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章中，我们追溯了心理学的现代化运动的历史进程。在追溯这个历史进程时，我们曾提到，有关异常心理状况（abnormal mental conditions）的研究兴趣，是促成心理学走向现代化这一总趋势的思想潮流之一，并在这个过程中做出了独特的重要贡献。现代心理学的发展趋势，就是要摆脱对心理事件的思辨性的考察，同时接受其他科学的引导，以观察到的和记录下来的事实为基础，从而形成科学的结论。异常心理状况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可以观察的事实，而要开展任何有效的心理治疗，就需要对这些事实进行解释，这是推动心理学走向科学的力量之一。当大量这样的事实最初开始呈现在心理学家面前时，心理学家们倾向于拒绝这些事实，认为这些事实不属于作为他们的专业领域的心理学。他们主张，心理学所要关注的，乃是心灵的正常的运作原理，而且，心理学最好还是与异常的或变态的心理活动明确划清界限，以免被那些必然是极度令人困惑的现象所扰乱，也避免这样一种情况，即为了把变态的心理现象纳入自己的视域内，结果却导致无论是对正常心理活动还是对异常心理现象都不能获得清晰的洞察。但是，面对着因内科医生对异常心理越来越深入的研究而累积的数量巨大的资料，心理学家们对待异常心理现象的这种排斥态度，就很难再坚持下去了。
对各种心理失常（mental disorders）现象的基本兴趣，出于想要改善患者状况的实践的愿望，因此，这一领域里的观察，是由医学中专门投身于有关神经的和心理的疾病（nervous and mental dis-eases）的那一部分人完成的。在早期阶段，情况确实是这样的，到了今天，基本上也还是这样，但我们发现，有一定数量的自称为心理学家的人，也开始介入对异常心理状况的直接研究的工作中来。总体上看，病理心理学的发展，一直都相当地独立于普通心理学，而且也很少利用普通心理学。精神病学家已经采用了普通心理学的一些术语，并努力地以心理学名义对异常心理状况进行分类，但他们作为一个整体，却出人意料地仍然不了解通常意义上的心理学家们关于正常心理现象正在进行的研究。或者换一句话说也许更加公平一些：他们在正常心理学的课本里很少能找到合他们意的东西，所以，他们绕道而行，以自己的方式着手做自己的事情。从他们那边来看，那些自称是心理学家的人，通常感到自己对心理病理学（psychopathology）毫无了解。关于心理异常者所积累起来的大量事实，他们是知道的。但是，对于这些事实，他们自己又没有直接的、足够的知识。所以，如果他们想要对这些事实进行系统化的整理，那也是没有保障的。同时，对于内科医生从关于异常心理状态的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abnormal conditions）的角度形成的概括和理论，他们又持有怀疑的态度。无疑，是时候让心理学研究的这两条路线更完整地相互接触、互相融合了。目前的困难在于，双方都需要花时间对对方所掌握的材料做第一手的了解——对于心理学家来说，他要花时间对精神不健康的和患神经症的个体做认真的研究，而对于精神病学家来说，他要花时间对心理学实验室内完成的工作做认真的研究。同时，心理学家不能一直心理病理学家所提供的事实漠不关心，其中有很多事实有助于理解正常的心理生活。特别是，在精神病学家提供的事实中，很多事实与驱力或动机力量有着重要的关系，而这些驱力或动机力量在所有的心理生活中都发挥着作用，不管是对正常的心理生活而言还是对异常的心理生活而言。迄今为止，实验心理学对机制的研究要比对驱力的研究多得多，而心理病理学最重要的发现都是关于驱力的，而不是关于机制的。所以，二者应该互为补充才是。
目前研究的心理异常（mental abnormality），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最简单的情况是心理缺陷（mental defect），而最复杂的情况可能要算精神错乱（insanity）。除了这两种情况以外，还有被称为神经症（neuroses）的状态，以及被称为“日常生活的心理病理学”（psychopathology of every-day life）的状态，所谓日常生活的心理病理学，意指在正常人身上出现的轻微的异常。
在心理缺陷中，恰如这个名称所暗示的那样，所谓异常，就在于某一种特殊的心理功能几乎完全缺失，或者说是某一心理功能完全缺失却不影响其他的心理功能。所缺失的心理功能，是属于智力性质的，或至少是以智力缺失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根据智力缺损（deficiency of intelligence）的程度，心理缺陷者可以分为白痴（id-iot）、低能者（imbecile）或是童样痴呆患者（moron），其中，最后一类人，其智力并不比那些或可以称为弱智（low normal）的人的智力低出很多。童样痴呆或是心智迟钝（feeble-minded）类型的人，他们作为分散的个体，其能力的差异连续过渡，直至不可察觉地与正常人群中占比最多的、相对更加愚笨的那一类人连成一体，就像正常人中天赋略显不足的人群连续过渡到数量更多的具有平均智力的人群，进而又连续过渡到人数占比较小的具有优越天赋的少数人群一样。确实，对整体人群的上述分组，都是人为的，任何分组之间都没有确切的界限。心理缺陷者与正常人的智力差异，只是在量的方面，而不在质的方面。然而，从实践的目的出发，还是必须划出一条界线的，而划界的方案必须参照这样一个区分，即把那些能够独立生活的人，与那些仅靠自己不能在社会环境中生存，因而既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也为了整个社会的利益需要对他们进行监护的人，相互区分开来。在这里要考虑社会，是因为心理缺陷是产生贫困、犯罪和卖淫、工业事故、疾病传播以及其他形式的人类苦难的一个重要因素。之所以这么说，又是因为心理缺陷在很大程度上是遗传的结果，而心理缺陷者又更倾向于生育得更多，并因而在总体出生率呈下降趋势的现时代，作为逐代累积的结果，倾向于增加总人口中心智迟钝者的人口比例，进而增加犯罪和苦难的数量。基于这些原因，显而易见的是，社会就该义不容辞地为所有的心理缺陷者提供公共服务机构和监护，既达到尽可能让他们生活得幸福的目的，又达到这样一个目的，即阻止他们因为无能、因为生育增加他们的人口比重等等方式而危害社会的趋势。
心理缺陷的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mental defect）似乎是相当简单的，虽然关于它无疑还有很多东西有待发现。从驱力和机制的角度来说，心智迟钝的人在这两方面都有欠缺。大家也许还记得，在前面，我们一直坚持说，驱力和机制二者并无根本的区别，相反，驱力本身也是一种机制，一旦被唤起，它就会以活动的形式持续一段时间，并且能够进而唤起其他的机制。心智迟钝的人在机制方面是有缺陷的，因为他不能像正常人那样学会不同的机制。所以，相对于他的年龄而言，他的心理储备是不足的，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心理储备会显得越来越不足。就其心理储备而言，他还停留在儿童的水平上，或者，如果情况稍好一点的话，他的心理储备则依缺陷的程度而处在儿童时期的不同水平上。所以，当他面对任何任务时，不管他的动机多么强烈，也不管他的动机是来自外部环境还是来自他自己内部，正因为他缺乏执行这个任务的那些机制，他都不可能在这个任务上取得多大进展。不仅如此，他同样也缺乏动机的力量。事实上，他尤其缺乏诸如生活计划、社会兴趣或家庭兴趣等，而这些因素作为驱力在正常人的生活中无疑是极度重要的。由于缺乏这种内部驱力，他很容易受狡猾的人的引导而误入歧途，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只活在当下的生物。
其他类型的心理异常就不是如此简单、如此好理解了。这些类型的心理异常与正常的心理生活相比而言的差异，乃是性质上的，而不是数量上的。它们是变态（distortions），而不仅仅是心理缺陷。比如说，有这么一个人，他相信自己就是亚历山大大帝，又把他的敌人作为对立面组合到一起，从而使他不能接受自己在生活中的真实地位。毫无疑问，这样的妄想意味着，在这个人的心理结构的某处存在着弱点。但是，这样的弱点还不能单独解释为什么这种妄想采取了一定的形式。关于这种妄想，有一些积极的因素，这种积极因素取决于患者的活动的积极方面，而不仅取决于他不活动的消极方面。当我们试图在患者生活史中追溯这种妄想的发展时，我们很可能会发现，他一直是一个性格很独特的人，他自命不凡而又怀疑别人，怎么说都不是一个“会交际的人”。他无法与他人相处，这是他的心理结构中存在某种弱点的第一个迹象。他的社会知觉很差；他不能容易而正确地理解他人的行为。他会通过下面这种对别人行为的解释方式来自我取悦，即认为别人的行为都是自相矛盾的，却反倒支持着他的自命清高的观点。比如说，他以为别人轻视他，那是因为他们不愿意承认他的那些胜过他们的优秀品质。因此，他为自己树立了一种关于所处社会环境的错误概念，并且越来越脱离真实的社会环境。从他的自我封闭的怀疑和误解出发，他逐渐形成了一个对别人和社会的怀疑和错误理解的心理组织体系。别人的最不经意的行为，都会被他理解为是针对他的严重的敌意态度的体现。在餐馆里，坐相邻桌子的陌生人的咳嗽，都可能引起他的愤怒质问：“你怎么敢对我咳嗽？我得换个桌子，免受此等侮辱。”如果一个熟人提出一个很小的批评，那显然是不友好的行为；如果他表现得很合人意，那也只不过是想转移怀疑、隐藏自己的不友好而已。这种怀疑体系，是以一种自大狂式的过分自负为核心而被组织起来的。其中还含有对自己的能力和重要性的极度夸大，但却依然没有关于其身份的任何妄想感。现在，假定那个人无意中听到有人提到亚历山大大帝的名字。与他的心理组织体系相一致，他会倾向于相信，那人说的那话一定跟他有关；又与他关于他自己的重要性的感觉相一致，他很容易会陷入这样的猜想，即别人提到亚历山大，实际上是在说他或者是在长相上，或者是在能力上，或者是在其他的什么方面与亚历山大大帝很像。在他反复回味这句重要的话的过程中，这样一个念头突然闪过他的脑海，即他就是亚历山大大帝，而这一浮夸的念头又如此地满足了他、如此地澄清了他的全部怀疑，乃至于他竟把这个念头当真了，此后就忽略一切证明这个念头不真实的信息，而沉湎于任何使这个念头看似真实的信息。最后，他现在终于明白了自己为什么被轻视被迫害。他是这样的大人物，他的伙伴多多少少也清楚这一点，而他们当然不愿意把自己提升得比他们高出很多，所以试图压制他。按照这一新的理解回想他过去生活中的事件，他发现有上千件事指向这一伟大的事实，并围绕他是伟人的这一妄想组织了他的整个社会经历。他可能还没准备好将这个妄想付诸行动或公开表达，在少数情况下，他可能一连好几年将这个妄想隐藏起来，但最终，他的行为会受此影响以至于被认为是精神病的表现。这就是那种被称为“偏执狂”（paranoia）的精神病，是一种相当不常见的类型，尽管类似的、很少完全实现的妄想在其他形式的精神病中也经常存在。
如果我们尝试以动力心理学的术语重述偏执狂患者的行为，那么，我们首先会看到，妄想一旦完全形成，就成了一个人习得能力的一部分。他是通过一个很长的学习过程而获得这个妄想的。一旦形成，它就起着一种驱力的作用，促进这样的一些行为和知觉的发生，这些行为和知觉，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妄想，它们的发生即使是可能的，也不一定会发生；同时又抑制其他一些行为和知觉，这些行为和知觉，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妄想，就应该会发生。这个妄想还在解释他人行为方面构成一个永恒的偏见。但无论如何，一定有某种驱力激起了妄想赖以获得的那个过程。这种驱力毫无疑问就是对社会认可的需求（demand for social recognition），而这种对社会认可的需求就它本身来说，在某种程度上又可以追溯到自我肯定和控制的本能。我们由此想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患者正是因为对社会认可的需求比其他人更迫切，所以才产生了妄想。但是，这一结论却忽视了偏执狂患者的全部特质中的能力弱这一因素。这样的患者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在理解他人和适应他人方面的能力的欠缺。这种欠缺产生了诸多障碍，致使他对社会认可的需求不能得到满足，而怀疑、过度的自负以及迫害妄想、自大妄想等等，都正是为了尝试克服这些阻碍才产生的。实际上，获得妄想的过程不是别的什么，就是我们早已熟悉的尝试与错误的学习过程。偏执狂患者在他走向偏执狂的初期，遭遇到一种令他受挫的情境，就像迷笼中的猫一样。他有着对我们一般而言的社会认可的需求，却受到各种障碍物的阻挠而不能达到他的目的。这些障碍物原本存在于他自身，但他自己却不这么认为。因此，他自然要进行各种探索反应，其中的一种，就是将别人对他的漠视解释为是他们对他自己的优越性的嫉妒。只要进行这样的解释，那么，别人漠视他的各种行为，就成了一种特殊形式的对他的认可。因此，他对社会认可的需求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满足。如果他由此进一步产生自大妄想，那么，他对社会认可的需求就会在更大程度上得到满足。对于这样的人来说，再没有什么比确信他自己是一个百年难遇的伟大人物能更好地满足他的自负了。既如此确信，他便认为，一些不怀好意的人暂时地阻止了他取得在现实世界中的合法地位。但即使如此，他毫无疑问也将注定要摆脱这阴谋之网，并使得世界不得不承认他的伟大。因此，偏执狂患者通过妄想而逃脱了他的迷笼，而他这样的逃脱方式，虽然是不真实的，却能如此地使他感到满足，乃至于他在此终止了进一步的尝试与错误的过程，并将这种妄想保持为他对社会环境的一种固定形式的反应。
在妄想中所发生的这些过程，同样也发生在各种其他类型的异常行为中。我们不得不怀疑，在异常行为的每一种情况中，在异常的反应方式得以发展的背后，都存在着某种驱力。从根本上讲，这种驱力应该是一种对所有的人起作用的正常驱力。我们也不得不怀疑，在通往这个驱力所指向的目标的道路上，存在着某种阻塞了这条道路的障碍，而这种障碍，是内在于患者自身、源自于其能力的欠缺的。对于这样一个患者来说，由于他置身于一种令人困惑的情境中，他就需要采用一个尝试与错误的过程以解决这个困境，但因为其自身能力的欠缺，他又不能找到一个解决这个问题的真正合适的方法，于是就采用了产生虚幻成功的替代方法，从而满足其驱力，并使其驱力的张力得以释放。
除了这一复杂的尝试与错误的过程以外，还存在一些导致异常行为的更加简单的过程。有些异常行为的产生是属于条件反射类型的，如麦肯齐（Mac Kensie）对一个花粉病患者所进行的实验清楚地证明了的那样。[1]虽然花粉病是因为玫瑰的化学成分的影响而产生的，但当患者突然看到纸做的玫瑰时，却会立即表现出典型的发作症状。很显然，对这个患者而言，看到玫瑰总是与玫瑰的化学影响联结在一起，玫瑰从而获得了引发他的症状反应的力量。这种经由条件反射而形成的异常行为的一般类型，包括很多具体的情况。另一个相当简单的类型是习惯性神经症（habit neurosis）。所谓习惯性神经症是指这样一种情况，即由于某种原因，异常的反应方式发生多次，从而获得了作为一种习惯的力量。一个习惯就是一种驱力，就像我们在下面的情况中可以看到的那样，即当我们想做某一习惯性的行为反应，但却受到阻止而不能真的把它做出来时，我们就会经历紧张和不安。执行某一习惯性的行为活动能带来满足感；或至少可以说，放弃执行这个行为活动会带来不满足和不安。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在诸如戒除吸烟这样的习惯的情形中看到。对于一个吸烟的人而言，或许他对烟的需要并不强烈，但对吸的习惯性动作却有很强烈的需要。所以，当他的吸的动作受阻而不能表现出来时，他便会有一种焦躁不安的感觉。这种现象在不同类型的神经症中也时有发生。当然，一个充分发展的顽固的神经症，要远比一个条件反射或是一个习惯复杂得多。这样的神经症的发展涉及以下三个方面：一种驱力的形成、因为其内在能力的欠缺而构成的某种障碍，以及导致作为对问题情境的真实掌握之替代的尝试与错误的过程。
这种类型的替代反应（substitute reaction）之所以能够发生，首先取决于用一种不真实的情境（unreal situation）来代替实际的情境（actual situation）。最伟大的心理病理学家之一皮埃尔·让内就强烈地坚持认为神经症患者具有这样的倾向：他们否认他们周围的现实世界，特别是由人和日常的责任所构成的现实世界，同时却以一个“模塑得与他们内心深处的欲望相一致”的世界来代替现实世界，这个世界当然比现实世界容易得多、简单得多。让内之后的其他许多人，也都追随他而强调这个倾向。对于神经症患者而言，由于他们不具备处理他们的实际工作的能力，或者不具备与他们周围的真人打交道的能力，他们就通过错误的解释来重塑事物，或者是将真实的事物弃之不顾而沉迷于自己的想象的情境中，由此得以摆脱由他们内在能力之欠缺而带来的各种障碍，并以这种方式使他们的欲望得到实现。在自己为自己构造的白日梦中成为英雄，这当然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是，求助于这种满足，以代替在现实世界中真实采取的行动，这本身就是内心软弱的一个标志。这种替代行为当走向极端时，就确定无疑地构成变态和神经症。
神经症患者不算是精神错乱者，因为他并不是完全地沉迷于妄想，或失去判断力，或不能理性地处事。但无论如何，他终究有可能丧失了工作的能力，或是丧失了过正常的幸福生活、维持正常的社会关系的能力。他太过分地生活在自己建构的虚幻世界中。他对于在生活中所面临的问题的解决方案，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也满足了他的某些趋势，但总而言之是不能令他满意的，因为这些解决方案没有考虑现实情境中的那些根本的因素。
在各种各样的神经症中，有两种定义明确的神经症形式很突出，并经常被看作神经症的典型形式，而其他的各种神经症，则被看作这两种典型形式的近似情况，尽管这很可能是理解神经症的一种错误的方式，因为在有关个体差异及其独特性的研究中，我们总是发现，那些定义明确的“典型”，其实是实际类型的极端化变异类型，其中所谓实际类型，乃是那些并不那么特别、更加一般化的个体。神经症的这两种“典型”，就是所谓歇斯底里（hysteria）和精神衰弱（psychasthenia）。二者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都在心理能量上有某种缺陷，或者我们可以更直接地说，它们都缺乏驱力或动机力量。这种缺陷通常被称为“丧志症”（abulia），也就是缺乏意志力（lack of will）。
神经症患者的第一种类型，即歇斯底里患者，为了适应他自己动机力量的缺乏，便收窄他的活动领域的范围，从而只在较小的活动领域内保持着活力，同时与他的生活的其余部分发生了分离，并对之漠不关心。某种由一些特殊的思维、记忆、情绪和倾向等所构成的心理体系，不时地以极其生动的幻觉性内容支配着他，致使他无视周围的环境，而当他生活在这种体系中时，他可能会以惊人的戏剧性力量将这个心理体系付诸行动。当他走出这种恍惚状态或狂躁不安时，他就忘记所有这一切及其心理体系。他的“意识领域”的收窄致使他极易受到暗示，并很容易进入特殊的麻痹（paraly-ses）和感觉丧失（losses of sensation）的状态。
与歇斯底里患者相反，精神衰弱患者不是收窄而是弥散他的意识领域。精神衰弱患者努力地想掌控每一件事情，但却不具有足够的力量使任何一件事情正常地运行。他怀疑、犹豫、重复、强迫性地反复地想、感觉自己不真实、没有自信。基于这种意志力丧失和不安全感，他发展出程度不同的、含义明确的非理性的恐惧、观念、行为方式等等。这些恐惧、观念、行为方式等，或可以被解释为是他没有能力执行的那些重要活动的代替，或可以被解释为是他对自己身处其中的困难的理解方式。处理一个确定的麻烦，要比处理一个不确定的陌生感和不安全感更能令人满足。因此，这些人的奇怪的恐惧和固定的想法，给他们提供了一些满足，并构成他们走出困境的一种方式。逃离模糊的不确定性，而进入关于事物的某种确定的概念，这种倾向乃是在生活的很多情况中的一种真实的驱动力量。在精神衰弱的情况中，替代反应或可以做如下理解：指向某一确定的活动比如说日常的工作任务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被唤起，但其唤起的程度又不足以引起对行动的实际执行，而由此产生的那种紧张状态，却通过从事一些其他更简单的活动得到释放，如无休止地来回踱步，反复不断地洗手而不是去清理房间，对一些事情忧心忡忡而不是去做这些事情，发誓不完成任务就惩罚自己然后反复思虑发这样的誓是不是一种罪过，如此等等。正是根据这个普遍的理解线索，让内针对精神衰弱患者行为的很多稀奇古怪的特征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解释。正如前面已经提到过的，替代反应也是一种“摆脱困难的方法”，是一种通过尝试与错误的过程，但却不考虑所有那些根本事实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同样类型但相对较轻的症状发生在很多人身上，这些人应该被归类为正常人，而不是神经症患者。当面临一个困难的任务需要执行，或是当面临一个使人不快的事实需要澄清时，替代反应就很常见。一个要完成某一令人讨厌的任务的人，总是倾向于寻找拖延的好理由。比如说，一个作家，除非他迫于强烈的外部刺激，或是他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否则他会经常发现写作是一种令人厌恶的任务。这样一个人，当他在桌子旁或打字机前坐下时，却会想起其他那些他应该先处理的各种事情。或者，他可能在心中琢磨要写什么，并几乎是逐字逐句地筹划了两页或三页。但是，当他动手写的时候，将思考的内容落实到纸上的那种严谨性，却又阻止了他的书写的动作。他于是便继续将刚才思考的内容再仔细地思考一遍，不久之后发现自己又一次提前筹划好了两页或三页。对他来说，先把一会儿之后要写的东西想好，似乎比“立即着手”去写要更加容易得多。另一种形式的替代反应经常出现在解决诸如“量入为出”的问题中。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不是紧紧抓住那些无可动摇的事实来想问题，却想象着有某种好事突然“出现”以缓解整个困境。这种代替现实情境的想象的情境，可以给人带来一种喜悦的满足感。譬如说，一个人想买一栋房子却没那么多钱，所以买不起，此时，他便想象着买彩票中大奖而获得一时之快。
在两个正常人之间的关系中，也经常出现几乎属于变态性质的特质。暗中想象自己受到轻视和蒙受冤情，就是一个让人好奇的特例。从想象自己受到不公正待遇中获得满足，这似乎确实是有违常情的。然而，这却是一种常见的满足形式。其中，当事人想象自己是受难的主人公，这在某种程度上让我们联想到迫害妄想。正常人的这种想象，其机理很可能与迫害妄想的机理是相同的。在这里存在着一种能力缺陷的因素，即对自己作为朋友或爱人的能力的怀疑；也存在着一种替代反应，因为当事人是要在想象的冤情中获得某种慰藉，而不是真诚地、直接地做一些友好的或情人般的行为。
弗洛伊德是当代最具影响力的心理病理学家之一，他将研究的注意力集中于正常人身上发生的很不相同的另外一种类型的异常。这种类型的异常，是通过口误（the slip of the tongue）、记忆错乱（the lapse of memory）或总而言之各种“症状动作”（symptomatic act）而表现出来的。所有这些作为症状的活动，都是“无意地”（unintentionally）做出来的，它们泄露了一些隐藏的或是无意识的动机。弗洛伊德将诸如口误这样的小事归因于心理异常，其理由在于：第一，口误毕竟是一种失误；第二，也是更重要的，他把口误理解为是由“无意识”产生的干扰，而无意识，根据他的思维方式来看，也是所有的神经症行为的根源。
他关于这个问题的想法大致如下。假定你压抑某一趋势，不让它直接表现出来，那么，你就把这个趋势从你的意识中驱逐出去，但却不能从你的心理系统中将它消除。它仍然是你的“无意识”的组成部分；它还不时地受到适当刺激的影响而被部分地唤起，但却被你占支配地位的意识自我严厉地加以压制——这个压制的过程，当然也给意识自我的活动带来短暂的干扰。在睡眠期间，无意识有了更好的表现机会，但即使是在睡眠中，它也不能直白地走出来，而不得不以梦的象征来掩饰其不正当的趋势。神经症症状就类似于这些干扰，但更加严重、更加顽固。通过“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的过程——被试在分析师的引导下放松他的压制的力量从而允许无意识的趋势公开显示自己，经过大量耐心的努力，无意识的趋势得以被发现、被理解。其结果是令人愉快的：这些无意识的趋势不再折磨患者了。由此被揭示出来的那些被压抑的趋势，就其性质而言，都是有关性欲的，并可以追溯到童年早期。当然，那些基本的童年性质的趋势（infantile tendencies），只构成众多特殊的性欲冲动的内核。而这些特殊的性欲冲动，由于一直都处于被压抑的状态，也就构成了无意识世界的主体内容。一旦这些无意识的趋势被人认识到之后，对于这些趋势，人所能做的，就是对它们加以“升华”，将它们的动机力量导入其他渠道，从而给它们一个令意识自我满意的出口，并消除它们在此前为了寻找出口而引起的各种干扰。
弗洛伊德心理学的主要论点，如童年样经验（infantilism）、性欲冲动的重要性、将原始欲望压抑到“无意识”之中等，都包含真理的成分，但却都被过分地加以强调，以致忽视了其他那些为了描绘真实的心理画面应该被包括进来的因素。比如说童年样经验：虽然个体从出生到成人生活，其经验和趋势无疑具有连续性，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也会有新的动机力量的形成，如我们在前面的一章中曾努力说明过的那样，而且，新的动机力量拥有它们自己的力量，而不仅仅是源自本能的力量。年幼儿童的性欲趋势显然是被弗洛伊德过分地加以强调了，这实际上是从成年人的观点出发，将成年人的性欲趋势代入儿童的行为，而不是公正地从儿童行为本身出发推论出来的。弗洛伊德肯定也是过分地夸大了“无意识”。口误、记忆错乱以及梦等等，更主要是决定于其他的原因，而不是决定于弗洛伊德给出的那些原因。至于性欲冲动，虽然这一趋势在绝大多数人的生活中是很有影响力的，但它只是许多驱使人类活动的趋势之一。弗洛伊德的确正式承认两种动机力量，即性和“自我保存本能”（instinct of self-preservation）。但是，我们在前面对本能的考察已经揭示了，在人类的天生能力中，有比这两种趋势多得多的其他趋势，而且，习得的驱力也必须同样地加以强调。成年个体拥有很多不同的驱力，其中有一些驱力比其他的驱力更重要，有一些驱力起源于天生能力，有一些驱力则以天生能力为基础在成长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但是都拥有它们自己的力量，一旦形成就不需要求助于先天趋势的动力。因此，弗洛伊德关于驱力的理论解释是远不够完整的。
此外，在实践上，弗洛伊德及其追随者们总是强调性欲趋势。在任何情况下，只要他们能够从某一活动觉察到其中隐藏的性欲趋势，那么，对他们而言，问题也就得到了解决。在他们看来，性欲趋势乃是唯一真实的趋势，其他一切显而易见的动机，都只是性欲趋势的伪装。他们没有认识到“混合动机”的事实。只要性欲趋势在任何活动中呈现出来，那么整个活动就会被认为是由性欲趋势驱动完成的。
围绕这一切有一种神秘的氛围，这种氛围使弗洛伊德心理学既相当吸引人，又难以在严格科学的基础上被对待。将整个精神分析事业当作非科学的而“嘘”走它，那当然很容易，而那些提供出来支持它的证据，通过上文概要的交代也就够了。然而，要严肃地对待弗洛伊德主义者很有见地地提出的那些问题，要从他们的学说中抽取出真理的同时去除其糟粕，却绝非易事。比如说，就“混合动机”的情况而言，我们需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为了心理学的进步，我们该如何与这样一个人进行辩论，他因为在一个复杂的活动中看到了性欲的冲动，就直接坚持说，正是这个性欲冲动构成了全部复杂活动的驱动力量，而其他一切显而易见的动机，都不过是性欲冲动的伪装。或许应对这样的争论的一个合适方法，就是观察一个主要而且无疑由性欲动机驱动的行为，看看除了性欲动机之外是否还有其他的动机影响并改变该行为，并赋予该行为以更多的样式和兴趣。
人类的性行为表明，除了真正的性欲冲动以外，还有其他一些动机存在于其中。
在青年人初次涉足性行为时，他的性欲冲动总是混合着好奇心，而在成熟期，性刺激中的新奇因素也会提供额外的力量。事实上，若没有新奇性，这一冲动通常是不被唤起的。正因为如此，很多婚外情和性行为的怪癖才会出现。独立精神和对权威的反抗精神，也与性欲冲动紧密联系在一起，这在青年人当中尤其如此。与好奇心的情况一样，这种精神作为性行为的辅助驱力，不可能是起源于性欲冲动的，因为它还以很多其他的方式出现，并不只是与性相关。偷偷摸摸的恋爱特别对年轻人具有吸引力，显然是因为有独立动机的混合；在那些会反对的人的眼皮底下做爱别有一番趣味。年轻人的性行为，其中相当多的部分，只有考虑到那些新奇的和被禁止的事情对他们的吸引力，才能得到解释。如果说在性行为中，只有性欲冲动单独在起作用，那么，由此决定的性行为，就应该比实际的性行为要更加直接得多。性行为的根本的规定性之一，是它的违禁性。这真是一个很奇怪的伪善要求，甚至夫妻之间为了追求更大的激情也会严守这个伪善要求；甚至还有一些作家也严守这个伪善要求，这些作家，从理论上来说，都最大限度地从社会对性行为的限制中解放了他们自己，但是在他们的艺术创作的实践中，因为需要使有关性的事情更加有趣，他们便尽可能地对这些有关性的事情制造一种违禁的氛围，以便为他们的故事增加风味。
正如麦独孤曾指出的那样，保护性的冲动（protective impul-ses）虽然确定无疑主要是由婴儿唤起的，并因而又被等同于父母的养育本能（parental instinct），但也可以由儿童以外的其他人唤起，只要我们对他们采取保护性的态度。显然，一个男人喜欢认为自己是他所爱的那个女人的保护者。他对她的这种保护，绝不是出于性欲冲动，因为他的性欲可以在很少或根本没有保护冲动的前提下表现出来，而且这种性欲往往确实是兽性地不顾其对象的福祉的。但是，在更高尚类型的爱中，保护因素确实在起着作用。男人喜欢保护女人，女人也喜欢“像母亲般照顾”男人。对女人而言，在她的爱的早期阶段，母性本能（maternal or mothering instinct）经常发挥着主要作用；而在一对幸福的夫妻中，保护性动机存在于双方，并在他们相互的兴趣和喜爱背后的动机中，构成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支配（domination）和从属（submission）的本能趋势，也都与性欲冲动相连接，从而产生我们称为“爱”的那种复杂的动机力量。二者的动力分别是拥有的满足和被拥有的满足。在这里和其他情况中一样，因为拥有或不拥有的不确定性，欲望得到了激起。毫无争议的拥有导致对拥有感的“消极适应”，也导致对随之产生的欲望的减弱的“消极适应”，而这个欲望则常常因为对拥有的再次不确定而被重新唤起。在最低的水平上，支配的本能趋势被野性的身体强制所满足；在较高的阶段，自愿的服从是根本的；而在更高的阶段，所爱的人对自己的优点的认可则是主要的，这一点，从爱人之间对任何想象的轻视或批评都非常敏感可以得到证明。
审美冲动（esthetic impulses）也与性欲冲动密切相关，这一点尤其可以从以下事实中看到，即我们都对所爱之人的长相很在意。在某种程度上讲，性欲冲动无疑是审美背后的驱力，正如男人更欣赏阴柔之美，而女人更欣赏阳刚之美一样。但是，对身体美的感觉不可能完全源自性欲冲动，因为在性欲冲动中没有什么东西能决定就身体的大多数部位而言，特别是就脸而言，究竟什么样的算是美的、什么样的算是不够美的。此外，审美在一定程度上也延伸到一个人自己所属的性别。
艺术一直被一些自诩为心理学家的人断定为完全是由性的兴趣所驱动的；性欲动机的影响确实也在绘画、雕塑和文学中很明显。但是，就个人的美感而言，性欲冲动似乎并不能决定什么是美的，而且，进一步说来，也不是艺术的所有主题都与性欲冲动有关，比如说风景画。
音乐同样也一直被归因于性的动机，而且，它在早期与舞蹈之间的联系还被当作这一解释的充分根据。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舞蹈都与性有关，特别是原始人的舞蹈，其中有些舞蹈是与战争或其他令人兴奋的事情有关——这与儿童因为兴奋或高兴而跳舞是一致的。此外，在对音乐表演和音乐从其粗糙的开始到高度精美的艺术现状的发展过程的解释方面，性欲冲动在其中的解释力是极其有限的。在这里和在其他情况中一样，事实的真相是，审美冲动并不是源自性欲冲动，而是独立存在的，只是在特定情况下间接地与性欲冲动相连接。而且，这种连接并不完全是性欲驱力向审美范围的延伸，而是同样也包含审美动机向性兴趣范围的延伸。艺术确实利用性欲动机为它自己服务，但同样，性欲也利用艺术动机为自己服务。当一个男人爱上一个美丽的少女，他不仅仅被性欲冲动所驱使，同样也被对少女身体美的兴趣所驱使。在最低阶段，欲望与任何身体特征无关：假如只存在性的因素，那么，即使是优美的身段也是多余的。但是，在更高的阶段，审美冲动也必须得到满足，因而在身体美之外，可能还要求良好的性情和高雅的思想。
为什么年轻人喜欢跳舞？究竟是什么样的动机驱使他们放弃简单而舒服的生活，却喜欢跳舞这种如此费力的活动？毫无疑问，性为跳舞提供了很大一部分的动力。但是，如果性是唯一的动机，那他们为什么还要自找麻烦地掌握确切的舞步，并与乐队的节奏合拍，又为什么要有乐队，而且如果可能的话还要是好的乐队？无疑，部分的动力是对节奏、旋律和协调的喜爱，部分是对有序的运动活动的喜爱。跳舞是游戏，其驱动力量的一部分与儿童喜欢跑和跳的驱动力量是一样的。性欲动机，就它本身单独来说，显然不是游戏的动机。当它被强烈地唤起又不受控制时，它就会抛弃游戏的成分，而这种游戏成分在性欲动机相对较温和的表现中是与性欲冲动联系在一起的。舞蹈也像很多其他形式的社会娱乐一样，将性欲动机纳入自身为自己服务，从而为舞蹈作为游戏增添另一番趣味。但是，假如没有除性欲动机以外的其他动机存在的话，那么，所有这些娱乐形式就都根本不会存在。
以上关于性行为已经说得足够多了，这些讨论是为了说明，性行为在人类生活中所呈现的形式，乃是多种动机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性欲动机通常都是最重要的动机，而其他的动机则是赋予性行为以多样性和兴趣所必需的。如果说对于显然属于性欲性质的行为来说，情况是如此，那么，对于那些主要是由其他动机驱使的行为来说，情况也不大可能不是如此。对很多这种类型的行为活动来说，即使性欲动机也可能会以某种尚不明了的方式进入这些行为中来。但如果像弗洛伊德主义者那样主张说，所有其他的动机都只是伪装，而且，只要我们在任何行为中发现了性欲动机的蛛丝马迹就断言说，正是这个性欲动机为整个行为提供了全部动力，如果我们这么说，那是毫无意义的。在人类活动的各种复杂形式中，忽视混合动机的重要性无疑是错误的。
弗洛伊德的两个概念，即压抑（suppression）和升华（subli-mation），如果不考虑它们在精神分析背景中的含义而能够按照它们的表面价值将之纳入动力心理学的话，那么，它们将成为动力心理学中具有根本性的概念。压抑这个概念就要说明，那些不能直接表现出来的动机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这些动机将转变成为无意识的，但却仍然保有它们自己的力量，并干扰其他动机力量的有序运行。按照这种方式理解的压抑，无疑倒也是一个事实，不仅就性欲冲动而言如此，而且就好奇、愤怒以及其他动机而言亦如此。被压抑的愤怒将来某个时候会“积郁成疾”而干扰其他活动，并最终以行动爆发出来。但是，这并不是动机受挫后的唯一的表现方式。在前面考察“选择的因素”时，我们已经看到，选择因素经常在发挥作用，也看到了这样一种普遍性，即某一趋势遭受抑制构成了对另一趋势之选择过程的组成部分。实际上，在日常生活的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选择和抑制。遭受抑制的那些冲动，大部分只是自生自灭式地消亡了，但其中也有一些依旧存在，只是遭到打压而不那么强烈，而不是被压抑到无意识之中，并因而对事情的进一步的发展过程几乎不产生什么影响。这才是压抑的普遍规则，而弗洛伊德意义上的压抑，则只是其中的一个特例。
弗洛伊德的“升华”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概念。他相信，那些不可能被允许依其自然的途径加以宣泄的原欲动机，能够被疏导到其他的活动之中。因此，就性欲冲动而言，那力比多式的性欲迷恋，当被导出它的自然渠道后，就能够被用来驱动某种艺术嗜好或人道主义嗜好的历史车轮，这当然是“很好”的。然而，没有任何明确的证据表明，他的这个设想是可以实现的。真实发生的事情有时是这样的，即当兴起某种强烈但却不受欢迎的冲动时，为了摆脱这个冲动或是从中分心出来，我们便转而从事其他的某种能引起我们兴趣的活动。而且，那个不受欢迎的冲动正因为是强烈的，并不容易被抵抗，所以我们又不得不尽可能地潜心于我们转入的其他活动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对这一其他活动的兴趣可能会逐步发展为一种强烈的动机力量，并有效地取代那不受欢迎的冲动。当然，这显然不能使那不受欢迎的冲动去做与自身趋势无关的工作。这一冲动并不是被利用来服务于我们转而从事的其他的活动，而是被抵抗、被拒绝了。如果没有其他与之对立的动机力量来中和、抵消它，那么，它将会以一种依然故我的方式继续存在着。我们在前面确实已经看到，指向一个“完成反应”的趋势可以转而成为其他机制的驱力，但这些机制是一些服务于作为主导趋势的完成反应的。而“升华”则意味着，指向一个特定的完成反应的趋势，可以被用来为那些与自己无关，甚至与自己相对立的机制提供驱力。这一点似乎真的不能得到证明，而且它很可能是对动机事实的一个明显错误的理解。
对于动力心理学家来说，虽然一方面，他应该仔细检查那些致力于研究精神错乱和神经症的复杂而令人困惑的现象的人所提出的概念，另一方面，他不可能接受有些人有些时候提出的如下主张，即只有研究这些现象的学者，才有可能对有关人类动机的心理学做出实质贡献，但无论如何，他还是应该毫不犹豫地承认，出自这一来源的那些思想观念，既引起了巨大的兴趣，又极富有启发价值。而且，他还应该充分地意识到，要促进心理学的发展，不但要掌握动机的正常运行，还要掌握动机的异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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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转引自Morton Prince，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1908，Ⅲ，2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