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八·论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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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伯克段于鄢(隐元年)】

《春秋》之所深讥、圣人之所哀伤而不忍言者三;晋赵鞅帅师纳卫世子蒯聩于戚,齐国夏、卫石曼姑帅师围戚,而父子之恩绝;公与夫人姜氏遂如齐,而夫妇之道丧;郑伯克段于鄢,而兄弟之义亡。此三者,天下之大戚也。夫子伤之,而思其所以至此之由,故其言尤为深且远也。

且夫蒯聩之得罪于灵公,逐之可也,逐之而立其子,是召乱之道也。使辄上之不得从王之言,下之不得从父之令者,灵公也。故书曰:“晋赵鞅帅师纳卫世子蒯聩于戚。”蒯聩之不去世子者,是灵公不得乎逐之之道。灵公何以不得乎逐之之道?逐之而立其子也。鲁桓公千乘之君,而陷于一妇人之手,夫子以为文姜之不足讥,而伤乎桓公制之不以渐也,故书曰:“公与夫人姜氏遂如齐”,言其祸自公作也。段之祸生于爱。郑庄公之爱其弟也,足以杀之耳。孟子曰:“舜封象于有庳,使之源源而来,不及以政。”孰知夫舜之受其弟之深,而郑庄公贼之也。当太叔之据京城,取廪延以为己邑,虽舜复生,不能全兄弟之好,故书曰“郑伯克段于鄢”,而不曰“郑伯杀其弟段”。以为当斯时,虽圣人亦杀之而已矣。夫妇、父子、兄弟之亲,天下之至情也,而相残之祸至如此,夫岂一日之故哉!

《穀梁》曰:“克,能也,能杀也。不言杀,见段之有徒众也。段不称弟,不称公子,贱段而甚郑伯也。于鄢,远也。犹曰取之其母之怀中而杀之云尔。甚之也。然则为郑伯宜奈何,缓追逸贼,亲亲之道也。”呜呼!以兄弟之亲,至交兵而战,固亲亲之道绝已久矣。虽缓追逸贼,而其存者几何,故曰于斯时也,虽圣人亦杀之而已矣。然而圣人固不使至此也。《公羊传》曰:“母欲立之,己杀之,如勿与而已矣。”而又区区于当国内外之言,是何思之不远也。《左氏》以为段不弟,故不称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求圣人之意,若《左氏》可以有取焉。

【论用郊(成十七年)】

先儒之论,或曰鲁郊僭也,《春秋》讥焉,非也。鲁郊僭也,而《春秋》之所讥者,当其罪也。赐鲁以天子之礼乐者,成王也。受天子之礼乐者,伯禽也。《春秋》之讥鲁也,上则讥成王,次则讥伯禽。成王、伯禽不见于《春秋》,而夫子无所致其讥也。无所致其讥而不讥焉,《春秋》之所以求信天下也。夫以鲁而僭天子之郊,其罪恶如此之著也。夫子以为无所致其讥而不讥焉,则其讥之者,固天下之所用而信之也。

郊之书于《春秋》者,其类有三。书卜郊不从乃免牲者,讥卜常祀而不讥郊也。鼷鼠食郊牛角,郊牛之口伤改卜牛者,讥养牲之不谨而不讥郊也。书四月、五月、九月郊者,讥郊之不时而不讥郊也。非卜常祀、非养牲之不谨、非郊之不时则不书,不书则不讥也。禘于太庙者,为致夫人而书也。有事于太庙者,为仲遂卒而书也。《春秋》之书郊者,犹此而已。故曰不讥郊也。

郊祀者,先王之大典,而夫子不得见之于周也。故因鲁之所有天子之礼乐,而记郊之变焉耳。《成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公羊传》曰:“用者,不宜用者也,九月非所用郊也。”《穀梁传》曰:“夏之始,犹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盖不可矣。”且夫郊未有至九月者也。”曰“用”者,著其不时之甚也。杜预以为用郊从史文,或说用然后郊者,皆无取焉。

【论会于澶渊宋灾故(襄三十年)】

春秋之时,忠信之道缺,大国无厌而小国屡叛,朝战而夕盟,朝盟而夕会,夫子盖厌之矣。观周之盛时,大宗伯所制朝觐、会同之礼,各有远近之差,远不至于疏而相忘,近不至于数而相渎。春秋之际,何其乱也,故曰春秋之盟,无信盟也,春秋之会,无义会也。虽然,纷纷者,天下皆是也。夫子将讥之,而以为不可以胜讥之也,故择其甚者而讥焉。桓二年会于稷,以成宋乱。襄三十年会于澶渊,宋灾故。皆以深讥而切责之也。

《春秋》之书会多矣,书其所会而不书其所以会。书其所以会,桓之稷、襄之澶渊而已矣。宋督之乱,诸侯将讨之,桓公平之,不义孰甚焉?宋之灾,诸侯之大夫会,以谋归其财,既而无归,不信孰甚焉?非不义不信之甚,《春秋》之讥不至于此也。《左氏》之论,得其正矣。

皆诸侯之大夫,而书曰某人某人会于澶渊,宋灾故,尤之也。不书鲁大夫,讳之也。且夫见邻国之灾,匍匐而救之者,仁人君子之心也。既言而忘之,既约而背之,委巷小人之事也。故书其始之为君子仁人之心,而后可以见后之为委巷小人之事。《春秋》之意,盖明白如此。而《公羊传》曰:“会未有言其所为者,此言其所为何?录伯姬也。”且《春秋》为女子之不得其所而死,区区焉为人之死录之,是何夫子之志不广也!《穀梁》曰:“不言灾故,则无以见其为善;澶渊之会,中国不侵夷狄,夷狄不入中国,无侵伐八年,善之也,晋赵武、楚屈建之力也。”如《穀梁》之说,宋之盟可谓善矣,其不曰息兵故,何也?呜呼!《左氏》得其正矣。

【论黑肱以滥来奔(昭三十一年)】

诸侯之义,守先君之封土,而不敢有失也,守天子之疆界,而不敢有过也。故夫以力而相夺,以兵而相侵者,《春秋》之所谓暴君也。侵之虽不以兵,夺之虽不以力,而得之不义者,《春秋》之所谓污君也,郑伯以璧假许田,晋侯使韩穿来言汶阳之田归之于齐,此诸侯之以不义而取鲁田者也。邾庶其以漆闾丘来奔,莒牟夷以防兹来奔,黑肱以滥来奔,此鲁之以不义而取诸侯之田者也。诸侯以不义而取鲁田,鲁以不义而取诸侯之田,皆不容于《春秋》者也。

夫子之于庶其、牟夷、黑肱也责之薄,而于鲁也罪之深。彼其窃邑叛君为穿窬之事,市人屠沽且羞言之,而安足以重辱君子之讥哉?夫鲁,周公之复,守天子之东藩,招聚小国叛亡之臣,与之为盗窃之事,孔子悲伤而悼痛之,故于三叛之人,具文直书而无隐讳之词,盖其罪鲁之深也。先儒之说,区区于叛人之过恶,其论固已狭矣。且夫《春秋》岂为穿窬窃盗之人而作哉?使天下之诸侯,皆莫肯容夫如此之人,而穿窬盗窃之事,将不禁而自绝,此《春秋》之所以用意于其本也。《左氏》曰:“或求名而不得,或欲盖而名彰。书齐豹盗,三叛人名。”而《公羊》之说,最为疏谬,以为叔术之后而通滥于天下,故不系黑肱于邾。呜呼,谁谓孔子而贤叔术耶?

盖尝论之。黑肱之不系邾也,意其若栾盈于之不系于晋欤?栾盈既奔齐,而还入曲沃以叛,故书曰“栾盈入于晋”。黑肱或者既绝于邾,而归窃其邑以叛欤?当时之简牍既亡,其详不可得而闻矣。然以类而求之,或亦然欤?《穀梁》曰:“不言邾,别乎邾也;不言滥子,非天子之所封也。”此尤迂阔而不可用矣。

【左传三道·问小雅周之衰】

对:《诗》之中,唯周最备,而周之兴废,于《诗》为详。盖其道始于闺门父子之间,而施及乎君臣之际,以被冒乎天下者,存乎《二南》。后稷、公刘、文、武创业之艰难,而幽、厉失道之渐,存乎《二雅》。成王纂承文、武之烈,而礼乐文章之备,存乎《颂》。其愈衰愈削而至夷于诸侯者,存乎《王·黍离》。盖周道之盛衰,可以备见于此矣。《小雅》者,言王政之小,而兼陈乎其盛衰之际者也。夫幽、厉虽失道,文、武之业未坠,而宣王又从而中兴之故,虽怨刺并兴,而未列于《国风》者,以为犹有王政存焉。故曰:“《小雅》者,兼乎周之盛衰者也。”昔之言者,皆得其偏,而未备也。季札观周乐,歌《小雅》,曰:“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其周之衰乎?”《文中子》曰:“《小雅》乌乎衰?其周之盛乎!”札之所谓衰者,盖其当时亲见周道之衰,而不睹乎文、武、成、康之盛也。文中子之所谓盛者,言文、武之馀烈,历数百年而未忘,虽其子孙之微,而天下犹或宗周也。故曰:二子者,皆得其偏而未备也。太史公曰:“《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当周之衰,虽君子不能无怨,要在不至于乱而已。《文中子》以为周之全盛,不已过乎。故通乎二子之说,而《小雅》之道备矣。谨对。

【公羊三道·问大夫无遂事】

对:《春秋》之书遂一也,而有善恶存焉,君子观其当时之实而已矣。利害出于一时,而制之于千里之外,当此之时而不遂,君子以为固。上之不足以利国,下之不足以利民,可以复命而后请,当此之时而遂,君子以为专。专者,固所贬也,而固者,亦所讥也。故曰:《春秋》之书遂一也,而有善恶存焉,君子观其当时之实而已矣。公子结媵陈人之妇于鄄,遂及齐侯、宋公盟。《公羊传》曰:“媵不书,此何以书?以其有遂事书。大夫无遂事,此其言遂何?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国家、利社稷,则专之可也。”公子遂如周,遂如晋。《公羊》亦曰:“大夫无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为政也。”其书遂一也,而善恶如此之相远,岂可以不察其实哉。《春秋》者,后世所以学为臣之法也。谓遂之不讥,则愚恐后之为臣者,流而为专。谓遂之皆讥,则愚恐后之为臣者,执而为固。故曰:观乎当时之实而已矣。西汉之法,有矫诏之罪,而当时之名臣,皆引以为据。若汲黯开仓以账饥民,陈汤发兵以诛郅支,若此者,专之可也。不然,获罪于《春秋》矣。谨对。

【公羊三道·问定何以无正月】

对:始终授受之际,《春秋》之所甚谨也。无事而书首时,事在二月而书王二月,事在三月而书王三月者,例也。至于公之始年,虽有二月、三月之书,而又特书正月。隐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庄元年:“春王正月;二月,夫人孙于齐。”所以揭天子之正朔,而正诸侯之始也。《公羊传》曰:“缘民臣之心,不可一日无君。缘始终之义,一年不二君。不可旷年无君。”故诸侯皆逾年即位而书正月。定公元年书曰:“王三月,晋人执宋仲几于京师。”先儒疑焉,而未得其当也。尝试论之。《春秋》十有二公,其得终始之正而备即位之礼者四,文公、成公、襄公、哀公也。摄而立,不得备即位之礼者一,隐公也。先君不以其道终,而已不得备即位之礼者六,桓公、庄公、闵公、僖公、宣公、昭公也。先君不以其道终而又在外者二,庄公、定公也。在外逾年而后至者一,定公也。且夫先君虽在外不以其道终,然未尝有逾年而后至者,则是二百四十二年未尝一日无君,而定公之元年鲁之统绝者自正月至于六月而后续也。正月者,正其君也。昭公未至,定公未立,季氏当国,而天子之正朔将谁正耶?此定之所以无正月也。《公羊传》曰:“正月者,正即位也。定无正月者,即位后也。定、哀多微辞。”而何休以为昭公出奔,国当绝,定公不得继体奉正,故讳为微辞。呜呼!昭公绝而定公又不得立,是鲁遂无君矣。《穀梁》以为昭无正终,故定无正始。观庄公元年书正,则不言而知其妄矣。谨对。

【穀梁四道·问鲁犹三望】

对:先儒论书“犹”之义者,可以已也。愚以为不然。《春秋》之所以书“犹”者二,曰如此而犹如此者,甚之之辞也。“公子遂如齐,至黄乃复。辛巳,有事于太庙,仲遂卒于垂。壬午,犹绎。万入去龠”是也。曰不如此而犹如此者,幸之之辞也。“闰月不告朔,犹朝于庙”、“不郊,犹三望”是也。夫子伤周道之衰,礼乐文章之坏,而莫或救之也。故区区焉掇拾其遗亡,以为其全不可得而见矣,得见一二斯可矣,故“闰月不告朔,犹朝于庙”者,悯其不告朔而幸其犹朝于庙也。“不郊犹三望”者,伤其不郊而幸其犹三望也。夫郊祀者,先王之大典,而夫子不得亲见之于周也,故因鲁之所行郊祀之礼而备言之耳。《春秋》之书三望者,皆为不郊而书也。或“卜郊,不从,乃免牲,犹三望”,或“郊牛之口伤,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犹三望”,或“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不郊,犹三望。”《穀梁传》曰:“乃者,亡乎人之辞也。犹者,可以已之辞也。”且夫鲁虽不郊而犹有三望者存焉,此夫子之所以存周之遗典也。若曰可以已,则是周之遗典绝矣。或曰:鲁郊,僭也。而夫子何存焉!曰:鲁郊,僭也。而夫子不讥。夫子之所讥者,当其罪也。赐鲁以天子之礼乐者,成王也。受天子之礼乐者,伯禽也。《春秋》而讥鲁郊也,上则讥成王,次则讥伯禽。成王、伯禽不见于经,而夫子何讥焉。故曰“犹三望”者,所以存周之遗典也。范宁以三望为海、岱、淮。《公羊》以为泰山、河、海。而杜预之说最备,曰:分野之星,及国中山川,皆因郊而望祭之。此说宜可用。谨对。

【观过斯知仁矣】

孔子曰:“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自孔安国以下,解者未有得其本指者也。《礼》曰:“与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与仁同过,然后其仁可知也。”闻之于师曰:此《论语》之义疏也。请得以论其详。人之难知也,江海不足以喻其深,山谷不足以配其险,浮云不足以比其变。扬雄有言:“有人则作之,无人则辍之。”夫苟见其作,而不见其辍,虽盗跖为伯夷可也。然古有名知人者,其效如影响,其信如蓍龟,此何道也。故彼其观人也,亦多术矣。委之以利,以观其节,乘之以猝,以观其量,伺之以独,以观其守,惧之以敌,以观其气。故晋文公以壶飧得赵衰,郭林宗以破甑得孟敏,是岂一道也哉。夫与仁同功而谓之仁,则公孙之布被与子路之缊袍何异,陈仲子之螬李与颜洲之箪瓢何辨。何则?功者人所趋也,过者人所避也。审其趋避而真伪见矣。古人有言曰:“锄麑违命也,推其仁可以托国。”斯其为观过知仁也欤!

【君使臣以礼】

君以利使臣,则其臣皆小人也。幸而得其人,亦不过健于才而薄于德者也。君以礼使臣,则其臣皆君子也。不幸而非其人,犹不失廉耻之士也。其臣皆君子,则事治而民安。士有廉耻,则临难不失其守。小人反是。故先王谨于礼。礼以钦为主,宜若近于弱,然而服暴者,莫若礼也。礼以文为饰,宜若近于伪;然而得情者,莫若礼也。哀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不有爵禄刑罚也乎,何为其专以礼使臣也!以爵禄而至者,贪利之人也,利尽则逝矣。以刑罚而用者,畏威之人也,威之所不及,则解矣。故莫若以礼。礼者,君臣之大义也,无时而已也。汉高祖以神武取天下,其得人可谓至矣。然咨慢而侮人,洗足箕踞,溺冠跨顶,可谓无礼矣。故陈平论其臣,皆嗜利无耻者,以是进取可也,至于守成,则殆矣。高帝晚节不用叔孙通、陆贾,其祸岂可胜言哉。吕后之世,平、勃背约,而王诸吕几危刘氏,以廉耻不足故也。武帝踞厕而见卫青,不冠不见汲黯。青虽富贵,不改奴仆之姿,而黯社稷臣也,武帝能礼之而不能用,可以太息矣。