里甸服（畿甸之地）。百里赋纳总（禾本全），二百里纳铚（禾半稿），三百里纳秸（半稿去皮），服（总结上皆有服役之事），四百里粟（纳谷），五百里米。
朱熹曰：“甸，治田也。畿内天子之田，其民主为天子治田事，故谓之甸服。近粗而远精，畿内专言田赋者，畿内不封诸侯，故田赋入于天子。”
蔡沈曰：“内百里为最近，故并禾本总赋；之外百里次之，只刈禾半槁纳也；外百里又次之，去槁粗皮纳也；外百里为远，去其穗而纳谷；外百里为尤远，去其谷而纳米，盖量其地之远近而为纳赋之轻重、精粗也。”
马端临曰：“《禹贡》八州皆有贡物而冀州独无之，甸服有米粟之输而余四服俱无之，说者以为王畿之外八州俱以田赋，所当供者市易所贡之物，故不输粟，然则土贡即租税也。”
臣按：虞夏之世天子之田止于畿甸，所谓五百里，四方相距各千里也。田赋之入止于米粟，近地则并其本槁取焉，盖米以食人，槁以饲马，无非以为国用也。然其取之也，因其地之远近各有轻重之等、精粗之异，非若后世一概取之，无所分别焉。
鲁宣公十五年，初税亩。
公羊高曰：“讥始履亩而税也。古者什一而籍，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行而颂声作矣。”臣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一言，诚万世取民之定制。
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
朱熹曰：“夏时一夫受田五十亩，而每夫计其五亩之入以为贡。商人始为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亩之地画为九区，区七十亩，中为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区，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复税其私田。周时一夫授田百亩，乡遂用贡法，十夫有沟，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则通力而作，收则计亩而分，故谓之彻。其实皆什一者，贡法皆以十分之一为常数，惟助法乃是九一而商制不可考，周制则公田百亩中以二十亩为庐舍，一夫所耕公田实计十亩，通私田百亩为十一分而取其一，盖又轻于十一矣。窃料商制亦当似此，而以十四亩为庐舍，一夫实耕公田七亩，是亦不过什一也。”
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朱熹曰：“民富则君不至独贫，民贫则君不能独富，有若深言君民一体之意，以止公之厚敛，为人上者所宜深念也。”
杨时曰：“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正而后井田均、谷禄平，而军国之须皆量是以为出焉。故一彻而百度举矣，上下宁忧不足乎？以二犹不足而教之彻，疑若迂矣，然什一天下之中正，多则桀、寡则貉，不可改也。后世不究其本而唯末之图，故征敛无艺、费出无经而上下困矣，又恶知盍彻之当务而不为迂乎？”
哀公又问于孔子，孔子曰：“薄赋敛则人富。”公曰：“若是，则寡人贫矣。”对曰：“岂弟君子，民之父母，未见子富而父贫也。”
臣按：先儒谓有若请鲁哀公行彻法，欲其节用以厚民也。盖国家之财皆出于民，君之所用者皆民之所供也，君能节用则薄取而有余，民之富即君之富也，侈用则尽取而不足，民既贫矣，君孰与守其富哉？有若所谓“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孔子所谓“岂弟君子，民之父母，未见子富而父贫”，斯二言也最为亲切着明，九重之上念兹在兹，以示教于千万世之圣子神孙，则千万世之生灵不胜幸甚。
魏文侯时，租赋增倍于常，或有贺者，文侯曰：“今户口不加而租赋岁倍，此由课多也。夫贪其赋税不爱人，是虞人反裘而负薪也，徒惜其毛，而不知皮尽而毛无所傅。”
臣按：魏文侯一国之诸侯，疆域有限而用度孔多，尚知课多之害于民，而设为皮毛之喻，况万乘之尊而富有四海之大者乎？
秦舍地而税人，收大半之赋，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犹未足以赡其欲也。二世承之不变，海内溃叛。
臣按：致乱之道多矣，而尤莫甚于厚敛。自三代以来，皆因地而取税，至秦始舍地而税人；皆十分而取其一，至秦始十分而取其五行。如是之政，则民之贫者何以为生哉？贫无以为生则不爱其死，是趣民而使之溃叛也。
汉兴，天下既定，高祖约法省禁，轻田租，什五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文帝十二年，诏赐天下民租之半。
臣按：汉文帝在位再赐天下半租，其后也遂除之而不收者十余年，当是时岂一切无所用度哉？兹盖文帝恭俭节用，国有余蓄之明效也。夫文帝承高祖之后，事事仰成，稍加节约自有赢余，固无甚难者。我圣祖得国之初，凡事草创，无所因仍，然而免租之诏无岁不下，其视汉文益数焉，岂非难哉？今即御制文集考之，洪武二年二月免租之诏凡三焉，其一谓中原之民久困兵残，免山东、北平、燕南、河东、山西、河南、秦陇夏、秋二税，山东二年，其余一年；其二谓创业之初取办应天、太平、镇江、宁国四郡，免其租一年；其三谓建都金陵，以太平、镇江、宁国、广德为京师之翼，其应天、太平、镇江、宁国再免一年，其广德及滁州、和州、无为州亦与免一年。洪武三年三月，又诏免应天以至无为州等七郡，徽州、池州、庐州、金华、严州、衢州、处州、广信、饶州九郡及山东、河南二布政司一年。不宁惟是，四年五月又有免两浙、江西之诏，五年十月有免应天等五府之诏，九年二月有免山东、陕右之诏，十一年八月有免太平等六州、宜兴等四县之诏，十二年有全免北平之诏，至十有三年，乃下诏曰：“荷上天眷佑，君主华夷十有三年，仓廪盈、府库充，今民力未苏，凡天下今年夏税、秋粮尽蠲免之。”呜呼，我圣祖革命建极之初，正创制立度之始，事事未备，凡宫室、禁卫、官署、城池、藩府与夫坛壝、学校、礼乐、器用，一一皆当创置，矧干戈甫定之余，人民疲困之极，列屯坐食，仰给者众，分官置吏，禄食者多所费，比于承平之世奚翅千万，尚有余赀以资用度，而免租之诏无岁无之，此我圣祖所以结人心、凝天命而培千万年不拔之基，端有在于此也。矧今承列圣重熙累洽之后，垂拱仰成，百度修举，不必更有作为，一切事功略加省节，自然有余。伏愿圣明在上，法汉文之俭德，体圣祖之仁心，慎乃俭德，惟怀永图，使国计常足而有余蓄，时令有司计国储之多寡，因岁事之登耗，屡下宽征之诏，以苏农民之困，所以固结人心者在是，所以培殖国本者在是，宗社生灵不胜大幸。
十三年诏曰：“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今廑（古勤字）身从事而有租税之赋，是谓本末者无以异也，其于劝农之道未备，其除田之租税。”
胡寅曰：“汉至文帝时封国渐众，诸侯王自食其地，王府所入寡矣。又与匈奴和亲，岁致金缯，后数为边患，天子亲将出击，复因河决有筑塞劳费，大司农财用宜不充益矣。而文帝在位十二年即赐民半租，次年遂除之，然则何以足用乎？盖文帝恭俭，百金之费亦不苟用，宫阃是效，流传国都，莫有奢侈之习，如之何不富？其财盖不可胜用矣。然后知导谀逢恶者纳君于荒淫，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至于财竭下畔而上亡，其罪可胜诛哉？”
臣按：秦、汉之际，其所以兴亡者非止一端，大要在得民心与失民心而已，秦取民大半之赋，汉则十五而取一，其后乃尽除之焉。盖财者民之心，得其财则失其心，苟得民心，吾虽不得其财而其所得者乃万倍于财焉。呜呼，有天下国家者其尚鉴秦、汉之所以得失以为取舍哉！
昭帝元凤二年，令三辅、太常郡得以菽粟当赋。
臣按：以菽粟当赋谓听以菽粟当钱物也，盖粟生于地，非一日所能致，钱出于人力，可旬月间而办也。自古识治体者恒重粟而轻钱，盖以钱可无而粟不可无故也，后世以钱物代租赋，可谓失轻重之宜、违缓急之序矣。故为国家长久之计者，宁以菽粟当钱物，使其腐于仓庾之中，备之于无用，不肯以钱物当菽粟，恐一旦天为之灾，地无所出，金银布帛不可以充饥，坐而待毙也。
唐初，始定租庸调之法，以人丁为本。一曰租，丁男一人授田百亩，但岁纳租粟二石；二曰调，每丁随乡土所出，岁输绢或绫絁共二丈、绵三两，输布者麻三斤；三曰庸，每丁定役二十日，不役则日为绢三尺。
臣按：自古中国布缕之征惟丝枲、二者而已，今世则又加以木绵焉。唐人调法，民丁岁输绢绫絁及绵、输布及麻，是时未有木绵也。宋林勋作《政本书》，匹妇之贡亦惟绢与绵，非蚕乡则贡布、麻。《元史》种植之制，丁岁种桑枣杂果，亦不及木绵，则是元以前未始以为贡赋也。考之《禹贡》“扬州岛夷卉”，服注以为织贝，则虞时已有之，岛夷时或以充贡，中国未有也。故《周礼》以九职任民，嫔妇惟治蚕枲而无木绵焉。中国有之，其在宋元之世乎（元初孟祺作《农桑辑要》云：木绵种于陕右，行之其他州郡，多以土地不宜为解。近世陶九成作《辍耕录》，亦云闽广多种木绵，纺缉为布，松江民因谋树艺，觅种于彼）。盖自古中国所以为衣者丝、麻、葛、褐四者而已，汉、唐之世远夷虽以木绵入贡，中国未有其种，民未以为服，官未以为调，宋、元之间始传其种入中国，关、陕、闽、广首得其利。盖此物出外夷，闽、广海通舶商，关、陕壤接西域故也。然是时犹未以为征赋，故宋、元史《食货志》皆不载，至我朝其种乃遍布于天下，地无南北皆宜之，人无贫富皆赖之，其利视丝、枲盖百倍焉，臣故表出之使天下后世知卉服之利始盛于今代。
代宗始以亩定税而敛以夏、秋。
德宗时，杨炎为相，遂作两税法，夏输无过六月，秋输无过十一月，以大历十四年垦田之数为定而均收之。
陆贽曰：“租庸调之法宗本前哲之规模，参考历代之利害，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法制均一，下不困而上用足。两税之法，每州各取大历中一年科率，钱谷数最多者定为两税额，惟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资产少者税轻，多者税重。”
吕祖谦曰：“田制虽商鞅乱之于战国，而租税犹有历代之典制，惟两税之法立，古制然后扫地。”
马端临曰：“随田之在民者税之而不复问其多寡，始于商鞅；随民之有田者税之而不复视其下中，始于杨炎。三代井田之良法坏于鞅，唐租庸调之良法坏于炎，二人之事君子所羞称，而后之为国者莫不一遵其法，或变之则反至于烦扰无稽而官与民俱受其病，则以古今异宜故也。”
臣按：马端临又言赋税必视田亩乃古今不易之法，三代之贡助彻亦只是视田而赋之，未尝别有户口之赋。盖授人以田而未尝别有户赋者三代也，不授人以田而轻其户赋者两汉也，因授田之名而重其户赋，田之授否不常而赋之重者已不可复轻，遂至重为民病，则自魏至唐之中叶是也。自两税之法行而此弊革矣，岂可以其出于杨炎而少之乎？由马氏斯言观之，则是两税之法实得古人取民之意，后世徒以陆贽之言而非之，贽之言盖不欲苟变当时之法，故极言其法之弊耳。臣窃以谓，土地万世而不变，丁口有时而盛衰，定税以丁稽考为难，定税以亩检核为易，两税以资产为宗未必全非也，但立法之初谓两税之外不许分毫科率，然兵兴费广不能不于税外别有征求耳，此时之弊非法之弊也。自唐立此法之后至今行之，遂为百世不易之制。我朝稽古定制，以天下之垦田定天下之赋税，因其地宜立为等则，征之以夏者谓之税、征之以秋者谓之粮，岁有定额、家有常数，非若唐人遇有百役之费先度其数而赋于人也；随其田之宽狭取其税之多寡，非若唐人以一年之科率最多者以为额也；其额数则具于黄籍，总于户部，其征输期限则责之藩服州县，非若唐人别设两税使以总之也。若夫丁口之税百无取焉，惟逐户编为里甲，十年一度轮差，其余年分官司有所营为，随时起集佣倩，事已即休，所谓绢布之调无有也，不役之绢无有也。其法一定而可守其额百世而不亏，吏不能以为奸，民不至于重困，陆贽所谓其取法也远、其立意也深、其敛财也均、其成人也固、其裁规也简、其备患也周，此六言者我祖宗取民之制真足以当之矣，彼租庸调法乌可与同日语哉？
宪宗时，李渤上言：“臣过渭南，闻长源乡旧四百户，今才百余户，阌乡县旧三千户，今才千户，其他州县大率相似。迹其所以然，皆由以逃户税摊于比邻，致驱迫俱逃。此皆聚敛之徒剥下媚上，惟思竭泽不虑无鱼，乞降诏书绝摊逃之弊，尽逃户之产税不足者乞免之，计不数年，人皆复于农矣。”
臣按：《吕氏春秋》曰：“竭泽而渔，岂不得鱼？明年无鱼。”李渤所谓惟思竭泽不虑无鱼，其言盖本诸此。盖以取税于民如取鱼于泽也，泽以养鱼必常有所养斯常有所生，苟取具目前，竭其所养之所、空其所生之物则一取尽矣，后何所继乎？后世取民大率似此而摊税之害尤毒，非徒一竭而已，且将竭之至再至三而无已焉，不至水脉枯而鱼种绝不止也，何则？中人一家之产仅足以供一户之税，遇有水旱疾厉不免举贷逋欠，况使代他人倍出乎？试以一里论之，一里百户，一岁之中一户惟出一户税可也，假令今年逃二十户，乃以二十户税摊于八十户中，是四户而出五户税也；明年逃三十户，又以三十户税摊于七十户中，是五户而出七户税也；又明年逃五十户，又以五十户税摊于五十户中，是一户而出二户税也。逃而去者遗下之数日增，存而居者摊与之数日积，存者不堪，又相率以俱逃，一岁加于一岁，积压日甚，小民何以堪哉？非但民不可以为生而国亦不可以为国矣。为今之计奈何？曰李渤谓尽逃户之产税不足者免之，是固然矣，然民虽去而产则存，宜斟酌具为常法。每岁十月以后，诏布政司委官一员于所分守之地亲临州县，俾官吏、里胥各具本县、本里民数逃去开除者若干、移来新收者若干，其民虽逃其产安在，明白详悉开具，即所收以补所除，究其产以求其税，若人果散亡、产无踪迹，具以上闻，核实除免，如李渤所言，绝摊逃之弊。如此，则民生既安，国用亦足矣。（以上赋税）
《书》：明王慎德，四夷咸宾，无有远迩，毕献方物，惟服食器用。
蔡沈曰：“慎德，一篇之纲领也。方物，方土所生之物。明王慎德，四夷咸宾，其所贡献惟服食器用而已，言无异物也。”
臣按：武王克商之后，西旅献獒，召公以为非所当受，作此书以戒武王。谓夫明德之君能慎其德，故致四夷咸来宾服，若远若近皆献其方土所生之物，然所献者衣服、饮食、器具、用度之物而已。所以然者，以物表德，献有常之物所以表有常之德也，苟以异物进焉则非常矣，必其君无有常德而玩好之偏闻诸中外，故远人亦以是觇之欤。呜呼，人主之好恶有关于心德者，如此可不慎哉？
《周礼》：太宰以九贡致邦国之用，一曰祀贡（牺牲、包茅之属），二曰嫔贡（丝枲之属），三曰器贡（钱铁、石珝之属），四曰币贡（玉马、皮帛之属），五曰材贡（栝柏、筿簜之属），六曰货贡（金玉、龟贝之属），七曰服贡（絺纻之属），八曰斿贡（羽毛可以为旌旄者），九曰物贡（所产杂物）。
杨时曰：“太宰以九赋敛财贿，以九式均节财用，以九贡致邦国之用，则理财真宰相之职也。盖古之制国用者量入以为出，故以九赋敛之而后以九式均节之，取之有艺、用之有节，然后足以服邦国而制其用。致者使其自致也，若天王求车求金，则非自致也。然则先王所谓理财者，亦均节之使当而已矣，徒纷纷较其赢余以为宰相之职，则非其义也。”
林之奇曰：“先王制贡，因其地之所宜而为政之序，亦以远近详略为差，传曰上以共祭祀之物使侯服贡之，则上先下后之意；内以共嫔妇之物使甸服贡之，则内先外后之意。传曰先王之制贡，则近无不听、远无不服者，凡以此道也。”
叶时曰：“《周礼》之言致贡，亦《禹贡》之任土作贡也。任者任其所有而不强其所无，致者听其自至而不强其不来。盖人君昭德之致于侯邦，则诸侯服食器用之任自奔走，入贡之不暇，自有不求而自至者，圣人何尝强之使贡哉？”
林椅曰：“致邦国之用者非用物不贡，则珍禽异兽不育于国，以万民惟正之供，不贵异物、贱用物也。”
臣按：太宰九贡致邦国之用，谓之致者言自至而已，非有所求也；谓之用者言适于用而已，非无用也。盖自祀贡以至于物贡，固非无用之物，而亦非有意而求，其诸异乎后世人主之求之欤？
《春秋》：桓公十五年，天王使家父来求车。
左丘明曰：“求车，非礼也。诸侯不贡车服（车服上之所以赐下），天子不私求财（诸侯有常职贡）。”
穀梁赤曰：“古者诸侯时献于天子，以其国之所有，故有辞让而无征求。求车，非礼也。”
胡安国曰：“王畿千里，租税所入足以充费不至于有求，四方诸侯各有职贡不至于来求，经于求赙、求车、求金皆书曰求，垂后戒也。古之君人者必昭俭德以临照百官，尊卑登降各有度数，示等威、明贵贱，民志既定之后皆安其分而无求，兵刑寝矣。及侈心一动，莫为防制，必至于亢不衷，官失德，廉耻道丧，宠赂日章，沦于危亡而后止也。”
臣按：遣使需索之谓求，求者下之乞于上，不足者资于有余之谓也。巍巍天子，居九重之上，有四海之富，乃遣使需求于人，则是示贪风于天下，开贿道于方国，其失自上，岂小故哉？
汉文帝时，有献千里马者，帝诏曰：“鸾旗在前，属车在后，吉行日五十里，师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马，独先安之？朕不受献也。其令四方无求来献。”
光武下诏曰：“往年已敕郡国，异味不得有所献御，今犹未止，非徒有豫养导择之劳，至乃烦扰道上、疲费过所。其令大官勿复受，明敕下以远方口实，所以荐宗庙者自如旧制。”
和帝时，南海献荔枝、龙眼，奔腾险阻，死者继路，临武长唐羌上书陈状，帝下诏曰：“远国珍羞本以荐奉宗庙，苟有伤害，岂爱民之本？其敕大官勿复受献。”
臣按：汉家此三诏者，皆不适己之便而有爱民之实，谨表出之以示万世。
安帝诏曰：“凡供荐新味多非其节，或郁养强熟，或穿屈萌芽，味无所至而大折生长，岂所以顺时育物乎？传曰非其时不食，自今当奉祠陵庙及给御者皆须时乃上。”
臣按：安帝此诏非徒有爱物之仁，亦且得养生之义。
顺帝永建四年，诏曰：“海内颇有灾异，朝廷修政，大官减膳，珍玩不御。而桂阳太守文砻，不惟竭忠宣畅本朝而远献大珠以求幸媚，令封以还之。”
臣按：顺帝此诏与唐太宗罪权万纪同一心也，所谓“不惟竭忠宣畅本朝而远献大珠以求幸媚”，文砻见之宜愧死矣。后世人主乃因其臣献珍异而奖宠之，甚至加以爵禄焉，视顺帝岂不远哉？
隋炀帝幸江都，谒见者专问礼饷丰薄，丰则超迁，薄则停解。江都郡丞王世充献铜镜、屏风迁通守历阳郡丞，赵元楷献异味迁江都郡丞，由是郡县竞务刻剥以充贡献，民外为盗贼所掠，内为郡县所赋，生计无遗。
臣按：人君为天之子代天以理民，不能自理，故分命其臣以理之，其所食之禄天禄也、所莅之职天职也、所治之民天民也，天子不过承天意以予之耳。今顾因其所贡以私奉己者而酬之以官，岂天意哉？人君为此其拂天甚矣，炀帝之为炀也宜哉！
唐制，州府岁市土所出以为贡，其价视绢之上下无过五十匹，异物滋味、名马鹰犬非有诏不献，有加配则以代租赋。
臣按：唐制，州府岁贡土物其价视绢无过五十匹，所贡至薄，其物易供，间加此数亦折租赋，不别征科，及考其所以为贡者，不过药物、食用而已。祖宗以此为制，后世子孙乃有如代宗之生日贡献至数千万加以恩泽者、德宗之臣有日进月进因而得迁官者。呜呼，祖宗立制之善而子孙犹继之以不善，况贻谋不善者哉？
太宗谓朝集侯曰：“任土作贡，布在前典，当州所产则充廷实。比闻都督、刺史邀射声名，厥土所赋或嫌其不善，逾境外求，更相仿效，遂以成俗，极为劳扰，宜改此弊不可更然。”
臣按：太宗谓逾境外求极为劳扰，窃以谓郡国贡献非但逾所任之境而求之为劳扰也，至于道里之远、辇运之烦，经过州邑起役丁夫、佣倩车马，官府为之废政，农作为之妨业，上之所得无几，计其所费百倍于所贡之物亦有之矣，况又遣使赍货求之中国之外，越沙漠涨海之涯，其为劳扰又可胜言哉？
宪宗禁无名贡献而至者不甚却，学士钱徽恳谏罢之，帝密戒，后有献毋入右银台门，以避学士。
臣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凡土所生之物何者而非天子之物乎？有之固不足以为夸，无之亦不足以为歉，为万乘之主而欲人之贡献，既知其非而禁之，而又不甚却，复因人言而罢之，而又戒勿使之知。吁，学士虽不知，吾所戒之人则知之矣，非但所戒之人知之，而当世史臣且笔之于册焉，历今数百年犹如昨日乎，然人主举措可不慎哉！
五代周太祖命王峻疏四方贡献珍美食物，下诏悉罢之，诏略曰：“所奉止于朕躬，所害被于庶。”又曰：“积于有司之中，甚为无用之物。”
臣按：周太祖此诏可谓切要，读之使人竦然，唐白居易有诗云“割我心头肉，市汝眼前恩。进入琼林库，岁久化为尘”，可与周祖此诏并传后世，人主恒心惟而口诵之，天下不胜幸甚。
宋太祖诏，自今长春节及他庆贺不得辄有贡献。
真宗时，内侍裴愈因事至交州，俾其进龙花蕊，帝怒黜愈。神宗以诸州贡物，耗蠹民力，诏罢之。
孝宗诏，诸路或假贡奉为名，渔夺民利，果实则封闭园林，海错则强夺商贩，至于禽兽、昆虫、珍味之属则抑配人户，致使所在居民以土产之物为苦。仰州军条具土产合贡之物闻于朝，当议参酌天地、宗庙、陵寝合用荐献及德寿宫甘旨之奉，止许长吏修贡外，其余一切并罢，州郡因缘多取以违制坐之。
臣按：宋朝诸帝往往罢贡献而孝宗一诏尤为悉知其弊，其中仰州军条具土产合贡之物、止许长吏修贡，然考杜氏《通典》及《唐书地理志》各载诸郡土贡物件而宋《地理志》及《会要》亦载焉，则是唐、宋州郡所贡土产已有定制，有司每岁合依定制进献为宜，又何用州军条上为哉？夫有土则有贡，随其地之所有而献之于上，以为朝廷祭祀、宴享之需，是固义之当为，然不可过为需索，以一人口体之奉而贻累千万人而耗其衣食之资，甚者假公以营私，一人之用才一二而千百人因之而耗费其万亿焉。是以自古爱民之君宁吾一人所欲有所不称，不忍以吾一人之欲而使千万人失其所欲焉，是以取于民也有制，而庶邦惟正之供，所供者郊庙祭祀之品、宫闱甘旨之奉、军国兵戎之需与夫衣服、食物、日用之不可阙者耳。我太祖于国初即定诸州所贡之额，如太常寺之牲币、钦天监之历纸、太医院之药材、光禄寺之厨料、宝钞司之桑穰与凡皮角翎鳔之属，皆有资于国用者也，著为定额，俾其岁办，外此珍奇玩好皆不取焉，遇有急阙之用则折租以市，其取民也可谓薄矣，凡唐宋以来所谓藩方之羡余、郡国之进献、佞幸之珍异一切无有焉，民生斯世一何幸哉！
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遣使往马八国求奇宝。
臣按：《春秋》书天王遣使求车、求金，说者谓其求非所当求，故圣人讥之，然所求者中国之诸侯，车以为乘、金以为赙，犹为有用者也，彼元世祖乃遣使冒不测之险而求无用之物于遐绝之域，世祖在元君中为最贤而犹如此，他又何责哉？臣尝因是而考古今之所谓宝者，三代以来中国之宝珠、玉、金、贝而已（贝俗谓海介虫），汉以后西域通中国，始有所谓木难、琉璃、玛瑙、珊瑚、琴瑟之类，虽无益于世用然犹可制以为器焉，至元所谓宝者则异于是，是皆瑰石、碎砂之属，形既不圆，文又不莹，他无可用者，但可用之丽金银以为服饰耳，乃至费赀万亿以售之。呜呼，弃有用之金银，易无用之砂石，惑亦甚矣（以上贡献）。
以上论贡赋之常。臣按：治国者不能不取于民，亦不可过取于民，不取乎民则难乎其为国，过取乎民则难乎其为民，是以善于制治保邦者必立经常之法，以为养民足国之定制，所谓经常可久、百世而不变者。《禹贡》所载，贡、赋二者是已，若汉之告缗、算舟车之令，唐之借商税、开架之法，宋之经总制钱之类，是皆罔民取利之具，暂行尚不可，况常乎？臣于“制国用总论理财之道”之后，即继以“贡赋之常”者，此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